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思想的病毒性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論魯迅思想的病毒性
由 洛神露 » 2020年4月25日
魯迅沒有認真學過邏輯學，陷入幫派立場的辯證法病毒思維怪圈；從而使他一生都難以走出怨恨和復讎的叢林。
一，魯迅是蘇共的可恥的謳歌者
魯迅眼中的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麥加」，它的存在是全人類的光明和希望。魯迅一邊大量翻譯蘇聯文學藝術，一邊介紹蘇聯建設的偉大成績，同時痛斥反對蘇聯的各種讕言。這些工作，魯迅是自覺的。
1906年，魯迅在日本購得一套《社會主義研究》，這是日本最早專門研究社會主義的雜誌。1907年，魯迅寫作的《文化偏至論》對民主深惡痛絕，對超人獨裁（類似民主集中制）情有獨鍾。1928年魯迅在內山書店購得日文版的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黨宣言》、《論中國革命問題》等一批馬列原著，還買了其他蘇俄書籍。1928年5月他翻譯了俄共（布）中央先後發布的《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和《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六月譯文就在《奔流》上發表。在魯迅翻譯的一系列有關蘇俄的書文中，有一本叫《文藝政策》，1930年出版時，魯迅曾為之作「後記」，后收入自己的譯文序跋集。他把黨對文學的領導視為「科學」，是最早的「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倡導者。
「學者」是專門研究某種科學的人，他們真理正義至上而不是幫派立場至上。邏輯學的創始人亞里士多德是學者的楷模，他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真理和邏輯規則始終放在首位，絕不可能把小圈子的幫派利益放在首位的。1926年10月20日，在廈門大學的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現在我最恨什麼『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么」（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兩地書全編》中的第67號原信）？這證明：魯迅是把政治立場放在首位，是以小圈子的幫派利益為最高標準來思考問題的。當時魯迅反吳佩孚，造炮當然不能給吳佩孚。這說明，魯迅不是一個超越了政治派別的真學者。如果他規規矩矩地學過邏輯，一定會以亞里士多德為楷模，把真理、正義、邏輯規則放在首位的，絕不會把派別、民族的、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魯迅和錢學森，他們都是浙江人，都把派別或國家放在首位，不象亞里士多德把規則契約放在首位的。
在幫派思維的作用下，魯迅以「金不換」的辯證法之筆，無條件地謳歌蘇聯。2006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發現一張從未面世過的魯迅先生真跡。這是一張在便箋上用毛筆書寫的收條，上書有「今收到二心集版權費大洋陸百元正」，落款為「魯迅」，時間為「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並蓋有魯迅一方印章。據上海魯迅紀念館稱，這張收據是魯迅先生把自己作品版權首次出售給出版商的見證。《二心集》由合眾書局出版，經手之人為錢杏邨。錢杏邨1926年入共慘黨，1930年先後當選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常務委員；而魯迅是左聯的領袖。大家想一想：這陸百元是哪裡來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6453368/
1932年5月初，魯迅在給林可多《蘇聯聞見錄》寫的序中說，「在那待診室里放著的一本德國《星期報》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著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著手槍。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有這樣凶暴么，覺得好笑罷了。」https://www.kanunu8.com/book/4415/55675.html
（魯迅對德國的諷刺畫不以為然「覺得好笑」，恰恰暴露了他立場先行的愚昧與頑固。列寧的革命理論來自德國，列寧上台前的活動經費來自德國政府。德國人對列寧是知根知底，德國人考茨基、盧森堡都撰文批判過列寧的十月政變的反動性。唯有愚昧的中國人李大釗、魯迅心甘情願做蘇聯走狗，恰恰暴露了中國文人極端愚昧、短視和病態。其原因在於中國人不僅是井底之蛙而且極端夜郎自大般的頑固，不能全方位吸收西方的信息。括弧為作者所加，下同。）
「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麼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黑白對立，非此即彼的推理是不合邏輯。「對窮人有了好處，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的說法是以偏概全，沒有普遍性。譬如，西方國家的法律保護罷工，對窮人有好處，對富人也是益處，促進富人們提高管理水平。括弧為作者所加，下同。）
「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以出口巨大來證明生產力巨大，說明了魯迅是經濟學外行。生產力是實現人民生活幸福的保證，如果把基本的生活品如煤油和麥子都輸出到國外換回黃金，然後四處撒黃金以支援他國革命，本國人民吃什麼？蘇聯當時已經餓殍遍野，繼續出口生活品就是竭澤而漁。）
魯迅繼續謳歌蘇聯：「據這書裏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麼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
（魯迅憑什麼斷定「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他開篇說是恐怕，顯然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共妻」的事實已經被蘇聯公開的檔案所證實，魯迅卻假惺惺的說「確然沒有」！史沫特萊在魯迅家共妻的時候，難道不是事實？加入共襠后的史沫特萊，竟然在各種聚會上一邊酗酒，一邊將自己脫的一絲不掛，然後振臂高呼「革命」口號！她這種大胆的舉動在西方世界都引發輿論的強烈譴責。最後被共產國際派遣到中國來了。魯迅就是史沫特萊介紹給世界讀者並捧紅的，成了世界級的知名左翼作家，所以她在上海喝醉了就全裸睡在魯迅家裡，魯迅對她畢恭畢敬，早上親自去買牛奶、麵包送到她的床頭。史沫特萊將魯迅周圍的作家拉入到共產共妻道路上來，她讓那些人拋棄家庭，集體居住在一起。結果因為太吵鬧被隔壁鄰居舉報，男男女女二十多個「革命」家全體被捕。）
「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
（魯迅對西方極度反感，把西方人稱為「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魯迅迷信蘇聯的宣傳，認為「蘇聯的煤油和麥子」堆積如山，像義和團一樣喪心病狂。他污衊西方人「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就是「凡是敵人反對，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幫派敵對思維。）
半個月後，1932年5月20日，魯迅在丁玲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上發表了《我們不再受騙了》。
https://www.vrrw.net/wx/9641.html
他開篇即說，「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他們愈急於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於滅亡」，這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如出一轍：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腐朽的資本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
魯迅說：「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復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於從前，彷彿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魯迅這種教條，依然活在UC瀏覽器關於伊朗報道中，伊朗的貧困是美帝壓迫的結果，伊朗老百姓上街示威是美帝挑起的。）
魯迅繼續說：「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魯迅就是幫派思維。幫派病毒思維無所謂是非曲直的，只要認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義，是沒有理智的表現）……魯迅說，「它們（指帝國主義）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於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么？」由此可見，他對蘇聯的支持和熱愛，是非常強烈的。
無神論者相信弱肉強食是世界進化的動力，必然鼓吹病毒價值觀。儒家是半個無神論，孔子的後代孔融公開為吃人叫好。法國大革命時的無神論者公開為大屠殺叫好。魯迅還為蘇聯餓死人叫好。1932年一位記者對魯迅說：蘇聯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了。魯迅回答：「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現在餓死人就是為了早日實現「將來的無階級社會」，所以是好事，是淘汰落後分子。魯迅鼓吹「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病毒價值觀，踐踏了正義的底線，卻被許多病態的中國人頂禮膜拜。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這個說法片面，只看到鬥爭沒有看到合作的益處。對帝國主義不能一味鬥鬥斗，也得講經濟合作，外貿往來的。因此，魯迅的「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不妥，難道我們吃飯，帝國主義者就不吃飯？）魯迅最後說：「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真是一個好男兒！這是為蘇聯吶喊助威。據說，斯大林在天國封魯迅為聖人，頒給了魯迅國家最高榮譽勳章）！
事實上，1932年的蘇聯，已經開始發生大飢荒。原來，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等政敵後，於1929年開始強制農業集體化，遭到了1200萬農民強烈反抗。1929年12月斯大林宣稱：「為了節省時間建設新農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來處理富農，乾脆把他們消滅掉」。《聯共黨史》說：「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斯大林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導致了紅軍部隊的嘩變。克格勃對那些不願集體化者實行大逮捕，後來這些人都被槍決了。1930年一年，斯大林逮捕、流放了500萬「富農」，財產被沒收被驅逐到邊遠區的農民約900萬人，許多人因反抗而被殺，更多人死於途中。當時被當作敵人消滅的不僅是富農，還有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貧民。
農民由於害怕公有化而屠宰了大量牲畜。結果，1933年畜產品生產水平只佔1913年的65%，牛從6010萬頭下降到3350萬頭，羊豬下降2/3以上，役畜首先是馬也下降了2/3。大批生產資料被毀，集體化過程中2/3的馬匹、4/5的牛、5/6的豬和85%的羊都失蹤了。集體化運動使農業產量在19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1.2億農民被捲入到「集體化」的歷史浩劫之中，至少有1千萬農民和300萬兒童直接死於災荒和飢餓。據巴夫洛維奇回憶：那時被槍殺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屍橫遍野。吃屍體成了災民的唯一的出路。每當村莊里向外拋新死的人時，我們大家趴伏在遠處瞧著，等著。等他們走遠了，我們一擁而上，紛紛砍剁軟綿綿的皮肉……。
1930年代哈薩克有230萬人餓死，有20萬人逃到中國，哈薩克足足喪失了1/3的人口。在北高加索地區、伏爾加河流域、白俄羅斯、阿爾泰地區、黑龍江沿岸地區也有大批蘇聯農民餓死。外興安嶺的一位70多歲的俄羅斯婦女曾說：「那時候飢餓的人們，在地里挖出來一個生土豆，沒等吞入口中，就被克格勃打死了！」被稱作「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在1921～1923年、1932～1933年以及1946～1947年間，曾發生過3次大飢荒。2005年11月26日，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在紀念大飢荒的大會上說，原蘇聯1930年代的大飢荒是反人類的罪行，烏克蘭1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蘇聯製造的「種族滅絕」罪行。
災難發生后，斯大林嚴禁報道飢荒，反而向國外出口糧食。斯大林把搜刮出來的小麥向美國出口了4萬噸，以吸取西方資金，表示蘇聯的「強大」。據統計，1930年蘇聯出口了4800萬普特糧食，1931年出口了5100萬普特。即使是飢荒最為嚴重的1933年也還出口了1000萬普特糧食。斯大林以這些糧食換取外匯，以便推進工業化進程，建造他的通天塔。魯迅看到后驚呼：蘇聯「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么？」
起初斯大林不承認飢荒，還安排西方名人訪問蘇聯予以證明。法國的前總理的愛德華·赫里歐，他被蘇聯安排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後，公開地說「蘇聯發生大飢荒是謊言」。後來斯大林承認了，但嫁禍於農業部長、白俄黨中央書記等，說他們故意搗毀了收割機，弄死了3萬頭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釘子。對於無神論者來說，殺一隻蟑螂和殺一個人或百萬人都是一樣的，沒什麼差別。二戰中，斯大林對邱吉爾承認：「一千萬農民被處理掉了」，並稱：「死一個人是場生命的悲劇，死成了成萬的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字了。」當時，斯大林嘆息：如果我把魯迅請到莫斯科，由魯迅來處理公共關係，哪裡需要我日理萬機、勞心費神……
二，民國待魯迅不薄
有人說：魯迅為蘇聯而罵國民黨幾十年，是為盧布而開罵。後來國民黨找了一個對策：你不是為了錢才開罵嗎？那好，我也給你錢。1927年6月2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蔡元培等提議組建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相當於教育部)，蔡任院長。值此國家重建之際，面對新的機會，魯迅又通過同鄉以及光復會同人許壽裳的關係，再次向蔡元培活動(蔡亦是紹興人)。蔡元培受國民黨高層指示：給了魯迅一個「特約撰述員」位置，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魯迅每月從國民政府大學院領取300元大洋津貼，總共領取14700元，摺合黃金490兩。魯迅每個月不寫一個字，白拿這300元（相當於中上工資）。拿到錢以後還照樣罵。連魯迅的老師、國學大師章太炎都看不過去了，勸了幾次。章太炎說：「要麼別罵；要麼別拿國民黨的錢；一邊拿人家的錢，一邊又罵人家，人品有問題。」魯迅當時的收入很大，一些人都笑魯迅：「左手拿盧幣，右手拿法幣」（當時的銀元是法定貨幣）。
1930年12月，蔣介石想會見魯迅，拉攏魯迅，遭到魯迅的拒絕。抗戰前夕，魯迅肺結核轉劇，他曾四處打聽赴蘇聯治療肺疾的事。蔣介石知道后，指示宣傳部設法撥出一筆錢幫魯迅去日本養病。蔣介石說：「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氣，魯迅是吃軟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養病，他就不會罵人了。」後來蔣介石委託蔣孟麟帶了中宣部的一名職員，去看望魯迅，魯迅堅決不允赴日治病。
三，魯迅是病態的復讎「學者」
1927年魯迅發表了《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文章說：「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接著引用列寧的名言「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隨後讚歎說，「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歷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魯迅以「清初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後的袁世凱，對於異己者何嘗不趕盡殺絕」為證據，而要求人們「只用其（指寬恕）名」也就是言行不一搞辯證法雙重標準才能成功。這樣可以「瞞過了一群大傻子，還會相信他」神機妙算。這就是在鼓吹：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但「只用其名」的名利雙收的辯證法手段是最好的。在給許廣平的一封信中，魯迅的雙重標準的辯證法更明確：「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兩地書.三五》）。 1926年12月12日，在廈門大學的魯迅寫給許廣平的「兩地書」原信中說：「以中國人的脾氣而論，倒后的著作，是沒有人看的，……遇到這樣的時候，我以為走外國也行；為了生存計，無所不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這就是在鼓吹沒有底線的不擇手段的殺戮啊。
魯迅在《由中國女人的腳》中寫道：「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其實是過激的。如對於敵人罷，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然而，1925年12月29日魯迅卻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提倡要有「痛打落水狗」的不妥協的戰鬥精神，陷入到了你死我活的叢林思維中。魯迅的「痛打落水狗」依然是國人的「牆倒眾人推，鼓破萬人捶」的「弱肉強食」的動物劣根性。
魯迅認為，「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不打落水狗即「自家掘坑自家埋」。當時歷史背景是：1925年孫中山去世后，蘇聯的操控使首都青年更加激進。1925年底他們策劃了北京的「首都革命」，鼓動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意圖癱瘓或推翻北洋政府。林語堂後來回憶 ：他當時積极參加了遊行，舉標語，喊口號，還向警察扔了石頭。11月28日，示威者放火燒了當時教育部部長章士釗的房子。次日，他們又放火燒了批判蘇俄的《晨報副刊》辦公室，比納粹縱火案早了8年。胡適認為：燒報館的行為是流氓，流氓陳獨秀卻大聲叫好。儘管學生示威者沒能實現推翻北洋政府的最終目的，他們還是獲得了一些具體成果 ：教育部部長被迫逃亡，而楊蔭榆也不得不卸任北京女師大校長一職。
正是在這個時候，周作人提出「費厄潑賴」的概念，反對共產黨打砸搶燒。「費厄潑賴」是英語Fair Play的音譯，指遵守公平的遊戲規則並光明正大的比賽，勝利者對失敗者要寬大，不要好勇鬥狠，不要過於苛刻，不要窮追猛打。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貴族精神。林語堂高度讚揚周作人的公平競賽（fair play）的貴族精神。「貴族精神」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騎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並延及孺弱。不搞弱肉強食的病毒法則。而東方恰恰相反，保留了更多的病毒色彩，對女性不尊重。女又為奴，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貶低婦女的制度，唯有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才能培養貴族精神。第二個特點是強烈的博愛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古羅馬的統治者屋大維用自己的錢修建廟宇、水道、劇場；美國富翁生前節儉、死後把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比比皆是。貴族精神的第三個特點是遵守契約的妥協精神。公元840年，法蘭克皇帝路易去世，皇帝的兒子們你爭我斗；公元843年，三兄弟簽訂了均分帝國和約——這是西歐中世紀政治鬥爭中一次重大妥協，奠定了法國、德國、義大利的雛形。這比「八王之亂」文明得多，「八王之亂」表現出來的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斬草除根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就是一種流氓痞子精神，這種精神導致了人吃人叢林故事不斷在東方上演。
上個世紀末，台灣政治家張俊雄參加民進黨集會。他高聲說：「國民黨是一條狗！」台下掌聲雷動。靜下后他接著說：「民進黨也是一條狗！」台下嘩然，繼而安靜。他再接著說：「但是，兩條狗好過一條狗！因為只有一條狗時，它專門咬老百姓；有了兩條狗或多條狗后，它們就互相咬，不再咬老百姓，反過來要討好老百姓了。」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台灣農民說：國民黨是一條狗，民進黨也是一條狗，兩條狗咬的越凶，老百姓就越能得到實惠。這相當於「幾個壞蛋的競爭就是民主，一個聖王的統治就是專制」類似！這裏強調是周期性的公平競爭即「費厄潑賴」的貴族精神。
1926年1月10日，魯迅在他主創的激進文學期刊《莽原》半月刊創刊號上發表其著名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張。他認為，「落水狗」並不會欣賞什麼「費厄潑賴」，一旦他們從劣勢反轉，便會再次咬人。在中國宣揚「費厄潑賴」只會姑息對手，而讓「老實人」 最終受害。魯迅「痛打落水狗」成了名言，為20世紀中國的互害戲提供思想基礎，在國內長期被選入中學教科書，因為該文突顯了魯迅「一個都不放過」的徹底革命精神。
馮乃超乃左聯吹鼓手，和魯迅一樣，極其反感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的「無階級」主張。1930年2月，他在《拓荒者》第二期上發表《階級社會的藝術》一文，文中說：「無產階級既然從其鬥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歷史的使命。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
梁實秋在《新月》上發文反駁道：「《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諷刺左聯作家靠蘇共維持生計，犯了魯迅忌諱。魯迅遂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攻擊說：「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故「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魯迅這段話，像馬克思關於平均利潤的說法：資本獲得平均利潤，表明整個資本家階級在剝削整個工人階級。顯然是階級鬥爭的邪說。
「一個都不寬恕」，出自1936年9月5日魯迅遺囑式的雜文《死》。魯迅說：「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他在寫下了「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之後說：「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魯迅以為：對敵人講寬恕，講仁慈，就是對革命的殘忍，所以他在文章中表示至死也不寬恕敵人。
到了文革時期，魯迅被尊為「亞聖」(毛是首聖），出版了他的《全集》。報刊上常常出現「打落水狗」之類的引語，作為打擊「走資派」的棍子；乃至收入中學教科書中，被一代年輕人誦習，奉為圭皋，億萬群眾奮起痛「打落水狗」，斗得天翻地復。自認是掌握了真理也掌握了權力者常常要理直氣壯將那些所謂的落水狗一番痛打，被痛打者一旦有機會上岸，也千方百計要將先前痛打自己者趕下水，再痛打一番。如此一來，有機會痛打者為了以絕後患，不妨就此將痛打落水狗的戰鬥進行到底，「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痛打場面因而愈發殘暴直至難以訴之筆墨，清末以來孕育的博愛精神幾乎斫喪殆盡。
一，魯迅是蘇共的可恥的謳歌者
魯迅眼中的蘇聯，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麥加」，它的存在是全人類的光明和希望。魯迅一邊大量翻譯蘇聯文學藝術，一邊介紹蘇聯建設的偉大成績，同時痛斥反對蘇聯的各種讕言。這些工作，魯迅是自覺的。
1906年，魯迅在日本購得一套《社會主義研究》，這是日本最早專門研究社會主義的雜誌。1907年，魯迅寫作的《文化偏至論》對民主深惡痛絕，對超人獨裁（類似民主集中制）情有獨鍾。1928年魯迅在內山書店購得日文版的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產黨宣言》、《論中國革命問題》等一批馬列原著，還買了其他蘇俄書籍。1928年5月他翻譯了俄共（布）中央先後發布的《關於對文藝的黨的政策》和《關於文藝領域上的黨的政策》，六月譯文就在《奔流》上發表。在魯迅翻譯的一系列有關蘇俄的書文中，有一本叫《文藝政策》，1930年出版時，魯迅曾為之作「後記」，后收入自己的譯文序跋集。他把黨對文學的領導視為「科學」，是最早的「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倡導者。
「學者」是專門研究某種科學的人，他們真理正義至上而不是幫派立場至上。邏輯學的創始人亞里士多德是學者的楷模，他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真理和邏輯規則始終放在首位，絕不可能把小圈子的幫派利益放在首位的。1926年10月20日，在廈門大學的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現在我最恨什麼『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造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么」（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兩地書全編》中的第67號原信）？這證明：魯迅是把政治立場放在首位，是以小圈子的幫派利益為最高標準來思考問題的。當時魯迅反吳佩孚，造炮當然不能給吳佩孚。這說明，魯迅不是一個超越了政治派別的真學者。如果他規規矩矩地學過邏輯，一定會以亞里士多德為楷模，把真理、正義、邏輯規則放在首位的，絕不會把派別、民族的、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的。魯迅和錢學森，他們都是浙江人，都把派別或國家放在首位，不象亞里士多德把規則契約放在首位的。
在幫派思維的作用下，魯迅以「金不換」的辯證法之筆，無條件地謳歌蘇聯。2006年，上海魯迅紀念館發現一張從未面世過的魯迅先生真跡。這是一張在便箋上用毛筆書寫的收條，上書有「今收到二心集版權費大洋陸百元正」，落款為「魯迅」，時間為「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並蓋有魯迅一方印章。據上海魯迅紀念館稱，這張收據是魯迅先生把自己作品版權首次出售給出版商的見證。《二心集》由合眾書局出版，經手之人為錢杏邨。錢杏邨1926年入共慘黨，1930年先後當選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常務委員；而魯迅是左聯的領袖。大家想一想：這陸百元是哪裡來的？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36453368/
1932年5月初，魯迅在給林可多《蘇聯聞見錄》寫的序中說，「在那待診室里放著的一本德國《星期報》上，看見了一幅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漫畫，畫著法官，教師，連醫生和看護婦，也都橫眉怒目，捏著手槍。這是我最先看見的關於十月革命的諷刺畫，但也不過心裏想，有這樣凶暴么，覺得好笑罷了。」https://www.kanunu8.com/book/4415/55675.html
（魯迅對德國的諷刺畫不以為然「覺得好笑」，恰恰暴露了他立場先行的愚昧與頑固。列寧的革命理論來自德國，列寧上台前的活動經費來自德國政府。德國人對列寧是知根知底，德國人考茨基、盧森堡都撰文批判過列寧的十月政變的反動性。唯有愚昧的中國人李大釗、魯迅心甘情願做蘇聯走狗，恰恰暴露了中國文人極端愚昧、短視和病態。其原因在於中國人不僅是井底之蛙而且極端夜郎自大般的頑固，不能全方位吸收西方的信息。括弧為作者所加，下同。）
「這革命恐怕對於窮人有了好處，那麼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有些旅行者為窮人設想，所以覺得好，倘若替闊人打算，那自然就都是壞處了。」
（黑白對立，非此即彼的推理是不合邏輯。「對窮人有了好處，對於闊人就一定是壞的」的說法是以偏概全，沒有普遍性。譬如，西方國家的法律保護罷工，對窮人有好處，對富人也是益處，促進富人們提高管理水平。括弧為作者所加，下同。）
「去年蘇聯煤油和麥子的輸出，竟弄得資本主義文明國的人們那麼駭怕的事實，卻將我多年的疑團消釋了。我想：假裝面子的國度和專會殺人的人民，是決不會有這麼巨大的生產力的，可見那些諷刺畫倒是無恥的欺騙。」
（以出口巨大來證明生產力巨大，說明了魯迅是經濟學外行。生產力是實現人民生活幸福的保證，如果把基本的生活品如煤油和麥子都輸出到國外換回黃金，然後四處撒黃金以支援他國革命，本國人民吃什麼？蘇聯當時已經餓殍遍野，繼續出口生活品就是竭澤而漁。）
魯迅繼續謳歌蘇聯：「據這書裏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麼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像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
（魯迅憑什麼斷定「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他開篇說是恐怕，顯然是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共妻」的事實已經被蘇聯公開的檔案所證實，魯迅卻假惺惺的說「確然沒有」！史沫特萊在魯迅家共妻的時候，難道不是事實？加入共襠后的史沫特萊，竟然在各種聚會上一邊酗酒，一邊將自己脫的一絲不掛，然後振臂高呼「革命」口號！她這種大胆的舉動在西方世界都引發輿論的強烈譴責。最後被共產國際派遣到中國來了。魯迅就是史沫特萊介紹給世界讀者並捧紅的，成了世界級的知名左翼作家，所以她在上海喝醉了就全裸睡在魯迅家裡，魯迅對她畢恭畢敬，早上親自去買牛奶、麵包送到她的床頭。史沫特萊將魯迅周圍的作家拉入到共產共妻道路上來，她讓那些人拋棄家庭，集體居住在一起。結果因為太吵鬧被隔壁鄰居舉報，男男女女二十多個「革命」家全體被捕。）
「我相信這書所說的蘇聯的好處的，也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十來年前，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去年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而且我看見確鑿的事實：他們是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
（魯迅對西方極度反感，把西方人稱為「說過蘇聯怎麼不行怎麼無望的所謂文明國人」，「已在蘇聯的煤油和麥子面前發抖」。魯迅迷信蘇聯的宣傳，認為「蘇聯的煤油和麥子」堆積如山，像義和團一樣喪心病狂。他污衊西方人「在吸中國的膏血，奪中國的土地，殺中國的人民。他們是大騙子，他們說蘇聯壞，要進攻蘇聯，就可見蘇聯是好的了」。這就是「凡是敵人反對，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幫派敵對思維。）
半個月後，1932年5月20日，魯迅在丁玲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上發表了《我們不再受騙了》。
https://www.vrrw.net/wx/9641.html
他開篇即說，「帝國主義是一定要進攻蘇聯的。蘇聯愈弄得好，他們愈急於要進攻，因為它們愈要趨於滅亡」，這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如出一轍：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資本主義、腐朽的資本主義、垂死的資本主義。
魯迅說：「新近我看見一本小冊子，是說美國的財政有復興的希望的，序上說，蘇聯的購領物品，必須排成長串，現在也無異於從前，彷彿他很為排成長串的人們抱不平，發慈悲一樣。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為蘇聯內是正在建設的途中，外是受著帝國主義的壓迫，許多物品，當然不能充足。」（魯迅這種教條，依然活在UC瀏覽器關於伊朗報道中，伊朗的貧困是美帝壓迫的結果，伊朗老百姓上街示威是美帝挑起的。）
魯迅繼續說：「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魯迅就是幫派思維。幫派病毒思維無所謂是非曲直的，只要認為是同志，白的是白的，黑的也是白的。這是典型的感情用事的非理性主義，是沒有理智的表現）……魯迅說，「它們（指帝國主義）自身正在崩潰下去，無法支持，為挽救自己的末運，便憎惡蘇聯的向上。謠諑，詛咒，怨恨，無所不至，沒有效，終於只得準備動手去打了，一定要滅掉它才睡得著。但我們幹什麼呢？我們還會再被騙么？」由此可見，他對蘇聯的支持和熱愛，是非常強烈的。
無神論者相信弱肉強食是世界進化的動力，必然鼓吹病毒價值觀。儒家是半個無神論，孔子的後代孔融公開為吃人叫好。法國大革命時的無神論者公開為大屠殺叫好。魯迅還為蘇聯餓死人叫好。1932年一位記者對魯迅說：蘇聯的智識階級就要餓死了。魯迅回答：「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為了將來的無階級社會么？只要你不去謀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階級的消滅也就早，那時就誰也不會『餓死』了。」現在餓死人就是為了早日實現「將來的無階級社會」，所以是好事，是淘汰落後分子。魯迅鼓吹「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病毒價值觀，踐踏了正義的底線，卻被許多病態的中國人頂禮膜拜。
「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要去打，自己跟著它的主人去打去就是。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這個說法片面，只看到鬥爭沒有看到合作的益處。對帝國主義不能一味鬥鬥斗，也得講經濟合作，外貿往來的。因此，魯迅的「我們人民和它們是利害完全相反的」不妥，難道我們吃飯，帝國主義者就不吃飯？）魯迅最後說：「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真是一個好男兒！這是為蘇聯吶喊助威。據說，斯大林在天國封魯迅為聖人，頒給了魯迅國家最高榮譽勳章）！
事實上，1932年的蘇聯，已經開始發生大飢荒。原來，斯大林打倒了布哈林等政敵後，於1929年開始強制農業集體化，遭到了1200萬農民強烈反抗。1929年12月斯大林宣稱：「為了節省時間建設新農村，就要用革命的方式來處理富農，乾脆把他們消滅掉」。《聯共黨史》說：「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1930年1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第一期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就有20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斯大林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導致了紅軍部隊的嘩變。克格勃對那些不願集體化者實行大逮捕，後來這些人都被槍決了。1930年一年，斯大林逮捕、流放了500萬「富農」，財產被沒收被驅逐到邊遠區的農民約900萬人，許多人因反抗而被殺，更多人死於途中。當時被當作敵人消滅的不僅是富農，還有那些反對集體化的貧民。
農民由於害怕公有化而屠宰了大量牲畜。結果，1933年畜產品生產水平只佔1913年的65%，牛從6010萬頭下降到3350萬頭，羊豬下降2/3以上，役畜首先是馬也下降了2/3。大批生產資料被毀，集體化過程中2/3的馬匹、4/5的牛、5/6的豬和85%的羊都失蹤了。集體化運動使農業產量在1930年代初期降低了30%以上。1.2億農民被捲入到「集體化」的歷史浩劫之中，至少有1千萬農民和300萬兒童直接死於災荒和飢餓。據巴夫洛維奇回憶：那時被槍殺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屍橫遍野。吃屍體成了災民的唯一的出路。每當村莊里向外拋新死的人時，我們大家趴伏在遠處瞧著，等著。等他們走遠了，我們一擁而上，紛紛砍剁軟綿綿的皮肉……。
1930年代哈薩克有230萬人餓死，有20萬人逃到中國，哈薩克足足喪失了1/3的人口。在北高加索地區、伏爾加河流域、白俄羅斯、阿爾泰地區、黑龍江沿岸地區也有大批蘇聯農民餓死。外興安嶺的一位70多歲的俄羅斯婦女曾說：「那時候飢餓的人們，在地里挖出來一個生土豆，沒等吞入口中，就被克格勃打死了！」被稱作「歐洲糧倉」的烏克蘭在1921～1923年、1932～1933年以及1946～1947年間，曾發生過3次大飢荒。2005年11月26日，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在紀念大飢荒的大會上說，原蘇聯1930年代的大飢荒是反人類的罪行，烏克蘭1千萬人被活活餓死，是蘇聯製造的「種族滅絕」罪行。
災難發生后，斯大林嚴禁報道飢荒，反而向國外出口糧食。斯大林把搜刮出來的小麥向美國出口了4萬噸，以吸取西方資金，表示蘇聯的「強大」。據統計，1930年蘇聯出口了4800萬普特糧食，1931年出口了5100萬普特。即使是飢荒最為嚴重的1933年也還出口了1000萬普特糧食。斯大林以這些糧食換取外匯，以便推進工業化進程，建造他的通天塔。魯迅看到后驚呼：蘇聯「小麥和煤油的輸出，不是使世界吃驚了么？」
起初斯大林不承認飢荒，還安排西方名人訪問蘇聯予以證明。法國的前總理的愛德華·赫里歐，他被蘇聯安排在烏克蘭度過了五天後，公開地說「蘇聯發生大飢荒是謊言」。後來斯大林承認了，但嫁禍於農業部長、白俄黨中央書記等，說他們故意搗毀了收割機，弄死了3萬頭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釘子。對於無神論者來說，殺一隻蟑螂和殺一個人或百萬人都是一樣的，沒什麼差別。二戰中，斯大林對邱吉爾承認：「一千萬農民被處理掉了」，並稱：「死一個人是場生命的悲劇，死成了成萬的人就只是一個統計數字了。」當時，斯大林嘆息：如果我把魯迅請到莫斯科，由魯迅來處理公共關係，哪裡需要我日理萬機、勞心費神……
二，民國待魯迅不薄
有人說：魯迅為蘇聯而罵國民黨幾十年，是為盧布而開罵。後來國民黨找了一個對策：你不是為了錢才開罵嗎？那好，我也給你錢。1927年6月27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蔡元培等提議組建中華民國大學院，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相當於教育部)，蔡任院長。值此國家重建之際，面對新的機會，魯迅又通過同鄉以及光復會同人許壽裳的關係，再次向蔡元培活動(蔡亦是紹興人)。蔡元培受國民黨高層指示：給了魯迅一個「特約撰述員」位置，不用上班，每月300大洋。自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魯迅每月從國民政府大學院領取300元大洋津貼，總共領取14700元，摺合黃金490兩。魯迅每個月不寫一個字，白拿這300元（相當於中上工資）。拿到錢以後還照樣罵。連魯迅的老師、國學大師章太炎都看不過去了，勸了幾次。章太炎說：「要麼別罵；要麼別拿國民黨的錢；一邊拿人家的錢，一邊又罵人家，人品有問題。」魯迅當時的收入很大，一些人都笑魯迅：「左手拿盧幣，右手拿法幣」（當時的銀元是法定貨幣）。
1930年12月，蔣介石想會見魯迅，拉攏魯迅，遭到魯迅的拒絕。抗戰前夕，魯迅肺結核轉劇，他曾四處打聽赴蘇聯治療肺疾的事。蔣介石知道后，指示宣傳部設法撥出一筆錢幫魯迅去日本養病。蔣介石說：「我是浙江人，我知道浙江人的脾氣，魯迅是吃軟不吃硬的。送他去日本養病，他就不會罵人了。」後來蔣介石委託蔣孟麟帶了中宣部的一名職員，去看望魯迅，魯迅堅決不允赴日治病。
三，魯迅是病態的復讎「學者」
1927年魯迅發表了《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文章說：「最後的勝利，不在高興的人們的多少，而在永遠進擊的人們的多少」；接著引用列寧的名言「第一要事是，不要因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是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現在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隨後讚歎說，「俄國究竟是革命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不是深知道歷來革命成敗的原因，自己又積有許多經驗，是說不出來的」。魯迅以「清初的幾個皇帝，民國二年後的袁世凱，對於異己者何嘗不趕盡殺絕」為證據，而要求人們「只用其（指寬恕）名」也就是言行不一搞辯證法雙重標準才能成功。這樣可以「瞞過了一群大傻子，還會相信他」神機妙算。這就是在鼓吹：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但「只用其名」的名利雙收的辯證法手段是最好的。在給許廣平的一封信中，魯迅的雙重標準的辯證法更明確：「治中國應該有兩種方法，對新的用新法，對舊的用舊法。例如，『遺老』有罪，即該用清朝法律：打屁股」（《兩地書.三五》）。 1926年12月12日，在廈門大學的魯迅寫給許廣平的「兩地書」原信中說：「以中國人的脾氣而論，倒后的著作，是沒有人看的，……遇到這樣的時候，我以為走外國也行；為了生存計，無所不為也行，倒行逆施也行……」這就是在鼓吹沒有底線的不擇手段的殺戮啊。
魯迅在《由中國女人的腳》中寫道：「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其實是過激的。如對於敵人罷，壓服不夠，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夠，還要『食肉寢皮』」。然而，1925年12月29日魯迅卻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提倡要有「痛打落水狗」的不妥協的戰鬥精神，陷入到了你死我活的叢林思維中。魯迅的「痛打落水狗」依然是國人的「牆倒眾人推，鼓破萬人捶」的「弱肉強食」的動物劣根性。
魯迅認為，「忠厚是無用的別名」，不打落水狗即「自家掘坑自家埋」。當時歷史背景是：1925年孫中山去世后，蘇聯的操控使首都青年更加激進。1925年底他們策劃了北京的「首都革命」，鼓動學生上街示威遊行，意圖癱瘓或推翻北洋政府。林語堂後來回憶 ：他當時積极參加了遊行，舉標語，喊口號，還向警察扔了石頭。11月28日，示威者放火燒了當時教育部部長章士釗的房子。次日，他們又放火燒了批判蘇俄的《晨報副刊》辦公室，比納粹縱火案早了8年。胡適認為：燒報館的行為是流氓，流氓陳獨秀卻大聲叫好。儘管學生示威者沒能實現推翻北洋政府的最終目的，他們還是獲得了一些具體成果 ：教育部部長被迫逃亡，而楊蔭榆也不得不卸任北京女師大校長一職。
正是在這個時候，周作人提出「費厄潑賴」的概念，反對共產黨打砸搶燒。「費厄潑賴」是英語Fair Play的音譯，指遵守公平的遊戲規則並光明正大的比賽，勝利者對失敗者要寬大，不要好勇鬥狠，不要過於苛刻，不要窮追猛打。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貴族精神。林語堂高度讚揚周作人的公平競賽（fair play）的貴族精神。「貴族精神」有三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騎士精神，勇敢尚武，光明磊落，尊重女性並延及孺弱。不搞弱肉強食的病毒法則。而東方恰恰相反，保留了更多的病毒色彩，對女性不尊重。女又為奴，一夫多妻制本身就是貶低婦女的制度，唯有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才能培養貴族精神。第二個特點是強烈的博愛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古羅馬的統治者屋大維用自己的錢修建廟宇、水道、劇場；美國富翁生前節儉、死後把財產捐獻給慈善事業，比比皆是。貴族精神的第三個特點是遵守契約的妥協精神。公元840年，法蘭克皇帝路易去世，皇帝的兒子們你爭我斗；公元843年，三兄弟簽訂了均分帝國和約——這是西歐中世紀政治鬥爭中一次重大妥協，奠定了法國、德國、義大利的雛形。這比「八王之亂」文明得多，「八王之亂」表現出來的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斬草除根的「痛打落水狗」精神就是一種流氓痞子精神，這種精神導致了人吃人叢林故事不斷在東方上演。
上個世紀末，台灣政治家張俊雄參加民進黨集會。他高聲說：「國民黨是一條狗！」台下掌聲雷動。靜下后他接著說：「民進黨也是一條狗！」台下嘩然，繼而安靜。他再接著說：「但是，兩條狗好過一條狗！因為只有一條狗時，它專門咬老百姓；有了兩條狗或多條狗后，它們就互相咬，不再咬老百姓，反過來要討好老百姓了。」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台灣農民說：國民黨是一條狗，民進黨也是一條狗，兩條狗咬的越凶，老百姓就越能得到實惠。這相當於「幾個壞蛋的競爭就是民主，一個聖王的統治就是專制」類似！這裏強調是周期性的公平競爭即「費厄潑賴」的貴族精神。
1926年1月10日，魯迅在他主創的激進文學期刊《莽原》半月刊創刊號上發表其著名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提出「痛打落水狗」的主張。他認為，「落水狗」並不會欣賞什麼「費厄潑賴」，一旦他們從劣勢反轉，便會再次咬人。在中國宣揚「費厄潑賴」只會姑息對手，而讓「老實人」 最終受害。魯迅「痛打落水狗」成了名言，為20世紀中國的互害戲提供思想基礎，在國內長期被選入中學教科書，因為該文突顯了魯迅「一個都不放過」的徹底革命精神。
馮乃超乃左聯吹鼓手，和魯迅一樣，極其反感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一文中的「無階級」主張。1930年2月，他在《拓荒者》第二期上發表《階級社會的藝術》一文，文中說：「無產階級既然從其鬥爭經驗中已經意識到自己階級的存在，更進一步意識其歷史的使命。然而，梁實秋卻來說教……對於這樣的說教人，我們要送『資本家的走狗』這樣的稱號的。」
梁實秋在《新月》上發文反駁道：「《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份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賬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諷刺左聯作家靠蘇共維持生計，犯了魯迅忌諱。魯迅遂寫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攻擊說：「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它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得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它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故「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魯迅這段話，像馬克思關於平均利潤的說法：資本獲得平均利潤，表明整個資本家階級在剝削整個工人階級。顯然是階級鬥爭的邪說。
「一個都不寬恕」，出自1936年9月5日魯迅遺囑式的雜文《死》。魯迅說：「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或者以半牙，以兩牙還一牙，因為我是人，難於上帝似的銖兩悉稱。如果我沒有做，那是我的無力，並非我大度，寬恕了加害於我的敵人。」他在寫下了「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之後說：「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魯迅以為：對敵人講寬恕，講仁慈，就是對革命的殘忍，所以他在文章中表示至死也不寬恕敵人。
到了文革時期，魯迅被尊為「亞聖」(毛是首聖），出版了他的《全集》。報刊上常常出現「打落水狗」之類的引語，作為打擊「走資派」的棍子；乃至收入中學教科書中，被一代年輕人誦習，奉為圭皋，億萬群眾奮起痛「打落水狗」，斗得天翻地復。自認是掌握了真理也掌握了權力者常常要理直氣壯將那些所謂的落水狗一番痛打，被痛打者一旦有機會上岸，也千方百計要將先前痛打自己者趕下水，再痛打一番。如此一來，有機會痛打者為了以絕後患，不妨就此將痛打落水狗的戰鬥進行到底，「讓其永世不得翻身」。痛打場面因而愈發殘暴直至難以訴之筆墨，清末以來孕育的博愛精神幾乎斫喪殆盡。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