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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
茆家升著
被「陽謀」人士的悲慘史

邵燕祥：《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記事》序

茆家升兄寫的這本書，其特點是寫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慘命運。"右派分子"，一經定性，即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劃歸"右派"群體的"五十五萬……"分之一，又何分什麼大小呢？這裏的"小"，是說他們不屬於毛澤東指控的"頭面人物"（如所謂"章羅同〔聯〕盟"，以及參加政協各黨派、團體的重要成員和各界聞人），不屬於"黨政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里具有一定級別的幹部，也不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師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層群眾，他們于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也缺少對全國大局的關心，平時自己不訂報，也未必認真看單位里訂的報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為"黨天下"的意思，猶如共產黨經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國是"共產黨的天下"，天經地義，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題"的"黨天下"邊上畫了"+"號，不料這就無異肯定了儲安平有關"黨天下"的右派言論，也就等於在右派判決書上簽字畫押，鐵案難翻了。如果說，划為右派的各類知識分子，好歹還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話，這樣的一群從來無意于干政的人，則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這作為極端的例子，似乎事屬偶然，但各種各樣懵懵懂懂成為右派的人，不是一個小數，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們"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什麼叫"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呢？在"章羅"等參与各級政權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職無權"，意欲"分庭抗禮"，"輪流坐莊"，也就是"篡黨奪權"；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衛各界中的知識分子右派，是抱怨"外行領導內行"，意欲分享權力，也是與黨爭奪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領導權。而像茆家升筆下的這些基層小角色，他們哪裡有那般的雄心壯志或狼子野心，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上，以為自己有理，便跟黨支部頂撞，不僅不聽話，還口出不馴，然而須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通過黨組織逐級貫徹的；你不聽話，就是跟黨支部作對，就是"反對"黨支部，反對基層領導，而"反對本單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一條，在安徽省納入了劃分右派的標準，固然是曾希聖的決定，但這一條的發明權並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鬥爭中又經中共中央文件重申，並且在全國各地全都執行不誤的。

與基層單位的黨組織或其幹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等等）有了矛盾，發生口角，提出些批評或僅僅是不同意見，怎麼就是"反對"呢？--誰若是這樣提問，只能說他對中國的國情太不了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上皇權專制，社會上等級森嚴，互相隸屬，下對上，民對官，官對皇帝，只能伏首貼耳，服服帖帖，而上對下的要求，無非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句話，是毛澤東1949年建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宣布的對國內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的政策，後來，經過反右派鬥爭，推而廣之施之於"人民內部"了。這就是所謂反右鬥爭"擴大化"。多年來經常說的"反右擴大化"也罷，"階級鬥爭擴大化"也罷，準確地說，應該是"對敵鬥爭擴大化"，也就是"擴大打擊面"；對已在應予打擊之列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按既定的"遊戲規則"來說是合法的；然而，在強調鬥爭、反對右傾的氣氛中很難局限於此，被視為不守"規矩"、"亂說亂動"的人，在平常已不順眼，一有政治運動的機會，便可划為敵人。所以敵人總是越來越多，一個支部書記的私敵，便很容易經過運動的中介，化為整個共產黨的"公敵"，又由於共產黨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們也就是"人民公敵"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樣，是一種政治標籤，雖然可以寫上法律文書，卻不是真正規範的現代法律用語。什麼叫"反黨"，什麼叫"反社會主義"，什麼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再說，據以做出上述認定的"罪行"標準，什麼叫"規規矩矩"，什麼叫"亂說亂動"？這種種罪名的伸縮性實在太大，給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隨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慣了，叫順嘴了，許多人忘記了而有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它的全稱，乃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請大家看看這本書里寫到的這些右派小人物，哪一個能跟"資產階級"掛上鉤？當年一些划為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者，曾以腦力勞動者的身份，提過這樣的問題；權威的解答是：你們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當資產階級擁有的經濟上的資本被剝奪以後，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能以他們的知識和技術為資本，來跟共產黨較量，而右派分子則是資產階級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代表，不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就要亡黨亡國了。本書作者在承認這一命題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識界是反右派鬥爭的主戰場，這些小人物與知識分子不搭界，卻也被當作右派打了，許多人後來的下場比知識界的右派悲慘得多，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質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說前者算是搞錯了的話，後者被划為右派則是錯中之錯了。

事實上，在反右派鬥爭這場運動中扣下來的政治帽子，不止於上述"右派"和"反黨"以及"右派集團"、"反黨集團"；如書中所述，就還有"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以及"犯錯誤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來多是反右過程中領導層內部排隊時所定（把群眾按政治態度分為左、中、右三檔，中間偏右的則稱中右），是所謂"推一推就推過去，拉一拉就拉過來"，右派是敵我矛盾，中右在敵我之間；事後說得好聽，似乎著眼于"挽救"，其實則是"候補"，全看本單位本系統划右派分子的指標達到沒達到，沒達到就算上，夠數了就網開一面，視為"內（部）控（制）"對象，對本人一般並不宣布；有的在運動高潮中跟鐵定的右派一起批鬥過，後來沒有正式划右派，"內控"吧，但下放時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趕下去了，下面就當"正式"的一樣接收，"一視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後改正右派結論時，查檔案說根本沒把他划為右派，這樣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頭來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運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跡在革命群眾當中，到後來檔案公開，才知道自己長期被"控制使用"，終於找到這麼多年不提職不升級"不得煙兒抽"的真正原因。

要說當時沒有政策指導，是不對的。按當時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學生里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說省里有積極性時，不但會層層加碼，在數量上超標，而且一旦發揮創造性，就會弄出新花樣，再經上面批示推廣，原先的政策便從而"發展"了。如後來在工廠也依照抓右派的辦法，定了一批"反社會主義分子"，具體數字不詳，誰開的頭也不詳，所謂"反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什麼也不詳，以我們的政治（運動）經驗度之，也無非是批評過領導，提過些意見，頂多是發過幾句牢騷罷了，至於簡稱"反社會分子"也不妥，只是證明這樣叫的人對何謂社會、何謂社會主義全都鬧不清。中學里，一般只抓教師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1958年按省委書記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一批"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學生，批鬥之後，取消他們考大學的資格，這些人被簡稱為"這那生"，如茅盾文學獎獲獎長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農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時代的坎坷遭遇有沒有關係。此後到60年代初在大中學校又流行過抓"反動學生"，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兒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學由公安局抓起來"法（？）辦"，看在他老子份上，對他從寬，下放河南的農場"勞動鍛煉"去了。

書中說還有"犯錯誤的"一類。過來人都知道，"犯錯誤"好像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面裝。政治氣候回暖一點時，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錯誤的"（"犯'右派錯誤'"嘛），管理者這樣說表示懷柔，當事人自己也可以這樣檢查；氣候一變，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說是"犯了錯誤"，管理者和幫腔的人就會斥之為避重就輕，企圖翻案："你難道僅僅是'犯錯誤'嗎？你是反黨，反人民，對黨和人民犯罪！"也許只為說了句什麼話，做錯件什麼事，歷史上有個什麼疑點沒弄清，有個八竿子打不著的親友的什麼問題你沒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誣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堅持了事實，說出了真理，但一來二去，在領導眼裡便成了"有問題"的人，進一步變成"犯錯誤"的人，而混編之後，只有共名，什麼政策界限，什麼區別對待，都成空話，一鍋燴，從此與"正確"無緣，動輒得咎。

事後諸葛亮回頭看，在當時的各種"分子"當中，各種所謂"犯錯誤的"人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犯正確"而非"犯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