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六四內部日記--陸超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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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消滅斧頭幫 » 2012年7月1日
64：痛心疾首 中共港媒總管金堯如退黨披露秘辛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阿波羅新聞網2007-06-06訊】
內容摘要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統領中共媒體
3. 被中共軟體: 因49年前在台灣的諜報工作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5、統戰的講究(關於說動張國濤會大陸)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
8. 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阿波羅編者按：
8964之後，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員在內的中共黨員與中共決裂公開聲明退黨。中共香港第一黨報《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是這次退黨大潮中的代表人物。金堯如先生是中共資深特工人員，一生經歷奇特。
人稱金老總的金堯如是浙江紹興人，1923年出生，先後負責領導和組織推翻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大陸學生運動和台灣地下黨運作。一九四八年，金堯如從台灣轉到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員工，五十年代初，他開始擔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文革期間，金堯如曾被中共召回廣州關押近兩年，以及勞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結束，中共才將他調回香港復職《文匯報》。一九八九年，因不滿中共鎮壓學生運動，他主導《文匯報》的社論「開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其後還宣告退出共產黨，移居美國，但他仍經常發表文章，呼籲中共當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導民主自由。金堯如於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終年八十二歲。
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根據採訪錄音整理如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壞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里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後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後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為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裡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聽，啊呀，趙紫陽這麼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為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後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裡就辭職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為趙紫陽講話，一方面儘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籲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暴力行動。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
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黨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麼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裡了。後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幾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後來看到有人把屍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後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裏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兒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黨的軍隊就這麼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黨啊？」我對女兒說，「好，爸爸退黨！」於是我就退出了這個黨。我為什麼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為我僅僅是因為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黨不是六四之後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黨是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
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黨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託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為黨所用。
於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為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聽到這些消息心裏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機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裡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幾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後一般就在地窖裏面乾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裡的垃圾桶里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托那裡的親戚朋友買幾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幾歲，廖承志四十幾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係，是農業社會裡必然的一種生產關係。那個時候以農業為主，沒有這種關係，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幹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從那時候我的心裏已經有疑問了。
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為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裏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麼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麼能算舊帳呢？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麼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
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後，上海的經濟恢復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於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象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氣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後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氣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遊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麼做啊？之後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台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
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後，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幹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麼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後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黨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台灣去了；到台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麼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麼跑到台灣的？我是被共產黨派到台灣的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麼說我跑那去了？我逃離台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離的。那時候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國民黨了，國民黨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麼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三年以後，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為由於我長期在台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於是，我又去了五七幹校種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麼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為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幹校以後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黨校校長，在那裡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後才調回北京。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種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幾。比如全黨的5％，全民的5％。怎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就是因為共產黨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文革又死掉三千多萬，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說到共產黨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復，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麼好，政府對資本家怎麼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裏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黨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府秘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秘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後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潔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為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後不適應可以再出去。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於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於張國濤)
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53 年張國濤想回國，他托陳獨秀的兒子找到我。陳的兒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與他商量找誰向中共政府傳這個口信，於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黨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適。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願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為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話傳到之後，劉少奇為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後應該怎麼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後來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黨工作，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我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跟徐聯繫，通常是直接發新聞給文匯報，由他們發表。學生運動是親共，反國民黨的，文匯報也是親共的，他們天天派記者來訪問我們，對學生運動全版全版的報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軍南下的時候，國民黨就把文匯報封掉了。於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組織繼續辦報。解放以後，文匯報在香港辦的意義已經不大，就又到上海復刊。共產黨把國民黨給打敗了，報紙的立場也得跟著轉變。大公報是鄭學溪的。上海的大公報起義了，香港的大公報也起義了，跟文匯報一樣，起義以後都歸共產黨管了。遺憾的是共產黨管媒體比國民黨管得凶得多。大公報在上海復刊了，文匯報在上海也復刊了。徐鑄成他們也回國了。
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徐聽毛澤東話給政府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一直關押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獲得自由，出來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後來到了香港探親。那一次我也差一點上當，當時大鳴大放，看到上海文匯報搞得轟轟烈烈，很多人給中央提意見，給上海市委提意見，我也很興奮，但政策規定海外不許搞。我就寫信給徐鑄成。我說你們文匯報辦得這樣我很欽佩。你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大鳴大放的旗幟舉得高高的。徐將我這篇東西登了出來，收在中央內部的小參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員看。在我這篇東西之前是台灣國民黨的一個宣傳部部長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罵大鳴大放，說這個運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之後廣東省的宣傳部長王匡約我面談，我說到他辦公室去，他說，不，要我到他家裡談。到了他家裡，他將抽屜拉開，拿出了內部參考，問：「你有沒有寫過直接批評中央的大字報？」我說我還沒有功夫寫。他說你千萬不要寫，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在海外不知道，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眾，再把他們打下去。就是這個宣傳部長的一席話，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
香港的大陸傳媒跟新華社是上下級的關係。香港有共產黨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華社，以新華社的名義做工作，因為在香港不宜有共產黨的組織。就是說香港的中方傳媒受新華社領導，也就是受共產黨工委領導。九七香港回歸以後，工委搬出來成立了中聯辦。那時候我是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的黨委書記，主要管這四個報紙兼統戰工作。當時新聞處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國的需要，講好話，報喜不報憂。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稍微批評一下都不敢，其實就相當於香港人民日報。
8。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事實證明馬克思理論是錯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這樣，基層也是這樣。現在在中國的國家機關里的幹部、知識分子，私下裡哪一個不在罵？但他們還要吃飯呀。六四時期我的小女兒從洛杉磯時報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運，反對鎮壓學生的頭頭，並看到文匯報以及我支持民運的報道。她都很害怕，馬上跟我通電話，我說沒有關係。後來我仔細想想，覺得還是避一避為好，因為當時李鵬已經下令要把我綁回去。國安部那個時候叫安全部，他們在新華社的人就請我吃飯。當時有兩個方案。因為我愛喝酒，要把我灌醉。一個方案是等吃過飯，我也醉了，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在羅湖關口還沒關門之前用車將我送到深圳羅湖，如果來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陸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輪船上。都安排好了，讓我在船裏面睡覺，門一關，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裝上船，第二天早上8點就到廣州了。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給我的。
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現在共產黨又搞出所謂的「三個代表」，這個理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個代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誰代表的？美國的生產力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高度發展了，他敢說是共產黨代表的嗎？至於新的文化思想，共產黨代表了什麼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對，自由也反對，人權也反對！現今的科學、民主思想發展都在美國，都在歐州。實際上江澤民是不能丟掉這個招牌，他只是打著這個招牌，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關於香港要訂立23條立法的原因，是共產黨害怕香港這個自由港。香港有言論自由，對大陸情況知道得多，媒介報導得多。如果一失控，馬上就有示威、遊行、抗議，媒體消息一發就發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國家機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這樣做是為鎮壓做準備，使你不敢動，你一動，他就用23條把你壓下去。我們當然希望23條不要通過。不過主要問題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華要搞23條，是江澤民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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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已故名報人金堯如的長女金虹談父親遺作《金堯如 香江五十年憶往》
金堯如早在1998年在香港出版一本著作名為《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 : 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詳細記述了他在香港的五十年間，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金堯如去逝后，他的家人再將這本書的內容整理及加入了廿多篇親友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重新發行，書名定為《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這本書的其中一名統籌就是金堯如的長女金虹，那麼這兩個版本的金堯如遺作當年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呢？
金虹表示，主要是由於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后，大陸官員對香港問題時常擺出強硬態度，惡形惡相，令父親深感擔憂，他回憶以往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人主管香港政策時，是本著平等開放，求同存異的態度，並非橫蠻逞凶，所以他決定把自己耳聞見睹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寫出來，希望當時的中共領導層有所改進。由於該書九八年出版較為倉卒，有不少錯漏，在父親逝世后，家人決定重新整理該書及加上一些親友的悼念文章，讓讀者可從別人的評價中認識他父親的為人。而再版另一個目的，就是為金堯如基金籌款，推動香港新聞自由，這是與他父親多年同事兼好友程翔提出的建議，金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出一分力。
在這本書中，不少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都稱讚金堯如是一個不畏強權，勇於反省，真誠追求民主人權的老報人，那麼在女兒金虹眼中，年青時就追隨共產黨的父親，是什麼時候開始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線呢？金虹覺得父親的思想是在文革後期出現轉變，他六八年被中共召回廣州審查和關在五七幹校勞教后，令他反思了很多問題，期間他又與很多新舊朋友接觸，了解到中共建國以來種種政治運動的禍害，對共產政治有了深刻的認識，他移居美國后，彷佛又回到年青時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筆耕不絕，對中共的專制獨裁作出深刻的批判
今天金虹除了帶來金堯如這本遺作，還帶來了她父親生前一首很喜愛的歌曲跟我們一起分享，這首就是著名美國民謠Old Black Joe，中文譯為老黑爵，是美國十九世紀中期著名作曲家史蒂芬．佛斯特的作品，以此懷念一位跟他感情很要好的黑奴，這首歌其後成為南北戰爭期間盛行於黑人社群的抒情歌曲。金虹說，在五十年代她小時候經常聽到父親唱這歌，新年時家庭成員要表演節目時，他照例必唱這首歌，此歌表達了美國南方黑奴刻苦辛勞的生活面?，父親年青時是充滿理想主義的外文系大學生，他喜歡此歌反映了他關心弱勢貧困民眾的情懷。金虹說，父親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執著，最令他懷念，父親生前曾問她，自己畢生跟隨共產黨追求理想，但理想至今沒有實現，反而前眼出現眾多貪污腐敗的問題，他這一生是否曲曲折折的還是走錯了路？金虹當時覺得很難過，最近有位七十八歲老人在香港的報章刊登全版廣告，提問到什麼時候才看到普選來臨，不禁令他想起已故的父親，當有一天，民主自由真正降臨中國大地時，她一定會到父親墓前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DJY/RFA本文網址：
https://www.aboluowang.com/news/2007/0606/-228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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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統領中共媒體
3. 被中共軟體: 因49年前在台灣的諜報工作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5、統戰的講究(關於說動張國濤會大陸)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
8. 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阿波羅編者按：
8964之後，海外一大批包括特工，外交人員在內的中共黨員與中共決裂公開聲明退黨。中共香港第一黨報《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是這次退黨大潮中的代表人物。金堯如先生是中共資深特工人員，一生經歷奇特。
人稱金老總的金堯如是浙江紹興人，1923年出生，先後負責領導和組織推翻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的大陸學生運動和台灣地下黨運作。一九四八年，金堯如從台灣轉到香港，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第一批員工，五十年代初，他開始擔任香港文匯報總編輯，負責中共在香港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文革期間，金堯如曾被中共召回廣州關押近兩年，以及勞改三年半。直到文革結束，中共才將他調回香港復職《文匯報》。一九八九年，因不滿中共鎮壓學生運動，他主導《文匯報》的社論「開天窗」，印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其後還宣告退出共產黨，移居美國，但他仍經常發表文章，呼籲中共當局推行政治改革，倡導民主自由。金堯如於二零零四年初病逝，終年八十二歲。
大紀元記者郭若、鹿青霜根據採訪錄音整理如下，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 退黨不是一朝一夕決定
八九民運的時候我在香港，當時中國新華社、香港、美國，還有其他海外的電視轉播我都看了。六四前看到北京的輿論對民運很不利，叫學生不要破壞社會治安。當時看到學生在天安門廣場，有的躺在帳篷里絕食。5月17日那天，已經後半夜了，趙紫陽到了天安門，對學生說：「我老了，我們都老了，今後的世界靠你們年輕人，中國是你們的。我希望你們今天到此為止，快點，越快越好，回到家裡去，回到學校好好讀書，將來建設更好的中國。」我一聽，啊呀，趙紫陽這麼說，他一定知道要有行動了，事態一定很嚴重了。他是希望把學生保存下來，因為將來的中國需要他們。後來報紙說趙紫陽回到家裡就辭職了，不干事情了。
那段時間我們在香港的報紙上也是一方面為趙紫陽講話，一方面儘力支持，保護學生。按照趙紫陽的意見，希望學生能回去的都回去，呼籲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暴力行動。我每天看電視。六四那天晚上，從電視上看到坦克車從北京六部口嘩嘩地跑著。看到北京的老頭子，老太太在喊：「解放軍同志啊，不要去啊，他們都是學生啊，你們不要去打！」坦克車上的解放軍就朝著他們開槍。砰一槍，一個人倒了；又一槍，又一個人倒了。
那時候，北京大馬路旁邊有很多人在騎著單車往西走，四五輛一排，四五輛一排，不知道他們是給學生送東西吃還是上哪去的。坦克上的共產黨的軍隊看到他們就噠噠噠噠地向他們開槍，一排排的人就那麼倒下，四五個，四五個就在街上摞起來，就死在那裡了。後來看到廣場上的學生和工人派了幾個代表（其中我很熟悉的有台灣的侯德建）跟解放軍談判。這談判很好。後來看到有人把屍體抬走，撤退開始了。看到大批學生在撤退，在逃，後面跟著解放軍，有騎馬的，也有跑步的。也看見解放軍從坦克上向帳篷開槍掃射，帳篷紛紛倒下，裏面有沒有死人我看不到，我不敢說。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樣做還得了！這是誰的軍隊啊？這是誰的人民啊？！當時我女兒也在旁邊看，她問：「爸爸，你看，共產黨的軍隊就這麼開槍打老百姓！爸爸你還要這個黨啊？」我對女兒說，「好，爸爸退黨！」於是我就退出了這個黨。我為什麼下這個決心呢？很多人以為我僅僅是因為六四。我講這些是要說明我退黨不是六四之後一朝一夕的決定，實際上從解放后我在香港工作開始，我對共產黨是越來越懷疑，越來越不滿的。
2、四九年後授命留港管中資媒體
四九年全國將解放的時候，黨組織要把我留在香港。我說我又不是廣東人，全國解放后我想回北京工作。當時我的直接領導是喬冠華，喬託人給我帶口信說，已經把我的情況向周恩來反映，總理說不行，不能都撤回來。要我留在香港繼續工作，落地生根，為黨所用。
於是我就一直留在香港負責新聞界工作，管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還有香港商報，搞統戰工作。也因為這樣，我看到的問題比較多，也比較客觀。五一，五二年全國土改，別的地方我不知道，廣東的情況我清楚。鄉下的地主都被打的打，關的關，殺的殺。香港有多半的人來自廣東，聽到這些消息心裏很不服。那段時間我曾經到過北京，有機會跟廖承志聊過這些事情。廖承志是中央外事辦事處的，他在美國三藩市長大的，他說他知道情況。那些所謂的地主，很多就是廣東的農民，家裡沒有飯吃，沒有田，過不下去了。帶著一兩個銀圓，拎一個包包，也就是幾件衣服，去到三藩市。去了之後一般就在地窖裏面乾洗衣的行業，掙到的錢不買東西吃的，吃的東西都是在美國人家裡的垃圾桶里找。一個月積下二十來塊美金統統寄回去，托那裡的親戚朋友買幾畝地，買個房子，自己老了就回去。他們沒有剝削窮人，現在一下子都把他們當地主了。廖同意我的觀點，他說這樣打人，殺人是犯法的。那時候我是個年輕人，才二十幾歲，廖承志四十幾歲。廖前輩的支持對我很有幫助。我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想過這個問題，其實地主跟農民的關係，是農業社會裡必然的一種生產關係。那個時候以農業為主，沒有這種關係，誰都沒飯吃。有人貧，有人富，那是當時的制度決定的，社會發展的規律決定的。把地主都幹掉，地主還有孩子，他們的孩子也都有原罪了，成了黑五類，黑七類了。從那時候我的心裏已經有疑問了。
五二年開始正反肅反運動，搞了三年，把國民黨的殘餘部隊都肅清了。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是為了顛覆人民政府。要他們交代，也是關的關，槍斃的槍斃。裏面有很多是當初要我們勸他們回去的，怎麼說他們是潛伏下來的呢？怎麼能算舊帳呢？接下去就是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那是反資產階級的。臨解放時很多富裕的資本家跑到香港了。解放后，毛澤東命令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參加聯合政府。把錢帶回來重新開業。政府要誠心誠意地和他們合作，建設新民主主義。那時我就是這麼做的，動員了很多資本家回國。
別的地方我不說，就說上海，這些資本家回國三五年後，上海的經濟恢復了，政府就開始對付他們了，說他們行賄，偷稅漏稅，於是就有了五四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有的資本家只好把家產全部拿出來，政府把他們的資本當成公私合營企業的利息（比如象對待容毅仁），那是客氣的，其實公司合營兩三年後國家也把他們的資產全部沒收了。不客氣的就把那些企業整個拿過來了，資本家都被拉去遊街了。我當時想，叫我們動員他們回去，回去三五年就把他們殺掉，那我們怎麼做啊？之後就是大躍進，那就不用說了。
3、因在台灣的中共地下工作被軟禁
六八年有一天組織上通知我到廣州開會，說討論對香港的政策問題，看香港應如何配合大陸的文化大革命。當天的會議之後，廣東組織會議的一個負責人對我說，要照顧我，送我去住旅館。我拿了衣服，上了車，隨他到了廣州東山的一個華僑住宅區。一按門鈴，開門的是兩夫婦，都是新華社的幹部。本來很熟的，那次我跟他們寒暄他們卻什麼話也不說。帶我去的人說廣州的會我參加半天就夠了，以後的會我就不用參加了。他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組織要重新審查我的情況。問我國民黨在上海抓我沒抓到，我跑到台灣去了；到台灣抓我，我又跑到香港去了，要我交代是怎麼回事。要我住下來，好好考慮。組織上會有人跟我談，讓我把情況講清楚。我想，哈，弄到我頭上了。我怎麼跑到台灣的？我是被共產黨派到台灣的中共台灣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怎麼說我跑那去了？我逃離台灣是組織上通知我撤離的。那時候共產黨已經滲透進國民黨了，國民黨來抓我就有人通知我，我就走了。這還要怎麼交代啊？就這樣我在廣州被軟禁了三年，要我天天寫交代材料。我的太太和家人也被弄到廣州，但不能住在一起，和我分開住。三年以後，廖承志和周恩來批示說我交代得徹底清楚了，給我平反。但是廣州的軍區司令丁盛認為由於我長期在台灣和香港兩地工作，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說話的態度不好，要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於是，我又去了五七幹校種田。那是一九七一年。太太也隨我去，孩子由我媽媽帶。在那呆了兩到三年。我想你叫我怎麼改造啊？農民不是因為沒飯吃，拿了槍就去搶，去革命的？五七幹校以後又把我弄到廣東韶關附近的紅工煤礦當黨校校長，在那裡批林批孔，一直到打到四人幫之後才調回北京。回顧起來，每次搞這種運動都是搞它個百分之幾。比如全黨的5％，全民的5％。怎麼出現這種情況的？就是因為共產黨搞一黨專政，獨裁統治！文革不就是一個毛澤東？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文革又死掉三千多萬，多少人死了？現在也是這種情況，江澤民說法輪功是「邪教」，一句話，朱榕基都不同意的。但江說了，他就是比你高，你反對他?違反他的意志就是反對黨中央。憲法是裝飾用的，權力就是一切，他一句話就是法律。
4、中共有階段性的宣傳政策
說到共產黨搞宣傳的方針政策，那是有階段性的。國內經濟要恢復，工商業要上去的時候，我們在香港就宣傳中國市場怎麼好，政府對資本家怎麼好，讓海外的資本家回去。跟他們說，「你看，容毅仁，大資本家，人家不是在政府裏面當大官了？」搞統戰也是那樣，國民黨有兩名大人物是我統戰他們回去的，一個是國民黨政府的總統府秘書長陳思遠，一個是宋子文的秘書郭增愷。陳思遠是五五年回國的，他們兩個還好。陳當了政協副主席，現在還活著。郭增愷是政協委員。十年後陳思遠把李宗仁也帶回去了，李是六五年從美國紐約回去的。回去后他太太郭德潔患了乳癌，要求到香港或美國治療。好多部門討論了都不同意。李宗仁很不高興，因為當初勸他回來的時候說好的，是自由來，自由往。來了之後不適應可以再出去。後來經過多方交涉，政府終於同意了，但他太太的病已經等不及了。
5、統戰的講究(關於張國濤)
當然統戰也是有講究的，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的，沒有用的人想回來也不讓他回來。53 年張國濤想回國，他托陳獨秀的兒子找到我。陳的兒子在香港一家出版社，跟我有來往。我們相約到外面喝茶談了這事。陳告訴我張老想回北京工作，與他商量找誰向中共政府傳這個口信，於是兩人談起我。張知道我在共產黨的地位，說：「找金先生合適。勞金先生幫忙請毛潤之、周恩來先生考慮。我願意回去工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他們的貢獻不小。我希望能夠進一步為新中國盡一點力量，接受他們的領導。」話傳到之後，劉少奇為這事作了批示，要張先寫個檢查，還要表示今後應該怎麼做。毛看了滿意的話就拿出來發表。實質上就是要他作個檢討，要不要他回來還不一定。張國濤不肯，這事就作罷了。其實共產黨並不想張國濤回來，因為毛澤東說他沒有用了。那時候張國濤在香港，後來到加拿大了。
6、中共引蛇出洞時險送一命
文匯報在上海辦報的時候，總編是徐鑄成。那時我才二十幾歲，在上海暨南大學(廣東暨南大學的前身)做地下黨工作，負責學生運動和群眾組織工作。我因為工作關係經常跟徐聯繫，通常是直接發新聞給文匯報，由他們發表。學生運動是親共，反國民黨的，文匯報也是親共的，他們天天派記者來訪問我們，對學生運動全版全版的報道。到了1948至49年解放大軍南下的時候，國民黨就把文匯報封掉了。於是一部分人到香港去，到了香港就找組織繼續辦報。解放以後，文匯報在香港辦的意義已經不大，就又到上海復刊。共產黨把國民黨給打敗了，報紙的立場也得跟著轉變。大公報是鄭學溪的。上海的大公報起義了，香港的大公報也起義了，跟文匯報一樣，起義以後都歸共產黨管了。遺憾的是共產黨管媒體比國民黨管得凶得多。大公報在上海復刊了，文匯報在上海也復刊了。徐鑄成他們也回國了。
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徐聽毛澤東話給政府提意見，被打成右派，一直關押起來。直到粉碎四人幫才獲得自由，出來的時候年紀很大了，後來到了香港探親。那一次我也差一點上當，當時大鳴大放，看到上海文匯報搞得轟轟烈烈，很多人給中央提意見，給上海市委提意見，我也很興奮，但政策規定海外不許搞。我就寫信給徐鑄成。我說你們文匯報辦得這樣我很欽佩。你們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做，大鳴大放的旗幟舉得高高的。徐將我這篇東西登了出來，收在中央內部的小參考第十六期，供中央委員看。在我這篇東西之前是台灣國民黨的一個宣傳部部長寫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罵大鳴大放，說這個運動激起了群眾的憤怒。之後廣東省的宣傳部長王匡約我面談，我說到他辦公室去，他說，不，要我到他家裡談。到了他家裡，他將抽屜拉開，拿出了內部參考，問：「你有沒有寫過直接批評中央的大字報？」我說我還沒有功夫寫。他說你千萬不要寫，我問為什麼。他說你在海外不知道，我們已經接到通知了，毛主席最近的指示，要引蛇出洞，等一等，要示眾，再把他們打下去。就是這個宣傳部長的一席話，救了我一命。
7、香港中共傳媒的運作
香港的大陸傳媒跟新華社是上下級的關係。香港有共產黨的港澳工委，工委放在新華社，以新華社的名義做工作，因為在香港不宜有共產黨的組織。就是說香港的中方傳媒受新華社領導，也就是受共產黨工委領導。九七香港回歸以後，工委搬出來成立了中聯辦。那時候我是香港工委新聞宣傳戰線的黨委書記，主要管這四個報紙兼統戰工作。當時新聞處理方面的策略是配合中國的需要，講好話，報喜不報憂。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稍微批評一下都不敢，其實就相當於香港人民日報。
8。64后 險些給安全部綁架回大陸
事實證明馬克思理論是錯的。整天你斗我，我斗你。中央是這樣，基層也是這樣。現在在中國的國家機關里的幹部、知識分子，私下裡哪一個不在罵？但他們還要吃飯呀。六四時期我的小女兒從洛杉磯時報看到香港支持八九民運，反對鎮壓學生的頭頭，並看到文匯報以及我支持民運的報道。她都很害怕，馬上跟我通電話，我說沒有關係。後來我仔細想想，覺得還是避一避為好，因為當時李鵬已經下令要把我綁回去。國安部那個時候叫安全部，他們在新華社的人就請我吃飯。當時有兩個方案。因為我愛喝酒，要把我灌醉。一個方案是等吃過飯，我也醉了，如果時間來得及，就在羅湖關口還沒關門之前用車將我送到深圳羅湖，如果來不及，就把我送到大陸在香港的招商局的輪船上。都安排好了，讓我在船裏面睡覺，門一關，外面用人把守，晚上裝上船，第二天早上8點就到廣州了。這都是一些知情的朋友透露給我的。
9、江澤民 三個代表 23條 - 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現在共產黨又搞出所謂的「三個代表」，這個理論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中。你看他那三個代表，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誰代表的？美國的生產力從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已經高度發展了，他敢說是共產黨代表的嗎？至於新的文化思想，共產黨代表了什麼新的思想？民主也反對，自由也反對，人權也反對！現今的科學、民主思想發展都在美國，都在歐州。實際上江澤民是不能丟掉這個招牌，他只是打著這個招牌，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又要做妓女，又要立牌坊」。……
關於香港要訂立23條立法的原因，是共產黨害怕香港這個自由港。香港有言論自由，對大陸情況知道得多，媒介報導得多。如果一失控，馬上就有示威、遊行、抗議，媒體消息一發就發到全世界，真相暴露，就泄露國家機密了。中共最害怕人了解真相。他這樣做是為鎮壓做準備，使你不敢動，你一動，他就用23條把你壓下去。我們當然希望23條不要通過。不過主要問題在北京，不是香港董建華要搞23條，是江澤民一定要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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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A：已故名報人金堯如的長女金虹談父親遺作《金堯如 香江五十年憶往》
金堯如早在1998年在香港出版一本著作名為《中共香港政策秘聞實錄 : 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詳細記述了他在香港的五十年間，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金堯如去逝后，他的家人再將這本書的內容整理及加入了廿多篇親友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重新發行，書名定為《金堯如五十年香江憶往》，這本書的其中一名統籌就是金堯如的長女金虹，那麼這兩個版本的金堯如遺作當年是如何構思出來的呢？
金虹表示，主要是由於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后，大陸官員對香港問題時常擺出強硬態度，惡形惡相，令父親深感擔憂，他回憶以往周恩來，陳毅，廖承志等人主管香港政策時，是本著平等開放，求同存異的態度，並非橫蠻逞凶，所以他決定把自己耳聞見睹中共對香港政策的形成和演變寫出來，希望當時的中共領導層有所改進。由於該書九八年出版較為倉卒，有不少錯漏，在父親逝世后，家人決定重新整理該書及加上一些親友的悼念文章，讓讀者可從別人的評價中認識他父親的為人。而再版另一個目的，就是為金堯如基金籌款，推動香港新聞自由，這是與他父親多年同事兼好友程翔提出的建議，金虹的兄弟姐妹都希望為香港的新聞自由出一分力。
在這本書中，不少悼念金堯如的文章都稱讚金堯如是一個不畏強權，勇於反省，真誠追求民主人權的老報人，那麼在女兒金虹眼中，年青時就追隨共產黨的父親，是什麼時候開始反思自己的政治路線呢？金虹覺得父親的思想是在文革後期出現轉變，他六八年被中共召回廣州審查和關在五七幹校勞教后，令他反思了很多問題，期間他又與很多新舊朋友接觸，了解到中共建國以來種種政治運動的禍害，對共產政治有了深刻的認識，他移居美國后，彷佛又回到年青時期追求革命理想的年代，筆耕不絕，對中共的專制獨裁作出深刻的批判
今天金虹除了帶來金堯如這本遺作，還帶來了她父親生前一首很喜愛的歌曲跟我們一起分享，這首就是著名美國民謠Old Black Joe，中文譯為老黑爵，是美國十九世紀中期著名作曲家史蒂芬．佛斯特的作品，以此懷念一位跟他感情很要好的黑奴，這首歌其後成為南北戰爭期間盛行於黑人社群的抒情歌曲。金虹說，在五十年代她小時候經常聽到父親唱這歌，新年時家庭成員要表演節目時，他照例必唱這首歌，此歌表達了美國南方黑奴刻苦辛勞的生活面?，父親年青時是充滿理想主義的外文系大學生，他喜歡此歌反映了他關心弱勢貧困民眾的情懷。金虹說，父親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執著，最令他懷念，父親生前曾問她，自己畢生跟隨共產黨追求理想，但理想至今沒有實現，反而前眼出現眾多貪污腐敗的問題，他這一生是否曲曲折折的還是走錯了路？金虹當時覺得很難過，最近有位七十八歲老人在香港的報章刊登全版廣告，提問到什麼時候才看到普選來臨，不禁令他想起已故的父親，當有一天，民主自由真正降臨中國大地時，她一定會到父親墓前把這個消息告訴他！
Gone are the days when my heart was young and gay,Gone are my friends from the cotton fields away,Gone from the earth to a better land I kn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I』m coming, I』m coming, for my head is bending low,I hear their gentle voices calling 」Old Black Joe.」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來源：DJY/RFA本文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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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八九六四內部日記--陸超祺著
由 共鏟黨撲街 » 2012年7月13日
38小時的掙扎——不是昨天的回憶 而是不滅的希望
北京這一夜
子夜（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個周末之夜，當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響起第一排槍聲之後，寫歷史的中國人再也不會有昨天。無論是祭一周年，還是兩周年、三周年，血跡永遠鮮目，不會因時間而蒙污塵埃。「淡化」，只是少數幾個人的一廂情願。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報，其編輯和記者，因四二六社論忍辱負重，一些內情外人並不知詳。這種追憶當時三十八小時的心情，也許可應驗中共領導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頭禪：黨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一張樣子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編稱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裡，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麼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麼。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里。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裡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麼，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裡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設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部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裡，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麼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麼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錶，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路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佈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的士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裏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麼，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裡採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瞭望了一會，不知怎麼，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麼？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裏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緻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裡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里那麼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繫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共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
凌晨一時后，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后，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這時，有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裡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電話報告傷亡情況。他們並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大家把目光轉向陸超琪。事實上，他接替錢李仁臨時主持這段時間工作，本身說明他已作好各種思想準備，他決不會為個人患得患失。但是，畢竟這是中共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並考慮後果。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一些記者哭著向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繼續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麼時候？
陸超琪眼含淚水，他說，記者可以把稿子先寫出來，如何安排，我們馬上商量決定。
這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里脫胎換骨出來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總編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報紙用通欄黑框，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贊同，但有人問，郵局不發怎麼辦？大家商量，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后，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關鍵是核對數字。當兩位最先回來的動筆寫稿子的時候，大家分別通過電話採訪各醫院和紅十字會。
槍聲密集腥風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準備天亮以後分發報紙時當早餐。走出五號樓大門，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紅，槍聲密集，不但有初時感覺到的沉悶聲，也有清脆連擊的呼嘯聲。北邊，似乎也傳來了斷續的槍聲。唯報社所處的東邊，還沒有任何動靜。但，已感到是腥風血雨了。
在報社北門宿舍區，一位剛進報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記者匆匆從天安門回來。他告訴我說，軍隊已經開到天安門了，南河沿一帶軍民對峙嚴重。他說，從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與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東的路段，同軍隊相隔幾十米之距。互相對視。軍隊坐下，市民也坐下；軍隊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覆多次，最後一次，軍隊在一聲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見軍隊平端衝鋒槍，那種異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懷疑開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話音未落，一排衝鋒槍子彈掃射過來。他眼見身旁幾位市民在血泊中，臨時找了輛自行車，回報杜報告。
他哭了。我讓他趕快到總編室去。我轉身進了自己家。妻子和兒子熟睡著。給北京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張結鳳仍然不在。我記得她同亞洲電視台的陳慧兒住在一起，都無迴音。
我掩上門出來時，不知道天亮以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北京這一夜」
前後不到半小時，我又回到總編室。這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記者自己查詢外，友誼醫院、紅十字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一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病人情況。有些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醫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是邊哭邊說。記者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早已過了平常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加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等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裡，反覆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戒嚴指揮部的通告，二是戒嚴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談話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下面是孫巨的文章。然後，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後壓縮成一電訊新聞，言簡意賅，並告訴版面編輯。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欄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為中共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新聞，仍然不？匾瑋曭漱@個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題目就是「北京這一夜」。
陸超琪仍然對裏面含糊的數字不滿，要求記者繼續查核。這時，有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軍隊已進廣場。大家非常關心廣場上的大學生，迫切想知道確切數字。當時，許多人頭腦里反應最敏捷的是，天安門廣場是這次學運的中心，那麼，廣場的傷亡也將是最嚴重的。事後，大家才知道，當時廣場上大部分學生趕赴長安街、前門等地，因此，軍隊對廣場的包圍，其順利超乎原來的估計。
接著，記者又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廣場突然全部熄燈，一片黑暗，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陣恐懼而又悲憤的氣氛瀰漫開來。幾位記者自告奮勇要去廣場，說那兒還有許多帳蓬，或許學生還睡在裏面。但被大家苦苦勸住。
「紅機子」下令不準報導
大約在四時左右，陸超琪桌子上那個紅色電話機響了起來。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層。那位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喊陸超琪接電話，這是中宣部王唯純打來，他負責與人民報保持聯繫。這是當夜人民日報聽到的唯一「中央聲音」。他告訴陸超琪，共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過去。陸超琪回答：新華社早已關機了。王竟蠻不講理：「不關你們的事」。然後，他又通知：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沒說什麼，把電話掛了。
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似開了鍋。編輯、記者，包括老總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兩位副總編商量了一下，決定稿子照上。但陸又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這時，共軍報社論傳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還在包圍之中，但社論已講了，軍報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的。(幾個月後，碰見共軍報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論已寫好，並且嚴令軍報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王唯純第二次打電話來問：軍報社論你們怎麼處理？陸答：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他問，放什麼位置？陸答：由於上面有戒嚴指揮部通知和李鵬講話，社論只能放下面。王又問，你們如何報導清場？陸答，簡單講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這麼樣吧。
「這一夜」刪成200字的短訊
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共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也成為他後來的一條罪狀。)然後，他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稱軍隊已全部佔領廣場。這時，他看了一下手錶，五時正，於是，將電頭改為：「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並在最後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嚴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時間向外報導北京慘案的「黨報」。
但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文章僅成為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面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調整。陸超琪說，不管空多少地方，就這麼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於是，成了後來大家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大框，疏落幾行文字，唯「北京這一夜」標題醒目。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文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後，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為，乃無奈之為也。
輪印機里轟然作響。編輯、記者不用去送報了。後來，大家評估：如果當夜用通欄黑框印報，然後由編輯記者發送，那麼，不出半小時，軍隊將抹平報社大院，人民日報將不復存在。
槍聲就是命令
總編室逐漸安靜下來，眾人離去。正是拂曉時分。五時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聽到有一種異常的聲音，側耳細聽，是從報社東邊傳過來的。外面腳步聲很雜，有些人朝報社南門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燈熄滅，朝外大街全然無人，到處是公共汽車做的路障。一種地排山倒海的馬達轟隆聲繼續從東邊傳過來。
轟隆聲越來越近。紅廟路口的汽車障礙，轟的一下被沖開一個大缺口。透過缺口看，竟是一望無尾的坦克車隊，朝報社這邊駛來西去。
報社南門擠滿了人。我站在最外層默默看著。坦克車過來了，每輛車頂，各有三名士兵平端衝鋒槍，分別盯著三個方向。前面數輛駛過，無甚反應。於是，一些編輯和記者，包括幾個老年女記者，開始起鬨，嘲笑，尖叫。就在這時，平端衝鋒槍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幾串子彈噴焰而出，從頭頂掠過。人群瞬時靜了下來，象死一樣。晨曦中，僅幾米遠的衝鋒槍火光耀眼刺目。我頓生恐懼，似乎第一次感到離死亡這麼近。我趕忙後撤，躲在人民日報大字招牌後面的水泥柱旁。
從這時開始，似乎槍聲就是命令，每駛過三、五輛坦克，就會向報社發射幾排子彈。坦克車後面是裝甲運兵車，然後是載滿士兵的卡車，足足開了二十幾分鐘，估計有三百多輛。
歷史鏡頭未來證據
軍車過完，大家又聚集到五號前。這時，還有不少記者徹夜不歸，下落不明。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和版面主編，著急地探尋著自己轄下的記者。有些記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們，丈夫沒消息，我們只能安慰。旁邊一位老太太開著袖珍收音機，正播送戒嚴指揮部通告，聽得人煩，大聲斥之，讓其關閉。
六時半，海外版二位記者從六部口打來電話。告之平安無事，但道路封鎖，無法脫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記者在廣場上和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撤退，但卻走散了。
他們和學生從廣場南口撤出拐向前門西大街，又至西單，六部口。儘管學生靠路邊走，他門仍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瘋狂朝人群壓來，由於躲避不及，一些人頓時倒下，一大片自行車也在劫難逃，被壓得稀爛。大家抱頭痛哭，和學生告別。
七時左右，五號樓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變。一記者說，所有的殺人場面，他都拍下來了。其實，並不止一位，據我所知，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至八時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記者已安全返回。尋找丈夫的那幾個女人也放心了。這時，一個還未結婚的青年記者跌跌撞撞跑回來，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裡的一根木棍，全沾滿鮮血。他是整夜在長安街幫助救護人員抬運傷亡者。他站在五號樓前的台階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目睹的慘案。
陸超琪請辭語帶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給張結風打電話，沒人接。給王業隆打電話，也沒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還響著槍聲，遠處似有炮。
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簡單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面處理情況。然後，他突然宣布：鑒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室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打報告，請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然後，他又請在座各位編輯主任、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採訪任務，盡量不要出門，安全為要。說到此處，老人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餘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
從昨天凌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報改組殺盡做絕
六四晚上，與王業隆的電話接通了，但他已判若兩人，話不連氣，語不成句，情緒明顯反常，我知道事態對他的刺激，勸他及早坐飛機離京，並祝他旅途平安。張結鳳還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拿起一聽，正是她。原來，六月三日凌晨接我電話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裡在天安門被子彈擊中額頭，幸好是橡皮子彈，被人送進一般是高幹看病的北京醫院。她剛從醫院出來，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機回家。她聽上去情緒極不穩定。驚訝之餘，我告訴她，已無法請她吃飯了。她說，這時候還請什麼客呀。她很耽心我幾位朋友以後的命運。
以後幾天，在高層批來的「指令性」稿件中，時而發現有江澤民的簽字或批語，大家估計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的角色。但在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總書記。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改組，高狄從黨校調任人民日報社長。開始了新一輪整肅，美其名曰「不留隱患」，其實是「殺盡做絕」，其手段之殘忍，甚至超過文革。畢竟，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終因姓社姓資問題向鄧小平發難而遭廢黜，狼狽離開報社。
一九八九，對人民日報來說，絕不會成為昨天，他蘊蓄著一代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和不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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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子夜
出 處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2年7月12日18:50
北京這一夜
子夜（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一個周末之夜，當北京復興門外木樨地響起第一排槍聲之後，寫歷史的中國人再也不會有昨天。無論是祭一周年，還是兩周年、三周年，血跡永遠鮮目，不會因時間而蒙污塵埃。「淡化」，只是少數幾個人的一廂情願。
以中共「喉舌」自喻的人民日報，其編輯和記者，因四二六社論忍辱負重，一些內情外人並不知詳。這種追憶當時三十八小時的心情，也許可應驗中共領導人此前常用的一句口頭禪：黨心民心、人同此心。
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一張樣子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編稱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裡，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麼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麼。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里。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裡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麼，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裡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設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部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裡，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麼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麼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錶，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路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佈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的士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裏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麼，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裡採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瞭望了一會，不知怎麼，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麼？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裏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緻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裡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里那麼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繫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共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
凌晨一時后，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后，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這時，有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裡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電話報告傷亡情況。他們並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大家把目光轉向陸超琪。事實上，他接替錢李仁臨時主持這段時間工作，本身說明他已作好各種思想準備，他決不會為個人患得患失。但是，畢竟這是中共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並考慮後果。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一些記者哭著向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繼續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麼時候？
陸超琪眼含淚水，他說，記者可以把稿子先寫出來，如何安排，我們馬上商量決定。
這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里脫胎換骨出來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總編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報紙用通欄黑框，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贊同，但有人問，郵局不發怎麼辦？大家商量，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后，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關鍵是核對數字。當兩位最先回來的動筆寫稿子的時候，大家分別通過電話採訪各醫院和紅十字會。
槍聲密集腥風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準備天亮以後分發報紙時當早餐。走出五號樓大門，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紅，槍聲密集，不但有初時感覺到的沉悶聲，也有清脆連擊的呼嘯聲。北邊，似乎也傳來了斷續的槍聲。唯報社所處的東邊，還沒有任何動靜。但，已感到是腥風血雨了。
在報社北門宿舍區，一位剛進報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記者匆匆從天安門回來。他告訴我說，軍隊已經開到天安門了，南河沿一帶軍民對峙嚴重。他說，從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與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東的路段，同軍隊相隔幾十米之距。互相對視。軍隊坐下，市民也坐下；軍隊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覆多次，最後一次，軍隊在一聲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見軍隊平端衝鋒槍，那種異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懷疑開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話音未落，一排衝鋒槍子彈掃射過來。他眼見身旁幾位市民在血泊中，臨時找了輛自行車，回報杜報告。
他哭了。我讓他趕快到總編室去。我轉身進了自己家。妻子和兒子熟睡著。給北京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張結鳳仍然不在。我記得她同亞洲電視台的陳慧兒住在一起，都無迴音。
我掩上門出來時，不知道天亮以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北京這一夜」
前後不到半小時，我又回到總編室。這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記者自己查詢外，友誼醫院、紅十字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一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病人情況。有些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醫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是邊哭邊說。記者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早已過了平常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加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等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裡，反覆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戒嚴指揮部的通告，二是戒嚴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談話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下面是孫巨的文章。然後，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後壓縮成一電訊新聞，言簡意賅，並告訴版面編輯。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欄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為中共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新聞，仍然不？匾瑋曭漱@個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題目就是「北京這一夜」。
陸超琪仍然對裏面含糊的數字不滿，要求記者繼續查核。這時，有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軍隊已進廣場。大家非常關心廣場上的大學生，迫切想知道確切數字。當時，許多人頭腦里反應最敏捷的是，天安門廣場是這次學運的中心，那麼，廣場的傷亡也將是最嚴重的。事後，大家才知道，當時廣場上大部分學生趕赴長安街、前門等地，因此，軍隊對廣場的包圍，其順利超乎原來的估計。
接著，記者又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廣場突然全部熄燈，一片黑暗，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陣恐懼而又悲憤的氣氛瀰漫開來。幾位記者自告奮勇要去廣場，說那兒還有許多帳蓬，或許學生還睡在裏面。但被大家苦苦勸住。
「紅機子」下令不準報導
大約在四時左右，陸超琪桌子上那個紅色電話機響了起來。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層。那位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喊陸超琪接電話，這是中宣部王唯純打來，他負責與人民報保持聯繫。這是當夜人民日報聽到的唯一「中央聲音」。他告訴陸超琪，共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過去。陸超琪回答：新華社早已關機了。王竟蠻不講理：「不關你們的事」。然後，他又通知：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沒說什麼，把電話掛了。
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似開了鍋。編輯、記者，包括老總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兩位副總編商量了一下，決定稿子照上。但陸又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這時，共軍報社論傳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還在包圍之中，但社論已講了，軍報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的。(幾個月後，碰見共軍報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論已寫好，並且嚴令軍報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王唯純第二次打電話來問：軍報社論你們怎麼處理？陸答：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他問，放什麼位置？陸答：由於上面有戒嚴指揮部通知和李鵬講話，社論只能放下面。王又問，你們如何報導清場？陸答，簡單講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這麼樣吧。
「這一夜」刪成200字的短訊
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共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也成為他後來的一條罪狀。)然後，他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稱軍隊已全部佔領廣場。這時，他看了一下手錶，五時正，於是，將電頭改為：「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並在最後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嚴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時間向外報導北京慘案的「黨報」。
但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文章僅成為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面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調整。陸超琪說，不管空多少地方，就這麼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於是，成了後來大家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大框，疏落幾行文字，唯「北京這一夜」標題醒目。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文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後，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為，乃無奈之為也。
輪印機里轟然作響。編輯、記者不用去送報了。後來，大家評估：如果當夜用通欄黑框印報，然後由編輯記者發送，那麼，不出半小時，軍隊將抹平報社大院，人民日報將不復存在。
槍聲就是命令
總編室逐漸安靜下來，眾人離去。正是拂曉時分。五時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聽到有一種異常的聲音，側耳細聽，是從報社東邊傳過來的。外面腳步聲很雜，有些人朝報社南門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燈熄滅，朝外大街全然無人，到處是公共汽車做的路障。一種地排山倒海的馬達轟隆聲繼續從東邊傳過來。
轟隆聲越來越近。紅廟路口的汽車障礙，轟的一下被沖開一個大缺口。透過缺口看，竟是一望無尾的坦克車隊，朝報社這邊駛來西去。
報社南門擠滿了人。我站在最外層默默看著。坦克車過來了，每輛車頂，各有三名士兵平端衝鋒槍，分別盯著三個方向。前面數輛駛過，無甚反應。於是，一些編輯和記者，包括幾個老年女記者，開始起鬨，嘲笑，尖叫。就在這時，平端衝鋒槍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幾串子彈噴焰而出，從頭頂掠過。人群瞬時靜了下來，象死一樣。晨曦中，僅幾米遠的衝鋒槍火光耀眼刺目。我頓生恐懼，似乎第一次感到離死亡這麼近。我趕忙後撤，躲在人民日報大字招牌後面的水泥柱旁。
從這時開始，似乎槍聲就是命令，每駛過三、五輛坦克，就會向報社發射幾排子彈。坦克車後面是裝甲運兵車，然後是載滿士兵的卡車，足足開了二十幾分鐘，估計有三百多輛。
歷史鏡頭未來證據
軍車過完，大家又聚集到五號前。這時，還有不少記者徹夜不歸，下落不明。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和版面主編，著急地探尋著自己轄下的記者。有些記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們，丈夫沒消息，我們只能安慰。旁邊一位老太太開著袖珍收音機，正播送戒嚴指揮部通告，聽得人煩，大聲斥之，讓其關閉。
六時半，海外版二位記者從六部口打來電話。告之平安無事，但道路封鎖，無法脫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記者在廣場上和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撤退，但卻走散了。
他們和學生從廣場南口撤出拐向前門西大街，又至西單，六部口。儘管學生靠路邊走，他門仍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瘋狂朝人群壓來，由於躲避不及，一些人頓時倒下，一大片自行車也在劫難逃，被壓得稀爛。大家抱頭痛哭，和學生告別。
七時左右，五號樓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變。一記者說，所有的殺人場面，他都拍下來了。其實，並不止一位，據我所知，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至八時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記者已安全返回。尋找丈夫的那幾個女人也放心了。這時，一個還未結婚的青年記者跌跌撞撞跑回來，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裡的一根木棍，全沾滿鮮血。他是整夜在長安街幫助救護人員抬運傷亡者。他站在五號樓前的台階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目睹的慘案。
陸超琪請辭語帶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給張結風打電話，沒人接。給王業隆打電話，也沒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還響著槍聲，遠處似有炮。
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簡單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面處理情況。然後，他突然宣布：鑒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室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打報告，請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然後，他又請在座各位編輯主任、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採訪任務，盡量不要出門，安全為要。說到此處，老人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餘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
從昨天凌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報改組殺盡做絕
六四晚上，與王業隆的電話接通了，但他已判若兩人，話不連氣，語不成句，情緒明顯反常，我知道事態對他的刺激，勸他及早坐飛機離京，並祝他旅途平安。張結鳳還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拿起一聽，正是她。原來，六月三日凌晨接我電話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裡在天安門被子彈擊中額頭，幸好是橡皮子彈，被人送進一般是高幹看病的北京醫院。她剛從醫院出來，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機回家。她聽上去情緒極不穩定。驚訝之餘，我告訴她，已無法請她吃飯了。她說，這時候還請什麼客呀。她很耽心我幾位朋友以後的命運。
以後幾天，在高層批來的「指令性」稿件中，時而發現有江澤民的簽字或批語，大家估計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的角色。但在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總書記。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改組，高狄從黨校調任人民日報社長。開始了新一輪整肅，美其名曰「不留隱患」，其實是「殺盡做絕」，其手段之殘忍，甚至超過文革。畢竟，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終因姓社姓資問題向鄧小平發難而遭廢黜，狼狽離開報社。
一九八九，對人民日報來說，絕不會成為昨天，他蘊蓄著一代新聞工作者的良知和不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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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子夜
出 處 :北京之春
整 理 :2012年7月12日18:50
Re: 八九六四內部日記--陸超祺著
由 別問我是誰 » 2012年11月18日
王炳章「不自殺」聲明
發言人: 王金環, on 11/17/2012 10:30:00 AM 顯示／隱藏圖片 顯示／隱藏文字
王炳章
王炳章「不自殺」聲明
編者按：今天，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環發布：王炳章「不自殺」聲明，我們認為非常必要，也道出了王炳章的心聲。誠如他姐姐所說：「王炳章和李旺陽一樣，因為信念堅定，因為堅韌不屈，早就被中共視為「眼中釘」，因此我們擔心中共可能染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禍於「自殺」。」
王炳章棄醫從政舍卻了燦爛的前途，在海外豎起民主反對派的大旗，功不可沒。王炳章一心要從事的是中國民主運動而不是「海外民運」。在《中國之春》和 「團結聯盟」時期，王炳章不斷在國內發展盟員，派遣海外盟員回國推動民主運動，不僅從道義上，而且在物質上支持國內受難的民運人士。
1998年成功的闖關回國，推動組織全國性反對黨。2002年王炳章在中越邊境被綁架到國內，判處無期徒刑。
因此，王炳章不僅僅是「信念堅定」、「堅韌不屈」，而且是不斷採取實際行動挑動中共神經，從《中國之春》、中國民聯，到推動組黨，始終在挑戰中共統治的實幹家。
有傳言說：喬石放言，不在乎「海外民運」，但中共當局卻非常在乎王炳章，要把他綁架回去，要判他無期徒刑。
但我們相信：作為基督徒的王炳章，作為獻身民主事業的王炳章，既使被關在監獄，身患多種疾病，「也從未泄瀉氣，始終相信中國終有一天將實行民主。」我們要代他再重申一遍：絕不自殺！終結中共一黨專制已經為期不遠！
各位朋友：
我叫王金環，
是中國著名民運人士王炳章博士的姐姐。
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人神共憤的慘事。
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在六四事件之後，前後兩次坐牢共二十二年。在監獄折磨下，李旺陽雙眼失明，雙耳失聰，連走路也需要人扶。但他沒有向強權屈服， 人稱六四硬漢。在今年六四之前，李旺陽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重申追求民主即使遭「砍頭也不回頭」。李旺陽的浩然正氣，遭到中國當局的瘋狂報復，並死在醫院病房。
從死亡現場照片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人殺死後，再被懸吊在病房窗前，但當局卻指李旺陽是「自殺」，並強行搶屍並火速焚屍，企圖毀屍滅跡。
李旺陽之死，各界嘩然。並令世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民怨沸騰的中國，政府為了所謂的維穩，不惜突破人性作惡的底線，暗殺一個嚴重殘疾的公民，暗殺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病患！
事實上，中共的卑鄙無恥並不自李旺陽始。在10年前的6月27日，中國視國際法於無物，為了追殺我弟弟王炳章，多名特工偷偷潛入越南，最後把我的 弟弟王炳章綁架，並偷運進中國境內。最後，無恥的中共當局，竟然以「台灣間諜」和「組織恐怖組織」等莫須有的罪名，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
王炳章是中美建交後，中國首批送往北美的公費留學生，他也是首個在北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留學生。王炳章成長在中國執政當局最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 時期，從小就關注著中國的前途，人民的命運。畢業之後，王炳章「棄醫從運」，投入到民主救中國的運動之中，並在1980年代初，先後創辦第一本海外民運雜誌《中國之春》，和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30多年來，儘管時事變幻，海外民運潮漲潮落，但王炳章從未改變信念。既使被關在監獄，身患多種疾病，王炳章也從未泄氣，始終相信中國終有一天將實現民主。
然而，中共的殘暴毒辣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尤其是李旺陽事件發生後，聯想到最近數年發生的一系列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不可思議的「被死亡」事件，作為王炳章的家人，令我們家人非常擔心同類事件重演。
王炳章和李旺陽一樣，因為信念堅定，因為堅韌不屈，早就被中共視為「眼中釘」，因此我們擔心中共可能會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禍於「自殺」。
由於王炳章囚禁在黑獄之中，不能向外界表態。經過慎重的考慮，我們家人決定代王炳章發表他的「不自殺」聲明：
一，聖經說：不可殺人。自殺也是殺人。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會尊從上帝的教誨，無論處於怎樣的劣境和非人的折磨，我永遠都不會自殺。
二，中國的民運之路即漫長又艱辛，三十年多來，無論民運處於什麼樣的低潮，我都從未失望，也從未放棄。我會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哪怕把牢底坐穿。
三，中國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共的專制統治已走到窮途末路，在不遠的將來必將淹沒在十多億中國人民仇恨的怒火之中。
四，天佑中華！
6年前，我們的父親因病去世，他去世前唯一的心願，便是希望能再見兒子王炳章最後一面。但是，無論怎樣呼籲，中共當局始終未能高抬貴手。我們的老父親最後只能含恨而逝。
去年年底，我們的媽媽去世。在我媽媽去世前一個月，我弟弟王炳武曾前往廣東韶關監獄探望王炳章，這個曾被單獨囚禁達九年的硬漢子，獲知我母親病危的消息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一個勁地失聲痛哭。
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對於父母的養育之恩，可憐的王炳章，只能以苦淚相報。
三十多年過去了，王炳章也已是65歲的花甲之齡。他當年放棄了大好的專業前程，奮不顧身地走上了坎坷的民運之路，到現在已經犧牲太多太多。
作為他的姐姐，在這裏，我要大聲呼籲北京當局，馬上釋放王炳章，「還我弟弟王炳章」。
同時，我要再次重申，為了爭取王炳章早日獲釋，我將不惜拼了這把老骨頭，不定期地來到這裏，抗議中國政府的冷酷和殘暴，抗議中共的喪盡天良。
謝謝大家！
王金環
2012年6月20日
發言人: 王金環, on 11/17/2012 10:30:00 AM 顯示／隱藏圖片 顯示／隱藏文字
王炳章
王炳章「不自殺」聲明
編者按：今天，王炳章的姐姐王金環發布：王炳章「不自殺」聲明，我們認為非常必要，也道出了王炳章的心聲。誠如他姐姐所說：「王炳章和李旺陽一樣，因為信念堅定，因為堅韌不屈，早就被中共視為「眼中釘」，因此我們擔心中共可能染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禍於「自殺」。」
王炳章棄醫從政舍卻了燦爛的前途，在海外豎起民主反對派的大旗，功不可沒。王炳章一心要從事的是中國民主運動而不是「海外民運」。在《中國之春》和 「團結聯盟」時期，王炳章不斷在國內發展盟員，派遣海外盟員回國推動民主運動，不僅從道義上，而且在物質上支持國內受難的民運人士。
1998年成功的闖關回國，推動組織全國性反對黨。2002年王炳章在中越邊境被綁架到國內，判處無期徒刑。
因此，王炳章不僅僅是「信念堅定」、「堅韌不屈」，而且是不斷採取實際行動挑動中共神經，從《中國之春》、中國民聯，到推動組黨，始終在挑戰中共統治的實幹家。
有傳言說：喬石放言，不在乎「海外民運」，但中共當局卻非常在乎王炳章，要把他綁架回去，要判他無期徒刑。
但我們相信：作為基督徒的王炳章，作為獻身民主事業的王炳章，既使被關在監獄，身患多種疾病，「也從未泄瀉氣，始終相信中國終有一天將實行民主。」我們要代他再重申一遍：絕不自殺！終結中共一黨專制已經為期不遠！
各位朋友：
我叫王金環，
是中國著名民運人士王炳章博士的姐姐。
最近，中國發生了一件人神共憤的慘事。
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在六四事件之後，前後兩次坐牢共二十二年。在監獄折磨下，李旺陽雙眼失明，雙耳失聰，連走路也需要人扶。但他沒有向強權屈服， 人稱六四硬漢。在今年六四之前，李旺陽接受了香港有線電視的訪問，重申追求民主即使遭「砍頭也不回頭」。李旺陽的浩然正氣，遭到中國當局的瘋狂報復，並死在醫院病房。
從死亡現場照片來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被人殺死後，再被懸吊在病房窗前，但當局卻指李旺陽是「自殺」，並強行搶屍並火速焚屍，企圖毀屍滅跡。
李旺陽之死，各界嘩然。並令世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民怨沸騰的中國，政府為了所謂的維穩，不惜突破人性作惡的底線，暗殺一個嚴重殘疾的公民，暗殺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病患！
事實上，中共的卑鄙無恥並不自李旺陽始。在10年前的6月27日，中國視國際法於無物，為了追殺我弟弟王炳章，多名特工偷偷潛入越南，最後把我的 弟弟王炳章綁架，並偷運進中國境內。最後，無恥的中共當局，竟然以「台灣間諜」和「組織恐怖組織」等莫須有的罪名，判處王炳章無期徒刑。
王炳章是中美建交後，中國首批送往北美的公費留學生，他也是首個在北美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留學生。王炳章成長在中國執政當局最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 時期，從小就關注著中國的前途，人民的命運。畢業之後，王炳章「棄醫從運」，投入到民主救中國的運動之中，並在1980年代初，先後創辦第一本海外民運雜誌《中國之春》，和海外第一個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30多年來，儘管時事變幻，海外民運潮漲潮落，但王炳章從未改變信念。既使被關在監獄，身患多種疾病，王炳章也從未泄氣，始終相信中國終有一天將實現民主。
然而，中共的殘暴毒辣已經完全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尤其是李旺陽事件發生後，聯想到最近數年發生的一系列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不可思議的「被死亡」事件，作為王炳章的家人，令我們家人非常擔心同類事件重演。
王炳章和李旺陽一樣，因為信念堅定，因為堅韌不屈，早就被中共視為「眼中釘」，因此我們擔心中共可能會把染滿血腥的魔爪，再一次伸向王炳章，在獄中用卑鄙的手段殺害王炳章，然而再嫁禍於「自殺」。
由於王炳章囚禁在黑獄之中，不能向外界表態。經過慎重的考慮，我們家人決定代王炳章發表他的「不自殺」聲明：
一，聖經說：不可殺人。自殺也是殺人。作為一名基督徒，我會尊從上帝的教誨，無論處於怎樣的劣境和非人的折磨，我永遠都不會自殺。
二，中國的民運之路即漫長又艱辛，三十年多來，無論民運處於什麼樣的低潮，我都從未失望，也從未放棄。我會繼續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哪怕把牢底坐穿。
三，中國古話說：多行不義必自斃。中共的專制統治已走到窮途末路，在不遠的將來必將淹沒在十多億中國人民仇恨的怒火之中。
四，天佑中華！
6年前，我們的父親因病去世，他去世前唯一的心願，便是希望能再見兒子王炳章最後一面。但是，無論怎樣呼籲，中共當局始終未能高抬貴手。我們的老父親最後只能含恨而逝。
去年年底，我們的媽媽去世。在我媽媽去世前一個月，我弟弟王炳武曾前往廣東韶關監獄探望王炳章，這個曾被單獨囚禁達九年的硬漢子，獲知我母親病危的消息後，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只是一個勁地失聲痛哭。
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對於父母的養育之恩，可憐的王炳章，只能以苦淚相報。
三十多年過去了，王炳章也已是65歲的花甲之齡。他當年放棄了大好的專業前程，奮不顧身地走上了坎坷的民運之路，到現在已經犧牲太多太多。
作為他的姐姐，在這裏，我要大聲呼籲北京當局，馬上釋放王炳章，「還我弟弟王炳章」。
同時，我要再次重申，為了爭取王炳章早日獲釋，我將不惜拼了這把老骨頭，不定期地來到這裏，抗議中國政府的冷酷和殘暴，抗議中共的喪盡天良。
謝謝大家！
王金環
2012年6月20日
Re: 八九六四內部日記--陸超祺著
由 老蔣當年剿匪不力 » 2015年3月24日
人民日報暗示六四屠城 許多記者保留未來審判證據 圖
——人民日報：38小時的掙扎
【阿波羅新聞網 2015-03-24 訊】
作者：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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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六四事件期間，人民日報記者手持橫幅上街聲援學生
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一張樣子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編稱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裡，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麼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麼。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里。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裡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麼，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裡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設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部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裡，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麼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麼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錶，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路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佈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的士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裏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麼，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裡採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瞭望了一會，不知怎麼，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麼?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裏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緻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裡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里那麼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繫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
凌晨一時后，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后，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這時，有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裡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電話報告傷亡情況。他們並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大家把目光轉向陸超琪。事實上，他接替錢李仁臨時主持這段時間工作，本身說明他已作好各種思想準備，他決不會為個人患得患失。但是，畢竟這是中共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並考慮後果。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一些記者哭著向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繼續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麼時候?
陸超琪眼含淚水，他說，記者可以把稿子先寫出來，如何安排，我們馬上商量決定。
這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里脫胎換骨出來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總編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報紙用通欄黑框，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贊同，但有人問，郵局不發怎麼辦?大家商量，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后，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關鍵是核對數字。當兩位最先回來的動筆寫稿子的時候，大家分別通過電話採訪各醫院和紅十字會。
槍聲密集腥風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準備天亮以後分發報紙時當早餐。走出五號樓大門，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紅，槍聲密集，不但有初時感覺到的沉悶聲，也有清脆連擊的呼嘯聲。北邊，似乎也傳來了斷續的槍聲。唯報社所處的東邊，還沒有任何動靜。但，已感到是腥風血雨了。
在報社北門宿舍區，一位剛進報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記者匆匆從天安門回來。他告訴我說，軍隊已經開到天安門了，南河沿一帶軍民對峙嚴重。他說，從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與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東的路段，同軍隊相隔幾十米之距，互相對視。軍隊坐下，市民也坐下;軍隊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覆多次，最後一次，軍隊在一聲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見軍隊平端衝鋒槍，那種異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懷疑開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話音未落，一排衝鋒槍子彈掃射過來。他眼見身旁幾位市民在血泊中，臨時找了輛自行車，回報杜報告。
他哭了。我讓他趕快到總編室去。我轉身進了自己家。妻子和兒子熟睡著。給北京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張結鳳仍然不在。我記得她同亞洲電視台的陳慧兒住在一起，都無迴音。
我掩上門出來時，不知道天亮以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北京這一夜」
前後不到半小時，我又回到總編室。這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記者自己查詢外，友誼醫院、紅十字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一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病人情況。有些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醫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是邊哭邊說。記者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早已過了平常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加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等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裡，反覆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戒嚴指揮部的通告，二是戒嚴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談話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下面是孫巨的文章。然後，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後壓縮成一電訊新聞，言簡意賅，並告訴版面編輯。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欄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為中共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新聞，仍然不失為黨報的一個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題目就是「北京這一夜」。
陸超琪仍然對裏面含糊的數字不滿，要求記者繼續查核。這時，有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軍隊已進廣場。大家非常關心廣場上的大學生，迫切想知道確切數字。當時，許多人頭腦里反應最敏捷的是，天安門廣場是這次學運的中心，那麼，廣場的傷亡也將是最嚴重的。事後，大家才知道，當時廣場上大部分學生趕赴長安街、前門等地，因此，軍隊對廣場的包圍，其順利超乎原來的估計。
接著，記者又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廣場突然全部熄燈，一片黑暗，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陣恐懼而又悲憤的氣氛瀰漫開來。幾位記者自告奮勇要去廣場，說那兒還有許多帳蓬，或許學生還睡在裏面。但被大家苦苦勸住。
「紅機子」下令不準報導
大約在四時左右，陸超琪桌子上那個紅色電話機響了起來。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層。那位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喊陸超琪接電話，這是中宣部王唯純打來，他負責與人民報保持聯繫。這是當夜人民日報聽到的唯一「中央聲音」。他告訴陸超琪，解放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過去。陸超琪回答：新華社早已關機了。王竟蠻不講理：「不關你們的事」。然後，他又通知：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沒說什麼，把電話掛了。
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似開了鍋。編輯、記者，包括老總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兩位副總編商量了一下，決定稿子照上。但陸又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這時，解放軍報社論傳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還在包圍之中，但社論已講了，軍報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的。(幾個月後，碰見解放軍報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論已寫好，並且嚴令軍報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王唯純第二次打電話來問：軍報社論你們怎麼處理?陸答：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他問，放什麼位置?陸答：由於上面有戒嚴指揮部通知和李鵬講話，社論只能放下面。王又問，你們如何報導清場?陸答，簡單講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這麼樣吧。
「這一夜」刪成200字的短訊
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解放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也成為他後來的一條罪狀。)然後，他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稱軍隊已全部佔領廣場。這時，他看了一下手錶，五時正，於是，將電頭改為：「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並在最後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嚴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時間向外報導北京慘案的「黨報」。
但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文章僅成為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面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調整。陸超琪說，不管空多少地方，就這麼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於是，成了後來大家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大框，疏落幾行文字，唯「北京這一夜」標題醒目。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文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後，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為，乃無奈之為也。
輪印機里轟然作響。編輯、記者不用去送報了。後來，大家評估：如果當夜用通欄黑框印報，然後由編輯記者發送，那麼，不出半小時，軍隊將抹平報社大院，人民日報將不復存在。
槍聲就是命令
總編室逐漸安靜下來，眾人離去。正是拂曉時分。五時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聽到有一種異常的聲音，側耳細聽，是從報社東邊傳過來的。外面腳步聲很雜，有些人朝報社南門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燈熄滅，朝外大街全然無人，到處是公共汽車做的路障。一種地排山倒海的馬達轟隆聲繼續從東邊傳過來。
轟隆聲越來越近。紅廟路口的汽車障礙，轟的一下被沖開一個大缺口。透過缺口看，竟是一望無尾的坦克車隊，朝報社這邊駛來西去。
報社南門擠滿了人。我站在最外層默默看著。坦克車過來了，每輛車頂，各有三名士兵平端衝鋒槍，分別盯著三個方向。前面數輛駛過，無甚反應。於是，一些編輯和記者，包括幾個老年女記者，開始起鬨，嘲笑，尖叫。就在這時，平端衝鋒槍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幾串子彈噴焰而出，從頭頂掠過。人群瞬時靜了下來，象死一樣。晨曦中，僅幾米遠的衝鋒槍火光耀眼刺目。我頓生恐懼，似乎第一次感到離死亡這麼近。我趕忙後撤，躲在人民日報大字招牌後面的水泥柱旁。
從這時開始，似乎槍聲就是命令，每駛過三、五輛坦克，就會向報社發射幾排子彈。坦克車後面是裝甲運兵車，然後是載滿士兵的卡車，足足開了二十幾分鐘，估計有三百多輛。
歷史鏡頭未來證據
軍車過完，大家又聚集到五號前。這時，還有不少記者徹夜不歸，下落不明。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和版面主編，著急地探尋著自己轄下的記者。有些記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們，丈夫沒消息，我們只能安慰。旁邊一位老太太開著袖珍收音機，正播送戒嚴指揮部通告，聽得人煩，大聲斥之，讓其關閉。
六時半，海外版二位記者從六部口打來電話。告之平安無事，但道路封鎖，無法脫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記者在廣場上和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撤退，但卻走散了。他們和學生從廣場南口撤出拐向前門西大街，又至西單，六部口。儘管學生靠路邊走，他門仍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瘋狂朝人群壓來，由於躲避不及，一些人頓時倒下，一大片自行車也在劫難逃，被壓得稀爛。大家抱頭痛哭，和學生告別。
七時左右，五號樓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變。一記者說，所有的殺人場面，他都拍下來了。其實，並不止一位，據我所知，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至八時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記者已安全返回。尋找丈夫的那幾個女人也放心了。這時，一個還未結婚的青年記者跌跌撞撞跑回來，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裡的一根木棍，全沾滿鮮血。他是整夜在長安街幫助救護人員抬運傷亡者。他站在五號樓前的台階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目睹的慘案。
陸超琪請辭語帶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給張結風打電話，沒人接。給王業隆打電話，也沒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還響著槍聲，遠處似有炮。
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簡單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面處理情況。然後，他突然宣布：鑒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室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打報告，請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然後，他又請在座各位編輯主任、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採訪任務，盡量不要出門，安全為要。說到此處，老人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餘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
從昨天凌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報改組殺盡做絕
六·四晚上，與王業隆的電話接通了，但他已判若兩人，話不連氣，語不成句，情緒明顯反常，我知道事態對他的刺激，勸他及早坐飛機離京，並祝他旅途平安。張結鳳還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拿起一聽，正是她。原來，六月三日凌晨接我電話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裡在天安門被子彈擊中額頭，幸好是橡皮子彈，被人送進一般是高幹看病的北京醫院。她剛從醫院出來，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機回家。她聽上去情緒極不穩定。驚訝之餘，我告訴她，已無法請她吃飯了。她說，這時候還請什麼客呀。她很耽心我幾位朋友以後的命運。
以後幾天，在高層批來的「指令性」稿件中，時而發現有江澤民的簽字或批語，大家估計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的角色。但在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總書記。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改組，高狄從黨校調任人民日報社長。開始了新一輪整肅，美其名曰「不留隱患」，其實是「殺盡做絕」，其手段之殘忍，甚至超過文革。必竟，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終因姓社姓資問題向鄧小平發難而遭廢黜，狼狽離開報社。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選自《世界周刊》
——人民日報：38小時的掙扎
【阿波羅新聞網 2015-03-24 訊】
作者：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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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六四事件期間，人民日報記者手持橫幅上街聲援學生
社長總編先後請假
六月三日凌晨二點半左右，我在海外版夜班編輯部看完最後一遍大樣，送車間付印。按照慣例，還應送一張樣子給國內版值班的總編輯審閱。海外版和國內版同在一幢大樓里(編稱五號樓)。我從四層下到二層的總編室，順便看一下國內版當夜版面如何安排。那天夜裡，總編室似乎人不多。一些「夜貓子記者」近來幾乎天天在這個時候往天安門廣場跑，轉一圈回來再睡覺。版面上沒什麼更吸引人的東西，比較注目的是北京市委宣傳部關於「動亂」實質的文章。該文傍晚時送來，明令要登。
主持夜班的是第一副總編輯輯陸超琪，臉色凝重，盯著那篇長文似乎在發楞。看我送版樣來，勉強有一絲苦笑。昨天下午(二日)，學運以來一直主持工作的社長錢李仁，臨時召集編委會(報社最高權力機構)，拿出醫生開具的病情報告，宣布即時開始休假。總編輯譚文瑞在戒嚴前突然吐血住院。錢交代，報社一切工作暫時由陸超琪主管，同時囑咐，各位自己保重，務必不要去他家看望。已屆離休年齡的陸超琪，似乎有所知料，並無驚異之感。
從胡耀邦團中央系統升上的錢李仁是中央委員，作為人民日報社長，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會議。他的突然離避，引起眾人敏感。因此，下午四時，在每天例行的編前會上，當陸超琪向各版主編宣布這個消息時，我發現許多人頓感愕然，頗有不祥之兆的感覺。
這次「狼真的來了！」
陸超琪隨便看了一下我送的版樣，沒提什麼。我隨即下樓準備回家。這時已近三日凌晨三時，剛走出五號樓大門，一位稍先下班的校對人員，騎自行車從外飛奔而來：看見我說，軍隊又進城了，沒人阻攔。我問，帶武器嗎?答，沒有，一律白襯衫，綠軍褲，由東往西。人民日報十年前從王府井遷出，一直在這個位於東郊的大院里。由於連日來，天天夜裡傳出軍隊進城的消息，象「狼來了」的故事一樣，我並不放在心上。但不知怎麼，我又折回辦公室，電話鈴聲大作。一位記者打電話告訴我，他此刻正在王府井北京飯店附近，軍人和市民已發生衝突。我感到，不再是玩笑了。
我立即撥通北京飯店的電話，叫醒香港的《百姓》雜誌女記者張結鳳。可憐她連日來也被「狼來了」弄得精疲力盡。六月一日前，她和人民日報幾位朋友，在我家裡討論過局勢發展。大家都認為學運呈膠著狀態，她也似乎有打道回府之意。在電話中我告訴她，我已訂好座位，五日(星期一)下午六時在西單鴻賓樓請她吃飯，作為我在香港工作期間她請我吃飯的回酬。她答應了。同時，我又告訴她，這回不再是「狼來了」，作為記者應該目睹的新聞事件，就在她的樓下。她決定下樓去看。設想到，她這一下去，再也沒有回北京飯店。
四時半，我回家睡覺。每天這時下班總是一片寂靜的夜空，似乎隱約傳來嘈雜聲。這兒離長安街最東頭的八王墳僅一公里。
最壞的事尚未發生
將近十一時起床，匆匆煮了一袋方便麵吃，接著，給張結鳳打電話，問有何新聞，鈴響，卻沒人接電話。又直奔報社，得知東部軍隊確實進城，一部分被市民阻攔撤退，另一部分則已進入市中心。
這天是星期六，海外版星期天無報，當天不上班。我因剛從香港歸來，急需探訪一些久違的朋友。先到司法部一位朋友處小坐，然後便去國誼賓館。香港《亞洲周刊》記者王業隆住在那裡，和他約好，今天我請客，也是對他在香港的關照的回酬。國誼賓館是原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我問他怎麼住這兒，他說是統一安排的，好在北京看來並無大事，過幾天也就回去了。說起時局，他說，還好，最壞的事情沒有發生。我問什麼是最壞的事，他說，就是香港人說的「擠提」銀行，大家都去銀行提款，最後經濟崩潰——我們兩人，似乎都沒有想到殺人的事會發生。其實，這個時候，西單六部口已經發射了學運以來第一批催淚瓦斯。
莫斯科餐廳離這兒不遠，我們步行而去，雖是周末，人卻不多，很容易找到了位子。吃完飯出來，發現天色還早，一看手錶，七時剛過，平時在家也就看電視新聞了。我建議，今晚不上班，也難得看看晚間京城，不妨從西直門坐地鐵去天安門，王業隆欣然答應。
地鐵里的便衣軍人
西直門地鐵站是二環路上的一站，乘客並不太多。但到復興門時，從西郊蘋果園開來的地鐵列車在這兒疏換乘客，大批人湧進車廂，估計許多人是到天安門去的。但是，我突然發現，在這人叢中，分佈著三三兩兩穿白襯衫、綠褲的農村青年，雖然沒帶武器，但每人拿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絕對是軍人!我推了一下王業隆，示意那些便衣軍人，他笑了笑，也不知看出來沒有。這時，我仔細觀察了同車乘客，也都在注意這些人，有人使勁盯眼看。我感到奇怪的是，在整個地鐵運行過程中，竟然沒有一個乘客發問。否則，只要有人說一句話，整個車廂就是另一番情景了。
這些稚氣未脫的士兵看來都是第一次進城，對地鐵各站甚不熟悉，一聽報前門站到了，手忙腳亂背起行李往外跑。外面就是天安門廣場。
就這樣，在眾目睽睽之下，這些軍人背起行李，走出前門站，溶入天安門——勇敢的北京市民，此時顯得何等寬容甚或漫不經心!
恐懼莫名的不祥暮夜
出前門站，直接進入天安廣場。由於實行夏令時，雖已是七時半了，但天色仍明。學運開始以來，每逢周末，這裏人山人海。今日卻似乎不多。王業隆一直想上紀念碑的指揮部那兒去，始終沒機會。於是，我帶他過了第一道糾察線，然後我出示記者證，王業隆忘了帶證，我跟學生糾察講，香港記者，自己人，竟欣然放行。到了紀念碑最高層，不知怎麼，沒見著柴玲等學生領袖。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在這兒全天候值班的兩位記者，是我的朋友，此刻也找不到(後來才知去了西邊)。幾位我不認識的中外記者，正圍著一個帳篷，探腦袋往裡採訪——這是侯德健等「四君子」絕食之地。就在這時，旁邊一陣騷動，一個學生氣喘吁吁跑來報告，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通告，要市民今晚不要上街。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
誰都不懷疑，今晚要動真的了。但我們仍然沒想到會殺人。一位似乎是臨時指揮的女學生，立即要廣播站通知，讓人回各大學召集人馬來「保衛天安門」。我們兩人剛走下紀念碑，喇叭已經開始響起來了。其實，為時已晚。
我和王業隆在廣場轉了一圈，朝長安街走去。在天安門正中，朝東西方向瞭望了一會，不知怎麼，都決定往東走。可能是聽說裝甲車被堵在建國門立交橋上。這個方向正好是與開槍地點相反。此時，已是八時多了，長安街華燈初放，人群漸多，尤其騎自行車者，似乎比早晨上班還急。他們難道聽到了什麼?
穿過東單，擦過國際飯店，步行將近半個小時，才來到建國門立交橋。這裏確實人多，站在橋下，我沒有看見軍車(其實，軍車就在最上層橋面)。我突然著急要回報社，王業隆興緻未盡，說要上橋看。我告訴他回去如何走法后，就此分手，約定明日通電話。
我坐了一站地鐵，在朝陽門下車，想換乘公共汽車，但交通已經中斷，只好以步當車。暮色暗了下來，但與長安街不同，平時亮如白晝的朝陽大街，竟是一片漆黑，路燈全滅。每隔一個路口，都有幾輛空車橫卧，路人行色匆匆，慌張異常。我腦子裡頓時出現一幅大地震前靈感動物大搬家的畫面。我很奇怪會有這幅圖畫。雖然我沒想到今夜開殺戒，但無論如何，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籠罩了心頭，這是一個難忘的不祥暮夜。
五號樓里一片沸騰
五號樓，人民日報的中樞神經部位。由於當晚海外版不出報，所以，許多人都聚集在二樓。見到我剛上樓梯口，一位同仁陰沉著臉問我：你知道不?開槍了!我一楞，但馬上想到開空槍也是開槍。但似乎另一位見我有此心思，補上一句：殺人啦，朝人群里開!木樨地已成血海了!
我似雷擊一般，絕快醒悟，剛才一切異常現象，全在木樨地揭開了謎!我馬上吼了一句：事情過後，一定起訴李鵬!同仁冷笑了一下：去你的吧，沒人再聽你的法律了!(我是從事法律報導的。)
二樓走廊上一片沸騰。這時，有人上來說，樓下也能聽到槍聲了。我轉身往樓下衝出，站在院子中間，西邊象放鞭炮似的出現閃爍，並有槍聲時而傳來。奇怪的是，這槍聲並不似電影電視里那麼清脆(北京很少聽見槍聲)，從槍聲判斷距離，仍在軍事博物館和木樨地一帶。
轉身返回二樓，許多人已湧進了編輯室。時已近十一時，平日此刻，要聞版(包括頭版)的稿件都已確定，但今天值班的陸超琪和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卻站在那兒沉思。稿件只有一篇是定下來的，就是後來見報的題為「孫巨同志的一封信」。下午我沒參加編前會，聽說曾宣讀了這封信的全文，由中宣部轉來，對人民日報一個時期以來利用「春秋筆法」、「頑固地站在中央決策對立面，給動亂製造者撐腰打氣，給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令抹黑的惡毒文字」進行了批判。據悉，孫巨是已故中共元老李井泉兒子的化名。全文不但上綱上線，而且充斥了咒罵、攻擊、威脅的語言。因此，中宣部明令要適當修改後才登出。但是，許多人在編前會上堅決主張，一字不刪，連錯別字也不改，全文刊出，加上花邊。但老總迫於上面壓力，仍對文字作了適當修改，成為一篇八百字的花邊文章。除了這篇文章，還有李鵬當晚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電視講話，其他再也沒有準備稿件，大家等著最新消息。在紀念碑值班的那個記者，已經聯繫不上，大家既擔心，又著急。
第一次直話直說
電話鈴聲一直不斷，都是北京和外地讀者詢問軍隊情況的，說美國之音已經報導開槍鎮壓。總編室在沒有掌握確切情況以前，一般不輕易回答。將近十二時，終於，我們的一個記者打電話回來報告，他此刻正在木樨地附近，親眼看到軍隊先是朝空中鳴槍，接下去便對路人平射了。記者帶著泣聲說，木樨地傷亡嚴重。
這時，另一部電話響起，海外版一個記者打電話來，與他同行的三個記者，其中一個女的，在電話大樓附近被衝散，下落不明。陸超琪馬上讓接電話者告訴：凡是能見的本報記者，請立即撤離現場，千萬不要發生任何意外。
電話鈴聲繼續不斷，其中一個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事情，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來電話詢問，一律如實證實。外人也許不知，這種作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只能玩些「春秋筆法」
大約過了半小時，一位記者從民族文化宮附近的趙登禹路電話報告：軍隊已開進西單附近。他從五顆松一直跟軍車推進，只要一開槍，就立即卧地，每次爬起來重新前進時，總會發現有人已經不能再站起而永遠躺下了。西單一帶武警揮舞警棍開道，不管是誰，見了就打，後面接著全副武裝的解放軍跟進。
印刷車間主任來催要版樣，無稿可發，但有兩塊版可付排。一塊是第三版國際新聞，一塊是第四版的社會體育新聞。第四版已出樣，都是一些舊稿，編輯起的題目頗具匠心，一條是「法官卻枉法，誣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長被判刑四年半」，另一條是，「四川一服刑罪犯竟當上人大代表」。體育欄有一條報導殘疾人運動會的，標題卻是：「不能被征服的人」。大家想起桌上那篇孫巨的稿子，又是「春秋筆法」，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能夠做到的，也就這些了。
機關報里灑滿悲憤淚
凌晨一時后，有記者陸續從現場回來。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一位名叫張寶林的版面主編，其岳父是原大公報著名記者高集，一九四六年南京下關事件時，曾被毆打致傷，當時周恩來還親表慰問。他沒想到，四十多年後，自己的女婿會面臨另一場更大的血案。張寶林敘述了他在木樨地如何見到軍人開槍，市民倒地，血灑長街的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低頭泣不成聲。
這時，另一位記者也回來了，就是我在紀念碑上找他不見的那位，他進門就哭。原來，他離開廣場后，直奔西邊，一直在軍事博物館附近觀察。旋即軍隊突破前進，他馬上躲到旁邊的樹從里。蹲在一垛牆腳下，抱著腦袋趴著不動。沒想到，一名武警仍然衝上來，用警棍朝他的背上狠狠砸去。
這時，眾人再也忍不住，起先是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悲憤之淚灑滿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的總編室。
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
大約二時半左右，第三版國際新聞已拼好，大樣送到陸超琪面前。大家圍上去看。頭條新聞是報導南韓光州事件的，標題用的是粗黑醒目字體：「漢城學生絕食示威，抗議當局屠殺鎮壓」。上邊居中二條是關於波蘭的，肩題是，「波領導人指出選舉是和解的偉大嘗試」，主題是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還有一條是關於中東的，題目是，「以軍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飛機坦克對付平民」。陸超琪看完，隨手簽字付印。
人民日報的編輯和記者，專業素質是相當高的，不乏聰明和文才，當局對這類被他們稱為「小動作」的變相抗議防不勝防。但是，當京城大開殺戒以後，他們不再滿足這些了。他們從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一直背著黑鍋。當人民日報編輯、記者上街遊行時，喊出最解恨的口號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二六社論!」(社論題目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終於獲得了市民的諒解和支持。當然，許多人以後為此付出了代價。
這時，有讀者來電話，告知木樨地二十二號樓上，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裡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紛紛打電話報告傷亡情況。他們並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
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大家把目光轉向陸超琪。事實上，他接替錢李仁臨時主持這段時間工作，本身說明他已作好各種思想準備，他決不會為個人患得患失。但是，畢竟這是中共機關報，需要權衡利弊，並考慮後果。新華社這時根本就不發任何電訊稿了。一些記者哭著向陸超琪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繼續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麼時候?
陸超琪眼含淚水，他說，記者可以把稿子先寫出來，如何安排，我們馬上商量決定。
這是一個從共產黨隊伍里脫胎換骨出來的真正英雄。他和另一位值班副總編以及兩位總編室負責人，隔著玻璃牆在他的辦公室開會。玻璃牆外，有記者提議，今天報紙用通欄黑框，對死難者表示哀悼。大家紛紛贊同，但有人問，郵局不發怎麼辦?大家商量，分頭準備，報紙印出后，編輯、記者親自到市民家送報。送多少是多少，這個聲音一定要傳出去!
關鍵是核對數字。當兩位最先回來的動筆寫稿子的時候，大家分別通過電話採訪各醫院和紅十字會。
槍聲密集腥風血雨
我回家取食品，準備天亮以後分發報紙時當早餐。走出五號樓大門，往西看去，已是一片通紅，槍聲密集，不但有初時感覺到的沉悶聲，也有清脆連擊的呼嘯聲。北邊，似乎也傳來了斷續的槍聲。唯報社所處的東邊，還沒有任何動靜。但，已感到是腥風血雨了。
在報社北門宿舍區，一位剛進報社工作不久的青年記者匆匆從天安門回來。他告訴我說，軍隊已經開到天安門了，南河沿一帶軍民對峙嚴重。他說，從未想到北京市民如此勇敢。他與市民都聚集在公安部以東的路段，同軍隊相隔幾十米之距，互相對視。軍隊坐下，市民也坐下;軍隊站起，市民也站起，如此反覆多次，最後一次，軍隊在一聲口令之下，刷地站立，市民急忙站起，但已見軍隊平端衝鋒槍，那種異常冷酷的表情使人毫不懷疑開火在即。有市民喊，快撤!話音未落，一排衝鋒槍子彈掃射過來。他眼見身旁幾位市民在血泊中，臨時找了輛自行車，回報杜報告。
他哭了。我讓他趕快到總編室去。我轉身進了自己家。妻子和兒子熟睡著。給北京飯店打了一個電話，張結鳳仍然不在。我記得她同亞洲電視台的陳慧兒住在一起，都無迴音。
我掩上門出來時，不知道天亮以後，這個世界將會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我和我的朋友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
「北京這一夜」
前後不到半小時，我又回到總編室。這時，那兩位記者已經把稿子寫好了，約有一千多字。另外，除記者自己查詢外，友誼醫院、紅十字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一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也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病人情況。有些則是陪送傷亡人員到醫院后打的。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是邊哭邊說。記者一一記錄下來。
這時，早已過了平常報社規定的截稿時間。那篇一千多字的稿子，就擺在桌子上，有人還在往上加字。玻璃門開了，陸超琪等出來，把稿子拿在手裡，反覆看了幾遍，同時，囑咐將昨夜新華社傳來的幾篇稿子先發排，一是戒嚴指揮部的通告，二是戒嚴指揮部發言人的談話，同時決定，李鵬就世界環保日發表的談話放在報眼(第一版右上角)，李鵬下面是孫巨的文章。然後，他自己修改稿件，最後壓縮成一電訊新聞，言簡意賅，並告訴版面編輯。留出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
絕大多數在場的編輯記者都明白，不可能再出通欄黑框的版面了。但是，作為中共機關報的人民日報，能及時傳出這樣一條新聞，仍然不失為黨報的一個突破。稿子改完后，立即交給早已等候在旁的印刷車間工人，飛快地送去排印。不到十五分鐘，小樣出來了，放在陸超琪的桌子上。我看了一下，題目就是「北京這一夜」。
陸超琪仍然對裏面含糊的數字不滿，要求記者繼續查核。這時，有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軍隊已進廣場。大家非常關心廣場上的大學生，迫切想知道確切數字。當時，許多人頭腦里反應最敏捷的是，天安門廣場是這次學運的中心，那麼，廣場的傷亡也將是最嚴重的。事後，大家才知道，當時廣場上大部分學生趕赴長安街、前門等地，因此，軍隊對廣場的包圍，其順利超乎原來的估計。
接著，記者又從天安門打來電話，說廣場突然全部熄燈，一片黑暗，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大家的心，一下子又沉了下去，一陣恐懼而又悲憤的氣氛瀰漫開來。幾位記者自告奮勇要去廣場，說那兒還有許多帳蓬，或許學生還睡在裏面。但被大家苦苦勸住。
「紅機子」下令不準報導
大約在四時左右，陸超琪桌子上那個紅色電話機響了起來。一位值班的總編室副主任進去接聽。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直通中南海最高層。那位副主任聽了一下，立即出來喊陸超琪接電話，這是中宣部王唯純打來，他負責與人民報保持聯繫。這是當夜人民日報聽到的唯一「中央聲音」。他告訴陸超琪，解放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過去。陸超琪回答：新華社早已關機了。王竟蠻不講理：「不關你們的事」。然後，他又通知：有關今天軍隊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沉思了一下，沒說什麼，把電話掛了。
陸超琪把電話內容跟大家一講，總編室又似開了鍋。編輯、記者，包括老總在內，感到似乎已被逼到無路可退的地步。兩位副總編商量了一下，決定稿子照上。但陸又在小樣上刪掉了一些文字。這時，解放軍報社論傳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這個時候，天安門還在包圍之中，但社論已講了，軍報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的。(幾個月後，碰見解放軍報的一位朋友，被告知，早在六四之前多天，社論已寫好，並且嚴令軍報記者和家屬。六月三日不要上街。)
過了一會，王唯純第二次打電話來問：軍報社論你們怎麼處理?陸答：上版，我專門讓印刷廠廠長等著。他問，放什麼位置?陸答：由於上面有戒嚴指揮部通知和李鵬講話，社論只能放下面。王又問，你們如何報導清場?陸答，簡單講了一下。王想了一下：就這麼樣吧。
「這一夜」刪成200字的短訊
放下電話，陸超琪又把「北京這一夜」看了一遍，在開頭加上一句，「解放軍報社論說，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這也成為他後來的一條罪狀。)然後，他又把幾處明顯帶有感情色彩的文字作了修改。恰巧，記者從天安門打來電話，稱軍隊已全部佔領廣場。這時，他看了一下手錶，五時正，於是，將電頭改為：「本報六月四日凌晨五時訊」，並在最後一段加上「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這是中共嚴密控制下唯一以第一時間向外報導北京慘案的「黨報」。
但編輯計算了一下字數，文章僅成為一則二百字左右的簡訊。版面編輯按照陸超琪原先的布置，在左上方留了六百字的地方。當時，人民日報還是鉛字活版印刷，版面固定后不易調整。陸超琪說，不管空多少地方，就這麼登，現在早過了截稿時間。於是，成了後來大家所見到的樣子：一個大框，疏落幾行文字，唯「北京這一夜」標題醒目。幾乎空白，此處無字勝有字。相比其他幾篇密密麻麻的稿子，該文似乎更奪人眼目。事後，有人指稱人民日報故意開天窗，其實，知情人都明白，此非不為，乃無奈之為也。
輪印機里轟然作響。編輯、記者不用去送報了。後來，大家評估：如果當夜用通欄黑框印報，然後由編輯記者發送，那麼，不出半小時，軍隊將抹平報社大院，人民日報將不復存在。
槍聲就是命令
總編室逐漸安靜下來，眾人離去。正是拂曉時分。五時半左右，我在走廊上突然聽到有一種異常的聲音，側耳細聽，是從報社東邊傳過來的。外面腳步聲很雜，有些人朝報社南門外跑去。天未全亮，路燈熄滅，朝外大街全然無人，到處是公共汽車做的路障。一種地排山倒海的馬達轟隆聲繼續從東邊傳過來。
轟隆聲越來越近。紅廟路口的汽車障礙，轟的一下被沖開一個大缺口。透過缺口看，竟是一望無尾的坦克車隊，朝報社這邊駛來西去。
報社南門擠滿了人。我站在最外層默默看著。坦克車過來了，每輛車頂，各有三名士兵平端衝鋒槍，分別盯著三個方向。前面數輛駛過，無甚反應。於是，一些編輯和記者，包括幾個老年女記者，開始起鬨，嘲笑，尖叫。就在這時，平端衝鋒槍的士兵，往上稍一抬，幾串子彈噴焰而出，從頭頂掠過。人群瞬時靜了下來，象死一樣。晨曦中，僅幾米遠的衝鋒槍火光耀眼刺目。我頓生恐懼，似乎第一次感到離死亡這麼近。我趕忙後撤，躲在人民日報大字招牌後面的水泥柱旁。
從這時開始，似乎槍聲就是命令，每駛過三、五輛坦克，就會向報社發射幾排子彈。坦克車後面是裝甲運兵車，然後是載滿士兵的卡車，足足開了二十幾分鐘，估計有三百多輛。
歷史鏡頭未來證據
軍車過完，大家又聚集到五號前。這時，還有不少記者徹夜不歸，下落不明。編輯部各部門負責人和版面主編，著急地探尋著自己轄下的記者。有些記者的妻子急匆匆找到我們，丈夫沒消息，我們只能安慰。旁邊一位老太太開著袖珍收音機，正播送戒嚴指揮部通告，聽得人煩，大聲斥之，讓其關閉。
六時半，海外版二位記者從六部口打來電話。告之平安無事，但道路封鎖，無法脫身，而且另有一位女記者在廣場上和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撤退，但卻走散了。他們和學生從廣場南口撤出拐向前門西大街，又至西單，六部口。儘管學生靠路邊走，他門仍親眼看見一輛裝甲車瘋狂朝人群壓來，由於躲避不及，一些人頓時倒下，一大片自行車也在劫難逃，被壓得稀爛。大家抱頭痛哭，和學生告別。
七時左右，五號樓門口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可能是睡了一夜后才得知天下大變。一記者說，所有的殺人場面，他都拍下來了。其實，並不止一位，據我所知，起碼十幾個記者手中掌握著當今最珍貴的歷史鏡頭。他們和外國、港澳記者不一樣，始終同大學生奮戰在一起，許多資料都是第一手的。在後來的整肅中，沒有一個人交出照片和錄音。可以肯定，他們將不借代價保護這些資料，這既是他們新聞生涯中的寶貴財富，也是未來審判的證據。
至八時左右，大部分外出的記者已安全返回。尋找丈夫的那幾個女人也放心了。這時，一個還未結婚的青年記者跌跌撞撞跑回來，不但身上的衣服，而且手裡的一根木棍，全沾滿鮮血。他是整夜在長安街幫助救護人員抬運傷亡者。他站在五號樓前的台階上，聲淚俱下講述自己目睹的慘案。
陸超琪請辭語帶哽咽
一夜未合眼，回家。給張結風打電話，沒人接。給王業隆打電話，也沒人接。小睡片刻，中午前起床，外面還響著槍聲，遠處似有炮。
下午四時，例行的編前會又開始了。陸超琪簡單介紹了一下昨夜版面處理情況。然後，他突然宣布：鑒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室會議決定向黨中央打報告，請中央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然後，他又請在座各位編輯主任、主編，回去轉告大家，現在報社未下達採訪任務，盡量不要出門，安全為要。說到此處，老人話語哽咽，眼圈發紅，大家肅然起敬之餘不禁又感到一陣陣悲哀。
從昨天凌晨到今天編前會，人民日報又在歷史上掙扎了三十八小時。我知道，這一頁即將結束。晚上，在海外版上班時，外面下起了雨，並沒有雷電。但家住廣場邊的最高法院一位朋友來電話說廣場上雷電交加，霹靂震耳，極為罕見。他妻子懷孕在家，驚恐不安。我說，不用怕，老天有眼。以後三個月，我發現每月三日或四日，京城總有雨。但沒人信，說我迷信。下月四日再一看，果然如此。以後每年六月三日或四日，北京不是陰雲小雨，就是太陽下雨，或是暗無天日刮黃沙。這個現象，既使人驚訝，也使人踏實。
人民日報改組殺盡做絕
六·四晚上，與王業隆的電話接通了，但他已判若兩人，話不連氣，語不成句，情緒明顯反常，我知道事態對他的刺激，勸他及早坐飛機離京，並祝他旅途平安。張結鳳還是找不到，一直到六日上午，我在睡夢中被電話驚醒，拿起一聽，正是她。原來，六月三日凌晨接我電話后，她一整天在街上，夜裡在天安門被子彈擊中額頭，幸好是橡皮子彈，被人送進一般是高幹看病的北京醫院。她剛從醫院出來，下午就要搭乘香港政府包機回家。她聽上去情緒極不穩定。驚訝之餘，我告訴她，已無法請她吃飯了。她說，這時候還請什麼客呀。她很耽心我幾位朋友以後的命運。
以後幾天，在高層批來的「指令性」稿件中，時而發現有江澤民的簽字或批語，大家估計江可能取代原先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的角色。但在月底召開的中央全會上，他當選為總書記。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改組，高狄從黨校調任人民日報社長。開始了新一輪整肅，美其名曰「不留隱患」，其實是「殺盡做絕」，其手段之殘忍，甚至超過文革。必竟，多行不義必自斃，這個把自己政治生命做睹注的「左王」，終因姓社姓資問題向鄧小平發難而遭廢黜，狼狽離開報社。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選自《世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