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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路憲文口述，女兒路霞整理，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少數人中流傳-18.pdf

　　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揭「信陽事件」真相

　　路憲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國為之震動的「信陽事件」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把這一事件的歷史真相如實地反映出來，並對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及經驗教訓進行分析和總結是我多年的夙願。進入晚年又患癌症，作為當時信陽地區第一書記的我認為自己有責任來完成這一工作。

　　在病床上，經我回憶口述由我女兒路霞記錄整理出《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
教訓》一文。希望通過此文儘可能客觀地再現這一歷史事件的真相，闡述我對這一事件的看法。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信陽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是五十年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左傾路線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結果。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人民公社這個時代產物的出現，促使社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造成了社會生產力和物力資源、人力資源的極大破壞，死人事件的發生也成必然。雖這類事件在全國許多地方都有發生，但遭遇特大旱災的信陽就成為其中較突出的一個地區。它的發生和發展是社會的、政治的乃至自然的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現在回憶和分析這一事件的意義就在於為後來的領導階層，為後人提供一個反面的教訓。

　　因為各種原因，這篇文章現在才寫出來，它的面世如能給人們了解事件真相以幫助，使
人們從中得到一點有益的啟發，這就是我這個三六年參加革命的老人，當年信陽事件的當事人、見證人的最大願望了。

　　「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一九六0年春，全國許多地方相繼出現了大量餓死人的問題。信陽地區餓死人的情況向黨反映最早。黨中央首先查了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把信陽作為一個典型處理，並稱之為「信陽事件」。事實上，稱「信陽事件」是不確切的，因當時餓死人的問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更是錯誤的。實際上「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五九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講的「它是我黨建國以來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時隔三十余年，我們黨應該有勇氣正視這個問題，應反思這一事件發生、發展的歷史根源和和社會根源，從中吸取深刻的經驗教訓。

　　那麼，「信陽事件」發生、發展的歷史根源和社會根源是什麼呢？第一，從河南來說，錯誤地開展反潘、楊、王運動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個左傾錯誤的高潮。

　　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會上，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傳達當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的講話。鄧的講話中說：河南沒有人性，群眾餓著肚子討荒（逃）要飯，河南打腫臉充胖子，吹如何如何豐收。潘復生強調說：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糾偏。並說：河南西北高，東南平，災情多，生產很落後，豐收年略有結餘，常年只能自給自足，災年還得向外求援，不能徵購太多，不能只顧任務，不顧政策，把群眾口糧購走。當時列席會議的地委縣委書記談了河南群眾的災荒情況，要求省委減輕徵購任務，發放救災糧款，並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況。

　　省委四次全會後，潘復生起草了十二條宣傳要點，宣傳入社自由、退社自由、僱工自由
、借貸自由等，並通報當時臨汝群眾鬧社事件和洛陽某地吃樹葉、觀音土等災情，支持群眾。這在幹部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繼之，省委五次全會召開。會議開始時，各地委書記彙報多數群眾對潘復生的十二條宣傳要點是歡迎的。不料會議結束時，吳芝圃代表省委黨小組在會議上揭發了潘復生同志，說：潘復生十二條宣傳要點是錯誤的，是反對合作化的綱領，反映了地主、富裕中農的情緒，潘是反對統購統銷，反對合作化；實際上是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現在潘復生對自己的錯誤已作了自我批評。當時在會議上就展開了對潘復生的批判，會後讓潘復生下農村去調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復生的錯誤傳達到縣社。這在全省範圍中引起強烈震動，使左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發展。

　　1958年在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河南代表團在大會的發言中（楊蔚平），以「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的主要危險」為題目，揭發批判了潘復生在河南反對農業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唯條件論，製造悲觀情緒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中央在會上撤銷了潘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和軍區政委的職務，在河南全省群眾中公開開展了反對潘復生的運動。在批判潘的過程中聯繫潘展開了對楊珏、王庭棟的所謂錯誤的揭發和批判。與此同時，河南省委發起了全國著名的放衛星運動，以放衛星當炮彈，反對潘的右傾。河南省辦起了小麥產量展覽館，各地區農業局長帶技術人員在省里辦各自的版面，省農業廳長組織各地區農業局每天向縣裡打電話落實畝產量，各地區互相觀望攀比，小麥畝產量很快由110斤增長到200多斤。這樣，邊放衛星邊提高畝產量，開了大放衛星大刮浮夸風的先例。當時在全省範圍內到處抓小潘復生，插紅旗，拔白旗，刮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把河南的左傾思想推向了高潮。

　　在反潘、楊、王的基礎上，1958年秋，在河南實現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辦鋼鐵運動。

　　河南的第一個衛星是遂平縣委書記趙光的試驗田，畝產1千多斤。這是河南日報記者到當地採訪，根據村幹部的彙報放的，試驗田的主人趙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韓樓大隊婦女隊長畝產3400多斤的衛星，也是河南日報記者親自採訪後放的。地委，縣委均是看了報才得知的。西平城關公社放了畝產7300多斤的衛星，是由公社黨委直接報給河南日報社的。河南日報當時是分管農業的書記史向生批的。史曾打電話問我是否有這樣的情況，我說不知道。為慎重起見，我問了縣委書記，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辦公室主任王秉林帶一個工作組去調查，當時因麥已收打完畢，他召開了一個社隊幹部和老農座談會，並看了標本麥穗、糧食堆。回來后他把調查所得情況如實向省委作了彙報。第二天，河南日報上就放了衛星。當時省委常務副書記楊蔚平對放衛星有個總結，把放衛星說成是社會發展的規律：放衛星打破了社會發展的平衡，使后進者向先進者趕上去，然後又放新的衛星，使新的后進趕先進。吳芝圃在《中州評論》上發表了《哲學的躍進和躍進的哲學》一文。楊蔚平還在省委擴大會議上講：這幾年總結了一條經驗，春季布置，夏季檢查，秋季批判，產量就上去了。事實上，河南的糧食是如何上去的呢？

　　1958年秋，省委召開地委書記會。會上大家彙報各地的產量，本來就有些浮夸。吳芝圃聽后仍很不滿意，認為地委書記留的餘地太大了，產量決不只這麼些，他指定戴蘇理主持會議和地委書記再座談一下，把產量再搞搞。地委書記都知省委嫌少，想讓增加，就都拿起算盤，佯裝算畝產，實則互相攀比。結果全省產量算到了500多億斤（原報300億斤）。吳芝圃高興地說：這才接近實際，實際還留有餘地。

　　會後吳芝圃到中央開會，向毛主席彙報河南全省產量500億斤，大豐收（當時全國7000億斤產量）。毛主席也很滿意地說：大家可能留有餘地，實際不是那麼多，留點餘地好嘛！

　　當時河南省副省長彭笑千，計委主任邵文傑，農業廳長馮鳴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產量有浮夸。吳芝圃在會上批評道：「這些是秋後算賬派，思想跟不上形勢。」結果這幾個同志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時，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

　　1959年春，在豫東商丘、豫北新鄉造成嚴重的餓死人現象。河南省委並沒吸取經驗教訓，卻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當時信陽就曾支援他們每個地區1億斤糧食。對餓死人的地區領導，只當工作問題輕描淡寫地作了批評。然而他們對反映餓死人和浮夸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面紅旗抹黑。

　　這樣顛倒是非，使整個河南的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從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範圍內餓死人的思想根源。

　　第二，1959年秋信陽地區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晚秋作物播種后一直到收割時期沒下一場雨。尤其是水稻受害更為嚴重，晚稻幾乎絕收。這是造成「信陽事件」的客觀原因。

　　59年春，毛主席在視察河北、山東省以後來到河南，召集省、地委書記在火車上開座談會。主席把一路上聽到的浮夸風、「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向大家作了介紹，徵求河南省委的意見，問是否也有這樣的情況。當時地委書記把各自了解的情況如實向主席作了彙報。毛主席講：這是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如果不糾正，發展下去，就會成為左傾冒險主義。當時省委正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主席建議把公社、大隊、生產隊的幹部召集來聽聽他們的意見。三級幹部會就擴大成為六級幹部會（省、地、縣、社、大隊、小隊，共六千人）。基層幹部聽了毛主席講話的文件后，非常高興，紛紛把自己的看法，本單位的情況作了彙報。毛主席又召集地委書記彙報討論情況。聽到幹部們都擁護，才放心了。毛主席在會上寫了關於生產隊管理的要點（順口溜：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主席還在在鄭州召開了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各省書記的擴大會議（二次鄭州會議）進行討論。會後主席到武漢，又給河南省委打電話，詢問貫徹情況，並給全國生產隊寫了一封公開信，即《告生產隊幹部的一封信》，要求生產隊自覺抵制浮夸風，共產風。這次會議后，全省進行了貫徹，以縣為單位進行了算賬退賠，基層幹部和群眾情緒高漲，「三風」有所收斂，農村又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好形勢。

　　59年，河南，尤其是信陽地區遇到特大旱災，從7月到9月沒下一場透雨。廣大群眾掀起了抗旱高潮，情緒之高歷來是沒有的。經過抗旱鬥爭，早秋獲得較好的收成，晚秋幾乎絕收，這就成為餓死人事件的客觀原因。如果當時正確對待這種情況，引導群眾進行生產自救，是可以度過災荒，做到不死人，少死人的，可是當時從省到地、到縣，對當時的抗旱情況都估計得過高，群眾受災了還強調豐收。特別是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后，在全省開展了反右傾運動，並強行提前向群眾大量徵購糧食。在左的思想傾向還沒來得及解決的情況下，又反開右了。越反越脫離群眾，最終產生了「信陽事件」的惡果。

　　第三，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繼之全國搞起了公社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是大面積餓死人的社會組織原因。

　　58年春天，遂平縣嵖岈山的幾個合作社想修水庫，但是佔地、效益等問題不好處理，當時六個鄉的幹部在一塊商量后，把六個鄉的合作社結合在一起，成立了一個社，大家稱之為集體農莊。各區各縣知道后，紛紛要辦，當時地委勸阻大家不要操之過急，等等看再說。我還派了地委農工部書記（部長），帶工作組去進行實地調查研究。「八大」二次會議上，我在河南的小組會議上發了言，引起了強烈反映。許多同志說這是大好事，建議我寫出發言稿在大會上發言。我就寫了稿送交大會。由於時間關係，只形成了書面發言。會後毛主席看到了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辦公廳四位同志和「紅旗」雜誌社副總編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進行調查研究。李郁九幫助寫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從山東視察回來到鄭，中央政治局的譚震林叫遂平縣委書記趙光彙報工作。彙報過程中一個記者問主席：「遂平有個集體農莊？」毛主席說：「還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寫的社章，毛主席高興地說：「好得很呀！多年夢想的東西得到了。」緊接著，人民日報以「河南省信陽地區實現公社化」為通欄大標題，在第一版發表新聞報道，同時刊登了《人民公社社章》。我在嵖岈山開了全地區鄉黨委書記以上的千人幹部會議，總結經驗，在全區推廣。

　　人民公社以後，首先是大辦鋼鐵、公社化、託兒所、食堂化一起搞了。我受紅旗雜誌社委託寫了《人民公社兩個優越性》，在《政治學習》上發表。中央在嵖岈山召開組織部長會。一個月內，全國18萬人參觀了嵖岈山人民公社，參觀其「一大二公」的優越性。當時在嵖岈山討論吃飯問題，中央工作組提出吃飯不要錢，我不同意，我怕吃飯不要錢，糧食吃光了沒有什麼交公糧。完不成任務怎麼辦？中央辦公室的人說我太保守了，人民公社糧食多得很，怎麼能吃光了？后在省委書記史向生的勸說下，我才勉強同意。當時我們過高估計了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根本沒想到，也不可能想到這種社會組織形式誕生后，會對社會產生多大的影響。

　　人民公社化后，第一個考驗是大辦鋼鐵。在全國「以鋼為綱」鋼鐵元帥升帳的時期僅信陽地區就有100萬人參加大辦鋼鐵。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輿等淮北幾個沒礦石縣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確山、羅山、商城、光山等縣。淮南的這幾個縣平均每天要接納近5萬人。可想而知，沒有人民公社這種形式，大辦鋼鐵根本搞不成。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優越性的體現。但也是人民公社的這個所謂優越性，又顯示出了它嚴重的弊端。可以這樣說，沒有人民公社這一組織形式，就不會形成當時那種農民大規模棄農鍊鋼的局面，也不至於農業生產遭受巨大的損失，即使遭受天災，信陽地區也不會餓死那麼多人。

　　眾所周知，在思想上黨一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上共產主義生活，就勇（踴）躍投入社會化的高潮。但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僅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了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也就沒有了管理的積極要求。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關心，只要有飯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上，因搞軍事共產主義，搞供給制，群眾有對黨組織的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把鐵犁、鐵鍋等砸了鍊鋼鐵，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徵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繼之而來的是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興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吃。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幹部利用特權多吃多佔，甚至有人把群眾的糧食打成燒餅賣錢。這樣群眾僅有的一點口糧也不能進肚。又由於反右傾，有一切服從人民公社的口號，群眾怕拔紅旗，插白旗，挨批評，餓著肚子卻說吃飽了。芸芸眾生餓肚子待糧，糧不可待，終於死於飢荒。人民公社這種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組織形式與泛濫的左傾思想相結合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

　　第四，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春季已收斂的「五風」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廬山會議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實際地提前強行徵購糧食，這是促成「信陽事件」惡果的直接原因。

　　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視抗旱情況，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參加省工業會議。會上楊蔚平作總結時說：「廬山有彭德懷跳出來反黨，河南有張申跳出來反黨，上下呼應。」事實上，開封地委書記張申，調查了死人問題，搜集材料在工業會議上說：「群眾餓死了，小麥長得不到一尺高，能看見地皮，你們還放大豐收，還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大會批判了張申，把他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信陽地委的楊玉璞（工業書記）只說了一句「張申同志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結果也挨了批，在會上作了檢討。

　　工業會議結束后，省委召開地委書記座談會，摸地區領導班子的思想情況，並派人到各地調查班子里有沒有反黨分子，為貫徹廬山會議精神作了準備。

　　9月初，省委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之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傳達中央糧食工作會議精神。他說：「李先念同志講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現在如果不抓徵購糧食，廬山會議精神貫徹后群眾就把糧食吃光了。征不到糧食城市生活怎樣安排。要求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同時，兩手一齊抓，一手抓征糧食，一手抓精神貫徹，早秋下來群眾邊收割邊徵購。」宋致和要求各地委書記向回打電話，讓各縣彙報產量，分配徵購任務（往年都是從省里開會後回去再開會，動員，統計，最後分配任務）。當時各縣委聽說廬山會議反右傾了，思想都很緊張，明明大旱了，還報大豐收，高產量。信陽報的是45億至50億（分配給信陽秋季的徵購任務是11億斤）。地委書記們一面每天打電話向各縣要任務，抓徵購，一面開會批右傾。反右傾會上，把省委機關的彭笑千、邵文傑、馮鳴臬等6人說成是秋後算賬派，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會上說他去孟縣，被群眾包圍要糧食，說時痛哭流涕，這時也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說他是反右傾漏網分子。商丘地委書記陳秉之被打成右傾，副書記張申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洛陽地委書記王惠之曾提倡過生產到隊，耕牛分槽餵養，此時被批判撤銷地委書記職務，說他是富裕中農的代表，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當時幾乎每個地委都反了一個書記，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季群眾沒飯吃討飯問題擴大化，多分了幾千斤糧食造成浪費，反對「小土群」，下放小商販為內容的檢討。吳芝圃、戴蘇理都曾找我談話，讓我批副書記張樹藩。許昌軍分區步司令員，因看不慣公社婦女穿短袖衣服，短褲頭跳舞，被說成反公社化挨了批鬥。

　　這一反右傾，把毛主席鄭州會議上的講話和以後的一些正確措施都推翻了，造成了大家思想上的極端混亂。當時以反右傾的精神去搞糧食徵購，完不成任務就是右傾，大家怕被反，都寧左勿右。

　　由於完不成糧食徵購任務，宋致和對我們說：「信陽每年能完成，今年完不成，是不是反右傾不徹底，縣委書記有問題？」我以縣委書記沒問題，公社一級工作做得不太通為由搪塞了過去。

　　在這種形勢下，各地、縣提前強迫性向群眾徵購早秋糧。村幹部怕被打成右傾，把糧食就場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結果群眾的糧食被征透了底，群眾餓肚子，村幹部卻不敢反映飢荒，荒說食堂沒有停伙。

　　59年9月底，信陽地區完成5億斤糧食的徵購后，進展不動了，省委三天一個電話，兩天一個電話催徵購，並說糧食徵購進展緩慢，完不成任務，有實際問題，也有思想問題。所謂實際問題，是個別地方有災；所謂思想問題，是反右傾不徹底，思想右傾。地委，縣委一面批判右傾，一面打電話催徵購。到11月初，全區徵購任務完成六億多斤，已推不動了。我在潢川開了縣委會議，縣委書記彙報了食堂停伙、群眾討荒要飯，發生餓死人現象、流傳烏嘴病等問題。我在會上提出停止徵購，先安排好群眾生活，然後再徵購。並派醫療隊下去給群眾治病（後來發現是食物中毒）。

　　晚上，宋致和也趕到了，我把停止徵購，先安排群眾生活的做法彙報了，宋同意，並和我一起到平輿，召開淮北幾個縣委的會議。平輿縣（新蔡縣）發現蛟停湖公社群眾大批逃荒，要求發糧，宋致和講回省研究后再批，我個人無權批，你自己先解決吧！我還到確山，開了確山、遂平、西平等縣委書記會議，聽縣委書記彙報飢荒災情，提出先安排群眾生活，停止徵購。在向省里要救濟糧，省里還沒給的情況下，我指令各縣自己有動用50萬斤國庫糧的權力救災，先用后報。我路過潢川縣，遇大雪，路上司機發現路旁地里有死人。到孫鐵鋪公社，街上食堂外來的群眾排隊搶著買饃吃。我找到公社書記，讓他想辦法救濟群眾。

　　回地委后，我馬上召開地委會，研究制定了八項措施，大致有暫停徵購，安排生活，摸清災情，生產救災，在群眾發生困難的時候加強對地富分子的控制，打擊流竄犯，安排外流人員，縣社隊各級設浮腫病醫院，治療浮腫等內容。我向省委作了彙報，省里感到還不錯。

　　12月中旬，省委召開地市級幹部會議，宣布停止徵購，全面轉向生產救災。在會上，吳芝圃講：憲文同志思想不要顧慮，信陽一貫對全省貢獻很大，現在你有困難省委幫助你。會後，省財貿書記宋致和帶領數十名機關幹部到信陽來幫助救災，每個縣委都有一個廳局級幹部蹲點。我向省委要了四億斤糧食，又從地委糧食局管的城市指標中調節了5000萬斤糧食，召開縣委書記會，分配了救災糧款。還派縣區級幹部到公社裡幫助生產救災。第二次潢川會議我要求對死人的問題寫檢討，並要求處分。宋致和說：「這麼大的災情，死幾個人是難免的，是工作問題，又不是你叫餓死了。先不要調查、寫檢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災。」

　　我又向省里要了兩億斤糧食，分到各縣。在平輿縣，我發現很多群眾得浮腫病，決定縣、社、大隊分別辦浮腫病醫院，重病號送縣搶救，中等病號送公社治療，一般病號在大隊衛生所治療。省、地都派了好醫生巡迴治療。

　　春節期間，公安局年終統計，全區死人18萬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萬，餓死人為8萬。我讓公安局全部向省里彙報。

　　可是正月初八，省委召開六級幹部會議布置生產和生產救災工作，糧食廳廳長王秉章去找我，說信陽地區外調糧食計劃沒完成，要抓一下，趕快完成。我說我們已沒糧食吃，不能再調了。吳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談話說：「憲文同志，糧食調購是中央統一安排，你必須服從，你需要糧食我供給。」

　　會上吳芝圃講：河南省有災情，群眾生活有困難，我們要自己解決，不向中央開口要糧食。有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實際上是反瞞產），瓜菜代。
　　
　　3、4月份，吳芝圃要去中央開會，他和宋致和找我談話說：憲文同志，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一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我提出死人數字怎樣報的問題，他說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

　　回地委后，我召開縣委書記會議，讓大家報死人數，統計結果非正常死人8萬4千人。省委加個批語：報告中央通告全省，並加一句註釋：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當時固始縣委向中央民政部、衛生部報告餓死人數、浮腫病人數，要求中央支持。省里很生氣，立即打電話命令：固始縣死了4萬人，要做檢討，受批評，地委路憲文也有責任，要寫檢討。當時省里僅存11億斤糧食，我向省里要了兩億五千萬斤，省里給了兩億斤。我令各縣打開倉庫，除留下城鎮供應口糧和種子外，全部拿出救濟群眾。

　　五月，省委召開夏糧徵購會議，這時災情已停止。中央派紀檢會處長李堅帶領一個小組到信陽檢查。他找我談話說：「死人不是8萬，10萬也不止，20萬也不止，推算有30萬人」「你為什麼不揭省委，你有那麼大的本事，能頂得住嗎？」我把這些給省委彙報了。他們說：這些辦事人員就不了解中央意圖，毛主席說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問題，要總結經驗教訓，一般不要處分人。

　　事實說明，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左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陽死人問題，是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不是個別同志的問題。那麼對「信陽事件」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信陽事件」的處理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書記楊蔚平、李立以及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李儉波赴信陽解決信陽問題。在雞公山召開地委常委擴大會議，包括地委委員，各縣書記，地專直黨委書記，地委各部。會上首先由楊蔚平講話：信陽地委這幾年來工作做得不錯，各項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對全省貢獻很大。近幾個月來，由於執行中央「三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統購統銷，政策上犯了錯誤，積累得多了些，給群眾留得少了些，作風上官僚主義，強迫命令，造成了嚴重的死人問題，還算工作問題。這次會議主要是總結經驗教訓，檢討好了，不給組織處理。

　　接著，我代表地委作了檢查。頭次檢查擺事實多，把省里安排的一些情況敘述出來。楊講：路憲文同志的檢查擺事實多，思想檢查不夠深刻，大家提意見。後來我又作了第二次檢查，這次主要講思想。由於當時左的思想影響。不敢正視錯誤，不可能，也不敢認識錯誤的實際，所以著重從個人方面檢查，如驕傲自滿、居功自傲、不關心群眾以及官僚主義等。

　　在檢查前，省委書記楊蔚平指定要點三個縣委書記的名（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基）批判。說王搞男女關係，楊用鴨絨作被子，並讓幾個城市女人做，馬反右傾，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把縣委副書記（張福洪）打死了，並把他們評定為三個壞分子。當時我思想不通，認為這是歷史上處理過的，和死人沒什麼關係，就輕描淡寫說了幾句。散會後，楊蔚平訓了我一頓：叫你點名，你點得不痛不癢，你為什麼不敢點，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他們手裡，怕他們揭發你？結果楊又親自點名，並把馬龍山看管起來。原定把王漢卿調雞公山做調查研究，把楊守基調到省科委，他是水利土專家，還沒走，就被叫到會上批判了。

　　會上黨校書記閆仲儒對我發言過於激烈，說：路憲文不是工作問題，認識問題，是立場問題。當場受楊蔚平的批評，說他無限上綱。楊讓我寫個地委常務會總結。楊看后說不管用，太啰嗦，文字太長，內容太複雜，楊親自主持黨委會議作決議。會上我要求給處分，楊堅持不給，同來的幾個省委領導也同意給我處分，調其它地方工作，楊堅持不給處分，說這是大方向問題，路憲文代表大方向。

　　會議上，省委還帶了電台，每天把會議情況向在北京開會的吳芝圃彙報，常委會議決議也送交了吳芝圃。吳說：會議開得很好，路憲文同志也作了深刻檢查。

　　吳芝圃從中央開會回來，在大會上講：信陽死了那麼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經驗教訓，不作組織處理。

　　9月份，到省委開會，傳達在羅馬尼亞共產國際會議上中蘇關係情況。省委要我在省委全會上作了檢查。這次檢查還是說過程多，思想檢查不深刻。吳芝圃說：憲文同志主要是對信陽死人問題的說明，思想認識不夠，省委決定讓你留在原崗位堅持工作，在什麼地方倒，就在什麼地方爬起，要直起腰桿工作。

　　在此階段，省委這樣處理，真實意圖是處理三個縣委書記，以保地委，最終達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紅旗的目的。

　　第二階段：據省紀委書記劉名榜61年談，河南省委、關於信陽常委擴大會議的決議報告中央后，劉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了批複：讓信陽人民來個二次解放，信陽地區地主階級復辟了，信陽地委黨變成了國民黨，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徹底發動群眾揭發，查清處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來河南進行調查，並向劉少奇作彙報。譚震林、徐子榮帶著劉的批示到河南省委會上作了傳達。省委會議的空氣立即變了。楊蔚平說：信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立即槍決。吳芝圃低頭不語。會上一片殺氣。後來中央又派李先念、陶鑄、譚震林、王從吾、徐子榮、王任重等代表中央來河南處理問題。

　　我正在傳達布加勒斯特會議精神，楊蔚平到信陽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你地委書記職務，不算最後處理，還看情況發展，希望你老實檢討，不要上攀下連，最後處理還是省委作決定。

　　省委先派戴蘇理、趙定遠當信陽地委正副書記。這時在信陽地區就開展了民主補課運動。說「信陽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徹底，地主復辟了。吳芝圃在信陽幹部會上講：我用錯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壞人，信陽地區這麼嚴重的問題他都沒給我說，我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楊蔚平說：有人說路憲文是好人辦壞事，不對，路憲文是反革命分子，餓死那麼多貧下中農、階級兄弟，還能是好人。他們走到哪裡都這樣講縣委書記，到一個縣抓一個縣的縣委書記。甚至揚言說：信陽要組織暴動，派15軍7師一個團到信陽鎮壓。據說他們去查，老百姓嚇得到處藏，竊竊私語，被他們認為要暴動。

　　從此信陽就變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數千幹部被抓入監獄，15萬人抓起集訓審查。有些縣監獄中裝不下，就騰空房子安排。集訓沒飯吃，家屬不能接見，家屬們把紅薯、饃從高牆外往裡扔，裏面搶著吃。當時有些幹部自殺了，有些農村幹部被抄家了。南陽唐河縣委書記的愛人和孩子集體投井自殺了。當時因害怕而自殺的人很多，沒人敢統計這個數字。死人數字越報越多，誰報得少是包庇，被批為右傾。這造成新的恐怖，許多地富反壞右興高采烈，乘機對幹部打擊報復。

　　省委常委會上研究要槍決路憲文，徵求各地市意見。據商丘地委副書記耿化伍說，大家誰也不發言。徐子榮在幹部會上講：要落實一下，殺人問題究竟殺多少為好，是不是大縣殺八百，小縣殺四百，一個大隊殺四至五人（我親自看過講話稿），共2萬人。據省委副書記楊珏講：在省委討論殺人問題，大家不好講，我說殺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別省怎麼辦，或請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

　　結果去請示毛主席（毛主席當時在長沙巡視），主席下了6條批示，主要精神是：餓死人的問題是高指標，高徵購造成的，死官僚主義，死官僚主義也是人民內部問題，教育好了還可以為黨做工作。一個不殺，大部分不抓，抓起來的立即釋放。先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然後再解決敵我矛盾。

　　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鄧小平從四川視察回來路過信陽，把信陽地委檔案調出來看了一下，說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什麼特殊的，不同意殺人。

　　當時中央有個電報叫放人。據信陽地委副專員講，當時劉建勛曾打電話給戴蘇理，讓他把抓起來的人員放了，先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劉建勛又親自到信陽做戴蘇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

　　一場轟轟烈烈的黨內鎮壓反革命運動就這樣不聲不響地停了，使我黨避免了一場悲劇。

　　第三階段：1962年，省委派紀委書記劉名榜、組織部長張建民、地委副書記趙定遠到公安廳找我落實材料。

　　由於當時思想認識糊塗，不敢說真思想，材料仍不能落實。

　　河南省委副書記何偉主持對信陽問題作結論。他到農村作了調查，村上老百姓給他說實話：這事也不能光怪地縣委書記，上邊給他們要糧，他們不給也不行。

　　回來后，他對信陽問題作了結論上報中央。省委副書記趙文甫把我叫去談話：你寫的材料我們看過了，還不錯，基本認識了自己的錯誤。省委把你鬧（方言？）來，主要是為了保護你。信陽死人在全省比例較大，死人數字也弄不清，你說把你拉出去槍斃虧不虧。我說不虧。他說不要你說不虧，把我們任何一個省委書記拉出去槍斃都不虧。省委對你的問題作了討論，黨內處理，你不要有什麼顧慮。

　　這以後一直沒有回話。到63年9月，省紀委劉名榜和湖北調來的另一位副書記找我談處分決定，叫我簽字。趙文甫也找我談話說：中央對你的問題已批下來了，得受點刑事處分，還算寬大處理。他把省委給中央的報告及中央指示給了我一份，說：「還得辦一個法庭審判手續，叫王光力找你談談。」

　　法院院長王光力找我說：「趙書記找你談了嗎？還得行個形式，你準備怎樣談？」我就從頭到尾談了。沒說幾句，他阻止我說：「省委的問題他們已做了檢查，你光說你自己的。到時問你什麼答什麼。」檢查員、副檢查長丁某叫我在起訴書上簽字。我當時對一些具體材料提出意見，他大聲訓斥我：信陽死那麼多人，你還有意見嗎？

　　然後法庭。院長問：「×××問題你知道嗎？」我說：「知道。」問：「有沒有？」答：「有。」十幾分鐘就結束休庭判決（開除黨籍）判三年徒刑，定瀆職罪，降5級級別，按15級發生活費）。

　　出來后才知道，原來省委對我的處理報告，戴蘇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又告了狀，說：「對路憲文他們的處理太輕，我回去沒辦法說服群眾。」因此，由中央決定，由陶鑄主持處理。後來的報告就是中南局的了。

　　過了一月，把我放出來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原在公安廳技術處住）。關於我們犯錯誤處理的決定（22人）傳達到支部，只傳達，不討論。趙文甫談：要站起來，不要覺得比別人低一等，不要悲觀，要有信心，將來還是有前途的。社會上輿論很多，有支持的，反對的，你不要隨意相信，再犯錯誤就不好辦了。

　　接著把我安排到博愛農場去深入實際，調查研究。

　　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組到農場調查，農場黨委對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結論，叫我寫了申請準備入黨。但被繼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沖了。

　　信陽發生餓死人問題，我作為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是難辭其咎的。但是信陽事件處理的結果卻存在著問題的。

　　第一，把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不對。信陽地委及下面的幹部雖然客觀上執行了左傾路線，但是這些幹部從主觀上都是按照黨的路線，按照省委的指示辦事的。這些幹部都是聽黨的話，積極為黨工作的。按照黨在當時的路線辦了錯誤，怎麼能說是敵我矛盾呢？

　　第二，河南省委主要領導應當對信陽事件負主要責任，這一點從事件發生的原因、經過、結果中完全可以得出。

　　第三，我是當時左傾路線的執行者（對公社化問題我有重要責任），對河南省委的錯誤決策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未能進行有力的抵制，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定我打擊報復罪，違法亂紀是錯誤的。

　　信陽地區出現的告狀信等幾個問題的處理，並不是我的意見。如信陽縣委書記寫匿名信說人民公社搞壞了，餓死人了等，是省委轉來匿名信令我查處的。60年到光山縣白雀園公社視察工作，回來後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死人情況。我立即派人去檢查，檢查人員回來后，縣委把這個人逮捕了（小學教員），我聽后很生氣，立即給縣委打電話讓放人，賠禮道歉。信陽專署建築公司一個幹部（黨員）用地委的信紙，以地委的名義批評信陽縣官僚主義，餓死人等，信陽縣委找到地委辦公室，經查查出了這個人，地委指定單位對他進行批判。正在討論處理，中紀委李堅同志來信陽視察工作，提出不讓處理，就停止了。如果我這些也算打擊報復，那麼開封地委書記張申在省委工作會議上發言，反映浮夸情況，省委說張反黨，把張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算不算打擊報復？省委一個副書記在潢川對一個調查死人的民政廳幹部進行批判，說他思想右傾，給三面紅旗摸黑，不適應生產救災工作，批判後送回省里。這又算什麼？民政廳一位老紅軍幹部（處長）張甫要向中央告狀（死人問題），省委副書記楊蔚平立即派人把張甫從火車站接回，並用給張甫老婆安排工作的辦法，說服張甫不要告狀，這是什麼手段呢？我並不存在打擊報復人的問題，當然更構不成打擊報復罪。

　　作為地委領導，我多次下去調查和了解一部分情況。我對農民無糧、餓死人問題是十分重視的。同時我不顧一切向省委要來了糧，又設法部署從其他方面弄糧，還多次到下邊布置安排救災糧的發放和救治病員。路遇生病群眾，我給糧票給錢，勸他們回去。在當時那種情況下，我確盡了自己的努力。說我見死不救，我認為不正確。如果說瀆職的話，應該是省委主要負責人。是他們隱瞞事實不報中央，是他們在這種情況下仍用反右傾的手段繼續征糧，把下邊的幹部和群眾逼入絕境。

　　光山縣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反右傾鬥爭中，打死了縣委副書記張福洪，向地委報告福洪畏罪自殺，地委立即派檢察院、紀委同志組織去檢查。因當時正在反右傾，群眾不敢說實話，布置了個假現場，死人也已埋了，工作組回來向地委作了報告，地委專題報告了省委，省委也沒表態。把這也定成我的罪狀，說檢查不認真，這是不確切的。

　　在信陽期間的工作，我承認有脫離實際的問題，可那不是我要脫離實際，而是那股左傾思想，那條左傾路線脫離實際。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說自己十全十美，但是我決沒有違法亂紀。當我們向中央申訴時，又把我們這些受重處分的幹部說成是違法亂紀，則更是錯誤的。

　　公社化以後，每年都發生壞分子偷盜宰殺公社耕牛的事，為了保護公社財產、生產力，對這些事採取了打擊措施。1959年秋冬，宰殺公社耕牛的事件越來越多，地委研究認為，壞分子趁災情破壞人民公社，就派公安處檢察院研究了個政策，對地富反壞右判刑，對貧下中農進行批評，並訂了八條政策（內部掌握）。結果處理得多了些。在處理「信陽事件」時說，群眾餓著肚子，殺個耕牛你還判刑，屬違法亂紀。反過來說，隨意殺公社耕牛，就不違法亂紀嗎？

　　1959年10月以後，徵購沒結束就發現群眾外流，逃荒要飯情況。11月份，外流人員增多。根據省里的指示精神，組織了收入外流機構。地委決定公安局副局長韓仁秉和民政局共同負責辦這個事。以流竄作案的刑事犯罪分子，由公安局查處，對群眾外流的，由民政局負責收流，送回原地。規定群眾每人每天8兩糧食。由於管理人員多吃多佔，群眾吃不到。那年冬季下雪很多，因發現每次下雪，公路上就有死人，地委就讓各縣社每次下雪派人到公路上去收容，誰餓死誰負責。在基層幹部中有口頭禪：好人不外流，外流無好人。我在會議上講過壞人是少數的，好人是多數的。收容外流本是大好事，確實減少了人員死亡。在處理「信陽事件」時，說我把外流群眾當流竄犯，否定外流收容工作，這也是攻擊一點，不及其餘，擴大了收容外流的缺點，否定了收容外流的成績，這是不切實際的。

　　當年，省財委副書記李紹禹，潢川縣委書記梁得柱到踅子區視察災情，中午公社準備了好幾個菜，我發現后立即糾正，馬上讓端下去，並批評了他們。艱苦樸素是我一貫的美德，為給我定罪，把這些說成我的支持，我不能接受。

　　對於一個錯誤路線下積極工作而犯有錯誤的同志，中央一貫強調在處理犯錯誤同志時應弄清當時的具體情況，弄清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弄清思想，團結同志，而不要過分追究個人責任。這就是我黨所倡導和實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處理人要錯罰相當，我什麼時候都不否認自己在信陽餓死人問題上不可推卸的責任。但處理的結果和定罪是不妥當的，不公的，不能真正起到挽救人，教育人的作用。

　　「信陽事件」發生的內在歷史和社會的主要原因就是左傾路線，而貫徹廬山會議之際，也是左傾路線把「信陽事件」推上頂峰之時。不幸的是，左傾路線指導下犯左傾錯誤，上級又用左的方法處理，不實事求是地定罪，當時受重處分的縣級幹部22人，受刑事處分的600多人，受撤職以上處分的6000多人。正如胡耀邦同志後來在批示中講的：當時河南省委在處理信陽問題時，有許多不妥之處。把路憲文他們當反革命抓起來是錯誤的，處理人過多過重。省委承擔責任很不夠。

　　中央紀委某同志講：「信陽事件」處理時，性質定錯了，應糾正。我們當時參与了這件事，如需要我們檢討我們檢討（文革後期講的）。叫河南省委戴蘇理出來處理，戴蘇理不幹。

　　左傾路線已釀成嚴重後果，而處理「信陽事件」卻以左反左，可見左傾思想在黨內影響之大，錯誤的東西，在黨內市場之大。因此分析造成「信陽事件」的社會的和歷史的原因是必要的，通過信陽事件總結其經驗教訓更是必要的。

　　通過「信陽事件」的反思，得出的主要經驗教訓是：

　　第一，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利用政治鬥爭，形成一言堂的局面，會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

　　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已在全國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環境，使許多正確的意見得不到反映，加之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也給黨內的有些高級領導人搞宗派主義，謀划取私利提供了條件。

　　當時河南省的主要領導人吳芝圃與潘復生之間存在著意見分歧，也存在著權力矛盾。潘復生作為省委書記在黨的會議傳達中央領導的講話精神，並談了自己對人民公社及徵購糧食的看法，這本是很正常的，但是吳芝圃利用當時的政治形勢，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打擊了潘復生，並連帶上了楊珏、王庭棟，把它們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以打垮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後來又打擊了彭笑千、邵文傑、馮鳴臬六人以及張申等持不同意見的許多同志。這種不正常的黨內的政治生活，不擇手段的政治鬥爭，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吳芝圃的權利慾得到實現了，更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左傾路線沒人能抵制了，也沒有人再敢抵制了。左傾思潮在河南泛濫成災，左傾路線在河南暢通無阻。河南開始出現大量餓死人的問題，還以反右傾為手段，打擊說實話的同志，使問題不能及時真實地向上級領導反映。掩飾這一真相，使左傾思想繼續推行，危害進一步擴大，直到信陽問題的出現，嚴重後果已經產生。由此可知，黨的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正派的作風，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發揚黨內民主是執行正確路線，防止、抵制錯誤路線，避免重大錯誤後果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

　　第二，錯誤路線引導下的群眾如果愚昧、盲從，就會釀成大災禍。

　　黨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解放后，又取得了一系列革命和建設的重大成就。人民群眾熱黨愛、擁護黨，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深信不疑，再加上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使群眾中有可能產生的對左傾路線的懷疑，也轉而成為一味地盲從。

　　當時，人民公社化一轟而起，鋼鐵元帥升帳，農業生產受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產完全悖離現實，違反科學的虛報產量、放衛星，這些都是違反社會經濟規律的，但卻沒有受到群眾的抵制。人民群眾在當時只有被管理權。無論是當時的政治運動，還是大規模的經濟運動，從其真實意義上講，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一說批潘復生連根本不知潘復生為何人的小學生，農民都要每天寫三張大字報。一說大辦鋼鐵，不僅連群眾的鍋都砸了，而且連當時的生產工具如：犁、杴也給毀了，用「小土群」，將好端端的工具，用具煉成廢鐵群眾也跟著干。人都去鍊鋼鐵，竟讓莊稼爛在地里不能收，群眾竟也認了。虛報糧食產量，群眾視而不見，聽了也當作新聞，河南日報，國家最權威的人民日報竟然能大登特登予以宣傳。連農業專家也會在畝產7200斤（7320市斤）小麥的驗收簽字認可。

　　特殊的背景，左傾路線下的高壓，一言堂的局面形成了群眾在事實上的無權，形成了億萬群眾的麻木、愚昧和盲從。風吹江海，掀起濤天巨浪，釀成慘重的災禍。河南信陽出現的問題是河南省的主要領導將左傾之風狂吹，下層幹部和廣大群眾被運動，兩者結合起來而形成的。因此廣大人民群眾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確立，人民群眾的思想素質，文化素質水平的提高，是克服和避免政策路線錯誤造成嚴重危害的重要條件。

　　第三，上層建築的改革一定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基礎的變更一定要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否則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破壞作用。

　　這一點不僅是被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是為「信陽事件」這個反面教訓所印證的。

　　當時遂平縣嵖岈山的幾個合作社修水庫，為了解決佔地、效益等問題，六個鄉的幹部商量把合作社結合起來成立一個大社，這在一定程度上利於生產力發展所需問題的解決，但搞成大社並不一定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途徑，更不能肯定它是最佳的途徑。

　　然而這一做法，在黨的高層得到認可，並把它演變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並上升為理論，更主要地是運用政權的力量，強行在全國迅速推行，在當時生產力還十分低下的情況下，跨躍地使社會政治組織，經濟結構進入近共產主義階段。任何違背規律的做法，必然受到懲罰，付出代價。應當承認，正是有了人民公社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才能形成全國規模的農民棄農鍊鋼鐵，才使社會財產大量地浪費和毀壞，造成社會勞動力的巨大浪費，才造成農業生產的重大損失；有了人民公社這個社會組織形式，才會造成大食堂，造成糧食的大量消耗，才會造成災荒時救災糧群眾吃不到而大量地餓死人。「信陽事件」死人問題實際上就是違背科學規律而受到的一種懲罰。

　　第四：幹部，尤其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應當注重調查研究，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建立科學的決策機制，按法辦事，按受監督這樣才能減少乃至杜絕重大失誤。

　　在左傾之風籠罩下的河南，虛報糧食產量，大放衛星，這些糧食產量的數字並非來自田間，並非來自場上，而是來自遭到強大壓力的幹部們的腦袋瓜，上壓下行，上行下效。河南省的主要領導真的一點不懂農業？不是，他們不懂是應當對河南人民負責。在上級領導的壓力下，下層幹部瞎報胡說，報社的記者竟能赫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河南日報、登上人民日報第一版。如果說黨的高級幹部，能稍稍注重些調查研究，能講一點實事求是的話就不至於出現這種情況。

　　人為地塑造典型，無限地拔高社會的典型，也是違背實事求是的原則的。嵖岈山六鄉成立大社，這一事迹被發現后，被人為地樹起來了，無限地拔高，一個典型出現就這好那好什麼都好，白玉無瑕，為了推廣這個典型就不顧條件，不擇手段，這是作為黨的幹部的一大忌諱。

　　不注重調查研究，不實事求是，必然導致錯誤的決策，河南糧食明明沒有那麼高的產量，卻硬說有那麼高，並制定決策，超額提前徵購，造成糧食一下場就徵購光的狀況，群眾當然無糧，還得打腫臉充胖子。強行徵購，超額徵購是造成河南，尤其是信陽地區糧荒從而大量死人的直接原因。

　　虛報產量，超額徵購都是違反政策違反法律的，而這種違了法律的活動因缺乏監督而得以暢通肆虐，違法者還能沽名釣譽獲得更大的權力和榮譽。信陽問題出現以後，河南省主要領導又繼續進行隱瞞，欺騙中央，從而保全自己。當事實再也瞞不住時，就把責任全部推給地委，甚至沉井下石，歪曲問題的性質，把事件搞成敵我矛盾，把下面的同志妄圖一棒打死，以達到丟卒保車的目的。

　　如果當時省里的主要領導能夠注重調查，實事求是，那麼就不會出現河南一系列的謊謬事，就不至於虛報超征，就不會出現以信陽為典型的大量餓死人現象。如果按法辦事，有強有力的監督就不會出現那麼多違法事件，也不會出現問題后得不到正確的認識和處理。通過「信陽事件」這一重大政治事件，確實可以看到黨的高級幹部注重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建立科學決策機制，嚴格地按法辦事，接受監督以減少乃至杜絕重大失誤是何等的重要。

　　通過信陽事件得出的經驗和教訓當然遠不止這幾點。不過我想，這幾點倒是十分重要的。

　　「信陽事件」不是個偶然的，獨立的政治事件。信陽餓死人問題是全國許多地方餓死人問題的一個縮影，一個比較突出的例子，它的發生是多種原因相互結合的必然結果。在這幾種原因交匯結合的信陽，路憲文在那當書記時發生了，如果換作其他人，也照樣會，發自然災害這時在信陽發生了，但是如果沒有自然災害，信陽也會發生問題，只是遲早輕重而已，全國其它地區餓死人難道都有自然災害這個原因？所以河南發生「信陽事件」非唯天時，也抑人謀，這個人謀就是本文原因和經驗教訓部分所談的主要內容。

　　信陽事件過後，基於當時的政治環境，對這一事件的經驗和教訓黨的上層領導未能真正地予以總結和汲取，僅僅就事論事，對地、縣、公社等大批幹部狠狠地懲罰一下，並將其性質定為敵我矛盾，這樣做的結果，只是傷害了一批幹部，而造成事件的原因，通過事件應當總結和吸取的經驗教訓並未有真正地進行。這種造成重大社會災禍的條件依然存在，「四清」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就是歷史悲劇的重現。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信陽事件」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作為這一歷史事件的參与者，既是事件的見證人，又是事件的受害人，有責任通過對事件的原因和經驗的總結，告誡後人以利於從根本上清除造成這種歷史現象的潛在因素，徹底避免「信陽事件」這樣的歷史悲劇在中華大地上重演。

（朱健國校，未刊稿）

關於路憲文在「信陽事件」中所犯罪惡的處分決定（草稿）

1962年7月10日

發布機關：中共信陽地委

　　路憲文，男，41歲，山西省陵川縣人。出身，學生成份。1937年9月參加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工作后，歷任縣「犧盟會」協助員、縣委宣傳部長、分區武工隊副政委、縣長、縣委書記、副專員、信陽地委第一書記等職。

　　1959 年冬、1960年春，信陽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死人事件。據統計，全區死亡百余萬人，佔全區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三，死絕五萬多戶，村莊毀滅一萬多個，牲畜死亡二十一萬多頭。破壞嚴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蕪，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涼。這一殘酷事件雖然說和「五風」錯誤、執行左傾盲幹有極大關係，上級應負很大責任，但是，路憲文身為信陽地委第一節記，應該負直接的重大的責任。其具體罪惡事實如下：

　　一、1959年10月，全區就發現有糧食徵購透底、食堂停伙現象，部分地區已開始死人。路對這一嚴重情況不但不加正視，不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反而繼續開展所謂反瞞產鬥爭，支持弄虛作假，縱容違法亂紀，推廣假現場會的經驗，批判打擊反映真實情況的同志。在路的這種極端錯誤的指示下，於11月份在全區範圍內普遍發生了農民非正常死亡的嚴重現象。 1959年10月下旬，路派原辦公室主任王秉林帶工作組到雞公山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整黨、整社重點。王去后即發現全社鬧糧情況較普遍，謝橋等大隊從國慶節開始即斷糧停炊，11月初發生腫病死人。王於11月8日、15日兩次向路彙報了這一嚴重情況，並要求解決糧食問題。但是，路兩次都拒絕給糧，並且批評王秉林同志思想右傾，工作不深入，叫工作組「硬頂」，並說：「要和群眾實行『三同』，群眾三天不吃，你們也三天不吃，看他們拿糧不拿？」要工作組「堅決突開」，一定要搞出糧食來。16日工作組執行路的「硬頂」指示，到19日已頂不下去，死人情況急劇發展，謝橋大隊即死二十多人。12月初因雞公山還未突開，路便讓信陽縣委第一書記徐國梁同志親自前去突開。徐國梁同志召開了雞公山反瞞產搞出糧食的假現場會後，路就讓王秉林同志兩次給各縣傳播雞公山反瞞產假現場會的經驗。經驗中強調要頂住「叫喊缺糧、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的現象，就是在反瞞產中幹部要過「三關」，後來被原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發展為幹部過 「五關」（加造謠關和不生產關）。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路又讓王秉林同志主持召開了十三個縣六十六個公社，七百三十多人參加的反瞞產假現場會議。這就迫使全區在群眾口糧極少的情況下，還大搞反瞞產，各縣先後召開了假現場會474次，擠光了群眾的口糧。

　　當群眾因食堂停伙已開始發生非正常死亡的時候，路還推廣了確山縣所謂反瞞產萬人大會的錯誤經驗。1959年11月24日至26日確山召開了萬人反瞞產大會，會上採取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辦法，逼著幹部群眾報出糧食三千五百萬斤。25日路到確山，26日聽了原確山縣委第一書記邵魯明的彙報。邵向路彙報了號召交紅心反對交黑心的經驗（實際上是批判鬥打），路聽后不僅不加制止，反而大加讚揚，要邵魯明同志在電話會上介紹經驗，積極向全區推廣。於是全區各縣相繼召開了52次萬人、雙萬人大會，到處斗、逼幹部和群眾，直到把全自動口糧擠光受凈。

　　路還推廣了原羅山縣委第一書記、階級異己分子許文波組織五類分子反瞞產、預備黨員轉正反瞞產的反動經驗。1959年11月6日在地委召開的「突破落後，搞出糧食徵購入庫」的電話會議上，羅山縣許文波彙報了五條經驗，其中一條就是集中五類分子在縣訓練，以搞評比為名，讓他們報隊里瞞產私分糧食。路聽后當即表揚了羅山的作法，並派專署糧食局長潘耕同志於11月7日到羅山召開了光山、潢川、正陽、息縣、淮濱等五個所謂落後縣的會議。讓許文波在會上介紹了羅山集中五類分子反瞞產的經驗，實際上是向農民進行階級報復。11月9日潘幼耕同志回信陽把這些情況一一向路作了彙報，路雖提出集中五類分子搞糧，不能讓五類分子搞幹部的意見，但實際上仍然同意和推廣了這個組織五類分子向群眾逼糧（實際上也搞了幹部），對群眾進行階級報復的經驗。1962年5月26日路憲文自己檢討說：「開五類分子會議反瞞產是一種反動的作法。我不加警惕的推廣了這一經驗，說明我的思想已經發展到了荒謬絕倫的程度。當時我的思想上視糧食為珠寶，只要搞了糧食就能解決問題，發展到不講政策，不講方法，不擇手段的嚴重程度」。這以後，正陽集中五類分子944人，潢川集中五類分子700多人準備反瞞產，后被河南省公安廳發覺后制止，所以，沒有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如上所述，路千方百計，不擇手段搞反瞞產，以致擠光群眾口糧，食堂停伙，這是造成信陽地區人口大量死亡的直接原因。

　　二、信陽地區在反右傾和反瞞產鬥爭中，違法亂紀現象非常嚴重，摧殘農民的手段，實難容忍，好多農民被打殘直至被活活打死。路憲文1959年9月在省三級幹部會上親自主持小組會鬥爭平輿縣委書記處書記兼縣長曹銘同志，是1959年冬1960年春全區發生嚴重違法亂紀現象的開端。當時，平輿縣徵購任務沒有完成，路認為是曹存在有右傾思想的結果，讓曹參加省三級幹部反右傾會議，反曹的右傾。開始小組會鬥爭曹銘時，大家準備發言提綱，採取說理鬥爭的形式。但路認為不緊張，即專門向大家動員說：「這樣鬥爭不嚴肅不緊張，不象個鬥爭樣子」。這以後，鬥爭會就出現了一哄而上、拍桌子，向曹指手劃腳的情況。9月14日下午，路親自主持小組會，曹檢討，大家認為交代不好，當時有潢川縣委第一書記梁德柱、汝南縣委第一書記付良太、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等人一哄而上你推我翁（應為扌翁，下同——編者），梁德柱還打了曹一下，馬龍山按曹的頭，有人還抽走曹的椅子，罰曹站著，發生了嚴重的違法亂紀現象。路對這種違法亂紀現象不僅不嚴加制止，反而拍著桌子逼曹交代。16日晚有人說曹翻案，大家在河南飯店走廊里鬥爭起來，又推翁一陣。路坐在門口也不加制止。這一嚴重違法亂紀行為，路隱瞞真實情況，沒有向省委報告，在路的影響下，上行下效，全區在反右傾和的反瞞產中，普遍發生了打人等違法亂紀現象。路對全區所發生這樣普遍嚴重的違法亂紀現象，仍然未加嚴肅制止，反而強調要保護幹部積極性，不要單純批評幹部，並說：「群眾運動總是要死些人的」。同年12月商城縣委書記處書記張念仲，為了掩蓋吃人肉的真相，叫公安局長王志剛故意強逼群眾吃人肉，造成慘案，1960年元月1日，在潢川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上，商城縣委第一書記王漢卿作了彙報，路也未表示態度。由於路對違法亂紀行為採取了縱容態度，因此，全區在反瞞產和反右傾中幾乎逢會必斗，逢斗必打，打人成風，竟成合法。階級異已分子、反、壞分子更乘機階級報復，殘害群眾。據統計，全區被打致死群眾達六萬七千餘人，被打致殘三萬四千餘人。打害群眾的酷刑在幾十種以上，如吊梁、跪磚、砸牙、剪耳朵、刺手、縫嘴、火燒、鐵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殘忍毒辣，駭人聽聞。原光山縣委第一書記、蛻化變質分子馬龍山就在這種情況下，活活打死了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福洪同志。路對張福洪的死，沒認真查處，使這一冤案長期不能處理。

　　五、1959年冬1960年春，信陽地區發生了這樣嚴重的大慘案，在省委未追查之前，路在此前後從未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而採取掩蓋真相，封鎖消息，違抗檢查的錯誤行為，使這一慘案持續半年之久。

　　1960 年元月12日，路從息縣出發經新蔡、平輿到汝南開會，看到沿路有些榆樹樹皮被群眾剝吃了，路到新蔡、平輿停車時叫新蔡縣委書記處書記巨慶彥同志、平興縣委第一書記弓治英同志趕快通知下邊把剝了皮的榆樹砍掉。1960年2月，路從省開會回來經過信陽縣長台關車站，見到淮河南邊鐵路兩旁，有的樹皮被剝光。路就叫信陽縣委書記處書記余伴勤同志派人檢查，把樹砍掉。1960年春，路和省委楊蔚屏書記從新縣到光山，經過潑河南邊的張傲，見有倒塌的房子。到光山，一見馬龍山便說：「你們那裡的壞房子不扒掉放在那裡展覽嗎？」馬龍山隨即通知把壞房子扒掉了。1959年12月2日，路從潢川回信陽的路上見到死屍，他指示潢川、光山、羅山三縣立即加以掩埋。

　　路對死人數字更採取了報少不報多的隱瞞態度。1960年元月，公安處韓仁秉根據各縣公安局統計向地委書記處書記王達夫同志彙報，1959年死人23萬，其中浮腫病死八萬人。王叫公安處弄清情況后再報（實際上是不同意報這個死人數字），路同意王的意見，讓重新統計十九萬人後，才上報省公安廳。1960年4月，省委催要信陽地區死人情況，路在給省委的書面報告中，只報11月以來（信陽地區大量死人就是集中在這一段時間），「全區發生浮腫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計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1960年元月11日，在潢川召開的淮南各縣縣委第一書記會議上，固始楊守績向路說了死人數字，路說：「死人數字要進一步核實，不要犯擴大化的錯誤，你們應把他們分開說明，有正常死的，有病死的，有些老年人死是難免的。」1960年2月省五級幹部會議上，楊守績向路彙報固始死兩萬多人，路說：「會有那麼多？再審查一下劃劃界限。」1960年元月，省委派工作組了解生活安排情況，發現死人並加檢查。在檢查潢川縣死人問題時，梁德柱同志採取抗拒態度，曾說過「省里來的不知是否黨團員，不能給他們說死人數字。」 元月11日，路在潢川聽梁說這話后，當著馬龍山、楊守績等人面前，支持梁的說法，並說「省里來的不知是否黨團員，給他們說有什麼好處？」省工作組張富同志，對梁德柱抗拒檢查很有意見。路不但不批評梁山，反說「張富同志態度不好。」省工作組陳志騤同志（省糧食廳處長）檢查發現雞公山現場會是假的，而且那裡腫病死人嚴重，向原地委書記處書記王達夫同志作了彙報，王向路說后，路竟說「陳有情緒，思想右傾。」1960年春，中央監委李堅同志檢查信陽地區死人問題，路曾散布不滿情緒。李堅同志臨走前，找路交換意見，路借口沒時間，拒絕不談。

　　1960年5、6月間地委召開擴大會議時，有一天夜裡路把梁德柱同志和馬龍山留下，問死人情況。梁說：「潢川沒死那麼多（當時說死人五萬五千人），這是省檢查組，從原來人口減掉現有人口得出來的，原來人口也有虛假」，路即對梁、馬說「你們再搞一下，不叫省檢查組知道，咱心裏也要有個底」。更嚴重的是路還壓制民主，非法追查反映真實情況的人。光山縣白雀公社民校教師李玉倫，匿名向信陽地委寫信，反映群眾生活問題，批評路對農村情況的分析不切實。路曾指令馬龍山和白雀公社書記黃文儒，追查寫信人，經查檔案 1650份，對筆記（應為跡——編者）六千多份，結果查出來是李玉倫，將李扣押二十多天。專署建築工程局黨員幹部邢貴良同志，匿名向中央、省委反映信陽地區外流、死亡情況。路指示公安處偵查破案，查出來，對邢進行了批判鬥爭，並督促該局將邢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后因信陽問題蓋子揭開，未遂）。

　　路憲文對待其所犯錯誤和罪惡的態度是不夠老實的，信陽地區死人問題，先後經中央、省委八次檢查，以及有關負責同志耐心教育幫助，但仍未徹底底檢查。省委宣布將其「撤職查辦，管教反省」時，仍不老實認罪，徹底悔改。直到經過群眾揭發鬥爭，在大量事實面前才低頭認罪，初步作了檢討。

　　路憲文所以犯上述嚴重錯誤和罪行，決不是偶然的。路長期以來，存在有名譽、地位思想，特別是1958年以來，驕傲自滿情緒比較突出，虛報浮夸，弄虛作假，謊報成績，騙取榮譽，甚至不擇手段，縱容違法亂紀，利用五類分子搞反瞞產來完成徵購任務；直至發現群眾生活有嚴重問題，大量腫病死人的時候，仍念念憐惜其名利地位，怕否定自己謊報的成績，怕失去騙得的榮譽，怕揭露自己的錯誤，以致在12月底，省委指示撥糧以前，見死不救，不準群眾外流逃荒，不準群眾殺牛充饑，斷絕群眾一切生路，置群眾于死地；慘案暴露后，又扒房砍樹，掩埋屍體，追查寫信反映情況的人，掩蓋罪行，封鎖消息，甚至對中央、省委的檢查採取逃避和對抗的態度。所有這些事實，證明，路憲文已經從驕傲自滿、貪名利、圖榮譽的嚴重個人主義，發展成為一個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叛變無產階級立場，墮落成為一個蛻化變質分子，在信陽地區犯下了嚴重罪行。但考慮路在參加工作后，在黨的領導下還作了不少工作，且在1959年12月底以後，還執行了省委的一些指示，向下撥了一些糧食；1960年春第二次下鄉時，見到路上浮腫病人也進行了一些搶救治療工作。最近期間，在同志們的幫助下，表示願意檢討，低頭認罪，還有回頭之意。經地委常委於1962年7月6日研究決定，給予路憲文開除黨籍的處分，並建議政府判處適當徒刑，以平民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