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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看守所雜記》

目錄

序一
序二
自序
兩小段節錄語及序
1、南行波瀾
2、陰雲襲來
3、不眠之夜
4、身陷七處
5、維護尊嚴
6、舌戰預審
7、安然共處
8、不以已悲
9、生死牆下
10、四大好處
11、權利白洞
12、腐敗一斑
13、求書不得
14、棋牌相伴
15、訟事實錄
16、開庭前後
17、巧遇校友
18、輪子孫巍
19、電鋸高鑠
20、疑罪從有
21、留言萬金
22、時有孤獨
23、嚴打冤魂
24、清晨鏈聲
25、七處白描
26、公民運動
27、讀報一得
28、主權人權
29、俄國北約
30、台灣問題
31、朱氏其人
32、畸變失真
33、早生多育
34、初讀李敖
35、敬璉現象
36、教師自卑
37、盡說官話
38、人性弱點
39、書香飄屋
40、血灑鋪板
41、斗室社會
42、三遇法輪
43、官司見底
44、走向監獄
跋：鐵窗里的寫作



序一

許良英

江棋生是我1992年12月開始認識的。第一次見面時，他就全面地介紹了自己的經歷。他原是中國人民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生，碰巧他的導師黃順基是我1944年在桂林一所中學教物理時的學生。1989年學生運動中，他被推選為與政府談判的對話團的常委，后負責人大廣播站，而當時我們正是這個廣播站的熱心聽眾。由於我們家離人大隻一站路，從5月初到6月初，我們幾乎每天傍晚都到人大看大字報、聽廣播，想不到這個廣播站是江棋生主持的。「六四」后，他和運動中許多活躍分子一樣遭到拘禁，可是當局找不到他的罪名，一年半后恢復了自由。出獄後日子過得很艱辛，靠打零工掙些生活費。但他不以為苦，始終保持著開朗、豁達和自信的心態。第一次見面的當天晚上，我們又一起參加了一個不尋常的聚會，到會的十五、六人中有一半曾在六四后坐過牢，他們自稱是「秦大（指秦城監獄）同學」，我在6年前就已認識的于浩成也在其中。
自那天以後，我們經常見面，無拘束地交流思想和信息，成了忘年交。他曾幫助我做了兩項重要工作。一是1994年徵集《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的簽名；另一是1995年的《寬容呼籲書》，他不僅自己簽了名，還作了文字上的潤色和徵集簽名的事。同時，他還主動幫助以丁子霖、蔣培坤、張先玲為代表的六四死難者家屬群體（后稱為「天安門母親」）做了很多工作。他待人真誠、本色、實在，處事利落、堅韌、執著，深得朋友們的信任。
他曾多次遭到無理拘禁，但他都能泰然處之，理直氣壯地面對任何審訊。1999年4月，為了紀念六四10周年，他寫了一篇充滿激情的文章：《點燃萬千燭光 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國同胞書》，並廣為傳播。一個月後，他被拘捕，過了一年半，以所謂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成為中國20世紀最後一個文字獄的受害者。對這樣的判決，他嗤之以鼻，在法庭上就大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埋葬文字獄！」正氣凜然，令人敬佩。
2003年5月他恢復自由后，即準備把自己在獄中所寫和以前發表過的文字彙成集子，要我寫一篇序，我欣然允諾。因為這個文集紀錄了一個敢於說真話的人在沒有自由的國度所經受的磨難，更反映了一個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獨立知識分子為民主、自由、人權而抗爭的心聲，值得所有關心國家民族命運的人認真地讀一讀。
在整個文集中最引起我強烈共鳴的，是作者出獄前向官方所作的「保證書」——《一生說真話》。他說，自1989年以來就要求自己說真話，而且要說官方不愛聽的真話。他認為，「說真話是天性使然」；「說真話是一種人格的張揚」；「只有說真話才能領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諦，才能建立友誼和信任的平台」。對此，我深有同感。記得5年前，我的老師、97歲高齡的陳立先生（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今年3月去世，享年102歲）給我回信說：「我讀你的信，真是心驚肉疼，你太天真，天真無邪，但也反映不懂世故，奈何！」我告訴先生，1974年從對毛澤東的迷信中猛醒后，我所做的不過象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說真話的小孩。除了解放前為了對付特務，我一生沒說過一句假話，是一個從來不懂世故的長不大的人，而且痛恨任何說假話不臉紅的偽君子。僅憑這一點，江棋生就可以成為我的同志。
說真話是質樸人性的表現，主要表現在謊言與真相之間的抉擇上。這種抉擇，只要憑良知和直覺就可做出。對需要通過經驗的積累、比較和理性的分析、推論來解決的問題，僅憑良知和直覺是遠遠不夠的。因此，由於客觀條件和主觀認識水平的限制，堅持說真話的人說出來的就不一定全是真理，甚至可能是極其荒唐的謬論。我自己1974年以前就是這種狀況。那時我迷信毛澤東和共產黨，以為黨報不會有假，深信畝產水稻幾十萬斤當是事實，3年進入共產主義是可能的。現在讀江棋生的文章，發現有些地方也顯然考慮欠周（當然還不象我三、四十年前那樣極端和荒唐）。例如關於八九民運的回憶，鄧小平4月25日殺氣騰騰的講話他當時就聽說了，而且還聽說了鄧小平反人性的狂言：「用20萬人生命換取20年穩定！」可是他愣是不相信鄧小平真會下令軍隊向學生開槍。
又如，他在獄中寫了一篇物理學論文《透視T變換》，認為T變換隻是變正計時為倒計時的計時方式之變換，不是時間反演變換，沒有實際的物理意義，因此，整個時間反演物理學不得不徹底改寫。他十分自信，認為世界頂級學術刊物會發表這篇論文。我雖是學物理出身，但以後研究的是科學史和民主的歷史，早已遠離物理學前沿，時間反演物理學從未接觸過。但根據科學史上的經驗、教訓，科學探索固然需要頑強的自信，但探索結果是否真有科學價值，不能依靠自我感覺，而只能由科學共同體中的同行專家來評議。我介紹他請北京師範大學的劉遼教授進行評論。劉遼是我相識已25年的知己朋友，一直在物理學前沿奮鬥，卓有成就。他對江棋生在政治上深為同情、讚佩，但對這篇物理學論文並不贊同，認為：T變換就是時間反演變換，物理過程經時間反演后，等效于把它的錄相帶倒過來放，「看來問題出在未注意到速度等於[空間增量]與[時間增量]之比，而時間增量永遠是[晚（t大）–早（t小）]，空間增量永遠是[晚時刻空間位置–早時刻空間位置]」。他的意見只寫了一頁紙，邏輯明晰，文字簡潔，值得認真考慮。

2004年6月29日



序二

丁子霖 蔣培坤

趁江棋生的《看守所雜記》即將付梓，我們想說幾句話。
1989年北京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時候，江棋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生。雖然他與我們同屬一個學校、一個系，但當時卻互不相識。在六四后的「清查」運動中，我們風聞本系有一位博士生，因拒絕「說清楚」自己在學潮中的所謂「問題」，竟被校方以「態度頑固」送交公安部所屬秦城監獄關押審查。後來情況如何，不得而知。
直至1993年春我們同他第一次見面時，才知道他被關押了17個月，終因找不到足以控罪的證據被「免予起訴」而獲釋。這次見面我們又知道他是江蘇常熟人，恰好與我們同鄉，也就自然多了一份鄉土親情。
那個時候，六四大屠殺在社會上造成的恐懼心理遠未消退，那些在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受難親屬仍處於悲苦無助的境地。雖然，我們聯絡一些難友所進行的尋訪、救助六四受難者的活動已開展兩年多時間了，但每取得一點小小的進展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這一方面是由於當局的阻撓與破壞，另一方面也由於一些大屠殺的見證者乃至受害者本人怯於當局的威懾力而不敢同我們接觸。江棋生是一個有心人，雖然最初的接觸並不多，但他理解我們的處境，也知道我們當時最需要、最想做的是什麼。
在以後的日子里，我們漸漸失去了自由。由於安全部門的嚴密監控（包括監視、跟蹤、電話竊聽、盤問和扣留來訪者等等），我們與外界的聯繫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但令我們寬慰的是，我們的尋訪、救助活動並沒有因此停止，反而有了相當的進展。這裏，除了難友們的共同努力，也有同情者的出力相助，而江棋生正是這樣的同情者之一。在那段時間里，他依然保持著與我們的聯繫。他主動幫我們尋找六四受難者的線索，受我們委託向一些受難者親屬送交人道救助款。為此，他被列入了公安部門的黑名單，行動受到監控，甚至遭到安全局警察的無端辱罵和毆打。終於，在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的一天上午，當他從我們家裡離開的時候，突然遭到安全局警察的非法綁架，並以所謂「收容審查」的名義在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里整整關押了45天。事後他告訴我們，在收容審查期間公安人員對他的審問，主要涉及他與我們之間的聯繫，且所問問題大都來自電話竊聽。
為此，我們心裏很不安，覺得不應該連累他。但是，江並不在意，也沒有因此而有所退縮。他說他作為一個公民，作為一個六四大屠殺的倖存者，知道什麼事該做，什麼事不該做：他只是想以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
上世紀90年代初期，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鼓動下，國內經濟像吹足了氣的泡沫飛速膨脹，社會上人心浮動，很多當年從89天安門廣場下來的學運參与者也終因抵禦不住「大好商機」的誘惑而紛紛下海。我們理解並尊重他們的選擇，我們也曾聽說有人向江提出過這方面的建議，但他不為所動。有一段時間，他為一些私人公司做過文獻資料的翻譯工作，偶爾也幫助家鄉的鄉鎮企業推銷一些服裝產品，但只是以有限的傭金來維持生計而已。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有一句極具號召力的口號，叫做「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憑江的才智與資歷，他若要讓自己「先富起來」並不難，但他看重並追求的似乎並不是財富，而是作為一個公民的自由與權利。他也有自己的一句口號，叫做「一部分人先自由起來」，當然這句口號的誘惑力並不大，沒有多少人響應。舊時人們常常把「安貧樂道」視為做人之美操，但這樣的時代畢竟已經過去，如今早被新潮的人們視為十足的迂腐。然而，任何事情總會有例外。江棋生就是一個例外。他有時調侃自己，說曾經當過很多年的插隊知青，大不了再當它一回。
「為了自由……。」這是人生的諸多選擇中最合乎人性的一種選擇。但是在專制獨裁的共產中國，這種最合乎人性的選擇恰恰是最要不得的選擇，因為這無異於選擇了坐牢或者流亡，亦即選擇了捨棄在自己國土上的那一份自由。這在很多人看來，斷然是最傻最不「明智」的。然而，在89年以後我們所結交的諸多新朋舊友中，恰恰有不少這樣的傻瓜，他們「為了自由」已經坐了很多次牢，卻並沒有因此「聰明」起來；而且，時至今日，仍在為坐牢做「準備」。現在，又有了一批比他們更年輕的朋友，如徐偉、楊子立、張宏海、靳海科以及劉荻、杜導斌等等，他（她）們現正忍受著鐵窗之苦，也傻得可以，如果不變得「聰明」起來，這個牢肯定還得坐下去。
我們想，這裡有一個道理是誰都懂得的，只是有些人裝作不懂而已，那就是自由是無價的，但得來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不是你付，就是我付；而且付出的恰恰是你我想要得到的。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但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下也沒有免費的自由。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的同胞已有很多人為此付出了代價，包括生命的代價；最近的一次付出，就是1989年的那些勇敢的獻身者。有人說這樣的代價太昂貴了，能不能想個辦法，既不需要付出，又能夠得到，最好是等著有人送上門來。現在也確實有不少人是這樣想、這樣做的。我們想，這與其說是追求自由，不如說是拒絕和逃避自由。
這裏涉及到所謂「主義之爭」。我們注意到，這類爭論自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開始熱鬧起來的時候，恰好是民間社會持續了好多年的爭取自由與公民權利的運動被當局殘酷地鎮壓下去的時候。那是自六四大屠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鎮壓，很多人被捕入獄，判了重刑，很多人被放逐到了海外。1999年5月江棋生的被捕，已經是那一輪鎮壓的尾聲了。也許正是這種現實政治的殘酷，迫使一些良知之士退回到了書齋中，潛心於「主義」之研究。
現在，那場曾經激蕩于整個90年代的民間反對運動已成為幾近於遺忘的記憶，作為那場運動的當事者，現在回想起來不免令人神傷。記得1997年的初冬，江棋生來我們南方的避居地小住。我們談到89年那場被鎮壓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談到六四以後此起彼伏的民間抗議運動，談到了中國的出路問題。當時我們都覺得，要解決中國的出路問題不能寄希望于執政者的「開明」或「誠意」，也不能靠少數精英的所謂「安排」或「設計」，而要靠國人的普遍覺醒。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要使人人都明白，作為一個國家的公民，他們都擁有與生俱來的一份自由和權利，這份自由和權利是不可轉讓、不可剝奪的。這就意味著必須促成這樣一個現實的轉變，即要使國人逐漸擺脫傳統意義上的子民或臣民定位，成為真正具有獨立人格、個體意識的現代公民。據此，我們認為：在當今的中國，無論是要推動體制內的政治改革，還是要爭取實現體制外的多黨競爭，抑或如當時有朋友所主張的實施憲政，都必須坐實在維護公民的基本自由與權利之上。因此，今日之當務之急，應該是一場切切實實的公民運動。其中的部分內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公民的維權運動。
於是，經反覆商議，決定共同起草一份有關公民權利的宣言，以期促成並啟動國內的公民運動。這個宣言從醞釀到定稿整整經過了一年時間，其間廣泛聽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見，作了很多次修改，最後把文稿一分為二：一個叫做「自由與公民權利宣言」，另一個叫做「社會公正與公民權利宣言」。我們的本意，無非是想把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和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具體化為國人可以接受的文本。現在，這兩個宣言也已成為幾近於遺忘的記憶了，但在當時，卻曾在國內外引起過不小的反響，發表不幾天，國外就有好幾個譯本；而在國內，則有各地區眾多的公開簽名支持。江棋生是這兩個宣言的發起人之一，又是宣言發言人，但在宣言發表的之前之後，他卻多次被公安警察以所謂「度假旅遊」的名義切斷了與外界的聯繫。此後，江棋生為推進這場公民運動，以一個普通公民的身份做了很多切實的工作，直到他1999年5月被捕入獄。在關押審訊期間，他先前寫的一些文章被列為「煽動顛覆」的罪證，卻獨獨不提這兩個宣言，這似乎不合情理；不過，也許當局有難言之隱，怕以此控罪反而會起到「負面作用」吧。
現在，江棋生已服完四年刑期回到了我們中間，並給我們留下了這本《看守所雜記》。他在書中記錄下了什麼，他在四年鐵窗生涯里的所思所想，不用我們多說，朋友們通過閱讀自會明白。我們只是希望，作為江的朋友，都能記住他為國人的自由所付出的一切；同時，我們更希望江棋生以全新的裝束，為自己、也為國人的自由投入新的征程。

2003．10．29



自序

《看守所雜記》一書，是我要出的第一本書。在此之前，我只發表過一些文章及與人合作出版過兩部譯著。

本書的內容分成五部分：看守所雜記，訴訟文本，遣送處紀事，獄中書札，文選。本書的一大特點是，除「文選」外，其餘內容都是在大牆之內形成初稿或已然定了稿的。現在看來，比起事後回憶，身在其境的現場寫作確有其難以替代的價值。在本書即將付梓之時，我為自己當初的毅然命筆感到欣慰和激賞。
本書的「文選」部分是書中的配角，收錄了我公開發表過的少量文章。這麼做的目的是，讓大家能夠看到一個更為完整和鮮活的跨世紀良心犯。同時，也含有以下用意——如果說，我的牆內文稿表明了我的「不卑」，那麼，我的牆外文章則表明了我的「不亢」。
春臨大地，雞鳴不已。當此之時，要出第二本書的打算已然植我心中。這第二本書將收錄我公開發表過的、未曾出現在《看守所雜記》一書中的文章。
幾十年來，我一直讀別人的書。如今能出一、二本自己的書，也算了卻了一樁心愿。在本書面世之際，我要感謝冒著極大風險將我的書稿帶出看守所和監獄的人。感謝為本書欣然作序的許良英先生、丁子霖老師和蔣培坤老師。感謝為本書的出版付出許多心力的童屹女士和蘇曉康先生。感謝王丹先生和傅國涌先生。感謝開放雜誌社的金鐘先生，他提出的中肯、專業的建議為本書增色不少。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章虹，她是全部書稿辛勤的錄入者和本書的第一位認真的讀者。

2005年3月2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