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基本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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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基本特徵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1月29日
作者 朱振和
很多年來，反抗中共獨裁暴政、實現中國民主化的運動壹直在此起彼伏、壹浪高過壹浪地進行著。如果從1989年算起，中國民主化運動已經有30年的歷史了；如果追溯至西單民主牆、四五運動、張志新烈士、林昭烈士，那就有50多年的歷史了。
目前中國民主化運動到了壹個關鍵的時刻。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前景如何？今後中國民主化運動應該怎樣進行？這決定於我們對中國當前的政治形勢有明確的、準確的認識。為此，我寫了八篇短文，談壹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發表出來與有志於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志士仁人交流，讓我們共同來探討這個問題。這裡是八篇短文的第壹篇。
分析中國政治形勢的首要問題是確定中國社會制度和國家政權的性質。
自鄧小平以來，中共自稱中國是壹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們普遍地認識到，這是中共在「掛羊頭，賣狗肉」，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資本主義的「狗肉」。鄧小平論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所有言論都是不值得壹駁的詭辯。中國已經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壹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社會制度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關於這壹點很多人已有共識，我就不多講了。
中國的政權是什麼性質的？很多人會回答說，是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權。這個答案是正確的，但是中共這個極權專制政權與封建時代的專制政權還是有區別的，我們尚須給出進壹步的說明。
有人說，在中國是既得利益集團掌握了政權；還有人提出了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這兩種說法有壹定的道理，但是前者的說法不夠明確，既得利益集團由哪些人組成？獲得多大的利益才算是既得利益？總不能把獲得了壹點小利的人也算作既得利益者吧。所以「既得利益集團」的定義是不明確的。還有，按照既得利益集團的定義來分析，在中共領導層中存在不止壹個利益集團，薄熙來和胡錦濤應該屬於不同的利益集團；可是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他們屬於同壹個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後者的說法不很準確，也不太科學，我們將在後面加以說明。
我認為現在在中國形成了壹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中國政權的性質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中共自稱的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都是名不副實的，其實質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應該解讀為：人民被民之主專政。
吉拉斯在20世紀50年代就寫了《新階級》壹書。他是很早就認識到，在共產黨以武力奪取政權、建立了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權以後，會產生壹個新階級的學者之壹。但是他沒有對這個新階級作更深入的闡述，把這個新階級稱為共產黨階級是不妥的。共產黨是壹個政黨、黨派，與階級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事實上，並非每個共產黨員都是這個新階級的成員，而且大部分普通的共產黨員並非這個新階級的成員；有些非共產黨員卻有可能成為這個新階級的壹員。
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給這個新階級下壹個科學的定義，那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由以下幾種人組成：（1）貪官污吏。現在中國的腐敗已經社會化了，是體制性的腐敗，很多腐敗現象是合法的腐敗。例如，土地財政、國有企業的壟斷、大批「官二代」、「太子黨」成了大型國有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這些都是極為嚴重的腐敗現象，但是這些事都是合法的。在中共的政治詞典中，這些都不是腐敗現象，反腐敗是不反這種最嚴重的腐敗的。在這個腐敗的體制中，只要妳當了官，妳要與貪腐嚴格劃清界線，當壹個真正的清官，是極其困難的。所以我認為，在處級以上的幹部中，絕大部分與貪腐脫不了干係，他們屬於官僚資產階級（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每個處級以上的幹部都屬於官僚資產階級）。至於科級幹部和公務員，凡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搞腐敗、以權謀私的，也屬於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所佔的人數比例有多大，那就很難估計了，應該說在公務員隊伍中有相當大壹部分人，已經成為官僚資產階級的壹個組成部分。（2）國有企業的高層領導幹部；在壟斷性的大型國有企業中，壹部分中層領導幹部也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壹個組成部分。（3）官商勾結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包括官員、官員的家屬及親友、有官方背景的私營企業老闆及其親信（大部分私企老闆是沒有官方背景的，不過大型、較大型的私營企業的老闆往往或多或少會有官方背景，沒有官方背景的私營企業很難做大）。
官僚資產階級的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1%—3%，我們的估計數字有這麼大的變動範圍，主要是因為無法確定在科級幹部和公務員隊伍中有多大壹部分屬於官僚資產階級的範疇。
我認為壹部分私營企業的老闆和壹部分公務員也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壹個組成部分，這些人當然不能算是權貴，所以權貴資本和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是不很妥當、不很科學的。部級以上的幹部及「太子黨」才是權貴，他們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核心，人數極少，權勢極大，富可敵國。但權貴的人數終究太少，單靠他們還不能對全民實行專政。必須以權貴為核心形成壹個階級，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作為壹個擁有絕對權力和財力的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
在毛澤東執政時期壹直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進壹步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全國人民對毛搞的這壹套所謂的「階級鬥爭」是深惡痛絕的。於是現在有些人以反對文革復闢為名，反對壹切階級鬥爭，誰要是講階級和階級鬥爭，就給妳扣上壹頂「要重新搞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其實，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會因為妳裝作鴕鳥把頭埋進沙子里就消失了。
馬克思說：「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但是他沒有預見到人類社會的歷史正在從階級鬥爭的歷史逐步轉變為階級和諧的歷史（關於階級和諧的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今天，在美、英、德、法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基本上已經實現了階級和諧，但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尚未實現階級和諧，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極權專制國家中階級鬥爭正在進行著。
今天的中國社會，粗略地可以分為五個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農民工階級。中產階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農民工階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幾。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霸佔了巨額財富，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嚴厲的專政，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公、檢、法、司部門及整個國家機器是官僚資產階級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
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中產階級占人口的大部分，這種兩頭小、中間大的階級結構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當那些西方國家的人均GDP達到中國目前人均GDP的水平時，正是中產階級的人數較快地增長的時期。於是中國的某些專家、學者就依此為依據，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也將會很快地增長，壹切社會問題自然都會解決，現在我們只須大力發展經濟，努力提高GDP就行了。
這些專家的頭腦有點發昏，他們沒有看到那些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階級關係與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階級關係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些西方國家實行的是民主憲政，社會各階級在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下和諧共存，和諧發展，實現了階級和諧。而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官僚資產階級與其他四個階級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全國各地每年發生的成千上萬次群體性事件、中共政權採取的高壓維穩政策、把大批無辜百姓關進監獄、勞教所乃至精神病院……等，正是官僚資產階級與其他四個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
在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下，中產階級是壹個被統治、被剝削、沒有權勢的階級，中產階級的隊伍不可能不斷地擴大，中國目前的狀況是中產階級的隊伍在逐漸萎縮。原本大學畢業生是中產階級的主要後備軍，可是目前在中國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加入了工人階級的隊伍，有壹部分大學畢業生加入了失業者的隊伍，最終也成為工人階級的壹員。原有的中產階級在「新三座大山」的沈重壓迫下，生活狀況日益惡化，有壹部分人從中產階級下降為工人階級。這就是目前在中國實際發生的真實情況。那些昏庸的專家抱有壯大中產階級隊伍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那是在做白日夢。
為了完成實現中國民主化的艱巨任務，首先必須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權的性質、階級構成和階級關係有清醒的、準確的認識。
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非常不公平，貧富差距極其懸殊，絕大部分老百姓怨聲載道，這是眾所周知的鐵的事實。中共政府在八、九年以前就開始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壹直難產。我認為，直到中共政權垮台的那壹天，也不會推出壹個切實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因為中共政府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政府的首要任務，而動真格的收入分配改革與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完全矛盾的。
在民間，在新聞媒體上，在網上，很多專家學者、精英、各方面的人士乃至普通老百姓對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也發表了大量的議論。有的人認為，中國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太低，要大力提高他們的收入；有的人認為，應該大力扶持中產階級，擴大中產階級的隊伍，這是問題的關鍵；有的人認為，養老金雙軌制（幹部、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比相應的企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高數倍）太不公平，應該立即廢除；有的人認為，壟斷企業員工的工資太高，必須加以限制；有的人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缺失，應該大力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有的人認為，我國的腐敗問題太嚴重，應該努力反腐；各種各樣的議論充斥在學術界，充斥在各種媒體中。這些議論都有壹點道理，但是都沒有抓住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所以這些議論都不能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問題。至於中共的領導，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也根本不想解決這個問題。
在改革之前中國的社會制度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事實上，按勞分配是壹個不可實行的、不合理的原則，因為在全社會不存在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每個勞動者付出的勞動。勞動是無法定量計量的，壹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的多少包括三個要素：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和勞動的質量，三個要素中只有勞動時間是可以計量的，另外兩個要素是無法計量的。於是在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時常見的壹種傾向就是用按勞動時間分配來代替按勞分配。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所以在改革之前出現「吃大鍋飯」現象的原因正是因為推行不可實行的按勞分配原則（關於「按勞分配」的詳細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今天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變成了黨國資本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當然不再適用。中共領導人也多次說，除了按勞分配之外還要按非勞動因素分配，但是究竟按哪些非勞動因素分配？按勞分配和按非勞動因素分配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中共領導人從來沒有說清楚過。中共領導人根本不明白在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下收入分配的原則究竟應該是什麼，於是目前在中國實際存在的是壹種無原則的胡亂分配製度。每個單位、每個企業、每個個人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採用各種各樣合法的、不合法的、合理的、不合理的、道德的、不道德的方法和手段，甚至是不擇手段地從全國的GDP大蛋糕中爭奪盡量大的壹份。這是我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根源所在（關於在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下應該實行的分配原則，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今天在中國實際存在的這種無原則的胡亂分配製度表面上看起來是雜亂無章的，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其本質是官僚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其他四個階級的剝削制度。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佔有巨額財富（資本），霸佔了自然資源、信息資源、科技資源和公共資源，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殘酷的剝削，由此而攫取了90%以上的國民收入。這是由權力與資本、資源相結合而實施的壹種殘酷無情的剝削制度，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嚴厲殘酷的剝削制度。
了解了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的本質，也就找到了解決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問題的根本途徑，那就是推翻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廢除這個萬惡的剝削制度。其他壹切只涉及某個小問題的議論都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對某個小問題進行小的改革或改良是無濟於事的。而且任何可能損害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小改革、小改良也都是不可能實行的。
從1978年開始直到今天，中國執行的政治路線壹直是鄧小平的路線。中國要實現民主化是在推行了三十多年鄧小平路線的基礎上來實現民主化，所以正確地評價鄧小平對於認清中國當前的政治形勢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對鄧小平的評價是這樣的：多虧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能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鄧小平開創的改革的方向是對的，我們只須進壹步深化由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並推動政治改革，就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我對鄧小平的評價與此截然不同。我認為，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鄧小平的功績。對外開放是正確的，中國國門打開以後，大量外資（四分之三以上的外資是港、澳、台以及海外華僑、華裔的投資）進入中國，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至於鄧小平的改革，那就另當別論了。40多年來中國基本上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是沒有理論指導的、盲目的、「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基本上是錯誤的。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開始的，這個改革措施是正確的，「包產到戶」符合我國農業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包產到戶」克服了「吃大鍋飯」的弊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此在實行了「包產到戶」以後，我國出現了壹個農業生產快速增長的時期。但是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業是壹種以壹家壹戶為單位耕種壹小片田地的小農經濟，所以「包產到戶」不適合農業現代化，「包產到戶」的政策是錯誤的。而且農民承包土地只是得到了土地的經營權，土地的所有權在名義上歸集體所有，但在實質上已經悄悄地變成國有的了。通過實行「包產到戶」而形成的這種畸形的土地所有制正是政府能夠推行「土地財政」並造成越來越嚴重的「三農」問題的禍根。
其他方面的經濟改革怎麼樣？在「摸著石頭過河」思想的指導下，經濟改革的政策是短視的或盲目的，改革的措施朝令夕改，缺乏科學性。四十多年來出台的改革措施五花八門，千變萬化，多得數也數不清，其結果當然是非常糟糕的。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可以歸結為拋棄計劃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在學術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經過鄧小平的鼓吹，當時在社會上流行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市場化是解決壹切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這種觀點是極其錯誤的、非常有害的。
在40多年前，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解決什麼問題？首先是要克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克服的辦法就是實行私有化。另壹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要變革「政控經濟」（這是政治、政黨、政府操控的經濟的簡稱，其含義是：政治統帥經濟，經濟為政治服務，政黨領導、操縱、控制經濟計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政府、行政部門、權力機構管理、控制、支配經濟）。
當時中國國民經濟陷入困境，並非計劃經濟之過錯。中共反對搞計劃經濟，難道要搞無計劃的經濟？其實經濟計劃在任何經濟模式中都是需要的，問題在於中共制定了錯誤的經濟計劃。為什麼會制定出錯誤的計劃？因為我國的經濟實質上是「政控經濟」。所以中國經濟改革的任務不是要拋棄計劃經濟，而是必須變革「政控經濟」。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但沒有觸動「政控經濟」，反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塊遮羞布的掩蓋下，強化了「政控經濟」。其表現之壹是國有企業的壟斷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把市場化當作解決壹切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是極其錯誤、非常有害的壹種觀點。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把不該市場化的醫院和學校都市場化了，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了，完全忽視了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該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應。由此造成了「新三座大山」（看病、上學和住房），把中國老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
「發展是硬道理」是鄧小平的另壹句名言，這句話執行起來就成了唯GDP主義，發展就是增加GDP，這是硬道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都要為GDP的增長服務。於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陷入了「三高壹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模式，40多年發展的結果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同時也促成了腐敗現象盛行。
綜上所述，充分說明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錯誤的，四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失敗了。有人會反對我的這個結論，他們說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這不是說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嗎？中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不能歸功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這是另有原因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了，對外開放是正確的，此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為中國經濟起飛提供了物質基礎。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後解放了農村中富餘的勞動力，大批農民到東南沿海地區打工，中國出現了幾億廉價勞動力。中共強化「政控經濟」的政策又導致官僚資產階級擁有巨額的資本，充足的外資和內資與中國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這與三十多年來進行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改革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沒有三十多年來壹系列錯誤的經濟改革政策和措施，中國國民經濟應該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健康（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詳細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鄧小平另壹個重大的錯誤是提倡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壹時間「貓論」被奉為辦壹切事情的金科玉律，「貓論」毒害了壹代半中國人的靈魂，導致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全社會誠信缺失，不講真話、講假話成了普遍現象，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
鄧小平犯下的最主要的錯誤是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堅持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制度，拒絕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鄧小平的這種政治路線，再加上「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唯GDP主義、強化「政控經濟」的經濟政策，促使在中國形成了壹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鄧小平路線最主要的結果就是形成了壹個強有力的殘酷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系（對鄧小平思想的批判，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毛澤東統治中國27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00多萬人；有人估計在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為大約5000萬，也就是說毛澤東害死了8000多萬人。
鄧小平是1977年復出執政的，至今已有35年了。由於鄧、江、胡、習堅持壹黨專政的極權殘暴統治，並推行錯誤的經濟改革，造成中國每年有大批人非正常死亡。導致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有以下幾種：（1）各種生產事故、安全事故（礦難、火災、毒氣泄漏、爆炸、交通事故、建築物、橋樑垮塌等等）；（2）在沒有起碼的勞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在粉塵、有毒有害氣氛、接觸有毒有害物質、放射性物質及其他有害環境中工作而得了各種職業病（如：塵肺病、化學物質中毒、重金屬中毒等）；（3）吃了有毒、有害的食品、藥品，用了有害的醫療器材，做了有害的醫療手術等等；（4）因環境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食品用品污染等）而得了癌症及其他疾病；（5）在各種自然災害中因人禍、人為因素而死亡（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將近9萬人死亡或失蹤。在唐山大地震以後我國政府制定了建築物的抗震標準，為什麼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建造的房屋，99%都不符合抗震標準，都在汶川大地震中垮塌了？這9萬人中90%以上是本不該死的，他們應該屬於非正常死亡。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暴雨，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是77人，這是壹個被精心加工處理過的數字，實際死亡人數應該大大高於此數。在壹個現代化的首都，怎麼壹場暴雨會造成這麼多人死亡？他們都本不該死，都應該算作非正常死亡）；（6）在監獄、拘留所、勞改場所、勞教所、精神病院，刑訊逼供、殘酷迫害政治犯、異見人士、法輪功學員、以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者及其他人；（7）「六三—六四慘案」（這樣命名「六四」的原因，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暴力鎮壓群眾運動及群體性事件、強拆民居、暴力維穩及其他暴力事件；（8）其他（例如，在計劃生育中非法地強制墮胎及強制引產）。
在新浪微博上有壹位教授估計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800萬，另壹個教授估計是至少300萬；此外有壹份報告稱，光是空氣污染就導致中國每年有120萬人非正常死亡。我認為準確的數字是很難估計的，在最近幾年這個數字應該相當大，在改革開放之初這個數字會比較小，平均而言可能是300萬到400萬，35年非正常死亡總人數為1億500萬到1億4000萬。所以鄧、江、胡、習極權統治的殘暴程度並不亞於毛澤東。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在鄧、江、胡、習的極權統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人分散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下，有些情況還比較隱蔽，容易被人們忽視。其實把各種情況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匯總起來，其總人數是非常驚人的。人民大眾流血犧牲、遭受的苦難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走鄧小平路線已經41年了，看樣子還要繼續沿著鄧小平路線走壹段時間。今天在中國能清醒地認識到鄧小平錯誤的人並不多，向全國人民及知識分子說明、宣傳這壹點，是我們面臨的艱巨任務。
中共的政權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殘暴的極權專制政權。改變這個殘暴的極權專制政權，建立壹個民主法治、實施憲政的新政權，是中國國內外民運人士努力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把壹個極權專制政權改變為壹個民主法治、實施憲政的政權，有兩條道路可走。壹是在中共的體制內逐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詳細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最終開放報禁、黨禁，進行普選，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這是走改良的道路。另壹條是革命的道路，就是人民奮起反抗中共的極權專制統治，發生社會大動蕩，導致中國政治體制發生變革，最終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
中國將走哪壹條道路？人民大眾善良的願望是希望走改革、改良的道路，這樣人民遭受的苦難、犧牲會少壹點。鄧小平執政之初也說過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他很快就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堅持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治體制，拒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在1986年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在1989年造成了「六三—六四慘案」（這樣命名「六四」的原因，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這暴露了他堅持極權專制的真面目。江澤民在1989年北京發生「六三—六四慘案」期間，鎮壓了上海的群眾運動，被鄧小平賞識，取代趙紫陽，指定為鄧的接班人。江澤民接班以後，變本加厲地加強了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制度。
胡錦濤接班以後，在初期有不少人對「胡溫新政」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們能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溫家寶壹直在公開場合多次講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媒體上人民的讚美之言不絕與耳。可是胡溫十年執政結束了，政治體制改革連影子也沒有見到，人們的希望全部化為失望。
習近平、李克強接班了，新官上任總是會做壹些新的姿態，於是又有人對「習李新政」抱有希望了，為習、李大唱讚歌了。這些人大概忘了，十年前他們也是這樣對胡、溫抱有希望的，十年後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們怎麼不吸取教訓？我覺得習、李所謂的「新政」並沒有什麼新意，我對他們不抱什麼希望，他們不會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因為中共現行的政治路線是鄧小平定下的，習、李都認為鄧小平路線是正確的，要堅持執行，決不動搖。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報告中明確地強調，中共不走老路（意思是不回到毛的政治路線上去），也不走邪路（意思是不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堅持走正道（也就是堅持鄧小平的政治路線）。所以在習、李的任期內不可能進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
看壹下鄧小平執政以來41年的歷史，就可以知曉中共是絕不會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35年來中共只進行了壹些裝裝樣子、無關痛癢的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不但寸步未進，反而是向後倒退了。鄧小平提出「穩定壓倒壹切」；江澤民建立並加強了壹整套維穩的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行強力維穩；胡錦濤繼續執行強力、高壓維穩的政策，近年來每年的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四十多年來，人民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如果有人在公開場合發表了與黨中央不壹致的言論，立即會受到監控，稍微嚴重壹點的會被勞教，再嚴重的就被捕入獄。習近平繼承了維穩的機構和政策，當然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
最後中共政權的性質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這決定了在中共政權的體制內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屬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某個或某些個人、某個或某些高官，認識到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罪惡而與官僚資產階級決裂，反戈壹擊，採取反叛的行動，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官僚資產階級作為壹個階級是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官僚資產階級有幾千萬人，掌握了黨國大權，霸佔了所有的資源，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可以攫取90% 以上的國民收入。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官僚資產階級壹定會竭盡全力維護它的統治，也就是竭盡所能地強力、高壓維穩。在民主化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即使邁出壹小步，也會損害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官僚資產階級是絕對不會同意的。所以在中國實現民主化的改革、改良之路已經堵死，只有革命是必由之路。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會發生革命？怎樣推動民主革命？發生革命的壹個最起碼的必要條件是現有的政權已經惡貫滿盈，導致社會矛盾極為普遍、尖銳，達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在中國這個最起碼的條件實際上已經滿足了，官僚資產階級與其他四個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極其尖銳的地步，民怨已經沸騰。全國各地頻繁地發生群體性事件就充分地說明了這壹點。
光是滿足了這個最起碼的條件還不足以引發革命。發生革命還要求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確實感到再也不能忍受被剝削、被壓迫的現狀，並認識到只有推翻現政權、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才能解決社會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要民眾覺醒，民眾產生革命的要求。民眾怎樣才能覺醒呢？首先必須是知識分子覺醒，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覺醒了，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性，才能由他們去宣傳民眾，喚醒民眾，組織民眾，發動革命。
目前在中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尚未覺醒，離民眾覺醒這壹步更是差距甚大。雖然在全國各地頻繁地發生群體性事件，但是發生這些事件的原因都是由於人們某個或某方面的權益受到侵犯，是為了維權，沒有遠大的政治目的，沒有人想要改變現有的政權。鬥爭的目標是某些官員、某些企業主、某種黑社會勢力或某個地方政府，絕不是中央政府；相反，絕大部分群體性事件企望中央政府來干預和解決問題。所以這些群體性事件，包括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對中央政權並不構成巨大的威脅。在中共的高壓維穩措施之下，所有群體性事件最終都平息了。這些群體性事件不會導致革命。
除了知識分子的覺醒和民眾的覺醒以外，發生革命還有壹個必要條件，那就是覺醒的知識分子要組成有思想、有理論、有綱領、有方針政策、有行動路線的、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或政黨。還要強調壹下，組成的政治組織必須有足夠的影響力，而不是壹些很小的、分散的、零星的政治組織。如果不滿足這個條件，或許可能發生自發的群眾抗爭行動，但是難以發展成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有可能成功的革命。
喚醒知識分子，喚醒民眾和建立政黨是推動中國民主革命必須經過的步驟，而目前中國還處在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尚未覺醒的階段。覺醒的標誌是認識到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權的性質；認識到中共目前執行的是錯誤的鄧小平路線，鄧小平最主要的錯誤是促使形成了壹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導致了壹個強有力的殘酷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認識到在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治體制下，改革、改良之路已經堵死，惟有革命才是實現民主化的必由之路；認識到必須拋棄錯誤的鄧小平路線。而今天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卻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正確的，繼續深化改革，繼續執行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道路。
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革命，實現中國的民主化，我們當前要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喚醒知識分子，向他們闡明鄧小平的錯誤，批判鄧小平思想，認清鄧小平路線的本質，認識到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拋棄鄧小平的路線。
中國的腐敗現象極其嚴重，腐敗已經社會化，可以說大部分官員是貪腐的；中國的環境污染極其嚴重；中國的收入分配極為不公平，貧富差距極為嚴重；無數農民工、工人在缺乏安全設置和勞動保護措施的惡劣條件下工作，各種各樣的工傷事故及職業病層出不窮，每年有上百萬人因此而死亡；成千上萬無辜的百姓被強迫勞教，被捕入獄或被關進精神病院，受盡折磨；每年有幾百萬人因各種原因而非正常死亡……。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罪惡，可以說是罄竹難書、罪惡滔天。凡是有良知的人都說，這樣壹個惡貫滿盈、天理難容的極權專制政權，早就應該垮台了。
1989年發生「六三—六四慘案」（這樣命名「六四」的原因，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以後，世界各國紛紛譴責中共的暴行，採取各種措施制裁中共政府。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以及西方國家的許多民間人士、學者、政治家都預測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將在幾年內崩潰。可是中共政權並沒有崩潰，也沒有出現崩潰的跡象，又維持了二十多年。
1999年江澤民發起鎮壓法輪功的運動，此後流亡海外的法輪功人士在世界各國揭露和譴責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罪行，世界各國政府和民間人士紛紛譴責中共政府的暴行。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和西方國家的許多人再壹次預言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很快就會垮台。可是中共政權並沒有垮台，又繼續維持了十多年。
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房地產次級貸款）危機，到2008年引發全球金融海嘯，隨即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這壹場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嚴重衝擊了中國的經濟，但是這壹次沒有多少人預言中共政權會在幾年內垮台，相反地還有壹些經濟學家預言什麼時候中國的GDP總量能超過美國。這或許是因為人們吸取了1989年以後和1999年以後那兩次預言失誤的教訓。其實，萬惡的中共極權專制政權遲早會垮台，沒有多少人懷疑這壹點，但是能否較正確地預測中共政府垮台的時間呢？這就需要分析壹下中共政權能維持較長時間不垮台的原因。
惡貫滿盈、天理難容的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為什麼就是不垮台？首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從總體上來說有了較大的提高，這壹個「好」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正因為有了這「壹好」，所以雖然鄧小平的錯誤路線導致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環境、思想、文化、道德、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出現了種種問題及醜惡現象（簡稱為「百丑」），但是這「百丑」被「壹好」掩蓋了。「壹好遮百丑」，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現狀。在「壹好」的掩蓋下，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百丑」的真相；或者雖然看到了壹些問題，但是認為那只是次要的支流，主流是「壹好」；或者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百丑」只是前進道路中出現的壹些問題，繼續深化改革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今天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雖然不好，可是至少比毛澤東時代好，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安於現狀，沒有想要改變現狀的迫切願望，更沒有革命的要求，這就是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得以維持下去不垮台的基本原因。
由於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國的GDP總量已經佔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共政權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由於中國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大量廉價的中國製造的商品銷往外國，中國政府每年撥出巨額經費援助外國，基於經濟利益使很多國家願意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在批評中國政府違反人權的劣跡時持克制的態度。另壹方面，由於中國政府很有錢，它就有能力花費巨額經費建立和維持壹支龐大的特警部隊和壹套龐大的維穩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施強力高壓維穩。中共的高壓維穩措施有壹定的成效，鎮壓和平息了無數次群體性事件。此外，中共還花費了巨額經費策反和收買國內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民運人士以及外國支持、幫助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也取得了壹定的成效。中國的經濟實力使中共政權有能力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上維持政權的穩固。
中共極權專制政權不垮台的另壹個原因是民眾沒有覺醒，民眾為什麼不覺醒？從人民這壹方面來說，中國老百姓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已經被高度馴化了，成了絕對馴服、順從的順民。再加上1949年以後中共極權專制政權推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對全民強行洗腦，強迫全國人民在政治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壹致。經過六十多年的洗腦教育，「聽黨的話，跟黨走，絕對不能反黨」的思想已經深深地植入了大多數人的腦海中。
在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殘暴統治下，每年有幾百萬人非正常死亡，各種各樣令人義憤填膺的事件頻頻發生，不勝枚舉（如：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毒牛奶事件、2011年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暴雨造成多人死亡……等等）。每壹次這樣的事件發生以後，人們壹次又壹次地表示憤怒，憤怒過後漸漸地淡忘。時間實在太長久了，在經歷了無數次令人義憤填膺的事件以後，老百姓漸漸地有點麻木了，人們見多不怪了，人們被這些事件激起的義憤之情逐漸減弱了。就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來說，這是壹起驚天動地的特大事件，受害的家庭至少有幾十萬，也許上百萬。而我們聽到的要求追究責任、要求賠償損失的呼聲卻並不是非常強烈，大多數家庭採取了忍氣吞聲、自認倒霉的態度。中國人民在受害之後的忍耐度確實是令人吃驚的，中國人民對無數次令人義憤填膺的事件的反應是繼續忍耐下去。他們只是對地方官員發出壹些抱怨之聲，但不會譴責中央政府，有些人反而期待中央政府來解決問題，這是令人悲哀的。大多數人的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是中共極權專制政權能夠繼續維持下去的原因之壹。
另壹方面，鄧小平的「貓論」成了改革的指導思想、中共的指導思想，在「貓論」的引導下，極端實用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下降。大多數群眾不關心政治，壹切向錢看，大多數群眾的這樣壹種思想狀態也阻礙著民眾的覺醒。中國老百姓對官員的腐敗、收入分配不公及其他各種不公正的現象是深惡痛絕、非常不滿意的。但是大多數人的不滿是對自己在不公正的社會中處於不利的地位表示不滿，他們只想改變自己在不公正社會中的不利地位，並不想改變不公正的社會制度，更沒有想要推翻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革命的願望。由於腐敗已經社會化了，中國老百姓生活在腐敗的環境中，對腐敗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了。加上中國老百姓普遍缺乏公民意識，不關心政治，大多數人抱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態度。所以老百姓壹方面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另壹方面對腐敗現象又是比較容忍的，只要自己的小日子能過下去，也就得過且過了，存在腐敗現象也沒有什麼關係。
為了喚醒民眾，首先要喚醒知識分子，向他們宣傳革命的道理以喚醒他們，然後由相當數量覺醒了的知識分子去喚醒民眾，推動中國的民主革命。從喚醒知識分子，到喚醒民眾，再到發生革命，需要經過很長的壹個過程，在中共政權相當穩固的現有條件下，走完這樣壹個歷程至少需要壹、二十年的時間。但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中共政權能夠維持不垮台的基本原因，中國經濟能否這麼長時間地繼續高速發展？這絕不可能（對中國經濟改革及經濟形勢的詳細分析，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充足的外資和內資與中國幾億超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想要推測中國的經濟能否繼續高速發展，就必須從資本和勞動力這兩個方面來分析。從勞動力這方面來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是否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呢？當然不是如此。我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後，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了，大批農民離開農村，到城市去打工，這就是廉價勞動力的來源，當時全國農民工的總人數每年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經過三十年以後，全國農民工總人數的增長已經趨於飽和，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出現了變化，促使農民工的工資上漲。此外，過去長期以來農民工的工資增加得非常緩慢，有壹段時間甚至壹直保持不變，農民工與企業主、包工頭之間的矛盾，日積月累，變得非常尖銳。再加上全國各地頻頻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農民工的工資也實在是太低了，社會輿論也對企業主、包工頭施加了巨大的壓力。這些因素綜合在壹起，使得農民工的工資近年來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所以超廉價勞動力這壹個條件正在逐漸消失，這已經導致出口產品的成本迅速地上升，大大地影響了我國的外貿出口。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還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中國推行了「獨生子女」政策；（2）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社會保障支出非常低；（3）中國的企業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資金很少；（4）中國的資源補償成本極低。
目前這些附加的原因發生了變化。（1）「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上釋放完了，「獨生子女」政策的惡果（如：人口迅速地老齡化）卻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2）中國的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全國各地不斷爆發因環境污染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迫於群眾的抗議和輿論的壓力，有些排污企業不得不關閉或不再上馬，政府不得不撥出壹些經費來治理環境污染。（3）可供利用的廉價資源越來越少了。（4）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嚴重地衝擊了中國的經濟。
綜合上述幾個原因，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必然會下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即將結束。2012年中國經濟仍然勉強可以算是高速增長的，但是經濟高速增長期已經結束。面臨新的經濟形勢，如果中共政府能夠正確地應對，或許中國經濟有可能軟著陸。可是從近年來中共政府的決策和舉措來看，中共領導人已經六神無主，方寸大亂了，他們根本就是在胡亂應付。而且在擁有千萬元以上資產的中國大富豪中，已經出現了移居國外，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的熱潮。所以我預測在過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後，經濟增長率將迅速地下降，甚至出現衰退，然後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
當中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人民的生活將更為艱難，人民群眾的抗爭、維權運動將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展開。經濟危機必定會影響中共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再也無力支付巨額的維穩經費了，它想要平息全國各地的抗爭、維權運動已經力不從心了。
目前各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有兩大主要來源，壹是土地財政，二是中央的財政補貼。當中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房地產經濟的泡沫已經破裂，土地財政再也難以為繼。中央的財政收入大大地減少了，再也無力補貼地方的財政。所以這時候各地方政府必將不再聽從中央的指揮，必將各自想辦法自謀出路。
由於上述的原因，中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必將引發中國社會的大動蕩，大變革，這時候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必然垮台。
很多年來，反抗中共獨裁暴政、實現中國民主化的運動壹直在此起彼伏、壹浪高過壹浪地進行著。如果從1989年算起，中國民主化運動已經有30年的歷史了；如果追溯至西單民主牆、四五運動、張志新烈士、林昭烈士，那就有50多年的歷史了。
目前中國民主化運動到了壹個關鍵的時刻。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前景如何？今後中國民主化運動應該怎樣進行？這決定於我們對中國當前的政治形勢有明確的、準確的認識。為此，我寫了八篇短文，談壹談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發表出來與有志於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志士仁人交流，讓我們共同來探討這個問題。這裡是八篇短文的第壹篇。
分析中國政治形勢的首要問題是確定中國社會制度和國家政權的性質。
自鄧小平以來，中共自稱中國是壹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人們普遍地認識到，這是中共在「掛羊頭，賣狗肉」，掛社會主義的「羊頭」，賣資本主義的「狗肉」。鄧小平論述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所有言論都是不值得壹駁的詭辯。中國已經不是壹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壹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社會制度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關於這壹點很多人已有共識，我就不多講了。
中國的政權是什麼性質的？很多人會回答說，是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權。這個答案是正確的，但是中共這個極權專制政權與封建時代的專制政權還是有區別的，我們尚須給出進壹步的說明。
有人說，在中國是既得利益集團掌握了政權；還有人提出了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這兩種說法有壹定的道理，但是前者的說法不夠明確，既得利益集團由哪些人組成？獲得多大的利益才算是既得利益？總不能把獲得了壹點小利的人也算作既得利益者吧。所以「既得利益集團」的定義是不明確的。還有，按照既得利益集團的定義來分析，在中共領導層中存在不止壹個利益集團，薄熙來和胡錦濤應該屬於不同的利益集團；可是按照階級分析的觀點，他們屬於同壹個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後者的說法不很準確，也不太科學，我們將在後面加以說明。
我認為現在在中國形成了壹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中國政權的性質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中共自稱的人民民主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都是名不副實的，其實質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應該解讀為：人民被民之主專政。
吉拉斯在20世紀50年代就寫了《新階級》壹書。他是很早就認識到，在共產黨以武力奪取政權、建立了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權以後，會產生壹個新階級的學者之壹。但是他沒有對這個新階級作更深入的闡述，把這個新階級稱為共產黨階級是不妥的。共產黨是壹個政黨、黨派，與階級是不同的兩個概念。事實上，並非每個共產黨員都是這個新階級的成員，而且大部分普通的共產黨員並非這個新階級的成員；有些非共產黨員卻有可能成為這個新階級的壹員。
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給這個新階級下壹個科學的定義，那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由以下幾種人組成：（1）貪官污吏。現在中國的腐敗已經社會化了，是體制性的腐敗，很多腐敗現象是合法的腐敗。例如，土地財政、國有企業的壟斷、大批「官二代」、「太子黨」成了大型國有企業的董事長、總經理……，這些都是極為嚴重的腐敗現象，但是這些事都是合法的。在中共的政治詞典中，這些都不是腐敗現象，反腐敗是不反這種最嚴重的腐敗的。在這個腐敗的體制中，只要妳當了官，妳要與貪腐嚴格劃清界線，當壹個真正的清官，是極其困難的。所以我認為，在處級以上的幹部中，絕大部分與貪腐脫不了干係，他們屬於官僚資產階級（當然我們也不能說，每個處級以上的幹部都屬於官僚資產階級）。至於科級幹部和公務員，凡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大搞腐敗、以權謀私的，也屬於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所佔的人數比例有多大，那就很難估計了，應該說在公務員隊伍中有相當大壹部分人，已經成為官僚資產階級的壹個組成部分。（2）國有企業的高層領導幹部；在壟斷性的大型國有企業中，壹部分中層領導幹部也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壹個組成部分。（3）官商勾結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包括官員、官員的家屬及親友、有官方背景的私營企業老闆及其親信（大部分私企老闆是沒有官方背景的，不過大型、較大型的私營企業的老闆往往或多或少會有官方背景，沒有官方背景的私營企業很難做大）。
官僚資產階級的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1%—3%，我們的估計數字有這麼大的變動範圍，主要是因為無法確定在科級幹部和公務員隊伍中有多大壹部分屬於官僚資產階級的範疇。
我認為壹部分私營企業的老闆和壹部分公務員也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壹個組成部分，這些人當然不能算是權貴，所以權貴資本和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是不很妥當、不很科學的。部級以上的幹部及「太子黨」才是權貴，他們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核心，人數極少，權勢極大，富可敵國。但權貴的人數終究太少，單靠他們還不能對全民實行專政。必須以權貴為核心形成壹個階級，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作為壹個擁有絕對權力和財力的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全面專政，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
在毛澤東執政時期壹直以「階級鬥爭」為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進壹步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全國人民對毛搞的這壹套所謂的「階級鬥爭」是深惡痛絕的。於是現在有些人以反對文革復闢為名，反對壹切階級鬥爭，誰要是講階級和階級鬥爭，就給妳扣上壹頂「要重新搞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其實，階級和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並不會因為妳裝作鴕鳥把頭埋進沙子里就消失了。
馬克思說：「到目前為止的壹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但是他沒有預見到人類社會的歷史正在從階級鬥爭的歷史逐步轉變為階級和諧的歷史（關於階級和諧的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今天，在美、英、德、法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基本上已經實現了階級和諧，但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尚未實現階級和諧，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極權專制國家中階級鬥爭正在進行著。
今天的中國社會，粗略地可以分為五個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農民工階級。中產階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幾，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農民工階級約佔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幾。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霸佔了巨額財富，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嚴厲的專政，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中共是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政黨，公、檢、法、司部門及整個國家機器是官僚資產階級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
在發達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中產階級占人口的大部分，這種兩頭小、中間大的階級結構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當那些西方國家的人均GDP達到中國目前人均GDP的水平時，正是中產階級的人數較快地增長的時期。於是中國的某些專家、學者就依此為依據，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也將會很快地增長，壹切社會問題自然都會解決，現在我們只須大力發展經濟，努力提高GDP就行了。
這些專家的頭腦有點發昏，他們沒有看到那些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和階級關係與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和階級關係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些西方國家實行的是民主憲政，社會各階級在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下和諧共存，和諧發展，實現了階級和諧。而目前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官僚資產階級與其他四個階級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全國各地每年發生的成千上萬次群體性事件、中共政權採取的高壓維穩政策、把大批無辜百姓關進監獄、勞教所乃至精神病院……等，正是官僚資產階級與其他四個階級的階級鬥爭的集中表現。
在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制下，中產階級是壹個被統治、被剝削、沒有權勢的階級，中產階級的隊伍不可能不斷地擴大，中國目前的狀況是中產階級的隊伍在逐漸萎縮。原本大學畢業生是中產階級的主要後備軍，可是目前在中國大部分大學畢業生加入了工人階級的隊伍，有壹部分大學畢業生加入了失業者的隊伍，最終也成為工人階級的壹員。原有的中產階級在「新三座大山」的沈重壓迫下，生活狀況日益惡化，有壹部分人從中產階級下降為工人階級。這就是目前在中國實際發生的真實情況。那些昏庸的專家抱有壯大中產階級隊伍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那是在做白日夢。
為了完成實現中國民主化的艱巨任務，首先必須對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政權的性質、階級構成和階級關係有清醒的、準確的認識。
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非常不公平，貧富差距極其懸殊，絕大部分老百姓怨聲載道，這是眾所周知的鐵的事實。中共政府在八、九年以前就開始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但是這個方案壹直難產。我認為，直到中共政權垮台的那壹天，也不會推出壹個切實可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因為中共政府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政府的首要任務，而動真格的收入分配改革與維護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完全矛盾的。
在民間，在新聞媒體上，在網上，很多專家學者、精英、各方面的人士乃至普通老百姓對中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的問題也發表了大量的議論。有的人認為，中國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太低，要大力提高他們的收入；有的人認為，應該大力扶持中產階級，擴大中產階級的隊伍，這是問題的關鍵；有的人認為，養老金雙軌制（幹部、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比相應的企業單位人員的退休金高數倍）太不公平，應該立即廢除；有的人認為，壟斷企業員工的工資太高，必須加以限制；有的人認為，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缺失，應該大力加強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有的人認為，我國的腐敗問題太嚴重，應該努力反腐；各種各樣的議論充斥在學術界，充斥在各種媒體中。這些議論都有壹點道理，但是都沒有抓住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所以這些議論都不能解決我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的問題。至於中共的領導，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國收入分配問題的本質，也根本不想解決這個問題。
在改革之前中國的社會制度是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事實上，按勞分配是壹個不可實行的、不合理的原則，因為在全社會不存在壹個共同的尺度來計量每個勞動者付出的勞動。勞動是無法定量計量的，壹個勞動者提供的勞動量的多少包括三個要素：勞動時間、勞動強度和勞動的質量，三個要素中只有勞動時間是可以計量的，另外兩個要素是無法計量的。於是在執行「按勞分配」原則時常見的壹種傾向就是用按勞動時間分配來代替按勞分配。按勞動時間分配就是「吃大鍋飯」，所以在改革之前出現「吃大鍋飯」現象的原因正是因為推行不可實行的按勞分配原則（關於「按勞分配」的詳細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今天中國的社會制度已經變成了黨國資本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當然不再適用。中共領導人也多次說，除了按勞分配之外還要按非勞動因素分配，但是究竟按哪些非勞動因素分配？按勞分配和按非勞動因素分配之間的關係究竟應該如何？中共領導人從來沒有說清楚過。中共領導人根本不明白在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下收入分配的原則究竟應該是什麼，於是目前在中國實際存在的是壹種無原則的胡亂分配製度。每個單位、每個企業、每個個人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採用各種各樣合法的、不合法的、合理的、不合理的、道德的、不道德的方法和手段，甚至是不擇手段地從全國的GDP大蛋糕中爭奪盡量大的壹份。這是我國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迅速擴大的根源所在（關於在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下應該實行的分配原則，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今天在中國實際存在的這種無原則的胡亂分配製度表面上看起來是雜亂無章的，但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其本質是官僚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其他四個階級的剝削制度。官僚資產階級掌握了黨國大權，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佔有巨額財富（資本），霸佔了自然資源、信息資源、科技資源和公共資源，對其他四個階級實行殘酷的剝削，由此而攫取了90%以上的國民收入。這是由權力與資本、資源相結合而實施的壹種殘酷無情的剝削制度，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嚴厲殘酷的剝削制度。
了解了中國的收入分配製度的本質，也就找到了解決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懸殊問題的根本途徑，那就是推翻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廢除這個萬惡的剝削制度。其他壹切只涉及某個小問題的議論都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對某個小問題進行小的改革或改良是無濟於事的。而且任何可能損害官僚資產階級利益的小改革、小改良也都是不可能實行的。
從1978年開始直到今天，中國執行的政治路線壹直是鄧小平的路線。中國要實現民主化是在推行了三十多年鄧小平路線的基礎上來實現民主化，所以正確地評價鄧小平對於認清中國當前的政治形勢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對鄧小平的評價是這樣的：多虧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才能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鄧小平開創的改革的方向是對的，我們只須進壹步深化由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並推動政治改革，就能把中國的事情辦好。。
我對鄧小平的評價與此截然不同。我認為，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這是鄧小平的功績。對外開放是正確的，中國國門打開以後，大量外資（四分之三以上的外資是港、澳、台以及海外華僑、華裔的投資）進入中國，建立起許多合作、合資企業及外資企業，提供了中國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至於鄧小平的改革，那就另當別論了。40多年來中國基本上沒有進行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是沒有理論指導的、盲目的、「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基本上是錯誤的。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包產到戶」）開始的，這個改革措施是正確的，「包產到戶」符合我國農業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包產到戶」克服了「吃大鍋飯」的弊病，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此在實行了「包產到戶」以後，我國出現了壹個農業生產快速增長的時期。但是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業是壹種以壹家壹戶為單位耕種壹小片田地的小農經濟，所以「包產到戶」不適合農業現代化，「包產到戶」的政策是錯誤的。而且農民承包土地只是得到了土地的經營權，土地的所有權在名義上歸集體所有，但在實質上已經悄悄地變成國有的了。通過實行「包產到戶」而形成的這種畸形的土地所有制正是政府能夠推行「土地財政」並造成越來越嚴重的「三農」問題的禍根。
其他方面的經濟改革怎麼樣？在「摸著石頭過河」思想的指導下，經濟改革的政策是短視的或盲目的，改革的措施朝令夕改，缺乏科學性。四十多年來出台的改革措施五花八門，千變萬化，多得數也數不清，其結果當然是非常糟糕的。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可以歸結為拋棄計劃經濟，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在學術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說法是不成立的。經過鄧小平的鼓吹，當時在社會上流行這樣壹種觀點：「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市場經濟、市場化是解決壹切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這種觀點是極其錯誤的、非常有害的。
在40多年前，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解決什麼問題？首先是要克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實行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後，以全社會（或集體）為單位進行生產與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消費之間的矛盾，克服的辦法就是實行私有化。另壹個同樣重要的任務是要變革「政控經濟」（這是政治、政黨、政府操控的經濟的簡稱，其含義是：政治統帥經濟，經濟為政治服務，政黨領導、操縱、控制經濟計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政府、行政部門、權力機構管理、控制、支配經濟）。
當時中國國民經濟陷入困境，並非計劃經濟之過錯。中共反對搞計劃經濟，難道要搞無計劃的經濟？其實經濟計劃在任何經濟模式中都是需要的，問題在於中共制定了錯誤的經濟計劃。為什麼會制定出錯誤的計劃？因為我國的經濟實質上是「政控經濟」。所以中國經濟改革的任務不是要拋棄計劃經濟，而是必須變革「政控經濟」。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不但沒有觸動「政控經濟」，反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塊遮羞布的掩蓋下，強化了「政控經濟」。其表現之壹是國有企業的壟斷變得越來越嚴重了。
把市場化當作解決壹切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是極其錯誤、非常有害的壹種觀點。在這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下，把不該市場化的醫院和學校都市場化了，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場化了，完全忽視了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該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供應。由此造成了「新三座大山」（看病、上學和住房），把中國老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
「發展是硬道理」是鄧小平的另壹句名言，這句話執行起來就成了唯GDP主義，發展就是增加GDP，這是硬道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都要為GDP的增長服務。於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陷入了「三高壹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益）的模式，40多年發展的結果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嚴重的環境污染，同時也促成了腐敗現象盛行。
綜上所述，充分說明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錯誤的，四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失敗了。有人會反對我的這個結論，他們說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這不是說明了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成功的嗎？中國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這不能歸功於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這是另有原因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了，對外開放是正確的，此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為中國經濟起飛提供了物質基礎。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後解放了農村中富餘的勞動力，大批農民到東南沿海地區打工，中國出現了幾億廉價勞動力。中共強化「政控經濟」的政策又導致官僚資產階級擁有巨額的資本，充足的外資和內資與中國幾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這與三十多年來進行的令人眼花繚亂的經濟改革沒有什麼關係。如果沒有三十多年來壹系列錯誤的經濟改革政策和措施，中國國民經濟應該發展得更快、更好、更健康（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詳細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鄧小平另壹個重大的錯誤是提倡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的「貓論」（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壹時間「貓論」被奉為辦壹切事情的金科玉律，「貓論」毒害了壹代半中國人的靈魂，導致拜金主義、功利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全社會誠信缺失，不講真話、講假話成了普遍現象，全社會道德水平下降。
鄧小平犯下的最主要的錯誤是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堅持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制度，拒絕進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鄧小平的這種政治路線，再加上「讓壹部分人先富起來」、唯GDP主義、強化「政控經濟」的經濟政策，促使在中國形成了壹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鄧小平路線最主要的結果就是形成了壹個強有力的殘酷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體系（對鄧小平思想的批判，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毛澤東統治中國27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00多萬人；有人估計在文化大革命和以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為大約5000萬，也就是說毛澤東害死了8000多萬人。
鄧小平是1977年復出執政的，至今已有35年了。由於鄧、江、胡、習堅持壹黨專政的極權殘暴統治，並推行錯誤的經濟改革，造成中國每年有大批人非正常死亡。導致非正常死亡的情況有以下幾種：（1）各種生產事故、安全事故（礦難、火災、毒氣泄漏、爆炸、交通事故、建築物、橋樑垮塌等等）；（2）在沒有起碼的勞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在粉塵、有毒有害氣氛、接觸有毒有害物質、放射性物質及其他有害環境中工作而得了各種職業病（如：塵肺病、化學物質中毒、重金屬中毒等）；（3）吃了有毒、有害的食品、藥品，用了有害的醫療器材，做了有害的醫療手術等等；（4）因環境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食品用品污染等）而得了癌症及其他疾病；（5）在各種自然災害中因人禍、人為因素而死亡（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有將近9萬人死亡或失蹤。在唐山大地震以後我國政府制定了建築物的抗震標準，為什麼在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建造的房屋，99%都不符合抗震標準，都在汶川大地震中垮塌了？這9萬人中90%以上是本不該死的，他們應該屬於非正常死亡。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暴雨，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是77人，這是壹個被精心加工處理過的數字，實際死亡人數應該大大高於此數。在壹個現代化的首都，怎麼壹場暴雨會造成這麼多人死亡？他們都本不該死，都應該算作非正常死亡）；（6）在監獄、拘留所、勞改場所、勞教所、精神病院，刑訊逼供、殘酷迫害政治犯、異見人士、法輪功學員、以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者及其他人；（7）「六三—六四慘案」（這樣命名「六四」的原因，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暴力鎮壓群眾運動及群體性事件、強拆民居、暴力維穩及其他暴力事件；（8）其他（例如，在計劃生育中非法地強制墮胎及強制引產）。
在新浪微博上有壹位教授估計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800萬，另壹個教授估計是至少300萬；此外有壹份報告稱，光是空氣污染就導致中國每年有120萬人非正常死亡。我認為準確的數字是很難估計的，在最近幾年這個數字應該相當大，在改革開放之初這個數字會比較小，平均而言可能是300萬到400萬，35年非正常死亡總人數為1億500萬到1億4000萬。所以鄧、江、胡、習極權統治的殘暴程度並不亞於毛澤東。如果說兩者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在鄧、江、胡、習的極權統治下非正常死亡的人分散在各種各樣的情況下，有些情況還比較隱蔽，容易被人們忽視。其實把各種情況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匯總起來，其總人數是非常驚人的。人民大眾流血犧牲、遭受的苦難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國走鄧小平路線已經41年了，看樣子還要繼續沿著鄧小平路線走壹段時間。今天在中國能清醒地認識到鄧小平錯誤的人並不多，向全國人民及知識分子說明、宣傳這壹點，是我們面臨的艱巨任務。
中共的政權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殘暴的極權專制政權。改變這個殘暴的極權專制政權，建立壹個民主法治、實施憲政的新政權，是中國國內外民運人士努力為之奮鬥的共同目標。把壹個極權專制政權改變為壹個民主法治、實施憲政的政權，有兩條道路可走。壹是在中共的體制內逐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關於中國政治改革的詳細論述，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最終開放報禁、黨禁，進行普選，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這是走改良的道路。另壹條是革命的道路，就是人民奮起反抗中共的極權專制統治，發生社會大動蕩，導致中國政治體制發生變革，最終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
中國將走哪壹條道路？人民大眾善良的願望是希望走改革、改良的道路，這樣人民遭受的苦難、犧牲會少壹點。鄧小平執政之初也說過要搞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他很快就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就是堅持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治體制，拒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在1986年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在1989年造成了「六三—六四慘案」（這樣命名「六四」的原因，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這暴露了他堅持極權專制的真面目。江澤民在1989年北京發生「六三—六四慘案」期間，鎮壓了上海的群眾運動，被鄧小平賞識，取代趙紫陽，指定為鄧的接班人。江澤民接班以後，變本加厲地加強了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制度。
胡錦濤接班以後，在初期有不少人對「胡溫新政」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們能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溫家寶壹直在公開場合多次講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媒體上人民的讚美之言不絕與耳。可是胡溫十年執政結束了，政治體制改革連影子也沒有見到，人們的希望全部化為失望。
習近平、李克強接班了，新官上任總是會做壹些新的姿態，於是又有人對「習李新政」抱有希望了，為習、李大唱讚歌了。這些人大概忘了，十年前他們也是這樣對胡、溫抱有希望的，十年後希望都成了泡影，他們怎麼不吸取教訓？我覺得習、李所謂的「新政」並沒有什麼新意，我對他們不抱什麼希望，他們不會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因為中共現行的政治路線是鄧小平定下的，習、李都認為鄧小平路線是正確的，要堅持執行，決不動搖。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報告中明確地強調，中共不走老路（意思是不回到毛的政治路線上去），也不走邪路（意思是不搞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堅持走正道（也就是堅持鄧小平的政治路線）。所以在習、李的任期內不可能進行民主化的政治體制改革。
看壹下鄧小平執政以來41年的歷史，就可以知曉中共是絕不會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的。35年來中共只進行了壹些裝裝樣子、無關痛癢的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化的政治改革不但寸步未進，反而是向後倒退了。鄧小平提出「穩定壓倒壹切」；江澤民建立並加強了壹整套維穩的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行強力維穩；胡錦濤繼續執行強力、高壓維穩的政策，近年來每年的維穩經費超過了軍費。四十多年來，人民根本沒有言論自由，如果有人在公開場合發表了與黨中央不壹致的言論，立即會受到監控，稍微嚴重壹點的會被勞教，再嚴重的就被捕入獄。習近平繼承了維穩的機構和政策，當然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
最後中共政權的性質是官僚資產階級專政，這決定了在中共政權的體制內不可能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屬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某個或某些個人、某個或某些高官，認識到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罪惡而與官僚資產階級決裂，反戈壹擊，採取反叛的行動，這是有可能的。但是官僚資產階級作為壹個階級是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的。官僚資產階級有幾千萬人，掌握了黨國大權，霸佔了所有的資源，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可以攫取90% 以上的國民收入。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官僚資產階級壹定會竭盡全力維護它的統治，也就是竭盡所能地強力、高壓維穩。在民主化政治改革的道路上即使邁出壹小步，也會損害官僚資產階級的利益，官僚資產階級是絕對不會同意的。所以在中國實現民主化的改革、改良之路已經堵死，只有革命是必由之路。
那麼在什麼情況下會發生革命？怎樣推動民主革命？發生革命的壹個最起碼的必要條件是現有的政權已經惡貫滿盈，導致社會矛盾極為普遍、尖銳，達到了民怨沸騰的程度。在中國這個最起碼的條件實際上已經滿足了，官僚資產階級與其他四個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極其尖銳的地步，民怨已經沸騰。全國各地頻繁地發生群體性事件就充分地說明了這壹點。
光是滿足了這個最起碼的條件還不足以引發革命。發生革命還要求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確實感到再也不能忍受被剝削、被壓迫的現狀，並認識到只有推翻現政權、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才能解決社會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必須要民眾覺醒，民眾產生革命的要求。民眾怎樣才能覺醒呢？首先必須是知識分子覺醒，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覺醒了，認識到革命的必要性，才能由他們去宣傳民眾，喚醒民眾，組織民眾，發動革命。
目前在中國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尚未覺醒，離民眾覺醒這壹步更是差距甚大。雖然在全國各地頻繁地發生群體性事件，但是發生這些事件的原因都是由於人們某個或某方面的權益受到侵犯，是為了維權，沒有遠大的政治目的，沒有人想要改變現有的政權。鬥爭的目標是某些官員、某些企業主、某種黑社會勢力或某個地方政府，絕不是中央政府；相反，絕大部分群體性事件企望中央政府來干預和解決問題。所以這些群體性事件，包括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對中央政權並不構成巨大的威脅。在中共的高壓維穩措施之下，所有群體性事件最終都平息了。這些群體性事件不會導致革命。
除了知識分子的覺醒和民眾的覺醒以外，發生革命還有壹個必要條件，那就是覺醒的知識分子要組成有思想、有理論、有綱領、有方針政策、有行動路線的、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或政黨。還要強調壹下，組成的政治組織必須有足夠的影響力，而不是壹些很小的、分散的、零星的政治組織。如果不滿足這個條件，或許可能發生自發的群眾抗爭行動，但是難以發展成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有可能成功的革命。
喚醒知識分子，喚醒民眾和建立政黨是推動中國民主革命必須經過的步驟，而目前中國還處在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尚未覺醒的階段。覺醒的標誌是認識到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權的性質；認識到中共目前執行的是錯誤的鄧小平路線，鄧小平最主要的錯誤是促使形成了壹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導致了壹個強有力的殘酷的官僚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認識到在中共壹黨專政的極權專制政治體制下，改革、改良之路已經堵死，惟有革命才是實現民主化的必由之路；認識到必須拋棄錯誤的鄧小平路線。而今天絕大部分知識分子卻認為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正確的，繼續深化改革，繼續執行鄧小平的路線，是正確的道路。
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革命，實現中國的民主化，我們當前要做的第壹件事就是喚醒知識分子，向他們闡明鄧小平的錯誤，批判鄧小平思想，認清鄧小平路線的本質，認識到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拋棄鄧小平的路線。
中國的腐敗現象極其嚴重，腐敗已經社會化，可以說大部分官員是貪腐的；中國的環境污染極其嚴重；中國的收入分配極為不公平，貧富差距極為嚴重；無數農民工、工人在缺乏安全設置和勞動保護措施的惡劣條件下工作，各種各樣的工傷事故及職業病層出不窮，每年有上百萬人因此而死亡；成千上萬無辜的百姓被強迫勞教，被捕入獄或被關進精神病院，受盡折磨；每年有幾百萬人因各種原因而非正常死亡……。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罪惡，可以說是罄竹難書、罪惡滔天。凡是有良知的人都說，這樣壹個惡貫滿盈、天理難容的極權專制政權，早就應該垮台了。
1989年發生「六三—六四慘案」（這樣命名「六四」的原因，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以後，世界各國紛紛譴責中共的暴行，採取各種措施制裁中共政府。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以及西方國家的許多民間人士、學者、政治家都預測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將在幾年內崩潰。可是中共政權並沒有崩潰，也沒有出現崩潰的跡象，又維持了二十多年。
1999年江澤民發起鎮壓法輪功的運動，此後流亡海外的法輪功人士在世界各國揭露和譴責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罪行，世界各國政府和民間人士紛紛譴責中共政府的暴行。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和西方國家的許多人再壹次預言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很快就會垮台。可是中共政權並沒有垮台，又繼續維持了十多年。
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房地產次級貸款）危機，到2008年引發全球金融海嘯，隨即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這壹場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嚴重衝擊了中國的經濟，但是這壹次沒有多少人預言中共政權會在幾年內垮台，相反地還有壹些經濟學家預言什麼時候中國的GDP總量能超過美國。這或許是因為人們吸取了1989年以後和1999年以後那兩次預言失誤的教訓。其實，萬惡的中共極權專制政權遲早會垮台，沒有多少人懷疑這壹點，但是能否較正確地預測中共政府垮台的時間呢？這就需要分析壹下中共政權能維持較長時間不垮台的原因。
惡貫滿盈、天理難容的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為什麼就是不垮台？首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從總體上來說有了較大的提高，這壹個「好」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正因為有了這「壹好」，所以雖然鄧小平的錯誤路線導致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環境、思想、文化、道德、意識形態等各個方面出現了種種問題及醜惡現象（簡稱為「百丑」），但是這「百丑」被「壹好」掩蓋了。「壹好遮百丑」，這就是中國社會的現狀。在「壹好」的掩蓋下，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百丑」的真相；或者雖然看到了壹些問題，但是認為那只是次要的支流，主流是「壹好」；或者認為鄧小平的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百丑」只是前進道路中出現的壹些問題，繼續深化改革就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今天大部分中國人的生活水平雖然不好，可是至少比毛澤東時代好，所以大多數中國人安於現狀，沒有想要改變現狀的迫切願望，更沒有革命的要求，這就是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得以維持下去不垮台的基本原因。
由於中國經濟長期高速發展，中國的GDP總量已經佔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共政權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由於中國擁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大量廉價的中國製造的商品銷往外國，中國政府每年撥出巨額經費援助外國，基於經濟利益使很多國家願意與中國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在批評中國政府違反人權的劣跡時持克制的態度。另壹方面，由於中國政府很有錢，它就有能力花費巨額經費建立和維持壹支龐大的特警部隊和壹套龐大的維穩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實施強力高壓維穩。中共的高壓維穩措施有壹定的成效，鎮壓和平息了無數次群體性事件。此外，中共還花費了巨額經費策反和收買國內外的持不同政見者、民運人士以及外國支持、幫助中國民主運動的人，也取得了壹定的成效。中國的經濟實力使中共政權有能力在國際和國內兩條戰線上維持政權的穩固。
中共極權專制政權不垮台的另壹個原因是民眾沒有覺醒，民眾為什麼不覺醒？從人民這壹方面來說，中國老百姓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專制統治，已經被高度馴化了，成了絕對馴服、順從的順民。再加上1949年以後中共極權專制政權推行思想文化專制主義，對全民強行洗腦，強迫全國人民在政治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壹致。經過六十多年的洗腦教育，「聽黨的話，跟黨走，絕對不能反黨」的思想已經深深地植入了大多數人的腦海中。
在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殘暴統治下，每年有幾百萬人非正常死亡，各種各樣令人義憤填膺的事件頻頻發生，不勝枚舉（如：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毒牛奶事件、2011年7月23日溫州動車事故、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暴雨造成多人死亡……等等）。每壹次這樣的事件發生以後，人們壹次又壹次地表示憤怒，憤怒過後漸漸地淡忘。時間實在太長久了，在經歷了無數次令人義憤填膺的事件以後，老百姓漸漸地有點麻木了，人們見多不怪了，人們被這些事件激起的義憤之情逐漸減弱了。就拿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來說，這是壹起驚天動地的特大事件，受害的家庭至少有幾十萬，也許上百萬。而我們聽到的要求追究責任、要求賠償損失的呼聲卻並不是非常強烈，大多數家庭採取了忍氣吞聲、自認倒霉的態度。中國人民在受害之後的忍耐度確實是令人吃驚的，中國人民對無數次令人義憤填膺的事件的反應是繼續忍耐下去。他們只是對地方官員發出壹些抱怨之聲，但不會譴責中央政府，有些人反而期待中央政府來解決問題，這是令人悲哀的。大多數人的麻木不仁、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是中共極權專制政權能夠繼續維持下去的原因之壹。
另壹方面，鄧小平的「貓論」成了改革的指導思想、中共的指導思想，在「貓論」的引導下，極端實用主義成了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全社會的道德水平下降。大多數群眾不關心政治，壹切向錢看，大多數群眾的這樣壹種思想狀態也阻礙著民眾的覺醒。中國老百姓對官員的腐敗、收入分配不公及其他各種不公正的現象是深惡痛絕、非常不滿意的。但是大多數人的不滿是對自己在不公正的社會中處於不利的地位表示不滿，他們只想改變自己在不公正社會中的不利地位，並不想改變不公正的社會制度，更沒有想要推翻中共極權專制政權的革命的願望。由於腐敗已經社會化了，中國老百姓生活在腐敗的環境中，對腐敗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了。加上中國老百姓普遍缺乏公民意識，不關心政治，大多數人抱著「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態度。所以老百姓壹方面對腐敗現象深惡痛絕，另壹方面對腐敗現象又是比較容忍的，只要自己的小日子能過下去，也就得過且過了，存在腐敗現象也沒有什麼關係。
為了喚醒民眾，首先要喚醒知識分子，向他們宣傳革命的道理以喚醒他們，然後由相當數量覺醒了的知識分子去喚醒民眾，推動中國的民主革命。從喚醒知識分子，到喚醒民眾，再到發生革命，需要經過很長的壹個過程，在中共政權相當穩固的現有條件下，走完這樣壹個歷程至少需要壹、二十年的時間。但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中共政權能夠維持不垮台的基本原因，中國經濟能否這麼長時間地繼續高速發展？這絕不可能（對中國經濟改革及經濟形勢的詳細分析，請參閱《從中國改革大失敗看馬克思主義的謬誤——兼論中國和人類社會向何處去》壹書）。
充足的外資和內資與中國幾億超廉價勞動力相結合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根本原因。想要推測中國的經濟能否繼續高速發展，就必須從資本和勞動力這兩個方面來分析。從勞動力這方面來說，中國的廉價勞動力是否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呢？當然不是如此。我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以後，農村中的剩餘勞動力解放出來了，大批農民離開農村，到城市去打工，這就是廉價勞動力的來源，當時全國農民工的總人數每年都有較大幅度的增加。經過三十年以後，全國農民工總人數的增長已經趨於飽和，使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係出現了變化，促使農民工的工資上漲。此外，過去長期以來農民工的工資增加得非常緩慢，有壹段時間甚至壹直保持不變，農民工與企業主、包工頭之間的矛盾，日積月累，變得非常尖銳。再加上全國各地頻頻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事件，農民工的工資也實在是太低了，社會輿論也對企業主、包工頭施加了巨大的壓力。這些因素綜合在壹起，使得農民工的工資近年來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所以超廉價勞動力這壹個條件正在逐漸消失，這已經導致出口產品的成本迅速地上升，大大地影響了我國的外貿出口。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還有壹些附加的原因：（1）中國推行了「獨生子女」政策；（2）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社會保障支出非常低；（3）中國的企業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方面投入資金很少；（4）中國的資源補償成本極低。
目前這些附加的原因發生了變化。（1）「獨生子女」政策帶來的「人口紅利」已經基本上釋放完了，「獨生子女」政策的惡果（如：人口迅速地老齡化）卻日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2）中國的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全國各地不斷爆發因環境污染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迫於群眾的抗議和輿論的壓力，有些排污企業不得不關閉或不再上馬，政府不得不撥出壹些經費來治理環境污染。（3）可供利用的廉價資源越來越少了。（4）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也嚴重地衝擊了中國的經濟。
綜合上述幾個原因，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必然會下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期即將結束。2012年中國經濟仍然勉強可以算是高速增長的，但是經濟高速增長期已經結束。面臨新的經濟形勢，如果中共政府能夠正確地應對，或許中國經濟有可能軟著陸。可是從近年來中共政府的決策和舉措來看，中共領導人已經六神無主，方寸大亂了，他們根本就是在胡亂應付。而且在擁有千萬元以上資產的中國大富豪中，已經出現了移居國外，將資金轉移到國外的熱潮。所以我預測在過了經濟高速增長期以後，經濟增長率將迅速地下降，甚至出現衰退，然後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
當中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人民的生活將更為艱難，人民群眾的抗爭、維權運動將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展開。經濟危機必定會影響中共政府的財政收入，政府再也無力支付巨額的維穩經費了，它想要平息全國各地的抗爭、維權運動已經力不從心了。
目前各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有兩大主要來源，壹是土地財政，二是中央的財政補貼。當中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的時候，房地產經濟的泡沫已經破裂，土地財政再也難以為繼。中央的財政收入大大地減少了，再也無力補貼地方的財政。所以這時候各地方政府必將不再聽從中央的指揮，必將各自想辦法自謀出路。
由於上述的原因，中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必將引發中國社會的大動蕩，大變革，這時候中共極權專制政權必然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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