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下載 | 禁書 - 禁書網

何清漣：被遺忘的數千冤魂――記1968年湖南邵陽縣大屠殺





「文革」給中國人帶來的痛苦，如果不是親身經歷，僅僅是從文字描述中去感受，無論怎樣，都會顯得膚淺、輕飄。

1968年道縣傳來殺人消息

我生長於革命之鄉――湖南省，自幼一直接受「紅色」教育，耳濡目染的一切，使我對「革命」充滿了崇拜與憧憬，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也以一個孩子的純潔熱情歡迎。
這種熱情一直持續到1968年。那一年湖南省的道縣、邵陽縣相繼發生了兩次大屠殺，從此以後，我對「文革」的本質有了自己的認識。

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當時年僅12歲。「停課鬧革命」使孩子們無書可讀，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讀大字報和傳單，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靈去理解那個動蕩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象往常一樣在街上看大字報。一張傳單赫然入目，標題是《請中央軍委趕快制止湖南道縣的大屠殺》。傳單的作者列舉了1968年4至5 月發生在湖南省道縣的一連串集體屠殺事件。傳單的作者陳述說，1968年，道縣的一些革命組織與貧下中農為了防止階級敵人趁機作亂，將所謂的「二十一種 人」及其家屬定名為「黑殺隊」（意指他們想屠殺工人、貧下中農），一律殺無赦。由於道縣革命群眾組織將屠殺「黑殺隊」視為「革命表現」，而「二十一種人」 及其家屬又為數不少，自然是誅不勝誅。其結果就是傳單上所寫的：道縣大街小巷到處都是屍體，堆在城牆邊沒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經腐爛發臭，成堆的蒼蠅 在屍體上飛來飛去，一些屍體已經長滿了蛆蟲……」，作者說，他本人是一個原籍道縣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幹部，回鄉后看到如此慘狀，經過私下調查，了解到這些被 冠以「黑殺隊員」名義的人，幾乎都是無辜者。因此作者冒著生命危險，印製了這些傳單，籲請中央軍委趕快出面制止這種慘無人道的大屠殺。
傳單上的消息並非傳言。一天晚上，我父親一位朋友悄悄來我家，將我們這些孩子屏退後，告訴我父親他在道縣出差時的所見所聞，並且預言「這股風說不定 什麼時候要刮到邵陽這邊來，如果有可靠的親戚在外地，將孩子們送出去躲一躲，過了風頭再回來，免得斬草除根。」我躲在窗外聽壁腳，卻不敢問父親。那位朋友 走了后，當天晚上父親一整晚沒合眼，看著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聲不吭。

邵陽縣貧下中農效法道縣屠殺

道縣屠殺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瀰漫，邵陽市管下的邵陽縣很快效法道縣，有組織、有計劃地屠戳「二十一種人」及其家屬。為了斬草除根，還要將這些 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併屠殺。邵陽市與邵陽縣城相隔只百余里地，不少人就來自於邵陽縣的「二十一種人」家庭。邵陽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 大街小巷經常傳來砰啪砰啪的射門聲，女人孩子的哭喊聲與抓人者的喝罵聲。所謂「二十一種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終日，唯恐這種不測落到自己頭上。白天，人們三 三兩兩聚在一起，交流各種信息：某人家裡又被邵陽縣來的農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在家沒被抓走；某人已經被老家來的農民抓回去；某人已經被抓走好多天，家屬 交了贖金，單位也派人去領人，卻沒見到人的蹤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儘是一些讓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歲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產隊的農民抓走，路上試圖逃跑，結果被幾位農民用鋤頭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屍幾天後無人收屍， 還是幾位街坊幫助收的屍，沒有錢買棺木，拿床舊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親那天是外出做工，僥倖躲過，但後來思兒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變得瘋瘋傻傻，半年 不到就死了。但也有一些人比較幸運：與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幹部，被他老家的農民從家裡五花大綁地抓走，其妻姚某聞訊從其上班的商店趕 回，騎單車尾隨其後，因農民也不認識她，故此沒提防。到了南門口，農民們將覃捆在路邊的電線杆上，自己進店裡吃面。姚某趁機從一家肉鋪里拿了一把屠刀，將 繩子割斷，讓丈夫騎上單車逃走，而姚則被農民們抓住將腿生生打斷，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聞訊後派人將其抬送醫院；還有市運輸局一位劉司機，住在運輸局家屬院 里，當他老家幾十位農民來他家抓人時，劉妻見勢不對，立刻跑到鄰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劉司機的大徒弟正好是運輸局工人造反派頭頭，馬上帶上幾個工人拿上 棍棒先上劉家阻攔，另派人召集大隊人馬增援，結果一場惡戰，邵陽縣老家來的農民「強龍不敵地頭蛇」，被打得狼狽逃竄，四十歲剛出頭的劉司機也得以保住一條 命。

抓的人多了，邵陽市一些大型國營單位為了保住老家在邵陽縣的本單位職工及其家屬不受殺害，騰出房子或者招待所讓這些人全家住到單位里來。而農民們因 無法進入這些單位找人，這些人才算是生命無虞。我另一位朱姓鄰居在運輸公司工作，就是在劉司機的事情發生之後，全家搬到單位裏面避難，每晚住在辦公室里， 直到半年之後，殺人風潮完全平息后才敢回家居住。

但這種被單位保護起來的人畢竟只是少數，大多數單位沒這種條件，只能自已想辦法投靠與邵陽縣毫無瓜葛的朋友或者親戚家中。在這種人身安全毫無保障的恐怖狀態中，邵陽市的「二十一種人」及其家人，終日戰戰兢兢，不知自己能否活下來。

資江河上漂流的無名屍體

邵陽縣貧下中農的「革命行動」終於讓人們看到了「成果」。由於被殺的「黑殺隊員」實在太多，掩埋屍體成了革命者一大麻煩事，靠近河流的村莊就將屍體 棄置河中「水葬」。資江河流經邵陽縣與邵陽市，邵陽市地處河流下游，於是邵陽市境內的資江河中，每天有幾十具乃至上百具屍體順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 少，死狀奇特。一時間邵陽市萬人空巷，傾城出動。資江河靠城市這邊的南岸上每天站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等著觀看從上游陸陸續續漂下來的屍體。邵陽市當局發了 惻隱之心，下令邵陽市公安局處理掩埋這些無名屍體。市公安局則招募邵陽市郊區的農民打撈，每撈得一具屍體發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十元人民幣做為報酬―― 當時國營企業工人有85％左右的人每月工資為36元，集體企業則只有34元，三年學徒工期間每月工資20元，五保戶每月生活補助僅五元，所以這十元錢在當 時比較吸引人。
我記得當時正漲洪水，資江河上濁浪滔滔。一些膽大的農民就帶上工具，站在河岸打撈，而有些水性好且家裡有船的就將船駛至河心打撈。位於資江河畔的邵 陽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齊出動，據說掙了好幾千元，事後各蓋了一棟瓦房。當時一千幾百元就可以蓋一棟簡陋的磚瓦房。

殘忍的殺人手段

筆者當時年僅十二歲，也曾跟著大人去看過兩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謂終身難忘。那些打撈上來的屍體死狀千奇百怪，充分展現了殺人者對殺人手段的創造 性。有用繩子捆綁成粽子狀的；也有捆成四足攢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繩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經難於辨認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兩組連成一串的屍體，一串是用 粗鐵絲從五個死者的兩耳中穿過，兩女三男，一位老年婦女，一位小孩，三個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與一個十來歲的小男孩，估計是母子倆。兩位死 者的手指均用粗鐵絲穿過，連在一起，女死者渾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隻，陰戶也被用刀挖去一塊。當這兩串屍體被撈上河岸時，不少圍觀者都為之掉淚。我看了這 些慘不忍睹的景像之後，一連幾天都做惡夢，吃不下飯，以後再也不敢去資江河岸觀看這類慘象。
屍體大量漂流延續了半個月左右。當時各種傳言四起，有人說自來水廠從河中抽上來的水裡有人的斷腿，嚇得邵陽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飲用自來水，我家院中的 水井旁邊每天擠滿了提水的人，本來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見了井底，一直要到過了一晚才又蓄滿水。我們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時趕緊提水，否則提水的人一 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屍體日見稀少，自來水廠又在廠門口貼出公告，說水質已經恢復衛生標準，前來提水的人才隨之減少。

而到了這時，邵陽縣大屠殺的傳聞才漸漸具體起來。我曾聽一位親眼看過大屠殺的中年男子敘述這次大屠殺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具體過程。這位男子是個公社 幹部，據他說，屠殺所謂「黑殺隊員」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現在已經不準任何人向外提起這點。具體的殺人行動則由生產大隊黨支書和民兵營長牽頭，出身於貧 下中農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參加。殺人的方式五花八門，有用鋤頭、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悶死的，還有活埋的。也有將被害者的頭按到水缸里活活嗆死的。這 些方式都還比較文明。殺到後來，這些普通方式已經無法激起殺人者的快感，便有種種翻新的花樣：割乳房、挖舌頭、將一家人用鐵絲串起來活活丟到河裡。最殘忍 的是將煮飯用的鐵鍋（湖南幾十年前用的一種煮飯鍋，上部是圓柱形，下部平底，呈圓錐狀）燒紅后罩到被害者頭上，受害者往往只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就人事不 省，等鐵鍋取下時，頭皮與臉部肉已燒成半熟，嚴重者頭臉部肌肉成塊狀脫落。這種屍體曾經被撈上來過，其面部血肉模糊，慘不忍睹，但當時邵陽市的圍觀者無人 知道是這種殺人者發明出來的「鐵板燒」酷刑所致。女人們的遭遇自然更慘，不少女人死前還要受到各種凌辱。這位中年男子親眼見過一個女中學生被凌辱后處死的 場面，他說：「將那女學生抓進裡屋去的時候人還水靈靈的。兩個多小時后拖出去處死時，渾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氣了。」我問這位男子為什 么不勸阻？他心有餘悸地說：「那種場合，人都象瘋了一樣，誰要勸阻，誰就被當作和地主富農一路人，不殺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動手，有時候能夠不去就不 去，哪有膽子去勸阻。」
而一些遲遲不動手殺人的生產大隊被視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門去代為殺人，報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財產，生產隊還要付出公有的糧食與豬 等。到後來，「紅色恐怖」所到之處，竟有這樣的威力，一些地主富農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種凌辱與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斷。敘述者講述這些事情時 心有餘悸，聽者也聞之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間竟有如此同類相殘之事。

一段被刻意遺忘的歷史

事隔多年之後，中國終於開始「撥亂反正」，為一些冤假錯案平反。但對1968年邵陽縣大屠殺以及道縣大屠殺卻始終沒有任何政府部門組織人調查平反。 邵陽曾有人在市中心郵電局門前的牆上張貼過要求追查殺人罪行的大字報，但結果是這些人被當局以「書寫反動標語」罪名拘留，有的還判了兩年刑。據知情者透 露，此案難查的原因一是牽涉面太廣，參与殺人的人太多，從當時縣武裝部長到大隊書記、大隊民兵營長及民兵均涉殺人罪行，如果追查，株連太多。自古雲「法不 治眾」。為了避免動亂，不宜再追查此事。二是由於被害者多是斬草除根，少數倖存者也有如驚弓之鳥，沒有人代為申訴，故此這事也不了了之。在任何官方文件 中，1968年邵陽縣大屠殺一案均不存在。
但我一直認為，中國當局未為這被殺的數千冤魂平反，還有一個中國人無意正視的原因：從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地富反壞右本來就是政治賤民與被鎮壓的對象，他們的生命無論是在當局還是在普通人眼中，本來就有如草芥。

一個不會懺悔的民族決不會是一個有前途的民族。對「文革」這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自我毀滅運動，中國當局一直列為學術禁區，不允許研究，至今還只有一 些人士通過個人努力在搶救有關「文革」的歷史記憶。而已有的一些中國官方允許出版的涉及文革經歷的回憶錄，至多隻看到當時對高幹、高知及其家庭的迫害，但 這些生命被剝奪的成千上萬的政治賤民，卻幾乎無人提及。
但對於我來說，那次大屠殺所瀰漫出來的暴戾之氣卻一直緊緊壓迫我的靈魂。我感到自己有責任為這幾千被殘暴剝奪生命的無辜者樹立一塊文字的紀念碑，讓 活著的人永遠不要忘記這恥辱的一頁：在「文革」那個瘋狂的年代里，數千無辜者曾怎樣被荒謬殘暴地剝奪生命，而中國當局與殺人者又是怎樣缺乏檢討罪過的勇 氣。

作者謹識：本稿最初以「沈默」之筆名發表于香港《當代月刊》1991年10月15日，現略作修改。

注：所謂「二十一種人」，是中國共產黨在文革中划為管制鎮壓對象的二十一類人，筆者至今能夠記憶的只有十類，即地、富、反、壞、右、軍、警、憲、 特、匪，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軍官與士兵、警察、憲兵、特務、土匪等。還有十一種是什麼名目，筆者已經不能憑記憶寫 出。

湖南道縣9000多人被屠殺內幕
2012-11-09 06:11 PM



【新唐人2012年11月9日訊】（新唐人記者李韻綜合報導）〝報告文學〞作家譚合成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對文革期間發生在湖南道縣的大屠殺進行調查，寫了《血的神話——公元1967年湖南道縣文革大屠殺紀實》一書，書中記錄了當年道縣人們大規模的血腥屠殺行為，恐怖程度讓人不敢想像。
【石濤評述】薄熙來下場證明文革模式是死路


作者譚合成當年曾任職《芙蓉》雜誌編輯，得以接觸到有關1967年湖南道縣及其周圍大屠殺的機密資料；此後，譚合成多次前往道縣採訪，補充原稿；2007年道縣文革大屠殺四十周年前夕完成了50萬字的最終稿。

這場殺戮是如何開始的？

當年，中共官方提供的材料是說當地的一個武器庫被搶，一個農民和一個工人被殺，由此開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戰。然而，作者譚合成調查卻發現，被殺的9000多人里沒有一個人是〝反革命〞，沒有一個人參加過所謂的〝反革命〞活動，可幾乎沒有一個人反抗和為自己辯白。

屠殺過程中，當第一個無辜者被殺，剩下接二連三的殘殺就顯得那麼順暢，那麼理所當然。人變得如鱷魚，對血腥味異常敏感。

書中寫道，道縣大坪鋪農場在周圍地區都殺得風生水起的時候，還沒有發生一樁殺人，所有人都在等待著大開殺戒的指令。直到有一天，農場廁所里發現了一塊毛的語錄牌，那可是反革命惡攻的大罪。

調查最後把犯人鎖定在農場醫生謝志向的11歲兒子身上，革命群眾推理一定是〝反革命〞謝志向教唆了自己的兒子。簡單潦草的〝審判〞之後，決定把謝志向一家五口處死。

在強姦了謝志向美貌的女兒之後，他們一家五口被捆綁到山上，背靠背綁在一起，中間放了一個炸藥包。轟然一聲響，五個人全部被炸飛。革命群眾把這個叫做：〝天女散花〞，書中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

滿門抄斬株連族人

作者湘子在〝文革中的道縣大屠殺〞一文說，道縣大屠殺中被殺的人，大多是滿門抄斬，有的大隊甚至株連族人。1967年8月24日，楊家公社以劉代修為首的大隊貧下中農，殺了李念德家4口；就在47軍進駐道縣制止殺人的8月29日，劉代修還頂著禁令，又殺害李念德家9囗人。李家14口，只剩下李念德一人逃脫性命。

大坪嶺公社土地塘村蔣漢正全家和同村幾十人，被當做反革命一齊趕下岩洞，摔得半死，活活餓死悶死在岩洞里，凄厲慘烈的哭叫聲持續兩天兩夜。洪塘營公社的殺人團，把兩百多名反革命綁到附近的礦坑旁邊，殺人團的李波清等先用槍打，然後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礦坑活埋。

橫嶺公社小路窩大隊支書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指揮民兵和積極分子，將蔣漢鎮及妻子周軍陽等15個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綁，押至大隊部倉庫邊的禾坪，吩咐人到蔣家捉來他的三個崽女，一起押至楓木山的天坑邊，民兵們圍上來，用鳥銃、梭鏢對著他們。唐興浩站在高處點名，點到誰，誰就被拖到不遠處的天坑邊處決，然後推下天坑。

殺人兇手還對受害人妻女進行集體輪姦。8月26日晚，田廣洞大隊貧協主席陳登義指揮民兵，在大隊部打死陳高肖和另外兩個地富子弟，用馬刀砍下3人腦袋，以示其革命堅決。陳高肖的妻子嚇得逃回娘家朱家灣，大隊民兵營長義正希聞訊帶著民兵追到朱家灣，把她押回大隊部。

陳登義率11位民兵，在大隊部吃飽喝足，把陳高肖的妻子拖了出來，集體輪姦，還從這個女人的衣袋裡掏走20元錢和４丈布票。次日，他們將氣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光棍陳高月家，強迫她嫁給這個貧下中農。當晚，她又飽受陳高月的蹂躪。女人恢復神智后，乘人不備，逃回娘家。後來，腹中胎兒早產，產後十天死亡。

在大屠殺風潮中，兇手每殺一人，報酬是二、三元或十斤谷，由大隊或公社開支。胡茂昌這個人，一字不識，好吃懶做，手腳不幹凈，平時村裡人就瞧不起他。即便是殺人風起時，大隊也不安排他去殺人。胡茂昌坐不住了，嚷著要去殺，誰都攔不住，你總不能不讓人家殺階級敵人嘛。胡茂昌為什麼爭著去殺人呢？一是他心裏發沖，想殺，二是殺人有補貼。

河裡漂浮著屍體殘骸

作者章成在〝道縣農村文革大屠殺紀實〞寫道：1967年夏末，湖南道縣河流上到處漂浮著是一具具浮腫的屍體：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著，有的僅剩下絲絲縷縷掛在身上；有的被鐵絲反綁著雙手，有的骨骼折裂，肢體殘缺，飢餓的魚群把他們啃得亂七八糟，河面浮動著一層暗紅色的油膩。

一群孩子競相點數著河面的屍體，比試眼力。突然，他們看見一具女屍漂過來，懷裡還緊緊抱著個尺來長的嬰兒......孩子們轟地一聲嚇散了。

當時，到處是斬盡殺絕〝黑四類〞，永保江山萬代紅的口號，到處是貧下中農最高法院的殺人布告，整個道縣以及周邊地區完全處於紅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鄉下，村口渡頭，一切行人過往的地方，崗哨密布。荷槍實彈或扛著土製武器的民兵，日夜盤查。稍有動靜，他們便攥緊大刀或拉動槍栓，喝問：幹什麼的？什麼成份？於是查看路條、搜身、盤問，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訊。

道縣電業局工人陳某，因查線路來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厲聲喝問，嚇得說話結結巴巴，馬上被認定為逃亡的四類分子，拖進被殺的地富及子女行列，準備處死。幸虧一名農村基層幹部認出了他，才幸免於難。

許多在外地工作的道縣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裡有這樣那樣的問題，被一張〝母病速歸〞之類的電報騙回鄉槍決。

縣城道江鎮雖然沒像農村那樣公開殺戮無辜，但氣氛已經緊張到了極點。學校停課，商店關門，工廠停工。人們上街行走，或到街頭看大字報，聽到一點風吃草動，所有人立即嚇得抱頭鼠竄，人們的心弦已繃緊到一碰即斷的程度。每到黃昏人們都龜縮到家中，把門拴緊、抵牢；頭上的橫樑上鋪著棉絮棉衣之類的，擔心被亂飛的流喪命。

道縣然人事件傷亡人數記錄

道縣殺人事件......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人......

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殺人手段可以歸納為10種：槍殺、刀殺、沉水、炸死、丟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繩勒、火燒、摔死（主要用於未成年的孩子）。

道縣大屠殺只是文革中中國各在大屠殺中的一個縮影，由前中共黨魁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給中國人們帶來了深重災難，殺死人數更是不計其數。外界廣為流傳的葉劍英一九七八年文革死了二千萬人之說，但最新綜合數據顯示，文革死亡人數達三百四十二萬人，失蹤五十五萬人。

網上搜索文革三大屠殺案，死人最多的是廣西大屠殺，死人約十萬，綁成幾個一串的屍體甚至飄流到廣州河面上，有的還飄流到香港水域

丁東：又一座觸目驚心的墓碑——《血的神話》序二

【大紀元2012年11月20日訊】譚合成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們相識於1997年。我和陳敏之先生應黃德志女士之邀，編輯了《顧准日記》一書，但出版受 阻。當時擔任《書屋》主編的周實，介紹我認識了運作過《中國左禍》一書的譚合成。譚合成拿到稿子，很快說通了經濟日報出版社社長初志英，並自己承擔投資風 險，迅速推出此書，知識界爭相傳閱，堪稱一時盛舉。
　　譚先生學工出身，卻酷愛寫作，他的報告文學在80年代就名動三湘。當時，中共高層老人重掌國柄不久，在各級政 權中剔除文革受益者的目的還未達到，餘悸猶在，所以強調徹底否定文革。主流文學界看準了文革題材的轟動效應，所以也十分熱心組織和投入這方面的創作。作為 大型文學期刊《芙蓉》的編輯，譚先生獲得了一個難得的採訪良機，以官方身份深入道縣，全方位採訪1967年發生的大規模殺人慘案。譚先生採訪時，道縣慘案 善後工作尚未結束。這使他不但可以查閱全部原始檔案，而且可以採訪大量當事人，既包括受害者及其親屬，也包括在押的行兇者。以後二十多年間，他又幾赴道 縣，補充調查，全方位、多層次地掌握了第一手資料。這本題為《血的神話》的大作，長達五十萬言，不但理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而且有各方面數據的詳實統計和 分析，有對大量個案的生動描述，如實地記錄了害人者和受害者的心理狀態。可以說，為這起不能掩蓋也不應遺忘的暴行，建立了一座觸目驚心的墓碑。
　 　道縣事件發生於文革期間。從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道縣全部10個區，37個公社，都出現了濫殺無辜的暴行，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 326人，佔全縣總人口1.17%。受道縣影響，殺人風蔓延到湖南零陵地區其餘九縣市，全地區被殺7696人，被逼自殺1397人，致傷致殘2146人。 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殺人的同時還伴隨著抄沒財產、強姦妻女等暴行。一時間，屍體漂滿了瀟水。血腥之氣長久不散。
　　讀完這部大著，掩卷長思。我不能不思考，這種暴行到底起因何在？
　 　人們的看法並不一致。文革前期擔任47軍軍長和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黎原將軍，當時曾和華國鋒等人採取緊急措施，制止了殺人風的蔓延。他在自己的回憶 錄中說：「起因是一個造反派組織將縣武裝部的武器搶劫一空，並在縣城打死工人、農民各一人。引起各地農民群眾紛紛組織『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展開大規 模的殺地主及其子女的殺人活動。後來，地主家庭成員也起而報復，一時間，雙方互相殘殺，越殺越眼紅，並波及到江華、江永等縣。」但是，譚合成卻告訴我 們，1984年，處理殺人遺留問題領導小組就調查清楚：「被殺的9000多人中，無一人在當時有過任何形式的反革命活動，無一人有過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敢 于辯白，說自己無罪。」「這段時期，道縣破獲的七大『反革命組織』經查都系假案。」也就是說，所謂敵情根本不存在。而殺人過程中也不是兩派互相殘殺，而是 人武部支持的一派，屠殺沒有資格參加運動也沒有任何反抗能力政治賤民。黎原寫回憶錄時早已不在湖南工作，憑藉的還是1967年的印象。而譚合成的答案，則 建立在反覆調查和比較鑒別的基礎之上。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民族之間的野蠻征服曾經一再發生。殺戮男性，佔有女性，是征服者的慣用方式。 類似的血腥的屠殺，也曾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多次上演。然而，1967年的道縣事件，雖然在行為方式上有相似之處，但主導性的理念不是對異族的征服，而 是在中國共產黨執政條件下，以階級鬥爭名義進行的大屠殺。
　　中國共產党進行階級鬥爭，源於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列寧用暴 力革命的手段在俄國奪取政權以後，將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演變為治國之道。他把人劃分為資本家和工人，地主、富農和貧農、僱農，剝奪資本家、地主、富農的財 產，甚至消滅其肉體。中國共產黨是列寧在中國扶植的秘密政治團體，最初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主張和政治實踐，曾經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的金科玉律，也是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 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都體現了青年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解和發揮。打土豪，分田地，伴以暴力方式剝奪地主的生命，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是 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內容。抗日戰爭時期，因為國共合作，一度改行減租減息的溫和政策。四十年代後期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從解放區到全國，再度開展土改運動。 其間打死、逼死的地主富農難以數計，僅1947年幾個月內，在北方的幾個解放區就死了25萬人。1950年代，胡志明在越南曾經試圖和平土改，受到中共的 批評。到了文革年代，暴力土改仍然是執政黨革命傳統的重要組成部份。道縣殺人的理由之一就是土改補課。當時的殺人風，無論是指導思想，還是操作方式，都是 暴力土改的繼續和重演。不同點僅僅在於決策者不是中共中央和高級幹部，而是出自縣、區、鄉、村幾級基層政權。掌握縣級領導權的是人武部，實施者是人武部、 「紅聯」和區、社、大隊三級領導班子的三位一體。當時介入殺人的國家幹部有426人，佔全縣幹部總數的22.6％，農村基層幹部有4665人，佔全縣基層 幹部的66.5％。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一些參与或支持過殺人的地方幹部，被追究刑事責任數年以後，又重新入黨，官複原職，有的還得到提拔和重用。他們本 來就是執政黨的自己人。

　　所謂「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也非道縣在文革中首創。毛澤東稱讚「好得很」的湖南農民運動，農民協會 就掌握過生殺大權。1947年，領導解放區土改的劉少奇曾經主張，組織起人民法庭，由政府和農會各派法官，土改期間每村都搞一個，給他們殺人權。1951 年的鎮反運動中，毛澤東也曾經指示把死刑的批准權從省下放到專區。並提出一般城市殺人至少應達到當地人口總數的千分之零點五，敵情嚴重的地區可以達到千分 之一，個別地區亦可突破，但不可超過千分之一點五。那場運動實際殺人為七十一點二萬人，占當時五億人口的千分之一點二四。最高領導人預先確定殺人的百分 比，已經埋下了大規模錯殺無辜的隱患。當今世界，許多文明國家已經廢除了死刑，其他文明國家執行死刑也十分慎重。中國大陸近年將死刑的核准權上收最高人民 法院。應當說，這是靠近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步。譚著告訴我們：如果基層官員握有生殺大權，且無制衡性的司法程序，後果是多麼可怕！

　 　道縣慘案，放在人權意識有所覺醒的今天，可謂駭人聽聞。但對於這種暴行的反思和檢討，在中國大陸仍然困難重重。歷史的傷疤仍然被權力有意地粉飾。在全球 範圍內，希特勒等種族主義狂人的大屠殺受到了文明人類的一致譴責，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以階級的名義進行的大規模殺戮，只在部份歐洲國家得到反思和清理。 最近，對紅色高棉前領導人的審判剛剛開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以階級鬥爭的名義殺害無辜的政治運動，上自建國初的土改、鎮反，下至1977年對王申 酉、李九蓮、鍾海源、史雲峰等一批政治犯判處死刑，許多歷史上的暴行尚未得到清理。譚合成先生正是清理歷史的先行者之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遮蔽國恥， 四維不張。中國應當有更多的歷史學家和作家，承擔起清理歷史的使命。讓中華民族的復興，真正建立在人性尊嚴的基石之上。

──轉自《新世紀》

文革時期廣州「屠城」事件(圖)
【阿波羅新聞網2013-02-20訊】
作者： 張志慎
列印版 圖片版 PDF

核心提示：自8月27日至9月1日僅6天，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這些不忍卒讀的數字，在廣州打勞改犯的運動中繼續蔓延。

\
文革中瘋狂的男女老少們

「文革」時期諸多怪相中，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8月初，廣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勞改犯」的熱潮，至今給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痛。對這股潮流，當事人和受害人至今還都噤若寒蟬……

「勞改犯打死活該」，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

2011年，北京一家雜誌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文革」時期廣州打「勞改犯」這件事，文章寫道：「進入1967年夏季，廣州街頭忽然傳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粵北『勞改犯』大暴動，將會很快前來洗劫廣州城。」傳開之後，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原因是，1967年，武鬥風熾烈，神州大地炮火連天，槍聲大作，無數熱血青年倒在街頭，廣州的紅衛兵小報說，「……近來，妖霧瀰漫，廣州城籠罩著一片內戰的恐怖氣氛……專政機關失靈了，公安系統癱瘓了！小偷慣竊，地痞流氓等乘機出來活動，搶劫行兇，層出不窮，人民汽車收車時間一天比一天早，商店下午兩三點就關緊門，天色未黑，街道已看不見行人；現在水路交通中斷，運輸供應受到嚴重影響，市面十分緊張。」所以一聽到粵北勞改犯要洗劫廣州的消息，一向低調的廣州人，心情綳到十二萬分緊張。這時廣州公檢法機關也一片大亂，僅是8月6日，機關受到41次衝擊，8月8日，郊區茶頭一個農場的「勞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最權威的是《廣州地方志》記載，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個收容人員和拒收樟木頭收容所送來的兩車共83名偷渡人員，之後，「釋放勞改犯」的謠言不脛而走。

清末時，廣州市區的街巷是有柵欄的，點一盞火水燈，打更人徹夜唱更，老百姓都安樂在自家歇息。如今大敵當前，想起清末防賊的陣仗，也應該動手建造街巷柵欄。有人記述，有些街道聯防開始為對付一些紅衛兵的抄家行動，以及小偷的搶劫，還有基於互相幫助的精神，約定每逢遇劫或遇抄家等事情發生，以敲銅鑼或敲面盆為號，通知街坊，各街坊聽到訊號，採取同樣措施，吶喊鼓噪，造成聲勢使竊賊或紅衛兵受驚、逃走，還有一些自願擔任巡更的人，還對竊賊等作追擊或捕捉，隨意將被捕者吊起或痛打。自聽到勞改犯要來的消息，各街道之間都紛紛設上柵欄，多由磚瓦砌成或木料製成，有的靠街坊間集款購買，有的則直接從一些建築地盤中取用。就像內戰時，城中為應付巷戰的設施一樣。入黑時分，柵欄就會加鎖，禁止出入。一個居民回憶，「一德路商鋪林立，由於害怕被洗劫，在頂層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連通聯防，成了當時廣州的怪異一景。我家當時住在珠光東路，東邊的德政路入口處和西邊文德路的入口處也都築起柵欄，白天自由通行，黃昏便關起閘門，由居委會組織一些認為出身貧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對出入的人進行盤問。夜間還派有遊動哨，在街巷裡巡視，一有動靜，便敲響臉盆或鋁鍋互相呼應。有好幾個晚上，聽到從遠處傳來緊張的呼喊聲：『大沙頭碼頭有勞動犯上岸啦！』敲打鍋盆聲和呼喊聲連成一片，震蕩著廣州的夜空，平添幾分凄涼和恐怖。」此時，「不管什麼人，打了再算」，「打死都無聲出」，「勞改犯打死活該」等論調大行其道。形成一個「勞改犯就該人人喊打」的氛圍。但不是勞改犯呢，照打！誰也沒想到，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之中。

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就是廣州居民

有心人從1995年開始調查，發現大量線索，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殺害的人，文章這樣記述死者家屬的控訴——

我哥哥湯永耀，「文革」前是廣州七中的畢業生（1962年），本來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績一直很好，還特別喜歡唐詩宋詞。由於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當時不可能被錄取上大學。那年代想得多，精神就漸漸不正常了。那天（可能是8月11日）挨晚，吃完晚飯後，我哥———外貌和普通人沒有明顯區別，又像往常一樣出去散步……誰也沒料到，再也沒有回來。當時到處都搞「街道聯防」，街街巷巷安了閘，見生人過就打鑼，追殺。正常人口齒伶俐都難分辯，何況我哥又有病，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親回來說，見到我哥在東山口一路車總站，被弔死在電線杆上。啊！我母親大哭。不是由我們收屍的，是政府處理，沒有骨灰。很久以後，我已經下鄉插隊了，好像派出所有來人給過一百幾十塊錢。最後就不了了之了。

打死一個人是不用負責的，死人之多難以計數。北京殺害第一個50多歲的老師卞仲耘后，附近的大興縣對所謂「牛鬼蛇神」是」橫掃」的。自8月27日至9月1日僅6天，被殺害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被殺絕。這些不忍卒讀的數字，在廣州打勞改犯的運動中繼續蔓延。

廣州培英中學高中老師余柏茂，回憶起另一個事實，「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從惠福路家裡出來，走海珠中路到西門口，乘19路公共汽車返白鶴洞學校。這一天是發工資日子，同行的還有我校高三一位同學。上車之前，發現這段路有一個吊屍，上車后，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過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到白鶴洞，僅是從車上一側（人多擋住，看不見另一側），就數出十件屍體。我當時真是一件件數的，因為我想推算一下全廣州可能打死多少人。」

原來只知道該事件的主要現場都在市中心，但中山七、八路這些原屬市區邊緣的冷僻地段，以及過珠江大橋以後的遠郊，竟然都有不少屍體，著實令人吃驚。《廣州年鑒》「數十人死亡」之結論看來太草率了。余老師家住市中心的惠福西路甜水巷。記得那年八月一、二日就已經開始值班，建柵搞居民聯防，後來才知道，他回校后一個晚上，甜水巷本身也有一個被打死的「勞改犯」。

到底有沒有勞改犯逃脫這回事，誰也沒有得到結論。但是，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是平民百姓，而且就是廣州居民。當年市人委的一個普通幹部，在講述12日白天發生的事之前，又講了夜間的見聞：「……我們市人委宿舍當時也組織起來值夜班，那天晚上我是兩點到四點的班，聽說附近打死了人，住四樓的下台幹部，原來管公安的副市長孫樂宜，過來叫我一起出去看看。被打死的人穿勞動布褲子，光上身。孫把屍體翻過來，看見這人雙手是被銬上的，他很有經驗，只說了一句：『手銬都生鏽了。』他不敢明說，但我明白他的意思———這人不可能是勞改場跑出來的犯人！後來四點鐘我交班以後，聽說又打死一個，是戴腳鐐的。整晚一共打死三個。」

在變態的思維中，有的人甚至認為殺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動輒要人家的性命。「打勞改犯期間，一天早上我接到任務要過河南找一個人。經過中央公園旁邊，吉祥路和連新路交接處，見一堆人中間圍住一個相貌怪怪的畸形人———怎麼怪法？這麼多年，也記不清了，也許是大腦殼、羅圈腿之類發育不正常的人吧，反正看上去不順眼，給人感覺不像『好人』。聽周圍的人說，此人昨晚手抓一支發動汽車用的鐵杆在街上手舞足蹈晃來晃去，旁若無人，結果被居民當壞人扭送到街道居委來了。居委訊問之後，通過電話找到他一個姐姐，她雖然承認有這弟弟，但同時也表示與他已經沒有關係，不願領人。唉，那時的人真是很絕情！居委的人還好，留他在居委會過了一夜。下午回來又經過這裏，畸形人已經被人弔死在連新路口的大榕樹上了。」

那些年頭，人們對「階級敵人」充滿「階級仇恨」。「勞改犯」屬於「階級敵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軟。據說廣州城內德政路被殺的人多。從文明路南折入德政路，遇到一位正在小飯店門口板凳上自斟自飲功夫茶的老闆娘。老闆娘指著四五十步遠的十字路口說：「在那裡弔死三四個。因為自己出身不好，不敢走近去看，不知是什麼人。」老闆娘還說，往下走一點的萬福路口，有一家人，住樓上的，地主家庭出身，那時期，鄉下來有人來找，居委帶鄉下人上門，這家人可能是害怕，不敢相認，結果，農民被當勞改犯打死了。這種事也不新鮮，有一天深夜，文德路和萬福路交口處，忽然打鑼打鼓聲，敲盆敲桶聲，吹哨喊叫聲亂成一片。第二天一早，人們看到有三個人倒在棚架下，旁邊都是碎磚亂石。兩個年紀大一些的已經死了，但年輕的一個似乎還有點氣息，卻不斷有居民繼續用石頭砸他。據所知，文德路和德政路一共至少打死了八人。死的人這麼多，為什麼？老闆娘回答：德政路一帶住的多是沒文化的下層市民、咕哩佬（搬運工）、三輪車夫、掃街淘糞的清潔工、小商小販……新中國成立前就是三教九流魚龍混雜之地。她還說，當時居民聯防的人，有學生和無業青年。當時居委是起了組織作用的。

講起當年打勞改犯的事情，許多街坊打開回憶的大門，「那年我15歲，住一德路，對面就是愛群大廈、長堤。我親眼見打死一個比我還小的少年，在江邊榕樹下，一個後生仔用鋸片捅進他的身體，血嘩嘩湧出來……」（劉先生，現居廣州）

「我也是住一德路，當時有好幾個人被綁在江邊榕樹上打，竹升都打斷幾根。那些人滿面是血，其中一個已經死了，三十多歲，像個農民。說是打『勞改犯』，誰知道？圍觀的人都不敢出聲。」（肖先生，現居廣州）「我侄兒說的，確有其事，當時長堤一帶的大榕樹吊了不少死屍。具體日期記不清了。我親眼見到一個女人被活生生弔死，說她偷東西。」（肖先生，現居美國）

「我親眼見大白天弔死一個人。就是「吊勞改犯」那時，我騎車經過長堤，在靠近「省總」大樓那一段，一群人正在吊一個肥佬。肥佬不停哀求不要弔死他，結果還是弔死了。」（譚先生，現居美國）

「10·11日廣州街頭打死很多人。在長堤路沿江路，每一株樹都捆著一個死屍，有些樹上有兩個死屍，有些弔死，有些是跪著捆在樹上，我數了一下，長堤路至少有二十多個屍體。那兩天正是下雨，這些屍體在水中泡著，浮腫起來，實在可怕。」（見《湯生龍日記》）

此事已經過去四十五年了，已成一宗「懸案」

由於種種傳聞沒辦法澄清，以致今天還有人對當年的情況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廣州一些群眾一下子變得如此沒人性？這個女士說，「我丈夫當時在廣州市第二搬運公司工作。一天早上上班時，見到居委會的房子前面有幾個街坊議論紛紛。原來裏面關了一個昨夜捉到的『勞改犯』。我丈夫上前，看到上了鎖的鐵閘門裡有一個臉色鐵青的人跪在地上，雙手被反縛，衣不蔽體，蓬頭垢面，對著外面圍觀的人叩頭如搗蒜，滿臉都是唾沫，操著北方口音嘴裏不斷喃喃著，看樣子是餓壞了或是嚇壞了。我丈夫從他語不成句斷斷續續所講的話中，揣摩出大概的意思是哀求放他一條活命的生路，他是南下來廣東打工的農民，原帶有生產隊開的證明，被追打的人搜走撕毀了。丈夫下午收工回家時，見到此人已被弔死在馬路邊的電線杆上多時了。因為他當時是搬運工人，去的地方多，見到被打殺的『勞改犯』也更多。從來不跟我講，一方面是心裏害怕；另一方面也擔心我會害怕。」

這種景象給廣州群眾以強烈的心理衝擊，他們雖然也擁護搞聯防，但不清楚如此之殘酷，如此般野蠻。好好的一個人，有人叫一句，這是勞改犯，立刻就會有一幫人上前用木棍、水喉鐵管甚至用槍去消滅他。有個廣州的複員兵回憶說，「我親眼看到有好幾個地方吊著被打死的所謂『勞改犯』：一處是在東山百貨大樓對面的街角公園的樹上；一處是在教育路南方電影院門口的樹上；再一處就是在文德路與中山路的交界處，有兩具屍體在地上擺著。聽說原來也是吊起來的，後來繩子斷了，馬路正在鋪下水管道，兩具屍體被人搬到挖起來的泥堆上，時值盛夏，屍體曝晒發脹，形狀十分恐怖。還聽說在長堤一帶，有「勞改犯」被打死即時扔進珠江的。我1951年參軍，之後不久便從事醫務工作並參加「抗美援朝」，也多次見過死人。但是這樣的死人場面仍然使我感到噁心和恐懼。」

廣州「文革」研究專家葉先生多次訪問過當時「紅警司」政委黃意堅，他說事發后曾組織公安刑警和中學生的力量，分兩撥點數各地的屍體，得出一百八十多和一百九十多這兩個接近之數，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

如今此事已經過去四十五年了，成為「文革」懸案。老廣州阿佗認為，第一，這是廣州「文革」中重要的死亡事件，站在尊重歷史，研究歷史的角度，不能迴避；第二，死者多是無辜冤死的，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站在人道的立場，更應該還他們一個公道，讓死者安息；第三，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走向富裕和強大的同時，如果對自己過去犯下的某些錯誤和罪惡不知反省，甚至刻意隱瞞，那所有的進步都不會有任何意義，那表面的提升，實質上只是更可怕的沉淪。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來源： 《羊城晚報》2013年01月26日第B10版

阿波羅新聞網 www.aboluowang.com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看看看看，感謝分享，好人平安

你必須回復這個主題才能觀看到隱藏的附件或內容

文革三大屠殺案文革三大屠殺案

想下載此書閱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