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由 鐵蹄下的夜鶯 » 2012年5月28日
書名：共用的墓碑──一個中國人的家庭紀事
作者：李世華
出版：明鏡出版社
國際統一書號：ISBN1-932138-77-3
定價：HK98
版次：2008年12月第一版
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序一 苛政猛於虎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大陸的「三年自然災害」並非天災，而純粹是人禍造成的一場千古浩劫。可是，由於一手遮天、掩耳盜鈴的愚民政策，歷史真相長期被秘而不宣。直到一九九三年，才由丁抒在香港出版的《人禍》專著首次予以揭露。兩年後英國作家Jasper Becker在倫敦出版了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餓鬼》）。作者根據對數以百計的相關人士的採訪和大量尚未出版的文字數據，揭露了罪魁禍首如何製造了這場史無前例的、致數千萬人死於非命的大飢荒。
《人禍》和《餓鬼》是宏觀的歷史巨著，李世華的新著、《共用的墓碑》，則是作者以本人的親身經歷為這個時代作見證。
李世華出身於一個世代貧農人家，「解放」那年他才六歲，在皖北農村成長，從小學到大學受的都是「馬、恩、列、斯、毛」，「偉、光、正」，「階級鬥爭為綱」的說教。然而，無止無休的「政治運動」和農村生活的現實卻不斷加深他年輕心靈的受難，擦亮他的眼睛。
一九五○年，七歲的小世華就親眼看見一群五花大綁著的地主被幾個帶槍的「拉到西門外槍斃。」那年的五一節，「在唐寨西門外槍斃了十七個惡霸地主。」這是他經歷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在這場「土改運動」中，作為一個「翻身」的老貧農，他父親以為「從此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他高興得太早了。一九五四年，開始號召在農村走「合作化道路」，同時實行「統購統銷」，「結果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飼料也被強迫購了去。為了防止農民瞞報、藏匿糧食，幹部們就到各家去翻。」一天中午，小世華從小學回家吃午飯，親眼看到村幹部手裡提著一把刺刀，領著一群人在他家「各間屋子裡翻來翻去，無論廚子、柜子概莫能免，犄角旮旯都看個遍。」最後，這名村幹部帶人到堆牛草的堂屋裡間，「拿起刺刀奮力對麥草堆戳去。他用刺刀上下左右對草堆一刀接一刀地刺，同時還用刺刀上下翻、左右攪。」這是這個老貧農家，在「偉、光、正」和」四個偉大」統治下，第一次嘗到被抄家的苦果。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運動」席捲全國農村，農民統統「自願」參加合作社。他父親不但從此失去了「自己種熟了的地」，連養肥的牛、齊全的農具也都充公了。一九五七年夏，世華小學畢業，考進了縣城的最高學府——碭山中學。入學不久，他上的第一堂政治課就是「反右運動」，眼睜睜看著一個接一個好老師被打成「右派」，有的鋃鐺入獄，有的留校接受勞改。「這些事對我們震動很大，在我們幼小的心靈里播灑下了陰影……我們怎麼也不敢相信像這些老師這樣的好人能與『歷史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和『妖魔鬼怪』這些罪惡的稱呼聯繫起來。」
「反右運動」取得了「萬馬齊喑」的「偉大勝利」，一九五八年開始，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公共食堂等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就瘋狂地橫行無忌了。好景不長，一年之後，一無所有的農民就走向餓殍載道的深淵了：
公共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開始吃草根、樹皮。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不僅口糧沒有了，連種子糧、飼料也全部上交了。幹部為了完成任務，必須把社員家裡的糧食搜光。於是，大抄檢開始了。由生產隊長和積極分子組成的抄檢隊手持鋼釺挨家挨戶搜查，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櫥櫃、雞窩都要翻遍。可疑的地方就用鋼釺捅一捅，犄角旮旯也不能倖免。最荒唐可笑的是他們連廁所都不放過：他們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沒有沒有消化的糧食粒。
大抄檢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抄檢隊對屋裡屋外所有地面仔細觀察，只要見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鮮鬆動的地塊，他們就用鋼釺把地面掘開，仔細扒拉土粒。抄檢完畢，他們揚長而去。
這是我家第三次被抄家，而且這一次比以前兩次都來得徹底、無情、更讓父親傷心。當我那年冬天回家的時候，父親曾經有過的笑容徹底消失了，他臉上流露出的是無奈、絕望、凄苦的複雜表情。他不理解：這就是幹部們天天還在宣傳的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
一九六○年元旦，《人民日報》的社論回答了這個老貧農的問題：「我們不僅對於一九六○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信心，而且對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了信心。」當時世華讀初中三年級，在一間陰冷的教室里，和同學們一起飢腸轆轆地學習著這些社論，「幼稚地憧憬著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
緊接著就是春節，大年三十世華在冰天雪地中徒步幾十里，回家過年，「腦子裡想著兒時過年時的歡樂，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走進家門，他一眼看見的卻是滿案板的紅芋葉子，全家人木然的表情。大年三十的午飯是一大鍋紅芋葉子，全家每人一大碗。「下午是在飢餓、寒冷和沉默中度過的。晚上——大年除夕——沒有飯。……天還沒黑，為了減少能量的消耗，人們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飢腸轆轆地熬過漫長的寒夜。」
後來他聽母親說，「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幹了，鍋也早在大鍊鋼鐵時給搜走了。……連幹部帶著幾個積分子天天晚上開會斗人要糧食。」就在這個大年三十的暗夜裡，他的父親還得去參加鬥爭會。這些為虎作倀的幹部用種種新奇的酷刑折磨自己的父老鄉親，甚至不放過「一個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隻手托著一塊磚頭，還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撲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幹部和積極分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世華的叔父正是這個鬧劇的犧牲者。
他父親眼睜睜地看著鄰居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一家接一家地死光，他不忍心眼看著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和不滿周歲的小孫女都活活餓死，而如狼似虎的村幹部還在繼續用酷刑斗群眾逼糧食，他感到徹底地絕望，終於在春節后不久就懸樑自盡了。第二天，他遍體鱗傷的叔父也死去了。六天之後，不堪喪子之痛的爺爺也自縊身死。「當年輕氣盛的爺爺當年帶著兩個兒子從山東鄆城來到這兒定居的時候，他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爺兒三個會在一個星期內死於非命，然後一起被葬到這片荒灘上。」爺爺死後第十天，嬸母病餓而死；嬸母去世后第十一天，不滿周歲的小侄女被活活地餓死了。從他父親三月七日自盡，短短的二十八日內，這個十二口人的貧農之家竟有五口人死於非命！勉強倖存的親人中，「母親仍在鬼門關前徘徊著，二哥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面對三代親人無辜的慘死，世華的悲憤痛徹心肺，痛定思痛，他也清醒地認識到「我的家庭遭遇不過是社會大悲劇的一個縮影而已。」
那年的春天特別寒冷而漫長，數以千萬計的人沒有等到夏天，沒有等到麥子成熟，便在飢餓的煎熬中倒下去了。
……
午收季節，學校帶我們到城北的一個生產隊「支農」。在緊靠村邊的地里割麥的時候，我們時不時會被眼前發臭的半腐爛的屍體嚇得尖叫起來。開飯的時候，一群長脖子挑著瘦腦袋、挺著大肚子、皮包骨頭的孩子圍在我們四周，一邊用貪婪的目光盯著我們手裡的饅頭，一邊吮吸著手指吞咽口水。用餓莩遍野和毛澤東自己寫的「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來說明當時農村的情況是非常恰當的。
「反右」之後，「四個偉大」曾得意忘形地自詡：秦始皇「焚書坈儒」不過殺了幾百個儒生，他殺的超過一百倍。如今，在一個和平時期，發揚光大「苛政猛於虎」，不用一兵一卒，又殲滅了幾千萬無辜的平民百姓，創造了中外古今前無古人的「奇迹」，他更可以引吭高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一旦篡奪了「絕對權威」，「四個偉大」更一意孤行了。短短的四年之後，他又策劃了後來被他的黨定性為「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大學生，世華親身經歷了這場荒誕不經的、紅色恐怖的血腥浩劫。他在農村的親人竟然也成了「文革」的犧牲品。他的長兄被誣陷入獄達六年之久，出獄后病體支離而死。寡母痛不欲生，在長兄被捕五天後死去。一生坎坷的二哥，久經牢獄之苦，終於服毒自盡。
李世華一生飽經親人變故，終於化悲痛為力量，劫後餘生，以親身經歷為「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荒唐時代」作椎心泣血的見證。「我終於可以告慰我的死於非命的親人及數以千萬計的同胞了，終於可以告慰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了。」
《共用的墓碑》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不是客觀的歷史著作，只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親身經歷的故事。正因為它是一個貧農小子弟的聲音，這部用樸實的語言、無比真實的細節和催人淚下的情節寫成的回憶錄，才具有它無可比擬的、獨特的價值和感人肺腑的力量。這個小人物的聲音，不是他一個人的聲音，而是數以千萬計的冤魂的哭泣和控訴，是千千萬萬無言的廣大中國農民的聲音。正因為如此，這個小人物的聲音才能驚天地，泣鬼神，為近代中國史鑄成一座豐碑。
巫寧坤
2008年7月30日於美國維州客中
（巫寧坤，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
作者：李世華
出版：明鏡出版社
國際統一書號：ISBN1-932138-77-3
定價：HK98
版次：2008年12月第一版
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序一 苛政猛於虎
二十世紀中葉，中國大陸的「三年自然災害」並非天災，而純粹是人禍造成的一場千古浩劫。可是，由於一手遮天、掩耳盜鈴的愚民政策，歷史真相長期被秘而不宣。直到一九九三年，才由丁抒在香港出版的《人禍》專著首次予以揭露。兩年後英國作家Jasper Becker在倫敦出版了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餓鬼》）。作者根據對數以百計的相關人士的採訪和大量尚未出版的文字數據，揭露了罪魁禍首如何製造了這場史無前例的、致數千萬人死於非命的大飢荒。
《人禍》和《餓鬼》是宏觀的歷史巨著，李世華的新著、《共用的墓碑》，則是作者以本人的親身經歷為這個時代作見證。
李世華出身於一個世代貧農人家，「解放」那年他才六歲，在皖北農村成長，從小學到大學受的都是「馬、恩、列、斯、毛」，「偉、光、正」，「階級鬥爭為綱」的說教。然而，無止無休的「政治運動」和農村生活的現實卻不斷加深他年輕心靈的受難，擦亮他的眼睛。
一九五○年，七歲的小世華就親眼看見一群五花大綁著的地主被幾個帶槍的「拉到西門外槍斃。」那年的五一節，「在唐寨西門外槍斃了十七個惡霸地主。」這是他經歷的第一場「政治運動」。
在這場「土改運動」中，作為一個「翻身」的老貧農，他父親以為「從此有了自己的土地」。但他高興得太早了。一九五四年，開始號召在農村走「合作化道路」，同時實行「統購統銷」，「結果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飼料也被強迫購了去。為了防止農民瞞報、藏匿糧食，幹部們就到各家去翻。」一天中午，小世華從小學回家吃午飯，親眼看到村幹部手裡提著一把刺刀，領著一群人在他家「各間屋子裡翻來翻去，無論廚子、柜子概莫能免，犄角旮旯都看個遍。」最後，這名村幹部帶人到堆牛草的堂屋裡間，「拿起刺刀奮力對麥草堆戳去。他用刺刀上下左右對草堆一刀接一刀地刺，同時還用刺刀上下翻、左右攪。」這是這個老貧農家，在「偉、光、正」和」四個偉大」統治下，第一次嘗到被抄家的苦果。
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運動」席捲全國農村，農民統統「自願」參加合作社。他父親不但從此失去了「自己種熟了的地」，連養肥的牛、齊全的農具也都充公了。一九五七年夏，世華小學畢業，考進了縣城的最高學府——碭山中學。入學不久，他上的第一堂政治課就是「反右運動」，眼睜睜看著一個接一個好老師被打成「右派」，有的鋃鐺入獄，有的留校接受勞改。「這些事對我們震動很大，在我們幼小的心靈里播灑下了陰影……我們怎麼也不敢相信像這些老師這樣的好人能與『歷史反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和『妖魔鬼怪』這些罪惡的稱呼聯繫起來。」
「反右運動」取得了「萬馬齊喑」的「偉大勝利」，一九五八年開始，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鍊鋼鐵、公共食堂等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就瘋狂地橫行無忌了。好景不長，一年之後，一無所有的農民就走向餓殍載道的深淵了：
公共食堂已經沒有糧食，開始吃草根、樹皮。儘管如此，上邊還在逐級下壓催著要糧，不僅口糧沒有了，連種子糧、飼料也全部上交了。幹部為了完成任務，必須把社員家裡的糧食搜光。於是，大抄檢開始了。由生產隊長和積極分子組成的抄檢隊手持鋼釺挨家挨戶搜查，床底下、草堆里、甚至櫥櫃、雞窩都要翻遍。可疑的地方就用鋼釺捅一捅，犄角旮旯也不能倖免。最荒唐可笑的是他們連廁所都不放過：他們要看看你解的大便里有沒有沒有消化的糧食粒。
大抄檢的最後一道工序是挖地三尺。抄檢隊對屋裡屋外所有地面仔細觀察，只要見到凸起的部分或是新鮮鬆動的地塊，他們就用鋼釺把地面掘開，仔細扒拉土粒。抄檢完畢，他們揚長而去。
這是我家第三次被抄家，而且這一次比以前兩次都來得徹底、無情、更讓父親傷心。當我那年冬天回家的時候，父親曾經有過的笑容徹底消失了，他臉上流露出的是無奈、絕望、凄苦的複雜表情。他不理解：這就是幹部們天天還在宣傳的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
一九六○年元旦，《人民日報》的社論回答了這個老貧農的問題：「我們不僅對於一九六○年的繼續躍進和更好的躍進，充滿了信心，而且對整個六十年代的繼續躍進，也充滿了信心。」當時世華讀初中三年級，在一間陰冷的教室里，和同學們一起飢腸轆轆地學習著這些社論，「幼稚地憧憬著無比美好的共產主義明天。」
緊接著就是春節，大年三十世華在冰天雪地中徒步幾十里，回家過年，「腦子裡想著兒時過年時的歡樂，不由得加快了步伐。」走進家門，他一眼看見的卻是滿案板的紅芋葉子，全家人木然的表情。大年三十的午飯是一大鍋紅芋葉子，全家每人一大碗。「下午是在飢餓、寒冷和沉默中度過的。晚上——大年除夕——沒有飯。……天還沒黑，為了減少能量的消耗，人們便早早地上床，在床上飢腸轆轆地熬過漫長的寒夜。」
後來他聽母親說，「家家戶戶的糧食都早被搜幹了，鍋也早在大鍊鋼鐵時給搜走了。……連幹部帶著幾個積分子天天晚上開會斗人要糧食。」就在這個大年三十的暗夜裡，他的父親還得去參加鬥爭會。這些為虎作倀的幹部用種種新奇的酷刑折磨自己的父老鄉親，甚至不放過「一個七十多歲的小腳老媽媽，叫人家站到桌子上，每隻手托著一塊磚頭，還要雙胳膊架平，叫『架飛機』。老人家哪能撐得住？『撲騰』一聲從桌子上摔下來。那些幹部和積極分子不但不拉，還用腳踢她，說她是裝的。」世華的叔父正是這個鬧劇的犧牲者。
他父親眼睜睜地看著鄰居一個接一個地死去，一家接一家地死光，他不忍心眼看著八十多歲的老父親和不滿周歲的小孫女都活活餓死，而如狼似虎的村幹部還在繼續用酷刑斗群眾逼糧食，他感到徹底地絕望，終於在春節后不久就懸樑自盡了。第二天，他遍體鱗傷的叔父也死去了。六天之後，不堪喪子之痛的爺爺也自縊身死。「當年輕氣盛的爺爺當年帶著兩個兒子從山東鄆城來到這兒定居的時候，他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爺兒三個會在一個星期內死於非命，然後一起被葬到這片荒灘上。」爺爺死後第十天，嬸母病餓而死；嬸母去世后第十一天，不滿周歲的小侄女被活活地餓死了。從他父親三月七日自盡，短短的二十八日內，這個十二口人的貧農之家竟有五口人死於非命！勉強倖存的親人中，「母親仍在鬼門關前徘徊著，二哥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面對三代親人無辜的慘死，世華的悲憤痛徹心肺，痛定思痛，他也清醒地認識到「我的家庭遭遇不過是社會大悲劇的一個縮影而已。」
那年的春天特別寒冷而漫長，數以千萬計的人沒有等到夏天，沒有等到麥子成熟，便在飢餓的煎熬中倒下去了。
……
午收季節，學校帶我們到城北的一個生產隊「支農」。在緊靠村邊的地里割麥的時候，我們時不時會被眼前發臭的半腐爛的屍體嚇得尖叫起來。開飯的時候，一群長脖子挑著瘦腦袋、挺著大肚子、皮包骨頭的孩子圍在我們四周，一邊用貪婪的目光盯著我們手裡的饅頭，一邊吮吸著手指吞咽口水。用餓莩遍野和毛澤東自己寫的「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來說明當時農村的情況是非常恰當的。
「反右」之後，「四個偉大」曾得意忘形地自詡：秦始皇「焚書坈儒」不過殺了幾百個儒生，他殺的超過一百倍。如今，在一個和平時期，發揚光大「苛政猛於虎」，不用一兵一卒，又殲滅了幾千萬無辜的平民百姓，創造了中外古今前無古人的「奇迹」，他更可以引吭高歌「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一旦篡奪了「絕對權威」，「四個偉大」更一意孤行了。短短的四年之後，他又策劃了後來被他的黨定性為「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大學生，世華親身經歷了這場荒誕不經的、紅色恐怖的血腥浩劫。他在農村的親人竟然也成了「文革」的犧牲品。他的長兄被誣陷入獄達六年之久，出獄后病體支離而死。寡母痛不欲生，在長兄被捕五天後死去。一生坎坷的二哥，久經牢獄之苦，終於服毒自盡。
李世華一生飽經親人變故，終於化悲痛為力量，劫後餘生，以親身經歷為「一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荒唐時代」作椎心泣血的見證。「我終於可以告慰我的死於非命的親人及數以千萬計的同胞了，終於可以告慰我們多災多難的民族了。」
《共用的墓碑》不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不是客觀的歷史著作，只是一個農民的兒子親身經歷的故事。正因為它是一個貧農小子弟的聲音，這部用樸實的語言、無比真實的細節和催人淚下的情節寫成的回憶錄，才具有它無可比擬的、獨特的價值和感人肺腑的力量。這個小人物的聲音，不是他一個人的聲音，而是數以千萬計的冤魂的哭泣和控訴，是千千萬萬無言的廣大中國農民的聲音。正因為如此，這個小人物的聲音才能驚天地，泣鬼神，為近代中國史鑄成一座豐碑。
巫寧坤
2008年7月30日於美國維州客中
（巫寧坤，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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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2日
大飢荒為何沒大動亂？把國家變集中營的五手段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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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阿波羅新聞網2012-12-12訊】
作者：黃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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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躍進」導致了全國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是因為，國家從五個方面採取了嚴厲的社會控制措施。
一、胡作非為引起社會震動，而當政者不從自身找原因，反而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所致，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成為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
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不僅在黨內有不同意見，農民和工商業者更不願意。尤其是農民，土改剛分得田地，就要搞合作，他們並不心甘情願，加上接下去採取匪夷所思的行為，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農村幹群關係劍拔弩張。
如1955年4月6日到9日，安徽蕭縣發生5起大規模搶糧事件，哄搶糧食24萬斤，打砸四個區、鄉政府和糧站。而責任完全是地方政府：先虛報糧食產量，然後實行高徵購，用打罵、捆綁、關押的方式強迫農民賣糧，等到農民沒有飯吃時，又向農民返銷糧食，來回折騰，返銷的糧食少，不能維持生活，有的人家一天只吃一頓飯，向幹部反映，受到申斥，激起民變，最後逮捕108人，槍決四人。因搶糧被槍斃，並沒有阻止人們的反抗。1957年2月22日，肥西、舒城兩縣接壤地發生暴亂，提出了「要飯吃，要土地」，「現在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的口號，暴亂者99%是農民。兩縣公安幹警和省里派去的武警，將其包圍，發生槍戰，當場打死49人，抓獲34人，投案自首10人，為首的農民程千發自殺。
針對突然出現的動蕩，當政者們不從自身找原因，而是認為沒有肅清「殘餘反革命」。1955年3月21日，毛澤東在黨代會上說：「國內殘餘反革命勢力的活動還很猖獗，我們必須有針對性地、有分析地、實事求是地再給他們幾個打擊。」根據他的指示，全國範圍「鎮反運動」開展起來了，各省向中央報告鎮反計劃，包括捕人、殺人數據。安徽上報1955年計劃逮捕反革命2.5萬人，由於時間緊，省公安廳要求採取集中統一行動在10月底採取「摸一批捉一批的辦法，逮捕人數不得低於5000名。11月份，實行全黨動手，全面動員，統一行動，集中搜捕，擬逮捕1萬名左右。」結果全年共逮捕27611名「反革命」，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抵制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農民和抵制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工商界人士。
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手段推動政治運動的開展，從此就成了中國對社會進行控制的模式，儘管名稱不一定叫「鎮壓反革命運動」，但是實質是一樣的。比如「四清」運動中劃分四個階段，其中最後階段就是對敵鬥爭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清理階級隊伍」和「一打三反」，也是鎮壓反革命。
二、對社會進行控制的第二個手段，就是那些出身好的農民，因抵制人民公社、抵制「大躍進」、抵制共產風、抵制吃食堂等等行為，給他們戴地富帽子不合適，於是就量身定做了「新生的反革命」和「壞分子」帽子。
據安徽省公安廳統計，1954年全省共有地富、反革命分子33.7萬多人，到1958年底為71萬多人。這就意味著在合作化、「大躍進」運動中給38萬人帶上「四類分子」帽子。他們任人宰割，也是餓死最多的群體。到1979年中央決定為其摘帽時，安徽只剩下29萬「四類分子」，這就是說共有42萬「四類分子」在此期間被整死、餓死。
為了不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成為專政對象，農民即使有滿腔怨恨，也只好隱忍。但仍有鋌而走險者。僅1960年12月到1961年2月兩個月，全省發生哄搶、盜竊國家糧庫糧食事件847起，損失糧食、山芋180萬斤。據對淮南、蕪湖、馬鞍山三市和和南陵、六安等13個縣調查，參与哄搶者5495人，都是普通農民，因為斷炊家裡都有餓死的人。1960年12月27日一天就發生搶糧28起，在搶糧過程中殺死幹部和倉庫管理員26人，作案者全是農民。
三、對社會控制的第三個手段，就是把社員嚴密控制起來，讓他們無可逃遁。
按照「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原則，讓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大鍊鋼鐵、興修水利，幹部嚴格管理，勞動場所有民兵看守;有的地方男女分開住宿，夫妻不能過正常生活，稍有不滿者，即遭到批鬥，甚至戴上「反革命」、「壞分子」帽子，或送到勞改隊。公社社員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行動自由。公共食堂普及后，社員家裡鍋碗盆勺被沒收，拿去煉鐵，動輒不給飯吃，逼得他們不得不就範。
四、第四是廣設收容審查站，把逃難的群眾攔截、遣送回來，不讓他們外逃謀生。
從1958年到1960年，國務院、公安部先後發出多次通知，要求全國做好收容遣送工作，不要讓農民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影響國家形象。安徽先後設立100多個收容遣送站，據38個縣市不完全統計，三年中先後收容遣送40.8萬人。有的人被收容后，被迫給收容單位幹活、做苦力。被收容的人吃不飽飯，還要做重體力活，加上打罵、虐待，不少人死在收容遣送站。僅宿縣1960年在收容審查中就扣押3005名外流人員，長期不放，無償勞動，死在收容所的237人。
1960年12月，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給安徽省委轉來一封群眾來信，反映他1960年10月9日到合肥探親，被合肥市勝利路派出所抓進收容所，儘管他說明自己是來探親並提出親戚家庭住址、門牌號碼，收容所就是不放人，直到11月8日，才逃跑出來。省委公安廳派人到合肥收容所檢查，據對在冊的24300名被收容審查的人員甄別，有6527人不該收容，其中有2314人是外出必須路過合肥的，1950人是到合肥探親訪友的，809人是到合肥看病的，554人是到合肥購物的，還有的居然是晚上看戲、到澡堂洗澡回去晚，被當做外流人收容。
五、除了收容審查，還有一條就是不斷地搜山，把群眾活命的一線希望也給掐斷了。
安徽省西部和南部都是山區。在飢餓、死亡面前，不少人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面對人口大量死亡，政府不是想辦法救人，而是興師動眾，省委指示公安機關，要不斷搜山，把逃亡的「地富反壞」抓回來接受改造。1960年出動60餘萬人次，搜查出所謂1000多「反壞分子」嫌疑人，結果只有23個地主，12個反革命，他們沒有現行破壞活動，如果不是為了活命，誰願意到深山老林去風餐露宿?
那不可思議的年代，國家就是從這五個方面把社會控制得如鐵桶一般，整個華夏大地儼然成為一座集中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作者博客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2/1212/273035.html
Re：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2年12月15日
中國的奇恥大辱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核心提示：《墓碑》揭示中國大飢荒中死亡3600萬人。人為悲劇發生的原因，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制度。作者認為必須保持真實的記憶，為遇難者立碑，如果因此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在那裡，也做作者的墓碑。
原文：China』s Great Shame
作者：楊繼繩 紐約時報
發表：2012-11-13
本文由Fish翻譯。
三千六百萬人中國人，包括我的叔叔（就像一個父親一樣把我養大），餓死在1958年和1962年之間，大家稱那次人禍為『大飢荒』。在數以千計的例子中，極度的飢餓使人同類互食。
餓死的人數相當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亡人數的2倍，6倍於斯大林時代烏克蘭大飢荒的遇難者（1932年-1933年），也6倍於二戰期間被希特勒殺死的猶太人數量。
50年後，在曾經發生過飢荒的地方，仍不能自由討論過去的這段歷史。我寫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世界出版。《墓碑》在大陸仍然被擁有『歷史健忘症』的中國政府所禁止。
信息與新聞在共產黨第18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被極度限制。從上周開始到現在結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10年一次的領導層過渡。
許多人否認飢餓發生，比如最近人民日報聲稱享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昏庸地聲稱飢餓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
但是那些年裡並沒有瘟疫，洪水和地震造成大飢荒那樣的恐怖。有人可能會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會允許真實故事被曝光，在20世紀70年代末，毛澤東的經濟政 策早被遺棄，自此以後，中國的食品足夠豐富。我想說原因還是政治：曝光大飢荒事件可能會破壞共產黨的合法性，因為現在的執政黨還一直堅持毛澤東的遺產。即 使他們的遺產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制度。這種極權主義就是導致大飢荒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 大飢荒。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的控制滲入國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農村人口被控制，成為了一個徹底的農業化集體。國家管理糧食生產，並且限制申購和糧食分配。農耕的人們被全國性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城市，當局為居民發行糧票而取代了市場。
大躍進開始，毛澤東於1958年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標，不擇手段來達到他想要的結果。隨之帶來了許多惡性循環；各種從下級而來的誇張的生產報告，使得上級 設置更遠大的目標。報紙的頭條吹噓的每英畝水稻產量達800000磅。當糧食沒有按報紙上說的產量交付時，政府就指責農民私自囤積糧食。緊接而來的就是一 家一家的地毯式搜索。
同時，由於快速的工業化大躍進，農民的烹飪器具必須回爐，以便大鍊鋼鐵。家庭烹飪被取消，農民被迫到大型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放心吃飽。事實是食 物短缺，沒有來自國家的援助。地方上的共產黨員掌控了『飯杓子』，這一權力被濫用，他們用別人的犧牲，來拯救自己的家庭。快要餓死的的農民則無路可尋。
在1959年上半年，人民的痛苦是如此之大，中央政府批准了補救措施。比如允許農民家庭耕種土地的產糧小部分留給自己。他們覺得這樣，可能會減低飢荒的影 響。但是，當彭德懷（當時中國國防部長）寫信給毛澤東說，事情進展不順利。這讓毛澤東感到，他的思想立場和他的個人權力受到挑戰。他迫害彭德懷，開展了一 場剷除「右傾」的活動。糧食補救措施被取消，數以百萬的官員被處分。他這麼做導致的結果就是超大規模的人民被餓死。
到1960年年底，中國的人口比上一年下降了1000萬！令人驚訝的是，許多地方的糧倉擁有充足的糧食，大多保留為賺取外匯的硬通貨或者援助外國，但是糧倉並不對飢餓的農民開放。一個地方官員說：「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當代史的學者，我覺得我有責任找到發生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我走訪了十幾個省市，採訪了百余名證人，並收集了成千上萬的文檔。由於大飢荒是被禁止的話題，我只能在採訪時用各種借口，比如「農業政策研究」或「糧食問題研究」。
共產黨領導人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系統，聲稱要解放全人類。他們稱為「通往天堂的路」，但實際上，這是一條走向滅亡之路。
我希望不僅是對在大飢荒中死亡的3600萬人民的紀念，也是一個真正的墓碑，預示著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滅亡。我知道這這樣做的風險：如果因為我想保持真實的記憶而發生不測，就讓這本書豎立在那裡，也作為我的墓碑。
Re：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由 鍛煉身體學翻牆 » 2013年1月10日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請您繼續關注美國之音《解密時刻：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完整版）。
發言人: VOA, on 1/6/2013 11:38:00 PM 顯示／隱藏文字
大飢荒 - 周恩來下令毀證
杜林, 李肅
01.06.2013
華盛頓 — 開場白：中國上個世紀中葉發生的那場大飢荒餓死了數千萬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和劉少奇發生了什麼樣的意見分歧呢？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的周恩來當年為飢餓的人民做了什麼？後來被譽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當年如何處理欺上瞞下，造成成千萬人餓死的高級官員？
解說：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在對「大飢荒」進行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上層領導人對於「大飢荒」中大量餓死人的事實並非不知道，但是採取了各種方式文過飾非，掩蓋真相。隨著真相的逐步揭秘，人們發現，一些在過去形象很好的領導人在那場大災難中也曾經扮演過不光彩的角色。
*周恩來下令毀證*
楊繼繩：61年底，有三個人搞了調查(各地餓死人情況)，當時糧食部長陳國棟、統計部長賈啟允、還有糧食部辦公廳的主任周伯萍。周伯萍80年代在社科院人口所講課作報告，他承認說，的確是他們搞了一個調查，死了幾千萬，周恩來看了說趕緊銷毀。過了一個禮拜周恩來問他們：「你們銷毀了沒有」？他們說銷毀了，我們三個人一起銷毀的，連板都銷毀了。
解說：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997年在《中共黨史研究》上發表了《「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承認中國長期以來都將「大飢荒」時期的人口統計視為絕密，嚴防外泄。
*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
對於造成這場「大飢荒」的「大躍進」，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也是支持的。同時，鄧小平積極推進了保城市，丟農村的政策。
楊繼繩：當時有個說法，說在四川山村餓死一個人，和在北京街頭餓死一個人，影響哪個大？後來演變為「寧可四川餓死人，不可北京餓死人」，這是後來演變的話。開始說的是在北京餓死人的政治影響比在四川山村餓死人的影響要大，從全局考慮。這話說了，是鄧小平說的。
解說：有了鄧小平這句話，當時擔任中共西南局第一書記的李井泉就積極宣揚「丟卒保車」的重要性，四川百姓的身家性命就這樣被丟掉了。曾擔任解放軍成都軍區《戰旗報》編輯的王東渝（化名東夫）在香港出版的《麥苗青菜花黃-大飢荒川西紀事》一書中說，1960年底，四川省委在工作會議上再次提出農村按每人每天半斤留糧，這是1959年底定下的標準。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說：1959年底實施這個標準后，一個冬春已經餓死了那麼多人，再出亂子怎麼辦？李井泉反問宋文彬：「亂子已經出了，是先保京、津、滬，先保成都，還是先保你溫江？」據當時擔任巴中縣委主管農業的副書記周永開回憶：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抒透露，在四川飢荒最嚴重的時候，鄧小平不但不追究老部下李井泉的責任，還幾次保李過關：
「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會議上，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明朗寫了封匿名信給中央，控告李井泉，說四川餓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責任。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後就開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組的小會上檢查。」
「鄧小平兩次到四川去為他開脫，說該檢討的都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然後說停止追查李井泉的個人責任，保護李井泉過了關。」
*毛劉分歧：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楊繼繩：劉少奇原來是緊跟毛澤東的，比毛澤東還左，說的話還要極端，後來回湖南調查一個月之後態度就轉變了。
解說：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主要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顯然，這與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看法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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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李世華《共用的墓碑》
由 反對派 » 2019年4月4日
不少歷史事實，從未為人公開透露，但與中國近代政治有極大關係者，例如西安事變的「解決」，竟非當時中共或張少帥等始料所及，亦不決之於國民黨方面的軍事壓力，乃是由於斯大林根據當時國際關係所發出之指示，便是例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