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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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英文書名: A Non-governmental White Paper on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作者:紀念「六四」事件委員會,李進進
頁數:48 頁, 插圖: 23幅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簡介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的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的人民請願活動即「八九」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政府動用約20萬人的軍隊強行推進北京,鎮壓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造成了約上萬平民的傷亡。這就是「六•四」屠殺。本白皮書根據當時中國國內報章和電台﹑電視台的報道和20年來不斷披露出來的回憶錄和採訪文章等,根據中國當時的憲法和法律,來分析和解答當時發生了一場什麼樣的運動,北京到底有沒有發生「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對北京市的戒嚴是否違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平暴」是不是屠殺,以及「六•四」事件對世界的影響和歷史反思。
為什麼書名是「民間白皮書」?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是基於現披露出來的官方社論﹑公告和報告,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文章,報紙報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對「六•四」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做出的一個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報告。目前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沒有作出全面的調查和客觀的評價,迄今未見類似白皮書之類的調查報告。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封鎖有關「六•四」資料和禁止民間對此事件的調查和討論。作為民間的力量,作者完成這個民間的白皮書,一方面是對歷史的負責,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現政府封鎖「六•四」事件的抗議和挑戰。這個報告以白皮書命名,旨在強調它的嚴謹﹑正式和規範性,以及閱讀對象的普遍性。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作者介紹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由「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暨『六四』慘案20周年活動第一批聯絡人」發起並由李進進法學博士完成寫作,胡平(思想家、哲學和政論作家),嚴家其(政治學家,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王軍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丹(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楊建利(加州伯克利大學數學博士和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徐文立(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美國布朗大學資深研究員),陳破空(政論家和作家),王天成(憲法研究專家,前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以及劉路,易改,張菁參与了討論或提供了修改意見。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書評
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評論道:
"今年4月27日,在王丹、王軍濤等人召開的「悼念六四20周年」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這是「六四」20年來首次發表的一份完整的《法律分析報告》。這個報告根據20年來愈來愈清楚地揭露出來的事實,按照中國憲法和法律全面地分析、論證了下述兩點:
一、1989年6月3日到6月4日,北京沒有發生「暴亂」,當時軍隊用機槍和坦克平息所謂「暴亂」,是對學生和北京市民的一場大屠殺。 二、1989年胡耀邦去世後北京發生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抗議運動」和絕食行動,不是《四·二六社論》所說的「動亂」,而是一場和平的、符合當時中國法律的「請願運動」。就是要求李鵬下台、批評攻擊鄧小平也沒有違法中國的憲法和法律。"
目錄
一 引言
二 事件的經過
「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背景簡介
胡耀邦去世到「4.26」社論(4月15日--4月25日)
「4.26」社論到「5.13」絕食前夕(4月26日--5月12)
「5.13」絕食到宣布戒嚴(5月13日--5月19日)
戒嚴到屠殺(5月20日--6月3日)
「六•四」大屠殺(6月3日--4日)
三 「八九」愛國民主運動是人民和平請願運動
「反官倒」和爭自由是運動的基本訴求
請願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
全國各界人士參与了請願
請願是在和平的方式下進行
運動的主流沒有要求政治制度的徹底變革
罷免國家領導人是人民改變政府的權利
四 1989年春夏北京沒有發生動亂
4月15日到25 日北京沒有發生動亂
遊行示威和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本身不是動亂
北京城外和平抵抗戒嚴,城裡生活和工作秩序井然
專制主義的慣性思維是「動亂」之源
「一小撮論」﹑「陰謀論」和「外國反華勢力操縱論」
是挑起「動亂」的政治手段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沒有發生「暴亂」
當局所指控的「暴亂」完全沒有證據
北京城裡在所謂的「平暴」前沒有發生「打﹑砸﹑搶﹑燒﹑殺」
當局在「平暴」后沒有判決一個「平暴」前的「暴徒」
當局在「平暴」后沒有判決任何學運的領袖或「黑手們」為「暴徒」
或「組織暴亂」者
中共自己當時最高領導人也認為北京沒有發生「暴亂」
六 「六•四」屠殺的性質不容質疑
軍隊鎮壓的對象是和平請願者和非武裝的市民
當局用20萬大軍的規模和按照戰役作戰的部署鎮壓學生
軍隊的暴行:殘酷使用「開花彈」,刺刀挑進胸腹,
坦克壓過人群,子彈射向救護車和小學生
軍隊參加戒嚴和「平暴」無法理依據
七 戒嚴是非法之舉
八 北京市「遊行示威十條」 越權無效
九 歷史的反思
「六•四」屠殺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中共遮遮掩掩承認的教訓
學生們喊出了時代的聲音
「六•四」的槍聲摧毀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六•四」屠殺後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受到進一步的壓制
「八九」請願運動中提出的腐敗問題越演越烈
「鎮壓正當論」是無義之說
十 結論:沒有結束的請願和抗爭
註解
英文書名: A Non-governmental White Paper on the June Fourth Massacre
作者:紀念「六四」事件委員會,李進進
頁數:48 頁, 插圖: 23幅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簡介
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的北京和其他主要城市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的人民請願活動即「八九」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政府動用約20萬人的軍隊強行推進北京,鎮壓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造成了約上萬平民的傷亡。這就是「六•四」屠殺。本白皮書根據當時中國國內報章和電台﹑電視台的報道和20年來不斷披露出來的回憶錄和採訪文章等,根據中國當時的憲法和法律,來分析和解答當時發生了一場什麼樣的運動,北京到底有沒有發生「政治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對北京市的戒嚴是否違法,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平暴」是不是屠殺,以及「六•四」事件對世界的影響和歷史反思。
為什麼書名是「民間白皮書」?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是基於現披露出來的官方社論﹑公告和報告,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文章,報紙報道以及音像等史料對「六•四」這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做出的一個完整的政治背景和法律分析的報告。目前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沒有作出全面的調查和客觀的評價,迄今未見類似白皮書之類的調查報告。中國政府長期以來封鎖有關「六•四」資料和禁止民間對此事件的調查和討論。作為民間的力量,作者完成這個民間的白皮書,一方面是對歷史的負責,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現政府封鎖「六•四」事件的抗議和挑戰。這個報告以白皮書命名,旨在強調它的嚴謹﹑正式和規範性,以及閱讀對象的普遍性。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作者介紹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由「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暨『六四』慘案20周年活動第一批聯絡人」發起並由李進進法學博士完成寫作,胡平(思想家、哲學和政論作家),嚴家其(政治學家,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王軍濤(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丹(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楊建利(加州伯克利大學數學博士和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徐文立(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美國布朗大學資深研究員),陳破空(政論家和作家),王天成(憲法研究專家,前北京大學法律系講師),以及劉路,易改,張菁參与了討論或提供了修改意見。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書評
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評論道:
"今年4月27日,在王丹、王軍濤等人召開的「悼念六四20周年」新聞發布會上,公布了《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這是「六四」20年來首次發表的一份完整的《法律分析報告》。這個報告根據20年來愈來愈清楚地揭露出來的事實,按照中國憲法和法律全面地分析、論證了下述兩點:
一、1989年6月3日到6月4日,北京沒有發生「暴亂」,當時軍隊用機槍和坦克平息所謂「暴亂」,是對學生和北京市民的一場大屠殺。 二、1989年胡耀邦去世後北京發生的、以學生為主體的「抗議運動」和絕食行動,不是《四·二六社論》所說的「動亂」,而是一場和平的、符合當時中國法律的「請願運動」。就是要求李鵬下台、批評攻擊鄧小平也沒有違法中國的憲法和法律。"
目錄
一 引言
二 事件的經過
「八九」民主運動爆發的背景簡介
胡耀邦去世到「4.26」社論(4月15日--4月25日)
「4.26」社論到「5.13」絕食前夕(4月26日--5月12)
「5.13」絕食到宣布戒嚴(5月13日--5月19日)
戒嚴到屠殺(5月20日--6月3日)
「六•四」大屠殺(6月3日--4日)
三 「八九」愛國民主運動是人民和平請願運動
「反官倒」和爭自由是運動的基本訴求
請願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內
全國各界人士參与了請願
請願是在和平的方式下進行
運動的主流沒有要求政治制度的徹底變革
罷免國家領導人是人民改變政府的權利
四 1989年春夏北京沒有發生動亂
4月15日到25 日北京沒有發生動亂
遊行示威和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本身不是動亂
北京城外和平抵抗戒嚴,城裡生活和工作秩序井然
專制主義的慣性思維是「動亂」之源
「一小撮論」﹑「陰謀論」和「外國反華勢力操縱論」
是挑起「動亂」的政治手段
五 北京在1989年6月初沒有發生「暴亂」
當局所指控的「暴亂」完全沒有證據
北京城裡在所謂的「平暴」前沒有發生「打﹑砸﹑搶﹑燒﹑殺」
當局在「平暴」后沒有判決一個「平暴」前的「暴徒」
當局在「平暴」后沒有判決任何學運的領袖或「黑手們」為「暴徒」
或「組織暴亂」者
中共自己當時最高領導人也認為北京沒有發生「暴亂」
六 「六•四」屠殺的性質不容質疑
軍隊鎮壓的對象是和平請願者和非武裝的市民
當局用20萬大軍的規模和按照戰役作戰的部署鎮壓學生
軍隊的暴行:殘酷使用「開花彈」,刺刀挑進胸腹,
坦克壓過人群,子彈射向救護車和小學生
軍隊參加戒嚴和「平暴」無法理依據
七 戒嚴是非法之舉
八 北京市「遊行示威十條」 越權無效
九 歷史的反思
「六•四」屠殺給世界帶來的影響
中共遮遮掩掩承認的教訓
學生們喊出了時代的聲音
「六•四」的槍聲摧毀了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六•四」屠殺後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受到進一步的壓制
「八九」請願運動中提出的腐敗問題越演越烈
「鎮壓正當論」是無義之說
十 結論:沒有結束的請願和抗爭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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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六•四」事件民間白皮書
反思中的困惑──我看八九學運
封從德
1991年6月
提要: ﹒一、「新啟蒙」心態是理解學生運動的關鍵––八九學運的主旋律 ﹒二、為何要撤?––道德勇氣的淪喪? ﹒三、阻撓五‧一四對話––我最大的過失 ﹒四、歷史的悲哀
反思中的困惑––八九學運之我見
封從德
在「六四」二週年之際,謹將一些零散的思考整理成文,獻給那些為中國的自由與富強而堅持信念的人。
一、「新啟蒙」心態是理解學生運動的關鍵––八九學運的主旋律
△ 八九學運中的學生,自視為五四青年的後繼,要完成七十年前的同仁所未竟的事業,於是將自己的歷史使命認定為發起一場「新啟蒙運動」。不管這種自作多情是否這場運動的實質,但這卻至少是運動中的主旋律,學生們自始至終不斷在心底或大字報中哼唱,且有形形色色的變奏曲。
主題變奏之一––不參與黨派之爭。啟蒙的對象是民眾,試圖通過老百姓的覺醒來解決中國民主化的根本問題。因此,學生的政治追求的著眼點是長遠的、整體上的改造,是制度的更替,與誰在台上沒有多大關係(至少當時大家這麼想)。許多學生對中共領導層一概不信任,包括趙紫陽。在北京的趙紫陽與在海外媒體上的趙紫陽是兩個人,差距很大,正如戈爾巴喬夫一樣。有個同學說得最形象﹕「我們不是為了讓一批飽鬼下台,又讓一打餓鬼上台!」
主題變奏之二––「看看人民的表情」。《絕食書》原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生與死之間,我們還要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這是在絕食之前,我們這批自視為啟蒙者的學生真實的受挫心態。
主題變奏之三––堅守廣場、不怕犧牲。既然是啟蒙,那麼宣傳的強度與廣度自然是越大越好。由此才能理解學生們為何選擇絕食、絕水、等待屠殺,也才能理解為何要到天安門、在上千記者前將學生運動擴大到社會運動。廣場上縈繞在我心中的一個觀念是﹕廣場大旗不能倒,堅持一分鐘,就會引起一萬人的醒覺。潛在的思路是﹕中國人從來都為了生計而麻木了人性自尊,只有通過一個最強烈的信號才能促使他們思考––「在廣場上畢竟還有那麼一批學生敢於造反,為甚麼?」因此,從直覺與感情上,我們不願撤離廣場,而情願等待屠刀。
二、為何要撤?––道德勇氣的淪喪?
△ 與堅持廣場、不怕犧牲相悖的事實是﹕學生最後和平撤離了廣場。從各方面的統計看,犧牲最大的是市民,「學生領袖」還沒聽說有誰傷亡。作為局中人,我,難以對道義問題自加評說,因此將當時心理歷程作個紀錄,由大家論斷。
六月四日凌晨的去留表決,是由我主持的。雖然當時(凌晨四點半)情形已十分緊迫,但我自認為自己還很冷靜,甚至在士兵掃射紀念碑上的喇叭時,我還沒有怎麼驚動。心中明白,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到了。紀念碑的最後的情況,侯德健在九○年六月已講了很多。基本屬實,只有兩點需要澄清﹕一、我自己沒有聽說過甚麼「等候趙紫陽到天亮」的傳言﹔二、侯德健等人是作為第三方去與軍方談判的,走之前我向他強調過不能代表指揮部。
主持口頭表決,是在我至今也不明白的一種召喚下作出的。因為當時我對廣場上的危急程度並不知情,甚至沒有去想它,心中有種感應,像是有個聲音在說,必須立即作個表決。當時,「四君子」已在廣播中勸了大家很久,不作表決無法統一思想與行動。
口頭表決的結果,我感覺是喊「留守」與喊「撤離」的聲音一樣高,但是,基於如下判斷,我在短暫的停頓後,果斷地宣佈了撤離,這是我一生中最為果斷的一次。
(1)以往的經驗與觀察告訴我,在有一半人想跑的情形之下,我們這個整體是沒有戰鬥力的。我擔心出現這樣的局面﹕同學的死傷不是因為槍彈,而是大家在奔逃中擠、踐踏而致。我更擔心中共將這種混亂的場面拍攝下來,而給運動抹黑。
(2)從心理上分析,喊「撤離」的同學必然不如喊「留守」的同學那麼理直氣壯,因此,我估計願走的人更多。
(3)這最後三、五千同學,是未來中國民主之光,我實在不願他們為了某種政治功利而犧牲。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二十年之後,這些新思維的種子一定能夠開花、結果。這是「新啟蒙」的另一重變奏。
三、阻撓五‧一四對話––我最大的過失
△ 絕食第二天,五月十四日,統戰部長閻明復與代表中共等真的學生代表們對話,是可能將學運引向良性發展的一次重要機會。對這次機會的認識,是在九○年十月在舊金山與吾爾開希的交談中才明白的,這才在恍然大悟中,深深地自責自己當時的自負。
五月十四日早晨,我將自己在北大製的「絕食」大黑旗送到廣場後,便投入了廣場上第一個廣播站的籌建工作,借了一個香港記者的一千多元人民幣跑了一個白天。下午廣播站建好,自然由我主持,這時絕食同學驚惶地聽說已有同學在與官方對話了。這顯然違背了絕食者的意願,第一,不是公開的(電視直播),第二,沒有徵得絕食者的認可。這時,我和廣播站便投入了阻撓對話的行列,先後三次派代表去召回對話同學。我在自行以為堅持民主原則的激昂中,犯下了不可彌補的失誤。
缺乏溝通,彼此不信任,是這場運動的悲哀,深究其原因,除了運動的偶發性、自發性和倉促性之外,也同當時組織結構上權力分散、模糊有關。
我在運動中還有許多過失,包括在北大籌委會時過分強調民主機制,反而使它的行政效率太低﹔在北高聯任職期間,沒能主持好五四大遊行的工作,致使周勇軍在莫名其妙中宣佈了復課﹔而我卻在五四之後,在一種受挫的情緒中辭職,從此對北高聯採ㄕX作甚至排斥的消極態度﹔在廣場後期沒能意識到學生成分的變化所需的組織調整,而把精力過多地投入到整頓財務上了。另外,對媒體的排斥傾向,也很不利於這場運動,雖然我們的初衷只是力圖避免重蹈魏京生的覆轍。
四、歷史的悲哀
△ 中國的民主運動,歷來缺乏歷史繼承性,這是專制者的輝煌。每一次都幾乎從頭再來。八九學運的思想深度,是不及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而且幾乎沒有甚麼繼承,這是我最近讀了魏京生辯護實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之後的很深感觸。一九八九年許多同學不知道魏京生是何人,另一個民主牆先驅任畹町更是受到同學們刻意的「劃清界線」。
我們缺乏組織經驗的指導,柴玲因為聽取了民盟一個人的建議,就把北大籌委會的秘書處搞得很有聲色。但更多的組織過程是沒有這樣具體指導的。
我們缺乏思想理念的指導。民主與民主主義我們分不清﹔權力相對集中的必要性只是在泛民主傾向太過、行政效率太低之後才摸索出來的(如我在一次籌委會改選中提出要求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問題)﹔我們在主持了務實會之後,又不得不主持務虛會……
我們缺乏價值體系和信仰。在作原則性重大抉擇時,我們發現自己的任何判斷都沒有一套堅實的價值體系作依託,更沒有信仰的力量來支持,只是在一堆矛盾的兩難利弊中避重就輕。
我們這一代,是在開放環境下長大的一代,照時髦的說法,是「長大的一代」,而不是「嚇大的一代」。但是,我們失落了信仰的根本,對傳統的華夏文明,我們聽從了知識分子從五四就開始的拋棄態度,沒有幾個學生能體味琴、棋、書、畫之美,沒有一本教科書宣揚人生的修養﹔對西方現代文明,我們只有幻覺中的渴望,更無真正的根基紮在心底。四十年的黨文化,將一切其他信仰摧殘,僅存的共產主義,卻已經在開放之後完全失落了。
我願以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辭職書中的一句話(大意)作為本文的收筆﹕「這場運動,必須由像我這樣一批對社會缺乏認識,又沒有受過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統訓練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一九九一年五月於巴黎)
64memo.com - 2005http://www.64memo.com/b5/951.htm封從德,「反思中的困惑——我看八九學運」,xxxgoto:Disp.asp?Id=14&page=3301991年6月。
封從德
1991年6月
提要: ﹒一、「新啟蒙」心態是理解學生運動的關鍵––八九學運的主旋律 ﹒二、為何要撤?––道德勇氣的淪喪? ﹒三、阻撓五‧一四對話––我最大的過失 ﹒四、歷史的悲哀
反思中的困惑––八九學運之我見
封從德
在「六四」二週年之際,謹將一些零散的思考整理成文,獻給那些為中國的自由與富強而堅持信念的人。
一、「新啟蒙」心態是理解學生運動的關鍵––八九學運的主旋律
△ 八九學運中的學生,自視為五四青年的後繼,要完成七十年前的同仁所未竟的事業,於是將自己的歷史使命認定為發起一場「新啟蒙運動」。不管這種自作多情是否這場運動的實質,但這卻至少是運動中的主旋律,學生們自始至終不斷在心底或大字報中哼唱,且有形形色色的變奏曲。
主題變奏之一––不參與黨派之爭。啟蒙的對象是民眾,試圖通過老百姓的覺醒來解決中國民主化的根本問題。因此,學生的政治追求的著眼點是長遠的、整體上的改造,是制度的更替,與誰在台上沒有多大關係(至少當時大家這麼想)。許多學生對中共領導層一概不信任,包括趙紫陽。在北京的趙紫陽與在海外媒體上的趙紫陽是兩個人,差距很大,正如戈爾巴喬夫一樣。有個同學說得最形象﹕「我們不是為了讓一批飽鬼下台,又讓一打餓鬼上台!」
主題變奏之二––「看看人民的表情」。《絕食書》原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在生與死之間,我們還要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這是在絕食之前,我們這批自視為啟蒙者的學生真實的受挫心態。
主題變奏之三––堅守廣場、不怕犧牲。既然是啟蒙,那麼宣傳的強度與廣度自然是越大越好。由此才能理解學生們為何選擇絕食、絕水、等待屠殺,也才能理解為何要到天安門、在上千記者前將學生運動擴大到社會運動。廣場上縈繞在我心中的一個觀念是﹕廣場大旗不能倒,堅持一分鐘,就會引起一萬人的醒覺。潛在的思路是﹕中國人從來都為了生計而麻木了人性自尊,只有通過一個最強烈的信號才能促使他們思考––「在廣場上畢竟還有那麼一批學生敢於造反,為甚麼?」因此,從直覺與感情上,我們不願撤離廣場,而情願等待屠刀。
二、為何要撤?––道德勇氣的淪喪?
△ 與堅持廣場、不怕犧牲相悖的事實是﹕學生最後和平撤離了廣場。從各方面的統計看,犧牲最大的是市民,「學生領袖」還沒聽說有誰傷亡。作為局中人,我,難以對道義問題自加評說,因此將當時心理歷程作個紀錄,由大家論斷。
六月四日凌晨的去留表決,是由我主持的。雖然當時(凌晨四點半)情形已十分緊迫,但我自認為自己還很冷靜,甚至在士兵掃射紀念碑上的喇叭時,我還沒有怎麼驚動。心中明白,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到了。紀念碑的最後的情況,侯德健在九○年六月已講了很多。基本屬實,只有兩點需要澄清﹕一、我自己沒有聽說過甚麼「等候趙紫陽到天亮」的傳言﹔二、侯德健等人是作為第三方去與軍方談判的,走之前我向他強調過不能代表指揮部。
主持口頭表決,是在我至今也不明白的一種召喚下作出的。因為當時我對廣場上的危急程度並不知情,甚至沒有去想它,心中有種感應,像是有個聲音在說,必須立即作個表決。當時,「四君子」已在廣播中勸了大家很久,不作表決無法統一思想與行動。
口頭表決的結果,我感覺是喊「留守」與喊「撤離」的聲音一樣高,但是,基於如下判斷,我在短暫的停頓後,果斷地宣佈了撤離,這是我一生中最為果斷的一次。
(1)以往的經驗與觀察告訴我,在有一半人想跑的情形之下,我們這個整體是沒有戰鬥力的。我擔心出現這樣的局面﹕同學的死傷不是因為槍彈,而是大家在奔逃中擠、踐踏而致。我更擔心中共將這種混亂的場面拍攝下來,而給運動抹黑。
(2)從心理上分析,喊「撤離」的同學必然不如喊「留守」的同學那麼理直氣壯,因此,我估計願走的人更多。
(3)這最後三、五千同學,是未來中國民主之光,我實在不願他們為了某種政治功利而犧牲。他們來自全國各地,二十年之後,這些新思維的種子一定能夠開花、結果。這是「新啟蒙」的另一重變奏。
三、阻撓五‧一四對話––我最大的過失
△ 絕食第二天,五月十四日,統戰部長閻明復與代表中共等真的學生代表們對話,是可能將學運引向良性發展的一次重要機會。對這次機會的認識,是在九○年十月在舊金山與吾爾開希的交談中才明白的,這才在恍然大悟中,深深地自責自己當時的自負。
五月十四日早晨,我將自己在北大製的「絕食」大黑旗送到廣場後,便投入了廣場上第一個廣播站的籌建工作,借了一個香港記者的一千多元人民幣跑了一個白天。下午廣播站建好,自然由我主持,這時絕食同學驚惶地聽說已有同學在與官方對話了。這顯然違背了絕食者的意願,第一,不是公開的(電視直播),第二,沒有徵得絕食者的認可。這時,我和廣播站便投入了阻撓對話的行列,先後三次派代表去召回對話同學。我在自行以為堅持民主原則的激昂中,犯下了不可彌補的失誤。
缺乏溝通,彼此不信任,是這場運動的悲哀,深究其原因,除了運動的偶發性、自發性和倉促性之外,也同當時組織結構上權力分散、模糊有關。
我在運動中還有許多過失,包括在北大籌委會時過分強調民主機制,反而使它的行政效率太低﹔在北高聯任職期間,沒能主持好五四大遊行的工作,致使周勇軍在莫名其妙中宣佈了復課﹔而我卻在五四之後,在一種受挫的情緒中辭職,從此對北高聯採ㄕX作甚至排斥的消極態度﹔在廣場後期沒能意識到學生成分的變化所需的組織調整,而把精力過多地投入到整頓財務上了。另外,對媒體的排斥傾向,也很不利於這場運動,雖然我們的初衷只是力圖避免重蹈魏京生的覆轍。
四、歷史的悲哀
△ 中國的民主運動,歷來缺乏歷史繼承性,這是專制者的輝煌。每一次都幾乎從頭再來。八九學運的思想深度,是不及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而且幾乎沒有甚麼繼承,這是我最近讀了魏京生辯護實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他》之後的很深感觸。一九八九年許多同學不知道魏京生是何人,另一個民主牆先驅任畹町更是受到同學們刻意的「劃清界線」。
我們缺乏組織經驗的指導,柴玲因為聽取了民盟一個人的建議,就把北大籌委會的秘書處搞得很有聲色。但更多的組織過程是沒有這樣具體指導的。
我們缺乏思想理念的指導。民主與民主主義我們分不清﹔權力相對集中的必要性只是在泛民主傾向太過、行政效率太低之後才摸索出來的(如我在一次籌委會改選中提出要求緊急狀態下的「獨裁權」問題)﹔我們在主持了務實會之後,又不得不主持務虛會……
我們缺乏價值體系和信仰。在作原則性重大抉擇時,我們發現自己的任何判斷都沒有一套堅實的價值體系作依託,更沒有信仰的力量來支持,只是在一堆矛盾的兩難利弊中避重就輕。
我們這一代,是在開放環境下長大的一代,照時髦的說法,是「長大的一代」,而不是「嚇大的一代」。但是,我們失落了信仰的根本,對傳統的華夏文明,我們聽從了知識分子從五四就開始的拋棄態度,沒有幾個學生能體味琴、棋、書、畫之美,沒有一本教科書宣揚人生的修養﹔對西方現代文明,我們只有幻覺中的渴望,更無真正的根基紮在心底。四十年的黨文化,將一切其他信仰摧殘,僅存的共產主義,卻已經在開放之後完全失落了。
我願以自己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的辭職書中的一句話(大意)作為本文的收筆﹕「這場運動,必須由像我這樣一批對社會缺乏認識,又沒有受過法律、政治等方面系統訓練的學生來領導,這個事實本身,實在是歷史的悲哀。」(一九九一年五月於巴黎)
64memo.com - 2005http://www.64memo.com/b5/951.htm封從德,「反思中的困惑——我看八九學運」,xxxgoto:Disp.asp?Id=14&page=330199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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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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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的一天終究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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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好不好,先看看在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