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的政治危機的基本性質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香港社會的政治危機的基本性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9月28日
作者 李偉東
香港的民眾抗爭以特首宣布撤回引渡條例為標誌，完成了第壹階段目標。四個月以來，香港的危局持續升高～對港民、特區政府和北京來說都是危局中的博弈，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在第壹階段實際爭取到了三個半：條例撤回、取消暴亂定性（特區政府早就不說暴亂了，並否定北京指責的恐怖主義）、特首下台（林鄭女士已表達辭職意向併為自己造成香港浩劫痛悔不已，只是中央不許辭職），半個成果是在警監會中加入了獨立人士（市民訴求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在現代的城市（總體和平的）群體抗爭歷史中，能在短期內取得如此重大成果，香港堪稱翹楚（能媲美的只有台灣的幾次抗爭～都是華人城市）。當然，香港市民能取得如此「戰果」，也說明北京並非想蠻幹到底（如六四般對待香港），還是顧及國際壓力和輿論及算計各方面得失的，是「理性」的和並非冥頑不化的。誠然，輿論可以說北京是在香港勇武派激烈抗爭和國際多方聲援前提下，「不得不暫時退卻」，因此不能有絲毫放鬆，壹定要激烈抗爭到底，爭取五大訴求的完勝。但是，在我看來，北京真正在意的不是勇武派～因為勇武派恰好可以提供鎮壓前提和定義港獨的借口，北京真正在意並作出適當退卻的原因，是200萬人和平示威所表達的根本民意：自2014以來壹直懸而未決的雙普選。如何在雙普選議題上找到北京與香港的最大公約數，達成最終諒解，完成六年前被擱置的議題（北京承諾普選日期是2017，無限期擱置這個議題是違法的），才是北京真正重視的，也是香港市民應從激烈爭議的街頭警民暴力到底孰是孰非中擺脫出來，重點關注的中心議題。就是說，大家都應「不忘初心」：送中條例只是導火索，雙普選才是根本議題。
壹，港人治港的本來含義
如果回到雙普選這個初始問題，我們就應從歷史和戰略高度，重新檢視壹下在壹國兩制中，港人關注的側面～港人治港，到底有什麼「原則規定性」和哪些是可以與北京重新討論的，哪些是難以逾越的，訴求的天花板在哪裡，如何真正達到那個高度。在我看來，港人治港這個法律術語，22年前就沒從根本原則上解釋清楚～被終審法院等具體條款淹沒了，或者是北京和港民都對此採取了宜粗不宜細的態度，因為那時回歸是主題，港人治港是次要問題。但時隔22年，次要問題終於成了主要問題。我也注意到，國際輿論自香港抗議爆發以來，都集中在聲援抗爭和批判北京的頑劣態度上，包括建議北京如何深刻反思。很少有人對香港的抗爭路線做壹番深刻檢討，從戰略高度評估壹下市民訴求達標的可能性及天花板高度。也沒人願意在充分理解北京所持的無法退讓原則的基礎上，建議他們如何更加彈性處理香港問題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很多傳統媒體和大部分自媒體，都是站在對立立場上鼓動壹方打倒另壹方的：如環球時報是鼓勵小粉紅打倒港獨的，某些西方媒體和眾多自媒體是鼓勵抗爭到底的（底在哪裡，沒人說明）。豈不知，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本來就不存在誰打倒誰的關係，真要打，港民與中央也是嚴重不對稱的。但是在根本問題上卻是可以談判博弈的。
問題是：香港市民的根本目標到底是什麼？是從「宗主國」手中爭取獨立？還是在中央那裡爭取特別行政區更加特別？還是讓中央兌現基本法～相當於香港憲法的普選承諾？
誠然，這次香港抗爭從壹開始就是無組織無中心和無系統文宣的，它是由壹句能表達大家共同感受的口號「反送中」而驟然號召起來的（從3月開始小規模遊行，到6月21號變成大規模）。後來的五大訴求（7月1號）是隨著抗爭激烈化而梯次提出的，最後壹條爭取雙普選，似乎是隨著運動進展而忽然回憶起還有壹個2014年以來壹直沒有得到滿意答覆的問題，這次要壹並追索的。從7月21日包圍中聯辦開始，港獨人士梁天琦2016年提出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再次成為以後各次示威中與五大訴求並列的主導口號。勇武派就是隨著這句新口號衝上前線的。也是從這時起，本來裝著沒看見並在大陸封鎖消息的中央政府突然把香港的這次抗爭定義為港獨式的顏色革命（8月7號深圳座談會）。這很令人困惑，原本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核心只有壹個意思：由於沒有實現雙普選導致大陸政治意志逐漸強加給香港，現在又來了遣送條例，必須撤回，等到雙普選之後有了民選議會和特首，才能再討論這類問題。因此反送中運動可以看成是爭雙普選失敗后的壹個次生問題，但總體上仍屬於如何落實基本法範圍。問題是香港市民及反對派，凡屬在基本法框架內提出的抗爭議題，北京都置之不理或不好好回應。只有當更激進的口號出現時，北京才把預備好的大帽子拿出來扣上並開始打壓。這很像是又壹次的「引蛇出洞」行動。那麼，北京要引蛇出洞做什麼～自2014年以來他們對香港是怎麼盤算的？北京在等什麼機會？後來通過新加坡學者鄭永年之口，北京終於和盤托出了他們的潛在計劃：北京認為香港回歸22年來，治權仍未收回，香港的管理權至今不在愛國愛港的人民手中，而是被很多外國勢力控制了，因此才有此次港獨大規模鬧事。出現這種情況，正好可以讓北京在強勢平息亂局后，開始實施「二次回歸」計劃，把治權奪回到忠實北京的代理人手中。
港獨定性與香港大多數市民的感受及國際社會的感受出現了巨大反差，他們普遍認為香港此次抗爭是對大陸違反基本法強勢干預香港司法和言論出版自由的反彈，是在基本法框架內的合理人權抗爭，理應支持並得到合理回應。
那麼，這麼巨大反差的定性是怎麼發生的？回歸22年來，陸港兩地的心理認知為何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衝突性反差？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初始問題：北京和香港市民從壹開始到底是怎麼認知「港人治港」的？裂痕是從哪裡開始的？
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后的管制方式是由《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包括三個附件。這部法律起源於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三個附件。該聲明於1984年12月19日簽署，1985年5月27日生效並報聯合國備案。中方認為該聲明的失效期是1997年7月1日即香港回歸日，中方意思是這份聲明只負責約束香港基本法原則和回歸過渡期安排，壹旦香港回歸了就完成使命，自動失效了。英方認為失效期是2047年7月1日即基本法規定的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截止日。英方意思是儘管香港移交了，但英國仍有權監督基本法的實施情況並對香港民眾負有道義責任，直至2047年7月1日。中方多年來壹直不認同英方還對香港負有這些「遺留責任」，並認為香港回歸后如果英國再說三道四就是干預中國內政。這個分歧為後來的壹系列變故預埋了伏筆。
這個聲明和後來的基本法體現了英國把原殖民地移交給新主人～中國時的囑託性的制度前瞻期待，也體現了1984年時空條件下中方要努力改革並用五十年時間逐步向香港看齊的自我預期（鄧小平有壹句廣泛流傳的話：五十年之後就不用變了。人們解讀為五十年後中國大陸就與香港壹樣了）。後來基本法起草完成後，被香港市民（有很多香港專家參与了起草）、大陸民眾和國際輿論廣泛高度評價，認為是壹部很好的基本法。大陸很多人包括我甚至認為香港基本法就是大陸未來民主改革的參考範本，因為那畢竟是中共改革家趙紫陽領導起草的（趙紫陽曾在主持起草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決議時說，用三到四個黨代會即15—20年時間完成大陸的政治改革）。英國下決心把香港完整歸還，也與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上升期有關，國際社會普遍預期，以中國當時的改革勢頭用壹兩代人時間就可以基本實現民主化，所以對香港未來並不擔心。香港市民也基本持此心態。
香港基本法幾乎完整保留了英國管制時期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言論等制度。在香港市民看來，只是走了總督，來了中國代表（中聯辦），其他都沒變，而且還比英國管制時更進步：原來香港司法並沒有終審權（終審權屬於倫敦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回歸后香港將首次擁有司法終審權；目前特首和議會暫由中央同意的提名委員會選出並由中央任命，到2007年就會實現普選～英國在香港建立了法治但從未給過民主。中國接管后不但會給真正的民主，而且特首產生方式和權力基本相當於自治共和國的總理模式。新的「宗主國」～中國，比英女王還寬鬆，他們並未派總督來，只是派來個聯絡員代表中央～相當於中華民國對西藏的統治方式。香港既不用給中央交稅，又不用承擔國防駐軍費，保留獨立貨幣區和關稅區，還有司法終審權，還有自己的區旗（想想中國哪個省有自己的旗幟），行政長官在國際多邊場合還可以與「宗主國」元首並立（如APEC會議）。香港居民護照可以得到全世界主要國家的入境免簽～大陸護照的免簽國則少的可憐。香港居民還可以有雙重國籍，大批香港人擁有英國海外護照，還有很多人擁有美加澳韓日的永久居留權。香港海關可以擋住大陸居民湧入，他們來旅遊只能呆七天，而西方人來此卻可以停留90天。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壹，八十年代的收入水平高出大陸幾十倍。這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香港市民大概就是這樣想象香港未來的。
現在回頭看，香港市民當初大概誤會或沒注意回歸后發生的與英國海外領地時期的實質區別：香港實際成了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而不是貌似的自治共和國或自由城邦，雖然有很高的自治權，但這些權利都是中央自願賜予的，哪天中央不自願了，比如從趙紫陽的中國變成江胡習的中國了，「宗主國」換掌門人了，改章程了，自治權隨時可以被收回，並沒有什麼真實可靠的國際保障。當初不是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疑慮，而是無能為力，因為領土主權變更只是冰冷的土地移交，並不天然包括居民的權利問題～這是目前國際治理體系的缺失。現在的港人治港只是英國的遺留善意和中國當時掌門人的主動善意安排。如果居民～相當於土地佃戶，與新地主鬧僵了，地主善意不再了，壹切制度安排都可能推倒重來。佃戶只能與地主商量減租減息和更寬鬆管制，無法把自己變成地主，除非學習共產黨來壹場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特區居民與中央或中國不是夫妻關係，不願壹起過了可以自由離婚，也不是有各自獨立產權的鄰里關係，關係不好可以不來往，也不是父子關係，長大了可以另立門戶。特區居民與中國的關係只是有些特權的公民與國家的關係。這就是特別行政區的本質規定性。想脫離這個本質，除非中國本身大變或被國際強行改變秩序。
二，陸港兩地人民和政府自中英聲明簽訂以來的心態變化
香港市民當初樂觀的想象，或者說中英港三方的移交蜜月期，還沒等到1997回歸就突然變得冰冷了，因為發生了壹件天大的事～打破了所有的美好預期：六四事件。
六四天安門屠殺不僅終止了中共十三大開啟的政治改革進程，也使香港人從此喪失了對「五十年不變」的預期。這個美好前景的喪失，使香港人變得恐慌和憤怒，他們紛紛移民或取得外國居留權（回歸前兩年，大批港人申領英國海外護照，英國方面壹直保守地說總共有17萬人，而大陸統計說有340萬人～見百度百科），再就是年復壹年地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紀念六四慘案，抗議大屠殺，要求平反。1989當年，全港有100萬人上街抗議遊行，以後每年都有十幾萬或更多人參加紀念集會和遊行，壹直堅持了三十年。直到佔中前後，壹批再也不對大陸政改和平反六四抱希望的年輕人提出了港獨訴求（中國的事與我們沒關係了），維園的抗議人群才降到十萬以下（六四三十周年時再次達到18萬人）。這是壹個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壹個在「宗主國」內完全無法紀念的事件，它的附屬特別行政區人民卻年年不忘，而且每壹年紀念都與當年港人爭取的公民權利相關聯。並且隨著大陸法治的倒退，對香港越境執法的增多和政治思想管控的增強，及大陸強勢崛起后與香港經濟落差的迅速縮小，使香港民眾對大陸的好感越來越低。這個紀念六四現象的持續出現，其實構成了香港與大陸關係的溫度曲線，並呈現逐漸趨於冰點的趨勢，說明兩地裂痕越來越深，直到2019年兩百萬人（相當於香港大部分青壯年）湧上街頭抗議壹個大陸人看起來不太重要但卻對每個港人生死攸關的條例。這壹切都因為從1989年起，香港人對回收他們的祖國，再也建立不起來政治安全感了，直到出現大逃亡思潮：要麼讓我們獨立，要麼重回英國統治。這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來源和含義。對大陸來說，所幸的是，香港的主流人群和主流訴求仍然是希望在壹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框架內爭取到合理的普選權利和高度自治權利。港獨思潮還不是主流。下壹步的發展就看北京方面有沒有善意的大智慧來改善香港的離心傾向了。
讓我們換個角度，再看看三十年來，中央政府和大陸民眾對香港的心路歷程。並由此分析壹下三十年來，陸港兩地日益加深的分歧在大陸這個側面的邏輯鏈條。很遺憾，海外媒體在每次陸港兩地衝突時都側重報道北京「邪惡政權」及小粉紅們的禍心，然後沿著壹個正邪分野的邏輯描述事件。嚴重忽視了北京作為香港主權的回收者和新統治者，不得不固守的壹些底線～雖然這些固守的方式令人厭煩（共產黨的統治方式可能是令人厭煩的，但作為主權方的中國在基本法範圍內的管制方式又是不得不尊重的。把這兩者混在壹起反對可能是失之偏頗的）。
香港作為英國海外領地有長達155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屈辱記憶。雖然英國從到處征戰的日不落帝國，經歷兩次大戰後逐漸修鍊成了現代民主國家並放棄了眾多殖民地，它也把香港培育成了壹個具有高度法治和良好人權保障的地區，但英國作為初始野蠻佔領者的歷史定位卻無法在大陸人民心中改變。回收香港和澳門，在大陸執政者和人民看來，是終結百年恥辱和大陸人民終於揚眉吐氣的標誌性事件。大陸人民經歷了三十年的閉關鎖國，在他們心目中對國家主權沒什麼切實感受，甚至還有些厭煩，因為主權邊界困住了他們，使他們無法自由出入國門。但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使他們對主權有了切實有用的感受，因為這個主權居然可以讓他們把祖先丟失的國土再要回來，所以這個獨立自主的祖國還是有些可愛的。除了對回收國土的期待，大陸人民還想當然地認為那塊國土上還有他們丟失了壹百多年的「遊子」，我們應該像母親歡迎孩子壹樣歡迎他們回家（今天回頭看，大陸人民壹直到今天還驕傲持有的慈母心，其實與香港人民的遊子心是極不對稱的）。中共黨營媒體的宣傳強化了大陸關於香港那種遊子歸來的感覺（壹個附帶的心態是，遊子寄養在外多年，如果養成了些壞習慣，回家后也是理所當然要調教的），其實大陸人民至今都無法理解港人那種法治習慣、自由意志和民主訴求。他們只知道，香港回歸中國了，不容再改變，其中的遊子，香港人民也回家了，與家長有心理隔閡也是自然的，可以慢慢磨合，但要再次離家出走，是不可理解和絕對不可接受的（這就是香港今天感受到的大陸愛國群眾）。因此，如果說香港人民要爭的是民主權利，部份大陸人民內心應該是支持的，因為他們在內地爭不到。但如果有人鬧獨立，他們肯定不假思索就會激烈反對：好不容易收回的祖宗土地豈容再丟失？他們不壹定愛黨，但他們愛國。前者說明他們可能成為香港民主派的同盟軍，需要爭取；後者說明他們不會支持和容忍港獨（遊子如果學壞了，就該打）。
大陸人民從最初的收回主權的興奮，到1989年也和香港人民壹樣經歷了六四的痛苦。到1997年回收香港時，至少大陸的知識界已經開始嘲諷前去接管的江、李遭遇的某些尷尬了，並傳播「香港淪陷」的說法。我們從那時起就憂心地看待香港的前途並預感會發展到今天的僵局。
而普通大陸民眾的心態則略有不同。六四帶來的憤怒，很快被鄧小平南巡后開放的市場經濟所替代，大家都湧入商海壹心賺錢去了。香港人民也被大陸的新機會所吸引，很多六四后出走的人又都回來了，感覺那時大陸對香港的政治壓力還不大，遊行和言論自由都在（基本法23條的具體立法居然被50萬人遊行給頂回去了，還導致了特首下台），大陸又多了賺錢機會，總體尚可接受。
香港和大陸人民都沒想到的是後來20多年的發展逐漸發生的兩大逆轉：
壹是大陸經濟快速增長而香港經濟相對衰落。原來趾高氣揚進入大陸投資經商的香港人，從被大陸人民仰視羨慕的壹族，慢慢失去了光環，被大陸人逐步超越了，而且大陸人做的並不差，甚至更好。連那些導致大陸萬人空巷觀看的金庸瓊瑤電視劇及電影、歌曲，大陸也拍的更好了，甚至香港藝人都必須來大陸討生活了。成千上萬湧入香港的大陸遊客，以瘋狂的購買力震驚了香港，同時也帶來了文明秩序的巨大反差，「文明衝突」時有發生。終於有壹天因為某個不文明的遊客行為，兩地民眾通過自媒體互相罵起來了。自媒體上的香港人表達了對大陸人的總體蔑視和排斥，大陸人才第壹次恍然大悟，原來妳們從來就沒有回家的感覺，早就不把自己當中國人了。好吧，那麼狹小的地方我們還不稀罕去了昵！深圳上海早比香港好多了！咱們如今要去歐洲了。但妳們要分裂，那可沒門！這個巨大的心理裂痕，其實是後來壹系列政治動蕩的潛在原因。如何修補這個裂痕，也是陸港兩地政府最難的課題。
二是兩地在政治上再也無法相安無事了。江胡時代，大陸尚有壹定程度的政治寬容，對香港就更加寬容（街頭那麼多法輪功罵江的廣告牌和隨處可見的描寫大陸政治黑幕的書刊雜誌，江也沒下令去抓人掃蕩）。但2013年起，大陸更換了極為強勢的領導人，香港的「自由散漫」的好日子到頭了。「反共書報」迅速被整頓，甚至把出版商綁回大陸整治，輿論嘩然。2007年承諾的2017年普選，終於在2014年商量具體辦法時，爆發了長達兩個月的激烈衝突——佔領中環。
那麼，我們再來回顧壹下，中央政府和中共在香港回歸后的22年，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和不為外人道的思考。
前面說過，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是在鄧小平趙紫陽主導下完成的，他們那時的價值取向是香港回歸五十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會基本與香港壹致，香港是大陸的榜樣和改革開放橋頭堡。所以他們把對香港的管制權確立在兩個基點上：1，駐軍，2，特首確認和任命權（「確認」是指如果香港選出大陸不認可的特首，中央有權不批准。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會比較尷尬，所以選前由中央先確認幾個候選人就成為壹個必備程序。這也成為後來爭議的焦點）。除以上兩點外，其他都不變。中央基本把香港當成壹個僅有象徵性主權管理的高度放任地區來對待（這也導致了香港人誤以為自己類似於自治共和國）。但是，六四導致香港百萬人上街抗議后，「新中央」與香港市民之間實際上變成了心理對立關係。中央不再把香港當成學習的榜樣，而是當成「亂華基地」「反共橋頭堡」和需要收緊管制的地方了。但礙於基本法，並沒有採取公開的打壓方式，甚至2003年迫於香港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把基本法23條立法都擱置了。不過潛在的打壓卻悄然開始了，包括1，向香港大量注入中資，取得經濟控制權（同時是當時「貪腐中央」及權貴們的白手套）；2，在深圳上海廣州興建大型集裝箱碼頭，替代香港的轉口貿易中心地位；3，在上海深圳建立新的金融中心，試圖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由於大陸的資本管制，這個意圖至今未能實現）；4，加入WTO，直接與全世界做貿易，降低香港的轉口地位；5，直接引進台資，不再用香港做橋樑（以上各項當然有大陸自身發展的需要，不僅僅是針對香港的）；6，拉攏馴服香港建制派議員，壓制泛民主派議員；7，選擇更愛國的特首；等等。這些做法的顯著特點是，北京仍在基本法框架內和國家層面應對香港問題，其中並沒有過多體現共產黨的意志。
但2013年「習中央」執政后，，對香港又多了兩個體現共產黨意志的新趨勢：1，由於反腐的加深，香港作為大陸「逃犯天堂」的特殊地位凸顯出來了，同時各種腐敗的行賄方也與香港多有牽扯（這壹點是香港市民對後來的引渡條例很恐懼的原因之壹）。大陸的司法標準與香港還有巨大差距，但大陸的那些選擇性反腐經常會涉及到逃亡香港的企業家，因此大陸方面開始不顧香港的法治體系，直接強行把他們抓捕或逼迫回來。引起了香港方面對大陸破壞香港法治的指責。2，由於新中央在大陸強勢整治思想和公共知識分子及維權律師，強調黨媒姓黨，大陸的公開異議聲音幾乎被打壓殆盡。在這種背景下，隸屬於中國的香港居然還可以天天「胡說」，這讓新中央很不爽，於是壹改江胡時代的寬容，迅速出手了：封書店，抓書商，給書刊零售商施壓。很快，香港街頭就剩下蘋果日報壹家明顯不服的報紙了，各種「反動書刊」幾近消失。對香港來說，這是回歸多年來第壹次感受到真的「變天了」。
三，關於「香港中間道路」的討論
在上述背景下，北京和香港民眾終於在普選問題上爆發了大規模衝突：佔領中環。（說明：中共在香港大規模整治書報出版，是佔中之後發生的。但香港佔中時已感受到了高度政治壓力）
北京曾根據基本法承諾2017年香港將普選特首。但特首候選人的產生有兩個約束條件，壹是必須由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初選出兩到三名候選人，不能放開公眾提名和黨派提名；二是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特首在如上「普選后」，即放開立法會的真正普選（公眾提名，自由競選）。應該說，這個方案還是尊重基本法的，並沒有加入多少共產黨的獨特意志。就是說，中央還願意按照基本法和承諾，如期兌現2017年大選。只不過，在香港日益離心的態勢下，中央必須抓住唯壹「抓手」～特首，不能讓香港輕易「脫手」，成為中央連提名權都不能控制的事實上的自治共和國。這是北京的最後底線，在中央看來，這是退無可退的。在北京日益向右翼的紅色帝國邁進的時代，尚能容忍香港在壹個「半民主」框架下運行（即完全的議會民主+受控但也是普選的特首），這是2014年新中央剛上台不久，主要注意力還在激烈反腐當中，給香港留下的唯壹先拿到「半民主」權利的時間機會，如果沒有「袋住先」～先拿到再說，以後還能不能再有這樣的機會，已經不好說了。
但是很可惜，由於北京日益加深的思想打壓與香港的價值觀發生了激烈衝突，香港自然產生了壹種「不自由毋寧死」的反抗心態，在討論普選提名權問題時終於爆發了不妥協甚至分離主義即港獨的思潮和運動。泛民運動對中央有關提名辦法的批評是：假民主！他們試圖像所有西方國家那樣壹次性拿到完整的普選權利（包括公民和政黨提名的權利）～他們忘記了香港僅僅是壹個特別行政區，而不是完整的自治共和國。這個爭議的實質是，香港人民需要壹個完全聽命于選民的、完全為選民服務而不是聽命于北京的特首（實際就是民選總統了），北京需要壹個既聽命于選民（因為是普選的，特首不聽命于選民就無法當選），又聽命于北京的特首。公正地說，北京並沒有背離基本法。但泛民過高要求了，而且毫不妥協地佔領了中環兩個月。最後無果而終。2017特首選舉又回歸了老辦法，「半民主」也沒得到。假如2018年實現了議會真普選，壹個民選的議會就不會輕率對待逃犯條例了，2019年的衝突就不會發生。
但是，泛民運動和其中的激進派，並沒有意識到這壹點，公眾輿論也是壹邊倒地批判北京。他們似乎總結出的經驗是，應該對北京更激烈才能取勝，不給我們真民主，我們就掀起分離運動。於是，2016年，主張香港獨立、本土自決的梁天琦就創造出了壹個新口號來表達獨立意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因此到了2019年由於逃犯條例引發的新壹輪抗爭，實際上是兩個混合運動和雙重目標，壹個是絕大多數人繼續沿著壹國兩制框架爭取雙普選（中端目標），另壹部分勇武的少數人在爭取獨立，包括回歸英國、讓美國出兵來解放香港等等（最高目標）。「香港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在他的推文中明確宣稱：如何光復香港，完成時代革命？就是推動香港獨立直至香港共和國正式成立。而民陣組織的爭雙普選運動則宣布不與勇武派「割席」，兩個運動互相支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是任何政治運動壹般都會被最極端的力量所代表，溫和的聲音會被極端的聲音淹沒和綁架，中共也會同時把溫和聲音過濾掉，只以最激進的聲音定義運動為「以港獨為目標的顏色革命」，並開始嚴厲打壓，同時啟動所謂「二次回歸計劃」。歷史的悲劇在於，在極權國家，當自由主義成為主導力量后，壹定會出現保守力量的打壓，這是個求仁得仁的結果，最後是連溫和的訴求也得不到。
在中國沒有整體實現民主化之前，香港能維持壹個「半民主」架構已是萬幸，這是壹個需要「認命」的現實。在大陸極權統治下，要想實現完全普世的選舉方式或香港獨立是不可能的，大陸不是新加坡當年面對的馬來西亞。要想爭取到完整民主，必須要幫助大陸人民壹起去實現全國的民主化，而不是用分離主義態度對待，中國的事與我們無關。台灣的問題也同樣是這個道理。香港的反對運動正在發生政治改良（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最大限度民主）和勇武革命（實現香港獨立）的路線分歧。改良派或「和理非」派與勇武派「不割席」的後果最後壹定是整個運動都被勇武派的目標和口號代表了。到底是和平爭取民主還是暴力革命？這個問題對香港前途生死攸關。反對運動內部需要好好檢討壹下方針路線問題了。
那麼，今日的僵局，如何解決？出路何在？
香港目前有13個方面的力量在參与博弈，這13方是：香港和理非派、香港勇武獨立派、香港商界、港府、中共、中國、大陸民眾、英國、美國、歐盟、台灣、中國海內外民主派、海外各種獨立派。這麼多力量的介入，使香港的事態變得撲朔迷離，很難梳理。其實，在錯綜複雜的態勢下，最極端的兩翼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兩翼是：香港的勇武獨立派和北京強勢的二次回歸派。化解了這兩翼的主張，事態就有了出路。
我提出壹個「中間道路」方案，給香港人民和北京中央政府參考，希望能「各退壹步」，達成諒解，結束香港目前的危局。
這個中間道路方案，對香港泛民和泛獨運動來說，就是放棄獨立目標，暫時接受「半民主」架構。但在特首提名方面，應要求候選人委員會參考網路投票傾向，增加提名人選和公開競選辯論時間，並允許國際中立觀察和評估。請勇武派不要追求無望實現的獨立目標，也不要主動要求外部來干預內政。應該採取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方式，不要用激進不妥協的態度激起中共的鎮壓衝動，先把局勢穩定下來，讓泛民陣營內部仔細商討談判對話條件，回到非暴力不合作的抗爭的軌道上來。
香港的民眾抗爭以特首宣布撤回引渡條例為標誌，完成了第壹階段目標。四個月以來，香港的危局持續升高～對港民、特區政府和北京來說都是危局中的博弈，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在第壹階段實際爭取到了三個半：條例撤回、取消暴亂定性（特區政府早就不說暴亂了，並否定北京指責的恐怖主義）、特首下台（林鄭女士已表達辭職意向併為自己造成香港浩劫痛悔不已，只是中央不許辭職），半個成果是在警監會中加入了獨立人士（市民訴求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在現代的城市（總體和平的）群體抗爭歷史中，能在短期內取得如此重大成果，香港堪稱翹楚（能媲美的只有台灣的幾次抗爭～都是華人城市）。當然，香港市民能取得如此「戰果」，也說明北京並非想蠻幹到底（如六四般對待香港），還是顧及國際壓力和輿論及算計各方面得失的，是「理性」的和並非冥頑不化的。誠然，輿論可以說北京是在香港勇武派激烈抗爭和國際多方聲援前提下，「不得不暫時退卻」，因此不能有絲毫放鬆，壹定要激烈抗爭到底，爭取五大訴求的完勝。但是，在我看來，北京真正在意的不是勇武派～因為勇武派恰好可以提供鎮壓前提和定義港獨的借口，北京真正在意並作出適當退卻的原因，是200萬人和平示威所表達的根本民意：自2014以來壹直懸而未決的雙普選。如何在雙普選議題上找到北京與香港的最大公約數，達成最終諒解，完成六年前被擱置的議題（北京承諾普選日期是2017，無限期擱置這個議題是違法的），才是北京真正重視的，也是香港市民應從激烈爭議的街頭警民暴力到底孰是孰非中擺脫出來，重點關注的中心議題。就是說，大家都應「不忘初心」：送中條例只是導火索，雙普選才是根本議題。
壹，港人治港的本來含義
如果回到雙普選這個初始問題，我們就應從歷史和戰略高度，重新檢視壹下在壹國兩制中，港人關注的側面～港人治港，到底有什麼「原則規定性」和哪些是可以與北京重新討論的，哪些是難以逾越的，訴求的天花板在哪裡，如何真正達到那個高度。在我看來，港人治港這個法律術語，22年前就沒從根本原則上解釋清楚～被終審法院等具體條款淹沒了，或者是北京和港民都對此採取了宜粗不宜細的態度，因為那時回歸是主題，港人治港是次要問題。但時隔22年，次要問題終於成了主要問題。我也注意到，國際輿論自香港抗議爆發以來，都集中在聲援抗爭和批判北京的頑劣態度上，包括建議北京如何深刻反思。很少有人對香港的抗爭路線做壹番深刻檢討，從戰略高度評估壹下市民訴求達標的可能性及天花板高度。也沒人願意在充分理解北京所持的無法退讓原則的基礎上，建議他們如何更加彈性處理香港問題才是長治久安之道。很多傳統媒體和大部分自媒體，都是站在對立立場上鼓動壹方打倒另壹方的：如環球時報是鼓勵小粉紅打倒港獨的，某些西方媒體和眾多自媒體是鼓勵抗爭到底的（底在哪裡，沒人說明）。豈不知，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本來就不存在誰打倒誰的關係，真要打，港民與中央也是嚴重不對稱的。但是在根本問題上卻是可以談判博弈的。
問題是：香港市民的根本目標到底是什麼？是從「宗主國」手中爭取獨立？還是在中央那裡爭取特別行政區更加特別？還是讓中央兌現基本法～相當於香港憲法的普選承諾？
誠然，這次香港抗爭從壹開始就是無組織無中心和無系統文宣的，它是由壹句能表達大家共同感受的口號「反送中」而驟然號召起來的（從3月開始小規模遊行，到6月21號變成大規模）。後來的五大訴求（7月1號）是隨著抗爭激烈化而梯次提出的，最後壹條爭取雙普選，似乎是隨著運動進展而忽然回憶起還有壹個2014年以來壹直沒有得到滿意答覆的問題，這次要壹並追索的。從7月21日包圍中聯辦開始，港獨人士梁天琦2016年提出的口號：「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再次成為以後各次示威中與五大訴求並列的主導口號。勇武派就是隨著這句新口號衝上前線的。也是從這時起，本來裝著沒看見並在大陸封鎖消息的中央政府突然把香港的這次抗爭定義為港獨式的顏色革命（8月7號深圳座談會）。這很令人困惑，原本香港市民提出的五大訴求，核心只有壹個意思：由於沒有實現雙普選導致大陸政治意志逐漸強加給香港，現在又來了遣送條例，必須撤回，等到雙普選之後有了民選議會和特首，才能再討論這類問題。因此反送中運動可以看成是爭雙普選失敗后的壹個次生問題，但總體上仍屬於如何落實基本法範圍。問題是香港市民及反對派，凡屬在基本法框架內提出的抗爭議題，北京都置之不理或不好好回應。只有當更激進的口號出現時，北京才把預備好的大帽子拿出來扣上並開始打壓。這很像是又壹次的「引蛇出洞」行動。那麼，北京要引蛇出洞做什麼～自2014年以來他們對香港是怎麼盤算的？北京在等什麼機會？後來通過新加坡學者鄭永年之口，北京終於和盤托出了他們的潛在計劃：北京認為香港回歸22年來，治權仍未收回，香港的管理權至今不在愛國愛港的人民手中，而是被很多外國勢力控制了，因此才有此次港獨大規模鬧事。出現這種情況，正好可以讓北京在強勢平息亂局后，開始實施「二次回歸」計劃，把治權奪回到忠實北京的代理人手中。
港獨定性與香港大多數市民的感受及國際社會的感受出現了巨大反差，他們普遍認為香港此次抗爭是對大陸違反基本法強勢干預香港司法和言論出版自由的反彈，是在基本法框架內的合理人權抗爭，理應支持並得到合理回應。
那麼，這麼巨大反差的定性是怎麼發生的？回歸22年來，陸港兩地的心理認知為何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衝突性反差？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初始問題：北京和香港市民從壹開始到底是怎麼認知「港人治港」的？裂痕是從哪裡開始的？
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后的管制方式是由《香港基本法》規定的～包括三個附件。這部法律起源於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及三個附件。該聲明於1984年12月19日簽署，1985年5月27日生效並報聯合國備案。中方認為該聲明的失效期是1997年7月1日即香港回歸日，中方意思是這份聲明只負責約束香港基本法原則和回歸過渡期安排，壹旦香港回歸了就完成使命，自動失效了。英方認為失效期是2047年7月1日即基本法規定的制度五十年不變的截止日。英方意思是儘管香港移交了，但英國仍有權監督基本法的實施情況並對香港民眾負有道義責任，直至2047年7月1日。中方多年來壹直不認同英方還對香港負有這些「遺留責任」，並認為香港回歸后如果英國再說三道四就是干預中國內政。這個分歧為後來的壹系列變故預埋了伏筆。
這個聲明和後來的基本法體現了英國把原殖民地移交給新主人～中國時的囑託性的制度前瞻期待，也體現了1984年時空條件下中方要努力改革並用五十年時間逐步向香港看齊的自我預期（鄧小平有壹句廣泛流傳的話：五十年之後就不用變了。人們解讀為五十年後中國大陸就與香港壹樣了）。後來基本法起草完成後，被香港市民（有很多香港專家參与了起草）、大陸民眾和國際輿論廣泛高度評價，認為是壹部很好的基本法。大陸很多人包括我甚至認為香港基本法就是大陸未來民主改革的參考範本，因為那畢竟是中共改革家趙紫陽領導起草的（趙紫陽曾在主持起草中共政治體制改革決議時說，用三到四個黨代會即15—20年時間完成大陸的政治改革）。英國下決心把香港完整歸還，也與中國正處於改革開放上升期有關，國際社會普遍預期，以中國當時的改革勢頭用壹兩代人時間就可以基本實現民主化，所以對香港未來並不擔心。香港市民也基本持此心態。
香港基本法幾乎完整保留了英國管制時期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言論等制度。在香港市民看來，只是走了總督，來了中國代表（中聯辦），其他都沒變，而且還比英國管制時更進步：原來香港司法並沒有終審權（終審權屬於倫敦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回歸后香港將首次擁有司法終審權；目前特首和議會暫由中央同意的提名委員會選出並由中央任命，到2007年就會實現普選～英國在香港建立了法治但從未給過民主。中國接管后不但會給真正的民主，而且特首產生方式和權力基本相當於自治共和國的總理模式。新的「宗主國」～中國，比英女王還寬鬆，他們並未派總督來，只是派來個聯絡員代表中央～相當於中華民國對西藏的統治方式。香港既不用給中央交稅，又不用承擔國防駐軍費，保留獨立貨幣區和關稅區，還有司法終審權，還有自己的區旗（想想中國哪個省有自己的旗幟），行政長官在國際多邊場合還可以與「宗主國」元首並立（如APEC會議）。香港居民護照可以得到全世界主要國家的入境免簽～大陸護照的免簽國則少的可憐。香港居民還可以有雙重國籍，大批香港人擁有英國海外護照，還有很多人擁有美加澳韓日的永久居留權。香港海關可以擋住大陸居民湧入，他們來旅遊只能呆七天，而西方人來此卻可以停留90天。香港作為亞洲四小龍之壹，八十年代的收入水平高出大陸幾十倍。這真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后，香港市民大概就是這樣想象香港未來的。
現在回頭看，香港市民當初大概誤會或沒注意回歸后發生的與英國海外領地時期的實質區別：香港實際成了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而不是貌似的自治共和國或自由城邦，雖然有很高的自治權，但這些權利都是中央自願賜予的，哪天中央不自願了，比如從趙紫陽的中國變成江胡習的中國了，「宗主國」換掌門人了，改章程了，自治權隨時可以被收回，並沒有什麼真實可靠的國際保障。當初不是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疑慮，而是無能為力，因為領土主權變更只是冰冷的土地移交，並不天然包括居民的權利問題～這是目前國際治理體系的缺失。現在的港人治港只是英國的遺留善意和中國當時掌門人的主動善意安排。如果居民～相當於土地佃戶，與新地主鬧僵了，地主善意不再了，壹切制度安排都可能推倒重來。佃戶只能與地主商量減租減息和更寬鬆管制，無法把自己變成地主，除非學習共產黨來壹場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特區居民與中央或中國不是夫妻關係，不願壹起過了可以自由離婚，也不是有各自獨立產權的鄰里關係，關係不好可以不來往，也不是父子關係，長大了可以另立門戶。特區居民與中國的關係只是有些特權的公民與國家的關係。這就是特別行政區的本質規定性。想脫離這個本質，除非中國本身大變或被國際強行改變秩序。
二，陸港兩地人民和政府自中英聲明簽訂以來的心態變化
香港市民當初樂觀的想象，或者說中英港三方的移交蜜月期，還沒等到1997回歸就突然變得冰冷了，因為發生了壹件天大的事～打破了所有的美好預期：六四事件。
六四天安門屠殺不僅終止了中共十三大開啟的政治改革進程，也使香港人從此喪失了對「五十年不變」的預期。這個美好前景的喪失，使香港人變得恐慌和憤怒，他們紛紛移民或取得外國居留權（回歸前兩年，大批港人申領英國海外護照，英國方面壹直保守地說總共有17萬人，而大陸統計說有340萬人～見百度百科），再就是年復壹年地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紀念六四慘案，抗議大屠殺，要求平反。1989當年，全港有100萬人上街抗議遊行，以後每年都有十幾萬或更多人參加紀念集會和遊行，壹直堅持了三十年。直到佔中前後，壹批再也不對大陸政改和平反六四抱希望的年輕人提出了港獨訴求（中國的事與我們沒關係了），維園的抗議人群才降到十萬以下（六四三十周年時再次達到18萬人）。這是壹個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現象：壹個在「宗主國」內完全無法紀念的事件，它的附屬特別行政區人民卻年年不忘，而且每壹年紀念都與當年港人爭取的公民權利相關聯。並且隨著大陸法治的倒退，對香港越境執法的增多和政治思想管控的增強，及大陸強勢崛起后與香港經濟落差的迅速縮小，使香港民眾對大陸的好感越來越低。這個紀念六四現象的持續出現，其實構成了香港與大陸關係的溫度曲線，並呈現逐漸趨於冰點的趨勢，說明兩地裂痕越來越深，直到2019年兩百萬人（相當於香港大部分青壯年）湧上街頭抗議壹個大陸人看起來不太重要但卻對每個港人生死攸關的條例。這壹切都因為從1989年起，香港人對回收他們的祖國，再也建立不起來政治安全感了，直到出現大逃亡思潮：要麼讓我們獨立，要麼重回英國統治。這就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口號的來源和含義。對大陸來說，所幸的是，香港的主流人群和主流訴求仍然是希望在壹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框架內爭取到合理的普選權利和高度自治權利。港獨思潮還不是主流。下壹步的發展就看北京方面有沒有善意的大智慧來改善香港的離心傾向了。
讓我們換個角度，再看看三十年來，中央政府和大陸民眾對香港的心路歷程。並由此分析壹下三十年來，陸港兩地日益加深的分歧在大陸這個側面的邏輯鏈條。很遺憾，海外媒體在每次陸港兩地衝突時都側重報道北京「邪惡政權」及小粉紅們的禍心，然後沿著壹個正邪分野的邏輯描述事件。嚴重忽視了北京作為香港主權的回收者和新統治者，不得不固守的壹些底線～雖然這些固守的方式令人厭煩（共產黨的統治方式可能是令人厭煩的，但作為主權方的中國在基本法範圍內的管制方式又是不得不尊重的。把這兩者混在壹起反對可能是失之偏頗的）。
香港作為英國海外領地有長達155年的歷史，這段歷史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屈辱記憶。雖然英國從到處征戰的日不落帝國，經歷兩次大戰後逐漸修鍊成了現代民主國家並放棄了眾多殖民地，它也把香港培育成了壹個具有高度法治和良好人權保障的地區，但英國作為初始野蠻佔領者的歷史定位卻無法在大陸人民心中改變。回收香港和澳門，在大陸執政者和人民看來，是終結百年恥辱和大陸人民終於揚眉吐氣的標誌性事件。大陸人民經歷了三十年的閉關鎖國，在他們心目中對國家主權沒什麼切實感受，甚至還有些厭煩，因為主權邊界困住了他們，使他們無法自由出入國門。但香港澳門的相繼回歸，使他們對主權有了切實有用的感受，因為這個主權居然可以讓他們把祖先丟失的國土再要回來，所以這個獨立自主的祖國還是有些可愛的。除了對回收國土的期待，大陸人民還想當然地認為那塊國土上還有他們丟失了壹百多年的「遊子」，我們應該像母親歡迎孩子壹樣歡迎他們回家（今天回頭看，大陸人民壹直到今天還驕傲持有的慈母心，其實與香港人民的遊子心是極不對稱的）。中共黨營媒體的宣傳強化了大陸關於香港那種遊子歸來的感覺（壹個附帶的心態是，遊子寄養在外多年，如果養成了些壞習慣，回家后也是理所當然要調教的），其實大陸人民至今都無法理解港人那種法治習慣、自由意志和民主訴求。他們只知道，香港回歸中國了，不容再改變，其中的遊子，香港人民也回家了，與家長有心理隔閡也是自然的，可以慢慢磨合，但要再次離家出走，是不可理解和絕對不可接受的（這就是香港今天感受到的大陸愛國群眾）。因此，如果說香港人民要爭的是民主權利，部份大陸人民內心應該是支持的，因為他們在內地爭不到。但如果有人鬧獨立，他們肯定不假思索就會激烈反對：好不容易收回的祖宗土地豈容再丟失？他們不壹定愛黨，但他們愛國。前者說明他們可能成為香港民主派的同盟軍，需要爭取；後者說明他們不會支持和容忍港獨（遊子如果學壞了，就該打）。
大陸人民從最初的收回主權的興奮，到1989年也和香港人民壹樣經歷了六四的痛苦。到1997年回收香港時，至少大陸的知識界已經開始嘲諷前去接管的江、李遭遇的某些尷尬了，並傳播「香港淪陷」的說法。我們從那時起就憂心地看待香港的前途並預感會發展到今天的僵局。
而普通大陸民眾的心態則略有不同。六四帶來的憤怒，很快被鄧小平南巡后開放的市場經濟所替代，大家都湧入商海壹心賺錢去了。香港人民也被大陸的新機會所吸引，很多六四后出走的人又都回來了，感覺那時大陸對香港的政治壓力還不大，遊行和言論自由都在（基本法23條的具體立法居然被50萬人遊行給頂回去了，還導致了特首下台），大陸又多了賺錢機會，總體尚可接受。
香港和大陸人民都沒想到的是後來20多年的發展逐漸發生的兩大逆轉：
壹是大陸經濟快速增長而香港經濟相對衰落。原來趾高氣揚進入大陸投資經商的香港人，從被大陸人民仰視羨慕的壹族，慢慢失去了光環，被大陸人逐步超越了，而且大陸人做的並不差，甚至更好。連那些導致大陸萬人空巷觀看的金庸瓊瑤電視劇及電影、歌曲，大陸也拍的更好了，甚至香港藝人都必須來大陸討生活了。成千上萬湧入香港的大陸遊客，以瘋狂的購買力震驚了香港，同時也帶來了文明秩序的巨大反差，「文明衝突」時有發生。終於有壹天因為某個不文明的遊客行為，兩地民眾通過自媒體互相罵起來了。自媒體上的香港人表達了對大陸人的總體蔑視和排斥，大陸人才第壹次恍然大悟，原來妳們從來就沒有回家的感覺，早就不把自己當中國人了。好吧，那麼狹小的地方我們還不稀罕去了昵！深圳上海早比香港好多了！咱們如今要去歐洲了。但妳們要分裂，那可沒門！這個巨大的心理裂痕，其實是後來壹系列政治動蕩的潛在原因。如何修補這個裂痕，也是陸港兩地政府最難的課題。
二是兩地在政治上再也無法相安無事了。江胡時代，大陸尚有壹定程度的政治寬容，對香港就更加寬容（街頭那麼多法輪功罵江的廣告牌和隨處可見的描寫大陸政治黑幕的書刊雜誌，江也沒下令去抓人掃蕩）。但2013年起，大陸更換了極為強勢的領導人，香港的「自由散漫」的好日子到頭了。「反共書報」迅速被整頓，甚至把出版商綁回大陸整治，輿論嘩然。2007年承諾的2017年普選，終於在2014年商量具體辦法時，爆發了長達兩個月的激烈衝突——佔領中環。
那麼，我們再來回顧壹下，中央政府和中共在香港回歸后的22年，到底經歷了怎樣的心路歷程和不為外人道的思考。
前面說過，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是在鄧小平趙紫陽主導下完成的，他們那時的價值取向是香港回歸五十年後，中國大陸的政治制度會基本與香港壹致，香港是大陸的榜樣和改革開放橋頭堡。所以他們把對香港的管制權確立在兩個基點上：1，駐軍，2，特首確認和任命權（「確認」是指如果香港選出大陸不認可的特首，中央有權不批准。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會比較尷尬，所以選前由中央先確認幾個候選人就成為壹個必備程序。這也成為後來爭議的焦點）。除以上兩點外，其他都不變。中央基本把香港當成壹個僅有象徵性主權管理的高度放任地區來對待（這也導致了香港人誤以為自己類似於自治共和國）。但是，六四導致香港百萬人上街抗議后，「新中央」與香港市民之間實際上變成了心理對立關係。中央不再把香港當成學習的榜樣，而是當成「亂華基地」「反共橋頭堡」和需要收緊管制的地方了。但礙於基本法，並沒有採取公開的打壓方式，甚至2003年迫於香港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把基本法23條立法都擱置了。不過潛在的打壓卻悄然開始了，包括1，向香港大量注入中資，取得經濟控制權（同時是當時「貪腐中央」及權貴們的白手套）；2，在深圳上海廣州興建大型集裝箱碼頭，替代香港的轉口貿易中心地位；3，在上海深圳建立新的金融中心，試圖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由於大陸的資本管制，這個意圖至今未能實現）；4，加入WTO，直接與全世界做貿易，降低香港的轉口地位；5，直接引進台資，不再用香港做橋樑（以上各項當然有大陸自身發展的需要，不僅僅是針對香港的）；6，拉攏馴服香港建制派議員，壓制泛民主派議員；7，選擇更愛國的特首；等等。這些做法的顯著特點是，北京仍在基本法框架內和國家層面應對香港問題，其中並沒有過多體現共產黨的意志。
但2013年「習中央」執政后，，對香港又多了兩個體現共產黨意志的新趨勢：1，由於反腐的加深，香港作為大陸「逃犯天堂」的特殊地位凸顯出來了，同時各種腐敗的行賄方也與香港多有牽扯（這壹點是香港市民對後來的引渡條例很恐懼的原因之壹）。大陸的司法標準與香港還有巨大差距，但大陸的那些選擇性反腐經常會涉及到逃亡香港的企業家，因此大陸方面開始不顧香港的法治體系，直接強行把他們抓捕或逼迫回來。引起了香港方面對大陸破壞香港法治的指責。2，由於新中央在大陸強勢整治思想和公共知識分子及維權律師，強調黨媒姓黨，大陸的公開異議聲音幾乎被打壓殆盡。在這種背景下，隸屬於中國的香港居然還可以天天「胡說」，這讓新中央很不爽，於是壹改江胡時代的寬容，迅速出手了：封書店，抓書商，給書刊零售商施壓。很快，香港街頭就剩下蘋果日報壹家明顯不服的報紙了，各種「反動書刊」幾近消失。對香港來說，這是回歸多年來第壹次感受到真的「變天了」。
三，關於「香港中間道路」的討論
在上述背景下，北京和香港民眾終於在普選問題上爆發了大規模衝突：佔領中環。（說明：中共在香港大規模整治書報出版，是佔中之後發生的。但香港佔中時已感受到了高度政治壓力）
北京曾根據基本法承諾2017年香港將普選特首。但特首候選人的產生有兩個約束條件，壹是必須由1200人的提名委員會初選出兩到三名候選人，不能放開公眾提名和黨派提名；二是特首候選人必須「愛國愛港」。特首在如上「普選后」，即放開立法會的真正普選（公眾提名，自由競選）。應該說，這個方案還是尊重基本法的，並沒有加入多少共產黨的獨特意志。就是說，中央還願意按照基本法和承諾，如期兌現2017年大選。只不過，在香港日益離心的態勢下，中央必須抓住唯壹「抓手」～特首，不能讓香港輕易「脫手」，成為中央連提名權都不能控制的事實上的自治共和國。這是北京的最後底線，在中央看來，這是退無可退的。在北京日益向右翼的紅色帝國邁進的時代，尚能容忍香港在壹個「半民主」框架下運行（即完全的議會民主+受控但也是普選的特首），這是2014年新中央剛上台不久，主要注意力還在激烈反腐當中，給香港留下的唯壹先拿到「半民主」權利的時間機會，如果沒有「袋住先」～先拿到再說，以後還能不能再有這樣的機會，已經不好說了。
但是很可惜，由於北京日益加深的思想打壓與香港的價值觀發生了激烈衝突，香港自然產生了壹種「不自由毋寧死」的反抗心態，在討論普選提名權問題時終於爆發了不妥協甚至分離主義即港獨的思潮和運動。泛民運動對中央有關提名辦法的批評是：假民主！他們試圖像所有西方國家那樣壹次性拿到完整的普選權利（包括公民和政黨提名的權利）～他們忘記了香港僅僅是壹個特別行政區，而不是完整的自治共和國。這個爭議的實質是，香港人民需要壹個完全聽命于選民的、完全為選民服務而不是聽命于北京的特首（實際就是民選總統了），北京需要壹個既聽命于選民（因為是普選的，特首不聽命于選民就無法當選），又聽命于北京的特首。公正地說，北京並沒有背離基本法。但泛民過高要求了，而且毫不妥協地佔領了中環兩個月。最後無果而終。2017特首選舉又回歸了老辦法，「半民主」也沒得到。假如2018年實現了議會真普選，壹個民選的議會就不會輕率對待逃犯條例了，2019年的衝突就不會發生。
但是，泛民運動和其中的激進派，並沒有意識到這壹點，公眾輿論也是壹邊倒地批判北京。他們似乎總結出的經驗是，應該對北京更激烈才能取勝，不給我們真民主，我們就掀起分離運動。於是，2016年，主張香港獨立、本土自決的梁天琦就創造出了壹個新口號來表達獨立意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因此到了2019年由於逃犯條例引發的新壹輪抗爭，實際上是兩個混合運動和雙重目標，壹個是絕大多數人繼續沿著壹國兩制框架爭取雙普選（中端目標），另壹部分勇武的少數人在爭取獨立，包括回歸英國、讓美國出兵來解放香港等等（最高目標）。「香港學生動源」召集人鍾翰林在他的推文中明確宣稱：如何光復香港，完成時代革命？就是推動香港獨立直至香港共和國正式成立。而民陣組織的爭雙普選運動則宣布不與勇武派「割席」，兩個運動互相支持，「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是任何政治運動壹般都會被最極端的力量所代表，溫和的聲音會被極端的聲音淹沒和綁架，中共也會同時把溫和聲音過濾掉，只以最激進的聲音定義運動為「以港獨為目標的顏色革命」，並開始嚴厲打壓，同時啟動所謂「二次回歸計劃」。歷史的悲劇在於，在極權國家，當自由主義成為主導力量后，壹定會出現保守力量的打壓，這是個求仁得仁的結果，最後是連溫和的訴求也得不到。
在中國沒有整體實現民主化之前，香港能維持壹個「半民主」架構已是萬幸，這是壹個需要「認命」的現實。在大陸極權統治下，要想實現完全普世的選舉方式或香港獨立是不可能的，大陸不是新加坡當年面對的馬來西亞。要想爭取到完整民主，必須要幫助大陸人民壹起去實現全國的民主化，而不是用分離主義態度對待，中國的事與我們無關。台灣的問題也同樣是這個道理。香港的反對運動正在發生政治改良（在基本法框架內爭取最大限度民主）和勇武革命（實現香港獨立）的路線分歧。改良派或「和理非」派與勇武派「不割席」的後果最後壹定是整個運動都被勇武派的目標和口號代表了。到底是和平爭取民主還是暴力革命？這個問題對香港前途生死攸關。反對運動內部需要好好檢討壹下方針路線問題了。
那麼，今日的僵局，如何解決？出路何在？
香港目前有13個方面的力量在參与博弈，這13方是：香港和理非派、香港勇武獨立派、香港商界、港府、中共、中國、大陸民眾、英國、美國、歐盟、台灣、中國海內外民主派、海外各種獨立派。這麼多力量的介入，使香港的事態變得撲朔迷離，很難梳理。其實，在錯綜複雜的態勢下，最極端的兩翼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兩翼是：香港的勇武獨立派和北京強勢的二次回歸派。化解了這兩翼的主張，事態就有了出路。
我提出壹個「中間道路」方案，給香港人民和北京中央政府參考，希望能「各退壹步」，達成諒解，結束香港目前的危局。
這個中間道路方案，對香港泛民和泛獨運動來說，就是放棄獨立目標，暫時接受「半民主」架構。但在特首提名方面，應要求候選人委員會參考網路投票傾向，增加提名人選和公開競選辯論時間，並允許國際中立觀察和評估。請勇武派不要追求無望實現的獨立目標，也不要主動要求外部來干預內政。應該採取和平 理性 非暴力的方式，不要用激進不妥協的態度激起中共的鎮壓衝動，先把局勢穩定下來，讓泛民陣營內部仔細商討談判對話條件，回到非暴力不合作的抗爭的軌道上來。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