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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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民運的歷史背景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5月20日
作者 張博樹
30年過去了，六四仍是未了之結。
這使本文的寫作帶有几絲蒼涼，乃至悲愴。
作為親歷者、參与者，30年前天安門廣場萬眾壹心、舉拳抗議戒嚴的那壹幕，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現，也是支撐筆者堅守歷史正義、絕不向獨裁者低頭的動力之源；然，作為學者，我們又必須超越個人情感、經歷和認知的局限，儘可能「客觀地」研究歷史、梳理歷史演進中那些重大構成要素間的相互交織和複雜互動，從而洞察歷史所以如是的深層原因、深化民主運動成敗的學理探討。所謂觀察者與參与者身份的二合，經驗分析與普遍理解的二合，正此謂也。
本文分6個部分展開：1，從大歷史角度看六四；2，關於學生絕食；3，關於鄧小平；4，關於趙紫陽；5，美國政府與六四；6，六四與今日之紅色帝國。其中，第壹節和最後壹節帶有宏觀性，中間4節注重具體行動者及其歷史細節。之所以選擇學生絕食、鄧、趙、美國政府對六四的反應作為「歷史細節」研討之，固然因為這4個問題充滿爭議，同時也因為有了30年時間差，我們已可能藉助更多的資料來逼近歷史真相，也在更周全的意義上探討歷史得失、完成歷史評判。
從大歷史角度看六四
作為特定政治詞彙，六四指前後相繼的兩件事情：壹是起於胡耀邦逝世的、長達壹個半月的學生市民的民主運動（以北京為主，但不限於北京）；再就是中共當局對學生民眾和平抗議的血腥鎮壓。
就前壹個指稱言，六四民主運動本來是1980年代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革開放以來壹系列政治社會演化的結果。它並不必然導向慘遭鎮壓的結局；它甚至可能開闢中國民主轉型的新局，或至少為轉型集聚新的條件。可惜這樣的機會歷史性地錯過了，或者，更準確地說，被葬送了。筆者研究哲學，相信歷史的生成性：社會進化有其大的方向，文明進步的方向；但具體歷史進程受各種偶發因素影響，且相互作用，曲折乃至暫時的倒退均有可能發生。現實歷史演進呈現為網狀的因果關係鏈條，壹個動態的、多種力量相互碰撞的合力場。其中任何壹個因素都具有構成性，就它具有行動者的某種主動而言；同時又是被構成的，就它受到其他要素的規約、限制而言。壹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能具有改變歷史進程的力量，只要他（或她）處於某種歷史當口，闖入這個網狀因果鏈條的核心位置，激發了合力場中的逆向反應與互動。壹個本來就在權力場中佔據核心地位或重要位置的當權者，其實也受到多種力量的牽制，其認知結構固然具有先在的根本意義，左右著他對形勢的基本判斷，但來自合力場的新的刺激會強化其反應，包括心理層面和行為層面，甚至改變其應對方式，最終走向不可收拾的結局。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社會進化的大方向」吧。
在大歷史意義上，六四民主運動是改革開放年代中國政治轉型的重要壹步，而改革開放本身又是中國當代史上政治現代化波譎雲詭、起承開合、大扭曲后的大糾正的重要起始。何為「大扭曲」？筆者過去的文章多次指出，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以理解為中國百年共和的壹個歷史起點，它所指向的憲政目標是現代中國的合理選擇，那麼1949年的共產革命就是對共和革命的歷史性扭曲。 這個扭曲如此之「大」，如此之徹底，以致要經過整整30年，中國才迎來了糾正這個扭曲的「大機會」或「大機遇」。體現在：
政治層面，正是由於毛澤東的動員式極權主義 和在文革中發展到頂點的個人獨裁，使中國的官場精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和「沒有改造好」的各類政治賤民（「地富反壞右」）均受到摧毀性打擊，才形成文革后整個社會的高度共識，那就是必須告別這種即便按黨國標準衡量也是荒唐野蠻的時代。鄧小平力倡廢除幹部終身制，源於對這場大災難的深切感悟（他本人也在文革中深受其苦），由此促成中共掌權歷史上壹次難得的體制性自我反省和更新。民間則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口號，直指中共專制體制的死穴。
經濟層面，正是由於毛澤東的文革向人性挑戰，試圖讓「精神變物質」，用「抓革命」去「促生產」，造成經濟倒退和全民性短缺，才有了小崗村農民的保命之舉， 才有了中南海對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利益驅動羞羞答答的承認。無論怎樣，特區建立了，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的城市經濟改革興起了，這壹切在文革乃至文革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它包含著對毛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原則的根本否定。
社會整合層面，正是由於文革10年和1949年以來的30年對知識分子反覆整肅、對全民的反覆洗腦，在文革失敗的大背景下形成巨大反彈，人們對過去熟知的壹切開始反思、開始懷疑且日益深刻，才有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自由像久別的甘露正在成為全社會的嚮往。單位制 某種程度的瓦解、「個體戶」的出現，則給有勇氣單飛的自由心靈提供了新的動力。
以上三者所體現、所昭示的，不正是人類社會進化和現代政治文明的大方向么？
還有壹個有利因素必須提及：國際環境。毛澤東的文革天怒人怨，但毛在文革期間幹了壹件好事，那就是和尼克鬆握手，中美關係解凍。雖然中美重新走到壹起有深刻的地緣政治原因，即雙方都需要對抗蘇聯，但此舉畢竟使中國重返國際社會。這份遺產令文革后的中國獲益大矣！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整個1980年代堪稱中美關係的蜜月，中日、中歐關係也在那段時間大大改善。中國在經濟上需要美國，也進壹步靠近美國，美國政客和學界中的壹些人則在憧憬壹個更加自由開放之中國的可能性。就中國而言，這樣的國際環境誠屬可貴。更何況，近鄰蘇聯也已經開始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而蘇聯作為中國的敵人的色彩正在明顯減弱。
試問，就大歷史、大邏輯而言，還有比這更好的歷史發展和變革機遇么？
當然，從轉型政治學角度看，壹切都還剛剛開始，還有明顯的過渡特徵。雖然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正在壹步步創造有利於民主轉型的各種條件，但這些條件畢竟還脆弱，改革的前路上還有太多的暗礁，隨時可能擱淺，甚至翻船。
比如，在廢除幹部終身制的大原則下，壹大批中共元老需要「退出」權力舞台，但這個過程其實很艱難。「二線」機制就是這樣形成的，退下來的老同志進入中顧委（中央顧問委員會），算是有壹個「發揮餘熱」之所， 騰出「壹線」位置給年富力強的領導人。鄧小平率先垂范，不做黨的總書記，卻當了首屆中顧委主任，時為1982年。即便如此，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鄧提出他本人、陳雲、李先念、彭真等幾位重要元老「壹個全退、三個半退」時， 仍然遇到很大阻力，最後還是陳雲表態同意才算勉強通過。
更公開也更激烈的鬥爭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本質上講，鄧小平、陳雲這些共產黨人和毛澤東並無不同，都是列寧主義的信徒，不過有的更理想化（如毛）、有的更實用化（如鄧、陳）罷了。鄧、陳也有不同，那就是在經濟改革問題上，鄧更大胆也更放得開，「看準了就大胆試」，而陳相對保守，計劃經濟的老套子不願意丟棄。但鄧、陳在維護共產黨權力和意識形態上高度壹致。正因為如此，他們均不能容忍總書記胡耀邦「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於軟弱」的「缺點」，而到底把胡從權力舞台趕下來（1987年1月）。在整個八十年代，「自由化」與「反自由化」的鬥爭可謂壹波接著壹波，從未停止。但歷史陰差陽錯的地方是，鄧讓趙紫陽接任胡耀邦的位置，從而延續了中共黨內改革派在權力中樞的繼續存在。趙不但幹掉老左鄧立群，甚至領命負責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
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經濟領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改革初期的紅火已過，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後果卻昭然若揭：「雙軌制」本來出於價格改革的需要而推出，沒成想導致「官倒」橫行，腐敗泛濫，民怨四起，凸顯權力結構重整的緊迫。趙紫陽主持的政改方案雖無法突破鄧設定的底線（不能搞西方三權分立），但畢竟提出許多重大的政改議題並描繪出路線圖，包括社會協商、出台新聞出版法和選舉制度改革。用當年參加了政改設計工作的吳偉的話講，「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只能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向前走壹小步，但只要這個步子邁出去了，這壹小步就可能成為中國向民主轉型的壹大步」，畢竟黨內這些老人「總有壹天要退出歷史舞台」。 1987年11月2日十三大閉幕後舉行的酒會上，趙紫陽與其他新科常委會見中外記者，身穿西服的趙繞場壹周，頻頻舉杯，其自信與躊躇滿志給人以深刻印象。
民間社會也在艱難破冰，且取得重大進展。從七十年代末的「民主牆」、八十年代初的高校學生競選，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叢書熱」，乃至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知識分子的學術和社會活動正在產生廣泛的連鎖效應。北京還出現了陳子明辦的「社經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該所很早就確立了「以經濟為基礎、以文化為形態、以政治為靈魂」的事業格局，而影響中國政治顯然是這批不俗的年輕人的奮鬥目標。 體制內的「三所壹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則在溝通體制內外各種改革力量方面多有建樹。
總之，到了八十年代晚期，中國體制上下、官場內外的改革者聯手而形成改革推力的局面已經是可欲的，只是時間早晚而已。用轉型政治學語言，這是「四方博弈」中有利於大國漸進和平轉型的最佳格局。 當然，變革的張力也十分明顯：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高層「倒趙」之風驟起，似在動搖原有高層政治平衡；1989年初民間連續上書呼籲政改，給中國政治形勢再添變數。 恰在這個當口，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逝世，構成歷史演進中新的重要節點，這才有了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上場。
再強調壹遍，因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學生運動本來是八十年代中國民間自由化進程的壹部分，但因處於特殊的歷史合力場中，各類行動者的認知前提、對形勢的判斷、分別採取的行動、以及這些行動間複雜的互動，均深刻影響著事件的進程，乃至決定了後來的歷史走向。妳可以說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獲得巨大成功，因為它成功激發了千百萬中國民眾的參政熱情，暴露了當政者的守舊、昏庸與無恥；妳也可以說運動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它導致的結果完全與發動者原初的目標背道而馳。二者都是對的。我們當然不會因運動的「失敗」而否認民主運動的歷史正義屬性； 但我們也應檢討那段歷史的某些細節，以澄清事實、總結經驗教訓、以為未來中國民主事業之備考。
關於學生絕食
六四學運引起最大的爭議是「是否應該絕食」。這個問題當時就有爭議，事後也成為總結八九民運史的重大課題。胡平認為學生應該「見好就收」，在政府做出壹定讓步的情況下也做出階段性妥協，「鞏固自己已經贏得的陣地，其結果便是我們爭得了有限的成功」。 李偉東反駁胡的觀點，認為學生並未得到什麼「好」，自然也談不到「收」；李尤其不贊成學生絕食給趙紫陽「添了亂」的說法，而強調學生恰恰是在助力中共改革派，是改革派自己的軟弱，才導致功虧壹簣的結果。
關於改革派是否「軟弱」，留待後文分析，我們先來回顧壹下學生絕食前的幾個關鍵歷史場景，以便做出本文判斷。
首先，從「4.17」（4月17日，以下類推）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提出重新評價胡的是非功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要求領導人公開收入、允許民間辦報等7條要求，到胡耀邦追悼會後的「4.22」大遊行，學生運動本來先聲奪人，初戰告捷。「4.26」《人民日報》社論稱「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本想壓住學運勢頭，卻激發了更為聲勢浩大的「4.27」學生繞城大遊行。筆者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老學生」（我們這些博士生年齡遠大於那些碩士生本科生）參加了這兩場遊行，親眼目睹市民的熱烈支持，場面極其感人。這種情況下，政府不得不同意和學生對話。應該說，這在共產黨掌權歷史上從無先例。但「4.29」對話中袁木等政府官員的醜惡表演給人們留下過於惡劣的印象，學生自然認為政府毫無誠意，遂有「5.3」學生代表向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之舉，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承認運動中產生的學生組織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在五四紀念日再次舉行遊行。
恰在此時，訪問朝鮮后回國的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和「亞行講話」， 提出「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學生內部也出現不同聲音，壹部分認為學運高潮已經過去，今後應主要致力於校園民主建設； 另壹些學生則主張繼續罷課和街頭運動，他們害怕共產黨「秋後算賬」，必須向官方正式討得學生沒有「搞動亂」的「說法」。其實，即便是較為激進的學生如柴玲，當時也曾想找鄧小平，當面向鄧解釋學生究竟在做什麼，「這樣鄧就可以看到我們對民主改革的真實動機和願望」，「鄧也許不會同意我們的觀點，但他至少會知道學生對他和其他領袖並無惡意」。 然這樣的努力並無結果。壹批年輕的學生遂產生「絕食」念頭，試圖用這種更加決絕的方式迫使當權者做出讓步。剩下的，就是找壹個最佳時機了。戈爾巴喬夫訪華提供了這樣的時機。用柴玲的話說，「如果我們在戈爾巴喬夫訪問前夕開展壹場絕食抗議，我們就可以給中國領導人壹個和我們對話的理由」。
然而，學生自己也承認，他（她）們其實對當時中南海高層情況「壹無所知」。 如果他們了解趙紫陽正在努力推進研究者後來概括的「雙周維新」， 也許他們會做出不同的行動選擇。
讓我們簡單回顧壹下趙的「雙周維新」：
4月30日，趙紫陽訪問朝鮮后回到北京，途徑瀋陽已經得知基層對「4.26」社論的普遍不滿。
5月1日，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面對李鵬、姚依林等常委內的保守派，趙提出「學生們要求的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是與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壹致的」，「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
5月1日~5月5日，趙紫陽分別約見體改所所長陳壹諮、農研中心主任杜潤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北大校長丁石孫、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等人，了解各方面對學運的反映和意見。趙還打電話給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希望約見鄧當面溝通，以獲得鄧的理解和支持，但未果。
5月6日，趙紫陽拜訪楊尚昆，提出「爭取小平同志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戰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壹定更好。」
5月8日，趙紫陽再次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彙報，且再次強調要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提出回應群眾的要求，「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壹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与等密切結合起來」。趙還建議「公布副部長以上高級幹部的收入」、「取消80歲或75歲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特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
5月9日，有1013名記者簽名的請願書送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
5月10日，趙紫陽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力倡和社會各界對話，「不僅要與學生、新聞記者進行各種形式的對話，還應該與工人座談，傾聽工人的呼聲」。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建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廉政委員會，並於當天下午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6月20日左右召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審議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等。
5月11日~13日，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等前往《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大單位，聽取編輯、記者的意見。胡啟立坦承「新聞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5月13日上午，趙紫陽在楊尚昆的陪同下終於見到鄧小平，彙報近來工作，當面陳述他對學運的看法和主張。當鄧小平對學生可能在天安門絕食表示不安時，趙很有信心地表示「我相信廣大青年學生是識大體、顧大局的，不會在歡迎戈爾巴喬夫儀式上節外生枝」。鄧小平則跟了壹句：「學生情緒壹旦偏激可顧不上這麼多」
事實證明鄧的判斷反倒更準確。就在趙、鄧見面的同壹天、同壹個上午，北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高校校園貼出《絕食宣言》，當天下午，首批約200名絕食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里，我們絕食了。
但我們是多麼地不情願，多麼地不甘心啊！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干？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讀到這樣的《絕食宣言》，天下都會為之動容。
事實上，學生絕食行動立刻產生巨大反響和社會動員力，學生運動迅速升華為整個社會的抗議浪潮。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5月14日各高校即宣布再次罷課、部分教師宣布罷教；5月15日起天安門廣場出現大批市民、知識分子遊行。穿行於天安門廣場和各大醫院間飛馳的救護車讓人們記掛學生的生死、空氣中都瀰漫著焦灼；與此同時，數百萬長安街頭的抗議者也在體驗「創造歷史的衝動」，體驗從未有過的與專制搏擊的快感。
然而，絕食這樣的決絕行動同時包含著巨大風險，它把中國政治博弈中的各種力量逼到了牆角，再無迴旋餘地。當時的情況是，趙紫陽代表的中共改革派和李鵬代表的中共壹線保守派圍繞學運性質問題正在尖銳對抗；鄧、陳代表的中共元老派本能地支持李鵬，但鄧本人在棄趙還是用趙問題上仍在權衡，未下最終決心；趙則急需獲得鄧的首肯才能繼續推進「雙周維新」意義上的「新政」。絕食行動徹底中斷了這種可能，因為它立刻給保守派提供了理由，證明學生背後「有壞人」要破壞中蘇會談；它也給改革派製造了難題，讓趙紫陽有口難辯，陷於被動。絕食行動越是獲得空前的社會反響，就越是激發保守派本能的恐懼，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絕食造成的全社會壹邊倒的支持從反方向促使鄧下了最後決心使用強硬手段，包括5月20日開始的戒嚴和6月4日凌晨的屠城，這自然是絕食學生完全未能預料的後果。記得當時社科院的同學們每晚都要聚在壹起研判形勢，不少人擔心絕食行動若遭到鎮壓，中國將會迎來空前的黑暗。此語竟被後來歷史所驗證，可謂壹語成讖，不亦悲乎！
嚴格地說，發動絕食的學生是個人行為而非組織行為，絕食決議本身並沒有獲得北高聯的支持，但北高聯亦沒有強力阻止。 注意這個細節可以引發許多歷史因果的聯想。如果學生和學生組織再成熟些，如果人們對廣場民主的負效應有比較充分的警惕，如果絕食沒有發生、或即便發生了又適時「退場」，也許事情發展有別的可能，也許趙紫陽的新政不至完全中斷，也許八九民運和整個中國改革是另壹種結果。歷史之無情就在這裏。當然，我們不應該因此苛求當年的學生，他們不過20來歲，在家長眼裡還是孩子。更何況在信息不對稱、不暢通的情況下，學生無從了解體制內高層情形，也缺乏判斷政治形勢的經驗。不但學生如此，比他們年長的知識分子同樣如此。當時有名望的知識分子曾去廣場疏導學生，勸他們結束絕食，但收效甚微，因為知識分子本身也第壹次經歷這樣的場面，且很快自己內部就發生了分裂。 事後檢討，這裡有太多需要總結的教訓。
有些朋友強調學生行為（包括絕食）的「歷史正義」性。 我完全同意。但我們應區分兩種不同命題：代表歷史發展大方向的行為體現歷史正義，這是歷史哲學之價值論的命題；但行動者的操作不當引致複雜的逆向互動，最終導致與初衷完全相反的結果，這是政治學與轉型理論的策略論命題，二者並不相互證偽。換言之，我們不能因行動者的行為體現歷史正義就拒絕對行動過程之戰略或策略層面的反思、檢討與批評；反過來也壹樣，不能因為行動者戰術、技術層面的失誤而否定整個行為的歷史正義屬性。
關於學生絕食本文要說的，就是這些。
但，也有人認為鄧小平早就想拿下趙紫陽，並非學生的過激才導致歷史後來的結果。這是對歷史過程及因果聯繫的另壹種解釋，且持有這個判斷的非壹般看客，而是重要的歷史當事人。下壹節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關於鄧小平
鮑彤先生是我尊敬的、為六四做出巨大犧牲的體制內反叛者，他前些時與李南央的對話《鮑彤再看六四：鄧小平的壹場政變》發表在2018年5月23日的《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引起很多人關注。
鮑彤說，不少人覺得鄧小平鎮壓學生是要保黨、救黨，其實不對，「鄧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證他死後中國不出赫魯曉夫，讓他身敗名裂。為了這壹點，即使把黨打得稀巴爛，用黨的名義向老百姓開槍，他也在所不惜。就是這麼個問題。六四是鄧小平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個人決定，由他個人發動的壹次以群眾為對象的軍事行動」。那麼誰是鄧眼中的「中國赫魯曉夫」？趙紫陽。根據是，1989年4月18日政治局常委討論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規格，趙紫陽主張高規格，召開十萬人規模的追悼會，悼詞內容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允許學生參加悼念活動，因為「我們黨自己在哀悼耀邦，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學生哀悼」。這壹切引起鄧的警覺，「如果說學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麼就等於讓學生打我鄧小平的耳光，因為胡耀邦是我鄧小平搞下去的。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趙紫陽容忍了。鄧發現了問題：趙紫陽是赫魯曉夫，他將來在我（鄧小平）死了以後是會做秘密報告的，必須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問題，根本不是鄧小平跟學生的矛盾，而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矛盾。」
鮑彤認為，鄧「是在4月18號下的決心，幹掉趙紫陽」，而後採取了幾個步驟：「19號做出第壹個動作，否定4月18號常委會悼念耀邦規模的決定，不準發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後》的文章， 這是第壹；第二個動作，4月23日紫陽出訪朝鮮，選在這樣壹個時機，當天晚上召見李鵬，否定紫陽在4月22號追悼會上經常委們同意的三條意見（化解矛盾，平息事態），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是第二」。「23號晚鄧小平實際已經跟李鵬交了底，就是學生的行為是『動亂』。到了25號，聽了北京市的彙報后又講壹遍，講『動亂』。那時候大部分學生都已經回學校了，還動亂什麼？在大部分學生都回到學校去以後，妳還要叫它『動亂』，這是什麼？這是唯恐天下不亂，目的就是要激怒學生。事情鬧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趙紫陽越好搞掉。這就是第三步了」。 鮑彤還認為是鄧通過某種渠道授意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彙報時誇大學運威脅，特別要強調「中央有黑手」；與此同時，鄧又對趙施放煙幕彈，在趙去朝鮮前許諾「回來后把軍委主席職務交給妳」，其實是為了穩住趙，「懷疑紫陽，對紫陽不滿，已經下決心搞掉他，又要穩住他」。 分析至此，聽講的李南央不禁脫口而出：「完全是毛澤東的手法，完全是毛澤東了！」
「那麼事情為什麼拖到5月17號，直到那天才在鄧小平家開會討論動用軍隊處理學生的問題呢？因為5月15~16號戈爾巴喬夫要來，如果4月24號就對趙紫陽作出處理，戈爾巴喬夫肯定不會來了。而鄧小平是壹定要在他的手裡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建立這樣壹個歷史的功勛。因此，雖然4月份就下了決心要搞掉趙紫陽，但是拖到5月16號戈爾巴喬夫回去，我（鄧小平）17號就開會，開常委會，決定戒嚴。鄧知道紫陽是不會同意這麼做的，這樣逼迫他不得已而辭職——不是我鄧讓妳下台，是妳自己不幹了。所以，六四就是壹場政變，鄧小平個人謀划的、矛頭對著趙紫陽的壹場政變。政變的目的，就是鄧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定位。為了這個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黨。六四的過程在我現在看來，就是這樣。」
鮑彤作為重要的歷史當事人對六四邏輯做出全新解釋。但仔細檢索，這個邏輯其實問題多多：
首先，說「4.22」大遊行後學生已經回校、北京市委是「被授意」對學運做了誇大的渲染，這與基本史實不符。事實是，學生對「4.22」李鵬拒不出來接見廣場請願代表意見極大，大遊行又使學生強烈感受到市民的支持，回到學校就開始醞釀罷課、完善學生自治組織、進壹步建立校際聯繫等。 北京市委則早在4月18日、4月20日就連續給中共中央打報告，稱壹些人利用學運「借題發揮，提出不少政治主張」、「反動言論公開化」，有人「呼喊反動口號，矛頭直指小平、紫陽、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有人甚至煽動學生「衝擊中南海、火燒中南海」。 顯然，像李錫銘、陳希同這些左的北京市委領導不需要「被授意」，而有足夠的動機去誇大學運的「陰暗面」，這是他們最好的自保手段。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鮑彤用文革前毛對劉少奇的懷疑類比鄧對趙紫陽的懷疑，似乎很深刻，其實經不住推敲。先不講鄧是否真的那麼在乎「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定位」（筆者不認為鄧有這種奢望），就算有，鄧對趙的「懷疑」好像也來得太快了些。鮑彤作為體制內資深人士、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非常清楚「趙是鄧選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鄧對趙是百分之壹百的信任」。和李南央的對談中鮑彤還提到「陳雲、李先念幾次要鄧小平換趙紫陽，鄧小平說『現在沒有人嘛，換不了嘛』。這個話是壹個很委婉的話，鄧不好說『我不同意妳的意見』，而是說『妳的意見辦不到』——現在有誰能替代趙紫陽呢？」 既然如此，鄧又怎麼可能輕易下決心要拿下趙，僅僅因為趙主張高壹點規格紀念胡耀邦？並馬上得出結論說趙要搞「秘密報告」？當年毛懷疑劉是「中國赫魯曉夫」，尚且用了幾年觀察才下此結論；鄧即便對趙有不滿，總不至因壹時壹事就走出這麼遠。這不符合壹般邏輯。
那麼真實的鄧、趙關係（特別是這對關係在六四期間的演變）到底為何？根據這些年已有的大量材料，輔之以必要的邏輯分析和心理分析，我以為用如下軌跡描述鄧的行為更為合理：
鄧本來對趙充滿信任。文革後期的1975年趙調任四川省委第壹書記，當時還在北京台上的鄧小平鼓勵趙「放開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說妳是還鄉團」。不久鄧再次被打倒，趙並沒有告發他的「還鄉團」壹說，這讓鄧覺得趙「值得信賴」。 1980年趙紫陽到北京榮任國務院總理，成為鄧推動的經濟改革的最得力執行人。趙務實能幹、善於領會鄧的意圖、行事風格也有不少接近鄧的地方，自然讓鄧頗賞識。趙在很長時間內意識形態方面的低調甚至相對保守，也讓鄧放心，以至於胡耀邦還在台上時，鄧就指定趙紫陽主持政治改革的方案設計。然而，趙接替胡擔任總書記后並沒有如保守派元老期待的那樣「反自由化」，反倒端了鄧立群的左派老窩「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連陳雲的夫人于若木都下了崗， 引起保守派老人的反感與警覺。在這種情況下，鄧頂著陳雲、李先念的壓力，繼續支持趙的工作。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壹線工作的保守派李鵬、姚依林把失敗歸咎於趙紫陽，後邊的元老陳雲、李先念則吹起壹股「倒趙風」，說趙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顯然，壹線趙紫陽與李鵬、姚依林對立的背後，有二線鄧小平與陳雲、李先念的對立。對鄧而言，趙是自己的人，李鵬、姚依林是陳雲、李先念的人，這種微妙的人際關係對理解中共高層政治非常重要，對理解鄧的心理也非常重要。鄧雖然自命是「第二代」中共領袖的領頭羊，其實做不到壹言九鼎。在經濟改革問題上時時受到陳、李的掣肘，這讓鄧並不舒服，也是他需要趙紫陽的原因。儘管鄧內心對趙似乎並未堅定反自由化也會不滿，卻沒有接受陳、李意見把趙換掉，像兩年前換掉胡耀邦那樣，因為背景不同了。鄧仍然需要趙紫陽，更何況現在已經無人可換。
由此可以理解，在1989年春夏那個歷史當口，鄧最終忍痛棄趙，必定經過了壹個反覆思考權衡、內心煎熬的複雜過程：
「4.22」追悼會，趙悼念胡的原擬安排，鄧內心肯定不滿，故強令降低規格。鄧甚至因此對趙的忠誠產生懷疑亦是可能的，對鄧而言也是痛苦的；但正因為鄧趙的特殊關係，加之前述複雜的高層人事背景，鄧很難下棄趙的決心。1989年鄧已經85歲，老年的鄧應該更希圖有壹個穩定的班子去做鄧希望達成的事，那就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趙紫陽本來是實現這個意圖的不二人選。鄧多次表示要讓趙「再搞兩屆總書記」，還要把中央軍委主席也讓給他，應該不是虛的。到「4.23」趙訪問朝鮮前夕鄧再次表示「回來后把軍委主席職務給妳」，可能有試探趙是否仍然忠誠的成分，但顯然不是要「穩住」他。在筆者所述的邏輯語境內，不存在鄧需要「穩住」趙的問題。
鄧的「4.25」講話（或「4.23」講話） 乃是鄧對發展中的學運的最新判斷，這種「敵對思維」是鄧的真實邏輯，也是那壹代中共元老的共同認知。趙紫陽的「5.4」亞行講話和「敵對思維」不是壹個調，自然引起鄧的進壹步警覺。他要觀察趙是不是第二個胡耀邦，所以故意將近10天不見趙。到「5.13」鄧趙見面，鄧親耳聽到趙紫陽那壹套「肯定學運主流」的說法，心裏更加失望，才有「不要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的告誡。 但此時的鄧是否已經完全失去對趙的信任？還可存疑。因為到此為止趙並沒有直接否定鄧的意見，只是側重點有變化，希望用轉圜的辦法解決問題。鄧已經開始暗中準備，包括調動軍隊以備不虞，但這不意味著鄧已決定棄趙。
真正的拐點發生在「5.16」，那壹天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公開講出鄧小平才是中國的幕後掌舵人。儘管趙只是談了壹個事實，卻令鄧和鄧家大為光火，大罵趙「忘恩負義」。 這是更嚴厲的指責，也是鄧對趙真正傷心的地方。鄧作為耄耋老人，其行為邏輯是清楚的，其實也很簡單：第壹，堅守共產黨領導不容動搖的觀念，這是壹以貫之的，誰批評共產黨，誰就是共產黨的敵人；第二，中國「不能亂」，亂了經濟不可能發展，所以學運必須壓下去；第三，鄧的個人威嚴不容挑戰。鄧其實很愛惜自己的羽毛，他壹定記得1984年國慶遊行隊伍中打出「小平妳好」的標語，那是由於經濟改革成功人們對他的由衷歌頌。但不過5年，事情卻發生了大翻轉，學生絕食、趙紫陽把他公開拋出去，已經導致暴風雨般的倒鄧狂潮。而且，竟然是趙紫陽！這突破了鄧能夠容忍的底線。不僅是認知，還有情感底線。鄧不得不忍痛割愛，揮淚斬馬謖了。
「5.17」鄧家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鄧明確否定了趙的主張，提議用戒嚴控制北京的局勢；趙則明確表示戒嚴他「很難執行」。二人事實上決裂。
鄧後來曾講他對學運已經「極其克制」，所謂「克制」是指竟然允許北京亂了壹個多月「而不採取措施」。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鄧對趙同樣「極其克制」，直到最後也沒有把趙紫陽拿下，而是趙自己「請病假」撂挑子不幹了。這倒可以和晚年的毛壹比，毛當年也曾相當「克制」地容忍過鄧，因為毛需要收拾文革殘局，需要「安定團結」，如果不是四五事件發生，未必第二次罷鄧的官。這才是歷史更為相似的地方。
「5.19」北京宣布戒嚴，鄧把楊尚昆找到家裡說了壹番推心置腹的話：
妳知道，這次事件爆發以來，我承受了多大的黨內壓力。趙紫陽的亞行講話
后，先念就對我講，這是另壹個司令部的聲音，要我表態。以後，陳雲、先念等
都給我打電話交換過好多次意見，按照他們的意思，學生去天安門就是中央縱容的結果，要採取措施。他卻壹點不配合，連壹點配合的意思都沒有。我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真的越走越遠了。
鄧顯然很傷感。
按照這個邏輯，鄧在六四后的1990年、1991年兩次傳話讓趙「重新出山」，也並非不可能。
關於趙紫陽
現在，我們轉到趙紫陽。
關於趙，這些年也有兩種說法引發爭議。壹是「爭權論」，二是「軟弱論」。
「爭權論」的發明者是阮銘，另壹位老資格的黨內反叛人士。1992年，六四劇變不過3年，處於流亡狀態的阮銘在台灣出版《鄧小平帝國》壹書，系統闡述他對鄧、趙和六四的看法。阮銘認為，趙紫陽有很強的權力欲，早在1984年就寫信給鄧小平說很難與胡耀邦合作共事，其實是想除掉胡，自己取而代之。1987年1月胡耀邦的下台，是陳雲集團與趙紫陽聯手的結果。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后，陳雲等元老從原來的盟友變成了對手，因為他們更支持李鵬，對趙構成威脅。趙為應對這種挑戰，壹面靠緊鄧，同時聚集壹批青年理論精英，開始鼓噪「新權威主義」，為自己造勢。據說這批「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者勾畫的是這樣壹幅美妙圖景：壹個英明領袖，在他們心目中是趙紫陽，不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慈禧干政』應當結束。壹批與英明領袖『配合默契』的權力精英，首先是趙紫陽的幕僚們。由他們在中國專制獨裁到下世紀中葉，然後還政於民」。 但趙和他的權力精英們犯了兩個錯誤，壹是沒有努力爭取體制內的改革力量，二是沒有爭取知識分子，對獨立知識分子充滿戒備。這樣就把趙和他的壹小群精英搞成「自我孤立的新權威主義」。
在阮銘看來，六四學運本來給趙紫陽提供了機會，「能夠及時改變已經使他陷於滅頂之災的新權威主義，真正站到支持民主改革的立場上」。當時「趙完全可以掌握與學生對話的主動權、掌握現代傳播媒介的主動權、掌握國家合法機構的主動權（人大常委會正副委員長萬里習仲勛都支持趙紫陽）」，「把形勢逐漸穩定下來是可能的，這樣軍隊就沒有理由開槍，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既成局面」。「但是趙紫陽卻並不這樣做，他並不真心同社會民主運動與黨內民主力量聯合。他考慮的重點是在黨內鬥爭，試圖利用學生民主運動的力量來加強他同李鵬的權力鬥爭中的地位。所以他壹面發表溫和的講話（顯示黨內的兩種不同聲音），壹面卻讓李鵬和李鵬手下的人去同學生對話，不斷地激怒學生，保持緊張局面。他自己站在壹旁放棄對話的主動權，不過是等待鄧小平做出新的選擇，即讓鄧小平覺得李鵬收拾不了局面而由鄧小平自己把賦予李鵬的權力轉移給他，再由他來收拾民主運動。但是趙紫陽在這壹點上估計錯了。鄧小平把趙紫陽的這種態度，視作趙紫陽要他交出權力。他寧肯調動幾十萬軍隊佔領天安門廣場，也不願意示弱於要他交出權力的人。趙紫陽對鄧小平的錯誤估計導致自己的下台。」難怪鄧小平的家人指責趙的「人品壞」，「所謂『人品壞』，意思當然是趙要奪鄧的權」。
按照上述權斗邏輯，其實還可以推出壹個「更壞」的趙紫陽。阮銘不過是說趙紫陽要同李鵬爭權，而並未覬覦鄧的最高權力（趙的精英有此想法、鄧及鄧的家人有此猜測均不等於趙本人有此意圖）。但趙在事件演變中的壹些做法卻完全可以解讀為趙在為鄧挖下陷阱，特別是「5.16」會見戈爾巴喬夫公開拋鄧之舉，難道不是要置鄧于死地然後取而代之嗎？陳子明在反思六四的文章中也談到「長期以來就有壹種說法，早在1988年底，趙紫陽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鄧保趙』；1989年2月『終於傳來了他（趙）要下台的信息』。學潮的爆發給趙紫陽提供了壹個延續政治生命的機會，所以他從朝鮮回國后『就決定將矛盾公開，打起自己的開明牌來了』。據說，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趙紫陽在問清楚是電視直播的情況下，決定在政治舞台上賭壹把大牌」，於是就有了趙公開拋鄧之舉。
這已經近乎某種「陰謀論」。如果說鮑彤闡述的邏輯本質上是鄧小平對趙紫陽的「陰謀論」，那麼阮銘和從阮銘觀點引申出來的這套說法則是趙紫陽對鄧小平的「陰謀論」。方向相反，卻殊途同歸。然而，在我看來，這兩種「陰謀論」都是不能成立的。
鄧的「陰謀論」不能成立已如前述。趙的「陰謀論」不能成立首先在於阮銘的立論前提有問題。說1984年趙紫陽就有取代胡耀邦的想法，根據無非是當年5月26日趙紫陽寫給鄧小平的那封信。趙在該信中希望趁老同志們健在，「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起變化，壹代壹代地傳下去」。 該信並沒有提及胡耀邦。當然，1984年的胡趙關係有不是很協調的地方。總書記胡耀邦對經濟工作時有插手，外出視察給地方「加碼」、「許願」，給國務院工作造成被動；作為總理的趙紫陽也不同意胡耀邦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經濟，等等，這才有了趙紫陽給鄧小平的這封信，本意是理順工作關係，形成健康的「領導制度」。胡趙同為中共體制內改革派領導人，但胡趙身邊也各有自己的「圈子」，胡「圈子」的人多對趙的這封信有意見，加上趙在1987年1月倒胡「生活會」上的批胡發言，難免推測趙早有取代胡的野心。阮銘曾在中央黨校工作，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屬於胡「圈子」人士，持有此說並不奇怪。但趙「圈子」的人不同意這樣的判斷，他們認為即便趙的行為有不妥之處，也不意味著趙試圖取代胡。比如蔡文彬，蔡是趙的老部下，在《晚年趙紫陽》壹文中，蔡認為趙不應該寫1984年那封信，1987年1月「批胡生活會」上的某些發言也不妥，像說胡「喜歡壹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將來可能成為大問題」等，但蔡不認為趙的本意是要搞掉胡耀邦。「人無完人」，胡趙各有局限、各有遺憾，但他們都是改革時代偉大的領導者，二人總體上也是團結的。 我認為蔡的上述評價大體公允。
至於新權威主義，阮銘強調它是趙紫陽智囊班子的產品，意在樹立趙的權威，其實了解中國當代思想潮流的人都知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很多並非趙紫陽政改研究室的人，像蕭功秦、吳稼祥，他們或是大學教授，或在中南海「行走」，但均不屬於趙紫陽「圈子」。他們提倡新權威主義，本意是論證他們認為更合理的中國政治轉型之路，那就是藉助鐵腕領導者排除改革道路上的各種障礙，先實現經濟自由化，培育公民社會的發展，最終實現政治民主化。如果說蕭、吳之類學者的「鐵腕領導者」是有所指的，那他們更屬意的乃是鄧小平，而非趙紫陽，因為誰都知道是鄧在掌握實權，這和20年後蕭、吳的新權威主義又把希望寄託于習近平是同壹個道理。當然，蕭、吳只是「剃頭挑子壹頭熱」而已，因為無論當年的鄧還是今天的習都絲毫沒有要「民主化」的意思，鄧只是在強人政治有利於經濟發展意義上肯定過新權威主義。趙也同樣，至少在1989年前。被軟禁后的1994年10月，宗鳳鳴來看望趙，問「有人稱妳贊成新權威主義的，是否這樣？」趙答：「據說是吳稼祥提出的新權威主義，但我不知道新權威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也不認識吳稼祥。我只聽說，台灣有個教授曾對幾個青年說，妳們應該了解壹下台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台灣如果沒有強人政治，穩定壹個時期，使經濟得到發展，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民主。後來我去鄧小平那裡，曾提到壹種新權威主義說法，就是強人政治穩定形勢，發展經濟。鄧說他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對這個問題，我既沒有表示贊成，也沒有表示反對，我只是感到也有道理。因為在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矛盾多，需要有權威人物來推動。」
趙內心當然不會沒有對權力的渴望，這是人性，尤其當他已經處於那樣的高位。但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看，趙並非單純戀權、爭權之徒，而是有責任感使命感的改革者。趙尤其不可能覬覦鄧的權力。做出此類推測是關於趙的「陰謀論」的最大敗筆。為什麼呢？因為在陳雲、李先念等元老都在、且在攻趙的情況下，鄧是趙最大的擋箭牌，趙不能沒有鄧的庇護。趙沒有建立自己的隊伍，包括體制內官員、軍隊高層、知識分子（這些方面阮銘的批評是對的），恰恰說明他還想仰仗鄧，把鄧視為「中國最大的政治」，而不是奪鄧之權，那樣就等於自尋死路。況且，直到六四學運爆發前，趙仍相信鄧信任他。在這個判斷背景下，趙也不會視李鵬為有實質威脅的權力爭奪者。
阮銘稱趙「壹面發表溫和的講話（顯示黨內的兩種不同聲音），壹面卻讓李鵬和李鵬手下的人去同學生對話，不斷地激怒學生，保持緊張局面。他自己站在壹旁放棄對話的主動權」，這個敘述是不符合史實的，因為「5.4」亞行講話后的趙已經在安排和社會各方的積極對話，「5.13」學生絕食后還特意指定閻明復等和學生代表對話。真正需要質疑的，是為什麼趙「4.23」堅持赴朝訪問達壹周之久，而事實上放棄了控制局面的主導權？筆者以為，在整個六四學運期間，趙有兩次舉措失當，「4.23」堅持赴朝是第壹次，甚至，說舉措失當都輕了，而是重大錯誤。趙自己對堅持赴朝的解釋是「隨意更改預定的國事訪問，會讓外界揣測我們政局不穩」。 聽起來似乎也有道理。但截止到「4.22」為止，學生運動已經出現很多非同以往的跡象，社會也已經像壹把乾柴，點火就著，難道趙紫陽缺乏相應的敏感？就那麼自信不會發生問題？這就迫使人們做出另壹種推測：也許趙有「私心」，在洶湧的學潮和保守派對他的攻擊面前暫時退避，不讓保守派抓住把柄，同時觀察學運的走向，給自己留出空間。用陳小雅的說法，這叫「從兩造之間『縮身』，既可讓保守派與學運彼此消耗，又不給存心倒趙的保守派留下『非程序更疊』的口實」。 但這樣做的後果卻是喪失了在壹線掌控主導權的機會。可以想象，如果趙留在北京親自處理學運，保持和鄧的直接溝通，未必壹定有「4.26」社論和「動亂」結論。鄧固然不會改變他對學運「有壞人」的基本判斷，但只要趙的「漿糊術」足夠高明，沒有讓保守派得勢發表成文的定性文章，事情就有轉圜的餘地。趙在處理此類事情上並非沒有成功過。可惜趙自己放棄了這樣的機會。從後來歷史演變看，此乃大錯，因為趙不在給李鵬提供了可能，順著鄧的敵對思維邏輯煽風點火、添油加醋，才有「4.26」社論產生；推翻「4.26」「動亂」定性是學生核心訴求而再再不可得，才有絕食發生而導致慘烈結果。鄧固然是「6.4」鎮壓慘劇的元兇，趙的退縮、不智亦構成整個因果鏈條中的壹環，不可挽回矣，豈不令人嘆息！
趙的第二次舉措失當，是「5.16」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公開「拋鄧之舉」。趙明確告訴戈，戈與鄧小平的會見，才是中蘇兩黨恢復關係的標誌，因為中共有決議，重大事情還需要小平同志掌舵。如前所述，這個談話引發鄧和鄧家的巨大憤怒。趙自己在後來的回憶中多次表示委屈，說他無意傷害鄧的感情，而是在當時場合必須說的話，因為在趙之前見了戈爾巴喬夫的鄧只是籠統地講「兩黨領導人的會見就意味著兩黨關係的恢復」，可能引起蘇方誤會，趙必須把鄧沒有講明白的話補上，是鄧戈會面而非趙戈會面才標誌兩黨關係的正式恢復，這樣又必須解釋鄧而非趙才是中共最高決策人。 從這個邏輯看，趙的委屈是有道理的。而且向外國領導人通報這個情況，這也不是第壹次。但鄧為什麼會大發其火、很多人也把趙的談話視為「拋鄧」動作呢？原因在於時間點和談話的報導方式。「5.16」趙戈會見時，正是天安門廣場絕食正酣，舉國上下千夫所指者已經不僅是李鵬，而且開始向鄧集中，恰恰在這個時候，趙發表這個談話，還強調要「直播」。這就是問題所在。鄧固然因大發其火暴露了色厲內荏的本質，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得人心，但趙紫陽難道沒有想到，對億萬憤怒中的民眾來講，此時公布鄧的太上皇身份恰恰是給爆裂中的社會火上澆油嗎？即便該補的話必須補上，就不能不公開播出，以免引出不良後果嗎？難怪趙的「陰謀論」者會由此斷言趙居心叵測，已經按捺不住要倒鄧奪權。
然而，筆者仍然不認為那是趙在公開向鄧宣戰、要和鄧決裂。理由還是那壹條：趙需要鄧；無論當時還是以後，趙都不具備詆毀鄧的主觀故意。吳偉認為，「趙紫陽的本意是想以此貫徹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原則，在這種形勢下卻引出事與願違的結果，不能不說是壹場歷史的『誤會』。」
無論是否「歷史誤會」，事實是在趙最需要鄧、也希望說服鄧改變學運定性時，卻如此不智地把「太上皇」直接晾在全國公眾面前，讓鄧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它提供的信號足夠強烈，以致自由知識分子迅速採取行動，要向當代中國的「慈禧」宣戰了。嚴家其起草的「5.17」聲明這樣寫道：
清王朝已滅亡78年了，但是，中國還有壹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壹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壹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
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這個聲明真實地表達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情緒，也把趙紫陽徹底裝進「舉旗謀反」的筐子。但人們是否想過（或事後反思過），在中國的現實權力語境中，趙紫陽真的有「謀反」力量么？而且，鑒於嚴家其參加過政改研究室的工作，被認為是趙紫陽的人，這份聲明又會讓保守派產生什麼聯想呢？
當然，應該指出的是，即便沒有趙的「5.16」公開「拋鄧」，趙鄧事實上的對決（不是趙對鄧的謀反）也已經勢不可免。何以如此？學生絕食已經4天，趙認為事情不能再這樣拖下去。「5.16」趙戈會談后安排晚宴，興奮的趙又多喝了幾杯。在隨後召開的緊急政治局常委會上，趙公開提出要推翻「4.26」社論定性，肯定學生主流，以結束學生絕食。這固然是趙久已憋在心裏想說的話，但畢竟壹直沒有正式講出來，因為他知道，這樣講就是公開向鄧挑戰。趙表示自己可以承擔全部責任，試圖給鄧開脫，但趙的提議仍然遭到李鵬、姚依林等保守派常委的拒絕。會議結果是鑒於事態的緊迫性，次日提請鄧等老同志議決。 而「5.17」會議上，鄧和其他中共元老認定「退無可退」，「再退就要把中國讓給他們了」。鄧尤其強調「壹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的根本口號就是兩個，壹是要打倒共產黨，壹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完全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 可見，在鄧趙之間，這是多麼尖銳的立場對立、又是多麼互不相容的兩種認定啊！趙鄧已經無可避免地走向決裂。
行文至此，可以引出對趙的第二種批評了，那就是趙紫陽「過於軟弱」，沒能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振臂壹揮，充當時代的弄潮兒，徹底扭轉歷史的方向。李偉東在他的大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國之路》中是這樣表述其觀點的：「這場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我看來就是由於改革派沒有及時抓住民眾的支持跟保守派做最後的對決」。從「5.4」到「5.20」，改革派壹再退讓，而「如果趙紫陽帶領的改革派敢於抗爭的話，這場革命是完全可能成功的」。比如，為什麼不能想象，趙紫陽「5.19」凌晨去廣場看望學生，就留在廣場不走了，廣場立刻成為民主派戰鬥的中心，趙紫陽是合法的中共總書記，黨心、民心都在他這邊，軍隊也可能倒戈，結局就會完全不壹樣。可惜，由於改革派的「軟弱」，自己最終黯然出局，留下學生和手無寸鐵的民眾與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對決，革命最終犧牲在血泊中。這就是六四真實的歷史。
是的，既然已經決裂，為何不拚死壹搏，拼他個魚死網破？
然而，在我看來，這是對趙紫陽提出了過高的要求。由於以下兩個原因，趙不可能真的去「拚死壹搏」。首先，認知方面的原因。1989年的趙，還沒有在認知層面達到徹底否定中共體制的程度；他的政改設計仍然是如何「堅持黨的領導，但改變黨的執政方式」；趙推動的社會協商對話仍然在民主社會主義範疇內（他和戈爾巴喬夫相談甚歡、相見恨晚，幾乎壹醉方休，大概也是因為見解相近）；他還沒有足夠的理論武器去對抗、瓦解鄧的敵對思維；他尚不能理直氣壯地反駁鄧說，那種懷疑學生隊伍中「有壞人」的邏輯本來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邏輯，壹定要區分「敵人」和「自己人」，別人批評妳就壹定是要推翻妳，這才是鄧和所有中共保守元老致命的思維誤區；他也不能反駁、化解鄧和其他元老「退無可退」的恐懼，因為客觀地講，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的要求最終的確會導向對整個共產黨專制體制的否定，儘管體制的解構不等於中共作為壹個政黨就壹定下台；而當時的趙本人未必能區分這兩者，也未必非常清晰地意識到這種解構是大勢所趨，代表著歷史的方向，從而自覺地重新站隊。簡言之，1989年的趙紫陽既不是1956年的納吉·伊姆雷，也不是1991年的葉利欽。匈牙利事件時的改革派納吉之所以義無反顧，是因為他已經有非常清晰的轉型路線圖，那就是結束共產黨壹黨專制，建設多黨政治，退出華沙條約組織，所以毛澤東才認定匈牙利發生的是「反革命事件」而力促赫魯曉夫出兵鎮壓；蘇聯「8.19」事件時的葉利欽之所以能登上坦克振臂高呼，壹舉粉碎蘇共保守派的政變圖謀，是因為他在認知上比戈爾巴喬夫走得更遠，早已認同憲政民主體制才是俄羅斯未來的方向。1989年的趙紫陽尚沒有達到這壹點，達到這個高度是幾年後（大約到了1994年、1995年）軟禁中的趙大徹大悟、認知升華的結果。 就此而言，說趙「軟弱」其實是不準確的，認知清楚但缺乏行動勇氣才叫「軟弱」，趙的問題顯然不在此。
其次，即便趙有這個認知，他也缺乏「拚死壹搏」的組織力量。這就回到阮銘對趙的批評，他沒有在高層著力建設自己的隊伍，又刻意對獨立知識分子保持距離。誠然，「5.19」的北京和全國，已經不需要趙紫陽再說什麼，他若真的留在天安門廣場不走了，會贏得學生、知識分子和民眾的熱烈支持。然而，還有壹個最重要的因素：軍隊。軍隊會支持趙嗎？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判斷，很遺憾，答案是否定的。中共最高掌權者對軍隊的控制是共產黨維繫政權最重要、最成熟的經驗之壹，鄧可以不做黨的總書記，但要做中央軍委主席，保持對軍權的控制，就是這個道理。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在政治上多保守，「5.19」戒嚴令發布后雖有「八上將」反對戒嚴的表態，稍作工作也就平息了。 這與1991年的蘇聯全然不同，蘇聯軍人之所以在「8.19」事件中沒有支持蘇共保守派而集體杯葛，是因為自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以來，這個改革已經深入到蘇軍內部，蘇軍各級指揮員已有相當多的人接受了自由民主價值觀，這是「8.19」事件中蘇聯軍人集體抗命、拒絕向人民開槍的思想和認知基礎。 但中國軍隊完全沒有這個基礎。戒嚴令發布后解放軍部隊被百萬北京市民自發擋在城外，雙方對峙達半月之久，但接到命令后軍人最終還是向學生和市民開了槍，說明什麼呢？除了證明中共對軍隊的成功洗腦和控制，不能說明別的。
這再壹次讓我們慨嘆歷史的無情。不要忘記鄧在學運爆發前還許諾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轉交給趙，而且本文分析了這種許諾並非虛言。倘若假以時日，趙真的從鄧手中接過軍委主席大權，趙的民主認知也走向成熟，而中共元老壹代自然消逝、退出歷史舞台，中國的命運、前途會不會是另壹番景象呢？回眸那個歷史當口，民主轉型的正面因素雖在迅速成長、聚集，但尚未「到位」（認知不到位，組織不到位），遠沒有到「臨門壹腳」的時候，歷史卻過早「攤牌」，沒有給壹個繼續「孵化」的時間；「攤牌」的結果，又是轉型的阻力被激發、被放大，最終成為左右歷史的主導要素，遂有六四的血腥結局，中華民族又壹次深陷歷史弔詭，豈不令人扼腕長嘆？！
再說壹遍，總結這些，提出各種因果假設，不是在非難歷史和歷史中行動的人，而是要從歷史中學習，使我們及我們的後人更聰明些、更成熟些。
從歷史正義角度看，人們既不應苛求六四學運中的學生，也不應苛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他們已經做了他們能做的壹切。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底，表現出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趙紫陽寧願丟官、坐牢，也不做鎮壓學生運動的總書記。這是了不起的精神境界，足以永垂歷史。真正要譴責的是鄧小平、李鵬和中共保守派元老。鄧因最終下令開槍而成為歷史罪人。然而鄧亦並非天然是屠夫。鄧用了這麼久才最後下達屠殺令，足見他自己完全明白這壹步走出去他的歷史記錄將是什麼。但他還是這麼做了，因為按照共產黨保守派自己的邏輯，他們也已經別無選擇。
關於美國政府與六四
現在我們轉向另壹個話題：美國政府在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后的作為。
本來，無論從何種標準衡量，北京六四屠城，都是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的行為，它理所當然遭到西方各國的譴責，美國也不例外。在短短壹個月時間里，美國政府和國會先後4次發表聲明或通過決議，宣布終止中美間高級官員互訪、停止軍售、阻止國際機構向北京貸款等壹系列制裁措施，美國國會還通過決議，給予所有願意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綠卡身份。這些聲援和舉措當然給了海內外追求自由的華人以鼓舞。但人們不知道的是，屠城慘劇發生不久，美國行政當局已經和北京秘密聯繫，喬治·布希總統甚至打破自己頒布的高級官員互訪禁令，派特使秘密前往北京。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為弄清楚美方動機，我查閱了布希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合寫的回憶錄《A World Transformed》。 據此書記載，六四屠城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5日，布希總統就試圖直接和鄧小平通電話，向中方解釋美方立場，但竟然遭到北京方面拒絕；沒有死心的布希總統於是親自起草了壹封給鄧的信，通過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轉交北京。信是這樣寫的：
我懷著很沈重的心情給您寫這封信。首先，我想您壹定知道，我本人帶有強烈信念，那就是美國和中國之間保持良好關係對雙方的基本利益都至關重要。其次，我對您為中國人民和妳們偉大國家的進步所做的壹切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為老朋友寫這封信是為了尋求您的幫助，以維持我們雙方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我努力告誡自己不要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不要試圖頤指氣使地告訴中國如何處理它的內部危機。我尊重我們兩個國家、兩種制度間的差別。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傳統抱有極大尊敬，中國已經為世界文明的發展貢獻良多。但，我也請您記起我們年輕的國家由以立身的那些原則。這些原則包括民主與自由——表達自由、結社自由、免於強權壓迫的自由。對這些原則的信奉不可避免地影響著美國人觀察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對其他國家發生事件的反應……。
同樣基於以上原則，我作為美國總統（對天安門事件）採取的某些行動是不可避免的。如您所知，壹些應該採取更強硬行動的叫囂在我們這裏仍在強化。我正在抵制此類叫囂，以此表明我不希望美中之間經過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關係毀於壹旦。我也在向美國人民解釋我不願意由於經濟制裁而加重中國人民的負擔……。
當朋友之間出現困難時，就像現在，必須找到壹條彼此展開心扉的道路。為此，我在考慮您能否接受壹位特使，他將代表我前往北京，以便討論我們雙方都認為最重要的那些問題。我們不應該讓我們兩國的關係再受到損害……
中國民主人士讀了老布希總統這封信壹定會感到詫異，甚至憤怒，因為美國總統在這樣壹個時刻寫給中國獨裁者和屠夫的信顯得過於卑躬屈膝。信件的確反映了美國人對中共、對中國認知的某種不準確，有些原則問題的把握也不正確。比如，布希總統自認為了解中國，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前，他就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處轉，他也非常清楚由於「百年國恥」，中國人對來自外部的各種聲音極其敏感。正因為此，布希給鄧的信使用了十分謹慎甚至謙卑的語言，生怕招惹北京的不快。但中國的民主人士會指責美國總統混淆了「中國」和「中共」的區別，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國恥」的確是中國人不能忘懷的事實，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的當政者可以以此為由拒絕外部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這種基於人類普世價值的批評與當年列強對中國的干涉完全是兩回事，只有堅持壹黨私利的中共統治者才會故意混淆這兩者的根本區別。但美國總統的信竟然默認了這壹點，而把天安門鎮壓說成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美國出於對另壹種「文化」的尊重對此不應做出過分反應。原則上講，這是壹個巨大的錯誤。
布希總統的信如此謙恭，某種意義上也出於他對鄧的好感。壹般而言，1970年代和中國重新建立關係的壹代美國政客，包括尼克鬆總統、基辛格國務卿和當時的美國駐華外交官喬治·布希，多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傳奇歷史帶有幾分敬畏，這是比他們年長壹輩的異國革命者的非凡經歷，儘管他們是共產黨人。據壹些美國學者的研究，鄧在美國人眼裡尤其是壹位改革者，甚至「真正的改革家」，是鄧在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向前走。按照這個邏輯，中國的大學生不顧遊行禁令，在示威活動中推崇胡耀邦，反倒是壹件「挺奇怪」的事情。 美國人甚至相信鄧是真心和美國好，只是由於壹些「鷹派」人物的挑唆，才使鄧「變得相信美國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 我不知對美國人認知的如上描述是否準確。若真如此，這種對中國事務的理解顯然是不及格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美國人的地緣戰略考慮，也就是美、蘇、中之間的大三角關係。1969年美國人重新評估中美關係、1971年努力打開中美關係僵局、1972年實現尼克鬆的「破冰之旅」，均建立在同壹戰略前提之上，那就是聯華制蘇，把中國當作冷戰年代制衡蘇聯的壹個幫手。反過來也壹樣，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也把美國視為中國抗衡蘇聯威脅必須藉助的力量。到了1989年，中蘇關係有緩和趨向，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甚至要訪華，這讓美國人有些緊張，因為他們吃不準戈爾巴喬夫到底要做什麼，他的「公開性」改革是要向西方靠攏嗎？還是說，他要建壹個更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和西方對抗？如果是後者，那將意味著壹個新的噩夢的到來，因為戈爾巴喬夫如此年輕而有活力，這將是對西方巨大的威脅。正是因為這壹切，美國人急於了解中蘇關係的未來走向，而忙不疊地利用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需前往弔唁的機會「順訪」中國，「搶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和中國領導人會面，以進行必要的戰略磋商」。
1989年2月25日，剛剛就任美國總統不久的布希壹行到達北京，受到鄧小平的熱情接待。鄧稱布希為「老朋友」，並告訴布希「戈爾巴喬夫即將對中國的訪問並不意味著中蘇重建針對美國的舊式戰略聯盟」。「誠然，我們正在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就像美國也在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壹樣，但迄今為止，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鄧特別談到近代歷史上「有兩個國家對中國的傷害最大」，壹個是日本，另壹個是沙皇俄國和後來的蘇聯。由於二戰戰敗，日本最終沒有從中國拿走什麼，蘇聯就不同了，「藉助雅爾塔協議，蘇聯不但割走了外蒙古，還獲得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從赫魯曉夫時代至今，蘇聯壹直保持著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不但在和中國西北邊境接壤地區屯紮重兵，蘇聯軍機在朝鮮有活動，印度、越南也可以見到蘇聯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視蘇聯為最大的威脅，也正因為此，毛主席和周總理才做出巨大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鄧接著說，中國希望與蘇聯關係正常化，「但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後會發生什麼？老實講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蘇聯是否願意拆除它的對華包圍圈，比如在阿富汗和柬埔寨撤軍」。「鑒於這段晚近歷史，人們能說中蘇之間將恢復往日的聯盟，就像1950年代那樣么？不，不會的，這不可能發生。」
1989年2月的會見，鄧小平給布希吃了顆定心丸。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幾個月後美國總統面對突如其來的北京天安門事件顯得如此躊躇和猶豫不決。美國仍然需要北京這個戰略盟友，儘管北京當權者對學生的鎮壓不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國會議員們可以義憤填膺，可以高舉制裁的大旗，因為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美國總統作為行政和外交事務的決策者則必須考慮更複雜的戰略環境，以評估美國的戰略利益。
1989年7月1日，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乘坐機身經過偽裝的C-141美軍運輸機，悄悄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次日上午即面見鄧小平、李鵬、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和外交部長錢其琛。鄧上來就指責「美國過深地捲入了北京事件」，美國國會聽信「謠言」，採取了壹系列反華舉動。「我們沒有觸犯美國的利益，是美國在大規模侵犯中國的利益，傷害了中國的尊嚴」，所以「解鈴仍需寄鈴人」，美國政府必須首先邁出和解的第壹步。斯考克羅夫特告訴鄧美國國會和絕大部分美國媒體都在指責布希總統「行動不夠堅決」，三天前美國會眾議院剛剛以480票對0票通過更強硬的對華制裁案、就便總統行使否決權也很難改變這種結果；如果北京方面對事件的善後處理稍顯寬大，都會有助於布希總統說服國內公眾、有助於世界輿論的改善。鄧聽后竟厲聲回答：「我認為美國人必須懂得歷史。我們打了22年仗、死了2000萬人才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再加上3年朝鮮戰爭，就是打了25年仗……。沒有什麼力量能取代中國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這不是壹句空話，已經被幾十年的經驗所證明」。鄧表示對那些動亂分子的處理絕不會手軟，「至於美國方面會怎麼做，我們拭目以待」。說完拂袖而去，把客人丟給了李鵬和其他中國官員。
顯然，鄧在氣勢上壓倒了美國特使，這幾乎是布希總統那封信的必然結果。回想那個歷史當口，四面楚歌中的北京政權其實非常需要美國支持、也巴不得美國總統特使來，但老道的鄧還是唱了這出黑臉戲，抓住美國人的弱點，用純熟的政治談判技巧壓住對手，他的那套「主權」、「內政」不容干涉的說法也再次忽悠了美國人。 半年後，斯考克羅夫特再次來到北京，這次是公開的，事實上向外界表明美國政府已經打破高層互訪的禁令。鄧要求美儘快結束制裁，還要求美方邀請江澤民總書記訪問美國，以顯示中美關係已經重回正軌。這次訪問還有壹個小插曲值得壹提：斯考克羅夫特雖然是公開來的北京，仍然希望盡量低調，但在中國外長為他舉行的酒會上，面對突然出現的攝影機，斯考克羅夫特馬上意識到他面臨壹個兩難抉擇：「要麼我和中國方面碰杯，而這壹舉動很快會被國內媒體指責為『和天安門屠夫』把盞敬酒；要麼拒絕碰杯，而這會危及此次來華的使命」。「我選擇了前者，令我懊惱不已的是，我馬上成了『名人』，而且是在這個詞的最負面意義上」。 多年後的2002年，錢其琛訪問美國，斯考克羅夫特還念念不忘此事，稱「那壹次妳們可把我整苦了」。
後續事情的演變仍然壹波三折。斯考克羅夫特第二次訪華結束剛回到美國，東歐劇變發生，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死於非命，美國人重新評估世界格局。既然冷戰即將結束，中國對美已經不再那麼重要，這使得美國政府對北京的態度發生微妙變化。1990年4月，中方提出派特使秘密訪問美國，美方以國內氣氛不適合來訪為由婉拒；後來白宮提出可以在第三國見面，北京則沒有接受。據錢其琛回憶：「對於美方的短視行為，小平同志於5月14日托來華訪問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轉告布希總統，提醒他不要因東歐事情過於興奮」，中國不是東歐。 總之，中美關係重新陷入僵局。到了1990年夏季，海灣危機爆發，美國為了獲得聯合國授權打擊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必須得到中國支持，才重新拉近同北京的關係。
在其後的時間里，北京為打破西方制裁多方活動。第壹個突破口是日本。日本在1990年即恢復對華第三批日元貸款。北京又利用1990年9月紐約聯合國大會的機會與當時的歐洲共同體「三駕馬車」（歐共體上任、現任、下任主席國）外長舉行會晤，為結束歐洲國家制裁創造條件。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來到北京，是西方實施制裁后第壹個來華的西方陣營首腦。1991年11月15日，美國國務卿貝克訪問北京，雙方經過艱苦談判亦取得進展，美方不但撤銷了某些制裁，還承諾支持中國「入關」（加入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年輕的民主黨人柯林頓戰勝共和黨的老布希總統，成為白宮新主人。上任后的柯林頓壹改布希政府的對華老套子，開始執行美國國會壹直主張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記錄挂鉤的政策。 1994年3月，柯林頓還派了他的國務卿華倫·克里斯托弗前往北京，希望說服北京方面就範，但很快就發現碰了大釘子。中南海故意在美國國務卿到來之際逮捕13位異議人士，國務院總理李鵬則對來訪客人宣稱「絕不接受美國的人權觀」。 最後，是美國人自己撤掉了人權與貿易挂鉤的做法。那麼，除了北京的強硬以外，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美國最終從價值立場退縮了呢？關於「遏制」還是「接觸」的爭論可以提供部分理由。畢竟，中國太大，「遏制」並不容易；還是「接觸」它，把它融入世界，或許還有「改造」它的機會。這是相信經濟成長有利於民主化的壹部分人士的看法。不管最後是否應驗，這個立場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促成美國從價值立場退縮的還有壹個原因，或許是更「硬」、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美國商界的壓力。早在1980年代，華爾街已經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領悟到了巨大的商機。天安門鎮壓，堵住了希望繼續和中國做生意的資本家們的嘴，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的商機又來了。所以「到了1994年，美國企業界已經動員起來，反對以對中貿易為槓桿，追求政治目標」。在這個背景和壓力下，美國政府的政策「亦從試圖改變中國內政，變成善加利用它提供的經濟機會」。
這就是資本的力量。它同地緣政治力量壹樣，凸顯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的複雜。美國人曾經真誠地支持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為中國青年爭自由的努力而感動、而吶喊；但美國也有它的多面性。價值理想、商業利益、地緣政治，這些東西也往往打架。歷史就是在它們的相互碰撞中走下來的。
六四與今日之紅色帝國
六四是當代中國的分水嶺。
六四鎮壓曾使中國共產黨陷入空前的合法性危機。我在以前的著作中這樣定義合法性、合法性危機及其「前設條件」：合法性本來意味著臣民（前現代）或公民（現代）對統治者（或權力受託者）的認可；當壹個社會體系的制度潛能還有挖掘的可能，體系內含的矛盾尚未充分展開、擬或僅僅稍露苗頭而不足以構成威脅時，該體系的合法性尚能存在或尚可維持，亦即該體系的合法性尚能得到臣民或公民的認可；而當社會體系的制度潛能日益枯竭、制度表達與制度實存間的鴻溝日益加深、體系內含的「對抗性」矛盾充分暴露、體系已很難用傳統整合方式彌補巨大的社會裂痕時，合法性危機的到來就成為不可避免。從中國批判理論角度言，我們可以把上述批判客體（社會體系）之內在矛盾的積累、展開與成熟理解為對象合法性危機的前設性條件，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壹個社會體之制度潛能的枯竭化（原有制度框架無力調節日益尖銳的社會結構性衝突），而原有制度表達（意識形態）已經墮落為扭曲、粉飾制度罪惡的工具，乃是該體系合法性危機的前設性條件。
然而，令人錯愕的是，在過去30年中，中國共產黨統治者成功擺脫了這個危機，在戰戰兢兢中走了過來，甚至實現經濟上的強勢崛起。於是開始有人說當年六四鎮壓是「正確的」，沒有黨和政府採取斷然措施，就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中國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穩定為前提條件的」。
此類觀點當然不值壹駁。誠如本文第壹節所言，1980年代的「改革十年」本來正在創造中國進壹步走向憲政文明的前提條件；舊有體制潛能的枯竭化本身就在召喚新的需求，民主轉型的需求。無論學生、市民的呼籲還是知識分子的主張，都是社會前進的「正能量」，它非但不會造成破壞，恰恰會促成真正的「穩定」。只有堅持敵對思維的統治者，才會把這樣的要求視為洪水猛獸。試想，若當時的鄧認同趙的思路，啟動更加大胆的政治改革，鼓勵說真話、建立社會協商機制、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黨國的腐敗斷不至於達到後來病入膏肓、無葯可治的程度，中國或許早已迎來政治清朗、民族創造力迸發的春天，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且伴隨著巨大代價）。在這個意義上，是六四鎮壓斷送了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也斷送了壹個文明、健康、真正穩定的國家進步過程。
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正是六四危機提醒統治者必須從經濟績效角度重塑其合法性，這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根本背景。鄧深知六四開槍已經毀了他大半英名，他不能允許經濟改革再中途剎車。鄧深信，中國老百姓是講實惠的，只要大家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江山就能坐得穩。所以鄧號召在黨的領導下（也即決不放棄權力壟斷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而，鼓勵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經濟大門洞開、政治改革停滯，其結果能是什麼呢？只能是官商勾結、畸形的財富涌流和社會的徹底貪婪化。中國人確實迅速富裕了起來，兩極分化也達到驚人的程度。但黨國並不在意這些，不過「成長中的陣痛」而已。2001年，中國「入世」，搭上全球化快車。2010年，中國GDP躍升全球第二，黨國有了新的本錢。於是合法性再次轉換，「民族復興」、「大國崛起」成為新的動員令。接下來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了。2012年上台以來，習壹反前任江澤民、胡錦濤的謹慎小心，對內大刀闊斧整頓吏治，對外以紅色帝國雄姿強勢崛起。黨國不再「韜光養晦」，而在全球四面出擊，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了。
這個演變令人吃驚。今日紅色帝國的堂然出現作為六四鎮壓后中共幾輪合法性轉換的不期然結果，似乎證明了中共政權的生存能力、學習能力和自我調整能力，對此人們是大大低估了。新的歷史弔詭表現在：人們本來寄希望于中國民間社會的成長，寄希望于體制內出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大陸的蔣經國，但結果卻迎來了新的雍正皇帝。的確，按照前現代標準，習不愧壹個勤勉皇帝的稱號，他樣樣親力親為，十幾個「小組長」哪壹個也不是虛的。中國官媒給百姓傳遞的習的形象是：敦厚大氣，親政愛民，重塑傳統，嚴整吏治，發展武備，開疆拓土，有容乃至，協和萬邦，洋洋然壹派「明主」和「盛世」氣象。海內外的反對派們不服：什麼「盛世」？「潰而不崩」而已。筆者以為，我們應該坦率承認，改革開放40年、六四后30年，今天的中國的確是自鴉片戰爭以來180年「國勢」最旺的時候。這不全是共產黨的功勞，但又確實是在共產黨治下取得的。就此而言，紅色帝國正在崛起，並非妄言虛話。
然則六四先烈的理想置於何處？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又在哪裡？
我以為，人們不必著急，也不必失望。看看中國前現代那些「盛世」，哪個不是輝煌壹陣子，就無可避免地走向衰敗？當然，共產黨體制不是皇權體制（雖然骨子裡有著深刻的繼承性），今日中國也未必完全重複前現代的老路。但共產黨的「盛世」同樣不會持久，卻是壹定的，原因在於「盛世」的現代標準自有其現代性，它包括主權在民、私權神聖、個體自由與尊嚴、公共權力的受託性與可替換性，等等。如果黨權體制滿足不了這些要求，它的「盛世」就只能是暫時的、表面的，就便維持更長的時間，壹代、兩代、甚至更長（這要看中國人從傳統臣民向現代公民的轉化程度、公民與黨國專制政體的博弈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國內部的分化程度和變異結果而定），而終不可能久遠。
從全球視野看，今天的人類正在進入「新叢林」時代。 「新叢林」指「大國博弈重現，實力原則重新成為這個世界的行動指導，價值退居其次甚至徹底隱身，利益而非道德凸顯為支配國家行為的樞紐」，就像19世紀前的世界那樣。 川普代表的美國、普京代表的俄羅斯和習近平代表的中國，都是「新叢林」世界的壹級選手。但「新叢林」畢竟又不同於「舊叢林」，因為「至少就中美關係言，它不是簡單的、單壹性的、現實主義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博弈，而同時包含政權性質、意識形態上的鬥爭，且就北京方面說，後者才是第壹位的，才是主要的東西」。「這種爭鬥性質的雙重纏繞是新叢林世界不同於舊叢林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它既是民族國家水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當代再現，又滲透著、裹挾著新冷戰之制度層面、政權性質層面、意識形態層面的生死較量」。
正是這種較量，凸顯了六四民主追求的當下意義。誠然，今天已經不是30年前的冷戰時代；但新冷戰比冷戰更隱秘、更複雜、也更驚心動魄。歷史仍在生成中，這意味著主體仍有創造歷史的可能。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者應有卧薪嘗膽的堅韌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腳踏實地，做自己能做的事，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則六四壹代的理想之花遲早會在中華大地上綻放。
30年過去了，六四仍是未了之結。
這使本文的寫作帶有几絲蒼涼，乃至悲愴。
作為親歷者、參与者，30年前天安門廣場萬眾壹心、舉拳抗議戒嚴的那壹幕，至今仍在我的眼前浮現，也是支撐筆者堅守歷史正義、絕不向獨裁者低頭的動力之源；然，作為學者，我們又必須超越個人情感、經歷和認知的局限，儘可能「客觀地」研究歷史、梳理歷史演進中那些重大構成要素間的相互交織和複雜互動，從而洞察歷史所以如是的深層原因、深化民主運動成敗的學理探討。所謂觀察者與參与者身份的二合，經驗分析與普遍理解的二合，正此謂也。
本文分6個部分展開：1，從大歷史角度看六四；2，關於學生絕食；3，關於鄧小平；4，關於趙紫陽；5，美國政府與六四；6，六四與今日之紅色帝國。其中，第壹節和最後壹節帶有宏觀性，中間4節注重具體行動者及其歷史細節。之所以選擇學生絕食、鄧、趙、美國政府對六四的反應作為「歷史細節」研討之，固然因為這4個問題充滿爭議，同時也因為有了30年時間差，我們已可能藉助更多的資料來逼近歷史真相，也在更周全的意義上探討歷史得失、完成歷史評判。
從大歷史角度看六四
作為特定政治詞彙，六四指前後相繼的兩件事情：壹是起於胡耀邦逝世的、長達壹個半月的學生市民的民主運動（以北京為主，但不限於北京）；再就是中共當局對學生民眾和平抗議的血腥鎮壓。
就前壹個指稱言，六四民主運動本來是1980年代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改革開放以來壹系列政治社會演化的結果。它並不必然導向慘遭鎮壓的結局；它甚至可能開闢中國民主轉型的新局，或至少為轉型集聚新的條件。可惜這樣的機會歷史性地錯過了，或者，更準確地說，被葬送了。筆者研究哲學，相信歷史的生成性：社會進化有其大的方向，文明進步的方向；但具體歷史進程受各種偶發因素影響，且相互作用，曲折乃至暫時的倒退均有可能發生。現實歷史演進呈現為網狀的因果關係鏈條，壹個動態的、多種力量相互碰撞的合力場。其中任何壹個因素都具有構成性，就它具有行動者的某種主動而言；同時又是被構成的，就它受到其他要素的規約、限制而言。壹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能具有改變歷史進程的力量，只要他（或她）處於某種歷史當口，闖入這個網狀因果鏈條的核心位置，激發了合力場中的逆向反應與互動。壹個本來就在權力場中佔據核心地位或重要位置的當權者，其實也受到多種力量的牽制，其認知結構固然具有先在的根本意義，左右著他對形勢的基本判斷，但來自合力場的新的刺激會強化其反應，包括心理層面和行為層面，甚至改變其應對方式，最終走向不可收拾的結局。
我們還是先來看看「社會進化的大方向」吧。
在大歷史意義上，六四民主運動是改革開放年代中國政治轉型的重要壹步，而改革開放本身又是中國當代史上政治現代化波譎雲詭、起承開合、大扭曲后的大糾正的重要起始。何為「大扭曲」？筆者過去的文章多次指出，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可以理解為中國百年共和的壹個歷史起點，它所指向的憲政目標是現代中國的合理選擇，那麼1949年的共產革命就是對共和革命的歷史性扭曲。 這個扭曲如此之「大」，如此之徹底，以致要經過整整30年，中國才迎來了糾正這個扭曲的「大機會」或「大機遇」。體現在：
政治層面，正是由於毛澤東的動員式極權主義 和在文革中發展到頂點的個人獨裁，使中國的官場精英（「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知識分子（「反動學術權威」）和「沒有改造好」的各類政治賤民（「地富反壞右」）均受到摧毀性打擊，才形成文革后整個社會的高度共識，那就是必須告別這種即便按黨國標準衡量也是荒唐野蠻的時代。鄧小平力倡廢除幹部終身制，源於對這場大災難的深切感悟（他本人也在文革中深受其苦），由此促成中共掌權歷史上壹次難得的體制性自我反省和更新。民間則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口號，直指中共專制體制的死穴。
經濟層面，正是由於毛澤東的文革向人性挑戰，試圖讓「精神變物質」，用「抓革命」去「促生產」，造成經濟倒退和全民性短缺，才有了小崗村農民的保命之舉， 才有了中南海對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和利益驅動羞羞答答的承認。無論怎樣，特區建立了，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的城市經濟改革興起了，這壹切在文革乃至文革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因為它包含著對毛式烏托邦社會改造原則的根本否定。
社會整合層面，正是由於文革10年和1949年以來的30年對知識分子反覆整肅、對全民的反覆洗腦，在文革失敗的大背景下形成巨大反彈，人們對過去熟知的壹切開始反思、開始懷疑且日益深刻，才有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運動。自由像久別的甘露正在成為全社會的嚮往。單位制 某種程度的瓦解、「個體戶」的出現，則給有勇氣單飛的自由心靈提供了新的動力。
以上三者所體現、所昭示的，不正是人類社會進化和現代政治文明的大方向么？
還有壹個有利因素必須提及：國際環境。毛澤東的文革天怒人怨，但毛在文革期間幹了壹件好事，那就是和尼克鬆握手，中美關係解凍。雖然中美重新走到壹起有深刻的地緣政治原因，即雙方都需要對抗蘇聯，但此舉畢竟使中國重返國際社會。這份遺產令文革后的中國獲益大矣！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整個1980年代堪稱中美關係的蜜月，中日、中歐關係也在那段時間大大改善。中國在經濟上需要美國，也進壹步靠近美國，美國政客和學界中的壹些人則在憧憬壹個更加自由開放之中國的可能性。就中國而言，這樣的國際環境誠屬可貴。更何況，近鄰蘇聯也已經開始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而蘇聯作為中國的敵人的色彩正在明顯減弱。
試問，就大歷史、大邏輯而言，還有比這更好的歷史發展和變革機遇么？
當然，從轉型政治學角度看，壹切都還剛剛開始，還有明顯的過渡特徵。雖然1980年代的中國改革正在壹步步創造有利於民主轉型的各種條件，但這些條件畢竟還脆弱，改革的前路上還有太多的暗礁，隨時可能擱淺，甚至翻船。
比如，在廢除幹部終身制的大原則下，壹大批中共元老需要「退出」權力舞台，但這個過程其實很艱難。「二線」機制就是這樣形成的，退下來的老同志進入中顧委（中央顧問委員會），算是有壹個「發揮餘熱」之所， 騰出「壹線」位置給年富力強的領導人。鄧小平率先垂范，不做黨的總書記，卻當了首屆中顧委主任，時為1982年。即便如此，1987年中共十三大前夕鄧提出他本人、陳雲、李先念、彭真等幾位重要元老「壹個全退、三個半退」時， 仍然遇到很大阻力，最後還是陳雲表態同意才算勉強通過。
更公開也更激烈的鬥爭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本質上講，鄧小平、陳雲這些共產黨人和毛澤東並無不同，都是列寧主義的信徒，不過有的更理想化（如毛）、有的更實用化（如鄧、陳）罷了。鄧、陳也有不同，那就是在經濟改革問題上，鄧更大胆也更放得開，「看準了就大胆試」，而陳相對保守，計劃經濟的老套子不願意丟棄。但鄧、陳在維護共產黨權力和意識形態上高度壹致。正因為如此，他們均不能容忍總書記胡耀邦「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過於軟弱」的「缺點」，而到底把胡從權力舞台趕下來（1987年1月）。在整個八十年代，「自由化」與「反自由化」的鬥爭可謂壹波接著壹波，從未停止。但歷史陰差陽錯的地方是，鄧讓趙紫陽接任胡耀邦的位置，從而延續了中共黨內改革派在權力中樞的繼續存在。趙不但幹掉老左鄧立群，甚至領命負責中共十三大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
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經濟領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改革初期的紅火已過，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後果卻昭然若揭：「雙軌制」本來出於價格改革的需要而推出，沒成想導致「官倒」橫行，腐敗泛濫，民怨四起，凸顯權力結構重整的緊迫。趙紫陽主持的政改方案雖無法突破鄧設定的底線（不能搞西方三權分立），但畢竟提出許多重大的政改議題並描繪出路線圖，包括社會協商、出台新聞出版法和選舉制度改革。用當年參加了政改設計工作的吳偉的話講，「這次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只能使中國的民主政治向前走壹小步，但只要這個步子邁出去了，這壹小步就可能成為中國向民主轉型的壹大步」，畢竟黨內這些老人「總有壹天要退出歷史舞台」。 1987年11月2日十三大閉幕後舉行的酒會上，趙紫陽與其他新科常委會見中外記者，身穿西服的趙繞場壹周，頻頻舉杯，其自信與躊躇滿志給人以深刻印象。
民間社會也在艱難破冰，且取得重大進展。從七十年代末的「民主牆」、八十年代初的高校學生競選，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叢書熱」，乃至引起巨大社會反響的電視政論片《河殤》，知識分子的學術和社會活動正在產生廣泛的連鎖效應。北京還出現了陳子明辦的「社經所」（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該所很早就確立了「以經濟為基礎、以文化為形態、以政治為靈魂」的事業格局，而影響中國政治顯然是這批不俗的年輕人的奮鬥目標。 體制內的「三所壹會」（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農研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國際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則在溝通體制內外各種改革力量方面多有建樹。
總之，到了八十年代晚期，中國體制上下、官場內外的改革者聯手而形成改革推力的局面已經是可欲的，只是時間早晚而已。用轉型政治學語言，這是「四方博弈」中有利於大國漸進和平轉型的最佳格局。 當然，變革的張力也十分明顯：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高層「倒趙」之風驟起，似在動搖原有高層政治平衡；1989年初民間連續上書呼籲政改，給中國政治形勢再添變數。 恰在這個當口，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逝世，構成歷史演進中新的重要節點，這才有了六四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上場。
再強調壹遍，因悼念胡耀邦而起的學生運動本來是八十年代中國民間自由化進程的壹部分，但因處於特殊的歷史合力場中，各類行動者的認知前提、對形勢的判斷、分別採取的行動、以及這些行動間複雜的互動，均深刻影響著事件的進程，乃至決定了後來的歷史走向。妳可以說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獲得巨大成功，因為它成功激發了千百萬中國民眾的參政熱情，暴露了當政者的守舊、昏庸與無恥；妳也可以說運動最終還是「失敗」了，因為它導致的結果完全與發動者原初的目標背道而馳。二者都是對的。我們當然不會因運動的「失敗」而否認民主運動的歷史正義屬性； 但我們也應檢討那段歷史的某些細節，以澄清事實、總結經驗教訓、以為未來中國民主事業之備考。
關於學生絕食
六四學運引起最大的爭議是「是否應該絕食」。這個問題當時就有爭議，事後也成為總結八九民運史的重大課題。胡平認為學生應該「見好就收」，在政府做出壹定讓步的情況下也做出階段性妥協，「鞏固自己已經贏得的陣地，其結果便是我們爭得了有限的成功」。 李偉東反駁胡的觀點，認為學生並未得到什麼「好」，自然也談不到「收」；李尤其不贊成學生絕食給趙紫陽「添了亂」的說法，而強調學生恰恰是在助力中共改革派，是改革派自己的軟弱，才導致功虧壹簣的結果。
關於改革派是否「軟弱」，留待後文分析，我們先來回顧壹下學生絕食前的幾個關鍵歷史場景，以便做出本文判斷。
首先，從「4.17」（4月17日，以下類推）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提出重新評價胡的是非功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要求領導人公開收入、允許民間辦報等7條要求，到胡耀邦追悼會後的「4.22」大遊行，學生運動本來先聲奪人，初戰告捷。「4.26」《人民日報》社論稱「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本想壓住學運勢頭，卻激發了更為聲勢浩大的「4.27」學生繞城大遊行。筆者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老學生」（我們這些博士生年齡遠大於那些碩士生本科生）參加了這兩場遊行，親眼目睹市民的熱烈支持，場面極其感人。這種情況下，政府不得不同意和學生對話。應該說，這在共產黨掌權歷史上從無先例。但「4.29」對話中袁木等政府官員的醜惡表演給人們留下過於惡劣的印象，學生自然認為政府毫無誠意，遂有「5.3」學生代表向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之舉，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承認運動中產生的學生組織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在五四紀念日再次舉行遊行。
恰在此時，訪問朝鮮后回國的趙紫陽發表「五四講話」和「亞行講話」， 提出「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學生內部也出現不同聲音，壹部分認為學運高潮已經過去，今後應主要致力於校園民主建設； 另壹些學生則主張繼續罷課和街頭運動，他們害怕共產黨「秋後算賬」，必須向官方正式討得學生沒有「搞動亂」的「說法」。其實，即便是較為激進的學生如柴玲，當時也曾想找鄧小平，當面向鄧解釋學生究竟在做什麼，「這樣鄧就可以看到我們對民主改革的真實動機和願望」，「鄧也許不會同意我們的觀點，但他至少會知道學生對他和其他領袖並無惡意」。 然這樣的努力並無結果。壹批年輕的學生遂產生「絕食」念頭，試圖用這種更加決絕的方式迫使當權者做出讓步。剩下的，就是找壹個最佳時機了。戈爾巴喬夫訪華提供了這樣的時機。用柴玲的話說，「如果我們在戈爾巴喬夫訪問前夕開展壹場絕食抗議，我們就可以給中國領導人壹個和我們對話的理由」。
然而，學生自己也承認，他（她）們其實對當時中南海高層情況「壹無所知」。 如果他們了解趙紫陽正在努力推進研究者後來概括的「雙周維新」， 也許他們會做出不同的行動選擇。
讓我們簡單回顧壹下趙的「雙周維新」：
4月30日，趙紫陽訪問朝鮮后回到北京，途徑瀋陽已經得知基層對「4.26」社論的普遍不滿。
5月1日，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面對李鵬、姚依林等常委內的保守派，趙提出「學生們要求的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是與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壹致的」，「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制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
5月1日~5月5日，趙紫陽分別約見體改所所長陳壹諮、農研中心主任杜潤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北大校長丁石孫、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等人，了解各方面對學運的反映和意見。趙還打電話給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希望約見鄧當面溝通，以獲得鄧的理解和支持，但未果。
5月6日，趙紫陽拜訪楊尚昆，提出「爭取小平同志同意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您和小平同志是老戰友，您去向小平同志反映，效果壹定更好。」
5月8日，趙紫陽再次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北京市委關於學潮的彙報，且再次強調要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提出回應群眾的要求，「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壹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与等密切結合起來」。趙還建議「公布副部長以上高級幹部的收入」、「取消80歲或75歲以上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特供』」、「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專門委員會對涉及高幹及其家屬的舉報案件進行獨立調查」、「在廣泛討論的基礎上制定新聞法和遊行示威法」等。
5月9日，有1013名記者簽名的請願書送交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要求與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領導人對話。
5月10日，趙紫陽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力倡和社會各界對話，「不僅要與學生、新聞記者進行各種形式的對話，還應該與工人座談，傾聽工人的呼聲」。 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建議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廉政委員會，並於當天下午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6月20日左右召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彙報、審議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等。
5月11日~13日，胡啟立、芮杏文、王忍之等前往《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新華社等大單位，聽取編輯、記者的意見。胡啟立坦承「新聞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
5月13日上午，趙紫陽在楊尚昆的陪同下終於見到鄧小平，彙報近來工作，當面陳述他對學運的看法和主張。當鄧小平對學生可能在天安門絕食表示不安時，趙很有信心地表示「我相信廣大青年學生是識大體、顧大局的，不會在歡迎戈爾巴喬夫儀式上節外生枝」。鄧小平則跟了壹句：「學生情緒壹旦偏激可顧不上這麼多」
事實證明鄧的判斷反倒更準確。就在趙、鄧見面的同壹天、同壹個上午，北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高校校園貼出《絕食宣言》，當天下午，首批約200名絕食學生進入天安門廣場。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五月里，我們絕食了。
但我們是多麼地不情願，多麼地不甘心啊！
國家是人民的國家，
政府是我們的政府，
我們不喊，誰喊？
我們不幹，誰干？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種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讀到這樣的《絕食宣言》，天下都會為之動容。
事實上，學生絕食行動立刻產生巨大反響和社會動員力，學生運動迅速升華為整個社會的抗議浪潮。5月13日學生開始絕食，5月14日各高校即宣布再次罷課、部分教師宣布罷教；5月15日起天安門廣場出現大批市民、知識分子遊行。穿行於天安門廣場和各大醫院間飛馳的救護車讓人們記掛學生的生死、空氣中都瀰漫著焦灼；與此同時，數百萬長安街頭的抗議者也在體驗「創造歷史的衝動」，體驗從未有過的與專制搏擊的快感。
然而，絕食這樣的決絕行動同時包含著巨大風險，它把中國政治博弈中的各種力量逼到了牆角，再無迴旋餘地。當時的情況是，趙紫陽代表的中共改革派和李鵬代表的中共壹線保守派圍繞學運性質問題正在尖銳對抗；鄧、陳代表的中共元老派本能地支持李鵬，但鄧本人在棄趙還是用趙問題上仍在權衡，未下最終決心；趙則急需獲得鄧的首肯才能繼續推進「雙周維新」意義上的「新政」。絕食行動徹底中斷了這種可能，因為它立刻給保守派提供了理由，證明學生背後「有壞人」要破壞中蘇會談；它也給改革派製造了難題，讓趙紫陽有口難辯，陷於被動。絕食行動越是獲得空前的社會反響，就越是激發保守派本能的恐懼，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絕食造成的全社會壹邊倒的支持從反方向促使鄧下了最後決心使用強硬手段，包括5月20日開始的戒嚴和6月4日凌晨的屠城，這自然是絕食學生完全未能預料的後果。記得當時社科院的同學們每晚都要聚在壹起研判形勢，不少人擔心絕食行動若遭到鎮壓，中國將會迎來空前的黑暗。此語竟被後來歷史所驗證，可謂壹語成讖，不亦悲乎！
嚴格地說，發動絕食的學生是個人行為而非組織行為，絕食決議本身並沒有獲得北高聯的支持，但北高聯亦沒有強力阻止。 注意這個細節可以引發許多歷史因果的聯想。如果學生和學生組織再成熟些，如果人們對廣場民主的負效應有比較充分的警惕，如果絕食沒有發生、或即便發生了又適時「退場」，也許事情發展有別的可能，也許趙紫陽的新政不至完全中斷，也許八九民運和整個中國改革是另壹種結果。歷史之無情就在這裏。當然，我們不應該因此苛求當年的學生，他們不過20來歲，在家長眼裡還是孩子。更何況在信息不對稱、不暢通的情況下，學生無從了解體制內高層情形，也缺乏判斷政治形勢的經驗。不但學生如此，比他們年長的知識分子同樣如此。當時有名望的知識分子曾去廣場疏導學生，勸他們結束絕食，但收效甚微，因為知識分子本身也第壹次經歷這樣的場面，且很快自己內部就發生了分裂。 事後檢討，這裡有太多需要總結的教訓。
有些朋友強調學生行為（包括絕食）的「歷史正義」性。 我完全同意。但我們應區分兩種不同命題：代表歷史發展大方向的行為體現歷史正義，這是歷史哲學之價值論的命題；但行動者的操作不當引致複雜的逆向互動，最終導致與初衷完全相反的結果，這是政治學與轉型理論的策略論命題，二者並不相互證偽。換言之，我們不能因行動者的行為體現歷史正義就拒絕對行動過程之戰略或策略層面的反思、檢討與批評；反過來也壹樣，不能因為行動者戰術、技術層面的失誤而否定整個行為的歷史正義屬性。
關於學生絕食本文要說的，就是這些。
但，也有人認為鄧小平早就想拿下趙紫陽，並非學生的過激才導致歷史後來的結果。這是對歷史過程及因果聯繫的另壹種解釋，且持有這個判斷的非壹般看客，而是重要的歷史當事人。下壹節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關於鄧小平
鮑彤先生是我尊敬的、為六四做出巨大犧牲的體制內反叛者，他前些時與李南央的對話《鮑彤再看六四：鄧小平的壹場政變》發表在2018年5月23日的《紐約時報》中文網上，引起很多人關注。
鮑彤說，不少人覺得鄧小平鎮壓學生是要保黨、救黨，其實不對，「鄧小平是要保他自己，保證他死後中國不出赫魯曉夫，讓他身敗名裂。為了這壹點，即使把黨打得稀巴爛，用黨的名義向老百姓開槍，他也在所不惜。就是這麼個問題。六四是鄧小平為了他自己的利益，由他個人決定，由他個人發動的壹次以群眾為對象的軍事行動」。那麼誰是鄧眼中的「中國赫魯曉夫」？趙紫陽。根據是，1989年4月18日政治局常委討論對胡耀邦的評價和喪事規格，趙紫陽主張高規格，召開十萬人規模的追悼會，悼詞內容有「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還要允許學生參加悼念活動，因為「我們黨自己在哀悼耀邦，我們沒有理由不讓學生哀悼」。這壹切引起鄧的警覺，「如果說學生可以追悼胡耀邦，那麼就等於讓學生打我鄧小平的耳光，因為胡耀邦是我鄧小平搞下去的。這是他不能容忍的，而趙紫陽容忍了。鄧發現了問題：趙紫陽是赫魯曉夫，他將來在我（鄧小平）死了以後是會做秘密報告的，必須把他搞掉。所以六四的問題，根本不是鄧小平跟學生的矛盾，而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矛盾。」
鮑彤認為，鄧「是在4月18號下的決心，幹掉趙紫陽」，而後採取了幾個步驟：「19號做出第壹個動作，否定4月18號常委會悼念耀邦規模的決定，不準發表《耀邦同志逝世前後》的文章， 這是第壹；第二個動作，4月23日紫陽出訪朝鮮，選在這樣壹個時機，當天晚上召見李鵬，否定紫陽在4月22號追悼會上經常委們同意的三條意見（化解矛盾，平息事態），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是第二」。「23號晚鄧小平實際已經跟李鵬交了底，就是學生的行為是『動亂』。到了25號，聽了北京市的彙報后又講壹遍，講『動亂』。那時候大部分學生都已經回學校了，還動亂什麼？在大部分學生都回到學校去以後，妳還要叫它『動亂』，這是什麼？這是唯恐天下不亂，目的就是要激怒學生。事情鬧得越大，越事出有因，我把趙紫陽越好搞掉。這就是第三步了」。 鮑彤還認為是鄧通過某種渠道授意北京市委在向中央彙報時誇大學運威脅，特別要強調「中央有黑手」；與此同時，鄧又對趙施放煙幕彈，在趙去朝鮮前許諾「回來后把軍委主席職務交給妳」，其實是為了穩住趙，「懷疑紫陽，對紫陽不滿，已經下決心搞掉他，又要穩住他」。 分析至此，聽講的李南央不禁脫口而出：「完全是毛澤東的手法，完全是毛澤東了！」
「那麼事情為什麼拖到5月17號，直到那天才在鄧小平家開會討論動用軍隊處理學生的問題呢？因為5月15~16號戈爾巴喬夫要來，如果4月24號就對趙紫陽作出處理，戈爾巴喬夫肯定不會來了。而鄧小平是壹定要在他的手裡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建立這樣壹個歷史的功勛。因此，雖然4月份就下了決心要搞掉趙紫陽，但是拖到5月16號戈爾巴喬夫回去，我（鄧小平）17號就開會，開常委會，決定戒嚴。鄧知道紫陽是不會同意這麼做的，這樣逼迫他不得已而辭職——不是我鄧讓妳下台，是妳自己不幹了。所以，六四就是壹場政變，鄧小平個人謀划的、矛頭對著趙紫陽的壹場政變。政變的目的，就是鄧小平要保存自己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定位。為了這個形象，不惜扔掉自己的黨。六四的過程在我現在看來，就是這樣。」
鮑彤作為重要的歷史當事人對六四邏輯做出全新解釋。但仔細檢索，這個邏輯其實問題多多：
首先，說「4.22」大遊行後學生已經回校、北京市委是「被授意」對學運做了誇大的渲染，這與基本史實不符。事實是，學生對「4.22」李鵬拒不出來接見廣場請願代表意見極大，大遊行又使學生強烈感受到市民的支持，回到學校就開始醞釀罷課、完善學生自治組織、進壹步建立校際聯繫等。 北京市委則早在4月18日、4月20日就連續給中共中央打報告，稱壹些人利用學運「借題發揮，提出不少政治主張」、「反動言論公開化」，有人「呼喊反動口號，矛頭直指小平、紫陽、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有人甚至煽動學生「衝擊中南海、火燒中南海」。 顯然，像李錫銘、陳希同這些左的北京市委領導不需要「被授意」，而有足夠的動機去誇大學運的「陰暗面」，這是他們最好的自保手段。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鮑彤用文革前毛對劉少奇的懷疑類比鄧對趙紫陽的懷疑，似乎很深刻，其實經不住推敲。先不講鄧是否真的那麼在乎「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歷史定位」（筆者不認為鄧有這種奢望），就算有，鄧對趙的「懷疑」好像也來得太快了些。鮑彤作為體制內資深人士、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非常清楚「趙是鄧選上去的人，六四以前鄧對趙是百分之壹百的信任」。和李南央的對談中鮑彤還提到「陳雲、李先念幾次要鄧小平換趙紫陽，鄧小平說『現在沒有人嘛，換不了嘛』。這個話是壹個很委婉的話，鄧不好說『我不同意妳的意見』，而是說『妳的意見辦不到』——現在有誰能替代趙紫陽呢？」 既然如此，鄧又怎麼可能輕易下決心要拿下趙，僅僅因為趙主張高壹點規格紀念胡耀邦？並馬上得出結論說趙要搞「秘密報告」？當年毛懷疑劉是「中國赫魯曉夫」，尚且用了幾年觀察才下此結論；鄧即便對趙有不滿，總不至因壹時壹事就走出這麼遠。這不符合壹般邏輯。
那麼真實的鄧、趙關係（特別是這對關係在六四期間的演變）到底為何？根據這些年已有的大量材料，輔之以必要的邏輯分析和心理分析，我以為用如下軌跡描述鄧的行為更為合理：
鄧本來對趙充滿信任。文革後期的1975年趙調任四川省委第壹書記，當時還在北京台上的鄧小平鼓勵趙「放開手大胆干，不要怕人說妳是還鄉團」。不久鄧再次被打倒，趙並沒有告發他的「還鄉團」壹說，這讓鄧覺得趙「值得信賴」。 1980年趙紫陽到北京榮任國務院總理，成為鄧推動的經濟改革的最得力執行人。趙務實能幹、善於領會鄧的意圖、行事風格也有不少接近鄧的地方，自然讓鄧頗賞識。趙在很長時間內意識形態方面的低調甚至相對保守，也讓鄧放心，以至於胡耀邦還在台上時，鄧就指定趙紫陽主持政治改革的方案設計。然而，趙接替胡擔任總書記后並沒有如保守派元老期待的那樣「反自由化」，反倒端了鄧立群的左派老窩「中央書記處研究室」，連陳雲的夫人于若木都下了崗， 引起保守派老人的反感與警覺。在這種情況下，鄧頂著陳雲、李先念的壓力，繼續支持趙的工作。1988年價格闖關失敗，壹線工作的保守派李鵬、姚依林把失敗歸咎於趙紫陽，後邊的元老陳雲、李先念則吹起壹股「倒趙風」，說趙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顯然，壹線趙紫陽與李鵬、姚依林對立的背後，有二線鄧小平與陳雲、李先念的對立。對鄧而言，趙是自己的人，李鵬、姚依林是陳雲、李先念的人，這種微妙的人際關係對理解中共高層政治非常重要，對理解鄧的心理也非常重要。鄧雖然自命是「第二代」中共領袖的領頭羊，其實做不到壹言九鼎。在經濟改革問題上時時受到陳、李的掣肘，這讓鄧並不舒服，也是他需要趙紫陽的原因。儘管鄧內心對趙似乎並未堅定反自由化也會不滿，卻沒有接受陳、李意見把趙換掉，像兩年前換掉胡耀邦那樣，因為背景不同了。鄧仍然需要趙紫陽，更何況現在已經無人可換。
由此可以理解，在1989年春夏那個歷史當口，鄧最終忍痛棄趙，必定經過了壹個反覆思考權衡、內心煎熬的複雜過程：
「4.22」追悼會，趙悼念胡的原擬安排，鄧內心肯定不滿，故強令降低規格。鄧甚至因此對趙的忠誠產生懷疑亦是可能的，對鄧而言也是痛苦的；但正因為鄧趙的特殊關係，加之前述複雜的高層人事背景，鄧很難下棄趙的決心。1989年鄧已經85歲，老年的鄧應該更希圖有壹個穩定的班子去做鄧希望達成的事，那就是促進中國經濟發展，趙紫陽本來是實現這個意圖的不二人選。鄧多次表示要讓趙「再搞兩屆總書記」，還要把中央軍委主席也讓給他，應該不是虛的。到「4.23」趙訪問朝鮮前夕鄧再次表示「回來后把軍委主席職務給妳」，可能有試探趙是否仍然忠誠的成分，但顯然不是要「穩住」他。在筆者所述的邏輯語境內，不存在鄧需要「穩住」趙的問題。
鄧的「4.25」講話（或「4.23」講話） 乃是鄧對發展中的學運的最新判斷，這種「敵對思維」是鄧的真實邏輯，也是那壹代中共元老的共同認知。趙紫陽的「5.4」亞行講話和「敵對思維」不是壹個調，自然引起鄧的進壹步警覺。他要觀察趙是不是第二個胡耀邦，所以故意將近10天不見趙。到「5.13」鄧趙見面，鄧親耳聽到趙紫陽那壹套「肯定學運主流」的說法，心裏更加失望，才有「不要讓人家牽著鼻子走」的告誡。 但此時的鄧是否已經完全失去對趙的信任？還可存疑。因為到此為止趙並沒有直接否定鄧的意見，只是側重點有變化，希望用轉圜的辦法解決問題。鄧已經開始暗中準備，包括調動軍隊以備不虞，但這不意味著鄧已決定棄趙。
真正的拐點發生在「5.16」，那壹天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公開講出鄧小平才是中國的幕後掌舵人。儘管趙只是談了壹個事實，卻令鄧和鄧家大為光火，大罵趙「忘恩負義」。 這是更嚴厲的指責，也是鄧對趙真正傷心的地方。鄧作為耄耋老人，其行為邏輯是清楚的，其實也很簡單：第壹，堅守共產黨領導不容動搖的觀念，這是壹以貫之的，誰批評共產黨，誰就是共產黨的敵人；第二，中國「不能亂」，亂了經濟不可能發展，所以學運必須壓下去；第三，鄧的個人威嚴不容挑戰。鄧其實很愛惜自己的羽毛，他壹定記得1984年國慶遊行隊伍中打出「小平妳好」的標語，那是由於經濟改革成功人們對他的由衷歌頌。但不過5年，事情卻發生了大翻轉，學生絕食、趙紫陽把他公開拋出去，已經導致暴風雨般的倒鄧狂潮。而且，竟然是趙紫陽！這突破了鄧能夠容忍的底線。不僅是認知，還有情感底線。鄧不得不忍痛割愛，揮淚斬馬謖了。
「5.17」鄧家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鄧明確否定了趙的主張，提議用戒嚴控制北京的局勢；趙則明確表示戒嚴他「很難執行」。二人事實上決裂。
鄧後來曾講他對學運已經「極其克制」，所謂「克制」是指竟然允許北京亂了壹個多月「而不採取措施」。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鄧對趙同樣「極其克制」，直到最後也沒有把趙紫陽拿下，而是趙自己「請病假」撂挑子不幹了。這倒可以和晚年的毛壹比，毛當年也曾相當「克制」地容忍過鄧，因為毛需要收拾文革殘局，需要「安定團結」，如果不是四五事件發生，未必第二次罷鄧的官。這才是歷史更為相似的地方。
「5.19」北京宣布戒嚴，鄧把楊尚昆找到家裡說了壹番推心置腹的話：
妳知道，這次事件爆發以來，我承受了多大的黨內壓力。趙紫陽的亞行講話
后，先念就對我講，這是另壹個司令部的聲音，要我表態。以後，陳雲、先念等
都給我打電話交換過好多次意見，按照他們的意思，學生去天安門就是中央縱容的結果，要採取措施。他卻壹點不配合，連壹點配合的意思都沒有。我是不得已而為之。他真的越走越遠了。
鄧顯然很傷感。
按照這個邏輯，鄧在六四后的1990年、1991年兩次傳話讓趙「重新出山」，也並非不可能。
關於趙紫陽
現在，我們轉到趙紫陽。
關於趙，這些年也有兩種說法引發爭議。壹是「爭權論」，二是「軟弱論」。
「爭權論」的發明者是阮銘，另壹位老資格的黨內反叛人士。1992年，六四劇變不過3年，處於流亡狀態的阮銘在台灣出版《鄧小平帝國》壹書，系統闡述他對鄧、趙和六四的看法。阮銘認為，趙紫陽有很強的權力欲，早在1984年就寫信給鄧小平說很難與胡耀邦合作共事，其實是想除掉胡，自己取而代之。1987年1月胡耀邦的下台，是陳雲集團與趙紫陽聯手的結果。 趙紫陽擔任總書記后，陳雲等元老從原來的盟友變成了對手，因為他們更支持李鵬，對趙構成威脅。趙為應對這種挑戰，壹面靠緊鄧，同時聚集壹批青年理論精英，開始鼓噪「新權威主義」，為自己造勢。據說這批「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者勾畫的是這樣壹幅美妙圖景：壹個英明領袖，在他們心目中是趙紫陽，不是鄧小平；鄧小平的『慈禧干政』應當結束。壹批與英明領袖『配合默契』的權力精英，首先是趙紫陽的幕僚們。由他們在中國專制獨裁到下世紀中葉，然後還政於民」。 但趙和他的權力精英們犯了兩個錯誤，壹是沒有努力爭取體制內的改革力量，二是沒有爭取知識分子，對獨立知識分子充滿戒備。這樣就把趙和他的壹小群精英搞成「自我孤立的新權威主義」。
在阮銘看來，六四學運本來給趙紫陽提供了機會，「能夠及時改變已經使他陷於滅頂之災的新權威主義，真正站到支持民主改革的立場上」。當時「趙完全可以掌握與學生對話的主動權、掌握現代傳播媒介的主動權、掌握國家合法機構的主動權（人大常委會正副委員長萬里習仲勛都支持趙紫陽）」，「把形勢逐漸穩定下來是可能的，這樣軍隊就沒有理由開槍，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既成局面」。「但是趙紫陽卻並不這樣做，他並不真心同社會民主運動與黨內民主力量聯合。他考慮的重點是在黨內鬥爭，試圖利用學生民主運動的力量來加強他同李鵬的權力鬥爭中的地位。所以他壹面發表溫和的講話（顯示黨內的兩種不同聲音），壹面卻讓李鵬和李鵬手下的人去同學生對話，不斷地激怒學生，保持緊張局面。他自己站在壹旁放棄對話的主動權，不過是等待鄧小平做出新的選擇，即讓鄧小平覺得李鵬收拾不了局面而由鄧小平自己把賦予李鵬的權力轉移給他，再由他來收拾民主運動。但是趙紫陽在這壹點上估計錯了。鄧小平把趙紫陽的這種態度，視作趙紫陽要他交出權力。他寧肯調動幾十萬軍隊佔領天安門廣場，也不願意示弱於要他交出權力的人。趙紫陽對鄧小平的錯誤估計導致自己的下台。」難怪鄧小平的家人指責趙的「人品壞」，「所謂『人品壞』，意思當然是趙要奪鄧的權」。
按照上述權斗邏輯，其實還可以推出壹個「更壞」的趙紫陽。阮銘不過是說趙紫陽要同李鵬爭權，而並未覬覦鄧的最高權力（趙的精英有此想法、鄧及鄧的家人有此猜測均不等於趙本人有此意圖）。但趙在事件演變中的壹些做法卻完全可以解讀為趙在為鄧挖下陷阱，特別是「5.16」會見戈爾巴喬夫公開拋鄧之舉，難道不是要置鄧于死地然後取而代之嗎？陳子明在反思六四的文章中也談到「長期以來就有壹種說法，早在1988年底，趙紫陽的智囊就在香港操作『倒鄧保趙』；1989年2月『終於傳來了他（趙）要下台的信息』。學潮的爆發給趙紫陽提供了壹個延續政治生命的機會，所以他從朝鮮回國后『就決定將矛盾公開，打起自己的開明牌來了』。據說，5月16日傍晚，『玩火者』趙紫陽在問清楚是電視直播的情況下，決定在政治舞台上賭壹把大牌」，於是就有了趙公開拋鄧之舉。
這已經近乎某種「陰謀論」。如果說鮑彤闡述的邏輯本質上是鄧小平對趙紫陽的「陰謀論」，那麼阮銘和從阮銘觀點引申出來的這套說法則是趙紫陽對鄧小平的「陰謀論」。方向相反，卻殊途同歸。然而，在我看來，這兩種「陰謀論」都是不能成立的。
鄧的「陰謀論」不能成立已如前述。趙的「陰謀論」不能成立首先在於阮銘的立論前提有問題。說1984年趙紫陽就有取代胡耀邦的想法，根據無非是當年5月26日趙紫陽寫給鄧小平的那封信。趙在該信中希望趁老同志們健在，「為我們黨制訂必要的領導制度，並親自督促付諸實施，使之成為習慣，形成風氣，不因人事的變化而起變化，壹代壹代地傳下去」。 該信並沒有提及胡耀邦。當然，1984年的胡趙關係有不是很協調的地方。總書記胡耀邦對經濟工作時有插手，外出視察給地方「加碼」、「許願」，給國務院工作造成被動；作為總理的趙紫陽也不同意胡耀邦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搞經濟，等等，這才有了趙紫陽給鄧小平的這封信，本意是理順工作關係，形成健康的「領導制度」。胡趙同為中共體制內改革派領導人，但胡趙身邊也各有自己的「圈子」，胡「圈子」的人多對趙的這封信有意見，加上趙在1987年1月倒胡「生活會」上的批胡發言，難免推測趙早有取代胡的野心。阮銘曾在中央黨校工作，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屬於胡「圈子」人士，持有此說並不奇怪。但趙「圈子」的人不同意這樣的判斷，他們認為即便趙的行為有不妥之處，也不意味著趙試圖取代胡。比如蔡文彬，蔡是趙的老部下，在《晚年趙紫陽》壹文中，蔡認為趙不應該寫1984年那封信，1987年1月「批胡生活會」上的某些發言也不妥，像說胡「喜歡壹鳴驚人，不受組織約束」、「將來可能成為大問題」等，但蔡不認為趙的本意是要搞掉胡耀邦。「人無完人」，胡趙各有局限、各有遺憾，但他們都是改革時代偉大的領導者，二人總體上也是團結的。 我認為蔡的上述評價大體公允。
至於新權威主義，阮銘強調它是趙紫陽智囊班子的產品，意在樹立趙的權威，其實了解中國當代思想潮流的人都知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很多並非趙紫陽政改研究室的人，像蕭功秦、吳稼祥，他們或是大學教授，或在中南海「行走」，但均不屬於趙紫陽「圈子」。他們提倡新權威主義，本意是論證他們認為更合理的中國政治轉型之路，那就是藉助鐵腕領導者排除改革道路上的各種障礙，先實現經濟自由化，培育公民社會的發展，最終實現政治民主化。如果說蕭、吳之類學者的「鐵腕領導者」是有所指的，那他們更屬意的乃是鄧小平，而非趙紫陽，因為誰都知道是鄧在掌握實權，這和20年後蕭、吳的新權威主義又把希望寄託于習近平是同壹個道理。當然，蕭、吳只是「剃頭挑子壹頭熱」而已，因為無論當年的鄧還是今天的習都絲毫沒有要「民主化」的意思，鄧只是在強人政治有利於經濟發展意義上肯定過新權威主義。趙也同樣，至少在1989年前。被軟禁后的1994年10月，宗鳳鳴來看望趙，問「有人稱妳贊成新權威主義的，是否這樣？」趙答：「據說是吳稼祥提出的新權威主義，但我不知道新權威主義到底是怎麼回事，我也不認識吳稼祥。我只聽說，台灣有個教授曾對幾個青年說，妳們應該了解壹下台灣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台灣如果沒有強人政治，穩定壹個時期，使經濟得到發展，台灣就沒有今天的民主。後來我去鄧小平那裡，曾提到壹種新權威主義說法，就是強人政治穩定形勢，發展經濟。鄧說他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對這個問題，我既沒有表示贊成，也沒有表示反對，我只是感到也有道理。因為在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矛盾多，需要有權威人物來推動。」
趙內心當然不會沒有對權力的渴望，這是人性，尤其當他已經處於那樣的高位。但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看，趙並非單純戀權、爭權之徒，而是有責任感使命感的改革者。趙尤其不可能覬覦鄧的權力。做出此類推測是關於趙的「陰謀論」的最大敗筆。為什麼呢？因為在陳雲、李先念等元老都在、且在攻趙的情況下，鄧是趙最大的擋箭牌，趙不能沒有鄧的庇護。趙沒有建立自己的隊伍，包括體制內官員、軍隊高層、知識分子（這些方面阮銘的批評是對的），恰恰說明他還想仰仗鄧，把鄧視為「中國最大的政治」，而不是奪鄧之權，那樣就等於自尋死路。況且，直到六四學運爆發前，趙仍相信鄧信任他。在這個判斷背景下，趙也不會視李鵬為有實質威脅的權力爭奪者。
阮銘稱趙「壹面發表溫和的講話（顯示黨內的兩種不同聲音），壹面卻讓李鵬和李鵬手下的人去同學生對話，不斷地激怒學生，保持緊張局面。他自己站在壹旁放棄對話的主動權」，這個敘述是不符合史實的，因為「5.4」亞行講話后的趙已經在安排和社會各方的積極對話，「5.13」學生絕食后還特意指定閻明復等和學生代表對話。真正需要質疑的，是為什麼趙「4.23」堅持赴朝訪問達壹周之久，而事實上放棄了控制局面的主導權？筆者以為，在整個六四學運期間，趙有兩次舉措失當，「4.23」堅持赴朝是第壹次，甚至，說舉措失當都輕了，而是重大錯誤。趙自己對堅持赴朝的解釋是「隨意更改預定的國事訪問，會讓外界揣測我們政局不穩」。 聽起來似乎也有道理。但截止到「4.22」為止，學生運動已經出現很多非同以往的跡象，社會也已經像壹把乾柴，點火就著，難道趙紫陽缺乏相應的敏感？就那麼自信不會發生問題？這就迫使人們做出另壹種推測：也許趙有「私心」，在洶湧的學潮和保守派對他的攻擊面前暫時退避，不讓保守派抓住把柄，同時觀察學運的走向，給自己留出空間。用陳小雅的說法，這叫「從兩造之間『縮身』，既可讓保守派與學運彼此消耗，又不給存心倒趙的保守派留下『非程序更疊』的口實」。 但這樣做的後果卻是喪失了在壹線掌控主導權的機會。可以想象，如果趙留在北京親自處理學運，保持和鄧的直接溝通，未必壹定有「4.26」社論和「動亂」結論。鄧固然不會改變他對學運「有壞人」的基本判斷，但只要趙的「漿糊術」足夠高明，沒有讓保守派得勢發表成文的定性文章，事情就有轉圜的餘地。趙在處理此類事情上並非沒有成功過。可惜趙自己放棄了這樣的機會。從後來歷史演變看，此乃大錯，因為趙不在給李鵬提供了可能，順著鄧的敵對思維邏輯煽風點火、添油加醋，才有「4.26」社論產生；推翻「4.26」「動亂」定性是學生核心訴求而再再不可得，才有絕食發生而導致慘烈結果。鄧固然是「6.4」鎮壓慘劇的元兇，趙的退縮、不智亦構成整個因果鏈條中的壹環，不可挽回矣，豈不令人嘆息！
趙的第二次舉措失當，是「5.16」會見戈爾巴喬夫時的公開「拋鄧之舉」。趙明確告訴戈，戈與鄧小平的會見，才是中蘇兩黨恢復關係的標誌，因為中共有決議，重大事情還需要小平同志掌舵。如前所述，這個談話引發鄧和鄧家的巨大憤怒。趙自己在後來的回憶中多次表示委屈，說他無意傷害鄧的感情，而是在當時場合必須說的話，因為在趙之前見了戈爾巴喬夫的鄧只是籠統地講「兩黨領導人的會見就意味著兩黨關係的恢復」，可能引起蘇方誤會，趙必須把鄧沒有講明白的話補上，是鄧戈會面而非趙戈會面才標誌兩黨關係的正式恢復，這樣又必須解釋鄧而非趙才是中共最高決策人。 從這個邏輯看，趙的委屈是有道理的。而且向外國領導人通報這個情況，這也不是第壹次。但鄧為什麼會大發其火、很多人也把趙的談話視為「拋鄧」動作呢？原因在於時間點和談話的報導方式。「5.16」趙戈會見時，正是天安門廣場絕食正酣，舉國上下千夫所指者已經不僅是李鵬，而且開始向鄧集中，恰恰在這個時候，趙發表這個談話，還強調要「直播」。這就是問題所在。鄧固然因大發其火暴露了色厲內荏的本質，知道自己的做法不得人心，但趙紫陽難道沒有想到，對億萬憤怒中的民眾來講，此時公布鄧的太上皇身份恰恰是給爆裂中的社會火上澆油嗎？即便該補的話必須補上，就不能不公開播出，以免引出不良後果嗎？難怪趙的「陰謀論」者會由此斷言趙居心叵測，已經按捺不住要倒鄧奪權。
然而，筆者仍然不認為那是趙在公開向鄧宣戰、要和鄧決裂。理由還是那壹條：趙需要鄧；無論當時還是以後，趙都不具備詆毀鄧的主觀故意。吳偉認為，「趙紫陽的本意是想以此貫徹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提高領導機關活動的開放程度，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的原則，在這種形勢下卻引出事與願違的結果，不能不說是壹場歷史的『誤會』。」
無論是否「歷史誤會」，事實是在趙最需要鄧、也希望說服鄧改變學運定性時，卻如此不智地把「太上皇」直接晾在全國公眾面前，讓鄧立刻成為眾矢之的。它提供的信號足夠強烈，以致自由知識分子迅速採取行動，要向當代中國的「慈禧」宣戰了。嚴家其起草的「5.17」聲明這樣寫道：
清王朝已滅亡78年了，但是，中國還有壹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壹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布，中國的壹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話，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
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這個聲明真實地表達了當時知識分子的普遍情緒，也把趙紫陽徹底裝進「舉旗謀反」的筐子。但人們是否想過（或事後反思過），在中國的現實權力語境中，趙紫陽真的有「謀反」力量么？而且，鑒於嚴家其參加過政改研究室的工作，被認為是趙紫陽的人，這份聲明又會讓保守派產生什麼聯想呢？
當然，應該指出的是，即便沒有趙的「5.16」公開「拋鄧」，趙鄧事實上的對決（不是趙對鄧的謀反）也已經勢不可免。何以如此？學生絕食已經4天，趙認為事情不能再這樣拖下去。「5.16」趙戈會談后安排晚宴，興奮的趙又多喝了幾杯。在隨後召開的緊急政治局常委會上，趙公開提出要推翻「4.26」社論定性，肯定學生主流，以結束學生絕食。這固然是趙久已憋在心裏想說的話，但畢竟壹直沒有正式講出來，因為他知道，這樣講就是公開向鄧挑戰。趙表示自己可以承擔全部責任，試圖給鄧開脫，但趙的提議仍然遭到李鵬、姚依林等保守派常委的拒絕。會議結果是鑒於事態的緊迫性，次日提請鄧等老同志議決。 而「5.17」會議上，鄧和其他中共元老認定「退無可退」，「再退就要把中國讓給他們了」。鄧尤其強調「壹些別有用心的人，他們的根本口號就是兩個，壹是要打倒共產黨，壹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壹個完全依附於西方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不懂得這個根本問題，就是性質不清楚」。 可見，在鄧趙之間，這是多麼尖銳的立場對立、又是多麼互不相容的兩種認定啊！趙鄧已經無可避免地走向決裂。
行文至此，可以引出對趙的第二種批評了，那就是趙紫陽「過於軟弱」，沒能在歷史的緊要關頭振臂壹揮，充當時代的弄潮兒，徹底扭轉歷史的方向。李偉東在他的大作《六四反思：十大分歧新解及今日中國之路》中是這樣表述其觀點的：「這場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我看來就是由於改革派沒有及時抓住民眾的支持跟保守派做最後的對決」。從「5.4」到「5.20」，改革派壹再退讓，而「如果趙紫陽帶領的改革派敢於抗爭的話，這場革命是完全可能成功的」。比如，為什麼不能想象，趙紫陽「5.19」凌晨去廣場看望學生，就留在廣場不走了，廣場立刻成為民主派戰鬥的中心，趙紫陽是合法的中共總書記，黨心、民心都在他這邊，軍隊也可能倒戈，結局就會完全不壹樣。可惜，由於改革派的「軟弱」，自己最終黯然出局，留下學生和手無寸鐵的民眾與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對決，革命最終犧牲在血泊中。這就是六四真實的歷史。
是的，既然已經決裂，為何不拚死壹搏，拼他個魚死網破？
然而，在我看來，這是對趙紫陽提出了過高的要求。由於以下兩個原因，趙不可能真的去「拚死壹搏」。首先，認知方面的原因。1989年的趙，還沒有在認知層面達到徹底否定中共體制的程度；他的政改設計仍然是如何「堅持黨的領導，但改變黨的執政方式」；趙推動的社會協商對話仍然在民主社會主義範疇內（他和戈爾巴喬夫相談甚歡、相見恨晚，幾乎壹醉方休，大概也是因為見解相近）；他還沒有足夠的理論武器去對抗、瓦解鄧的敵對思維；他尚不能理直氣壯地反駁鄧說，那種懷疑學生隊伍中「有壞人」的邏輯本來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邏輯，壹定要區分「敵人」和「自己人」，別人批評妳就壹定是要推翻妳，這才是鄧和所有中共保守元老致命的思維誤區；他也不能反駁、化解鄧和其他元老「退無可退」的恐懼，因為客觀地講，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的要求最終的確會導向對整個共產黨專制體制的否定，儘管體制的解構不等於中共作為壹個政黨就壹定下台；而當時的趙本人未必能區分這兩者，也未必非常清晰地意識到這種解構是大勢所趨，代表著歷史的方向，從而自覺地重新站隊。簡言之，1989年的趙紫陽既不是1956年的納吉·伊姆雷，也不是1991年的葉利欽。匈牙利事件時的改革派納吉之所以義無反顧，是因為他已經有非常清晰的轉型路線圖，那就是結束共產黨壹黨專制，建設多黨政治，退出華沙條約組織，所以毛澤東才認定匈牙利發生的是「反革命事件」而力促赫魯曉夫出兵鎮壓；蘇聯「8.19」事件時的葉利欽之所以能登上坦克振臂高呼，壹舉粉碎蘇共保守派的政變圖謀，是因為他在認知上比戈爾巴喬夫走得更遠，早已認同憲政民主體制才是俄羅斯未來的方向。1989年的趙紫陽尚沒有達到這壹點，達到這個高度是幾年後（大約到了1994年、1995年）軟禁中的趙大徹大悟、認知升華的結果。 就此而言，說趙「軟弱」其實是不準確的，認知清楚但缺乏行動勇氣才叫「軟弱」，趙的問題顯然不在此。
其次，即便趙有這個認知，他也缺乏「拚死壹搏」的組織力量。這就回到阮銘對趙的批評，他沒有在高層著力建設自己的隊伍，又刻意對獨立知識分子保持距離。誠然，「5.19」的北京和全國，已經不需要趙紫陽再說什麼，他若真的留在天安門廣場不走了，會贏得學生、知識分子和民眾的熱烈支持。然而，還有壹個最重要的因素：軍隊。軍隊會支持趙嗎？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判斷，很遺憾，答案是否定的。中共最高掌權者對軍隊的控制是共產黨維繫政權最重要、最成熟的經驗之壹，鄧可以不做黨的總書記，但要做中央軍委主席，保持對軍權的控制，就是這個道理。中國軍隊的高級將領在政治上多保守，「5.19」戒嚴令發布后雖有「八上將」反對戒嚴的表態，稍作工作也就平息了。 這與1991年的蘇聯全然不同，蘇聯軍人之所以在「8.19」事件中沒有支持蘇共保守派而集體杯葛，是因為自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改革以來，這個改革已經深入到蘇軍內部，蘇軍各級指揮員已有相當多的人接受了自由民主價值觀，這是「8.19」事件中蘇聯軍人集體抗命、拒絕向人民開槍的思想和認知基礎。 但中國軍隊完全沒有這個基礎。戒嚴令發布后解放軍部隊被百萬北京市民自發擋在城外，雙方對峙達半月之久，但接到命令后軍人最終還是向學生和市民開了槍，說明什麼呢？除了證明中共對軍隊的成功洗腦和控制，不能說明別的。
這再壹次讓我們慨嘆歷史的無情。不要忘記鄧在學運爆發前還許諾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轉交給趙，而且本文分析了這種許諾並非虛言。倘若假以時日，趙真的從鄧手中接過軍委主席大權，趙的民主認知也走向成熟，而中共元老壹代自然消逝、退出歷史舞台，中國的命運、前途會不會是另壹番景象呢？回眸那個歷史當口，民主轉型的正面因素雖在迅速成長、聚集，但尚未「到位」（認知不到位，組織不到位），遠沒有到「臨門壹腳」的時候，歷史卻過早「攤牌」，沒有給壹個繼續「孵化」的時間；「攤牌」的結果，又是轉型的阻力被激發、被放大，最終成為左右歷史的主導要素，遂有六四的血腥結局，中華民族又壹次深陷歷史弔詭，豈不令人扼腕長嘆？！
再說壹遍，總結這些，提出各種因果假設，不是在非難歷史和歷史中行動的人，而是要從歷史中學習，使我們及我們的後人更聰明些、更成熟些。
從歷史正義角度看，人們既不應苛求六四學運中的學生，也不應苛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他們已經做了他們能做的壹切。學生在廣場堅持到底，表現出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趙紫陽寧願丟官、坐牢，也不做鎮壓學生運動的總書記。這是了不起的精神境界，足以永垂歷史。真正要譴責的是鄧小平、李鵬和中共保守派元老。鄧因最終下令開槍而成為歷史罪人。然而鄧亦並非天然是屠夫。鄧用了這麼久才最後下達屠殺令，足見他自己完全明白這壹步走出去他的歷史記錄將是什麼。但他還是這麼做了，因為按照共產黨保守派自己的邏輯，他們也已經別無選擇。
關於美國政府與六四
現在我們轉向另壹個話題：美國政府在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后的作為。
本來，無論從何種標準衡量，北京六四屠城，都是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的行為，它理所當然遭到西方各國的譴責，美國也不例外。在短短壹個月時間里，美國政府和國會先後4次發表聲明或通過決議，宣布終止中美間高級官員互訪、停止軍售、阻止國際機構向北京貸款等壹系列制裁措施，美國國會還通過決議，給予所有願意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綠卡身份。這些聲援和舉措當然給了海內外追求自由的華人以鼓舞。但人們不知道的是，屠城慘劇發生不久，美國行政當局已經和北京秘密聯繫，喬治·布希總統甚至打破自己頒布的高級官員互訪禁令，派特使秘密前往北京。這又是怎麼回事呢？
為弄清楚美方動機，我查閱了布希總統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將軍合寫的回憶錄《A World Transformed》。 據此書記載，六四屠城后的第二天，也就是6月5日，布希總統就試圖直接和鄧小平通電話，向中方解釋美方立場，但竟然遭到北京方面拒絕；沒有死心的布希總統於是親自起草了壹封給鄧的信，通過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轉交北京。信是這樣寫的：
我懷著很沈重的心情給您寫這封信。首先，我想您壹定知道，我本人帶有強烈信念，那就是美國和中國之間保持良好關係對雙方的基本利益都至關重要。其次，我對您為中國人民和妳們偉大國家的進步所做的壹切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為老朋友寫這封信是為了尋求您的幫助，以維持我們雙方都認為非常重要的關係。我努力告誡自己不要介入中國的內部事務，不要試圖頤指氣使地告訴中國如何處理它的內部危機。我尊重我們兩個國家、兩種制度間的差別。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傳統抱有極大尊敬，中國已經為世界文明的發展貢獻良多。但，我也請您記起我們年輕的國家由以立身的那些原則。這些原則包括民主與自由——表達自由、結社自由、免於強權壓迫的自由。對這些原則的信奉不可避免地影響著美國人觀察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對其他國家發生事件的反應……。
同樣基於以上原則，我作為美國總統（對天安門事件）採取的某些行動是不可避免的。如您所知，壹些應該採取更強硬行動的叫囂在我們這裏仍在強化。我正在抵制此類叫囂，以此表明我不希望美中之間經過千辛萬苦建立起來的關係毀於壹旦。我也在向美國人民解釋我不願意由於經濟制裁而加重中國人民的負擔……。
當朋友之間出現困難時，就像現在，必須找到壹條彼此展開心扉的道路。為此，我在考慮您能否接受壹位特使，他將代表我前往北京，以便討論我們雙方都認為最重要的那些問題。我們不應該讓我們兩國的關係再受到損害……
中國民主人士讀了老布希總統這封信壹定會感到詫異，甚至憤怒，因為美國總統在這樣壹個時刻寫給中國獨裁者和屠夫的信顯得過於卑躬屈膝。信件的確反映了美國人對中共、對中國認知的某種不準確，有些原則問題的把握也不正確。比如，布希總統自認為了解中國，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前，他就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到處轉，他也非常清楚由於「百年國恥」，中國人對來自外部的各種聲音極其敏感。正因為此，布希給鄧的信使用了十分謹慎甚至謙卑的語言，生怕招惹北京的不快。但中國的民主人士會指責美國總統混淆了「中國」和「中共」的區別，中國近代史上的「百年國恥」的確是中國人不能忘懷的事實，但這不意味著中國的當政者可以以此為由拒絕外部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批評，這種基於人類普世價值的批評與當年列強對中國的干涉完全是兩回事，只有堅持壹黨私利的中共統治者才會故意混淆這兩者的根本區別。但美國總統的信竟然默認了這壹點，而把天安門鎮壓說成是中國的「內部事務」，美國出於對另壹種「文化」的尊重對此不應做出過分反應。原則上講，這是壹個巨大的錯誤。
布希總統的信如此謙恭，某種意義上也出於他對鄧的好感。壹般而言，1970年代和中國重新建立關係的壹代美國政客，包括尼克鬆總統、基辛格國務卿和當時的美國駐華外交官喬治·布希，多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傳奇歷史帶有幾分敬畏，這是比他們年長壹輩的異國革命者的非凡經歷，儘管他們是共產黨人。據壹些美國學者的研究，鄧在美國人眼裡尤其是壹位改革者，甚至「真正的改革家」，是鄧在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向前走。按照這個邏輯，中國的大學生不顧遊行禁令，在示威活動中推崇胡耀邦，反倒是壹件「挺奇怪」的事情。 美國人甚至相信鄧是真心和美國好，只是由於壹些「鷹派」人物的挑唆，才使鄧「變得相信美國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 我不知對美國人認知的如上描述是否準確。若真如此，這種對中國事務的理解顯然是不及格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美國人的地緣戰略考慮，也就是美、蘇、中之間的大三角關係。1969年美國人重新評估中美關係、1971年努力打開中美關係僵局、1972年實現尼克鬆的「破冰之旅」，均建立在同壹戰略前提之上，那就是聯華制蘇，把中國當作冷戰年代制衡蘇聯的壹個幫手。反過來也壹樣，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也把美國視為中國抗衡蘇聯威脅必須藉助的力量。到了1989年，中蘇關係有緩和趨向，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甚至要訪華，這讓美國人有些緊張，因為他們吃不準戈爾巴喬夫到底要做什麼，他的「公開性」改革是要向西方靠攏嗎？還是說，他要建壹個更強有力的「社會主義」和西方對抗？如果是後者，那將意味著壹個新的噩夢的到來，因為戈爾巴喬夫如此年輕而有活力，這將是對西方巨大的威脅。正是因為這壹切，美國人急於了解中蘇關係的未來走向，而忙不疊地利用日本裕仁天皇去世需前往弔唁的機會「順訪」中國，「搶在戈爾巴喬夫之前和中國領導人會面，以進行必要的戰略磋商」。
1989年2月25日，剛剛就任美國總統不久的布希壹行到達北京，受到鄧小平的熱情接待。鄧稱布希為「老朋友」，並告訴布希「戈爾巴喬夫即將對中國的訪問並不意味著中蘇重建針對美國的舊式戰略聯盟」。「誠然，我們正在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就像美國也在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壹樣，但迄今為止，仍有許多問題亟待解決」。鄧特別談到近代歷史上「有兩個國家對中國的傷害最大」，壹個是日本，另壹個是沙皇俄國和後來的蘇聯。由於二戰戰敗，日本最終沒有從中國拿走什麼，蘇聯就不同了，「藉助雅爾塔協議，蘇聯不但割走了外蒙古，還獲得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從赫魯曉夫時代至今，蘇聯壹直保持著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不但在和中國西北邊境接壤地區屯紮重兵，蘇聯軍機在朝鮮有活動，印度、越南也可以見到蘇聯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當然視蘇聯為最大的威脅，也正因為此，毛主席和周總理才做出巨大努力改善與美國的關係」。鄧接著說，中國希望與蘇聯關係正常化，「但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後會發生什麼？老實講我也不知道。最重要的是蘇聯是否願意拆除它的對華包圍圈，比如在阿富汗和柬埔寨撤軍」。「鑒於這段晚近歷史，人們能說中蘇之間將恢復往日的聯盟，就像1950年代那樣么？不，不會的，這不可能發生。」
1989年2月的會見，鄧小平給布希吃了顆定心丸。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幾個月後美國總統面對突如其來的北京天安門事件顯得如此躊躇和猶豫不決。美國仍然需要北京這個戰略盟友，儘管北京當權者對學生的鎮壓不符合美國的價值觀。國會議員們可以義憤填膺，可以高舉制裁的大旗，因為他們站著說話不腰疼，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美國總統作為行政和外交事務的決策者則必須考慮更複雜的戰略環境，以評估美國的戰略利益。
1989年7月1日，美國總統特使斯考克羅夫特乘坐機身經過偽裝的C-141美軍運輸機，悄悄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次日上午即面見鄧小平、李鵬、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和外交部長錢其琛。鄧上來就指責「美國過深地捲入了北京事件」，美國國會聽信「謠言」，採取了壹系列反華舉動。「我們沒有觸犯美國的利益，是美國在大規模侵犯中國的利益，傷害了中國的尊嚴」，所以「解鈴仍需寄鈴人」，美國政府必須首先邁出和解的第壹步。斯考克羅夫特告訴鄧美國國會和絕大部分美國媒體都在指責布希總統「行動不夠堅決」，三天前美國會眾議院剛剛以480票對0票通過更強硬的對華制裁案、就便總統行使否決權也很難改變這種結果；如果北京方面對事件的善後處理稍顯寬大，都會有助於布希總統說服國內公眾、有助於世界輿論的改善。鄧聽后竟厲聲回答：「我認為美國人必須懂得歷史。我們打了22年仗、死了2000萬人才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再加上3年朝鮮戰爭，就是打了25年仗……。沒有什麼力量能取代中國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這不是壹句空話，已經被幾十年的經驗所證明」。鄧表示對那些動亂分子的處理絕不會手軟，「至於美國方面會怎麼做，我們拭目以待」。說完拂袖而去，把客人丟給了李鵬和其他中國官員。
顯然，鄧在氣勢上壓倒了美國特使，這幾乎是布希總統那封信的必然結果。回想那個歷史當口，四面楚歌中的北京政權其實非常需要美國支持、也巴不得美國總統特使來，但老道的鄧還是唱了這出黑臉戲，抓住美國人的弱點，用純熟的政治談判技巧壓住對手，他的那套「主權」、「內政」不容干涉的說法也再次忽悠了美國人。 半年後，斯考克羅夫特再次來到北京，這次是公開的，事實上向外界表明美國政府已經打破高層互訪的禁令。鄧要求美儘快結束制裁，還要求美方邀請江澤民總書記訪問美國，以顯示中美關係已經重回正軌。這次訪問還有壹個小插曲值得壹提：斯考克羅夫特雖然是公開來的北京，仍然希望盡量低調，但在中國外長為他舉行的酒會上，面對突然出現的攝影機，斯考克羅夫特馬上意識到他面臨壹個兩難抉擇：「要麼我和中國方面碰杯，而這壹舉動很快會被國內媒體指責為『和天安門屠夫』把盞敬酒；要麼拒絕碰杯，而這會危及此次來華的使命」。「我選擇了前者，令我懊惱不已的是，我馬上成了『名人』，而且是在這個詞的最負面意義上」。 多年後的2002年，錢其琛訪問美國，斯考克羅夫特還念念不忘此事，稱「那壹次妳們可把我整苦了」。
後續事情的演變仍然壹波三折。斯考克羅夫特第二次訪華結束剛回到美國，東歐劇變發生，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死於非命，美國人重新評估世界格局。既然冷戰即將結束，中國對美已經不再那麼重要，這使得美國政府對北京的態度發生微妙變化。1990年4月，中方提出派特使秘密訪問美國，美方以國內氣氛不適合來訪為由婉拒；後來白宮提出可以在第三國見面，北京則沒有接受。據錢其琛回憶：「對於美方的短視行為，小平同志於5月14日托來華訪問的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轉告布希總統，提醒他不要因東歐事情過於興奮」，中國不是東歐。 總之，中美關係重新陷入僵局。到了1990年夏季，海灣危機爆發，美國為了獲得聯合國授權打擊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必須得到中國支持，才重新拉近同北京的關係。
在其後的時間里，北京為打破西方制裁多方活動。第壹個突破口是日本。日本在1990年即恢復對華第三批日元貸款。北京又利用1990年9月紐約聯合國大會的機會與當時的歐洲共同體「三駕馬車」（歐共體上任、現任、下任主席國）外長舉行會晤，為結束歐洲國家制裁創造條件。1991年8月10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來到北京，是西方實施制裁后第壹個來華的西方陣營首腦。1991年11月15日，美國國務卿貝克訪問北京，雙方經過艱苦談判亦取得進展，美方不但撤銷了某些制裁，還承諾支持中國「入關」（加入關貿總協定，即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年輕的民主黨人柯林頓戰勝共和黨的老布希總統，成為白宮新主人。上任后的柯林頓壹改布希政府的對華老套子，開始執行美國國會壹直主張的貿易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記錄挂鉤的政策。 1994年3月，柯林頓還派了他的國務卿華倫·克里斯托弗前往北京，希望說服北京方面就範，但很快就發現碰了大釘子。中南海故意在美國國務卿到來之際逮捕13位異議人士，國務院總理李鵬則對來訪客人宣稱「絕不接受美國的人權觀」。 最後，是美國人自己撤掉了人權與貿易挂鉤的做法。那麼，除了北京的強硬以外，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美國最終從價值立場退縮了呢？關於「遏制」還是「接觸」的爭論可以提供部分理由。畢竟，中國太大，「遏制」並不容易；還是「接觸」它，把它融入世界，或許還有「改造」它的機會。這是相信經濟成長有利於民主化的壹部分人士的看法。不管最後是否應驗，這個立場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促成美國從價值立場退縮的還有壹個原因，或許是更「硬」、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美國商界的壓力。早在1980年代，華爾街已經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領悟到了巨大的商機。天安門鎮壓，堵住了希望繼續和中國做生意的資本家們的嘴，但1992年鄧小平南巡，中國的商機又來了。所以「到了1994年，美國企業界已經動員起來，反對以對中貿易為槓桿，追求政治目標」。在這個背景和壓力下，美國政府的政策「亦從試圖改變中國內政，變成善加利用它提供的經濟機會」。
這就是資本的力量。它同地緣政治力量壹樣，凸顯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的複雜。美國人曾經真誠地支持中國的六四民主運動，為中國青年爭自由的努力而感動、而吶喊；但美國也有它的多面性。價值理想、商業利益、地緣政治，這些東西也往往打架。歷史就是在它們的相互碰撞中走下來的。
六四與今日之紅色帝國
六四是當代中國的分水嶺。
六四鎮壓曾使中國共產黨陷入空前的合法性危機。我在以前的著作中這樣定義合法性、合法性危機及其「前設條件」：合法性本來意味著臣民（前現代）或公民（現代）對統治者（或權力受託者）的認可；當壹個社會體系的制度潛能還有挖掘的可能，體系內含的矛盾尚未充分展開、擬或僅僅稍露苗頭而不足以構成威脅時，該體系的合法性尚能存在或尚可維持，亦即該體系的合法性尚能得到臣民或公民的認可；而當社會體系的制度潛能日益枯竭、制度表達與制度實存間的鴻溝日益加深、體系內含的「對抗性」矛盾充分暴露、體系已很難用傳統整合方式彌補巨大的社會裂痕時，合法性危機的到來就成為不可避免。從中國批判理論角度言，我們可以把上述批判客體（社會體系）之內在矛盾的積累、展開與成熟理解為對象合法性危機的前設性條件，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壹個社會體之制度潛能的枯竭化（原有制度框架無力調節日益尖銳的社會結構性衝突），而原有制度表達（意識形態）已經墮落為扭曲、粉飾制度罪惡的工具，乃是該體系合法性危機的前設性條件。
然而，令人錯愕的是，在過去30年中，中國共產黨統治者成功擺脫了這個危機，在戰戰兢兢中走了過來，甚至實現經濟上的強勢崛起。於是開始有人說當年六四鎮壓是「正確的」，沒有黨和政府採取斷然措施，就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中國今天取得如此巨大的奇迹，都是以政治穩定為前提條件的」。
此類觀點當然不值壹駁。誠如本文第壹節所言，1980年代的「改革十年」本來正在創造中國進壹步走向憲政文明的前提條件；舊有體制潛能的枯竭化本身就在召喚新的需求，民主轉型的需求。無論學生、市民的呼籲還是知識分子的主張，都是社會前進的「正能量」，它非但不會造成破壞，恰恰會促成真正的「穩定」。只有堅持敵對思維的統治者，才會把這樣的要求視為洪水猛獸。試想，若當時的鄧認同趙的思路，啟動更加大胆的政治改革，鼓勵說真話、建立社會協商機制、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黨國的腐敗斷不至於達到後來病入膏肓、無葯可治的程度，中國或許早已迎來政治清朗、民族創造力迸發的春天，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且伴隨著巨大代價）。在這個意義上，是六四鎮壓斷送了中國的政治現代化，也斷送了壹個文明、健康、真正穩定的國家進步過程。
但，我們同時也要看到，正是六四危機提醒統治者必須從經濟績效角度重塑其合法性，這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根本背景。鄧深知六四開槍已經毀了他大半英名，他不能允許經濟改革再中途剎車。鄧深信，中國老百姓是講實惠的，只要大家生活改善了，共產黨的江山就能坐得穩。所以鄧號召在黨的領導下（也即決不放棄權力壟斷的前提下）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而，鼓勵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經濟大門洞開、政治改革停滯，其結果能是什麼呢？只能是官商勾結、畸形的財富涌流和社會的徹底貪婪化。中國人確實迅速富裕了起來，兩極分化也達到驚人的程度。但黨國並不在意這些，不過「成長中的陣痛」而已。2001年，中國「入世」，搭上全球化快車。2010年，中國GDP躍升全球第二，黨國有了新的本錢。於是合法性再次轉換，「民族復興」、「大國崛起」成為新的動員令。接下來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了。2012年上台以來，習壹反前任江澤民、胡錦濤的謹慎小心，對內大刀闊斧整頓吏治，對外以紅色帝國雄姿強勢崛起。黨國不再「韜光養晦」，而在全球四面出擊，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了。
這個演變令人吃驚。今日紅色帝國的堂然出現作為六四鎮壓后中共幾輪合法性轉換的不期然結果，似乎證明了中共政權的生存能力、學習能力和自我調整能力，對此人們是大大低估了。新的歷史弔詭表現在：人們本來寄希望于中國民間社會的成長，寄希望于體制內出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大陸的蔣經國，但結果卻迎來了新的雍正皇帝。的確，按照前現代標準，習不愧壹個勤勉皇帝的稱號，他樣樣親力親為，十幾個「小組長」哪壹個也不是虛的。中國官媒給百姓傳遞的習的形象是：敦厚大氣，親政愛民，重塑傳統，嚴整吏治，發展武備，開疆拓土，有容乃至，協和萬邦，洋洋然壹派「明主」和「盛世」氣象。海內外的反對派們不服：什麼「盛世」？「潰而不崩」而已。筆者以為，我們應該坦率承認，改革開放40年、六四后30年，今天的中國的確是自鴉片戰爭以來180年「國勢」最旺的時候。這不全是共產黨的功勞，但又確實是在共產黨治下取得的。就此而言，紅色帝國正在崛起，並非妄言虛話。
然則六四先烈的理想置於何處？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又在哪裡？
我以為，人們不必著急，也不必失望。看看中國前現代那些「盛世」，哪個不是輝煌壹陣子，就無可避免地走向衰敗？當然，共產黨體制不是皇權體制（雖然骨子裡有著深刻的繼承性），今日中國也未必完全重複前現代的老路。但共產黨的「盛世」同樣不會持久，卻是壹定的，原因在於「盛世」的現代標準自有其現代性，它包括主權在民、私權神聖、個體自由與尊嚴、公共權力的受託性與可替換性，等等。如果黨權體制滿足不了這些要求，它的「盛世」就只能是暫時的、表面的，就便維持更長的時間，壹代、兩代、甚至更長（這要看中國人從傳統臣民向現代公民的轉化程度、公民與黨國專制政體的博弈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國內部的分化程度和變異結果而定），而終不可能久遠。
從全球視野看，今天的人類正在進入「新叢林」時代。 「新叢林」指「大國博弈重現，實力原則重新成為這個世界的行動指導，價值退居其次甚至徹底隱身，利益而非道德凸顯為支配國家行為的樞紐」，就像19世紀前的世界那樣。 川普代表的美國、普京代表的俄羅斯和習近平代表的中國，都是「新叢林」世界的壹級選手。但「新叢林」畢竟又不同於「舊叢林」，因為「至少就中美關係言，它不是簡單的、單壹性的、現實主義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博弈，而同時包含政權性質、意識形態上的鬥爭，且就北京方面說，後者才是第壹位的，才是主要的東西」。「這種爭鬥性質的雙重纏繞是新叢林世界不同於舊叢林的根本所在，也就是說，它既是民族國家水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當代再現，又滲透著、裹挾著新冷戰之制度層面、政權性質層面、意識形態層面的生死較量」。
正是這種較量，凸顯了六四民主追求的當下意義。誠然，今天已經不是30年前的冷戰時代；但新冷戰比冷戰更隱秘、更複雜、也更驚心動魄。歷史仍在生成中，這意味著主體仍有創造歷史的可能。中國民主事業的追求者應有卧薪嘗膽的堅韌和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腳踏實地，做自己能做的事，鍥而不捨，持之以恆，則六四壹代的理想之花遲早會在中華大地上綻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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