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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馮崇義

中共極權黨國是正在崛起還是處於崩潰前夜？世事紛紜，做出準確的事實判斷，實非易事。最近在中國流行的崛起論，顯然是因為思維和理論框架的陳陋而造成誤判，誤將中共黨國的垂死掙扎和迴光返照當成強勢崛起。中共黨國1989年通過極其野蠻的血腥屠殺和鎮壓，清洗體制內外的自由民主力量而僥倖渡過危機、避免了伴隨其它共產黨國壹起崩潰的命運。此後陰差陽錯，依靠暴政條件下的低人權、低福利、高污染等「優勢」，搭上全球化的便車，成為全球資金、技術、產業大轉移的窪地，取得工業化和城市化歷史進程中相對快速的經濟增長。而且，由於國際資本的扶持和民主國家的綏靖，中共黨國在全球化時代走出了沒有自由民主也獲得經濟繁榮的「中國道路」。

但是，所有這壹切，都沒有改變在毛澤東病亡、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已經從極權社會演變為後極權社會的基本格局。極權社會是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壹元化，后極權社會只有政治上勉強維持壹元化（不允許政治反對派的合法生存和發展），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都形成了半多元的局面。從極權社會到后極權社會的這種演變，源於體制內外的合力，壹面是極權體制自身的衰敗鬆動，另壹面是社會力量在抵抗與博弈中奪得半壁江山。中共黨國極權體制自身自上而下的衰敗，始於文革之後的「改革開放」。已經嚴重分化的黨國統治集團，為了自身的生命安全和避免經濟崩潰，放棄了「革命合法性」而轉向「績效合法性」，結束了由最高領袖掌握所有人生殺予奪之權的個人崇拜，逐步出讓空間讓個體和社會恢復活力、創造財富。民間社會力量則在黨國被迫「去極權化」的過程中復甦，在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於政治等各個領域不斷攻城奪地，佔領地盤、拓展空間、壯大力量。

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只是紅二代的垂死掙扎。我所說的紅二代，不是生物學概念，而是政治學概念。不是指生物意義上繼承第壹代紅色血統的所有人，而是指具有第壹代紅色血統的人群中那些信仰父輩打江山、兒女坐江山的野蠻信條，相信他們有資格集體世襲黨國權力、有「使命」維護「紅色江山萬年紅」的權力狂和利祿之徒。他們帶著對「失樂園」的傷痛、對憲政轉型的恐懼、對永久掌握和壟斷權力的迷夢，倒行逆施，試圖阻斷中國走向憲政的歷史進程、將中國從后極權社會重新拉回到極權社會中去。這隻是癡心妄想，因為中共黨國的敗亡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習近平步毛澤東之後塵，試圖將自己裝扮成雄才大略的偉大領袖。然而，他自己和他的僕從們所鼓噪的個人崇拜，收穫的不是當年的愚民們對毛澤東的迷信和愚忠，而是對「習包子」、「慶豐帝」的嘲笑。習近平及其鷹犬們妄圖通過「鐵腕反腐」來剪除政敵、定於壹尊，此舉儘管由於對手們的窩囊而獲得壹定成功，但選擇性反貪和以黑治國，並不能真正為習近平立威，而是使他成為廣泛受到憎恨的暴君，並且激化「趙家人」和寒門官員的矛盾對立。紅二代們妄圖通過重振舉國體制、做大做強國企來強化他們的政權基礎，但違反經濟規律的倒行逆施恰恰是進壹步惡化正在走向盡頭的增長模式，造成天怒人怨。狂妄無知的紅二代們妄圖裹挾民族主義狂熱走進「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他們咄咄逼人的虛妄之舉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反彈，而且終於迫使世界民主陣營奮起應戰、對中共黨國長期單方面進行的第二次冷戰作出戰略調整。更為重要的是，受中共黨國殘害的幾億冤民（各類訪民、各種教徒、退伍軍人、環境難民、金融難民等等）已逐步變成覺醒的、人心思變的公民，勇敢地投身維權事業並形成政治傾向；由自由知識分子、民運人士、黨內開明派（民主派）、自由派傳教士、維權律師、草根維權領袖等多路人馬構成的自由主義陣營已經形成憲政共識，在中國憲政轉型的大業中共襄盛舉。就力量對比而言，民主陣營對專制陣營的優勢顯而易見，關鍵在於能否整合力量放手壹搏。

追求中國憲政大業的健康力量是否應該徹底拋棄荒謬的經濟決定論而全力投身政治博弈？世人受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毒害很深，常常不顧歷史事實大放厥詞、自欺欺人。世界共產主義政權的興衰史實，最能說明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和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荒謬。1988年，全世界的共產黨政權或「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多達47個。我們知道，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標準，這些國家在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之前，沒有壹個國家具有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發達這壹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條件」。而且，遍布歐洲、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千差萬別、沒有共同性而言。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哪來的「經濟決定」？至於從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推導出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也是無稽之談，因為這些國家，包括最發達的俄國在內，在革命之前根本就沒有馬克思所說的那種產業無產階級。這些國家之所以建立起共產黨政權或「社會主義國家」，根本原因就在於有壹個不擇手段的共產黨在政治鬥爭和內戰中取勝、奪權竊國。勝利的共產黨人冒稱無產階級，在千差萬別的經濟和文化條件下將「社會主義制度」強加于整個社會。

同樣，共產黨政權或「社會主義國家」在1989-1991年「蘇東波」中紛紛崩潰、走向憲政轉型，也不是受「經濟決定」或者在「中產階級」帶領下改天換地。各國的變天，既不是因為經濟成長「衝破極權的外殼」，也不是因為經濟崩潰促使江山易手。說是「中產階級」造反成功，更加無從說起，因為在普遍的公有制國有制之下根本就不可能有強大的」中產階級「。「蘇東波」的到來，是體制內外開明健康力量的政治傑作，他們人心思變、普遍認定「變了不壹定好、但不變壹定不好」，因而便義無反顧地各顯神通、推倒黨國、創建憲政。

中國憲政轉型的具體方案，不需要精英閉門造車。有世界各國四百多年來在各種經濟文化背景實現憲政的經驗教訓可資借鑒，有國人追求憲政壹百多年的歷史進程所形成的深厚積累，有最近幾十年來國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搏擊和廣泛吸收，加上中國自由主義學派幾十年來的經營傳播，國人的觀念水位已相當可觀，人權觀念、法治思維、民主訴求、憲政共識，都早已足以支撐中國的憲政轉型。2012年前後，中國社會的自由主義憲政、儒家憲政和憲政社會主義三大思潮相互激蕩，可謂甚囂塵上。儘管國運不佳，這些憲政思潮和公民社會為包帝所壓、未得伸張，但「地火在地下奔突」、勢不可擋。中國憲政的藍圖，光就憲法文本而言，坊間在所多有。《中華民國憲法》、《零八憲章》、去掉序言和正文第壹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都可以作為未來制憲的參照文本。

最近在中國流行的崛起論，無論本意如何，客觀上是對反對運動潑冷水、給中國憲政轉型攪局。我長期關注社會運動理論，深知大眾投身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除了義憤填膺，第二大元素是滿懷希望與信心。早就冤民遍地、高人輩出而較量仍很殘酷的中國，成功的希望和必勝的信心更為重要。我不是革命黨人，並不號召革命。但從學者的角度觀察，民變、兵變到政變，是「第三波民主」以來各國憲政轉型的重要軌跡之壹， 很多人擁抱成本低、代價小的和平革命來除舊布新。我等自由主義聖徒的責任，是竭盡全力儘早促成中國憲政轉型，為國人和世人提供憲政民主這壹人人可以平等公享的公共品。其實，三十年前的中國民運，遵循的正是民變、兵變到政變的軌跡，可惜功敗垂成。民變開局之盛，舉世無雙；二十萬大軍開槍屠者寥寥無幾，抗命兵變蓄勢待發；可惜抗議民眾與體制內開明健康力量沒有相互配合、良性互動，喪失保存實力或政變轉型之良機。

現在流行的兩種謬論，非常有害。壹種是悲觀絕望的失敗主義，胡亂誇大體制的穩定性，不顧黨國百孔千瘡、內外交困、風雨飄搖的現實。另壹種是妄自菲薄的種族主義，胡亂預言中國憲政必定天下大亂，不顧同文同種的台灣民主轉型在開黨禁和報禁之後秩序井然、連壹條人命都沒有損害的事實，也不顧黨國制度下的蘇聯東歐各國（除南斯拉夫的特例外）民主轉型的基本事實是軍隊和警察在壹夜之間全部實現國家化、國家機構都正常運轉、各行各業按部就班。

當今世界的唯壹極權黨國北朝鮮以及中國等四個后極權黨國，敗局已定，只是茍延殘喘而已。黨國當局如果稍有智慧，早就該順應世道人心、尋求退出機制。負隅頑抗而增加憲政轉型之成本和代價，不是愚妄之至，便是大奸大惡。我所說的「黨國沒有紅三代」，不是指紅二代不再在生物學意義上傳宗接代，而是指紅二代竊國所形成的黨政軍權力網路和格局，無論他們如何折騰，都必定在他們這壹代了結而無法向他們的下壹代傳承。紅二代很快就會退出歷史舞台，為了避免在誰都不服誰的叢林惡鬥中同歸於盡，能夠保證生命財產安全而又能為各方接受的國家權力交接方式，唯有憲政規則和秩序。學界的有識之士，必須幫助國人和世人認清大勢。對中國憲政轉型的失敗主義判斷和種族主義預測，沒有歷史事實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