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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基本特徵

馬克思主義對人性對自由對國家的看法

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邏輯起點是階級，因此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其他學說之間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區別，以階級與階級鬥爭作為邏輯起點的內容貫穿於他的整個學說。雖然早在聖西門 傅立葉 歐文時代，就已經有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念了，但他們無法將階級與階級鬥爭系統性的概括為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學、法哲學的基點，更不可能將此概念作為工人階級尋求解放的實踐指南，他們提出的共同使用生活資料的概念最多只是為人類社會發明出自助餐與派對娛樂場所提供了思想啟蒙。馬克思對階級與階級鬥爭理論的貢獻，根據馬克思自己的概括，基本上分為三條：（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壹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壹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

由此可見，階級這個概念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抽掉階級，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就會瓦解。

與其他思想家壹個明顯的區別是，馬克思不是關心壹切人的命運，更不是只關心個人的命運。他關心的是當時社會中受到剝削受到壓迫的整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到《共產黨宣言》、《資本論》所表達的思想都說明這壹點）。他渴望無產階級被解放。他的著述全在訴述無產階級怎樣遭受資本的剝削和壓迫，希望通過馬克思主義啟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階級覺悟，由「自在階級」轉變成「自為階級」，指出無產階級如果希望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進行階級鬥爭，發動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建立無產階級統治的國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在《共產黨宣言》裡邊，馬克屎、恩格斯明確表述了上述思想，但是只有當《資本論》問世，馬克思才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必然性作出了系統性的經濟學的論證，使馬克思的階級鬥爭主張有了嚴謹的經濟學依據。

當然了，無產階級專政還不是馬克思的最終理想。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那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因此不再有階級鬥爭，不再有階級壓迫的工具，不再有國家，因為國家機器的滅亡，人對人的政治壓迫因此消失。在那裡沒有私有制，沒有雇傭勞動制度，沒有剝削，沒有因為生活所迫產生的社會分工，這是壹個人人自由平等，每個人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在20世紀上半葉曾鼓舞無數熱血青年皈依馬克思主義，投奔革命。

可見無產階級不僅是壹個「革命階級」，還是壹個「救世階級」（ 到列寧時代，又出現了「救世黨」、「救世領袖」），馬克思把社會進步的壹切希望都寄託于這個偉大的階級。馬克思強調，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可以實現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鄭重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壹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壹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根據以上簡短的總結，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政治哲學的邏輯框架是：無產階級階級通過階級鬥爭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然後從無產階級專政再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理解馬克思的政治哲學，有兩點應引起今人思考。

第壹、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出發點是為了追求無產階級的解放，因此他把他的思想和智慧，把他的寶貴的壹生都貢獻給了這個受苦的階級。他的學術傾向是明顯的。他的道義與人格確實令人敬仰。但是因此從理論研究到學說創立，他不得不放棄某些重要的東西，如科學價值中立的原則，走向偏激。在觀察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關係的時候，他滿腔熱情地傾注于無產階級，細緻、深入地分析無產階級在社會中不合理的經濟處境與政治地位。這使得他的理論忽視了某些重要的東西。很明顯的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主導者與組織者，馬克思對於資產階級的積極作用，沒有作出客觀、中肯的評價，他對於資產階級創立的新型文明幾乎作了全盤的否定，以至於資產階級只是作為剝削者的罪惡形象烙刻在人們的心中。這是導致（特別是經濟落後的某些東方國家）對資產階級及其文化採取消滅政策的重要原因，使這些國家在現代文明轉型中走著曲折的彎路，付出了沈重的代價。

第二、 馬克思學說中的若干重要結論，還只是預言而不是實踐經驗的概括。這就帶來兩個問題。壹是這些結論不能不顯得很抽象、很原則，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因而需要後人在實踐中不斷地加以補充、矯正、修正、發展，而不能認為是萬古不易的教條，加以僵化。從而後來被列寧 斯大林 毛澤東 鄧小平發展成極端邪惡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二是這些結論是否正確還未經受實踐的檢驗。比如資本主義制度從經濟結構到政治上層建築是否已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是否只有徹底否定的唯壹選擇？現代民主國家是否屬於馬克思認為的需要消滅的舊的世界？無產階級是否只有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除了對抗、對立壹面之外，是否還存在著互相協作 和平相處 共同進步的壹面？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馬克思說它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的「革命轉變時期」，這意味著，無產階級專政存在的時間不會太長。但經過這個「轉變時期」之後，人類就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那是壹個剝削消滅、階級消失、國家消亡、人人自由平等、可以獲得全面發展的社會；如此理想的社會只經過壹個較短的「轉變時期」就可以成為現實嗎？如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必然會面臨許多問題，特別是這壹專政是在全部廢除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之後建立的，怎樣才能確保這壹專政比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更民主、更自由？否則為什麼要徹底打碎它？對於這些重大問題，無論在大的框架上還是在制度細節上，馬克思都缺乏具體的說明，也不可能作出具體的說明。這不能不使他的學說潛伏著不測之命運。

馬克思的人性論與自由論以及國家論

馬克思根據他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人論、自由論和國家論問題上提出了與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家們不同的理論。

1、馬克思主義對人性的看法

人學即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以及與此相聯繫的人的權利的學說。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在人學上的基本區別，在於是否從階級性去觀察人的本質。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充斥著他的「階級」概念，這是理解馬克思主義的關鍵。馬克思之前和馬克思同時代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對人的學說都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他們的人學理論其研究方法奉行價值中立原則，即對所有的人壹視同仁，不會強調階級性。不管富人、窮人，無論權貴、平民，都用同壹尺度去研究。費爾巴哈說，「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自由主義者研究的方法是著眼于個體的人。比如自由，那就看作為個體的人是否自由。如果每個人是奴隸，這個國家就不是自由國家？個人好比國家的細胞，如果人體中各種細胞都是健康的，人體也就健康。第三，自由主義者所關注的是人的共同屬性，人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共同本質又分為幾個方面。比如生理方面與心理方面的本質，表現為人都有生存與性愛的慾望，所謂「食、色，性也」。還有社會方面的本質，渴望自由、平等，反對奴役與壓迫，反對國家或他人對個人權利的侵犯。第四，自由主義者主張每個人都應當享有同等的權利。比如康德就認為：「1、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人，都是自由的。2、社會中的每壹個分子，作為臣民，同任何壹個其他的分子，都是平等的。3、壹個普通的政體中的每壹個成員，作為公民，都是獨立的。」他強調，這是壹切國家制度基本的法則，在康德看來，「每個人理所當然應當成為自己的主人，這是他們天生的權利。」因此可見，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的人學理念是近代民主政治的邏輯起點，是民主憲政的思想根源。

馬克思並不滿足於這些所謂的資產階級思想家對人的共同本質的空泛論述。他認為現實的社會是壹個充斥著階級對立的社會，各階級的人生活在不同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裡邊，因此應當關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不同人的特殊本質。雖然馬克思說過，「首先要研究人的壹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然而他進壹步指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雖然馬克思也說過，「人類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但是在私有制和階級壓迫下，人的這種本質不可能得到實現；如同盧梭所說：「人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表明，馬克思雖然並不否認「人的壹般本性」，人的共同屬性，但是這不是人性中最本質的東西，人的本質是看其在現實中他生存於什麼樣的社會關係裡邊，要從「社會關係的總和」中才能把握人的本質。王若水對馬克思的人性論作了這樣的評述，認為：「馬克思主義不承認抽象的永恆不變的人性，但是承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馬克思主義對具體的、在歷史中變化的人性的研究，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人性論。」針對蒲魯東關於「從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存在奴隸和公民；兩者都是人」的說法，馬克思指出，「其實正相反，在社會之外他們才是人。」但是這樣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所見到的人「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與世隔絕、離群索居狀態的人，而是處於壹定條件下進行的現實的、可以通過經驗觀察到的發展過程中的人。」。

馬克思的人性論思想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說明人的階級性，因為社會關係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顯然工人階級與資本家生活在絕然不同的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之中，他們的階級意識與利益訴求各不相同，乃至對立，這種差別與對立「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產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社會性質，是這些壹定的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向工人階級與資本家談論共同人性是沒有意義的。

從壹般的共同的人性出發，每個人都有著共同的人權訴求：自由、平等、生命、財產。馬克思認為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從人的階級性出發，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階級則有著不同的訴求指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下，無產階級合理的人權訴求是不可以實現的。所以從人的社會性出發，合理的引導出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結論，只有首先通過革命的方式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無產階級才可以獲得正常的人權；只有在階級對立消失的社會中，壹切人才可享有自由與平等。

於是在馬克思關於人的本質的概念中發生了壹種演變，也就是人的「壹般本質」與人的「社會本質」的分裂，而且彼此衝突，最終導致後者對前者的否定。馬克思的人性理論中的這個分裂，是馬克思過分強調人的「社會本質」，忽視人的「壹般本質」的結果。不過這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只是壹個開端，還沒有以「社會本質」完全取代「壹般本質」。後人則以此為開端，只承認其「社會本質」而根本取締了人的「壹般本質」。比如毛澤東就在馬克思的人性論的基礎上擴大解釋，毛澤東認為：「有沒有人性這種東西？當然有的。但是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存在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越階級的人性。」。毛澤東認為人只有階級性而無共同的人性這種東西。毛此言以後成為人們批判、否定人性的根據。在中國，人們因此恐懼談論人性，社會因此屠戮人性。人性論被打入冷宮，開始離開人們的思維。根據人性所天賦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權利，也被否定。這種思維禁錮維持了很長的時間。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期，在人性、人道主義的爭論中，中國學者仍然用這個觀點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與人道主義，這種文化氛圍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偽善現象，很多人擺明了是追求個人利益卻裝出一副高大上的樣子。

事實上人的本質是歷史社會條件的產物，經濟關係與政治關係不是決定人的本質的必然因素，比如中國社會的流氓無產者，他們對於工人階級是不存在階級感情的，雖然他們是從事特殊行業的雇傭勞動者，也是工人階級，可是追求出人頭地成為資本家才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對工人階級不存在階級感情，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在政治上是政治奴隸就反對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實行的一黨專政，歷史社會條件中缺少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因素的工人階級，會成為資產階級的幫凶，而不是投身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者，馬克思的階級性理論是偏激的。

2、馬克思主義對自由的看法

在自由論這個核心價值觀上，馬克思與自由主義思想家亦存在很大的區別。自由主義的自由論所表達的是公民權利在國家制度下的實現狀態。所以，第壹，自由主義也是壹種關於國家關於社會制度的學說，或者說，是與國家制度相聯繫的學說，是在國家存在的前提下來觀察人們的自由。第二，自由僅僅指公民的個人權利是否得到國家法律的保障而不受政府的不當干預的權利。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貢斯當對自由概念的表述是：「自由只是受法律約束、而不因某壹個人或若干人的專斷意志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處死或虐待的權利。」這種權利包括每個人表述意見、選擇職業、支配財產、遷徒、結社、信仰，以及每個人選擇與影響政府的權利。」。當代自由主義思想家以塞亞 柏林對自由的定義認為：「自由是壹個人能夠在不受他人阻礙的情況下活動的空間。如果我被別人阻止去做我本來可以去做的事情，那麼，在這個程度上，我是不自由的」。馬克思的著作執著的探索人類的自由與解放，在《共產黨宣言》中有壹段馬克思自由觀的名言，「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壹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段文字已被國內學界公認為馬克思自由觀的經典表述。我們且以這段文字並聯繫馬克思的整體思想來分析馬克思的自由觀與西方自由主義的自由觀的區別。

第壹，現實的自由與未來的自由。馬克思認為，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裡邊，每個人，特別是受到剝削的工人階級不可能獲得自由，只有消滅「資產階級舊社會」，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對抗消失之後，在「壹個聯合體」裡邊，每個人才可以獲得實踐自由的條件。可見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不是現實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來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為在現實社會制度下不可能獲得自由，妳要爭得自由，就要革命，推翻現存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美好的未來而奮鬥。所以馬克思的自由觀首先把人們引導到革命。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去爭取自由，他立足於現實層面的政治壓迫，去壹點壹滴地、壹步壹步地去爭取自由，擴大自由。不能壹味的寄希望于未來。不能認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壹次性的批發，不可能壹步到位，有壹個逐步擴大和提升的過程，在自由主義者看來民主制度就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過程，這種自由觀（應當說是爭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實際的。馬克思的自由觀帶有壹種宗教色彩（儘管他是反宗教的），因為宗教總是將人們的幸福，自由這些美好的憧景都寄託于來世，天堂，天國；馬克思把自由寄託于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為了進入天堂或來世的幸福，宗教要人們從善，積德，忍耐。馬克思則號召人們以暴力摧毀舊的世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這是與壹切宗教相區別的。

第二，國家的自由與無國家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始終是指國家存在條件下的自由，也就是國家機器保障之下的自由，社會不能沒有公共權力，有公共權力就會有國家；而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往往會超越權力邊界侵犯公民的權利。自由主義所討論的問題就是國家既要盡職，又不能濫用權力、侵犯公民的權利。所以自由主義就是關於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關係的壹種學說。馬克思則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有國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階級消滅，國家滅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在國家滅亡之後才可以存在。所以馬克思提出了「聯合體」的概念，以有別於國家。但是「聯合體」是什麼樣的組織機構？其功能和職責是什麼？它同國家有什麼區別？這壹切馬克思沒有說。要說，也難免會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類社會總要有公共管理機構。不管妳稱它為什麼：政府，國家，共同體，聯合體。只要有這個機構存在，就存在公共權力，就存在這個機構與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間的關係。如果認為這種機構的存在也不可以讓公民獲得自由因而也必須加以廢除，那麼人類就會陷入無政府的狀態。馬克思的自由觀中存在這種令人困惑的迷思，是他把國家概念狹隘地定位於階級壓迫的機器所致，因此讓他的自由觀給人以壹種虛幻飄渺的感覺，遠不如自由主義的自由那麼實際。

第三，個人的自由與集體的自由。自由主義的自由指的是個人自由。如同貢斯當所壹再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真正的現代自由。」，它不顧及集體自由與國家自由。馬克思的自由其內涵包括：1、個人的自由發展；2、個人的自由發展與集體自由發展的關係。馬克思說：「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可理解為個人自由是集體自由的基礎（條件）；但是也可以理解為個人自由是為了集體自由，個人自由是手段，集體自由是目的。因此個人自由應當有利於集體自由，服從集體自由，亦可推理出，為了集體的自由應當限制乃至放棄個人自由。西方民主左派把這句話理解為個人的自由是集體的自由的基礎，中國共匪把這句話解釋為個人必須服從集體，中國共匪的結論是集體至上，國家至上。因為馬克思限定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壹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在現實性中存在兩種可能性：個人自由可能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個人自由也可能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這后壹種情況是絕不允許的。但是我們用什麼尺度以及由誰來判斷個人自由是有利還是不利於壹切人的自由？當然這樣的問題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會向人們提出，在民主制度下個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邊界，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也不允許政府加以干預。還有應當特別當心的是「壹切人」是指什麼？對於某壹團體的成員來說是「集體」，對於每個公民來說是「國家」，而且只能是「國家」。因此只有國家才有資格代表「壹切人」，比如國家領導人可以這樣說：我代表中國政府，代表中國人民。於是，所謂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壹切人」的自由實際上是：個人自由應有利於國家自由。這樣的結論同毛澤東所說的：「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是十分吻合的，而且更直率地表示國家意志應當凌駕于個人的自由權利之上。所謂「有領導的自由」，就是領導有自由，領導賜予自由妳才有自由。所謂「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是領導作主，這是被1949年之後的中國發生的無數事實所證明。這與西方個人權利至上的價值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在民主制下是權利本位，公民權利派生國家權力，在中國剛好是相反的。

3、馬克思主義對國家的看法

國家的理論對於自由太重要了。自由主義以人權價值為基礎建立國家學說。密爾就說過，「國家的價值，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馬克思主義則以階級概念建構起國家理論。無論是國家的產生（起源），國家的本質與功能，國家的滅亡，都是同階級與階級鬥爭相聯繫的。

關於國家的起源，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國家是統治階級專政被統治階級的工具。恩格斯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列寧認為「是壹個階級壓迫另壹個階級的機器」。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它只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隨著階級對立和階級衝突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的會滅亡，這是馬克思關於國家的基本觀念。

關於國家的性質與功能，《共產黨宣言》明確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所以「資產階級國家雖然形式極其繁雜，但是本質是壹個：所有這些國家，不管怎樣，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專政。」。恩格斯認為：「國家無非是壹個階級鎮壓另壹個階級的機器，這壹點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君主制下差。」。對現代資產階級國家，馬克思的態度是以暴力革命加以摧毀。他以1871年巴黎公社為依據，指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馬克思主義的分類法裡邊，資產階級國家指的就是存在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國家，因為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是剝削存在的基礎，人又是存在階級性的，所以根據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性質的國家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與國家機器必然是專門為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服務的。

打碎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後，用什麼東西去代替舊的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需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列寧看來，是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區別。他說：「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麼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否比資產階級的國家更自由？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1875年恩格斯寫道：「當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他之所以需要國家，並不是為了自由，而是為了鎮壓自己的敵人，壹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就不再存在了。」。列寧甚至認為，「任何國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恩格斯和列寧的話，把國家概念限制在狹隘的階級與階級壓迫觀念的思想框架裡邊。了解了馬克思的國家觀再來看看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挺有意思的。

自由民主主義的國家觀是以人權理論為基礎的。它在表達公民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關係中建構其國家理念與制度框架。這種關係大概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第壹，為什麼需要國家？國家（政府）是怎樣建立的？

第二，國家建立之後，人們如何防範它不作惡？

關於第壹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天賦人權，但是在無政府的狀態之下，因為社會缺少公共管理，缺乏法律約束，壹些人容易侵害另壹些人的權利，人們因此生活在紛亂的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之下。人們於是聯合起來，建立社會契約，根據社會契約將管理社會的權力委託給了那些治理者，國家（政府）出現了。所以政府是壹種公共權力，它來自於社會契約，來自於人民的授予，目的是維護公共秩序，保障每個人的天賦權利。

關於第二個問題，自由民主主義者認為，人不是天使，不是上帝，不是普羅米修斯。人性中存在惡的壹面。特別是那些擁有了公共權力的政府官員，如果缺乏監督與制衡，人性中的惡就會滋長，他們就會濫用權力，以權謀私，以權作惡，侵犯人權，危害社會，這就違背了人民建立政府的目的。因此國家（政府）雖然是必要的，但是它並不是壹種「善」，而是壹種「惡」，是必要的「惡」；為了防範它作惡，在建立政府的時候，就應該在制度層面在法律層面對它的權力進行限制，洛克首先提出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孟德斯鳩完成了「三權分立與互相制衡」的理論，成為美國憲法的基本框架，併為世界上許多國家效仿。之後傑斐遜又將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擴展到社會領域，如利益集團，「反對黨」，特別是大眾媒體對國家權力的監督與制衡。這是對「以權力制約權力」的重要發展。這些原則的確立與實施，建構了防止權力運行中出軌的安全裝置，讓權力濫用與權力腐敗的惡行無法擡頭。與此相反，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的國家權力應當是統壹的，不應當是分立的。他批評議會是「空談館」。他肯定巴黎公社實行的「議行合壹」。他說：「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機關。」，馬克思的這些思想是以後社會主義國家集權體制的壹個思想淵源，列寧主政時消滅了布爾什維克之外的壹切黨派，後來中國共匪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馬列主義，這種「壹黨專政」的體製為共產黨統治人民開創了可行的統治方式。在中國即使到了鄧小平時代，對「三權分立」仍十分忌諱。他說，我們「不能照搬資產階級民主，不可以實行三權分立那壹套。」。結果是：權力的高度壟斷，必然是高度腐敗。

總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侵犯人民的自由，更不是對人民實行專政。不可以保障公民權利的政府是失職的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政府，就是壹個違法犯罪的政府了，馬克思的國家觀與自由主義的國家觀之間存在天壤之別。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國家，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的，而不是人民自由選擇的結果；它憑藉專政的強制力量維持與鞏固，而不是憑藉憲法與法律加以治理；它是階級專政的工具，而且是壹個階級實際上是一個政黨的專利，而不是主權在民，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存在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裡邊，被專政階級認定的被專政階級，不可以享有基本的公民權利，而且這樣的國家總是進行著壹場又壹場針對被專政者的政治迫害。愛因斯坦說：「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他還告誡人民：「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從；我們不應當是國家的奴隸。」。在馬克思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在現實層面，人是國家的奴隸，是為國家而生存的。

馬列主義是共產黨對馬克思的極權思想的發展

馬列主義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的工具，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表現，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馬列主義認為本來就沒有屬於全社會的公義，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司法獨立，作為被壓迫的社會成員，只有讓被壓迫的社會成員所隸屬的社會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可以支配國家機器，才有屬於被壓迫的社會成員的公平。蘇共當年自封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根據蘇共的理論蘇共是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被壓迫階級要上升為統治階級，就必須讓蘇共成為執政黨，才可以專政壓迫階級，被壓迫階級才可以免於被壓迫。

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特別是馬列主義，本質上是把馬克思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部份觀點與列寧的專政思想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是一黨專政的理論依據。列寧主義只是對馬克思早期的觀點的延伸，並不是完整的馬克思的觀點。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主張工人自治，主張工人階級內部的一人一票，與列寧的共產黨先鋒隊長期領導國家，國家長期處於過渡階段，長期實行一黨專政的專政理論是不一樣的。馬克思把共產黨看成是革命成功之前的革命工具，而不是長期統治人民的統治工具。中共在政治層面實踐的並不是馬克思的巴黎公社理論，而是列寧主義的極權理論。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基於對政治獻金制度的否定，認為政治捐獻的不受限制會讓民主成為富人的遊戲，可是馬克思本身並不反對普選，列寧是直接否定普選制度的。

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是高度肯定的，而且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馬克思主張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本質上是一種建立在產業民主的基礎上的自由人聯合體，而不是讓共產黨官僚統治國營企業，讓國營企業變成黨營企業。中共建立的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是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衍生物，我覺得不應該把中共與馬克思混為一談，不應該把中共建立的共產極權等同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比較傾向於支持自由意志論，所以認為自由競爭的結果是合理的，馬克思主義傾向於認同歷史決定論，強調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同造成的差異的不合理性，雖然共匪宣稱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可是區別在於馬克思主張自由人聯合體，馬克思認為共產黨只是過渡階段的工具，革命勝利之後應該根據巴黎公社原則實現工人自治，列寧主張堅持黨的領導，列寧主義是對馬克思斷章取義之後拼湊出來的極權主義，根據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發展出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是認同政治民主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追求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共匪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本質上就是不接受馬克思否定黨的領導的部份，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理論屬於標準的精英主義，列寧主義只是肯定馬克思早期的專政思想，不接受馬克思晚年對股份制對議會道路對和平過渡的肯定，不接受巴黎公社原則，也不接受根據自由人聯合體理論衍生出來的經濟民主，雖然列寧主義表面上反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是卻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精英主義的思想內涵，馬克思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才是水火不容的。

經濟決定論的基本特徵

馬克思認為：人沒有先天的東西，「人性就是階級性」，「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馬克思說：「費爾巴哈把宗教的本質歸結於人的本質。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種世界觀認為人是利己還是利他是由經濟層面的所有制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帶來自私跟損人利己，社會主義必然帶來利他主義與大公無私。富人自然會認同資本主義，窮人自然會認同社會主義。事實上觀察中國社會就會發現，一個人會認同哪種制度是歷史社會條件造就的人格特質決定的，被中共狼性文化洗腦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流氓無產者普遍都是認同專制的極右派，這些人並不會因為自己不是佔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就認同社會主義，這些人並不在意社會是否存在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這些人普遍把民主社會主義當成是邪惡的東西。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未必就必然發展成右派，那些因為在資產階級群體中缺少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因為重商文化身心受到壓迫，深受基督教文化熏陶的出身資產階級家庭的人也有可能發展成左派，比如世界各國某些左派政治人物，比如西方國家裡邊那些出身富裕家庭卻選擇參加工黨 社會黨 社會民主黨的某些左派政治人物。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雖然不是普遍真理，可是至少還是相對真理，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中共貪官確實無法代表工農大眾的利益，他們經常鎮壓上訪討薪的工人，掠奪名義上屬於農民的農村集體財產，可是如果把經濟屬性決定政治立場看成是絕對真理就會走向偏激，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根據家庭出身劃分黑五類子女與紅五類子女，根據家庭出身劃分生活待遇的做法，讓人格特質良好的黑五類子女受盡霸凌，讓人格特質不好可是又出身紅五類家庭的人進入中共體制內做官，造成了大量的人權災難，造成這種人權災難的思想根源就是經濟決定論。

在批判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分工產生的原因「是利己心的緣故」的時候，馬克思說「利己心是壹個社會的、歷史的範疇，它隨著私有制的產生而產生」。這顯然違背現代生物學的基因自私原理，事實上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社會，即使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利用政治特權貪污腐敗享受特供的共產黨官僚依然是利己的。一個人的自私程度以及是否會損人利己本質上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一個人的人格特質是先天基因在社會文化氛圍 成長環境 社會制度 個人經歷的互動之下的產物。不同的世界觀造就的利己方向是不同的，追求物質利益是一種利己，追求自我實現也是一種利己。即使在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損人利己的事情經常發生。馬克思認為先有私有制，後有私利的追求。恩格斯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時說：是利己心瓦解了原始公有制，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私有制帶來了利己心」。事實上，「利己心」是人的本能，它與所有制毫不相干；相反利他主義是壹種後天的社會屬性。馬克思把人的本質歸結為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社會關係又是生產關係決定的。根據這樣的邏輯，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是公還是私決定了生產關係的性質，生產關係的性質決定了社會關係的性質是公還是私，從而決定了人的本質是公還是私；所以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決定了勞動者只能「壹心為公」，為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利益，搞共產主義的義務勞動。「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原則在邏輯上行不通。從理論上看，如果無例外地每個人都奉行此原則，必須將利益出口到月球上去；在實踐上，壹部分人奉行此原則時，正好被另壹部分奸詐的人趁機得利。共產極權主義的實踐證明：公有制的建立根本不可能絲毫削弱利己心，沒有民主制度公有制會演變成黨有制，利己心反而帶來對名義上的公有財產的瘋狂地掠奪與瓜分。事實證明，人的利己心不受所有制決定，不受「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決定，人的本質絕不是「壹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至於根據經濟決定論衍生出來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根本不是普遍真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世界觀認為，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經濟狀態決定一個社會存在怎樣的社會意識形態，決定根據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出來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是經濟層面的事物，社會意識形態 政治思想 法律思想 哲學思想 文藝思想是精神層面的事物，民主制度是政治層面的事物，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意識形態跟民主制度沒有必然聯繫，實行市場經濟，實行私有制跟雇傭勞動制度的中國並沒有因為在經濟層面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在政治層面產生出民主制度，就在精神層面產生出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接近的社會意識形態，至於已經民主化的東歐國家，也不是因為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才民主化的，東歐國家民主化之前在經濟層面實行的是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沒有實行市場經濟，這些國家在產生西方自由主義文化產生有利於民主制度存在的社會意識形態的時候在經濟層面還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境內的部份紅頂商人並不會因為自己在經濟上成為資產階級就認同民主制度，很多沒有移民美國，選擇待在中國的紅頂商人對於民主制度根本沒有概念，即使這些人也有保護私有財產的意識，可是他們卻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良好的政商關係上邊，而不是把保護私有財產的希望寄託在建立民主制度上邊，中國社會的工人階級裡邊成為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工運領袖的人，大多數不是因為產生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意識所以成為民運人士，很多人是基於勞權觀念的產生衍生出追求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觀念，他們基本上是因為希望維護勞動權利，外加受到了西方民主思想，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熏陶，所以成為民運人士，他們希望建立民主政體保護勞動權利，利用民主政體創造福利國家。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的產物，民主是社會意識形態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不是經濟基礎衍生出來的產物，民主本身沒有特定的階級性，中共長期對中國人民灌輸錯誤的觀念，宣揚民主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的產物，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產物，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產物，是資產階級基於保護私有財產的願望締造出來的社會制度，否定民主的全民性，否定民主政體除了保護私有財產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功能，特別是通過憲政體制與福利國家保障人的自由以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功能，用馬克思解釋十九世紀歐洲國家反對皇權專制的社會運動以及列寧用來解釋二十世紀初期部份歐洲國家的政治制度的觀點解釋現代民主制度，中共對民主的曲解反映了中共希望長期愚弄基層人民，誤導基層人民拒絕民主政體接受一黨專政的企圖。中國在經濟層面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是因為在政治層面鄧右擊敗了毛左，是因為統治階級內部在精神層面發生了變化，鄧右思想擊敗了毛左思想。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即使民主國家的人跟你做生意，你在思想上也不會發展成認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自由人。胡耀邦時代中國的私有制與市場經濟成份非常薄弱，可是那個時候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卻比現在高，整個社會充斥著向民主社會轉型的氛圍。綜上所述，經濟決定論是一種錯誤的世界觀。經濟決定論只能適用於解釋部份社會現象，並非普遍真理。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雇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馬克思生長於十九世紀，他觀察的對象是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西方國家，十九世紀以及十九世紀以前的部份西方國家確實經歷過從原始資本主義過渡到自由資本主義的過程，確實經歷過從皇權專制過渡到古典民主的過程，這些國家的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思想啟蒙與政治變革，於是馬克思認為當時的部分西方國家是因為私有產權的發達產生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根據保護私有產權的權利意識衍生出民主制度，所以馬克思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馬克思生前並沒有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現代民主國家形成的過程，也沒有真正見證過二十世紀以及二十一世紀的威權復辟與極權復辟，所以馬克思生前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

事實上如果了解發生於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的民主化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我們會發現事實上是社會意識形態造成社會變革，造成曾經被蘇聯控制過的東歐國家走向民主化的政治變革產生於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化普遍產生於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狀態之下，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就了民主化的政治變革，從這些歷史經驗中我可以得出結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可惜馬克思沒有見證過這些歷史經驗，所以才會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是普遍真理。如果觀察俄羅斯的政治變化，我們會發現，在休克療法初期，也就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不發達的時代，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非常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非常強烈，俄羅斯的公民社會非常強大，一九九三的俄羅斯甚至可以發生公民自發組織公投宣講團的事情，可是到了休克療法的後期，普京政權上台執政，即使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市場經濟的成份已經非常多了，可是因為普京集團本身的威權主義傾向，俄羅斯的自由民主程度卻下降了，因為社會意識形態被普京集團支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宣傳取代了公民意識，俄羅斯的公民意識下降了，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也被削弱了，俄羅斯人民參与政治生活的積極性已經不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了。中國也有類似的歷史經驗，比如之前講到的胡耀邦時代與現在的中國之間的反差，都是證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是普遍真理的依據。美國長期迷信經濟決定論，以為跟中共做生意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結果中國不但沒有民主化，中共反而因為美國的輸血變得越來越強大，中共在中國建立的共產極權主義統治越來越穩定。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因素並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人生活的動力絕對不是簡單的經濟因素，當人在經濟層面得到安逸之後，就很容易產生對精神利益的追求。

談到利益通常會讓人想到的是物質利益，比如參与一項投資損失了很多錢，利益受損，事實上人類社會除了存在物質利益還存在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是來自於傳統經濟層面的事物，在情感 榮譽 自我實現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會產生精神利益，從需求層次的角度講，在滿足了基本的生理需要與安全需要之後的人類，會很自然的提升自己的需求層次，開始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在追求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的過程中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就會發揮作用，人會從情感 榮譽 與精神文化生活有關的人生目標 價值觀念 文化 宗教信仰層面獲取社交 尊嚴 自我實現。

精神利益可以獲取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愛 取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實現了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成為不受干擾的被大多數人接受的信仰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得到了制度層面的保障 從宗教信仰中得到心靈上的安慰，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獲取，精神利益也可以受到損失，比如被冷漠 沒有獲得成就 精神文化生活層面的人生目標沒有實現 自己秉持的價值觀念受到壓迫 不被大多數人接受 文化層面的生活方式不受制度的保障 原本接觸過的宗教信仰帶來的煩惱，這些都屬於精神利益的損失。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給人經濟上的安逸與精神利益層面的富裕，用集體去扼殺個人，用抽象的國家利益否定個人利益，重視經濟發展忽略精神文明建設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不適合人類生活。

共匪辯證法的本質

在中國接受過黨國洗腦教育的人，學過馬列辯證法的人，應該都知道所謂的辯證法三大普遍規律，都知道什麼是質量互變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 否定之否定規律。質量互變規律認為事物的變化由量變跟質變兩個部分組成，量變是為質變做準備，質變是量變的結果。量變是原因，質變是結果。量指的是事物的規模與成都，質指的是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的本質。量變指的是本質不變的基礎上數量的增加或者減少以及位移，質變指的是事物的本質發生了變化。事實上質量互變規律並不是普遍規律，很多事情根本無法與質量互變規律相適應，比如用水桶接水的過程，這個過程符合量變的狀況，水桶裡邊的水的數量發生了變化，水在位移，可是即使水桶裡邊的水裝滿了，也不會產生質變，水不會變成黃金。可見量變不一定帶來質變，至於共匪走狗根據量變到質變的原理所宣揚的關於共匪統治中國時間越久，中國就會民主化的論述是荒唐的，一個國家是否成為民主國家取決於這個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裡邊是否民主思想佔據上風，是否存在有利於結束專制政權的歷史社會條件，比如人民是否普遍因為思想啟蒙具備了民主思想，比如歷史進程中專制政權是否為自己種下了禍根，比如權力鬥爭，比如與其他國家交惡，比如社會反抗運動是否激烈是否已經擁有實質衝撞專制統治的可行方法。水無論是被加熱還是被冰凍，水無論是變成水蒸氣或者冰，本質上還是水，只是從液態的水變成了氣態的或者固態的水了，共匪無論實行傳統的單一專制計劃經濟還是實行黨國資本主義，本質上都是運用共產專制剝奪自由民主的政治流氓。

至於對立統一規律也是荒唐的，對立統一規律宣稱，矛盾是事物內部或者事物之間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係，矛盾是同一性慾鬥爭性的統一，從而得出事物的矛盾就是事物的發展動力的結論。這種結論是存在邏輯陷阱的，這種邏輯陷阱讓已經確定性質的事物可以被靈活的定義，讓人可以用自己需要的內涵來定義，最後得出自己想要的結論。傳統思維方式認為矛盾本身只有對立性沒有統一性，可是在共匪走狗那邊就變成了既有對立性又有統一性的事物了，共匪的走狗在解釋共匪與中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的時候，在解釋官民衝突的時候經常把不可調和的對立性的矛盾解釋成存在統一性的矛盾，比如他們會說雖然共匪迫害中國人民，可是共匪畢竟代表秩序，中國人民沒有被西方殖民者統治是共匪的功勞，然後用統一性否定對立性，事實上共匪與中國人民的矛盾只有對立性，因為畢竟共匪比殖民者更可惡，畢竟共匪殺的人遠遠比外國殖民者更多，而且本質上都是不讓中國人民充份得到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統治者，中國人民被本國的共匪統治，還是被外國殖民者統治，都不會改變作為政治奴隸的本質。可是在中國就是有人會用對立統一的詭辯術為共匪辯護，對立統一規律根本就不是普遍規律，這個世界上很少存在互相衝突對立又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事物，中國人民不是離開了共匪就無法存活的一種存在，奴隸脫離了奴隸主就會成為自由人，被搶劫的人脫離了土匪就會得到生命財產的充份保障。奴役與被奴役之間沒有統一性，只有對立性，沒有奴役就沒有被奴役者，沒有被奴役者就沒有奴役，這句話是正確的，可是這句話不應該用來解釋奴役行為的合理性。雖然沒有共匪就沒有中國政治奴隸，沒有中國政治奴隸就沒有共匪，可是這不表示共匪奴役中國政治奴隸就是合理的，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也是不存在共同利益的。雖然共匪與中國政治奴隸之間的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是奴役現象存在的必然條件，可是這種關係不應該成為反對中國政治奴隸反共的原因。

馬列辯證法還有一個所謂的普遍規律，也就是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否定之否定的理論認為事物需要經過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才可以向前發展，舊事物的滅亡是新事物產生的前提，新事物一定比舊事物進步。在中國基本上共匪的走狗會把否定之否定的理論解釋成論證共匪取代國民黨是一種進步的論述，事實上共匪比國民黨還要邪惡。所以否定之否定並非普遍規律，共匪消滅了國民黨並不表示中國就成為民主國家了。父親的死亡不是兒子誕生的前提，而且兒子不一定就比父親進步，中國民運人士裡邊有很多人的子女是親共人士，思想非常反動。麵包在中國的產生也並沒有讓饅頭滅亡，兩者完全可以共同存在。

馬列主義的辯證法要求別人要辯證的看待問題，看待人事物要全面的看待，一分為二的看待。這種世界觀在中國已經成為共匪思想維穩的工具，為共匪辯護的人總是要求別人不要只看到共匪的不好，還要看到共匪好的一面，從而為共匪找到奴役中國人民的統治合法性。

這種世界觀與人類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是嚴重衝突的，人類社會的傳統道德觀念都是善惡的看待人事物，是非的看待人事物，而不是凡是都一分為二，忽略現實層面存在的好與壞。

一分為二本來是形而上學的一種基本思維方式，屬於邏輯體系，在實際的應用中必須要有邏輯前提，必須在考察確定的事物的過程中才可以正確應用，否則就會產生反智傾向。正常的人類社會的倫理是建立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的，而不是建立在馬列辯證法的基礎上的，中國社會之所以是非顛倒 善惡不分主要是因為馬列辯證法的存在。

在馬列辯證法的毒害之下，中國把一分為二當成是辯證法的精髓，以為一分為二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馬列辯證法成為作惡的人逃避責任的詭辯術。

馬列辯證法與傳統辯證法不一樣，傳統辯證法來自於黑格爾的意識形態，馬克思號稱他的辯證法來自於黑格爾，實際上馬克思的辯證法只是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進行斷章取義的產物。中國人談到辯證法容易把辯證法解釋成認為人類社會存在對立統一，矛盾雙方對立面互相轉化，通過量達到質變，否定之否定的進化過程的世界觀。這種對辯證法的理解已經成為專門為共匪辯護的詭辯術，談到共匪的罪惡，他們就說世界是對立統一的，中國人民跟共匪之間即存在對立性又存在互相依存性，雖然共匪迫害掠奪中國人民，可是畢竟共匪代表秩序代表穩定，如果共匪垮台了中國人民會成為西方列強的奴隸，所以中國人民不可以反共。而且有量變才有質變，中國的民主化需要依靠共匪在中國的長期統治，然後自上而下的完成。共匪可以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從否定之否定的角度看共匪代表的是進步，所以共匪統治中國是歷史的選擇，應該支持。

馬列辯證法忽略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最核心內容，也就是整體論的世界觀跟精神性宇宙觀。

黑格爾的主要著作邏輯學是對黑格爾哲學的世界觀的概括與總結，他的哲學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思維方式的統籌之下完成了本體論 認知論 邏輯學的完美結合，黑格爾的辯證法由整體論 一元論 宇宙生命論 層次演化論 宇宙全息論組成。

黑格爾的政體論把自然 社會 精神當成是一個整體事物的不同階段或者不同換屆，宇宙在整體上是統一的，它的實質就是絕對精神的自我開展與自我實現。把神與人類社會以及自然與精神看成是一個相互演化與自我實現的邏輯整體。西方社會存在信仰與理性的爭執，天國與世俗的對立，物質與精神的分裂，現象與本質的鴻溝，黑格爾認為這些事情都可以在辯證法的思維方式中得到解決。

黑格爾的一元論認為宇宙是一個整體，物質與精神並非屬於不同的世界，物質與精神是合一的。馬列主義認為的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屬於二元論，強調物質屬於第一性，或者意識屬於第一性都是把物質與意識分為兩大部份的思維方式的產物。黑格爾的一元論認為物質是有意識的，意識是有物質屬性的，物質就是意識，與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完全不同。

在一元論的世界觀的指導之下，宇宙被堪稱是一個具有精神性特徵的存在，在邏輯上表現為從存在到本質再到概括，逐漸顯示的一個精神性整體，這個整體的核心就是最後完全表現出來的生命性特徵，通過生命性的認識功能認識宇宙達到了把絕對理念的豐富內容完全實現出來的目標，也就是實現了自我認識。只有生命才有認識功能，黑格爾的世界把生命作為絕對理念的一個環節，讓生命和絕對理念成為宇宙整體的核心內容，把生命看作是宇宙的最根本特徵。

黑格爾的演化論在邏輯上分為存在 本質 概念三個階段，與次相對應的是邏輯學 自然哲學 精神哲學，這些不同的環節 不同的傑頓不是一種時間上的順序關係，宇宙在邏輯上包含著存在 本質 概念三個環節的全部，只是它在此時表現出來的只是某個環節的某個部份，宇宙自我顯現的程度與層次和時間的先後沒有必然聯繫，而是一種邏輯層面的層次關係，後面的邏輯環節也就是高級階段，包含著前面的邏輯環節也就是低級階段。高級的思維階段可以解釋低級的思維階段，低級的思維階段無法解釋高級的思維階段，這種思維方式與西方傳統哲學中認為的事物表現為時間上的縱向發展 逐步遞進的思維方式不一樣。

黑格爾的宇宙全息論認為事物的每一個階段都包含著他的全部，只是每一個階段顯現出來的狀態不一樣，不同階段有不同階段的存在方式。黑格爾的世界觀與東方哲學非常接近，東方哲學的主體與客體是一體的一元思維 認為萬物有靈的唯靈論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向下相容的層次演化原則和顯現原則 天人合一的宇宙全息論與黑格爾的世界觀非常相似。

東方哲學的思維方式認為天人合一，認為物質與意識是一體的，認為物質是有意識的，是有靈性的，宇宙是一個生命體，這種唯靈論與黑格爾的世界觀非常相似。東方哲學認為宇宙不但存在靈性而且和人一個有機的整體，在微觀層次上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東方人喜歡把天地人作為有機的整體來看待，天地人表示了宇宙德具體層次與具體環節，人與天地相感應，可以通過道法自然達到與天地合一，從而回到生命最初的本源。

既然宇宙是一個整體，那麼在這個整體中看待事物就要分層次的看，把每一個層次都堪稱是宇宙整體的必然環節和宇宙存在狀態的必然表現，另外一方面在宇宙整體中每一個層次都有高低上下的區別，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包含著低層次的物理規律，高層次的物理規律可以制約低層次的物理規律，低層次的物理規律無法制約高層次的物理規律。

辯證法在西方經歷了三個階段，總共存在三種形態，分別是蘇格拉底的辯證法 黑格爾的辯證法 馬列辯證法，馬列辯證法並沒有完成邏輯學 本體論 方法論的統一。

蘇格拉底經常使用巧妙的對話方式，通過讓對話者在為事物下定義的過程中揭露他的語言邏輯矛盾，從而讓對話者不斷尋求事物的本質，最終在意見與知識中做出區別。這種對話方法的本質在於質疑，通過不斷的質疑和否定來尋求真理，後來蘇格拉底的這種對話方式被稱為辯證法。

後來黑格爾把辯證法的方法論發展成向對立面轉化，通過向對立面轉化形成現象或者事物的新階段的過程和途徑。黑格爾認為向對立面轉化的邏輯形式就是宇宙萬物的普遍運動規律。

馬列辯證法雖然在方法論層面繼承了黑格爾辯證的部份思想，可是卻在兩個最主要的部份篡改了黑格爾辯證法的核心精神與基本原則，在對立統一規律上把向對立面轉化的同一性原則，改成向對立面鬥爭的鬥爭性原則，從而建立階級鬥爭史觀，後來這種對立統一原則又被中國共匪的支持者發展成為共匪專制統治辯護的依據。把馬克思論述的資本家與工人雖然相互依存同時又是相互鬥爭的關係，顛倒過來變成共匪與中國人民雖然尖銳對立然後又互相依存所以不應該反共的詭辯術。馬列辯證法把否定之否定的原則改成事物從低級階段進化到高級階段的運動規律，從而得出共匪推翻國民黨統治中國存在進步性的結論。


黑格爾的對立統一學說揭示了事物在某一個思維階段包含著兩個對立面，這兩個對立面的關係是即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係，可是黑格爾認為這隻是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消極理性階段，消極理性階段的下一個階段是積極理性階段，進入積極理性階段之後事物處於絕對的同一狀態，對立面會消除，整個概念會變得很清楚，所有的環節重新成為一個整體，從而達到自己對自己的完全的認識。對立同一關係只是人類處在消極理性思維階段的時候的事物顯現規律，一分為二的思維狀態屬於處在消極理性階段之前的一個環節，屬於比消極理性還要低級的知性思維的表現，也就是說一分為二隻是孤立的把現象分割為感性和理性 精神和物質 運動的和靜止的，抽象的和具體的，沒有看到合二為一的存在。

黑格爾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分為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分別為知性思維 消極理性思維 積極理性思維。認為事物在認識主體的頭腦中是孤立的，彼此之間沒有聯繫的思維方式屬於知性思維。認為認識主體意識到事物之間的聯繫，看到了對立統一關係的存在，以及矛盾體向對立面轉化的事物運動變化過程屬於消極理性思維。認為認識主體對事物之間的聯繫的理解繼續升華，超越了對立統一關係這個層次，認識到不同事物之間完全是同一的，不分彼此，從任何一個事物出發，到另一個事物之間的認識環節都是暢通的，甚至認識到認識主體和客體都是同一的，沒有認識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區別，整個過程只是一種可以被稱為絕對精神的事物對自己的一個認識過程，也就是認識原來是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和自我覺醒或者自我回歸的一個過程屬於積極理性思維。

知性思維的部份特徵被馬列主義定義為形而上學，馬列主義用形而上學表示與馬列辯證法相對應的思維方法，馬列辯證法不知道在黑格爾哲學中的思維方法不是對立的，而是分高低層次的，消極理性階段也就是對立統一階段不是辯證法的最終形態，也不能代表真正的辯證法。

共匪的辯證法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處於知性思維階段的一分為二思維，就是強調絕對的把事物分為兩個方面來看待，忽略合二為一的狀態，讓別人的思維水平永遠保持在低級的階段，比如宇宙分為物質和意識，物質獨立於意識之外，強調意識要反映物質，否認天人合一的關係，瓦解人類社會的宗教信仰。要求別人看待共匪不可以只看到壞的一面，還要看到好的一面，否定別人合二為一的裁判犯罪事實的權利，為共匪建立維持統治合法性的邏輯依據。

馬列辯證法把辯證法當成是變化的同義詞，認為只要是不斷的改變，就遵循了辯證法的原則，讓別人重視改變的表象，忽略衡量變化好壞的價值原則，忽略探究變化背後的根源，讓別人把中國社會的變化的原因歸咎於自然的邏輯規律，讓別人認為共匪取代國民黨統治中國是歷史的選擇，讓別人誤以為否定之否定的變化過程，會自然的產生進步，認為社會的發展自然會糾正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的錯誤，讓別人放棄搞民運放棄反共，讓共匪不受天命與道德以及民意與法律的約束。

黑格爾在講對立統一關係的時候，也就是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的時候，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是不可分割的思維整體，是同時出現和存在的整體，這個整體在整體思維過程中在絕對精神的自我認識過程中處於中間階段，也就是即分且合的階段，中間階段的前邊的階段也就是思維的知性階段銜接的是分的思維，就是事物都是直接顯現的，孤立存在的，彼此沒有影響，與後邊的階段也就是思維的消極理性階段銜接的是合的思維，就是思維中的事物各個環節都已經連接成一個整體，各個環節之間的差別已經消失，它的內部達到完全的同一和清楚，而在這個中間階段也就是消極理性階段，思維狀態是即分且合，就是認識到事物即對立又統一，思維中的事物都是成雙成對的出現，這就是黑格爾辯證法裡邊的對立統一關係的真正含義。

馬列辯證法只講一分為二忽略合二為一，讓思維退化到知性階段，如果即講一分為二又講合二為一，意味著把二者作為對立統一關係的一對思維範疇同時講，意味著思維處在消極理性階段，如果思維可以跨越這個階段進入絕對的同一的狀態，不僅僅是第二階段中的合二為一的狀態，而是對整個思維階段的整合，意味著思維進入積極理性階段，此時才意味著達到了對事物的完全認識。

黑格爾的哲學是整體論的產物，他講的思維階段是針對人和自然同一的整體世界講的，因此結識了認知邏輯的普遍規律，任何一種邏輯規律都必須是針對一個特定事物的規律，必須確定一個研究的事物。

如果我們用系統來劃分空間，宇宙在任何一個層次上都被分割為三個部分，系統 系統的內部要素 系統的外部環境，也就是系統 要素 環境。宇宙中每一個層次的系統都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和思維的事物，確定研究事物的過程可以分為外中內 上中下 前中后 左中右，在時間上可以劃分為過去 現在 未來，可見一分為三就是我們思維中的最初的邏輯步驟，因為思維必然是針對某一個確定的事物的，思維中產生事物的過程就是把時空一分為三的過程，因此一分為三就是思維的第一原理，也就是哲學的第一原理。

確定了事物才可以討論事物，我們必須知道別人所說的事情是針對哪一個事物而言的，如果兩個人對話不知道彼此針對的是同一個事物，雙方的邏輯自然無法在同一個領域運行，討論也就變得沒有意義了。在社會生活中每一個社會學的名詞都可以有不同的應用層次，而不同的應用層次就會形成不同的思想產品，如果沒有一分為三的思維方式，對話就容易產生混亂。比如民運人士與共匪的支持者討論民主，一旦民運人士說中國不存在民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很快會說，美國也沒有民主制度，美國出兵攻打伊拉克就是專制。顯然民運人士講的民主制度指的是國家內部的政治制度，共匪的支持者講的民主制度指的是處理國際關係的具體方法，共匪的支持者把民主制度偷換概念變成處理國際關係的具體方法，讓討論不斷的轉移實質的目標，讓討論喪失邏輯的理性價值，讓討論的事情失去原本的意義。

在法庭上法官審理案件的時候，一個罪犯如果以自己曾經是一個好人做了很多好事作為理由要求法官一分為二的看待事情，要求法官不要只看到他的罪行，還要看到他好的一面，要求法官不要追究他的法律責任，正常的法官不會認同這種馬列辯證法的觀點。

如果我們在時間上一分為三把罪犯的一生劃分為三個階段，犯罪之前 犯罪過程 犯罪之後，對於法官來講法官裁判的是犯罪過程的性質，根據犯罪過程的好與壞合二為一計算罪犯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比如一個罪犯參与了刑事犯罪，確實存在搶劫行為，可是因為自己是被別人威脅才參与搶劫行為的，在搶劫的過程中存在消極怠工的行為，犯罪過程結束之後有感到後悔主動自首，法官確實可以對罪犯進行一定程度的減刑，可是絕對不可以根據搶劫行為發生之前罪犯的行為對罪犯一分為二，因為搶劫之前他是好人，所以搶劫過程就可以忽略不計了，法官如果沒有一分為三然後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進行判決，法官的判決顯然是違反公義原則的。

對於共匪的審判，在邏輯上是很清楚的，因為研究的事物是共匪對中國人民的犯罪過程，共匪的犯罪事實早已經被中國人民的苦難證明，欠缺的只是對共匪追究責任。共匪統治中國人將近七十年，這裏邊包含了大量的犯罪過程，運用一分為三 一分為二 合二為一的思維方式，先劃分犯罪之前也就是迫害行為發生之前 犯罪過程也就是統治中國的過程中的犯罪過程迫害的過程 犯罪之後也就是犯罪過程結束之後的態度，然後再一分為二的看待犯罪過程中的好與壞，最後合二為一進行衡量，針對每一次犯罪過程進行分析，基本上共匪在每次犯罪過程中都不存在被迫因素，都是積極主動的，所以根本不存在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的基礎，共匪在犯罪過程中只有積極作惡的壞處，沒有因為被迫作惡所以消極怠工的好處，而且犯罪之後沒有悔意，所以可以直接認定共匪屬於罪大惡極。

對於共匪的統治中國的過程即使再怎樣一分為二 合二為一共匪都是罪大惡極的，共匪終歸是要受到審判的。

理性的人應該明白正常邏輯規律與價值規律，邏輯規律就是自然規律的表達就是哲學規律，是抽象出來的普遍規律，包含了自然和社會的全部現象的共同屬性。邏輯規律在社會生活中體現為社會測量，它滲透在社會測量的過程裡邊，為社會測量提供理論和邏輯依據，社會測量就是社會生活過程中的邏輯判斷，通過社會測量人類可以獲得基本的社會事實。價值規律是人類社會根據事實判斷好壞權衡利弊的社會衡量過程，價值規律支配著人類對自身行為的道德評價與人類對於自身行為以及其他人事物的評價。價值判斷遵循的基本原則是普遍人性的原則也就是判斷好壞與有理性原則也就是權衡利弊為依據，人類對自身行為的好壞與善惡的評價屬於道德評價，依據的是普遍人性的原則，對於其他人事物與自身行為的原則與取捨屬於有理性評價。人類社會所遵循的基本規律首先是價值規律，也就是價值判斷的過程中體現的基本規律，不是邏輯規律，價值規律與人類社會可以直接相互作用，通過價值規律人類的社會生活才可以與最抽象的邏輯規律銜接。人類的社會生活 價值規律 邏輯規律三者之間的正常思維流程是不可以混亂的。

比如一個人喝完礦泉水之後把瓶子扔在地上，後來瓶子被另外一個人撿走用於資源回收事業，對於瓶子本身來講，確實是存在一分為二的，即存在有用的方面又存在無用的方面，把瓶子仍在地上的人選擇了瓶子的無用性，撿走瓶子的人選擇了瓶子的有用性，衡量一個事物是有用還是無用對於人類來講不屬於邏輯判斷，而是屬於價值判斷，人類社會普遍使用的衡量有用還是無用的原則是價值原則而不是一分為二的邏輯原則，如果用邏輯原則來衡量，扔掉瓶子與撿走瓶子的人都是偏激的人，因為他們沒有一分為二，沒有同時看到有用性與無用性。有用性或者無用性不是根據邏輯的標準來衡量的，而是根據價值的標準來衡量的，用錯了觀測手段與觀測體系會產生錯誤的結論。衡量共匪的好壞需要運用價值判斷，無需一分為二的邏輯判斷，共匪的存在無異於增進中國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均富，共匪的存在對於中國人民來講是有害的。

人類在價值判斷中生活，價值判斷為人類提供生活的原則和目的，另外一方面，在正常的價值判斷的體系中，道德評價高於有用性評價，比如不可以因為覺得搶劫對自己有利就認定搶劫行為是好的，價值判斷中的有用性不可以替代人權原則，共匪宣揚的價值判斷忽略了人權原則，認為為了穩定就可以隨便迫害別人，這種價值判斷顯然不是正常的價值判斷。

正常的人類社會運動的是正常的價值判斷，在不違反人權原則的基礎上衡量選擇對自己有利的人事物，取捨對自己有利的社會行為，在人權原則的基礎上使用價值判斷建立社會倫理與社會秩序。

辯證法中的一分為二的邏輯環節是邏輯規律的體現，一分為二無法凌駕于價值判斷之上，不可以成為專門為罪惡辯護的依據，對於犯罪事實進行價值判斷是社會公義的基本表現，共匪的辯證法恰恰否定了社會公義，共匪的辯證法本質上是運用詭辯術否定別人運用形式邏輯的排中律對共匪已經犯下的罪行進行是非判斷。

共匪唯物論與無神論的危害

現代物理學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不再是首先利用人的直覺來觀察事物的現象，然後通過抽象思考得出有關事物本質的結論；越來越多的則是把理論抽象得出的結論藉助某些工具在實踐中進行驗證。例如，理論的發展，讓科學家們能用「無限」這壹概念解釋有限觀察的現象，甚至用「空間彎曲」來解釋「萬有引力」。這些理論的認識早已超越了人們的有限觀察能力的範圍，使用先進工具的觀察和實驗不幸成了對科學家們早已預知結果的驗證，而受觀察和感知局限的哲學家們卻只能試圖憑藉對有限觀察的思考來揭示無限存在的本質。當代物理學涉及的理論之艱深，工具之複雜，耗時之長，使得建立在自然科學之上、並超越自然科學的哲學理論的進展，已經遠遠落後于自然科學進步的步伐。連維特根斯坦——這位本世紀最著名的哲學家之壹都感嘆：「哲學僅餘下的任務是語言分析」。
哲學是否已經從難以理解的抽象回歸到表象、淪落到壹種類似因為繪畫不出更好的藝術作品而只能塗鴉的地步呢？
從另壹角度看來，哲學不但不應該被現代科學的極速發展所拋后，科學反而應該可以為哲學發展提供更新的證據，糾正以往有限認識的錯誤，促使人的認識能夠不斷更新，進而能接近和達到對各種存在和現象本質的認識。例如，人們可以超越以往對空間的有限觀察範圍，藉助于最新的觀察工具，探測到宇宙深處的奧秘，用觀察的結果檢驗以往對宇宙的認識是否正確。
本文不是要做壹個物理知識的介紹，也不列舉物理學家們精深的物理理論、公式或演算法，而是利用了他們發現的結果，並試圖從他們的發現中尋找到哲學的含義。由於存在是認知的基礎，有關存在和認知之間的分歧分別導致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所以這裏從與「存在」有關的概念開始。

壹、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
壹切觀念都是由感覺或反省來的，感覺對象是觀念的第壹個來源。因此，感覺對象的存在是觀念產生的基礎，即認知的首要條件是感覺對象的存在性。要說明存在是認知的首要條件，最簡單的證明就是笛卡爾的《第壹哲學沈思錄》。在繁多的哲學理論中，或許沒有比找到壹個能稱為「第壹」之前的問題這樣的方法更省力和簡單明了的了。「存在」這個詞在唯物主義者羅素的《哲學問題》里與「實在」同義，必須是特指壹個「對象」的名詞而不是形容詞。由於「現象」與「實在」之間存在差別，致使「存在」和「認知」之間存在著差別，因此在這裏對存在和認知做了區分，將「實在」的實際存在形式稱為「存在形式」，將「實在」可以被感知到的形式（或「現象」）稱為「表現形式」。認識到這兩者的差別，有助於屏蔽掉有限觀察的局限，進壹步探究到存在的本質。
正是由於存在和認知之間有所差別，認知的過程成為聯繫「實在」的存在和人的認知結果形成的結論－即「觀念「之間的橋樑。整個認知的過程就是「存在」通過人的感知、思考等認知方式，反映到人的思維中並得出結論，形成觀念。認知的直接來源是「存在」，認知的過程則包括通過觸覺、視覺、嗅覺、聽覺等來自身體器官的感覺，經過「智力的思維」(而不是大腦的思維)；認知的結果則是對感知得出結論，如顏色、形狀、尺寸，以及公式、定理、推論等觀念。由於人的感知能力、認識能力、智力、著重點的不同，即使對於同壹個「存在」，不同的人得出的結論也不會完全相同。這些都是關於認識的基本常識和法則。
「存在」包括具有實體物質形狀的「物體存在」和只能作為概念而存在的「意識存在」，即它們是以物質形式或是意識形式而存在的。例如，物體的形狀、尺度、硬度、重量、味道等通過觸覺感知的屬性，是物質的 「物體存在」，它的屬性的特性是不受其它物質的影響或不隨測量工具的改變而改變；當然這裏要認為水和冰不是同壹物體，雖然它們是同壹種物質。它們具有不同的形態，即在形狀和體型上有所區別，所以是不同的物體。(請注意，這裡是「物體」而不是「物質」。)
「意識存在」則有更多爭議。意識的存在形式包括情緒的好壞、喜好或厭惡、能量，也包括只能存在於思維中的概念、意義。和其它觀點的根本區別之壹，我認為壹個重要的概念就是顏色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雖然難以相信或理解，但我認為光必須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因為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後面將闡述為何光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的根本理由。認識光的存在本質是將認識從「物體存在」 過渡到「意識存在」的決定性跨越。
能量必定要以意識的形式存在。當我們觸摸壹個物體，感知它的溫度時，通常會很自然的把物體的溫度作為物質的屬性，因此常將溫度作為物體的自然屬性。但是這種認識有很大的錯誤，是沒有認識能量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溫度、熱度只是能量存在的度量形式，而光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具有溫度的物體則是能量表現的介質。同意了這壹點，就容易同意後面關於光的描述。
同樣，由於聲波的本質也是能量，所以聲音也是能量的存在形式。簡單的說，由於能量是以波的形式存在，光和聲音是能量的不同表現形式。
所以，光、溫度、聲音，這些用人的直覺所能感知的「實在」的存在本質，卻是能量。
按照通常觀察，人所能夠感知的「物體存在」有壹些共同特性：(1)組成該物質的元素是實粒子；(2)該實粒子有靜止質量；(3)該物體有小於光速的相對速度。同時具有這樣三個特性的物質，才能構成具有確定形狀的、可被感知的物體。光子雖然是實粒子，但是它沒有靜止質量，卻具有恆定的、且是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能構成物體。光子的實粒子特性，可以看作光是由意識存在到物質存在的過渡，光子是將意識表現到物質的載體。
或許有人質疑：如果能量是意識，那麼該怎樣認識宇宙星體發射的光？難道那些光也是星體的意識嗎？其實這個問題很容易認識。既然星體總有燃燒殆盡的那壹天，它們的存在是有時間限制的，它就是有生命的。星體雖然沒有大腦，它的存在卻有生命這種意識形式，為什麼它們發出的光就不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呢？物理學中量子力學的大統壹理論(或GUT)中對萬有引力統壹的失敗，以及引力將導致星體生命的最終終結，也可以證明萬有引力是決定星體具有生命過程的意識表現形式。這裏沒有提供物理證據，只是從萬有引力的存在性上得出的壹般結論。
二、人的認知局限
如果人們認知世界的根據僅僅是來自人的感官，則會產生很大的問題。例如人的感覺途徑中，觸覺和嗅覺的產生不但要有外在物質的物理屬性存在，還要求感知者有相應的感知功能的器官。正如瞎子不能感覺到光，嗅覺失聰的人無法嗅到氣味。所以，感知觀念的形成有兩個要素：屬於外在的感覺材料；屬於內在的功能正常的器官。感覺器官是感知工具，也是感知的依據。功能不正常的感知器官將產生錯誤的感知，並因此得出錯誤的結論。即使正常的感知器官，由於其自身的存在局限性，也只能感知壹部分存在。例如，人不能憑藉感覺器官來觀察虛粒子這種物質的存在，儘管物理學能證明虛粒子的存在。
上述特別講到關於光的存在本質的問題。在認識物質構成的物體的時候，物體的顏色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呢？它和人的感知有什麼區別呢？特別是當在此處把光作為「能量」這種意識存在的表現形式的時候，由於與以往認識的不同，難免產生很多爭議。這裏引用羅素《哲學問題》中的「現象與存在」章節，看看人們對光和顏色的認識過程：
　　為了明確我們的困難，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張桌子上。看起來，它是長方形的、棕色的、有光澤的，摸起來，它是光滑的、冷的、硬的；我敲它的時候，它就發出木器的聲響。任何人見到、摸到這張桌子，並聽到它的聲音，都會同意這樣的描述，所以就好像不會有什麼困難問題發生似的；但是，只要我們想更加精確的話，我們的麻煩就開始了。雖然我相信這張桌子「實在地」是清壹色的，但是，反光的部分看起來卻比其餘部分明亮得多，而且由於反光的緣故，某些部分看來是白色的。我知道，假如我挪動身子的話，那麼反光的部分便會不同，於是桌子外表顏色的分佈也會有所改變。可見，假如幾個人同時在看這張桌子的話，便不會有兩個人所看到的顏色分佈恰好是同樣的，因為沒有兩個人能恰恰從同壹個觀點看見桌子，而觀點的任何改變都要使光線反射的方式發生某種變動。
　　就最實用的目的來說，這些差別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對於壹個畫家，它們可就極其重要了。畫家必須摒除這樣的思想習慣，即慣於斷定物體所具有的顏色就是常識認為它們所「實在」具有的那種顏色；他必須養成壹種習慣，能按照物體所表現的樣子來觀看它們。在這裏，我們已經開始遇到壹個構成哲學上的最大困難的區別了，——即「現象」與「實在」的區別，事物好像是什麼和究竟是什麼這兩者之間的區別。畫家想要知道事物好像是什麼，實踐家和哲學家則想要知道它們究竟是什麼；而哲學家想知道的願望比實踐家的更為強烈，並且因為他知道解答這個問題的困難，也便更感到煩惱。
　　我們再回過來談桌子，根據我們以上的發現，顯然並沒有壹種顏色是突出地表現為桌子的顏色、或桌子任何壹個特殊部分的顏色，——從不同的觀點上去看，它便顯出不同的顏色，而且也沒有理由認為其中的某幾種顏色比起別樣顏色來就更實在是桌子的顏色。並且我們也知道即使都從某壹點來看的話，由於人工照明的緣故，或者由於看的人色盲或者戴藍色眼鏡，顏色也還似乎是不同的，而在黑暗中，便全然沒有顏色；儘管摸起來、敲起來，桌子並沒有改變。所以，顏色便不是某種本來為桌子所固有的東西，而是某種依賴於桌子、觀察者以及光線投射到桌子的方式而定的東西。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說到桌子的顏色的時候，我們只是指在通常的光線條件下，桌子對於壹個站在普通觀點上的正常觀察者所似乎具有的那種顏色。但是在其他條件之下所顯示出來的其他顏色，也都有同等的權利可以認為是真實的；所以為了避免偏好，我們就不得不否認桌子本身具有任何獨特的顏色了。
　　同樣情況也可以適用於它的質地。壹個人可以用肉眼看見木頭的紋理，但從另壹方面看過去，桌子卻是光滑的、平坦的。如果我們通過顯微鏡來看它的話，我們就會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各式各樣的差異。兩者之中，究竟哪壹個是「實在的」桌子呢？自然我們總想說，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才是更實在的，但是用壹架倍數更高的顯微鏡來看的時候，那就會又有所改變了。那麼，我們既不能信賴我們用肉眼所看見的東西，又為什麼應當信賴通過顯微鏡所看見的東西呢？這樣說來，我們所由以出發的感官對於我們又是靠不住的了。
　　談到桌子的形狀也不見得更好壹些。我們都習慣於按照物體的「實在的」形狀來加以判斷，而且我們是如此之不假思索，以致於我們竟以為我們的確看到了實在的形狀。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要畫畫，我們就必須曉得，壹定的物體若從各個不同的觀點來看，形狀便會不同。如果我們的桌子「實在」是長方形的，那麼，差不多從任何觀點看來，它都彷彿有著兩個銳角和兩個鈍角。如果對邊是平行的，那麼看起來它們就會在離觀察者的遠處收斂成為壹點。如果對邊長度是相等的，那麼看起來，彷彿較近的壹邊要長些。在看壹個桌子的時候，所有這些情況通常都未曾被人注意，因為經驗已經教會了我們要從外表的形狀構想「實在的」形狀，而「實在的」形狀才是我們作為實踐者所感興趣的東西。但是「實在的」形狀並不就是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它是從我們所看到的之中推論出來的東西。再者，我們在房內走來走去，我們所看見的東西也便經常地在改變著它的形狀；所以，在這裏，感官又似乎並不給我們提供有關桌子本身的真理，只不過提供有關桌子的現象而已。
以上引文描述了我們通過視覺對桌子的顏色與形狀認識的過程。由於桌子的顏色將會隨所照射的光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顏色，因此有必要認識光和顏色的本質。
顏色的本質
就物理學而言，顏色的本質是某壹頻率波段的光。當不同波段的光照射到物體上的時候，物體就顯示出不同的顏色。所以，物體的顏色並不是物體的屬性，而是被反射的不同波段的光而已。光線雖然能使人辨別物體的長度和形狀，它自身卻和物體無關。它的作用就如作為獨立存在的尺子，尺子雖然可以用來測量其它物體的長度，但尺子由什麼材料做成卻與被測量的物體無關。據此推論，光或顏色也是獨立存在的，它不是物體的屬性。各種物體的有不同顏色，只是因為它們對光不同波段的反射和吸收特性不同而已。而與此特性不同的是，被測量的長度是物體的屬性之壹，是必定和被測量物體相關的。
光的其它特性，如折射屬性，也證明了光甚至不能作為測量物體長度的尺度。不同密度下的不同折射率，使得我們用光直接測量物體時，根本不能反映實際的長度。水中的木頭，看起來彎曲的；水中的魚兒，實際位置也不處於它被從水面看到的位置。由於我們用視覺判斷物體的位置時，是根據光的直線特性確定物體的位置，光的折射特性也證明了物體所反射的光、以及它的顏色不是它的自身屬性；光是獨立存在的物質。顏色是物體對光的不同波段的吸收與反射特性。
既然被反射的光是獨立存在的，它的存在與反射它的物體無關，它為何能反映物體的顏色呢？
物理的解釋是在於物體的顏色反映了物體能反射何種波長的光。被反射的光反射到人的眼睛，才感知到物體的顏色。但是被反射的光波和以及進入人眼中的光子本身沒有本質變化，還是入射的光波和光子，並沒有被轉化成能量；那些被反射物體吸收的光子卻發生了根本變化，轉化成了能量。可見，被反射的光子與被觀察的物體的顏色並沒有關係，它們只是被因反射而改變了路徑。就如不論用乒乓球還是皮球投向壹個平面，反彈的路徑都會遵守同樣的規律，和它們是什麼類型的球無關。所以顏色不是物體的屬性。
物質的相對存在
物體的另壹個屬性就是電荷。電子具有的電荷是個很奇怪的屬性，因為電子帶有的正電荷和負電荷是如此常見、而又是具有完全相反的屬性。雖然人不能看到虛粒子，人卻完全能認識到正電子和負電子這兩種物質。從物質的存在性的角度看，正電子和負電子作為屬性完全相反的物質存在，證明了物質存在的相對性。人只能觀察到實粒子物質，但是不能觀察到虛粒子和反物質，只能間接通過的理論來證明它們的存在。這個觀察結果是由於人的肉體的物質存在局限性決定的。因此虛粒子的存在證明了自然物質的存在也是相對的。
因此，人對物質的感知，如果僅僅是通過肉體器官的感覺來認識，可能會帶來很大的誤差和甚至錯誤。這種錯誤不僅包括對物體本身的錯誤認識，同時也會給人帶來認識方法上的錯誤。
認識意識
因為人的肉體是物質的，人的感官也是物質的，僅憑物質的感覺來源形成的認知，就會自然而然的形成物質決定論和唯物主義。特別是在無信仰國家和文化中，比如中國的儒家、道家中，認為人的存在僅僅是作為肉體的存在。由於不能認識到意識的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形式，因此根本無法認識到生命的本質。
認識生命存在的本質，要從認識生命的形式開始。這不僅僅是對生命這個主題的認識，還是因為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是將思維方式從形象認識提高到抽象思維、將對世界的認識從物質表象過渡到意識抽象的最直接方法。「如果不是我們認識自己心靈的內容，我們是不能想象別人的心靈的；因此我們也便永遠不會達到他們具有心靈這壹知識。」
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的區別在哪裡？如何區別物體存在和意識存在？這不僅關係到怎樣認識存在，也關係到怎樣認識物質、區別物體存在的形式，並通過意識存在的表象形式來認識意識。
三、物質和物體的存在性
　　物質和物體
區分「物質」和「物體」的概念是很重要的。在《哲學問題》中，羅素有大量篇幅描述通過視覺的感知如何引導對物質的認識，甚至由此引發物質是否實際存在的爭議描述。根據本篇的觀點看來，羅素實際上引用了壹個不恰當的例子，即用視覺感知來辯論物質是否真正存在。
藉助物理學知識的發展，在重新檢驗以往的哲學理論時，我們可以發現壹些新的論據支持或反對原有理論。例如，《哲學問題》中有這樣的描述：「讓我們把感覺中所直接認知的東西稱作『感覺材料：如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等等。」實際上，由上文可知，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是完全不相同的：顏色、聲音是能量的表現形式，作為對象單獨存在；而氣味、硬度、粗細只能是依附於對象的屬性。當物體受不同顏色的光照射時，將顯示不同顏色的光；喇叭有不同的聲調，只是因為不同的振動頻率產生不同頻率的聲波；而硬度、粗細則由於必須依附與具體的對象，不能單獨存在，所以硬度、粗細才是物體被感知的某個屬性的量度，通常把這個量度作為物質的具體屬性。當把感覺對象和感覺對象的屬性相混淆的時候，自然也會把依附於物質本身的「物質的屬性」當作物質本身。例如，把顏色、聲音、氣味、硬度、粗細統稱為「感覺材料」，就容易把「物質」和「物質的屬性」相混淆。因為顏色、聲音是物質對象，而硬度、粗細被感覺到的物質的屬性。而當他說「只要有某些光波到達眼中，無論光波所離開的那個客體有沒有顏色，我們就壹定會看見某種顏色。因此，我們絲毫沒有必要假定物體有顏色，也沒有正當的理由作這種假定」時，他雖然意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糾正後得出了正確結論，卻沒有找到物體顏色的產生是「物體對光的不同反射特性」這個原因。可被感知的物體所有的存在、感覺材料、對象或實在都曾經被賦予「物質」的概念，但是只有實粒子組成的物質才能構成能被人感知的「物體」。唯物主義者所能認識的「物質」，只能是由實粒子構成的「物體」。 從物理學上講，實粒子和虛粒子都是「物質」，但是只有實粒子才能被人通過感官的感覺來認知。「意識」 作為被感知對象，在傳統意義上卻常常也被籠統地歸類為「物質」、「實在」、「感覺材料」等，只有當它和實際「物體」相比較時，才會被突然認識到它們於物體是有區別、是屬於「意識」的。所以，過去的理論總是把意識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為了把物質和意識區別，在這裏物質僅指獨立存在的外界對象，包括由原子構成的物體、光子、時間。物質與認知的關係如何呢？「對於客體的認知，主要是在心靈與心靈之外的某種東西之間的關係中構成；這壹點就構成為心靈認知事物的能力」。人的從感知到認知有壹個基本特點：雖然感知需要壹個過程，但所有的認知都是在大腦中瞬間完成的。無論是對物質的觸覺，對光線的識別，還是對漸變溫度的感知，從感知到認知實際上都是在瞬間的時間內完成的。例如，人把手放到火或極冷的冰上，人是在瞬間意識到熱或冷的，雖然在意識到之前手已經被燙傷或凍傷。這個「瞬間」時間單位，就是當外界感知從人的神經傳導到大腦後，由大腦做出認知反應的時間。因此，唯物主義者的認知原則「對包含著描述的命題進行分析，其基本原則是：我們所能了解的每壹個命題都必須完全由我們所認識的成分組成」已經將自己的認識局限於現有的存在和觀察能力範圍內。在人的視覺、觸覺兩種感覺所能感知到的物質中，可以分為兩類；這兩類也可以作為組成自然世界的兩種物質：壹類是由分子或原子等實粒子構成的有靜止質量、卻只能有小於光速做可變運動的物質；壹類是沒有靜止質量，卻有恆定速度運動的物質，如光子。當按照羅素這樣定義：「物理客體的總和就叫做『物質』」的時候，由於人的認知被限定於有限存在，因此這樣的描述將會更準確，即「實粒子物質的總和構成物體」。這樣，他所定義的物質就被限定於原子、分子等實體粒子，由這些實體粒子構成了物體，或稱「物理客體」，這樣更符合他的本意。我們能看到是「物體」，而不是構成物體的分子、原子等「物質」。但是當我們談論物體時，仍要指的是構成物體的「物質」。「物體」是物質的表現形式，原子才是實際的存在。顯然，羅素此處所指的「物質」，只能是實粒子物質構成的物體。根據以上他對感覺材料的定義可知，他並沒有把顏色或光當作壹種獨立存在的物質，而是當作了被感知物體的屬性。(雖然顏色只是花兒對白色的陽光中不同波段光的反射，但是即使是物理學家，誰會對花的絢麗顏色無動於衷呢？)顯然，只有實粒子原子這類物質才能構成「物體」。這類物質的物理特性是具有不為０的靜止質量，具有正能量，運動速度可變，佔有空間。而光子、時間這兩類物質不能組成「物體」。之所以要用實粒子、正能量這兩個特性來限定，是由於人的認知有限性使得物質的存在和人的認識之間有偏差。人們總是根據物體來認識物質，但是有些物質無法組成客觀物體；還有些物質雖然在理論上存在，但是不可能被人通過感知來認識到：人不能通過感知來認識作為虛粒子存在的物質。人通過感覺所能感知的物體的存在是單向度的，因此也是絕對性的。光子不能構成物體壹個原因，是由於光子沒有靜止質量，又具有恆定的光速。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恆定的速度，是具有最大值的絕對速度，因此它不但能夠作為其它物體運動速度的參照系，在物理學中也被作為描述其他物體空間位置的坐標。光子與其它具有靜止質量、速度可變的實粒子原子物質在構成、運動狀態這兩個重要物理特性上有根本區別。人的認知局限性組成自然界的物質元素有上百種，在元素周期表中有它們各自的分類；所有有機物和無機物構成了自然界中我們所能感知到的物體。但是構成常見物體的物質卻只有幾種。例如，有機物的基本組成是碳、氫、氧，它們人所能看到的壹切動植物生物體的主要構成成分。由於存在於我們周圍的物質是這樣的豐富，甚至簡單的幾種物質就能構成我們所能看到的絕大多數物物體。(據統計，地殼中元素的平均重量百分比含量（稱為丰度，abundance），其中10元素的含量最高，從高到低依次為：O、Si、Al、Fe、Ca、Na、K、Mg、Ti、H。10元素佔地殼總重量的98%，其他元素僅佔2%。其中O重量接近半數（46.95%)，原子數>60%，體積約94%，Si位於第二位。）這些物體的共同特點就是它們由分子或原子組成、是實粒子、具有正能量，是列在元素周期表上、可以組成物體的物質，並且佔有空間。「這些物體都佔有科學上的空間，我們可以稱之為『物理的』空間。」這個物體所在的空間，和人的肉體空間是同維度的。因此，羅素所指的「空間」，將被局限於「人的肉體」所在的空間，也就是局限於組成人的肉體的碳、氫、氧這些物質所在的空間。由以上可知，人的自身存在的有限，限制了人的認知，使能被感知的物體具有單方面的絕對存在性。物理學的唯物性，並不能解釋人的所有認知。無法通過感知而認識的「意識」，雖然有各種表現形式，由於物理學並不能解釋這些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也就無法認識意識的存在形式。例如，唯物論的物理學家不能解釋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價值觀、權力、道德、法律等這些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存在的本質。
人對世界的認知不僅要靠對現實世界的直覺感知，還要靠想象中的物理模型、數學的邏輯。對於物理學來說，想象中的模型大多是形象化的物理存在。現代物理的諸多理論的確立來源於對假設理論的驗證。例如，萬有引力被物理學家想象成物體發射的引力粒子，但這種粒子卻又無法用實驗儀器探測到。對於宇宙，則因為沒有人見證創世的那壹刻，即使如何想象，當初的宇宙模型也只是物理性物質的有限形象化。當數學的邏輯與直觀的感知相矛盾、只能用對數學的信任代替對直觀的信任的時候，人的認知和實際的存在就會發生誤差。
人的感知的另壹個局限就是人所在的空間對觀察、感知的局限，導致的對認知的局限。從存在，到感知，再到人的認知，是壹個從客觀物質到主觀認識的過程。 對於所處的空間，「我們就可以假定說，的確有壹個物理空間，物體在這個空間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和各個相應的感覺材料在我們個人空間中所具有的空間關係，兩者是對應的。幾何學所探討的，以及物理學和天文學所假定的，便是這個物理空間。」 由於感知空間或感知工具的局限，人的感知器官如人的眼睛只能看到正能量的實粒子；對於在物理上理論上證明存在具有可測量效應、但永遠不能直接檢測到的虛粒子，人無法用觀察和感知來證實它的存在。因此，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存在相對於人是絕對性存在。根據人所能感知的物質的單向存在性可知，唯物主義所認為的存在是壹種絕對存在。
時間的存在
根據認知形成的瞬間性特點，就能發現有壹樣事物是客觀存在、但是人無法通過感覺來感知，而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識的物質；那就是時間。我們煩惱或感受痛苦時，時間過得很慢；我們情懷愉悅時，時間過得很快；我們睡眠時，時間過得幾乎像不存在壹樣。因此，對於時間的存在，人們只能通過認知間的對比來認知，而不是像對其它物質可以通過視覺、聽覺、觸覺的瞬間反應來感知。時間雖然靠人的感知的對比來認識，它卻是壹個自然存在、不能構成物體的外界物質，它具有非粒子性。由於時間存在的非粒子性，也可以把時間看作壹個獨立的外在對象。時間和光組成壹對看似互相矛盾的組合：光能被人瞬間感知，它卻是能量意識的表現形式；時間不能被人瞬間感知，也沒有粒子存在，它卻是自然的外界物質。物理學中，任意事件的發生都可以用時間＋光速的坐標來表示。「在相對論中，時間和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猶如任何兩個空間座標沒有真正的差別壹樣。」時間與光速能夠作為空間坐標，是由於兩者同時具有絕對性特性。光的絕對性特性是光速；時間不是粒子，它的絕對性是它的方向性，即時間只能增加，不能倒轉。時間的這個特性在相對論中有所體現，例如人雖然可以使時間變慢，但由於人不能超越光速，人不會變得比以前年輕。這就是時間的方向性。時間與認知是以往哲學的基礎，時間和認知的結合形成了記憶、知識、先驗、類比、序列、歸納等經典概念上的普遍性規則。例如，記憶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存儲，知識可以被看作認知在時間上的積累。雖然記憶和知識的形成都有「時間」這個因素，但認知或認知能力是它們的必要條件，時間只是充分條件。因為記憶和知識都是意識，和認知同質。從維度的角度看，時間屬於第四維度，因此，應該把時間和長寬高這些三維坐標屬性壹樣的看待。既然壹個物體的長、寬、高是物體的自然屬性，也應該把物體的存在時間或稱「年齡」看作物體的自然屬性。
認識到時間和長、寬、高壹樣是物體的自然屬性、時間僅僅是知識和智慧的充分條件有很大的倫理道德方面的意義。特別是儒家文化把自己的「尊老」作為文明的標誌，殊不知這在哲學上體現了認知錯誤，在智慧上則體現了非理性。因為榮譽作為精神利益，只能和意識有關，而不能讓代表時間的「年齡」這個自然屬性決定「精神利益」這個意識。這個倫理的錯誤是因為它的強化，使年齡這個自然屬性兌現為特權，違背了社會公平。儒家文化需要辨別的是：「年齡」這個自然性的時間因素不是智慧、經驗、能力等意識產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榮譽、尊敬等意識產生的充要條件。如果因為年齡比較老就理應享有被尊敬的利益，那麼人的身高、體重、力氣、性別、膚色等等其他自然特徵的差別，也應該各自享有特殊的利益。這豈不是要求人們應該屈服於力氣大的強盜嗎？這種將表象區別的強化，使某些文化從倫理意識上就開始違背人人平等的思想。

四、意識及其存在形式
物質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會對人的感知形成錯覺，使人不能認識到存在物質存在的本質，猶如光、波、溫度是能量的表現形式壹樣，由非分子或原子這類靜止質量不為0的實粒子結構組成的「存在」，其實質是另壹種存在的表現形式。
對於「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人的感知」的存在之間的關係，如果把外界被感知物質的存在和感覺器官之間做必然的聯繫，就會認為感知的存在是由器官的存在決定的，這就是產生唯物主義的源頭。例如，羅素認為「必須注意的是，倘使我們的感覺是由於物體所造成的，那麼就必然會有壹個物理空間，裡邊容納有這些客體、我們的感官、神經和腦子。當我們和壹個客體接觸的時候，我們就從它獲得壹種觸覺；也就是說，這時我們身體的某部分在物理空間中所佔據的位置和客體所佔據的空間十分接近」。這種說法是非常錯誤的。感覺器官只是物質化的工具，感覺器官的功能是否正常才是決定性因素；雖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感覺器官是正常的。如果給壹個盲人講光是壹種波動，即使人們能讓他坐上顛簸的船來體驗什麼是波動，他仍然不能理解光是什麼東西。天生沒有嗅覺的人雖然鼻子外形完好，鼻子細胞代謝正常，他也無法感覺味道。睡眠狀態的人，其器官組成與清醒狀態下沒有什麼變化，但是他對外界卻幾乎不能感知。因此，由人的器官決定人的感知是錯誤的。器官只是感知的途徑工具或工具，起決定作用的，是器官的功能，即是意識。由於意識常看作為不可物體化的物質，很難描述它的感知屬性。人們對常見的物體很容易描述，比如壹張桌子時，可以描述這張桌子的尺寸、顏色(即反射特性)、硬度等等特性。認知的結果即觀念就是意識，認知是意識最基本的組成單位。所以，意識即人對自身和外界的感知與判斷。類似於認識物體的方法，由於客觀物體是由實粒子的原子或分子組成，人們能夠通過認識物體的屬性來認識物體，那麼因為認知本身就是最基本的組成單位，如果要認識「意識」的存在方式，可以通過認識作為意識形式存在的各種對象來認識「意識」。意識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客觀存在，也可以僅僅是壹個概念；但是意識抽象存在於人的思想中，客觀存在只是意識的表現形式，例如，書本是知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法律文本是法律意識的表現形式，活的肉體是生命意識的表現形式，大腦是思維意識的表現形式。所以我們能夠通過表現形式來認識「意識」存在的本質。了解意識與物質的不同存在形式，可以這樣設想它們存在形式的區別：壹根繩子的最終端，必然是另外壹個物體。要麼繩子的終端是系在其他物體比如船上，要麼繩子是放在其他物體比如地面上（此時繩子的終端就是地面），否則繩子無法存在，那麼繩子終端的物體的存在就成為繩子能夠存在的第壹原因。而船或地面與繩子在表現形式上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繩子的形象來設想船的存在形式。船與繩子的存在形式的差別，就可以設想成物質和意識之間的差別。作為物質世界的宇宙的最初起源的存在形式，就是意識。所以《聖經》說：「神是個靈」；又說：「神就是光」。「靈」與「光」兩者同屬於意識的存在。對於物理學家來說，由於它們研究的對象基本是外在物體、實粒子物質，因此他們是很難相信意識的存在。只有當他們追溯到物質的起源，直到宇宙的起源的時候，即使他們不得不承認有壹個上帝作為第壹動因，他們所認為的上帝仍然可能是作為壹個人的形象、或者肉體的形象，也就是物體的形象出現。這就阻止了他們對意識的認識。意識的表現形式有如下特徵：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其中主觀性和選擇性是所有意識形式的共同特徵。理解意識的存在形式，可以從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開始。常見的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事物或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幾種：生命；價值觀；道德；信仰；知識和技術；智慧與能力；法律；權力/所有權等。這些概念不但表現於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還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通過認識這幾個表現形式的存在本質，來認識意識的存在。通過了解它們的基本概念，就能避免繼續用只適用於實體物體的形象思考來理解意識的抽象存在。 1) 生命　　生命是意識的第壹表現形式。這是因為人的所有認知都是要有壹個認知的主體，即有生命的人。沒有生命，其他的意識表現形式就不存在。從物體對象的角度來講，人有「內在」「外界」之分，但這個內外只是人的肉體與外界他物之間的界限。但從存在的角度來看，生命的存在只有肉體和意識之分，而沒有內外之分。各種文化中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有很大差別。在東方文化中，認為生命就是肉體，所謂的生活幸福就是要懂得「養生」，以至於養生學的「內經」之類的所謂秘籍佔據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絕大部分；中國的武術文化更加強調了人的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體現在武功高強與肉體的強壯。因此，武術造成了習武的人對自我能力的膨脹意識與自大行為。當中國歷史上出現排外的義和團戰士自以為武功能力卓絕、身體刀槍不入、甚至試圖用肚皮擋槍彈時，他們對能力的認識就來源於儒家文化所認為的「生命存在的本質就是肉體的存在」這壹觀念。當然，用肉體擋子彈的下場可想而知。正是由於儒家文化無法認識「生命」這壹最基本的意識形式，也導致了東方人無法認識其他的意識存在形式，包括對權力、智慧、能力、法律等的認識。對肌肉力量這種能力的自信在民間通過武術這種形式助長了東方人崇尚暴力、狂妄自大的性格，同時也因對作為意識存在的權力、智慧等的無知，培育了奴性和愚昧。當要認識生命的本質時，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生命的表現形式是否就是生命的存在本質」，即生命是否就是肉體。從物理上來看，生物的肉體是由完全平常的原子組成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組成生物體和控制生物行為的基本物質是核酸分子RNA和DNA。但是是否就能認為由原子的某種堆積方式構成的RNA和DNA就能構成生命呢？當我們觀察生物的活動時，就能發現生命的活動的選擇性、邏輯性等複雜性。即便是單細胞生物，雖然原始，卻顯示出任何人工製品所無法比擬的複雜和精巧。例如，我們可以看看壹個低級的細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它身上有複雜的功能和形態的網路。這細菌可以用多種多樣的方式與其環境相互作用，它可以四處活動，攻擊敵人，接近或逃避某些外部刺激，以壹種有控制的方式交換物質。其體內的情況象是壹個井井有條的大城市。負責進行大部分控制的是細胞核， 其中包含著遺傳 「密碼」，就是使這細菌得以進行繁殖的全套化學指令。控制並左右這細菌的壹切行為的化學結構是由多達上百萬原子組成的分子。這上百萬的原子是以複雜的、高度特殊的方式組合起來的。就生命的化學基礎而言，最重要的是核酸分子，即「雙螺旋」形狀的RNA和DNA。即使是壹個單細胞生物，受到外界刺激和威脅時也會躲避和逃跑，而不是靠近導致死亡。雖然可以把這種選擇性行為看作僅僅出於動物的本能，這種本能的行為將是動物必然選擇的行為。具有選擇性行為是意識的結果，也是使動物能夠存在的理性結果。作出出於本能的選擇不但是動物，也是人的最基本的理性，本能可以稱為「第壹理性」。有選擇的行為是壹種確定的、必然的行為，這種行為由行動的主體主導，是經過行為主體的意識選擇，並導致可預知的結果。如果把生物體的生命看作只是壹堆毫無意義的原子按照某種偶然的方式堆積構成的肉體, 生物體的行為只是那些原子活動的偶然性導致的某種後果，那麼生物體的行為也將是無法預知的。沒有壹個人會承認：自己經過慎重思考後所採取的行動只是組成大腦的原子某種偶然選擇的隨機行為，因此思考是毫無價值的。由此可知，在「偶然性行為」的偶然性和「慎重思考後採取行動」的行為的必然性之間是有矛盾的。如果生命是偶然製造出來的，則思維也是偶然性的，就否定了思維選擇的必然性。作為物體形狀的肉體和作為意識形式的生命之間的區別，就如電腦的硬體和軟體之間的區別。即使電腦不是由人製造，而是像自然界的其他物體那樣本來就存在的，給沒有軟體的電腦加電流之後如果想要它靠偶然性輸出某個想要的複雜結果，可能性是0。而電腦的軟體不但需要從自外部輸入，軟體本身還是編製它的人的邏輯思維意識的產物。關於生命組成的理論還包括「整體論」和「還原論」。整體論的基本思想可以這樣描述：「生命的奧秘也不在原子里，而在原子的締合模式里，其模式即其組合方式。就是說，生命的奧秘在於DNA和RNA之類的分子結構所包含的信息之中。壹旦了解了整體現象的存在，也就用不著去尋找什麼『生命力』了。原子用不著被『激活』才能產生生命現象。只要將原子以那種合適的複雜方式進行安排，就會出現生命。」[10]整體論仍然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在原子的成千上萬中組合方式中，它仍然只肯定某個特定的組合方式；只要特定原子完全按照該特定方式排列組合，就會出現生命，而這種組合方式必須是符合某個規律。其情形就如組裝某輛汽車，只要把最後壹個螺絲上好，汽車就已經開動起來，而不是僅僅完成組裝可以開動的汽車。對壹輛汽車來說，少了某個非關鍵的螺絲並不是完全不能開動；說原子的某種特定組合是產生生命的原因的說法也是不準確的，部分殘缺的肉體並不影響生命。在生物體喪失生命的瞬間，構成其肉體的原子的排列組合方式和肉體有生命時並沒有截然區別，但是卻有完全不同的表現和價值。由此可見，「整體論」的基本觀點也是基於物質決定意識，整體論無法認識到意識是獨立存在的。對於「還原論」則可以概括為生命就是由原子堆積成的毫無意義的肉體。物理學家通常只是用認識物體的形象方法來認識、分析生命。如果認為生命是物體的自然產生的結果，就會否認意識的存在，否定和貶低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其他存在對象的價值。 2)價值觀　　對「價值」的定義因人而異。享樂主義者會認為：價值即快樂；主張自由意志者認為：價值即願望的滿足；理性主義者認為：價值是純粹理性的意志；工具主義者認為，價值是事物作為手段對實際地達到的目的的關係，等等。但是，所有這些定義，忽視了壹個現實中的已經存在的概念：負價值。了解負價值在現實中的存在形式，對能更清楚理解價值的含義。此處的主要目標，就是揭示「負價值」這個被忽視的概念。負價值的事例在現實中無處不在，連只會算術加減法的小學生也會遇到。例如在數字計算中，如果減去壹個正數等於加上壹個負的相反數，則被加的負數就體現了負價值。在財務事物中，如果壹方的某筆借入款項是另壹方相同數額的借出款項，在各自財務計算時該款項對壹方來說是借入的正價值，對另壹方就是借出的負價值。同樣，壹筆債款對債權人和債務人雙方各自的價值是相反的，對債權壹方是正價值，對債務壹方必然是負價值。壹件商品，如醫藥，對於壹個需要用它的使用者可能具有至關重要、決定性意義，對另壹個使用者來說會是壹文不值甚至負作用。因此，商品的價值體現要由使用者決定，而不是由商品自身或商品成本決定，價值具有相對性。正是由於商品的價值由使用者決定，可知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有以下幾個：使用者的理性；使用者的判斷能力；商品對使用者效用的大小。因此，價值是理性判斷的結果。由於需要使用者的理性和判斷，因此價值是壹個意識概念。在對外界物體認知的過程中，外界物體的存在意義不在於它能否形成是否存在的「觀念」，而在於它的存在對於觀察者的「價值」。「觀念」是壹個中性詞，就如「存在」本身是個中性詞壹樣；價值則是對存在的判斷取向。就如兩個人口袋裡雖然都有鈔票，等額鈔票可以相互交換，但是每個人只能消費自己的鈔票，各自的鈔票對它的所有者和無關者的價值是不壹樣的。甚至可以說，存在本身沒有意義，只有「有價值」的存在才有意義。「手中的麻雀比天空的天鵝更有價值」。由於任何商品使用時都有負面作用，對於壹個商品而言，其價值就是它的正價值和負價值的總和。有了「負價值」概念的存在，就可知唯物主義者所指的「價值」，僅僅是商品的正價值，唯物主義者的商品中沒有「負價值」概念的體現。所以唯物主義價值觀是壹種絕對價值觀，違背了「價值觀」本身有相對性的基本特性。 3)能力 「能力」也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能力包括兩個因素：壹是實現某個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二是實現目標所使用的工具。從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分別來看，實現目標的願望、方法和智慧就是意識的存在形式，對工具的使用則是表現形式。由於能力作為願望、方法和智慧而存在，因此它是壹種意識。
唯物主義者對認為能力是唯心主義有壹個很大的異議。壹個例子就是他們會設想讓壹個雄心勃勃的或樂於自我表現的英雄赤手空拳地與野獸或某個困難搏鬥。很自然的，人憑自己的肉體無法戰勝野獸，因此唯物主義者得出結論說，唯心主義是錯誤的。他們甚至會從小說中來尋找這種例證。他們的錯誤就是忽視了工具的作用，而其原因還可以追溯到如上面所述的他們對生命的認識。由於他們認為生命就是肉體，人的能力就表現為體力的強壯。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肉體只是壹個物體，是生命存在的表現形式。在人與野獸的赤手空拳的搏鬥中，人的肉體和力氣只是被使用的工具，搏鬥的失敗只是使用工具的不當而已，並不代表目標是不可實現的，任何野獸最終都可被人制服。
當在「能力」前加限定詞，特指某方面的能力的時候，則是指該能力使某方面的效率得到提高，或使某方面的效果得到加強。如「學習能力」、「工作能力」、「語言能力」、「生產力」等，就分別指「能力」使學習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工作效率效率得到提高、「能力」使語言表達效果得到提高或加強、「能力」使生產效率得到提高。
與能力相關的概念還有智慧、知識、技術。同樣，智慧、知識、技術也是以意識的形式存在。
本處對能力的簡要敘述並不是要闡明關於能力的理論，目的只是要闡明「能力」是壹種意識。當認識到「能力」是壹種意識的時候，就會發現馬克思關於生產力的理論是自相矛盾的。

4)道德
　　　關於什麼是道德，如下的定義做了較全面的描述：「道德由美德、原則和規則組成，人們有義務培養美德並將其付諸實踐，有義務依原則行事，有義務遵守規則」(A.J.M. 米爾恩)。「規則」是壹種概括性命令形式，它規定應該做什麼，或賦予由誰做決定的權力；「原則」用於某種規定行為必須滿足的要求；「美德」則泛指能力和品質的優點。作為美德、原則和規則的綜合，道德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
　　　綜合美德、原則和規則的共同特點可以發現，社會有壹個最基本道德，或稱為第壹道德，那就是：公正。「公正」可以規定人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並使有決定權力的人能被廣泛接受；「公正」可以規範社會行為中的基本原則，使社會行為體現公正性的要求；「公正」可以克服人性的貪婪和罪惡，使人們的品質不至敗壞，並使人在社會中有初步的美德。因此「公正」可以同時滿三者的要求，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適用。公正既是規則，又是原則，更是美德。剩下的問題就是怎樣區分什麼是「公正」的問題。
與道德類似，作為約束性的規則，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白紙黑字、書面形式的條文，那樣的話它和寫在紙上的廢話或塗鴉沒有什麼區別；法律的價值體現在它在人們的行為中否被違反或遵守。因此和道德壹樣，法律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法律條文只是它的表現形式。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可以鞏固良好的社會制度，良好的社會制度可以促進良好的思想氛圍跟文化氛圍的產生。社會制度是群體理性的產物，即使維護社會制度的載體存在物質成份，可是社會制度不應該被看成是簡單的物質，社會制度也有意識的成份存在。

5)權力／所有權
自從有人類誕生以來，就有了權力分配。什麼是權力？馬克斯?韋伯將權力定義為「壹個人或壹些人在某壹社會活動中，甚至是在不顧其他參与這種行動的人進行抵抗的情況下實現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托馬斯?霍布斯認為權力是「獲得未來任何明顯利益的當前手段」 。而對伯特蘭?羅素來說，權力是「預期效果的產生」 。丹尼斯?朗認為，「權力是某些人對他人產生預期效果的能力」。 丹尼斯?朗對權力的定義比較全面，本處採用他的定義。該定義指明了權力具有施行主體，又有施行目的，說明了權力同時具有主觀性、主動性、目的性、選擇性、施加性，符合意識的特徵。因此權力是意識的壹種表現形式。同時權力也有自己的特徵：施加效果。
對權力的專門研究，論述比較全面的著作，大概就是羅素的《權力論》以及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了。如果用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分析有關權力的概念，就會發現羅素的作品中關於權力的闡述有不當之處。下面先概括權力的主要目的：利益。
當用物質和意識的觀點分別觀察世界的存在性時，我們就能很容易根據這兩種存在性歸納出兩種利益觀：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例如獎勵，通常的物質獎勵可以指物質給與，精神獎勵則可以是榮譽、稱號等。權力帶給人的利益不僅可以包括物質的佔有，更多的是精神利益層次的榮譽感。所以，當羅素說「在人的各種無限慾望中，主要的是權力欲與榮譽欲」時，實際上兩者是重疊的；如果按照他的觀點把權力欲與榮譽欲並列，則將產生「權力」就是「物質利益」的結論。如果把他的這種權力觀點運用到實際的政府權力機關中，恐怕每個權力部門都將成為謀取私利的極端腐敗的部門。當他說「獲得權力往往是獲得榮譽的最便捷的途徑」的時候，他也沒有意識到權力的權威性屬於和榮譽壹樣的精神利益。由此可見，唯物主義者的權力觀導致權力腐敗是必然的。
他的另壹個關於權力本質的不適當觀點是權力與平等的關係。權力本身就是社會不平等的體現。例如，某個物質或商品的所有權可以屬於個人或團體共同所有，看起來是平等的，但是當該團體的每個成員行使消費的支配權時，這種權力是排他性的，即該商品只能壹次性消費，或在某壹時刻被某個人消費，排斥了其他人的消費支配權力。當他說「權力分配不均的現象在人類社會中壹向是存在的」時，他認為分配不均或權力的不平等只是權力展現在社會中的特殊現象，雖然這種特殊現象始終存在，卻沒有認識到權力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平等的體現。
在羅素關於權力的觀點中，他把權力等同於領袖，並認為「在比較怯懦的人當中，對權力的愛好偽裝為對領袖服從的動力」[，這不僅否定了權力的來源和產生基礎是人民大眾，更否定了普通人也具有由法律所賦予的權力，否定了「普通人的權力」。普通人的權力可表現為遊行、示威、輿論等，由於行使的效果沒有強制性，這些權力被矮化成了「權利」。但是當普通民眾行使選舉權時，他們的選舉結果，也就是權利效果即刻就有了強制性，這種權利(right)也就成了有強制力的權力(power)。所以，選舉權就是「普通人的權力」。否認「普通人的權力」，就是否定普通人具有選舉權。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丹尼斯?朗的《權力論》中。
既然權力(power)的本質是壹種意識，它是意識的形式之壹，那麼帶限定詞的權力必定也是壹種意識，比如「所有權」。或許在其他語言中，「所有權」和「權力」在詞彙構成上是沒有任何關係的兩個詞語，但由於所有權的行使是「壹個權力主體(即人)從原權力主體(即原所有者)單方向取得物質利益（即效果）」，完全符合「權力」的定義，所以「所有權」是權力的壹種。
由於權力關係是壹種契約關係，不平等的權力也有契約上的平等性。這種不平等的平等性在形式上表現為不同等級的職位，在意識上則體現了對單方面意志的服從，「對單方面的意志的服從」即對權威的服從。所以，「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丹尼斯?朗在《權力論》中，定義了「權力的形式：武力、操縱、說服」三種形式，實際上他指的是權力實現的三種途徑；「武力、操縱、說服」即不是權力的存在形式，也不是權力的表現形式。「權力」的表現形式是職位，存在形式是權威。

以上對物質、物體和意識的分類描述，最主要的目的提供了壹種分析「物質」、「實在」或「觀察對象」的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的方法。提供這種方法的原因，是基於人的認知能力有限，並可能因對表現形式的感知的誤導而產生錯誤的認識，所以將存在形式和表現形式加以區別，有助於認識存在的本質。
意識類型的抽象概念只能存在於人的意識中，無法僅用壹種表現形式就能體現它的價值。如：法律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列出的條文，技術的價值並不是體現於它是印刷成的書籍。它們的價值存在於人們的意識中。如果認為法律或技術僅僅是印刷品的話，就是唯物主義的價值觀。從價值的觀點來看，唯物主義不但會貶低法律、道德、技術的價值，也必將貶低作為意識存在形式的人的生命的價值。
五、唯物主義的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失敗的必然性
將馬克思理論付之於實踐中檢驗是從前蘇聯蘇維埃革命成功到柏林牆的倒塌大約70年的時間。經濟貧窮、道德墮落、政治狂熱成了這段實踐中社會的基本特徵。由於唯物主義價值觀被強制灌輸，否定意識的存在價值，否認以上各種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對象中意識存在的本質，因而導致了社會權力腐敗、道德墮落、效率低下、創造力被束縛，甚至發生大規模的人道悲劇，整個社會陷入反理性狀態。這些悲劇事件在歷史真相中是有目共睹的。究其原因，它們都是馬克思理論本身在實踐中必然導致的結果。
之所以說這些悲劇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必然結果，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個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無法修正的理論。正如壹個實粒子和壹個虛粒子相遇必然爆炸演滅壹樣，壹個自相矛盾的理論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矛盾的雙方在現實中無法共存，除非除去矛盾中的某壹方。
這裏暫且不對馬克思理論的早期哲學觀點進行評論，而是從共產主義實踐的基礎理論，即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開始，來鑒定他的政治、哲學理論是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沙灘上，還是建立在空氣中的空中樓閣。如果建立在沙灘上的建築還能勉強支撐不倒的話，那麼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實踐中導致的壹系列與它所設想的完全相反的悲劇現實，說明它的理論是建立在對現實的錯誤認識上的空中樓閣。
既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不妨就從他的經濟理論《資本論》開始分析。以下分別從《資本論》的細節和馬克思的主要理論，舉例說明該理論是如何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
1．《資本論》的細節論述錯誤舉例
以下列舉《資本論》的第壹卷第壹篇「商品和貨幣」共三章中每章的前1000字中的錯誤類型以及例證。如果仔細辨別該書的每個細節，甚至可以斷言：《資本論》的論點沒有壹條是正確的。以下僅列舉部分錯誤類型及其例證：
1) 對人和物的屬性認識的錯誤：
(1)「商品首先是壹個外界的對象」(《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此處有兩個錯誤：(1)只有相對於「內在」時，才有「外界」的劃分。但是這裏的「外界」是指什麼呢？如果指人，那麼「外界」必然是指相對於人的「內在」，即人的身體而言。這樣當人的身體的壹部分如血液、甚至器官可以作為商品時，商品就不是「外界」的了，商品就沒有「外界」和「內在」的區別了，因此商品必定不是「外界」的。(2)當該對象必須要「首先」於人而存在時，則除非該對象是自然資源，否則人造的任何商品都不是先與人而「首先」存在。但是現實中有幾個商品不是自然資源的加工、有多少比例的商品不是由人製造的呢？只要經過製造或加工，商品就不是「首先」於人存在的。因此僅僅這句話就有兩個錯誤。
(2)「它們的價值通過它們同金相等，同金髮生壹種可以說只是在它們頭腦中作祟的關係而表現出來。 因此，商品監護人必須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它們的腦袋裡，或者給它們掛上壹張紙條，以便向外界表明它們的價格」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五節)：商品是否有活的腦袋呢？而且價值會在商品的頭腦中作祟？是否任何人都能把自己的舌頭塞進壹個別的腦袋來說話？他在這裏不是在講事實，卻是在寫小說，但可悲的是他把小說中的擬人動作變成了現實中已經實現的過程。壹個完全違背事實的理論，連科學的態度都沒有，怎麼能成為哲學基礎呢？根據字典，「荒謬」的定義就是「極端錯誤；非常不合情理」，可知馬克思理論完全符合「荒謬」這壹稱號。
2) 罔顧事實例證：
(1) 「商品……壹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這種需要的性質如何，例如是由胃產生還是由幻想產生，是與問題無關的」(《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二節)：這是壹個完全不符合事實的斷言。作為人生存的先決條件之壹，由生理飢餓產生的需要是第壹位的。人的身體存活的代表特徵就是身體能夠進行新陳代謝；即使沒有其他任何活動和需求，生理上的基礎代謝也會進行，由身體基礎代謝產生的能量的消耗是人的意志無法控制的。作為生存的必要條件，對能量的需求，即胃所產生的飢餓的需求是第壹需求。
(2) 「但這種有用性不是懸在空中的。它決定於商品體的屬性，離開了商品體就不存在」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壹章「商品」第四節)：這裏的「有用」性是個模糊的、矛盾的概念。因為壹件商品對人的作用只能有兩個：要麼有益，要麼有害。例如壹個藥物對壹個需要用它治療疾病的病人使用就是有益，但如果把它對另壹個患其他疾病的人使用，就是有害。有益的才能稱為「有用的」，才能具有正價值，反之有害的則是具有負價值。如果商品的有用性由商品決定，就不能區別藥品是對病人有益或是有害、正價值或是負價值。顯然商品是否具有「有用性」的判斷根據應該是人，而不是商品；就如醫藥，商品的同壹個特性可能只對壹小部分人有益，對大部分人反而有害。如果由商品來決定自身的「有用性」價值，這種價值取向就是單向度的、絕對性的。雖然馬克思發現了價值觀與現實的矛盾，而不得不承認價值的相對性，但是由商品自己決定「有用性」就表明了該價值決定的單向度與絕對性，所以是絕對價值觀，與價值觀的相對性是自我矛盾的。「絕對價值觀」在道德上將導致完全自私的價值觀。
(3) 「商品所有者的商品對他沒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否則，他就不會把它拿到市場上去」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四節)：在寫這句話的時候，馬克思完全有必要到市場上實地調查壹下賣雞蛋的農婦，是她們自己不需要消費雞蛋還是因為要換別的更需要的商品？農產品作為消費商品的重要壹類，對任何商品所有者肯定有直接的使用價值。
3) 不能區分基本的權力概念和對象
(1)「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場去，不能自己去交換。因此，我們必須找尋它的監護人，商品所有者」 (《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二章「交換過程」第壹節)：我無法判定在這裏的「監護人」的譯法是否準確。由於「監護權」是壹個法律名詞，參考壹般法律條文的定義可知：(1)「監護」的對象，如果按照法律上指「無民事行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人」，那麼商品由於不是人(除非是奴隸)，「監護」壹詞不適用。(2)「監護人」是可以撤銷的，但是商品的具有「所有者」的屬性並不能撤銷，任何商品都必須被「所有者」擁有所有權。把「所有者」權利和「監護人」權利等同起來，不但是對權力對象的混淆，還將造成道德上的錯誤。壹個人可以是其孩子的監護人，但不是孩子的所有者，因為人只能對非人格性的物品有所有權。馬克思連基本的權力概念和權力對象都無法區分，他的著作怎麼能夠成為正確的政治經濟學說呢？
4)混亂的定義
(1) 「價格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因此，商品同稱為它的價格的那個貨幣量等價」(《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三章「貨幣或商品流通」第十八節)：常見的貨幣名稱有：美元、英鎊、日元、人民幣等，而不是具有數字形態的價格，如「1美元」等；「數字+貨幣名稱」才是價格的形式。如果「價格是貨幣名稱」，難道1美元=美元嗎？

2.馬克思主要理論中的錯誤
如果仔細辨別《資本論》的內容，可以發現，《資本論》不但從第壹句開始就充滿了謬誤，甚至從頭到腳沒有壹句是正確的結論。它的錯誤不但體現在每壹個細節，連由此得出的馬克思理論的幾個主要組成部分，例如唯物主義價值觀、辯證法、共產主義道德等概念，也是相互之間充滿矛盾和相互否定的。例如：
(1) 唯物主義價值觀：「唯物主義」和「價值觀」之間的矛盾。「價值觀」首先是壹種「觀念」， 並且「價值」本身具有相對性，但唯物主義是壹種絕對價值觀。由於物質和意識是以完全對立的不同形式存在的，如果必須由物質決定意識的價值，就是用壹個事件的對立面表現它的存在。正如「反射白色光線的黑色物體」不存在壹樣，由物質決定的意識及其價值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因此「唯物主義的價值觀」的陳述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2) 共產主義道德：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中，把共產主義社會「各盡所能」的動力來源歸結于共產主義道德，認為只要各人有了共產主義道德，每個人都將發揮自己的最大能力、生產產品以滿足社會需要。根據上文的論證，「道德」和「能力」都是意識的表現形式，如果靠道德和能力來創造產品的話，按照馬克思理論，就是「意識決定物質」了，這就否定了「物質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價值觀。所以「共產主義道德」和「唯物主義價值觀」是相互否定的。
(3) 辯證法：在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中，這裏只簡單證明其中的「量變到質變」理論是個錯誤理論。恩格斯曾經舉了個自認為很明確的例子：「我們在那裡舉出了壹個極著名的例子——水的聚集狀態變化的例子， 水在標準壓力下， 在攝氏零度時從液態轉變為固態， 在攝氏壹百度時從液態轉變為氣態，可見，在這兩個轉折點上，僅僅是溫度的單純的量變就可以引起水的狀態的質變。」(《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壹編十二章139頁)：在這裏他所列舉的例子恰恰證明了辯證法的所謂「量變到質變」的錯誤。「狀態」的改變並不是本質的改變，狀態只是形式，是物體的表象，也是物體的屬性，但它根本不是物體的「質」；狀態自身也不是「質」。既然狀態連「質」都不是，何來「狀態的質的變化」呢？對無生命的物質來說，本質的改變只能是分子結構或原子結構的改變。而對於有生命的動植物來說，本質的改變應該是物種分類的改變，而不是組成該生物分子的原子元素（因為就身體的物質構成來講，它們的組成有機物分子在原子成分上基本相同，所以組成生物體的原子物質並不能代表該生物的生命本質）。量的改變無論造成「狀態」的改變，還是「效果」的改變，都不是導致「質」的改變；壹個物體完全可以從壹個狀態轉化到另壹個狀態，就如水能進行從液體到氣體的狀態轉化，但水的分子組成即「質」並沒有改變。現實中，也從來沒有壹種動物因為常時間的模仿另壹種動物的行為，就發生物種的改變，以至於模仿者變成了另壹種動物。

馬克思的理論在實踐中的失敗，起源於他的理論本身的矛盾和錯誤。即使在現實中不斷的修正、「科學化」該理論的經濟方式，只要還堅持它的基本哲學理論，堅持唯物主義，就無法避免繼續給社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可以改變經濟貧窮，有限開放的民主可以避免人道悲劇，但用唯物主義指導的市場經濟，必將導致社會道德將隨物質的豐富而越來越墮落。
作為意識表現形式的生命、能力、道德、權力、價值觀、智慧、知識技術、法律，是相互體現、相互保障、相互促進的，只有意識才能主導意識。例如，權力作為意識的形式，不是用來掩耳盜鈴時捂住自己耳朵，也不是用來捂別人的嘴巴的，那樣只是體現了權力的反理性和道德的自私性。權力既體現了能力，它又是能力和智慧實現的工具，但它絕不是反理性地欺騙自己的工具，因為權力是社會的產物，它的行使應該體現社會理性。馬克思本人連「監護權」和「所有權」這些有關政治權力的基本概念都無法區分，他更無法分辨「所有權的公共性」和「支配權的排他性」之間的區別。因此當他革命成功，用公有制否定私有制之後，全部社會資源的支配權就被集中在掌握全部社會權力、卻對權力無知的人手裡。壹部分人用國家、全民的名義掌握全部社會資源的所有權，卻獨有自己享有支配權。為了達到財產共有，他們不惜用任何殘忍方式褫奪人民對財產的任何支配權力，但在絕對壟斷的支配權造成悲劇后，卻又因為自認為道德高尚、目標崇高，而心安理得、毫無反悔。這些反理性行為都是馬克思理論在實踐中的必然結果。
唯物主義者既然蔑視意識存在的價值，也導致蔑視作為意識的表現形式的生命、智慧、知識技術、法律、創造能力、道德的價值。不承認生命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有導致人道災難的悲劇發生；不承認能力的意識存在性，就會束縛人民的生產能力、造成經濟貧窮；絕對價值下的道德觀，必將導致自私自利；唯物主義者的權力，也將導致暴力和私人利益交換。人道的悲劇、權力的殘忍、經濟的崩潰、道德的自利、信仰的空虛，都是唯物主義價值在實踐中的結果。共產主義者以實現人類美好願望為社會目標，但由於唯物主義的自相矛盾，在實踐中只能得到相反的結果。
但是實踐中的悲劇並不能讓唯物主義者反思，因為他們太過於相信人的能力。當經濟理論導致物質極度匱乏，使共產主義道路無法繼續時，只能通過改變經濟的所有制形式的「改進」來挽救經濟；而所有制的改變完全違背了馬克思「經濟決定政治」的理論成立的經濟基礎。雖然經濟基礎發生變化，權力結構卻拒絕做相應改變，是因為他們需要用「上層」的公有制權力形式來保持這個將傾大廈的外形。當所有制的權力結構和經濟結構的矛盾帶來社會道德、價值觀的矛盾時，他們仍然拒絕承認意識的獨立存在和唯心主義，因為他們只承認「唯物主義」的正確性。價值觀的絕對性，讓他們不惜用強制手段維護權力和唯物主義「真理」學說的絕對性。這種堅持錯誤、拒絕反思的程度，使他們的理性表現得甚至不如農婦；即使目不識丁的農婦也會求神占卜，求問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但唯物主義者即使看到現實實踐中的錯誤，也拒絕對自己與後代「道路、真理、生命」的拯救。
反觀市場經濟可以發現，市場經濟才是真正體現了價值觀的相對特性。這種價值觀以人的需要為價值標準，把人的生命作為具有無法用金錢衡量的最高價值。所以，當用唯物主義價值觀指導市場經濟的時候，兩種價值觀的衝突將使這樣的市場出現更多的偽劣、假冒、侵權、甚至危害人們生命的商品；因為絕對價值觀的自私性將導致商品的價值欺騙、質量低劣，對權力意識的無知將帶來產品侵權。唯物主義主導的市場經濟下，關係到人民生命的商品，如食品、醫藥、住房等，造成大量的傷亡事故是肯定、必然的，原因絕對不是來自生產者的疏忽，而是他們的價值觀。隨著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造成重大傷亡事故的頻率將會越來越頻繁。

信奉唯物論的人喜歡用是否可以當飯吃作為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好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因為信奉唯物論所以特別沒有底線，雖然西方民主國家也有壞人，人本來就有邪惡的一面，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比西方民主國家裡邊的壞人邪惡太多了，應該遠離中華人民共和國人。西方人雖然也有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的一面，可是畢竟西方人比起從小接受唯物論世界觀教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好太多了。

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思想維穩作用

馬克思告訴人們這個世界就是壹分為二然後對立統壹的世界，那種觀點讓很多人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少數統治者統治多數被統治者的社會，很多人會認為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專制的共匪的那壹套制度未必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所以不會積極的追求民主大概是受了馬克思的觀點的馴化，統治者跟被統治者雖然是對立的但是也是統壹的。

儘管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存在掠奪與被掠奪之間的矛盾但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始終是相互依存的，共匪雖然貪腐雖然掠奪廣大中國人民但是畢竟共匪的存在維持了基本的社會秩序，共匪的統治本質上也是在提供壹種管理服務，如果共匪滅亡了說不定會出現社會動蕩，馬克思的哲學是有利於共匪鞏固統治的。

至於馬克思的辯證法就更有利於類似共匪那種政治流氓為他們自己的流氓行為尋找合理性了，辯證的思維就是耍流氓的思維，比如壹個人把另外壹個人打成了殘疾人雖然讓另外壹個人成為殘疾人但是讓對方懂得了生命的可貴讓對方比以前更堅強了，如果用辯證的思維去分析換壹個角度去思考也是好事，所以被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不應該去追究把他打成殘疾人的那個人的責任。

馬克思主張的無神論跟歷史唯物主義在促進人的墮落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無神論認為生前做壞事死後不會遭受報應。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之所以做壞事是歷史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歷史必然，共匪的官員可以大量的貪污腐敗並且認為不需要內疚因為中國會出現專制制度是歷史的必然， 誰在專制制度中做官都會貪污腐敗，就是因為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毒害。

根本馬克思的說法人只能在歷史社會條件的框架之下發揮主觀能動性，根據馬克思的說法中國官員貪污是必然的，如何貪污是中國官員的主觀能動性決定的。

存在基本上就是必然，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不合理的人事物就要被改革或者是革命，極權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

社會運動本質上是受壹定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這種觀點未必沒有道理，但是存在不壹定就是合理的。

君主專制曾經存在過，可是君主專制的存在就很不合理，所以君主專制滅亡了，共匪應該也會滅亡。

自由民主會取代極權專制，存在當然有原因，那個原因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但是共匪出版的哲學出版物把存在是有原因的這個概念偷換成存在即是合理的就很容易誤導別人。

比如會讓沒有機會用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生活的人們相信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共匪喜歡說歷史選擇了共匪選擇了壹黨專政，可是壹黨專政不合理。

憑什麼共匪可以壟斷真理 壟斷經濟利益 壟斷政治權力，不合理的制度就要推翻，把歷史社會條件造成的不幸說成是合理的很容易把實際上是阻礙人類進步的逆流美化成順應人類進步的主流。

存在是否合理是要看他是否與人類的進步相適應，不能促進人類進步的文明應該被拋棄，某些地方因為文化因素不能民主化不表示專制就有利於他們的進步。

某些地方不能民主化是因為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但是不能因為這樣就否定民主制度。

匪諜無非是利用很多中國人從小接受黨國洗腦教育認同對立統壹的原則所形成的在政治思想覺悟上面的弱點，似乎這個世界上無論哪個國家本質上都是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的對立統壹，中國是這樣西方民主國家也是這樣。

讓中國人誤以為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對立性就體現在統治者掠奪被統治者上面，壹致性就體現在統治者跟被統治者相互依存上面，西方社會本質上也是對立統壹的。

讓中國人誤以為中國的國情不適合民主，就算實行了民主也不能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如果在社會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實行民主說不定西方列強會趁虛而入然後結果更糟糕。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貪腐但是如果西方列強統治者了中國說不定社會財富會更加的向少數人集中，接受了這種觀點的人基本上會成為共匪的擁護者。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跟廣大人民群眾之間既有對立性也有壹致性，共匪是掠奪廣大人民群眾沒錯，但是共匪畢竟也是壹個管理部門，沒有了共匪提供基本的社會管理被統治者怎麼可能會擁有基本的生存環境，如果共匪垮台了西方列強統治中國人被統治者不壹定會比以前生活的更好，就算西方列強沒有統治中國民主制度也不會改變對立統壹的本質。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還是不要追求什麼民主了，量變到壹定程度就會出現質變，壞到壹定程度就會產生好的效果，共匪越是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就越是要積極的進行經濟建設，就越是要讓廣大人民群眾賺錢。

讓很多中國人誤以為共匪雖然積極的掠奪廣大人民群眾但是也確實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共匪還是有統治合法性的。

共產極權國家對思想自由的鉗制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中共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滅亡，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沒有言論自由，共匪就可以運用謊言愚弄廣大被統治者，廣大被統治者在思想上會成為中共的人質。

因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衍生出的邊界憂慮，人確實容易有那種希望周圍的人都很愚蠢，希望周圍的環境對自己越不複雜對自己越有利越好的傾向，可是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就讓人喪失獨立的人格讓別人在思想上淪為他人的人質，這種行為終歸是扼殺人的是侵犯人權的是應該受到抵制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就是認為人改造世界的過程也被歷史社會條件支配，馬克思那一套本質上還是決定論，雖然跟封建時代傳統的相信命運的說法不一樣，可是仍然是一種歷史的決定論。

只是傳統的決定論以解釋個人的歷史為主，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以解釋社會群體的歷史為主，本質上都是把人當成是無法真正支配自己的物種。只是馬克思曾經認為經濟基礎是決定上層建築的，每一種經濟制度必然存在與這種經濟制度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共匪從這種觀點中認識到操縱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雖然馬克思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並沒有直接告訴共匪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可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可是共匪根據一種經濟基礎必然伴隨著與這種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築的論述中領悟了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的重要性。

雖然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只是共匪對中國人輸出的馬克思主義，共匪信奉的並不是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共匪從來都是把維穩工作的重心放在打壓異議人士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上邊，而不是放在壓迫私有制 雇傭勞動制度 市場經濟成份的發展上邊，共匪本身也不相信簡單的經濟因素可以造成中國的民主化，共匪本質上認為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造成的歷史社會條件改變會讓中國民主化。

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決定一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然後社會意識形態決定人的本質，很多時候是經濟結構跟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推動著人的本質的演變，人的本質的演變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支配的，也就是經濟結構的總和跟社會意識形態的總和以及他們之間互動的情況所支配的。

政治信仰 法治觀念 道德觀念 宗教信仰 藝術形式 哲學思想的總和就是社會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資本主義制度服務，保障私有產權的政治信仰，維護市場經濟跟自由貿易的法治觀念，奮鬥光榮的道德觀念，以及對上帝的信仰，各種鼓吹髮財跟宣揚物質文化生活如何快樂的綜藝內容，還有唯心主義的哲學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資本主義制度而服務。

中國作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跟黨國資本主義相適應的社會意識形態，認為國家需要穩定的政治信仰，維護權力市場經濟跟黨國特權的人治觀念，越流氓混的就越好不需要原則的道德觀念，以及對共匪的信仰，還有各種鼓吹縱慾主義跟貶低貧窮的綜藝內容，還有功利主義跟極端實用主義的哲學，構成了黨國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為鞏固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服務。

生活在哪種社會就會面臨哪種社會意識形態，從而作為個人的人會形成特有的屬於那個社會制度的人格特質。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了共匪如何愚弄被統治者，告訴了共匪只要得到了布置社會意識形態的主導權就可以對廣大被統治者進行馴化，共匪反對言論自由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擔心言論自由會阻礙他們馴化廣大被統治者。雖然共匪對中國人民宣揚的世界觀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是共匪真正信奉的世界觀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人的本質。

無神論與有神論無法互相否定，沒有人親眼見過猿變成人的過渡過程，無神論無法解釋為什麼在沒有實行傳統極權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總是會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而且一代又一代的延續自然的形成社會分工與社會角色的規律，所以進化論無法被證明是真的，沒有人親眼見過上帝，所以創世論也無法被證明是真的。在民主國家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思想傾向選擇信奉無神論還是信奉有神論，在極權國家人民沒有選擇世界觀的自由。美國雖然有信奉基督教的傳統，可是美國信奉基督教的傳統是在自由自然的狀態下形成的，美國內部也有人選擇不信奉基督教，所以才有反對基督教的穆斯林社區與華人社區存在，在美國甚至允許美國共產黨的支持者組織反基督教的集會，美國社會是有信仰自由的，在中國只允許信奉共匪政權接受的世界觀。

在中國學習中文就必須接觸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共匪編寫的語文課本裡邊的文章有共匪的意識形態，在中國學習歷史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共匪編寫的歷史課本裡邊的內容是共匪編造的史觀，在中國學習政治就要接觸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共匪編寫的政治課本裡邊有共匪的政治理論 共匪的黨文化的世界觀。

中國的大學在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 精神病學這五個領域是沒有學術自由的，政治學 哲學 經濟學 史學要堅持馬列毛鄧主義的指導，政治學必須為一黨專政辯護，哲學必須肯定唯物論與無神論，經濟學必須支持黨國資本主義，史觀必須宣揚共匪的黨國史觀，精神病學必須接受共匪關於被精神病的相關標準，在共匪的分類法裡邊認同自由民主人權屬於超價觀念，屬於不正常，只怪自己不反共的極端內歸因罪惡妄想症不屬於精神疾病。

共匪越來越沒有制度自信了，以前共匪還會允許地方衛視引進包含著自由主義思想的日本卡通片，現在共匪的地方衛視基本上看不到日本卡通片了，在流行音樂方面，以前共匪還會允許一些真正的自由派搖滾與負能量說唱在一定的空間裡邊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現在基本上中國所謂的流行音樂已經被改造成假大空的音樂了。實際上沒有政治自由也就沒有經濟自由與文化自由，中國人無法自由的把人民幣換成美元帶出去，中國人也無法自由的享受亞文化的文化產品。

很多中國人在精神層面被共匪套上了兩層枷鎖，在認知層面被防火牆加黨媒以及沒有言論自由鉗制，以為天下烏鴉一般黑，或者中國比歐美更好。在世界觀層面被沒有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學術自由鉗制，在中國可以自然流通的哲學 社會學 政治學 經濟學都是共匪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中國人認為自由就是放縱 民主就是動亂 人權是生存權。中國人在經濟層面被共匪套上了枷鎖，私有財產不受保障，個人生計被共匪支配，所以很多中國人根本就不敢反抗。

共匪之所以可以統治中國，主要是因為共匪把很多中國人的經驗範圍局限在無法自由了解世界的防火牆 沒有言論自由的輿論空間 剝奪信仰自由與學術自由以及出版自由的思想鉗制的環境裡邊了。即使反共人士擁有關於共匪的負面資訊，掌握了比共匪進步的政治理念與制度設計，因為沒有辦法在中國境內不受鉗制的從事政治活動，無法自由的在中國境內與廣大中國人民溝通，沒有辦法在立足點平等的基礎上跟共匪進行政治競爭，所以根本無法對共匪形成有效的威脅。

共匪絕對不會開放言論自由，因為一旦中國人民擁有了言論自由，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可以公開的發表，共匪依靠資訊不對稱外加洗腦宣傳塑造出來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所衍生出來的情感判斷就會被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以及符合理性的邏輯判斷所衍生出來的新的情感判斷否定，共匪實行的洗腦宣傳就會失去效果，共匪為自己以及共匪認可的紅頂商人塑造出來的正面形象就不會繼續被別人接受。共匪仇恨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一旦有了這三種東西，大多數人就會找回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我覺得反共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消除共匪建立的社會鴻溝，拆除防火牆，讓大多數人在牆外獲得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在牆外培養獨立思考與邏輯判斷的能力，成為不受共匪誤導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讓大多數人成為擁有反共意識的反共人士。

共匪黨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污染

中國是壹個充滿歧視的社會，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主導中國社會的社會意識形態，很多中國人都會歧視農民工 歧視城市窮人歧視外地人 歧視外型肥胖的人 歧視黑人 歧視穆斯林 歧視印度人 歧視特定職業的從業人員 歧視女性，即使是那些攻擊海外民運的小粉紅，平時也會歧視別人，北方人喜歡用南蠻子來稱呼南方人，南方人喜歡用土包子來稱呼北方人，某些有父權思想的小粉紅還會歧視女性。

極端實用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主導的中國社會是壹個互害的社會，難以形成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社會氛圍。

被中國共匪以及小粉紅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純屬是共匪國小粉紅自卑心理髮作的結果，共匪國小粉紅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騷擾海外民運的行為是一種反智傾向，這種反智傾向充份的表現了部份中國人極端自卑極端希望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因為過度自卑誤以為沒有受到別人的尊敬，就通過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霸凌別人的巨嬰心態。

共匪國小粉紅運用情緒勒索跟言語暴力的方式逼迫批判共匪國與中國共匪的人道歉的行為，實質上已經構成了對別人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侵犯，何況中國文化裡邊本來就有糟粕文化，不止是外國人可以批判，中國人更應該用批判精神的態度面對本國文化中的負面內容，積極的在批判中得到反思，不懂得反思的人是不會進步的。

共匪國小粉紅存在嚴重的雙重標準，這個雙重標準就是不允許外國人評論中國，共匪國小粉紅卻可以大肆批判西方國家批判西方文化，甚至共匪國小粉紅的主子們可以壹邊宣傳反美壹邊在美國生活。

發生在中國，用來煽動民族主義，被共匪定義為辱華事件的社會事件所引發的論戰除了部份小粉紅是因為反智傾向自發參加之外，也有共匪的積極介入，中國現在的經濟狀況非常不好，共匪需要炒作壹些事情需要轉移國內人民的注意力。

事實上最歧視中國人的恰恰是被共匪國小粉紅長期吹捧的共匪，共匪不止壹次強調中國人不配擁有壹人壹票選舉政府的民主制度，不止壹次把中國人定義為只能接受壹黨專政的政治奴隸，共匪甚至在特定的城市劃分低端人口，剝奪被劃分為低端人口的居民的居住權，中國人如果真的要反對歧視，要做到自己不歧視別人，首先應該改變自己的意識形態結構，放棄社會達爾文主義 父權思想 極端實用主義的世界觀，只有這樣才可以從根本上改變傲慢心態，改變認為自己高人壹等的優越感，改變趨炎附勢排斥非權貴人口的行為模式。

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假的，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中共煽動社會情緒，操縱社會知覺的工具。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雙重標準，中共不譴責俄羅斯侵佔中國的領土，不譴責擊沉中國漁船的俄羅斯，中共塑造出來的民族主義是偽民族主義。真正的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執政黨的水性楊花，中共寧可圖利非洲人也不讓中國境內的人得到充份的社會福利，中共不是真正堅持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中國的偽民族主義宣傳本質上是中共打著民族主義的旗號去引導別人喜歡中共或者討厭中共的敵人的政治話術，認同中國的偽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無法獨立思考的被中共支配的思想人質。

中國要避免被共匪歧視，就必須結束共匪建立的專制統治，只有這樣才可以獲得完整的人權，才可以免於遭受共匪刻意施加的種族歧視政策，才可以擺脫政治奴隸的狀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民。

至於對華人共匪的反感即使是壹種歧視，也是存在合理性的，因為華人共匪蔑視生命，因為華人共匪常常用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那壹套為共匪的殺人行為辯護。

他們把共匪迫害廣大中國人民的歷史看成是壹種受壹定的規律支配的自然的歷史過程，歷史的演變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反而決定人的意志，他們把共匪搞的鎮反大屠殺是特定的歷史因素與社會環境造成的必然結果。

他們認為共匪的殺人行為是因為當時中國經歷了太多動蕩，所以統治者的心態希望穩定，外加當時的社會環境不允許中國出現動蕩，而共匪又長期經歷戰亂所以在心態上希望穩定，所以共匪選擇去屠殺異議人士是有情可原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換壹個角度思考共匪也是受害者，共匪的行為雖然殘暴但是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可是對於他們看不起的人，就算殺了壹個人也是該死的。

可是發生在西方國家的隨機殺人案，雖然只殺了壹個人，可是卻有華人共匪跑過來批判，建議政府嚴懲隨機殺人的那個人。

根據他們為共匪辯護的時候所使用的邏輯，只殺了壹個人的殺人犯為什麼就要被嚴懲，難道那個殺人犯不是因為小時候沒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後人格發展上出了問題，才會做出極端的行為嗎。

為什麼華人共匪的歷史決定論與環境決定論的思維壹分為二的看待殺人兇手，不可以作為讓那個殺人犯免除死刑的依據。

華人共匪顯然是雙重標準，原因很簡單。

殺人兇手即使只殺了壹個人，但是因為他是華人共匪不喜歡或者是瞧不起的人，所以他就該死。

實際上希望不喜歡的人去死是人之常情，無論是華人共匪還是其他人都差不多。

沒有必要過份的掩飾，我反共我支持中國民主化所以我希望親共人士消失。

同樣的道理如果民運人士死了華人共匪不會幸災樂禍嗎，應該會吧。

如果妳們會幸災樂禍妳們就沒有資格譴責別人，共匪五毛死了我就是興奮。

把反共與反共匪五毛區分開是沒有意義的，共匪造就的邪惡很大程度上是以共匪五毛為載體施加給別人的。

共匪統治之下的五毛，很多人在世界觀上面已經被共匪改造了，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準備向人民兜售的價值觀，基本上都是對自由民主的發展沒有正面意義的。

共匪五毛因為長期被共匪統治，他們的民族性他們的國民心態與民族性與自由派中國人的世界觀是存在本質衝突的。

共匪五毛的邪惡總是會傷害中國民運的生存與發展的，抵制共匪五毛實際上就是維護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存與發展。

有人說共匪五毛的邪惡是因為歷史的特殊性成長環境的特殊性造成的，應該對共匪五毛多壹些包容。

可是我們回到壹個比較現實的問題上思考，當壹個小偷或者是強盜要傷害妳的時候妳的第壹反應是先思考這個小偷或者是強盜從小成長環境不好然後產生同情，還是會覺得很憤怒，還是會覺得對方很可惡。

當某些共匪國小粉紅髮泄仇日情緒的時候，他們是否會先去思考，所謂的日本侵略者是因為從小成長環境不好，長期被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洗腦，然後因為受到蠱惑去選擇參与侵略戰爭。

小粉紅為什麼不能放下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為什麼不能包容認同日本侵華的日本人民，就像妳們叫我們包容那些破壞中國民主運動的共匪五毛壹樣。

很多共匪五毛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是黨國洗腦教育，從小就被灌輸自由民主是不好的，壹黨專政是有優越性的，民主化道路是錯的，只有被共匪統治中國才有救，中華民族才可以實現所謂的偉大復興，所以他們會主動參与配合共匪扼殺中國民主運動，面對那些包藏禍心的共匪五毛，某些人說他們會那樣做是因為環境造成的，應該包容他們理解他們，可是面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共匪五毛為什麼不包容了，不理解了，難道他們不是環境造成的嗎，於是小粉紅開始說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必須抵制日本的軍國主義者。

好吧，他們擔心他們的祖國受到傷害，所以他們抵制日本，同樣的道理，我們是因為擔心中國民主運動受到傷害，所以我們選擇抵制親共的共匪五毛。

某些混入民運隊伍的人喜歡說專制是民運的敵人，共匪五毛不是民運的敵人，這樣劃分根本就不客觀。

共匪五毛在共匪布置的社會環境中生活，共匪的邪惡基本上是會傳染給共匪五毛的。

基本上共匪的黨國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觀念就是中共五毛的價值觀念，因為利益關係共匪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就是某些共匪五毛在中國前途上的訴求。

就拿那些在共匪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底下依靠依附在權力尋租者周圍賺了錢的既得利益者來說吧，他們出於本能會維護共匪的極權統治，所以視民運人士為威脅極權統治的不安定因素，民運人士不僅僅是共匪要剷除的，也是他們要剷除的。

比如中國民運堅持的中國民主運動，對於共匪來講是有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還是可能會帶來和平演變的不利於極權統治的因素，當然是不利因素啦。

共匪處於鞏固極權統治，強化黨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基礎，需要扼殺中國民主運動，而那些共匪國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需要幫助共匪對付民運人士。

共匪的邪惡共匪對民運的企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共匪五毛尤其是自干五的邪惡，也是某些共匪五毛尤其是共匪國自干五對民運的企圖。

認為專制是民運的敵人，然後自干五不會是民運的敵人，把反共與反對自干五區分開是別有用心的，根本就是在淡化民運人士的敵我意識，共匪國自干五就是民運的敵人，把共匪國自干五當成敵人來對待很正常。

共產專制在經濟層面的基本特徵


前言

無論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還是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工人階級都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無論是中國毛左還是中國鄧右都是工人階級的敵人，本文的主要內容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工人階級的危害，以及分析解救工人階級的方法。


第一章 從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1、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價值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定義「商品價值實體」的理論卻不可以成立。馬克思指出：「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只剩下壹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在它們的生產上耗費了人類勞動力，積累了人類勞動。這些物，作為它們共有的這個社會實體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價值。」，「形成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人類勞動，是同壹的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這裏馬克思把人類勞動創造的價值，直接定義為「商品價值」的實體，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直接決定商品包含的「價值量」，既缺少實證依據，理論上也難以自洽。就好像勞動產品與商品間沒有必然聯繫壹樣，「產品價值」與「商品價值」間也沒有必然關聯；不進行交換的勞動產品，永遠都不是商品，不具有商品價值屬性，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沒有意義。只有在市場供求平衡狀態下，當產品使用價值被交換、獲得商品交換價值屬性時，其內含的勞動量才具有交換籌碼意義，所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對同質勞動產品具有等勞交換的尺度意義，一家木材公司的懶木匠生產的椅子不能因其耗時多而多賣錢，才能成為決定勞動產品商品交換價值的尺度。而且壹旦商品供求失衡，譬如商品量增價跌，「勞動量值」作為交換籌碼就失效了，這家木材公司的高級木匠做的椅子也只能低價出售；或者當不同質級勞動無法用同類勞動衡量比較時，比如天才畫家的佳作與平庸工匠的仿品，即使雙方都在同樣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進行創作，使用的都是一樣質量的創作工具，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根本無法衡量衡量天才畫家與平庸工匠之間的價值，用心思考的天才畫家與隨便應付的平庸工匠之間根本無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來計算兩個人真正的勞動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會喪失等價交換的尺度意義。

　　2、超質勞動

　　關於馬克思提出的「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概念，它們其實是勞動分級概念：簡單勞動，是低質勞動；複雜勞動，是高質勞動。但僅用這兩個概念，卻難以準確揭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變化，更難以解釋先進生產力增創產品價值的原理。因為複雜勞動不壹定代表先進生產力；而體現先進生產力的操作性勞動，恰恰未必是複雜勞動。比如手工作坊裡邊的複雜勞動未必就比機械化工廠裡邊的簡單勞動更有效率，同時儘管複雜勞動創造的產品價值是簡單勞動的倍數，但是複雜勞動付出的學習和勞動成本也是簡單勞動的倍數。如馬克思指出的：「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這樣，複雜勞動創造的較多產品價值、同等條件換取的較多商品價值，減去其較高的學習成本，便不壹定能產生盈餘價值、不壹定為社會增創財富。這便是「複雜勞動」、「簡單勞動」概念的局限性，也是馬克思在實際操作中使用的是同質的、無差異勞動概念的原因。

　　只有我們已熟悉的「超質勞動」概念，才能揭示出生產力進步帶來的勞動創造力的變化。所謂超質勞動，就是指勞動者操作工具或者機器，以簡單勞動完成複雜勞動任務的勞動、以低質勞動創造高質勞動成果的勞動。這樣生產力的進步就不是壹個低質簡單勞動通過學習、實踐向高質複雜勞動提升的過程，而是壹個藉助先進工具、先進勞動方式不斷把高質複雜勞動簡化為低質簡單勞動的過程。正由於工廠超質勞動存在，才能為資本創造出巨大的可能性盈利空間來。

　　3、集成勞動

　　工廠勞動實際上是壹種具有匯智合力性質的集成勞動。「集成勞動」不是創新概念，而是馬克思已採用的「總體勞動」或「生產總體運動」概念。所謂集成勞動，就是指在資本家統壹組織指揮下，工廠指揮、管理、技術、操作系統各崗位僱員為完成生產總目標的分工合力勞動，也是技術、管理、決策者的創造力與操作工人勞動力整合發揮效能的勞動。「集成勞動」的主體不是單數個體，而是複數群體，包括工人、科技管理人員、職業經理人和資本家。某些不在生產現場的資本家，儘管不直接參与甚至不直接指揮生產勞動，但他們的勞動仍在工廠各環節中發揮著作用。因此集成勞動創造的價值，絕不能僅僅歸功於工人勞動，資本家因勞動合理獲取部分工廠盈利，是不能算做剝削的。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核心是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先談勞動價值論好了。我認為勞動價值論概括的說法就是被稱為價值規律的三句話：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其中最後壹句是說價格與價值的關係，它是如何得來的，則完全未作說明。而前兩句話的論證思路交代的比較清楚，簡述如下：根據商品能交換的事實推斷出商品內必有壹個共同物，它由商品的某個屬性所承載，這壹共同物不僅屬性相同而且數量相等。然後把商品的自然屬性代表這共同物的可能性全部排除，最後剩下的就只有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能代表此共同物，即商品所含的價值量。同時也得到商品交換是按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接下來又談價值如何計量問題，因為 2個完全相同的商品，其共同物(價值量)當然也相同。但是考慮到勞動的熟練程度，賣力程度以及生產條件不同，具體勞動的生產能力事實上存在很大差異，所以馬克思說要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表示價值量，具體勞動需要按壹定時間內的商品生產量比照同壹時間內同壹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的生產量進行折算。最後馬克思用價值規律的前兩句話給出了商品價值的完整定義，為敘述方便，稱這2句話是馬克思提出的2個價值定義原則，並稍作解釋如下：

　　

原則1 「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馬克思舉例說，「在英國採用蒸汽織布機以後，把壹定量的紗織成布所需要的勞動可能比過去少壹半。實際上，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這就是說，同壹商品的不同生產者的勞動是不平等的，需要比照標準條件下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進行折算，得出當量係數。此係數可以是0.5，也可以是1.5。

　　

原則2 「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守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的原則」。馬克思下面的話說得更清楚：「 在這裏，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壹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壹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後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也就是說對不同商品而言，按原則1計算得到的每壹種商品的壹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所代表的價值是相等的。

　　

如果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上述理解大體是正確的話，則在我看來其漏洞多多，擇其要者提出如下質疑。

　　

壹 缺乏事實根據

　　

不妨就從馬克思為原則1所舉的織布工例子說起，「英國的手工織布工人把紗織成布仍舊要用以前那樣多的勞動時間，但這時他壹小時的個人勞動的產品只代表半小時的社會勞動，因此價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壹半。」馬克思這樣講真的那麼理直氣壯?他如何回答手工織布工的如下質疑：蒸汽織布工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仗著有蒸汽機嗎?而且還不是自己的，論技術含量，論工作複雜性他們未必比的贏我們，憑啥我們的勞動只能當他們的壹半?既然價值是勞動創造的，那麼使用不同的機器所帶來的高效率就不算真本事。可見如此定義的勞動價值連工人內部都擺不平，更不必說提供機器的出資人了。事實上人類勞動離不開工具的使用，熟話說七分工具三分手藝，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否認工具和機器對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品質的作用是毫無道理的，不過是壹種意識形態的偏見。更重要的是沒有出資人提供工具和機器，商品生產根本就不能進行，市場經濟的壹切活動也就無從談起。

　　

原則2同樣缺乏事實根據。現代經濟學告訴我們，專業化和貿易的好處(即市場經濟內在的動力機制)是基於比較優勢的原理，而不是因為商品里有個「共同物」。當每個人都從事自己擅長的，有比較優勢的工作時，社會總產量就會提高，通過貿易會使每個人獲益。而交易雙方都能獲益的的價格，壹般來說在兩者的機會成本之間。曼昆的經濟學原理壹書中有壹個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的是有農人和牧牛人兩人，開始時各自生活，互不往來。兩人均壹天工作8小時，4小時種地，4小時養牛。農人花1小時平均可收穫4盎司土豆，或者得到1盎司牛肉;牧牛人1小時可獲得的6盎司土豆，或3盎司牛肉。因此農人每天收穫16盎司土豆4盎司牛肉，牧牛人每天收穫24盎司土豆12盎司牛肉。有壹天，牧牛人提議說「農人，妳就別養牛了專門種地吧，需要的牛肉由我提供，妳可用15盎司土豆向我換5盎司牛肉」。 農人壹想，好啊，這樣壹來每天可得到17盎司土豆5盎司牛肉，比原來還多了1盎司土豆和1盎司牛肉，何樂而不為;牧牛人則壹天可得到13盎司牛肉27盎司土豆，增加了1盎司牛肉3盎司土豆。這個故事清楚地說明了貿易交換並不是按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進行的。而是因為牧牛人用1小時40分鐘生產的5盎司牛肉與農人用3小時45分鐘生產的15盎司土豆交換的結果能使雙方都受益。用機會成本分析，對農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格低於4盎司土豆，他用土豆去買牛肉就比自己養牛合算，對牧牛人而言，只要牛肉的價錢高於2盎司土豆，則用牛肉去買土豆就比自己種土豆合算。因此所謂商品交易遵守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等的原則並不符合事實。

　　

二 邏輯不自洽

　　

馬克思的論證思路也有問題。壹是邏輯不嚴密，前面提到的農人和牧牛人的故事，說明商品交換並不壹定要有壹個什麼「共同物」。即使有個「共同物」，嚴格地說勞動也並非是唯壹的，生產商品過程中都會產生成本，也都有二氧化碳排放。按馬克思的邏輯，這個製造成本甚至碳排放量也都可算作商品的非自然屬性的固有屬性，為什麼製造成本和碳排放量就不能作為價值的承載屬性呢?可見馬克思的邏輯推理並未窮盡所有可能，因此結論是不可靠的。此類邏輯不嚴密的地方還有不少，下面還會說到。

　　

二是馬克思竟沒有對勞動力作出明確的定義。所謂「無差別人類勞動」究竟是僅僅指人在體力和腦力上的耗費，耗費越多勞動價值就越高;還是不管借不藉助工具和機器，凡是生產商品的能力強，其勞動價值就高。連這些概念都不願明確區分，商品價值怎麼可能定義清楚，上面提到的工人階級的內部爭議其實也是因此而起的。這且不提，更為嚴重的問題是，種類繁多的勞務工種和五花八門的商品交織在壹起，同壹商品的生產中有不同工種，不同商品生產中要用同壹工種，這些勞動價值該如何計量?比如甲乙2人，都是車工，加工的工件相似，分別在兩個生產不同商品的企業工作，這2個企業在行業內都屬於具有正常生產條件的企業，可甲開的是老式車床，乙開的則是數控車床，甲干1件活的時間，乙可以幹完2件。是不是甲的勞動價值就只相當於乙的1/2呢?錯!按馬克思社會必要勞動的定義，他們所在企業的工人平均壹小時生產的商品所凝結的價值便都為1小時社會必要勞動。而甲乙2人工種不同，同樣會出現上述勞動價值既相同又不同的悖論。其實馬克思的例子中將織布廠的鍋爐工都視為織布工本身就大有問題。

　　

三是馬克思有關勞動價值的論述中，從未涉及價格問題，只在說到價值規律時，提了壹句：價格隨供求關係變化而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但是價格是人們天天要接觸的事情，馬克思卻以壹句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就打發了，這也是很奇怪的。再說價格是貨幣單位，價值是時間單位，兩者不在同壹範疇，如何能圍繞著上下波動呢?邏輯上似乎也講不通。怪不得詞條解釋的編者也不得不承認古典勞動價值論始終沒有解決價格的決定問題。

　　

四是兩個定義原則在處理使用工具導致生產能力的變化上採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標準。按原則1，馬克思因為蒸汽機織布工生產效率高壹倍，就規定他們的勞動價值比手工織布工大壹倍。可是按原則2的規定，各行業的社會必要勞動又都是等價的，似乎不同行業之間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不存在差別。勞動密集型行業，服務行業和資本密集型行業相比在機械化自動化水平方面存在的天淵之別，難道馬克思真的沒有看到?

　　

五是涉嫌循環論證。 分析定義的邏輯結構可以發現，原則1從同壹商品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原則2則從等量勞動(社會必要勞動)即等價出發，定義商品的等價交換。這不是典型的循環定義嗎?正確的方法應該是，不管是同壹的商品還是交換的商品，要麼都用原則1處理;要麼都用原則2處理。如果統壹按原則2，以等量勞動定義價值相等，那就應該對等價的同壹商品同樣採用原則2，只要勞動具有平均熟練程度和平均勞動強度，就應認為它們創造的價值是相等的。在馬克思的織布工例子中，手工織布工的勞動與蒸汽織布工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就應是相等的，而1米布的價值則可定義為2/3小時社會壹般勞動(假定手工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1米布，蒸汽織布工1小時勞動織2米布)。這樣定義價值，邏輯才是統壹的，既可理直氣壯的回答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也解決了不同行業關於勞動價值的爭議，並且還符合馬克思關於生產資料應歸社會共有的政治主張，當然這樣壹來馬克思將很難回答如下問題：手工織布工明明1小時只生產了1米布，卻能得到1.5米布的報酬，這種情況在市場經濟現實中有可能發生嗎?面對如此嚴重的悖論，馬克思選擇了壹個緩兵之計，將從資本家那裡奪來的權益暫時劃歸蒸汽織布工所有，待以後論述剩餘價值理論時再將其收歸社會公有;如果統壹按原則1，從價值相等出發定義勞動。那麼商品交換也應從價值相等出發，要麼論證實際商品交換的比例確實等於兩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要麼按類似原則1的方法，將生產壹定量某特殊商品，如1盎司黃金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定義為全社會必要勞動的基準時間(「黃金時間」)，然後以市場上實際發生的與1盎司黃金的交換比例來算出其他商品相對於此「黃金時間」的當量值。例如市場上1噸小麥可換1盎司黃金，其中壹盎司黃金所代表的 「黃金時間」設為100小時，1 噸小麥所凝結的必要勞動時間設為200小時，那麼小麥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相對於「黃金時間」的當量係數就為0.5，也就是說小麥行業的1 小時必要勞動時間凝結了0.5小時「黃金時間」。某單位商品凝結的「黃金時間」k的折算公式如下：

　　

k=100/ab(小時)

　　

式中：a-壹盎司黃金可交換的某單位商品的數量;

　　

b-每單位該商品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這樣定義也能保證邏輯統壹，雖然無法解決手工織布工的質疑，但能解決勞動密集型行業與資本密集型行業勞動價值之間事實上存在明顯差別的悖論，而且計算處理也並不複雜。馬克思作為壹代偉人，可從英國蒸汽機織布工的例子中創造出「社會必要勞動」的新概念，難道想不到用類似的方法，將黃金行業的必要勞動定義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豈非咄咄怪事。但話又說回來，假如真的以「黃金勞動」作為全社會的基準勞動，那就相當於承認黃金就是貨幣，價值就是價格。對於做買賣的人來說價格怎麼形成是壹目瞭然的，就賣家而言那就是成本加稅費再加利潤。如果價值與價格直接挂鉤，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勞動價值論，因為勞動價值論的壹些結論，如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原則與人們日常的交易行為和經驗完全相悖，人們交易時從來只問價格，那裡問過商品生產所需的時間。所以馬克思只好選擇以等量勞動相交換定義不同商品間的等價關係。為避免人們將價值混同於價格，馬克思還壹再強調商品價值的本質屬性，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綜上所述，馬克思所以犯循環定義的錯誤，實在是形勢所迫，左右為難，最後也顧不得邏輯不邏輯了，只好利用模糊的勞動概念，以壹個「價值由社會必要勞動決定」的說法讓勞動價值論與日常生活經驗相銜接，又以不起眼的循環定義手法，用等量社會必要勞動相交換原則來替代市場上商品交換的實際規則，從而堅持了勞動創造價值的原則立場。

　　

三 在經濟領域幾乎沒有應用

　　

壹個科學理論必定能在實踐中得到廣泛應用，如牛頓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原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在各自領域均有無可爭議的應用。反觀勞動價值論的情況就不是那回事了，上面提到商品和勞動種類都數不勝數，相互交織，又因為價值計量方法完全沒有可操作性，所以馬克思從未實際考察統計過壹個商品的價值，即所花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後來是否有人實際統計過、不得而知，但即使有，其真實性也很值得懷疑，因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計算需要很多人擇係數，例如：什麼是正常的生產條件，什麼是平均勞動強度和平均熟練程度，各工種是否壹律平等，不能平等的話又如何折算，由誰來認定，誰來折算等等。因此係數選取要做到完全客觀幾乎不可能。所以不僅市場經濟中根本不用勞動價值那壹套東西，就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表示社會總產值或國民總收入，也不用勞動時間作為憑證進行物資交換，而仍然用貨幣作為物資交換的媒介。儘管計劃經濟時代物資的價格由政府制定，但政府制定物價所依據的方法也仍是參照市場經濟的壹套，按成本加利潤來計算價格，壹般加5%的利潤。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出工不出力，大鍋飯的弊端也從反面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謬誤。其實勞動價值論的真正用途是在政治領域，就如馬克思所聲稱的那樣，這是他為共產主義運動——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而專門鍛造的思想武器。說的難聽一點就是共產黨用來搶劫人民財產的借口！

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被馬克思主義者們認為是找到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即所謂資產階級剝削了他們的剩餘價值，於是他們以為只要消滅了資產階級，就沒有了剝削，天下就太平、美好了。然而，剩餘價值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它揭示不了無產階級貧窮的真正原因，資產階級也不是應該打倒的。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下面三個因素組成：1、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勞動者接受教育和訓練所支出的費用。另外他還加上歷史道德的因素。(馬克思既反對勞動力成為商品，但這裏卻又給勞動力開價，這真是壹件滑稽的事情。)

　　

在上述定義的基礎上，馬克思認為，剩餘價值是雇傭工人所創造的並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價值，它是雇傭工人剩餘勞動的凝結，體現了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所謂剩餘勞動就是剩餘勞動時間進行的勞動。

　　

馬克思顯然忽略了壹個關鍵性的重要問題，那就是，勞動力價值是怎麼體現的呢?難道工人只要進行了勞動就創造了價值?顯然不是這樣。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是通過產品(物化品或服務)來體現的，勞動力只有生產出合格的產品，其價值才得以體現。當然，生產的產品越多、質量越好則勞動力創造的價值就越大。

　　

作為資本家，他是要把工人生產的產品變成商品賣出去才能獲得利潤。那麼，工人的勞動力價值是多少呢?就算妳說工人還創造了剩餘價值，那又是多少呢?不管那麼多了，總之，總共是多少妳說吧，100元?OK，資本家就給他100元，這樣，工人不能說資本家剝削了吧?好的，這些產品，資本家拿去賣150元，扣除材料等等成本，還賺了20元，這20元跟妳工人沒關係的，不是剝削妳工人的，更談不上是剝削什麼剩餘價值的。資本家開工廠，總是要賺錢的，如果不賺錢，他開工廠幹什麼?好玩啊?

　　

如果那些產品賣不到150元，那麼資本家就不會招工人來進行生產了，於是工人連靠勞動賺取生活費的機會都沒有了。事實上，資本家在決定開工廠搞生產的時候，就考察了勞動力的價值水平和所生產商品的市場行情，進行了分析評估，有賺才會做。資本家在招工人的時候，就是根據考察的勞動力的價值與工人達成的協議，這是兩廂情願的事，談何剝削，又哪來的剩餘價值?

　　

不論是採用計時制還是計件制，工人按勞動合約完成了規定的勞動量就可以不幹了，他為什麼要用剩餘勞動時間去創造剩餘價值讓資本家去剝削呢?這不是傻瓜嗎?顯然，只有當額外工作另有報酬的情況下工人才會幹，那麼，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的勞動也取得了報酬，談何資本家剝削了工人在剩餘勞動時間創造的剩餘價值呢?

　　

事實上，勞動力價值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壹個標準來準確計算，比如，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中包含了維持勞動者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和勞動者繁殖後代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那麼勞動者繁殖後代按幾個來計算?是否有男女之別?每個勞動者維持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是不同的，又按什麼標準來計算?顯然這些都是很難量化、無法確定壹個真正合理的標準的。勞動力價值只能是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根據價值規律和通過鬥爭磨合來調整。

　　

就算能夠計算出壹個具體的勞動力價值，並按照這個數目付給工人工資，那麼就應該不存在剝削了，工人應該滿意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應該沒有了，但是資本家在出售商品的時候還是會把工人工資打入商品成本，在商品成本之上的價格出售商品，這樣，資本家還是會賺錢。既然能賺錢，那麼隨著生產的延續乃至擴大，賺的錢就會越來越多，就必然會導致資本家的財富比工人多很多。

　　

工人如果對資本家的招工條件不滿意，他可以不進去，即便是進去后覺得工資低了，他也可以離開，當所有的工人都嫌工資低了，還可以通過罷工來要求提高工資，甚至還可以通過武力來進行鬥爭(例如英國工人破壞機器);而資本家則有三種選擇：解僱工人、工廠停辦、與工人妥協。這壹切，雙方都是從如何對自己最有利來考慮的，跟剩餘價值毫無關係。剩餘價值純粹就是壹個杜撰出來的虛無的東西，是為了鼓動無產階級起來造反而編造的壹個看似有道理的理由。

　　

在剩餘價值論被提出之前，是不是無產階級就沒有反對過資產階級呢?當然不是。那時無產階級根本就沒有「被剝削剩餘價值」的概念，那麼他們是為了什麼而反對資產階級呢?農民與地主、奴隸與奴隸主，他們之間矛盾的原因又是什麼?假如以後又出現什麼新的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難道我們又要去尋找其特殊原因嗎?所有這些矛盾難道沒有壹個共同的根本原因嗎?難道我們就不能找到其共同的根本原因從而針對它來選擇壹種最佳方法以預防以後的各種矛盾嗎?馬克思主義者們總是忽略了事物的共性，不能抽象地看待事物，抓不住問題的根本實質。

　　

事實上，工人跟資本家的鬥爭也罷，農民跟地主的鬥爭也罷，奴隸跟奴隸主的鬥爭也罷，都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什麼堂而皇之的理由，唯壹的理由就是：是否願意承受這樣壹種不平等的狀況。

　　

人都是自私的，都需要維持生存並追求更大的幸福。如果工人階級不是自私的，那就去為資本家無私奉獻嘛，還搞什麼鬥爭?鬥爭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爭取利益，這沒什麼好掩飾的。

　　

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由於各種外在客觀原因和個人能力的原因，人與人的利益出現了不平等的現象，人如果能夠、願意承受這種不平等現象，那就相安無事，如果不能、不願意承受，那麼就必然會去鬥爭。鬥爭的方式有很多種，人們會根據實際情況來選擇輕重程度不同的鬥爭方式，諸如辭職、罷工、遊行示威、武裝鬥爭等等。

　　

在決定要去進行鬥爭的時候，人們所要考慮的是：1、鬥爭是有風險的，可能連自己既有的利益都會損失掉，甚至會付出生命代價，自己是否敢於、願意、有能力承擔這種風險;2、鬥爭要達到怎樣的目的、效果?

　　

第1個問題簡單得多，有時候想都不用想，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就不顧壹切了;第2個問題對於個人來說也比較簡單，而對於壹個群體來說就比較複雜了。事實上，歷史上很多次群體鬥爭就是因為這個問題考慮得不好，以致沒能達到好的效果，即使是鬥爭勝利了，也只能是狂歡壹陣子，最多是使自己獲得壹時的利益，卻沒能長久，沒能對社會發展起到良好的作用。

　　

就工人階級來說，如果是把資本家打倒了，怎麼辦呢?把生產資料歸公、搞平均主義?由於人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能力強的人不能靠他的能力獲得更多的利益，那麼他就不會有積極性，這樣對社會的發展是不利的。允許能力強的人靠其能力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在為自己謀取到更大的利益的同時，也是為社會創造了更大的財富，這樣也就使得能力差的人也能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何樂而不為呢?剝奪別人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實際上也就剝奪了自己獲得更大利益的權利。

　　

我們要追求的平等不是利益量上的平等，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的基本權利上的平等，人們通過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可以使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並能去追求更大的利益。

　　

有的人說，可以實行有限差別制，能力強的人能夠靠他的能力獲得比別人更多的利益，但限制在壹定程度上，不能比別人差得太多。這種模式也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既然獲得的利益有限，其發揮的能力也就會有限。因此，不能對人們所獲得的利益進行限制，而這壹前提就是，必須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並使其得到保護。既然允許人們有私有財產，如果不讓其投資生產，那麼就是對社會資源的壹種浪費，不利於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所以應該允許人們將私有財產拿去投資生產，而這樣壹來，就必然又會出現資本家。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把資本家打倒以後，只有實行允許有私人財產並利用私人財產進行投資生產的社會形式才是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這等於是又回到了資本主義。既然是這樣，那還打倒資本家幹什麼?況且，妳今天利用武力搶奪了資本家的財產，明天別人也會用武力搶奪妳的財產，這樣等於是誰的利益都沒有保障，這相當於社會長期處於無序狀態。如果把財產交給共產黨，再讓共產黨用一黨專政的方式進行支配，我相信經歷過毛左官僚計劃經濟跟鄧右權力市場經濟的沒有失去獨立人格跟理性思考能力的中國工人都知道這樣做的結果。所以，打倒資本家、搶奪其財產的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的，是不合理的。實際上，在壹個基本權利平等的社會，誰都有可能成為明天的富翁，但如果沒有壹個永恆的規則去保護人們正當獲得的利益，這種富翁當著也不穩當，也沒什麼意思。所以中國的富翁都陸陸續續移民到那些能保障私有財產的國家去，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什麼時候又來壹場革命把他們的財產搶奪掉。

　　

既然無產階級搶奪資本家的財產的這種做法是不利於社會發展的，是不合理的，那麼，無產階級應該怎樣跟資本家鬥爭呢?那就最多只能是罷工、遊行示威。可是，如果資本家不肯妥協，怎麼辦?這就只能是通過政府來協調處理。雖然通過武力奪取資本家的財富的做法對社會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如果無產階級對他們的生活狀況實在忍受不了了，並且團結了足夠的力量，那肯定是會發生武裝鬥爭的，那時候他們不僅僅是對資本家不滿了，對政府也不滿了，因為政府沒能幫他們解決問題。政府為了防止發生武裝鬥爭，就必然要採取措施來處理，當然，這取決於事態的發展。資本家不會因為幾個工人隨便鬧壹下就妥協，政府也不會因為少數群眾隨便鬧壹下就出面解決。不管是工人還是資本家或者政府，大家都是通過權衡來決定的。

　　

所以，鬥爭其實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權衡。大家都是為了利益，無非是找到壹個平衡點。

　　

壹般來說，工人不到無法忍受的地步是不會去鬥爭的。如果壹個政府總是等到問題發生的時候再來處理，那麼這個政府是不負責任的，而且事情壹旦發生，就很難說會是怎樣的情況。壹個明智的、負責任的政府，應該是平時就通過壹些措施來保障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使社會不至於出現激烈的矛盾，諸如實行最低工資標準，通過社會福利、救濟、保險等等措施來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這些東西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摸索出來的經驗，而恰恰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些方面做得很不夠。

　　

社會不可能沒有矛盾，消除了這壹種矛盾，就必然會出現另外的矛盾，而另外的矛盾有可能是更糟糕的。所以，我們不應該試圖把矛盾消除掉(例如把資本家消滅)，而應該是讓矛盾處於壹種既有活性又有制約的良性狀態，這樣才既能促進社會發展，又不至於使矛盾激化。社會矛盾的活性因素就是允許人們追求更大的利益、允許存在利益量的差別，制約就是政府制定的壹系列保障低收入人群利益的措施。

　　

壹個國家，若要想讓政府能夠真正為普通民眾的利益著想，那就只能是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有權參与國家事務的管理，其利益自然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物盡天擇、適者生存」這樣的叢林法則不能成為人類社會的法則，壹個好的社會奉行的法則應該是「生有保障、能者發達」。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所衍生出來的那種惡性競爭，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尤其是那些靠權力和非法手段擭取利益的現象猖獗，更使民眾感到憤慨。


傳統的共產黨的觀點裡邊，國營企業就是全民所有制的象徵，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象徵，共產黨的壹黨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建設目標的最佳方式。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讓共產黨可以比以往的資本家更加兄殘的剝削工人提供了理論依據，因為在全民所有制的偽裝之下，實際上還是雇傭勞動者的工人成了所謂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而成為超級的資本家的共產黨則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領路人了。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比任何壹種其他的資本主義的制度設計都要邪惡。它不但讓剝削者可以更加瘋狂的剝削，更讓剝削者多了壹層道義上的光環。為了讓人們認清，這種道德上的偽裝背後的邪惡，我們有必要對國家資本主義進行批判，從而清除混入社會主義者隊伍中的投機人士。所有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應該明白無論是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讓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掌握經濟命脈就是災難。為了讓真正的社會主義者清楚的明白這種共產專制的邪惡，我們必須從共產專制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兩種狀態下所帶來的災難進行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明白共產專制的邪惡，才能避免被那些偽裝成社會主義者的投機人士利用。

現代社會都是社會化生產，產品的生產必須分工協作才能進行。涉及分工協作，就涉及到產品在各分工協作者之間的分配問題。人們進行生產合作是為了獲得物質產品，只有在生產合作符合壹定的分配目標的前提下，生產合作才能形成。因此，生產的分工協作形式實際上已經內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方式，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方式。分配是由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來決定的，有什麼樣的分工協作關係就有什麼樣的產品分配關係。
　　
產品生產無非有兩種投入：壹是活的有能動性的勞動，包括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和其他企業家、軍官、官員、科學家、藝術家、銀行家等等的勞動；二是死的物的必須依靠人的勞動才能發揮作用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資金、物品、產權等等壹切無意識的生產要素。
　　
因此，現代社會生產的分工協作關係也有兩種，壹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出資，購買勞動力，購買各種生產資料，從而形成企業生產；二是由相同的勞動者進行合作，解決生產資料問題，建立合作企業生產。前者是資本主義私有企業的分工協作方式，後者是社會主義追求的勞動者平等合作的分工協作方式。
　　
因此，產品的分配形式相應地也有兩種，壹種是生產出的產品歸提供聯合勞動的勞動者所有；壹種是歸提供生產資料的資本家所有。前者我們稱之為按勞分配，後者我們稱之為按資分配。
　　
按勞分配的說法，根源於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依據勞動價值論，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產品的勞動者創造的。如果要實現這種按勞分配，就是要實現壹種讓產品的所有權歸產品的生產者所有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從而實現勞動者、人、無產階級等的自由與解放。因此，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是按勞分配的本質，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要實現按勞分配，把勞動者創造的價值歸還給勞動者自己，而不是由壹個被共產黨以壹黨專政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所佔有。
　　
而根據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產品的價值來源是資本，是資本家依靠所擁有的資本進行投資的結果。誰投資于企業生產，企業生產就歸誰所有，這就是按資分配。在資本主義生產要素理論中，各生產要素是由資本為中心組合起來形成生產的，所形成的生產也歸資本的所有者所有。由此決定，勞動獲得工資收入，土地獲得地租，而兩者之外的所有收入歸資本家所有。
　　
顯然，我們判斷壹種生產方式是不是按勞分配，只需看其生產勞動成果是否歸生產勞動者所有就可以了。按資分配就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出資者所有；按勞分配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聯合所有。毫無疑問，這才是按勞分配的本質和意義，是真正的按勞分配。
　　
在全民所有制企業中，國家不是企業勞動者。全民所有制企業實際上是由國家依據所擁有的生產資料，雇傭壹定的勞動力進行社會生產，生產的所有權歸國家或全民所有的壹種生產方式。顯然，這與私企的形成方式是相同的，只不過壹者是國家出資，是掌握國家的共產黨出資，壹者是私人出資而已。因此，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生產方式並不是按勞分配，而是壹種實質上的按資分配。
　　
只要生產的所有權不歸生產者自己所有，任何形式的分配都不是按勞分配。是不是按勞分配，取決於企業生產的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係，只要所有者和勞動者不相同，就不是按勞分配。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所有權並不歸企業的勞動者所有，而是歸企業的出資者，因此這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
　　
按勞分配不止是壹個企業內部的勞動者的工資報酬要與勞動貢獻相挂鉤，從而多勞多得；更是勞動者要擁有和佔有自己的所有勞動成果，在此基礎之上再多勞多得。勞動者不能擁有自己的勞動成果，無論如何都不是按勞分配。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不止是工資收入，也包括企業的利潤在內，只有把企業的利潤也分給勞動者，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才叫按勞分配。
　　
顯然，根據按勞分配的基本原則，這種全民所有制的計劃經濟也是壹種按資分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因為勞動者並未獲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在這種國有企業之中，「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提供資本的資本家不壹定是個人，也可能是經過共產黨包裝過的某個單位，某個組織，甚至某個國家；而能進行企業生產勞動的不會是國家或某個虛擬的、物的、沒有主觀能動性的什麼東西或虛幻的共同體，而只能是壹個個活生生的勞動者個人。因此，真正的按勞分配只有壹種形式，就是具體生產的所有權歸具體的生產勞動者自己所有，即聯合生產勞動形式。反映到具體的企業中，既不是私有企業，也不是共產黨所謂的國營企業，更不是什麼法人企業、合夥制企業、股份制企業，而只能是企業所有權歸企業勞動者平等共有的員工所有制企業。
　　
國家不是勞動者，全體勞動者也不等於具體勞動者，具體的社會生產只有由具體的勞動者佔有才有意義，也才科學。國家或全體勞動者都只是壹種虛擬的共同體，是壹種被動之物，無法進行主動的社會生產，也沒有對物質利益的實際自然需要，更沒有對自然人的需要進行及時反應和生產的本能。國家可以對社會經濟進行計劃管理，但對具體企業生產的佔有和管理註定是不能有效合理的。國家無法及時有效地了解和掌握人民群眾千奇百怪、多種多樣、變化多端的物質生活需要，因此也不可能滿足人民紛繁蕪雜的生產與生活需求。由共產黨統治的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的國有計劃經濟實踐早已證明了這壹切！
　　
同時，壹個人、壹個組織或機構可以代表另壹些人的利益，卻顯然不能佔有這些人的利益。國家可以代表勞動者，卻並不就是勞動者；國家可以代為管理勞動者的利益，卻不可以佔有勞動者的利益；生產勞動成果歸國家所有，就無法歸勞動者所有，這都是客觀現實。因此，從按勞分配的角度來講，共產黨的所謂國營企業所謂的全民所有制以及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按勞分配，根本是錯誤、沒必要也毫無意義的，是不符合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基本發展要求的。國家的這種類似中介的作用既沒必要、也沒意義，只會為人民帶來貧窮，為社會生產的發展帶來阻礙。
　　
勞動者自己的具體利益及其實現，人民自己微觀層面的生存與發展，均無需國家來操辦，不應由國家來主導管理和計劃安排。勞動者自己有能力解決自己的事情，也只有自己才能解決好自己的事情。國家只需滿足勞動人民的這種生產與生活需要，以最好的社會制度、物質條件為勞動人民創造最好的生產與生活條件就可以了。只有把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權和所有權交給企業勞動者自己，壹切由企業勞動者自己來掌握，才能有效滿足勞動者個人和社會發展的需求，才能最終有效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國家對人民的具體生產與生活的管理、計劃和分配必然都是盲目的，不可能科學的，只會是划蛇添足，只能把事情搞糟！而且，在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中，國家對勞動者的這種代表，僅僅是國家自己的說法和做法，是國家的壹廂情願，並沒有經過勞動人民以有效的、民主的形式和程序來認可和確認，這種代表本身就有問題。
　　
傳統的共產國家的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弊端和問題的根源正在於國家對勞動者的勞動的這種佔有和管理上。本來應由勞動者自己佔有和管理的生產勞動，卻要由國家來計劃、安排和決定，國家怎麼可能像具體的壹個個勞動者個人那樣有效、及時的掌握經濟信息，從而最好的經營和管理自己的生產與生活事務呢？具體細微、變化多端的企業生產，偏要由龐大笨拙的掌握國家行政機構的共產黨來佔有和管理，這必然導致企業生產的效率低下，導致屬於共產黨內部成員的企業官僚大規模的腐敗，導致工人貧窮困苦等的社會弊端。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不但沒有實現按勞分配，反而根本就是壹種按資分配的生產關係，不但沒有實現無產階級的經濟解放，甚至比資本主義私有經濟更加壓制無產階級的自由和利益。難怪社會主義國家會普遍失敗，這些國家普遍以這種資本主義按資分配的生產方式來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這種南轅北轍、緣木求魚的做法又怎麼能不失敗呢？社會主義國家近半個世紀的實踐證明了這壹切。前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主要就是因為國有計劃經濟的無效與失敗而重新選擇了資本主義。
　　
不可否認，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目的在於實現按勞分配，讓勞動者成為自己勞動的主人。但是目的如此，事實卻是完全相反。雖然像前蘇聯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那樣的傳統的共產國家號稱是代表全體勞動者或全體人民佔有和管理社會生產的，由國家來決定和安排企業生產的壹切，然後再由國家把企業的勞動成果依據所謂按勞分配原則，分配給工人等，但這種代表，這種方式是沒有必要、多此壹舉的，而且也必然是不合理、不科學的。如果把社會生產的所有權直接交給企業的勞動者，則可以更加科學有效的實現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目標，也更加符合社會經濟的基本原則要求，能夠更好的滿足人民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物質需要。
　　
共產黨所倡導的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分配是由國家統壹計劃分配的。雖說是要實行按勞分配，但是國家怎麼能確切知道各個勞動者的勞動量有多少，該獲得多少收入和報酬呢？壹個勞動者的勞動價值是多少，國家根據什麼來判斷？怎樣來判斷？這種判斷具有科學合理性、可行性嗎？顯然，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真正的共產主義，勞動者應該是自覺的參加勞動，因此也是自由自主地參加社會勞動的，是壹種自由的聯合勞動。而在國有計劃經濟下，勞動者是否參加社會勞動、怎樣參加要由國家來決定。真正的按勞分配是勞動者擁有所有自己創造的產品，只不過這種產品表現為是社會的產品，其中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社會生產資料，而另壹部分則以自己勞動時間的壹定比例進行分配，由勞動者全部拿回來作為自己的消費資料。而國有計劃經濟既沒有表明勞動者的全部勞動成果是勞動者自己的，也沒有確定合理的消費品的分配依據和比例，結果使按勞分配名存實亡，國家佔有了勞動者的勞動成果，而這個國家又是共產黨的國家，分配也就成了實質上的國家分配、按共產黨的意志分配。
　　
實際上，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設想是存在壹定空想成份的。所謂的在取消了私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有組織的運用計劃經濟的生產方式，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根據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進行按勞分配根本無法操作。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其實無法直接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有效構成。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勞動只有在與其他具體的勞動者合作，並其產品通過社會認可之後，才能有效成為社會總勞動的構成；其次，根據勞動價值論在進行按勞分配時，哪一種生產方式，什麼生產條件，哪一個工人的勞動能力可以作為衡量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標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對勞動者個人的勞動時間進行數量上的精確計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任何壹個組織單位都無法正確確定壹個人的具體勞動的勞動時間應該是多少。因此，在全社會的範圍內，根據勞動時間確定按勞分配的標準是行不通的。按勞分配在實踐過程中淪為徹底的按權力分配，毛澤東時代根據按勞分配原則所設計出來的等級工資制度顯然不是按勞分配。只有在有限的企業的範圍內，儘可能的由勞動者個人自己佔有自己的勞動，並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通過市場交換的方式來最終確定其產品的價值，才能在壹定程度上，相對最好地衡量、確定和執行按勞分配。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存在缺陷的設想在現實中進行應用的表現和結果。馬克思主義的空想成份正是國有計劃經濟種種缺點與弊端的根源。
　　
然而，馬克思的設想在全國範圍內行不通，但在企業範圍內卻幾乎是完美無缺的。勞動者個人的自覺協作勞動有效組成企業的集體勞動，集體勞動成果在不廢除市場經濟的前提下通過市場交換行為有效構成社會總勞動。企業中有限的勞動者集體可以通過自由談判協商的方式，初步確定每個勞動者的基本勞動貢獻，從而就可以在最有效的範圍內實現真正的按勞分配。而馬克思是主張取締市場經濟並由壹個抽象的虛擬的名義上的國家來佔有生產資料，因此，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雖然是實踐馬克思主義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的結果，實際上員工所有制企業才真正可以實現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理想，才真正的共產主義的原則。
　　
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失誤，實際上只是擴大了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把本來應該首先應用在企業範圍內進行的聯合勞動，根據馬克思主義在設想上的失誤，應用在了整個社會的範圍內之內，從而導致了社會主義實踐的挫折和失敗。因此，國有計劃經濟的正確改革實際上很簡單，就是把社會主義聯合勞動的範圍內從整個社會，還原到企業就可以了。應把國有計劃經濟變為集體市場經濟，把被共產黨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的企業還給工人，把國營企業變為員工所有制企業。要適應更大規模的生產社會化要求，只需在勞動者擁有所有權的基礎前提之上，再進行各集體企業之間的聯合，或其他進壹步深入、廣泛的聯合即可。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在共產黨的傳統理論主導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裡邊，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國家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馬克思雖然提出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是有差別的，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簡單勞動與一個小時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複雜勞動的勞動量與勞動價值是無法相等的，可是畢竟馬克思定義的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指的是廣義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內部不同職業之間的具體勞動價值差異如何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馬克思並沒有具體的論述，關於不同職業之間如何具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勞動量與勞動價值合理的確定工作收入，馬克思是沒有具體論述的，因此在分配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找不到具體的標準，如果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一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一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一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一把石斧的勞動量是一天，製作一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一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而且製作石斧的人要跟製作漁網的人進行交換之前必須出示用錄像的方式記錄並確定對象在生產石斧與漁網的過程中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一天的錄像憑證，不然無法進行等價交換。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毛澤東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一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按生產要素分配，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潤的隸屬於共匪的私營商業機構，根本不具備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性質。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工人不可能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改善勞動條件，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志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制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麼，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麼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是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里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無法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志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里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儘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后才開始復甦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与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制的關係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裡、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衝突。 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污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制度造成的。

蘇共與中共沒有建立產業民主，蘇共與中共建立的是黨領導一切的制度，蘇共與中共從來沒有實行軍隊國家化，所以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從一開始就是黨營企業，蘇共與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不受民選國會的監督，企業內部也不是工人自治的，蘇共與中共建立的黨有制與民主左派主張的民主公有化與產業民主性質不同，我支持建立在市場化與民主監督基礎上的公有制經濟，反對共匪建立的黨有制經濟，我支持的混合經濟是英國的混合經濟，不是共匪在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混合經濟。公有制經濟如果建立在民主化與市場化的基礎上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的，共匪建立的黨有制經濟不是公有制經濟。

第二章 從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談工人階級需要反共的原因


根據中共自己的說法，中共存在統治合法性因為解放了工人階級，讓工人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事實上中國工人階級沒有因為中共的統治得到解放，中國工人階級是被統治階級。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只是雇傭勞動者，在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在文化上受制於中共的黨文化與資本家的企業文化的壓迫。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不是那種托派的共產黨所堅持的實行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上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中共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建立的國營企業即不生產免費產品，也不讓企業內部的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承擔合理調控物價的責任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是成為社會福利開支，而是被太子黨拿去貪污。中國的國營企業就是黨營事業，國營企業裡邊的工人以雇傭勞動者的身份為作為資方的中共謀取商業利潤的過程就是最好的證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勞動產品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產物，中國早就廢除了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工分的制度，中國的國營企業生產出來的勞動產品並不是在工分的基礎上進行等價交換而是作為一種本質上跟私有制企業製造出來的消費品沒有不同的消費品對消費者進行出售。中共實際上是一個極右翼政黨，從中共放任紅頂資本家壓迫工人階級的行為中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紅頂資本家以及外國資本家普遍都不希望中國民主化，因為中國民主化會讓他們失去可以讓他們充份謀取暴利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工人階級裡邊找回獨立人格的成員最希望結束中共建立的專制統治，他們不會接受保共改良。事實上中共害怕工人階級起來反抗，也最痛恨民運陣營裡邊的偏向左翼自由主義的成員。中國的左右分類法跟西方國家很不一樣，通常實際上是極右翼的毛左或者鄧右也就是中共本身才是唯一的左翼，其他派系都是右翼。如果把中共放在西方國家，用西方國家的左右分類法進行劃分，極端反對福利國家反對補償正義的中共實際上屬於極右翼政黨。海外民運大多數不敢以左翼自居，一部份人是因為深受中國左右分類法的影響，形成了特有的思維方式，另外一部份人是因為擔心被誤以為是中共的同路人，還有一部份人是因為以前深受中共名義上的偽左運動的迫害，精神上存在陰霾所以對左翼存在心理上的障礙。所以他們大多數習慣用左翼來稱呼中共，這樣做在客觀效果上只能是美化中共，這種結論與中國內部的工人階級反對派的認知是截然相反的。要在中國工人階級內部喚醒工人階級的反共意志，只有深入揭批中共的極右翼本質，然後樹立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的變革方向，才能真正促進中國工人階級對中共的離心離德，從而把他們拉攏到民運陣營裡邊。

共匪改革開放之後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資產階級庸俗派的觀點了，基本上接受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由消費者針對商品的主觀評價來決定的觀點了。工人只是得到工資是因為工人沒有本事，資本家得到商品的主要利潤工人得到工資是合理的。按照馬克思主義針對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定義，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售價是由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跟剩餘價值組成的，原料 廠房 設備的消耗是不變資本，工人的工資是可變資本，不變資本跟可變資本是商品的成本，商品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商品的售價減去商品的成本之後所得到的利潤就是剩餘價值，那個剩餘價值是工人創造的，應該歸工人。可是共匪沒有讓工人有機會分享剩餘價值，共匪也在搞剝削，共匪也不允許工人階級分享剩餘價值。共匪已經不能用宣稱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方式來證明壹黨專政的優越性了，更不可能充份的從收入分配的角度論證壹黨專政比自由民主好。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沒有工人把麵粉變成麵包，麵粉還是麵粉不會成為麵包的，麵包的交換價值不會產生，除了麵粉的價格以及生產麵包所使用的產地所產生的租金以及燃氣設備所耗費的成本以外的利潤就是工人創造的，可是因為工人不是老闆，那部份利潤只有壹部份會成為工人的工資，另外壹部份會成為資本家的收入，工人的勞動有壹部份是有償的，另外壹部份是無償的，所以工人被資本家剝削。比如生產壹個麵包需要價值壹塊錢的麵粉，生產麵包所耗費的燃氣費用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機器價值壹百塊錢，在正常的使用狀態下生產壹百個麵包就會損壞，所以每生產壹個麵包機器的成本是壹塊錢，生產麵包所使用的廠房每天的租金是十塊錢，在正常的生產力水平之下壹天可以生產十個麵包，每生產壹個麵包的租金成本是壹塊錢，生產壹個麵包出去人力勞動以外的成本是四塊錢，不變資本的投資也就是原料 燃料 機器 廠房的成本是四塊錢，經過工人的勞動之後麵粉成為麵包，麵粉成為麵包之後售價六塊錢，也就是交換價值是六塊錢，六塊錢的交換價值減去四塊錢的成本，生產壹個麵包可以有兩塊錢的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兩塊錢的利潤是工人在生產麵包把麵粉加工成麵包的過程中的勞動創造出來的，比如資本家在可變資本的投資上投資了壹塊錢，可變資本也就是工人生產麵包的工資，比如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塊錢的工資，剩下壹塊錢留給了他自己，就意味著工人生產麵包的勞動過程中有壹半的勞動是有償的必要勞動，有壹半是無償的剩餘勞動，無償的剩餘勞動所創造價值就是剩餘價值。資本家留給他自己的那壹塊錢就是剩餘價值，就是依靠剝削工人所獲得的利潤，了解了什麼是剝削之後，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也有剝削，中國內部的私營的食品加工企業就存在剝削，比如生產麵包的企業就存在剝削。

前邊講了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的剝削，下邊我們講壹下商業資本家的利潤來源跟剝削，商人只能從他所售商品的價格中獲得商業利潤。撇開地租不說，他出售商品所賺得的利潤，等於商品的購買價格和它的出售價格的差額中扣除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以後的餘額。

商業利潤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首先，把商業利潤看成是由於單純的加價而產生的，這是壹種假象。商業利潤是產生於商品的銷售價格與購買價格之間的差額，但這個餘額並不構成商業利潤的全部，因為其中壹部分必須用來補償商業資本家所支出的純粹流通費用也就是商業工人的工資。在這裏為了便於研究，暫時撇開補償純粹流通費用這部分，假定這個餘額的全部構成商業利潤。

就產業資本家而言，商品的出售價格和購買生產要素價格之間的差額，等於商品的生產價格和它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或者，就社會總資本而言，等於商品的價值與資本家耗費在商品上的成本價格之間的差額。「這個差額又歸結為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總量超過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勞動量的差額」，即在生產過程中形成產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則不同，他的活動範圍僅限於流通領域，它不能創造價值，僅能實現價值，因此，商業利潤只能形成於商品購買價格和出售價格之間差額，即在購買價格上加價后出售。

商業利潤的源泉是產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商業資本家獲得商業利潤的方法是商業差價，即產業資本家用低於商品生產價格的價格(出廠價格)，把商品賣給商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再按照商品的生產價格，把商品賣給消費者，賣價和進價之間的差額就是產業資本家轉讓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形成商業利潤。這是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

商業利潤要靠商業僱員的勞動來實現。商業僱員的某些勞動，如包裝、保管、運輸等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是生產在流通中的繼續；商品買賣、簿記等勞動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利潤的實質是剩餘價值，它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利潤反映著商業資本家和產業資本家共同瓜分剩餘價值的關係以及商業資本家剝削產業工人和商業僱員的關係。

商業店員同產業工人壹樣，也是勞動力的出賣者，他們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卻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

商業店員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用來支付商業店員工資的可變資本；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除其中壹部分用來補償工資以外的商業資本家的各種費用開支外，其餘的部分則被商業資本家作為商業利潤無償佔有。商業資本家就是通過剝削商業店員的剩餘勞動，來獲得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那壹部分剩餘價值的。

商業利潤也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商業資本家雇傭商業職工從事商品買賣活動，這種活動雖然不創造價值和剩餘價值，但通過出賣商品能為商業資本家實現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商業職工的勞動時間也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在必要勞動時間內出賣商品所實現的剩餘價值，用以補償商業資本家支付給商業職工的工資，在剩餘勞動時間內實現的剩餘價值，構成商業利潤。所以，商業資本家所獲得的商業利潤，既是剝削產業工人的結果，又是剝削商業職工的結果。

舉例來講，食品加工廠的產業資本家六塊錢壹個的麵包賣給了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開商店的商業資本家以十二塊錢壹個的價格出售麵包，六塊錢買進的麵包十二塊錢賣出去得到六塊錢的利潤，這六塊錢是商業工人在包裝 保管 運輸 銷售勞動 會計的流通勞動的過程中實現的商品的流通利潤，商業資本家從這六塊錢利潤裡邊拿出二塊錢支付給商業工人作為工資，剩下四塊錢留給自己作為商業利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這四塊錢就是商業資本家從商業工人身上剝削掉的剩餘價值。商業工人不直接生產商品，實質上只是幫商業資本家瓜分由產業工人通過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創造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所代表的貨幣，可是商業工人因為只是商業資本家的雇傭勞動者，所以商業工人的流通勞動也存在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依靠遊說消費者賣出去的商品所帶來的營業額所代表的商業利潤並不主要歸商業工人所有，這些商業利潤主要的部份會變成剩餘價值被商業資本家無償佔有。改革開放之後的商業工人普遍都是需要為商業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的被剝削者，改革開放的本質對於商業工人來講就是允許商業工人被商業資本家剝削，允許私營商店存在就是為商業資本家剝削商業工人創造條件。

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正確性



為什麼要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基礎，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指出：馬克屎「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於剩餘價值的發現，這裏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壹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即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剩餘價值理論闡明了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壹樣曾在深沈的黑暗中摸索。科學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否定勞動價值論，就必然會否定剩餘價值論，以此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就被抽掉了根本，共產主義運動也自然而然成為烏托邦分子的胡鬧。

資產階級非常明白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性。1867年9月，《資本論》1卷在德國出版，出版后官方經濟學家鴉雀無聲，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卻迅速傳播開來，「被認為是德國世襲財產的卓越的理論思維能力，已在德國的所謂有教養的階級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國工人階級中復活了」。《資本論》1卷出版后不到壹年時間，1868年7月4日，壹個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說：「駁倒價值理論是反對馬克思的人的唯壹任務，因為如果同意這個定理，那就必然要承認以鐵的邏輯所做出的差不多全部結論。」資產階級非常明白，要推翻馬克思的全部結論，就必須從推翻勞動價值論開始。所以壹百多年以來，從龐巴維克到晏智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把反對勞動價值論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今天學習和堅持勞動價值論的重要意義。

下面就幾個資產階級經常攻擊、在社會上也容易造成混淆的幾個問題共同討論勞動價值理論。

機器是否創造價值

對於機器是否創造價值，必須先明確價值的概念。政治經濟學中，價值是指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首先，價值是社會關係的表現，勞動價值論所考察的勞動是專屬於人的勞動。從具體勞動角度考察，「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勞動是人的有目的的生產活動，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本質活動，也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條件。從抽象勞動角度考察，「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壹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儘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只有人類的勞動才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其次，勞動價值論研究和強調的是人的勞動在壹定歷史階段所特有的社會性，也即在商品生產關係中勞動的特性。由於「商品價值體現的是人類勞動本身，是壹般人類勞動的耗費」，這種無差別勞動「是每個沒有任何專長的普通人的機體平均具有的簡單勞動力的耗費」。「把勞動產品表現為只是無差別人類勞動的凝結物的壹般價值形式，通過自身的結構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會表現。因此，它清楚地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中，勞動的壹般的人類的性質形成勞動的特殊的社會的性質。」現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體力勞動越來越多被自動化機器所取代，腦力勞動也部分被電腦代替，如果根據這壹現象得出機器也創造價值的結論，實際上是沒有理解價值的概念，不清楚價值是對社會關係的反映，體現的是人們之間的生產關係，是商品生產者特殊的社會生產關係。

既然機器本身不創造價值，那麼機器對於價值形成有什麼作用呢？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專門探討過機器同商品價值的關係。壹是使用機器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單位時間內生產的使用價值更多，「大工業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學併入生產過程，必然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壹點是壹目瞭然的」。二是機器是不變資本的壹部分，機器損耗的價值將轉移到新產品當中，「像不變資本的任何其他組成部份壹樣，機器不創造價值，但它把自身的價值轉移到它所生產的產品上。」三是機器只是過去的死勞動，機器運轉不能使價值增殖，資本家獲得剩餘價值的來源不是機器所代替的勞動，而是在機器生產的基礎上所使用的活勞動。

因此，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需要明確以下問題：第壹，從創造價值角度，人的勞動與物的運轉有什麼區別？第二，高度自動化的生產線是否創造價值？機器人生產的商品價值來源於哪裡？

在回答機器是否創造價值的基礎上，還可以按照同樣的思路，解釋以下幾個問題：第壹，死勞動是否創造價值？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具有什麼作用？死勞動不僅包括機器，還包括原料、工具等，死勞動對商品價值形成的作用同機器是壹樣的。第二，畜力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上看，畜力也是提高人類勞動生產率的壹種工具或機器，儘管畜力是壹種活的生物，但它仍是壹種死勞動，使用畜力運輸所增加的商品成本，是歷史上飼養牲畜的死勞動的轉移。

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

提出這個問題的人有兩種情形。壹是誤認為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只有體力勞動者才創造價值，腦力勞動不創造價值；二是受「新經濟」、「知識經濟」等概念誤導，認為新知識新技術也是可以創造價值的。

我們仍然必須回到價值的基本概念上。價值是人類無差別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耗費，其中既包括體力勞動，又包括腦力勞動。只要腦力勞動凝結在有形的商品上，這種腦力勞動就創造了價值。並非只有知識分子才進行腦力勞動，工人在勞動過程中也要付出腦力勞動的，並且隨著社會進步和生產發展，勞動者掌握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知識，因此在創造價值的勞動中腦力勞動地位日益重要。在馬克思時代，就出現了這樣壹種趨勢，壹些科技工作者或技術人員原先是遊離在生產過程以外的，「正如在自然機體中頭和手組成壹體壹樣，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壹起了。後來它們分離開來，直到處於敵對的對立狀態」，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這些人逐步被納入到生產過程中，生產勞動的範圍擴大了。因此，馬克思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產品從個體生產者的直接產品轉化為社會產品，轉化為總體工人即結合勞動人員的共同產品。總體工人的各個成員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於勞動對象。」「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壹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他所屬的某壹種職能就夠了。」也即，直接或間接從事物質產品生產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參与生產、並耗費了腦力和體力的勞動都創造價值。

與知識分子是否創造價值相似，還經常會遇到以下幾個問題。壹是設計人員是否創造價值？按照馬克思的「總體工人」的概念，當前設計工作已經成為產品生產的壹個重要環節，設計人員已經成為總體工人的壹個器官，完成產品圖紙設計職能。二是與商品生產無關的科學或科技研究人員是否創造價值？例如天文學家發明了某種理論，這個肯定不會創造價值，同商品生產無關。那麼數學家發明某種演算法可以大大提高運算速度並對提高生產率形成影響，這位數學家是否創造了價值呢？僅對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幫助，並不創造價值。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使單位時間內可以生產更多使用價值，並不是現實的去生產商品，既然沒有直接或間接參与到商品生產中，當然不會創造價值。我們所講的價值，是特定社會關係下的生產勞動，並非所有對人類社會有益的勞動都創造價值、都影響商品生產關係。為人類歷史作出巨大貢獻和創造價值無關，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同教師、社會管理者是壹樣的，是社會進步不可缺少的，這同是否創造價值沒有關係。

當然將科研工作者變為資本的附屬物，納入到商品生產關係中，變為資本家「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這才是對科技進步最大的阻礙。三是壹張刻有資本論的光碟價值應如何計算？這也是壹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事實上無論這張光碟刻有多麼偉大獨到的思想，其價值仍是c、v、m三個組成部分，仍是生產光碟的原料和機器耗損，加上付出的人工成本，再加上利潤。至於壹些壟斷資本出的光碟要遠超過盜版光碟價格，是因為計入了知識產權使用費用，這涉及到壟斷條件下商品價值的轉換形式，也即個別商品利潤被平均利潤和壟斷利潤取代，在3卷中有相關的內容。此外，知識產權本身就是對科技發展的壹種反動，科技屬於全人類，但卻只歸壹小部分寡頭使用，這本身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阻礙生產發展的壹種表現。

資本家的勞動是否創造價值

壹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說私營企業主是勞動者，是創造價值的勞動者。壹些資本家親自出馬，說他們起早貪晚，要協調好各方人際關係，要頻繁應付政府官員，還要承擔資本經營的風險，天天想著萬壹破產了怎麼辦，工作壓力如此之大，怎麼會不創造價值呢？首先要把資本家的勞動同經營管理活動區別開來。壹是資本家的勞動不是雇傭工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作為處於與雇傭工人對立的地位的資本家，特徵就在於不是自己從事勞動，而是驅使別人勞動，並無償佔有別人的剩餘勞動。二是資本家的勞動也不是受雇傭的工程師和科技人員在資本主義生產中所進行的那種勞動。即使資本家當中有的曾經從事過科學技術工作，現在壹般說來則已經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繼續從事這種工作，市場會向企業供給它所需要的各種工程師和技術人員。三是資本家的勞動是指資本家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壹定階段上用他的部分時間從事企業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動，即「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

在現代企業制度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是經理階層，不是資本家。在資本論中有壹段話很有意思，資本家為了必須維護自己無償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因此他為自己辯護：「難道工人光用壹雙手就能憑空創造產品，生產商品嗎？難道不是他給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這些材料並在這些材料之中來體現自己的勞動嗎？社會上大多數人壹貧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產資料，棉花和紗錠，對社會和由他供給生活資料的工人本身進行了莫大的服務嗎？難道他的服務不應該得到報酬嗎？」這壹邏輯不成立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工人把棉花和紗錠變為棉紗，不也就是為他服務了嗎」，既然如此，為什麼工人不能佔有這壹「服務費用」即剩餘價值呢？所以資本家立馬變換說法，「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

馬克思接著寫道：「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復了他原來的面孔。」事實上生產經營的管理監督勞動是監工和經理做的，所以他們「聳肩膀」了。無論如何，資本家都是要取得剩餘價值的，資本家無法從自身對生產的作用得出有助於自己的結論，所以「他把這壹類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都交給他為此目的僱用的政治經濟學教授們去講」。只有經理階層可能創造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壹種關於管理工資的新的欺詐勾當在股份企業中發展起來，這就是：在實際的經理之外並在他們之上，出現了壹批董事和監事。對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壹個借口而已。」

其次看生產中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所有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參加商品生產的人，從真正的工人到(有別於資本家的)經理、工程師，都屬於生產勞動者的範圍。正因為如此，最近的英國官方工廠報告『十分明確地』把在工廠和工廠辦事處就業的所有人員，除了工廠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勞動者的範疇」。經營管理在商品生產活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但這種經營活動「具有二重性」。壹是符合社會化生產要求的指揮勞動，「凡是有許多個人進行協作的勞動，過程的聯繫和統壹都必然要表現在壹個指揮的意志上，表現在各種與局部勞動無關而與工場全部活動有關的職能上，就象壹個樂隊要有壹個指揮壹樣。這是壹種生產勞動，是每壹種結合的生產方式中必須進行的勞動。」二是監督被統治階級反抗的勞動，「凡是建立在作為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者之間的對立上的生產方式中，都必然會產生這種監督勞動」，這種監督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經理階層的管理監督勞動，「既包括執行由壹切社會的性質產生的各種公共事務，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眾相對立而產生的各種特殊職能」。

因此，對於資本家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事實上就是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壹是管理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二是指揮生產的勞動與監督壓迫的勞動有什麼區別；三是在現代企業制度下，資本家是否還進行指揮生產的管理活動。

三產是否創造價值

壹產、二產中的勞動基本上都是創造價值的。三產中既有創造價值的勞動，也有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要明確生產和服務的區別，馬克思說：「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商品的勞動，非生產勞動便是生產個人服務的勞動了。前壹種勞動表現在壹個可賣的物品上，后壹種勞動必須在操作時被消費。前壹種勞動包括壹切在實物形態上存在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肉和書籍。（但形成勞動力自身的勞動除外。）壹切依某種方法滿足個人需要（幻想的或現實的需要）或反乎本人志願被迫到本人身上來的勞動都屬於第二種。」三產中以人為對象的服務活動，例如理髮等，沒有「實物形態」，屬於非生產勞動；而以有形商品為對象的活動，如餐飲業、汽車維修等，屬於生產勞動，維修業實際上就是商品生產的延長線。在同壹行業內部，既有可能包括生產勞動，又可能包括非生產勞動。例如文藝活動，本身不創造價值，但如果把文藝活動刻成光碟，這部分加工商品的勞動就創造價值；衛生行業，給人看病是非生產勞動，沒有實物形態的商品，但如果生產藥品，或加工某種藥材，都是把勞動凝結在有形商品之上，是創造價值的。

此外，還有兩個比較有意思的相關問題。第壹，交通運輸業是否創造價值，客運和貨運是否創造價值。交通運輸業既包括生產勞動，又包括非生產勞動。客運是典型的提供個人服務的非生產勞動，這種勞動在發生時同時被消費，不創造價值；貨運將勞動凝結在可賣的商品上，以實物形態存在，是創造價值的。第二，商業是否創造價值，純買純賣是否創造價值，倉儲、包裝是否創造價值。商業活動中，純買純賣並未改變商品的任何存在狀態，沒有勞動付出，是不創造價值的；倉儲、包裝、冷藏等活動，將勞動凝結于有形商品之上，屬於在商品上追加的勞動，是創造價值的。

如何看待生產要素理論

在以上四個具體問題基礎上，下面著重討論壹下兩個流行的理論，壹是要素價值論，二是邊際效用價值論。要素價值論不是壹個新理論，早在200年之前就產生了。當前壹些曲解勞動價值論的觀點，用的都是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的觀點。要素價值論的最終目的是「資本價值論」，是要為資本家佔有剩餘價值正名。跟前面舉的資本論中那個資本家壹樣，這種理論認為資本家提供了生產資料，只說工人的勞動創造了價值，資本家的投資沒有創造價值是不對的。其實早在18世紀薩伊就說過同樣的話：「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於人的勞動，是壹種錯誤。」薩伊是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他認為商品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形成這個商品的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自身具有價值，從而構成商品的價值。他說：「事實己經證明，所生產出來的價值，都是歸因於勞動、資本和自然力這三者的協力。」勞動、資本和自然力共同創造價值，工人勞動得到的報酬是工資，資本家提供資本並管理生產得到的報酬是利潤，地主掌管土地及其使用得到的報酬是地租，這就是三要素理論。現在還有人提出人力也是壹種重要資源，企業家（指經理階層）同前三種生產要素壹起共同創造價值，所以經理分割剩餘價值、按照利潤提成定年薪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四要素理論」。還有人提出自然資源也參与了價值創造過程，例如細菌參加了釀酒生產，這是「五要素理論」。

馬克思早就批駁了薩伊的「生產要素論」。根本區別在於馬克思將資本看作社會關係，看作人類歷史特定階段存在的特定關係，而西方經濟學家把資本看作是物，看作是機器、廠房等物品，他們根本不懂得、也不願意懂得機器、廠房等本身並不就是資本，只有在特定的關係下才是資本。當然，資產階級經濟學也根本不承認資本體現了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

要素價值論有幾個方面的錯誤，其中壹些錯誤已經在前面的幾個問題中討論到了。壹是把勞動和勞動力混為壹談，勞動創造價值，而勞動力是壹種特殊的商品，勞動者所獲得的報酬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和延續後代所必須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把土地和勞動對象混為壹談，在農業勞動中土地是勞動對象，是自然物，但地主通過對土地的所有權向租地資本家徵收地租，正是特定的生產關係的產物。三是把資本和勞動資料混為壹談，勞動資料是客觀的物，但如何使用勞動資料，如何通過佔有生產資料獲得剩餘勞動，是不同生產關係的產物。四是把使用價值和價值混為壹談，作為客觀物的生產要素是參与創造使用價值的，對形成商品的特定效用產生影響，但這些要素並不因此創造價值。五是混同了價值創造和價值轉移。通過勞動者的具體勞動，在機器、廠房等生產資料上的不變資本把生產過程中消耗掉的原有價值轉移到新生產的商品中去，它既不改變原有的價值量，也不創造新價值。死勞動不創造價值，只有活勞動才創造新價值。六是混同了生產領域的價值創造和分配領域的價值分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土地不創造任何價值，卻能在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剝削收入不是取決於資本和土地在創造價值中的貢獻，而是取決於財產權，即生產關係的法律表現，本質上取決於生產資料所有制。

要素價值論者之所以抱著「資本創造價值」、「資本創造剩餘價值」等錯誤理論不放，本質上是由於他們否認剝削的立場，由此必然產生壹系列的理論錯誤。總結起來，理解要素價值論所存在的問題，需要明確兩方面的內容：壹是要素價值論的基本內容和當前表現；二是自然物和死勞動對使用價值生產有什麼作用，對創造價值和形成價值有什麼作用。

如何看待邊際效用價值論

邊際效用論的集大成者是龐巴維克，在19世紀末西方庸俗經濟學掀起「邊際革命」，要用邊際效用論取代勞動價值論，以利息時差論否定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目前這壹理論在知識界仍有很大的影響，但基本上還是龐巴維克的那些理論。龐巴維克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壹個根本缺陷就在於只考慮交換價值，不考慮使用價值，使用價值的「邊際效用」將影響商品的交換價值；還認為勞動不是商品間的唯壹共同屬性，此外還有稀缺性、作為供求的對象、被佔有以及引起人們消費慾望等屬性。龐巴維克把利潤、利息、地租等各種剝削收入都歸結為人在不同時期內對物品效用的主觀評價不同的結果。

如何批判龐巴維克的理論不詳細說了，壹些關鍵問題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僅舉壹個例子，在以效用為基礎的各種理論中，都有壹個共同的問題無法回答。同壹商品，在不同時間、地點等條件下，對使用者的效用都是不同的。例如壹個人吃了7個餅吃飽了，他吃的第1個餅同第7個餅對他自己的效用是不相同的，但為什麼在市場上不同效用的餅卻以同樣價格出售，從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可以解釋，但從個人主觀感受出發，效用理論無法解釋。全面分析各類商品關係，只能回到勞動價值論才能解決。

19世紀末、20世紀初，龐巴維克先後出版《卡爾•馬克思體系的終結》和《資本與利息》兩本書，有體系的否定勞動價值論。僅兩年後，希法亭就寫了《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對其理論進行批判。希法亭的批駁也很到位，在《駁龐巴維克對馬克思的批判》壹書第3章《主觀主義的觀點》中，希法亭揭示了以龐巴維克為首的經濟學心理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錯誤。希法亭指出，生產價格變化的現象說明孤立的考察商品或資本，絕不可能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象。只有所處的社會關係及其變化，才制約並能闡述個別資本的運動，這些個別資本本身只不過是總資本的壹部分。但是，政治經濟學的心理學派的代表沒有看到這種社會聯繫，因而必然對那種旨在揭示經濟現象的社會制約性的理論產生誤解，總是從自己個人主義的觀點上來理解和表述這種理論。在馬克思看來，經濟現象不從屬於個人願望，而受社會關係支配的客觀規律決定。龐巴維克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矛盾其實只是他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論做出的主觀主義解釋的結果。商品形式是考察經濟現象的起點，但是在商品形式中存在著迷惑人的假象，這是由人的社會關係採取物的客觀屬性而產生的。商品只有作為社會物，它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使用價值不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每壹種從使用價值出發的價值理論，都是從物與人的個別關係出發，而不是從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出發，因此就陷入了從主觀的個人關係得出客觀的社會標準的錯誤。總結起來，對於邊際效用價值論，關鍵在於兩個問題：壹是使用價值對價值創造是否有作用；二是個別人對物的效用的主觀評價，能否影響作為社會關係的價值的標準。

中共對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的否定

下面這段對話是中共黨員與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的對話，鄧右的支持者為中共黨員，馬克思主義者為台灣共和國共產黨的黨員，這段對話充份的反映出中共已經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

鄧右的支持者：關於剝削的問題，我就壹直想不明白，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能說這種剝削是壞的嗎?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是不是有理由得到報酬，就像今天的服務業壹樣?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論》中對妳的這些問題都有非常清楚的回答，我先簡單地說壹下，資本家藉以剝削工人或者說給工人提供工作崗位的資本也是以前剝削工人的產物，是工人創造出來的，也就是說，資本家的所有資本，都是工人生產出來的，都應該歸工人所有，都是工人自己的財產，我為什麼要被妳雇傭?這些財產歸他們的真正主人——全體工人所有，工人是自己工廠的主人也是自己工廠的勞動者，所獲得的巨額利潤不歸妳資本家所有，而是將壹部分作為擴大再生產的積累金，剩下的利潤分配給全體工人使用，我為什麼要忍受妳的剝削?

法國重農學派說：「剩餘價值是『壹種獨立的可供支配的財富，是他(財富的佔有者—)沒有出錢卻可以拿去賣得財富。」

《資本論》第十二章說：「資本自行增殖的秘密歸結為資本對別人的壹定數量的無酬勞動的支配權。」第十七章：「在奴隸勞動下，所有權關係掩蓋了奴隸為自己的勞動，而在雇傭勞動下，貨幣關係掩蓋了雇傭工人的無償勞動。」關於剩餘價值的問題，如果能夠把大學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認真學下來，我想，搞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資本論》第二十二章《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中說：「200磅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生產過程我們是壹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它壹開始就沒有壹個價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併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種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餘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每年從工人階級那裡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用從被征服者那裡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這個問題就很明了。

鄧右的支持者認為「如果工人不被雇傭，就不被剝削了，但也無法生存了」、「資本家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金錢的機會」。

馬克思主義者：資本家付給工人的金錢，即購買工人勞動力的貨幣，本身就是從工人階級那裡通過剝削的手段掠奪的，本身就是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將工人階級創造的財富搶掠過去，然後用本屬於工人階級的財富去購買工人階級被迫出賣的勞動力，同時又將勞動力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在這個過程中，搶掠者經過精彩的魔術表演，壹轉身就成了偉大的慈善家。

鄧右的支持者：也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啊。先是當工人，有點積蓄之後就開始辦企業了。也有些人是自己做壹些小生意或者別的職業什麼的，有了積蓄就開始雇傭別人。不能說這些開創性的資本也是靠剝削工人得來的吧。

馬克思主義者：這些開創性的資本在他們的總資本中又能佔多大比例呢?如果只是白手起家，作為壹個個體勞動者即個體戶，不去剝削別人，那隻能作為壹個跟農民類似的小私有者，而個體的勞動能力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成為大資本家的。如果他成為了壹個大資本家，除了中了彩票的可能之外，那壹定是從事了剝削別人的事業。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這些肯定是存在的，中國美國哪裡都有，就算比例很小，那也能否說明不是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

馬克思主義者：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因為剝削就是對別人無酬勞動的占有權，相當於變相搶劫。這些開創性的即沒有剝削別人之前的資本，是正義的，但所有的剝削都是非正義的。而且，這部分開創性的資本，在壹般資本家的總資本中所佔的比例，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而雇傭給了工人壹個將勞動力轉化為生活資料的機會，資本家是否應該因此得到報酬?就像現在的服務業壹樣，那些職介所、婚介所也都是給人壹個機會，他們就拿到了報酬，也沒人說這個不合理啊。

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沒有他們的雇傭，就會造成工人失業甚至沒法生存」這個問題，上文馬克思已有回答。工人可以奪回資本家拿走的本屬於他們的財富，工人自己給自己工人提供勞動崗位不可以嗎？

《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壹步壹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壹切生產資料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地增加生產力總量。」

《資本論》第壹章：「最後，讓我們換壹個方面，設想有壹個自由人聯合體，它們用共同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並且自覺把它們許多個人的勞動力當作壹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這樣，勞動時間就會起雙重作用。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只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比例。另壹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勞動中所佔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個人在共同產品的個人消費部分所佔份額的尺度。」

鄧右的支持者：我們先不討論那部分非正義來源的原始資本，我們現在討論有著正當來源的原始資本的資本家好嗎?他們用自己的資本，為別人創造了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是不是理應為提供了這種服務而得到報酬呢?他後來的資本積累是不是應該看成是他把這些報酬繼續當作了資本，並繼續給更多的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機會，他也得到了更多的報酬。這是不是合理的?

馬克思主義者：按妳剛才的例子，婚介所職介所給人介紹勞動機會，他得到的報酬是和他的勞動相稱的，但不管原始資本合法或非法，資本家獲得的報酬遠大於他自己勞動或他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工人壹部分的勞動時間生產他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資本家支付給工人的生活資料，剩下的剩餘勞動時間就給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不用給工人支付任何報酬，工人和資本家在簽訂雇傭合同表面上看似妳情我願，但本質上還是壹種不等價交換。

鄧右的支持者：這些「剩餘價值」為什麼不能理解成是工人支付給資本家的報酬呢?資本家也在為工人提供服務啊，即提供機會給工人將勞動力轉換為生活資料的服務。服務是必須有報酬的。假設我想買壹台出廠價是2000塊錢的手機，但如果想2000塊錢買，必須去距離我家很遠的電視機廠裏面買。這樣我就會選擇花2100塊在自家附近的商店裡買，商家賺的100塊錢不能看作是剝削吧，這是他提供服務應得的。同樣，如果把「剩餘價值」看作是工人給資本家服務的報酬，那也只是報酬高低的問題，工人通過談判，通過罷工等手段就能達到提高工資的目的。就像是上面我讓商家賺100塊錢的問題還是200塊錢的問題，我可以跟商家談判甚至以不買威脅。

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的理論基礎是勞動價值論，也就是說，勞動是壹切財富的源泉，壹切依據這個理論推導而來。假如說這個資本家投入了勞動，就是妳說的服務，那工人的壹部分勞動時間生產自己的勞動力價值即自己的生活資料，另壹部分極小的時間生產出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在將這兩部分都生產出來之後的剩餘勞動時間生產的剩餘價值，就無償的歸了資本家所有，這不是剝削是什麼?

鄧右的支持者：問題是資本家的勞動力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資本家也要進行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工作創造多少價值?應得的報酬是多少呢?這種屬於無形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呢?這是很實際的問題，比如國有企業老總(他也是在提供服務)的應得報酬是多少?藝術家勞動創造的價值應該怎麼計算?這種計算肯定很複雜。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組織、分析、決策工作」這些事情，更多的是資本家雇傭的高級打工仔、職業經理人及高級白領做的事情，用馬克思的話說：「難道他自己沒有勞動嗎？難道他沒有從事監視和監督紡紗工人的勞動嗎？他的這種勞動不也形成價值嗎？但是，他的監工和經理聳肩膀了。」

尤其是在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后，恩格斯說：「如果說危機暴露出資產階級無能繼續駕馭現代生產力，那麼，大的生產機構和交通機構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國家財產的轉變就表明資產階級在這方面是多餘的。資本家的全部社會職能現在由領工薪的職員來執行了。資本家除了拿紅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種資本家互相爭奪彼此的資本的交易所中進行投機以外，再也沒有任何其它的社會活動了。」

既然資本家可以不參加勞動，僅僅憑藉企業所有權、生產資料所有權、資本所有權就可以剝削工人，那麼那些參加了壹部分勞動的資本家，其所得必然遠遠高於他的勞動創造——因為企業所有權這種最大的最根本性的權力必然會對分配產生重大影響。

明顯的把進行具體組織工作及分析決策的職業經理人和依靠資本所有權進行不勞而獲的資本家混淆了，職業經理人依靠自身腦力勞動所獲得的高額工資與資本家依靠資本獲得的巨額利潤相較，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資本家依靠生產資料所有權就可以剝奪工人大部分勞動成果，那麼為了維持這種剝削，維護這種統治，資本家必須要將剝削所得分壹部分給高級職業經理人，形成壹個中間階級。如果職業經理人像工人壹樣被資本家殘酷剝削，那麼職業經理人即中產階級必然會聯合工人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所以職業經理即中產階級也參与瓜分了底層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在毛時代，社會主義工廠里的廠領導的工資和高級工人差不多但比壹般工人要高。毛時代工廠領導(相當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和工人的工資差距如果是壹兩倍，那麼今天資本家及高級經理與工人的差距已經擴大到十倍甚至千百倍。這個擴大的部分，難道不是剝削嗎?

那如何衡量資本家通過自身勞動創造的那部分價值?勞動力價值根據的是生產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即他每天吃穿用以及上學等活動花的錢。企業管理者的勞動屬於複雜勞動，複雜勞動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的倍數，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兩者的報酬不會相差太多，主要依據勞動時間計量工資。因為之所以能夠從事複雜勞動，是因為他接受了較高等的教育，也就是有較高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的是全社會的免費教育，也就是說，這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者是社會，所以複雜勞動相較於簡單勞動多得的報酬應歸社會所有，壹部分作為生產積累資金，另壹部分分配給全社會的勞動者。

《資本論》第五章：「比社會平均勞動較高級的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壹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產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內物化為較多的價值。」

但這並不意味著分配會很複雜，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現在怎樣解決關於對複雜勞動支付較高工資的全部重要問題呢?在私人生產者的社會裡，訓練有學識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承擔的，所以有學識的勞動力的較高工資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熟練的奴隸賣的貴些，熟練的雇傭工人得到較高的工資。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裡，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所以複雜勞動所創造的成果，即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關於這個歸社會所有的有關產品的分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壹章也早有回答：「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的產品。這些產品的壹部分重新用作生產資料。這壹部分依舊是社會的，而另壹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因此，這壹部分要在他們之間進行消費。」

經常在網上看到各種各樣否定剩餘價值論和「剝削」概念、篡改勞動價值論的文章。我認為，對於這些文章的作者來說，作為人，可以沒有手，沒有胳膊，或沒有腿，沒有什麼都行，但唯不能缺少大腦，如果壹個人連大腦都沒有了，那能不能稱得上人就很難說了。同樣，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不管怎麼發展，怎麼「與時俱進」，怎麼「本土化」，怎麼不「教條主義」，如果將作為政治經濟學核心和科學社會主義基石的剩餘價值理論和「剝削」概念給否定了，那還能是馬克思主義嗎?妳可以把它叫做狗主義屁主義，狗屁主義或者叫特色主義也無妨，但就是不能叫做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製造業與零售業中的工人階級，大多數是窮苦出身，很多根本沒有機會讀到大學，根本沒有辦法系統的了解馬克思主義。讀到大學的人，即使接觸到階級鬥爭史觀，也不會主動去跟工人階級宣揚，壹種人是因為怕被共匪迫害。另外壹種是被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物質文化生活所腐蝕，或者是被共匪的洗腦宣傳所蠱惑 認為堅持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資本主義，可以讓他們在機會平等的條件下賺錢，所以不會用馬克思主義去激發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意識。很多工人階級被共匪洗腦，只是接受了單純的偉光正教育，認為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時候，中國人生活的很辛苦，然後共產黨出來革命了，讓中國人翻身得到解放，他們根本不知道當時共匪用來批判國民黨沒有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據是什麼，以及共匪只是壹個從事政治投機活動的政治流氓。共匪以前說工人階級沒有老闆有錢是因為老闆用生產剩餘價值的方式剝削工人，所以工人才會變得很窮，非公有制經濟 民營企業家 按生產要素分配這種資本主義的核心組成部份，是造成工人階級普遍貧窮的根源，而國民黨維護的就是這種制度，妳去奪回剩餘價值去搶劫老闆，國民黨會把妳抓起來，所以國民黨是反動派，是維護剝削者的走狗，國民黨就該被打倒。既然是這樣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也是在做國民黨以前在做的事情，工人階級是不是有理由對共匪進行革命，由於訊息的不對稱，中國的工人階級根本不了解這些事情，如果工人階級可以充份的接觸馬克思主義，當他們有了階級鬥爭史觀的時候，再用階級鬥爭史觀去檢視共匪，他們會不會把共匪當成革命的對象，如果會，這應該會很有戲劇性，我建議中國境內那些希望推翻共匪統治的人，可以嘗試壹下去推廣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對工人階級推廣。

馬克思所鼓吹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佔有，以及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還有按勞分配的制度實際上是壹種可以讓政治投機份子可以掠奪壹般民眾的制度，因為他說的社會佔有的前提必須是實現國有化，然後國有化的那個國家根據列寧的解釋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必須代表無產階級專政階級敵人。

至於所謂的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也必須由所謂的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來領導，也就是必須由共產黨來領導。

按勞分配也必須建立在根本無法精確計算的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虛幻的概念上面，結果在實踐中就變成了共產黨可以對壹般民眾予取予求。

因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精確計量，勞動的質和量無法互相轉換，如造原子彈的工程師和推手推車的工人的勞動量和勞動成果根本無法比較，因此分配也不可能有統壹標準，除非叫人們接受平均主義，為各種不同的職業設定壹個特定的生產方式 生產條件 以及勞動熟練程度作為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在這個基礎之上只要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耗費是壹樣的，無論哪種職業都是壹樣的薪水，但是這樣做真的是壹種合理的分配方式嗎？即使馬克思曾經提出過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說法，可是究竟如何衡量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在分配上的差別，如何根據工種劃分間單勞動與複雜勞動，馬克思根本沒有具體的解釋。

事實上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根本就無法實現合理的分配，根本無法合理的將勞動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歸還給勞動者個人所有。

如果真的按照勞動量與用勞動量來代表的的勞動產品之間的等價交換原則來交換生活資料，根本沒有可行性，如果在社會平均生產力水平的基礎上製作壹把石斧的勞動量是壹天，製作壹張漁網的勞動量也是壹天，製作石斧的人工作完壹天之後只能買壹張漁網，因為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石斧跟慾望是同樣價值的無差別的抽象勞動所創造的。

顯然用勞動量去換取用勞動量所代表的勞動產品也是不可取的，只會讓社會材富的分配更加畸形，中國在取消了貨蔽實行票證制度的那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證明。

如果實行工資制度，各種不同職業的勞動價值要如何計算，各種不同的職業不同的勞動量貢獻的大小如果用貨蔽來表現該如何表現？誰來規定工資的標準？無論是中國在讓毛左很懷念的時代所實行的什麼八級工資制度，政府官員二十六級工資制度，還是其他世界歷史上社會主義實踐中實行過的所謂的按勞分配原則，不可能有統壹的，精確的分配原則，全部都是「按長官意志分配」或者說是「按權力意志來分配」。

因此，只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是以前的、現在的、還是將來的，如果他們都無法提出「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中同壹企業中不同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量和勞動成果的精確的計量方法」，那麼他們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力的理論和事實來證明按勞分配的正確性！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在實踐中讓廣大沒有權力的壹般民眾變成了共產黨的奴隸，不但沒有消滅他所說的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表面上資本壟斷已經不存在了，實際上資本壟斷只是換了壹種形式而已。



鄧右上台之後提出了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概念，按生產要素分配也就是按資本分配，因為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主要的生產要素，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都具有商品屬性，都是資本，按生產要素的分配，在實踐中就是根據人們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以及所需要的工具的多少來分配。

在非公有制經濟中，所謂的民營企業家也就是資本家，他們以創辦民營企業的名義，把原料與工具壟斷在自己的手中，沒有佔有這些生產要素的工人，就只能去給資本家打工，只能讓那些在商品流通環節中的掌握資本的中間人，不從事生產性勞動的資本家剝削。

他們生產的產品賣到市場中去，主要的利潤歸老闆，工人只能得到非常微薄的壹部份收入。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產黨與之前的傳統的共產黨不同的是，他不主張廢除商品經濟，主張按生產要素分配，卻又主張讓壹個權力不受制約的政黨，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用所謂的國營企業去做生意，國營企業有行政權力作為後盾，完全不必慘與市場競爭，就可以壟斷整個行業。

雖然國營企業的原料與工具，不是被表面上的資本家佔有，但是實際上這些生產要素，已經被掌握在共產黨權貴的手中，共產黨權貴成了最大的資本家。

給共產黨打工的工人，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被賣出去之後，那個利閏由共產黨權貴支配。

共產黨權貴繼續根據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也就是按資本分配的原則把主要的利閏交給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是國營企業中真正佔有生產資料的人。

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無論企業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直接佔有生產所需要的原料與生產所需要的工具，不能直接佔有除了工人的勞動能力以外的主要生產要素。

工人被資本家剝削的本質就不會改變，唯壹的區別是民營企業的老闆是壹般的資本家，國營企業的老闆是有公職人員身份的資本家。

但是私有制與雇傭勞動制度的本質，商品經濟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無論實行這種制度的人把這種制度叫做混合經濟或者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制度本質上還是資本主義的。

這種制度並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本質，勞動者與勞動的客觀條件，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的本質。

掌握資本的少數人可以支配工人的剩餘勞動佔有工人的剩餘價值的本質不會改變，工人作為被剝削者的階級地位不會改變。

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的國有化比私有制更壞的壹個地方在於，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民營企業走向壟斷需要壹個漫長的過程，在競爭的過程中，資本家們為了爭奪他們認為優質的工人，會試著比其他人開出更高的薪水，工人在資本家競爭的過程中，可以享受壹點工資成長的好處。

國有化之後，政府直接壟斷整個行業，從事某個行業的工人，沒有地方可以選擇，只能去那個國家所代表的企業裡邊工作，因為壟斷，因為不需要競爭，工人的工資難以成長。

再加上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實行高度國有化的國家，普遍靠壹黨專政來維持。

統治者用法律確定工人應該得到多少，工人就只能得到多少。

工人的勞動能力在不存在競爭的環境下，失去了評價機制，工資的價格在也不必隨著市場環境而改變了。

國家給工人多少錢，工人就得到多少錢，工人組成工會要求增加工資，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工人壹旦組建工會，就會被共產黨以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的名義鎮壓。

因為共產黨的國營企業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運行，所以自然不會提供公共服務，國營企業生產的產品本質上是商品，需要用錢買，國營企業壟斷了市場，同時也壟斷了價格，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佔有國營企業的共產黨權貴，不會在意購買力的水平，所以國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價格不會比壹般民營企業所生產出來的產品要便宜，國營企業壹方面在市場上賺錢，壹方面又剝削企業內部的工人。

這不但不會消滅剝削，反而帶來了新的剝削。

事實已經證明，只要工人不能直接佔有生產資料，只要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人去掌握經濟命脈的極權統治的本質不變，無論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工人始終是被剝削者的本質是不會改變的，要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在經濟高度民主化的基礎上，讓工人真正佔有企業的生產資料並直接參与企業的分配，只有這樣，工人才能真正的在經濟上被解放。

在沒有民主政體的基礎上，按生產要素分配也不會發展成同樣具備重要性的各生產要素佔有利潤的比例一樣，然後生產要素內部的成員根據勞動量的大小進行按勞分配的局面就不會形成，尤其是在中國，因為國家被中共官僚集團與紅頂資本家壟斷所以無法真正做到合理的按生產要素分配。

中共壓迫工人運動

曾經發生在中國的佳士科技公司的工人運動雖然被鎮壓了，可是這次工人運動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還是值得肯定的，參与抗爭的工人表現了成熟的階級意識。如果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維方式看待佳士科技公司，佳士科技公司資方成立的企業工會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階級，他們只是幫助資方維護利益馴化員工的工具。如果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懂得運用正確的勞動價值理論去分析事情，必然不會把原本合理的訴求看成是沒有必要爭取的。因為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理解了勞動價值理論，所以理直氣壯的組建獨立工會要求增加福利，反對削減福利。按照勞動價值理論的定義，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勞動量決定的。反對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抉定商品價值的人們反對按勞分配的人們認為：「使用價值是商品交換的核心內容。無論是簡單商品經濟，還是發達商品經濟都是如此。排斥使用價值的價值是毫無意義的。使用價值始終是商品生產者追逐的情人。既然取得使用價值實體，滿足需要是商品交換的目的，那麼，人們在交換中比較雙方產品的著眼點只能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別的什麼。只有能夠反映使用價值大小的某些屬性的量，才能成為商品交換的比例。但是，僅僅承認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是不夠的。」


　　不應該否認使用價值對於價值的決定性作用。它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少了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無法存在。商品的價值構成是由製造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抽象出來的壹般勞動，只是在「抽象」的過程中，把具體勞動和商品使用價值的差別性舍掉了，否則就無法抽象，但舍掉具體的差別，並非否認具體勞動和使用價值的作用，正像具體勞動是抽象勞動的母體壹樣，使用價值也是商品價值的母體。其實，作為商品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商品使用價值，其載體的多重功能是萬萬輕視不得的，正因為許多經濟論者並沒有真正弄清使用價值的載體功能，才在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係上糾結不已。

　　假設，農民可以用壹頭弱驢與另壹個農民『等價交換』壹頭壯驢。經驗告訴我們，不論弱驢與壯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相等的，還是前者大於後者，這筆交易都是不現實的。因為對農民來說，弱驢的使用價值不及壯驢。相反，天上掉下來的壯驢卻可以與人工餵養的壯驢進行『等價交換』。可見，在商品交換關係中，使用價值並非只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而是交換價值的直接決定者。」

　　這個例子看似有理，實質上卻把這個理講「歪」了。這個問題，正涉及使用價值物質承載的壹個重要功能，即使用價值的「效用」，是實現商品價值的首要前提。其間，使用價值作為物質載體，附在它身上的商品價值或壹般勞動量，會隨著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或轉移。拿這個例子來講，首先舉得不規範。同類商品之間是不會相互交換的，它最多是個別人的行為，如襪子換襪子，有意義嗎？其次，如果作為價值載體的使用價值本身有缺陷，在交換中是不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的，儘管它內含的抽象勞動量和其他同類使用價值壹樣多。壹只桃子爛了，它就賣不出其他好桃子同等的價錢，因此，壹只病弱的驢子，怎麼可能和壹只健康的驢子「等價」呢？第三，即使拿壹只年老驢子和壹只青壯驢子相比，即便伺養前者付出的壹般勞動量要比後者多，也不會賣出青壯驢子壹樣的價錢，只會低價甚至無價「拋出」，因為伺養年老驢子所付出的勞動量，已經隨著這隻驢子多年的勞作，比如磨豆腐，轉移到豆腐中去了，這隻作為「載體」的驢子，也耗損的差不多了，它能和青壯驢子相比嗎？就像妳能用舊襪子換人家的新襪子嗎？妳舊襪子中的「價值」或「勞動量」，已經被妳「穿」得差不多了。但是，如果此類交換不是在同類使用價值中進行，而是在異類使用價值中進行，情形就不同了。比如壹台大半新的洗衣機只能換壹台大半舊的電視機，那麼我們就可以從這兩種電器無法類比的使用價值的交換看到其後面的交易規則了——即按兩種電器各自耗損掉的「價值量」進行換算。比如洗衣機的購買價格是五千元，而電視機的價格是一萬元，由貨幣直接度量的「抽象勞動」，在電視機中是洗衣機中的壹倍。當洗衣機用到大半新時，其耗損的價值量假定為一千元，而電視機雖然用到了大半舊，但其內存價值仍有4000元，於是交易成功——仍是「等價交換」。

　　因此，只有使用價值「完好無損」，才能保證其中包含的價值「完好無損」地實現，這是作為商品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的第壹個保值功能；而商品價值在其載體——使用價值上，是隨著其物質載體的耗損而同步耗損，這是使用價值的物質承載功能的第二個規律。而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使用價值還有第三個最為重要的功能或規律，即商品使用價值的物質屬性或效用，直接決定社會對該商品的需求總量，這對此類商品內包含的價值能否全部實現，生死攸關，非同小可。也正是在使用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上，引發的關於價值和使用價值關係的困惑最多，以致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在這個問題上將商品的價值和使用價值混為壹談。

　　我們先來看看這樣壹個例子：假設在市場上，野生甲魚每斤可賣到90元，而人工餵養的甲魚每斤只賣到20元。如果從直觀上看，顯然，野生甲魚沒有經過任何人工餵養，但它的營養價值卻遠遠超過家養甲魚，因而，它的價值是直接由它的使用價值決定的。這個直觀事實似乎以無可辯駁的論據支持、印證了商品的使用價值即實際效用決定其價值的立論。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在古典經濟學時代就被經濟學家們發現，並最終導致了著名的李嘉圖之問：「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里收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麼？」由於壹直沒有解決這個困惑，李嘉圖只得在他的勞動價值論上作出折衷和妥協：「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換價值來自兩個方面：壹是稀缺性，壹是為了獲得它們所需要耗費的勞動量」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那麼，這個難題究竟找到了怎樣的答案呢？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有人花了幾十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麼，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但這樣的答案只會引起更多的矛盾或困惑。比如，按照商品使用價值的效用決定其價值的論斷，在商品「效用」不變的情況下，商品的價值也應不變。繼續用上面那個例子說明：比如野生甲魚的「效用」即營養價值是人工餵養甲魚的四倍，每斤賣90元，那麼，在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效用都不變的情況下，它們的價值和價值之比也應該不變，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它們的市場價格和價格之比處於常態的變動之中。我們常看到的，野生甲魚有時降到60元、50元壹斤，而家養甲魚有時又漲到100元、150元壹斤。如果說，前者效應不變價值也不變之說，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而後者價格隨市而變是「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慾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這顯然沒有說服力，因為價值的認定和價格的變動都是銷售者說了算，而所有的消費者都希望商品的價格都降到冰點才好。有人會說，這是消費者用腳投票的結果。那麼，既然用腳投票，我們只好無奈地回到供求關係之說：前者降價，是因為野生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多了，後者漲價，是因為家養甲魚的市場供應量少了。然而，供求關係之說雖很簡單，但它卻推翻了「效用」決定價值的理論，因為兩種甲魚的營養價值並沒有變；同時也推翻了「消費者評估說」，因為消費者最終不是跟著感覺走，而是跟著價格走。這樣，決定野生甲魚和家養甲魚的價值及價值之比還有第二種力量，即供求關係。那麼，商品價值的最終決定者究竟是其使用價值的「效用」還是市場供求關係？如果是「效用」，那麼就應該堅持商品的效用不變其價值也應該不變，如果是供求關係，那麼商品「效用」在商品價值的構成上，就根本無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供求關係將商品的「效用」降到冰點的事實在市場經濟中比比皆是。於是，在這個無法解決的矛盾面前，壹些經濟學家們只好用「二元價值論」自圓其說，即商品價值是由使用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共同決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勞動和商品價值無關。這就是「勞動價值論無用」論的來源。

　然而，人們忽略了這樣壹個問題，只要市場供求關係對商品價格產生影響，商品價值的構成，就和其中包含的抽象勞動脫不了關係。因為商品的市場交換中有兩個最基本的事實和商品中包含的勞動息息相關。第壹個事實，商品生產者制定商品價格的主要依據，是商品製造過程中的生產價格，即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而各種生產要素以貨幣形式表現的價格，是以其中包含的壹般勞動量為計量單位的；第二個事實：消費者用以交換商品的，是同等價格的貨幣。而這個貨幣量則是他工資或其他收入的壹部分，同時也是他勞動報酬的壹部分。也就是說，消費者是用他壹部分勞動報酬換取商品的，因而，消費者和商品生產者「等價交換」的只是雙方商品和貨幣中包含的等量抽象勞動。

　　這樣，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商品價值的第三種功能便清晰起來：壹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即特殊屬性，決定了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而滿足這種總需求的商品總量，又是由其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即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總量）來衡量其衡量的貨幣表現，則是這種商品的價格總量。於是，戲劇化的情形便發生了。當這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和社會對這種商品的需求總量相壹致時，則此類商品價值總量和其價格總量相壹致，意味著全體消費者用自己的勞動（報酬）總量換取等量勞動的商品，因而此類商品的單位價值得以全部實現；然而，當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多於其社會需求總量時，其中超出的部分就賣不出去，賣主只得降價拋售，這樣，單位商品價值就無法全部實現，如果此類商品同樣能夠賣光，其中無法實現的價值並沒有「蒸發」，而是無償地轉移到了消費者手中，因為他們用包含壹定勞動量的貨幣換取了包含更多勞動量的消費品，其後果，當然是商品生產者吃了虧，他必須調整此類商品的生產才能維繫他的企業不致破產；相反，如果此類商品的供應總量少於社會對它的總需求，則商品價格就會上漲，商品生產者由此獲得的超額利潤是由廣大消費者買單的。

　　因此，商品使用價值作為價值物質載體的第三種功能，直接決定了每件商品的價值能否完全實現（對商品生產和銷售者而言），同時也直接決定了商品不能實現的價值部分和商品賣出后的超額利潤在生產（銷售）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相互轉移。這樣，使用價值的這種第三種功能，則能解答李嘉圖的百年之問：如果稀缺商品的社會總需求是10，其價值總量或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的貨幣表現為10萬元，那麼每件商品的單位價格是1萬元；但是，當這種稀缺商品的市場供應總量只有1，那麼這1件商品的價格就會上漲10倍，這意味著，這位消費者必須付出這種稀缺商品社會需求總量的全部價值或價格，才能將這壹件「萬千寵愛集於壹身」的寶貝買回來。而這件價格10萬元的「寶貝」是有它的實際「身價」的，即壹萬元。只是在供求關係懸殊的情況下，社會需求總量中其他9件同類商品的價值，因為其沒有「現身」，被這壹件「現身」的商品「吸附」在自已身上了。

　　對李嘉圖之問而言，壹瓶葡萄酒窖藏之前只值2先令，窖藏之後，它因為「窖藏」付出的勞動假定升值為2英磅。然而它在市場上卻賣出了壹百英磅的價格，那麼，最合理的解釋就是，窖藏多年的葡萄酒在市場上極為稀缺，需求量為10，供應量只有1甚至更少，壹位鍾情于窖藏葡萄酒的傻瓜消費者就以這類窖藏葡萄酒的社會總需求量的全部價格買下了這瓶酒。這樣，這位窖藏者所獲得的98英磅的超額利潤，就是這位傻瓜消費者雙手奉送的。當然，如果因窖藏酒賺錢太多，窖藏者多了起來，窖藏酒的供應量增加到十，和其社會總需求壹致，那樣，窖藏酒的價格就會跌到和它的實際價值相壹致的價位了。

　　其實，李嘉圖將商品分為稀缺商品和普通商品，並斷言前者的價值首先是由其稀缺性構成的二元理論，仍然停留在直觀層面上。因為從直觀層面看，任何稀缺商品的高昂價格，都直接來自於其稀缺的品質和獨特的屬性。比如野生甲魚獨到的營養價值，窖藏葡萄酒獨特的品味等等。但在這個表象之下，人們往往忽略了壹個事實，稀缺商品的獲得，往往要付出更多更複雜的勞動，而稀缺商品的價值，則仍然是由隱藏在商品稀缺品相後面的那隻無形的手——勞動構成的。野生甲魚價格的高昂，說明捕捉它要付出更多的勞動、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技術，甚至是可遇不可求，而捕捉壹只野生甲魚所付出的勞動和時間，會比伺養壹只甲魚多出幾倍。而野生甲魚資源越稀少，付出的捕捉勞動就越多，其價值也就越高昂；窖藏葡萄酒不僅需要窖藏的條件，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付出漫長的時間。如果妳租壹個地窖需要付租金，窖藏需要保持壹定溫度，那麼租金和保持溫度的設施以及妳本人付出的勞動都是窖藏葡萄酒的成本或增殖的部分。因此，稀缺商品供應量不變的情況下，其社會需求總量越高，它的價格也就越高；而稀缺商品的供應量越少，為之付出的勞動就越多，它們的價值也就越高。

　　另外，壹些以觀賞和收藏為消費對象的特殊稀缺商品，如藝術品，其「使用價值」的特殊屬性及其「效用」，是和人們用於壹般生活消費的普通商品是不同的，其界定的尺度也不相同。比如繪畫、書法的觀賞收藏價值，即它們的「使用價值」和「效用」，是由「知名度」這個尺度界定的。壹名繪畫作者的知名度越高，其作品的「觀賞、收藏」效用就越大，而作品的知名度是和它的社會需求量成正比的：知名度越高，需求量就越大；而知名度和它的供應量成反比：知名度越大，供應量就越小，因為壹流的藝術家或其他什麼家，總是處於極少數的頂層，這是自然法則。

　　比如，兩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訓練、勞動、思考可能壹樣多，但他們的作品能否完全實現其價值，則會因其知名度不同而大相徑庭。

　　假如其中壹名畫家名聲大噪，觀賞者、慕名收藏者趨之若鶩，那麼，這位畫家的作品不僅能夠完全實現它的價值，而且能夠賣出超出其價值許多倍的價格。因對為對這名畫家作品的社會總需求可能是100，而其供應總量可能只有5，那麼這名畫家出售作品所獲得的利潤空間，則是他作品價值的20倍。當然，也許並不是壹名觀賞者或收藏者壹次性用對這名知名畫家作品社會總需求的總價格購買他的作品，但這個「20倍」的利潤空間則是客觀存在的，也許會由觀賞者或收藏者之間的數次「轉讓」或「轉手」把這個利潤空間填滿。然而，如果這位知名畫家死了，其作品的供應量永遠定格在壹個恆數上，或這個恆數仍因散失破損等原因減少，但對其作品的社會需求總量卻在不斷增加，那麼，年代越久遠，其作品的觀賞、收藏價值就越大，價格就越高，直到這寥寥幾幅作品將各個時期社會對其需求總量構成的價值總量全部「吸附」到自己身上，那樣，這些作品就是「天價」了，而當初這位畫家在創作中付出的學習、訓練、勞動、思考等「價值」，則像壹滴海水，演沒在這「天價」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時，假如另壹名畫家畫了壹輩子沒有人要，他的作品沒有人賞識和收藏，壹幅也賣不出去，那麼，他為創作付出的所有勞動或價值，則因為其作品沒有「效用」或觀賞、收藏的使用價值而無法實現，也就是說，他白做了。

　　這就是商品使用價值「第三種功能」的神奇作用。

從事資本運作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從事生產勞動也是生產要素的壹部份。佳士科技公司的產業工人從事具體的勞動產品的生產，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所提供的服務本身就是壹種勞動產品。


佳士科技公司不同於其他性質的公司，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在跟共匪進行官商勾結的過程中早已經建立了固定的銷售通路，也已經擁有了現成的生產技術，不存在複雜的資本運作以及技術研發，因為生產技術早就有人設計好了，公司的利潤的產生，除了基本的設備，除了生產設備 廠房 原料以外，沒有公司的員工的勞動，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是不會產生的。


無論是工齡很長的產業工人，還是新來的產業工人，除了生產設備與廠房本身的成本以及燃料成本之外所產生的利潤，基本上來自於員工們的勞動所產生的社會功能在市場機制中的被認同程度在貨蔽量上的體現，而這種貨幣量的增加，佳士科技公司的利潤的增加，必然離不開公司的員工特別是產業工人所耗費的以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勞動量的增加，比如在同一件商品的基礎上產生的兩個供給與需求沒有出現失衡的訂單，一個訂單比另一個訂單更有利潤必然是作為產業工人的工作人員的勞動量不同來決定的，訂單越大勞動量就越大，銷售的收入就越高，公司獲得的利潤就越多，如果這種利潤的增加不是建立在公司請了更多的員工來分擔增加的勞動量的基礎之上的，公司的員工比以前付出更多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可是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卻在超時勞動創造超額利潤的時候被削減了福利。


當然了這些利潤，資方可以拿走壹部份，因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資方參与了投資，參与了資本運作。但是勞方參与了具體的生產勞動，利潤有增加的時候，資方賺錢的同時，應該增加員工的收入，增進員工的福利待遇，而不是削減員工們的福利待遇。即使用按生產要素的原理解釋佳士科技公司的勞資分配狀況，這也是壹種剝削，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抗議是正當的。


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並不是完全正確，忽視了不同性質的勞動以及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耗費了一樣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但是勞動的複雜程度以及腦力與體力的具體耗費之間的差異，完全忽視具體的勞動耗費無法精確計算的問題，忽視不同的勞動產品即使在生產過程中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一樣，因為具體勞動的複雜程度不同，因為使用價值的不同，不同的勞動產品如果單純的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進行等價交換是不科學的。但是也不應該否認，同樣一種工作，同樣一種勞動產品的生產，如果工作量比以前延長了，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利潤的這個基本事實。工人的工作時間被延長了，公司賺了更多的錢，就應該增加工人的福利，所以佳士科技公司的員工組建獨立工會爭取更多的福利是有正當性的。

中共建立的黨營企業的本質

關於共匪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各種流派的學者都提出過自己的看法，可是很少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共匪為什麼堅持國營企業壟斷，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進行分析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共匪不願意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分析可以得出共匪堅持國營企業壟斷的目的是為了保護權力尋租保護剝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及其邏輯推論剩餘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它正確、完善與否，壹百多年來世界上有很多爭議。在此，先簡單回顧壹下這個理論的基本內容。

假設壹個工廠有1個資本家，100個工人。它的總產值G是每年1000萬元。其中，原材料、能源的損耗和廠房、設備的折舊為600萬元，工人總工資為200萬元。馬克思將前面的600萬元稱為不變資本或轉移價值M，而V=G-M=1000-600=400萬元，稱為可變資本或創造價值。馬克思認為，V全部是工人勞動創造的，而工人的總工資只有200萬元，那麼V的其餘部分，即400-200=200萬元，這部份屬於被資本家剝削去的剩餘價值C。此例中剝削率為C/V=200/400=50%。

如果馬克思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壹個必然的邏輯結果就是，被剝削的剩餘價值應該如數返還給每個工人。另壹個合理的推論就是按勞分配。如果某個工人，或者某個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較平均水平高，那麼這個人、這個企業也應獲得與其勞動成果相對應的較高收入。否則如果平均分配，那也是壹種剝削，生產率低的人或企業剝削生產率高的人或企業。

然而不管這種說法對不對，哪怕是在號稱實踐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或者前蘇聯、東歐國家，馬克思這個勞動價值論實際上也沒有被認真執行。國營企業的分配模式是根據共匪的意志進行分配，原則是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這個大、中、小的比例關係絕對不是1.2:1.1:1.0這樣的接近比例，而是通常至少各差了壹個數量級。最絕對的時候，企業100%的利潤要上繳，後來鬆動壹點，也要繳90%以上。再後來更寬鬆一點了，國營企業裡邊的官員有了更大的支配權。即使剩下的部分也主要不是用於給企業內部的產業工人發獎金，而是作為企業自留資金。這個資金也不是工人可以隨便動用的，可以被共匪肆意瓜分。所以國營企業也有很多人也在抱怨，他們得到的工資和福利相比他們創造的價值太少了。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國家要代表全體人民搞建設，搞福利，所以需要暫時犧牲壹部分人的利益，集中資源辦大事。姑且先不論這種觀點在邏輯上和程序上是否有足夠的合理合法性，如果嚴格按照勞動價值論要求，那麼就必須先確認每個勞動者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然後，國家再徵調或者借用其中的多少，這樣才是清楚明白和公平正當的。然而，共匪有這樣做過嗎？從來沒有，國營企業的利潤最終被共匪貪污了。勞動者既不知道自己實際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被徵調或者借用，甚至不知道究竟是徵調還是借用？

如果這些產品或價值是借用，那就意味著是國家欠勞動者的，必須歸還。總要有壹個歸還計劃，還要加上合理利息補償，而不管國家的經濟狀況如何，因為那不是個別勞動者的責任，而是借貸人，即政府的責任。然而，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有這種歸還計劃嗎？沒有。連是徵調還是借用都不清楚，甚至連勞動者自己到底創造了多少價值也不知道，還什麼？怎麼還？

首先，勞動者就總在抱怨自己得到的工資和福利比自己創造的價值少得多，也就是說遠未還清。然後，這種分配主要依據計劃的規定，而與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高低基本無關。如果是歸還，那麼顯然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工資和福利的也應和個別人、個別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至少大致成正比。否則搞大鍋飯，平均分配，實際是在相同的行政級別下大體平均，那就是勞動生產率低的人和企業剝削了勞動生產率高的人和企業。這種剝削是否也應該被批判和糾正？

其實，所有這些理論和實踐脫節的矛盾，如果換壹個角度看就很好理解了。因為根本無法計算具體的勞動量，例如科學研究、企業管理等複雜勞動的價值，實際上在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的內部的分配也不是依據勞動價值論，而是根據各生產要素在生產力的形成中的貢獻大小分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要素，壹般分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四項，可以抽象簡化為資本和勞動兩項，土地、企業家才能可以合併到廣義資本要素中。既然是按照生產要素對生產力的貢獻大小決定分配，那麼自然貢獻大的要素所佔的比例就大。所不同的僅僅是，市場經濟通過市場決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共匪控制的國營企業是共匪通過自己的意志規定各生產要素貢獻大小，如此而已。共匪規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的分配原則。這個比例是怎樣來的？其實，也就是參考壹般市場經濟下形成的勞資分配比例關係，而不可能是從天而降，無中生有的。也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國家徵調某些勞動者創造的部分價值，並不需要解釋和說明，更不需要歸還。在共匪統治的國家，整個國家都是共匪的，共匪可以隨意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尤其是處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共產極權主義國家，整個社會資源的分配權在共匪手裡，共匪以國家佔有的名義讓自己成為最富裕的階層。因為事實上，國家並不認為這壹部分價值是這些勞動者創造的，而是國家作為資本所有者的投資收益。全民所有制的名稱也說明了這壹點，資本所有權是全體公民，這個投資的收益也歸全體公民所有，而不是個別企業的勞動者。政府是代表全體公民收取和利用投資收益，並不是說這個投資收益不存在。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本沒有什麼資本投資人的投資收益可言，不管這個投資人是誰。因為任何壹個企業的可變資本V都只能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創造的，投資人不管他是什麼身份，最多只能收回不變資本M部分，甚至連這部分也收不回，因為可能有「罪惡」。在馬克思的分類法裡邊投資人就是剝削者，共匪用馬克思的理論否定了資本家的資本收益權，作為以國家的名義搶劫社會財富的理論依據，可是共匪奪取政權之後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社會財富享受資本收益權，馬列主義只是名義上反對資本家剝削，可是對於共匪佔有生產資料獲取收益卻是支持的，如果說共匪是為勞苦大眾追求利益的，顯然是荒唐的，共匪實際上也是剝削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益的商業機構，所以應該用黨營企業來稱呼共匪建立的國營企業。

講了這麼多，應該可以分析出共匪為什麼拒絕放棄國營企業壟斷的原因了，只要被共匪支配的政府還可以通過控制國營企業的方式實質上瓜分社會財富，放棄國營企業壟斷就意味著共匪要失去巨大的經濟利益，所以共匪堅決反對美國提出的解除壟斷的訴求，這種做法對於作為中國社會最大的剝削者的共匪來講是一種正常的趨利避害的做法。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正確的，工人階級必須反共，因為共匪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階級最大的剝削者，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共匪實際上是維護剝削的統治階級，只有消滅共匪才可以消滅剝削。共匪本質上是壓迫工人階級的，共匪一邊侵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一邊在私營企業內部維護資產階級法權。

如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對的，中國也有剝削，雖然共匪經常掠奪私營企業，經常沒收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可是共匪的掠奪行為與沒收行為本質上是官僚資產階級基於自身利益對非官僚的資產階級進行的掠奪，私營企業在平時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中共匪是保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共匪是保護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權力的，共匪根本不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在中國有工人要爭取建立獨立工會，主張分享企業凈利潤，爭取在私營企業內部獲得財產性收入，訴求分享剩餘價值會被共匪鎮壓，甚至被共匪送進精神病院，中國的資本家擁有的資產階級法權比西方國家的資本家還大，中國的資本家可以長期讓工人階級的工資與企業利潤增長脫鉤，甚至長期拖欠工人階級的工資，雖然中國的資本家會遭受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可是中國的資本家壓迫工人的過程是受到共匪充份的保護的。

我覺得某些體制內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的學者是在幫共匪進行思想維穩，他們的階級剝削理論專門用來分析西方國家，面對血汗經濟比西方國家還嚴重的中國的時候，他們是選擇性失明的，他們甚至用穩定壓倒一切為共匪鎮壓工人階級的反抗辯護。在中國基本上真正因為希望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是共匪鎮壓的對象，共匪只允許中國人接受官方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洗腦，不允許中國人運用馬克思主義反對黨國資本主義。

第三章 決定論世界觀與爭取結果平等對於工人階級的積極意義以及按勞分配面臨的困境

左翼的結果平等與右翼的機會平等本質上是決定論與自由意志論之間的對抗，如果決定論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西方民主國家認同左翼價值觀的人有很多是比較傾向決定論的，因為自由意志論的信徒始終找不到能夠徹底反駁決定論的依據。無論是心理學領域中的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還是斯賓諾沙的決定論，戴維 邁爾斯的社會心理學，都是支持結果平等的。

如果用決定論來解釋這個世界，每個人的所作所為都是命運的壹部份。我們並沒有決定世界的能力，我們的自由的感覺實則是壹種假象，但這種假象是如此的迷人和如此的逼真，或者說可能的真相實際上永遠無法達到：壹個超宇宙的智慧無法存在，因此記憶所有過去與未來的設備不可能存在，因此這個宇宙儘管壹直是單線索的以決定論的方式向前演化，但所有在其中的智慧都無法預測其演化方式，都無法知道自己的宿命，因為決定自己宿命的因素實在是太廣泛了：萬物之間皆有聯繫因果，而意識的自由確是可以真真切切可以感受的，正如同Matrix中被接管所有信息輸入輸出渠道的未來人類，雖然沒有懷疑我們也是那樣的壹種悲慘境遇（我們的情況是這些信息的渠道太廣泛以至於我們的意識沒有足夠的精力去接管或處理，這樣我們的自由意識實際上與整個世界是無限聯繫起來的），因為歷史的單壹圖象，所以意識與量子壹樣，也只是存在無窮可能，但瞬間內還是波涵塌陷，唯壹選擇壹種狀態，而且這種選擇是內秉其先前狀態的——這點是獨斷的和最值得爭論的……

也許妳還未被心理學的證據說服，但腦神經科學研究卻可能對妳擁有自由意志的信念給予致命壹撃。這些神經科學研究均指出，我們的行為都是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決定，而且這些活動都出現在我們作出有意識的決定之前。

生理學家 Benjamin Libet (1983) 的實驗是其中最早兼最著名的研究。在這實驗里，參与者前面有壹個按鈕，他們被告知可以在任何時間按下按鈕，只要每當他們感受到意欲移動手指按掣的衝動時，就做出這壹動作，並記下他們感受到這壹衝動的準確時間。整個過程，Benjamin Libet 會運用腦電圖來觀察參与者的大腦。研究發現，某種腦神經活動出現的時間比參与者感受到行動衝動的時間早了約 300 毫秒。

Benjamin Libet 由此得出結論：意識總是來得較晚。早在我們有意識按下按鈕前的 300 毫秒，大腦的神經連結已經為我們做出了移動手指的決定。這就是說，妳以為自己擁有自由意志下意識決定行動，但實際上妳的大腦在妳不知道、仍沒作出有意識決定的時侯，已經早壹步做了決定。

如果只有壹場實驗，我們大可以抱持懷疑態度。但 Benjamin Libet 公布實驗結果后，許多科學家進行了類似實驗，並對實驗裝置加以改善，都得出同壹結果。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神經科學家 John-Dylan Haynes (2011) 的實驗研究。實驗中要參与者選擇按左邊還是右邊的按鈕。研究發現，某種無意識的腦神經活動能預測參与者所作的決定，而且這個大腦活動在參与者作出選擇前七至十秒就會發生。

這真是讓人咋舌的研究發現。當妳隨意在左右按鈕之間作出選擇時，如果有人觀察妳的大腦，就能在妳有意識地作出選擇前，提前足足七至十秒預測到妳決定按哪邊掣，那麼妳的行為顯然不是妳有意識的決定，而是由妳大腦無意識的神經活動所導致。

以妳選擇餐館的行為作為例子，妳需要思考選擇西餐還是中餐，最紅妳決定選擇西餐。這是妳行使自由意志的選擇嗎？這看起來是，但根據決定論，妳的選擇必定是由過去事件所決定，這些原因可能是妳腦部的神經活動、妳的慾望、喜好或者信念，無論如何，它們都構成了充分原因導致妳選擇西餐，而且它們又是由其他原因所決定；如此類推，壹直溯回過去，追溯到妳孩童時候、出生之前，甚至還未有太陽系之前的事件，它們早已經決定了妳會選擇西餐。既然我們無法改變遙遠過去的事件，那麼明顯可以得出結論：我們沒有自由意志。

在壹個生物的肉體里，同它的心靈活動相對應的、以及同它的自覺活動或任何其他活動相對應的時空事件（考慮到它們的複雜結構和公認的物理化學的統計學解釋），如果不是嚴格地決定的，無論如何也是統計地決定的。對於物理學家我要強調的是，和有些人所持的意見相反，依我看來，在這些時空事件中，量子的測不準性是起不了有關生物學上的作用的，除非是在減數分裂、自然突變和射線誘發突變等這樣壹些事件中，提高了這些時空事件的純粹偶然性的特性時，量子的測不準性才會起作用——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很明顯的，為大家所公認的。 為了進行論證，讓我把這壹點當作是壹個事實，即假如不存在關於「宣稱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人所共知的不愉快的心情，那麼，我相信，每壹位沒有偏見的生物學家都會這樣看的。這是因為關於自己是壹架純粹的機器的這種說法，被認為是同直接內省所證明的自由意志相矛盾的。 但是直接經驗本身，不管是如何的多種多樣和如何的不壹致，在邏輯上卻是不會相互矛盾的。因此，讓我們來看壹下，我們能否從下面兩個前提中引出正確的、不矛盾的結論來： （1）我的肉體作為壹架純粹的機器，是遵循自然界的定律而起作用的。 （2）然而，根據無可置辯的直接經驗，我知道，我總是在指導著肉體的運動，並且能預見其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是決定壹切的和十分重要的，在那種情況下，我感到要對運動負起全部責任。 我認為，從這兩個事實得出的唯壹可能的結論是，我——最廣義上的我，就是說，凡是說過「我」或者感覺到「我」的每壹個有意識的心靈——總是按照自然界的定律在控制著「原子運動」的人，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 在文化界里，有些概念（那些概念在其他民族中曾經有過、或者仍然有著更廣泛的含義）已經被限定了，並變得專門化了，要用它所要求的簡單措詞來表達這個結論，那是輕率的。用基督教的術語來說：「因此我是萬能的上帝」，這句話聽起來既是瀆神的，又是狂妄的。不過請妳暫時把這些涵義撇開不管，先考慮壹下上面的結論，是否就是生物學家能夠用以壹下子證明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朽的結論。 就其本身而言，這並不是壹種新的真知灼見。據我所知，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大約2500年以前，或者還要早壹些。根據早期的著名的奧義書，印度人在他們的思想里已經認識到阿特瑪（ATHMAN，我）=梵（BRAHMAN）這壹概念（即個人的自我等於無所不在、無所不包的永恆的自我），這是壹點也不瀆神的，而是代表了對世上事件最深刻的洞察的精髓。所有吠檀多派（Vedanta）的學者，在學會了這句話以後，都努力地把這個最偉大的思想真正地融化在他們的心靈之中。 此外，許多世紀來的神秘主義者，每個人都獨立地，但彼此完全和諧壹致地（有點像理想氣體中的粒子），描述了他或她壹生的獨特經驗。這些經驗可概括成壹句話：我已成為上帝。 對於西方的意識形態來說，這種思想壹直是陌生的，儘管叔本華和其他壹些人支持這種思想；儘管那些真正的情侶，在他們互相凝視時，會意識到他們的思想和他們的喜悅，在數目上來說，已經是合二而壹了——已不僅是相似或相等的了；壹般說來，他們感情上過於激動而不能從事清晰的思維，在這方面他們也和神秘主義者很相像。 請允許我再作壹些進壹步的評論。意識從來不是在複數中被經驗的，而只是在單數中被經驗的。即使在意識分裂或雙重人格的病理事例中，兩個人格也是先後交替出現的，決不是同時出現的。誠然，我們在夢中同時扮演了許多角色，但這也不是沒有差別的：我們總是其中的壹個，我們總是以這個角色或那個角色的身份直接地行動和說話，而當我們常常熱切地期待另壹個人的回答或反應時，我們並不意識到這個事實，即恰恰是我們自己控制了他的言行，就像我們控制自己的言行壹樣。

眾多這壹觀念（奧義書的作者是著重反對這種觀念的）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呢？意識發現它自身是同壹個有限範圍的物質，即同肉體的物理狀態緊密相連的，並且是依賴於它的（要考慮到在肉體發育期間心靈的變化，如在青春、成年、衰老等時期內的變化，或者要考慮到發熱、酒醉、麻醉和腦損傷等的影響）。可是，存在著大量的相似的肉體。因此，意識或心靈的眾多化似乎是壹個含意深遠的假設。或許所有純樸坦直的人們和大多數的西方哲學家都曾經接受過這個假設。 這個假設幾乎直接導致了靈魂的發現，有多少個肉體就有多少個靈魂，同時也導致了這樣的問題：靈魂是否也像肉體那樣總是要死亡的；或者它們是否是不死的，並能依靠它們自身而存在的。前壹種抉擇是令人生厭的；后壹種則忘記了、忽視了、或者是否認了眾多性假設所依據的事實。人們還曾提出過不少更蠢的問題，例如動物也有靈魂嗎？甚至還問女人有沒有靈魂，還是只有男人才有靈魂？ 這些結論，儘管還只是推測的，壹定會使我們懷疑眾多性假設，而所有官方的西方宗教都是受到過這個假設的影響的。如果剔除明顯的迷信，保留其關於靈魂的眾多性的樸素觀念，同時又用宣布靈魂是要死亡的，或者是要同各自的肉體壹起死亡的說法來「修補」眾多性的觀念，那麼，我們是不是傾向於更為荒謬的謬論呢？ 唯壹可能的抉擇是單純地守住直接經驗，即意識是單數的，關於意識的複數則是未知的；這裏只有壹個東西，但看上去卻像有好多個，實際上這隻不過是由壹種錯覺（梵文是「瑪耶」，意即「幻」）產生的這壹個東西的壹系列的不同方面而已。在有很多面鏡子的房間里，也會產生同樣的幻鏡。高里三喀峰和珠穆朗瑪峰同樣也是從不同的山谷看到的同壹個山峰而已。 當然，還有許多精心構思的鬼故事盤踞在我們的心中，妨礙我們去接受這種簡單的認識。比如，據說在我的窗外有壹棵樹，但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棵樹。這棵真正的樹通過壹些巧妙的設置使它自身的映像投入了我的意識之中，那就是我所知覺的東西，而關於這些巧妙的設置，只有它們的最初的而且是相當簡單的幾步是探索到了的。如果妳站在我的旁邊望著同壹棵樹，樹也設法把壹個映像投入妳的靈魂。我看到的是我的樹，妳看到的是妳的樹（非常像我的樹），而這棵樹自身是什麼，我們不知道。對於這种放肆的言論，康德是要負責的。在認為意識是壹個只有單數而無複數的名詞的觀念中，很容易換成另壹種說法，即顯然只有壹棵樹，而所謂映像這壹套把戲不過是壹種無稽之談而已。 然而，我們每壹個人都有無可爭辯的印象，即他自己的經驗和記憶的總和形成了壹個統壹體，這是完全不同於任何其他人的。他把它叫做「我」。可是，這個「我」又是什麼呢？ 我想，妳如果認真地分析壹下，妳將會發現它不過是比許多個單壹資料（經驗和記憶）的成份為多壹點的東西，就是說，它是壹塊油畫畫布，在它上面聚集了這些資料。而且，經過仔細的內省，妳將發現妳之所謂「我」者，實在是指把那些資料聚集在它上面的那種基本材料。妳可能來到了壹個遙遠的國家，看不到妳所有的朋友，妳可能差不多把他們全忘了；妳有了新朋友；妳和他們壹道親熱地生活，就像妳過去同妳的老朋友壹道親熱地生活壹樣。在妳過著新的生活的同時，妳還記得起過去的生活，但是這個事實將會變得愈來愈不重要。妳可以用第三人稱來談論「青年時代的我」；而妳正在閱讀的那本小說中的主角，也許對妳來得更親切，對妳來說，肯定比「青年時代的我」更為生動和更為熟悉。然而妳並沒有中斷，也沒有死亡。即使壹個有本領的催眠術者，成功地完全抹去了妳早期的全部記憶，但妳不會覺得他已經殺死了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有生命死亡的悲哀。 將來也永遠不會這樣的。

當我們把意願作為基本的心理現象加以考慮時，我們發現在這壹術語下理解的事實構成了發展鏈條中的壹些環節。這種發展的低級階段，也就是簡單的隨意活動，被歸入衝動的表現；而這種發展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選擇活動，則是意志本身的表現。在回顧本能的表現時，我們已經相當熟悉了壹些現象，這些現象的心理條件是某種衝動行為，與此同時，生理組織的特性對它們的發展具有決定性影響。現在，我們主要考慮隨意活動的第二種形式，也即高級的形式，它便是意志本身的活動，以及它與意識過程的關係。 我們從動物王國中覓得了說明本能活動的壹些最佳例子。可是，另壹方面，在目前關於意志的調查中，我們將僅僅限於人類的意識，儘管意志活動也常常存在於動物世界，尤其存在於較為高級的動物中間，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由於意志的概念普遍限於選擇範圍，因此隨意活動的問題壹般又稱為意志問題，並且僅限於人類，原因在於這壹問題不僅對於我們了解意志的本質具有極其重要性，而且對於我們了解意志活動與我們其他內部經驗實的關係也極為重要。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把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成兩個對立的陣營，因此它是壹個該由我們自己的心理來加以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意志的因果性"。

二 壹種衝動的活動，正如我們已經見到的那樣，是單壹地決定的活動，在意識中存在壹種動機。意志活動產生自不同動機之間的選擇，不論是清楚地意識到還是模糊地意識到。因此，在衝動中，"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比起在意志中更少得到發展。由於後者涉及在各種衝動的動機之間作出壹種抉擇，因此"我們自己活動的情感"在意志中是隨著"自由情感"而產生的。 但是，如果自由是擁有意志的結果，是選擇性意志的結果，那麼兩者的關係如此經常地被調換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不是說"我是自由的，因為我能行使意志"，而是傾向於說下面的話，"我能行使意志，因為我是自由的"。這難道不是把因果關係混淆起來了嗎？十分清楚，我們的自由意識只能在行使意志的力量中汲取源泉。囚徒之所以是不自由的，因為他的意志是無效的。囚徒壹旦出獄，他將十分高興，但這是願望，而非意志。堅信我們做事的力量是行使意志所不可缺少的條件，它是活動的決心。那麼，我們究竟如何解釋下面的事實，即紮根于意志的自由意識卻否認了它的起源，並且使它本身成為意志的原因，儘管實際上它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呢？ 我們知道，當我們按照自己的力量，不受外部障礙的阻止而採取行動時，我們是自由的。我們把通過我們自己的力量來採取的行動稱作意志活動，並且把此視作我們自由的結果。但是，我們把什麼東西假設為這種自由的原因呢？看來，這壹點在因果的鏈條上出現了突然的斷裂。我們說正是自由的概念排斥了任何壹種因果的想法。這是因為，如果自由概念依賴於某種原因或其他東西，那麼它便停止成為它所成為的東西也就是它不再成為自由。自由和需要是相互排斥的。 現在，注意壹下我們得出這壹結論所經歷的步驟。如果我們說正是意志概念排除了因果關係的任何想法，這種說法是難以證明為正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壹種意志的所有原因不能被認作該概念的必然含意。因此，能做的事情便是這樣：排除因果關係的自由概念作為壹個中間因素而被動的進入，壹方面意志服從於因果關係，而另壹方面意志又不受因果關係的支配。現在，意志屈從於特定的因果關係，即自由的因果關係，而又不受壹般因果關係的支配，即不受自然過程的因果關係的支配。 正是這壹觀點引起了"決定論"和"非決定論"之間的衝突，前者堅持主張"因果律"的普遍有效性，而後者則是以自由為出發點。決定論者說道："意志不可能是自由的，因為壹種自由的意志不可能與世界過程的實際的因果聯結相壹致。自然規律將會被奇迹所取代。不！每種活動，不論看上去如何自由，壹定是有其原因的。這是必然發生的事，動因無法幫助自身。"可是，非決定論者回答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我們擁有意志自由的直接意識。自然的必然性與個人自由是對立的。但是，後者得到了內在良知聲音的保證，要求動因對其每壹項活動負責。"

自由意志的反對者堅持認為上述假設是壹派胡言；而自由意志的追隨者則認為這壹假設是必要的。那麼，論戰的雙方哪壹方正確呢？ 首先，我們必須認為，所有關於意志自由的倫理爭論都是不適當的。這些爭論會推動我們，它們可能會使我們傾心於人類意志自由的假設，但是卻無法證明任何東西。即使否認意志的自由會危及良知的有效性，並動搖我們整個倫理體系的基礎，科學仍會按其歷程發展，如果能引用可靠的證據來證明意志不是自由的話。可是，幸虧情況不是這樣。不論哪種理論守住了陣地，實踐始終未被問津。妳們可能記得康德曾經說過："唯有在自由觀念下行事的每個人，他的活動實際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他受到自由所必然攜帶的壹切規律的支配，正如他的意志被證明不受理論哲學滿足的約束壹樣。"不容否認的事實是，我們具有的自由意識使得宿命論成為不可能，除非這種意識本身也被認為包含在普遍的因果關係之中。因為這種自由意識告訴我們，我們具有的活動力量不受任何壹種強制力量的有意驅使，不管這種強制力量是來自外部還是來自內部。但是，這種自由意識並沒有告訴我們，我們的活動是沒有原因的。意志自由的捍衛者和反對者在他們混淆強制的力量和原因方面很少達成壹致意見。確實，這兩者是完全不相容的概念，我們不能說地球被迫轉動，但是我們卻可以說人類被迫去死。只有壹個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方才可以被強制。宿命論者所犯的錯誤是摧毀了自由，並用強制取代了自由的位置，強制實際上是產生於自由的壹種條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也就無法把強制構想出來。 因此，如果我們從自由的本身意義上看待自由概念的話，我們將會說，"意志是自由的"。因為在壹個有目的的隨意活動中起阻礙作用的任何東西，在意識看來都被感受為是壹種強制，而意志便是這種強制的對立物。自由和強制是壹對相對而互補的概念，它們必然與意識相聯繫。在意識之外，它們都是想象的概念，只有壹種神話般的想象可以將它們與事物聯繫起來。如果我們說，"地球屈從於強制，因為它繞著太陽轉"，我們可能正好斷言了太陽的自由，因為它使行星轉動。

赫爾巴特曾在某個地方講過："如果我們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那麼我們實際上就是不自由的了。但是，如果我們把自由歸之於我們自己，那麼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自由的。"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話這樣講："如果我們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接下來必然是該現象確有原因。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壹種現象的原因，那麼這並不意味著它沒有原因。"這壹錯誤的推論恰恰是絕對的非決定論的追隨者們在作結論時提出的。他們作出這壹推論的前提是，我們無法在意識中發現決定意志的壹切原因，意志本身便是我們活動的首要原因。 有人試圖通過進壹步的肯定論據來支持來自意識的這種否定證據。我們被告知，在自然界中，每個發生的事件都以事物的先前情況為先決條件，而每個發生的事件是事物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先前的情況本身必須有壹個先行者，如此等等。但是，對於這種無限系列的開端，我們必須假設壹種原始的、自發的衝動，如果這個世界的起源變得可以理解的話。現在，如果壹旦表明某個方面處於普遍的因果關係之外的話，那麼去想象在世界的發展歷程中產生的任何數量的因果聯結系列，而且每壹種系列均有其特定的開端，將不存在任何困難。如果我現在實施某種隨意活動，那麼，這壹事實以及它的壹切結果都意味著壹種新系列的開始，它們的每壹項均由自然原因所決定，除了第壹項外，因為它超越自然原因能達到的範圍。 在這壹爭論中有兩個弱點。首先，關於事物的第壹個開端之假設對意識來說是不可能的，不論圖景般地描繪還是概念般地描繪；其次，即使假設了世界的第壹開端，那麼，類似的開端能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發生的假設將成為壹種類比的推論，這種推論缺乏壹切肯定的基礎。

在贊成或反對意志自由的這種或那種爭辯中，基本錯誤越陷越深。這種基本的錯誤表現為，對整個問題的考慮僅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概念下進行。首先，把它作為壹個心理經驗的問題來陳述。如果我們從這壹觀點出發對它進行考慮，我們便可以立即看到，心理原因，無論是隨意活動的心理原因還是意識的其他表現的心理原因，是不可能完全被發現的，原因在於下述兩點：第壹，它們存在於意識之外，而且屬於壹系列難以達到的過去經驗；第二，它們形成了更為普遍的意識連結的壹部分，個體的心理僅僅構成了其中的壹個環節。妳們知道，個體意志的壹般方向是由"社會的集體意志"決定的，在這個社會的集體意志中生活著意志的擁有者。尤其在這種聯結中，我們發現有理由相信，我們的心理生活的因果關係在自然的因果關係的規律（例如因果相等的規律）之下是無法立即予以歸類的。 三 根據自然界的因果律試圖構築壹個民族的歷史或人類的歷史不僅在實踐中是徒勞的，而且在原則上也是錯誤的。如果個人能夠說，除了他在某種特定的情況下所從事的活動以外，他還能以其他方式行事，那麼我們也壹定能夠在談論歷史的每壹個事件時說，它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在這兩種情形里，自然的因果關係缺乏其必要性。對於歷史事件和個體的隨意活動來說，我們只能引證決定性的動機，我們無法證明強制的原因。在這壹方面，歷史事件的概念和隨意活動的概念恰巧是相等的。唯壹的區別是，壹個涉及社會，另壹個則涉及個體。 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僅僅存在於大批個體意志的表現之中。個體和他的隨意活動包含在越來越普遍的意志的同心圓中，首先發生的是個體所直接隸屬的小型社會的普遍意志；然後，個體帶著這種意志屈從於較大社會的意志；接著，個體帶著這種較大的社會意志又隸屬於更加綜合性的意志；如此等等。個體在其中所處的關係成為他隨意活動的主要決定因素。但是，壹個社會的普遍意志通常又反過來為更有能量的壹些個體的意志所左右，而這種更有能量的個體為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個體意志所默許。 意志表現的頻率與意志效應的大小成反比，這是寫在歷史上的壹條規則。通過全民行動而使歷史進程發生突然改變是極其罕見的事情。我們可以提到社會中普遍意志活動的壹些事件，可以說它們構成了歷史的里程碑。在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時間間隔中，普遍意志大部分是不活躍的；儘管在社會內部發生了壹些變化，而且在方向上時而向這邊時而又向那邊擺動，但是它們並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們像個體的意志在服從於衝動和情緒（個體的生活方式在這些衝動和情緒下暴露無遺）時發生的變化壹樣。由少數傑出人士的普遍意志所作出的決定已經讓位於壹些幾乎注意不到的影響，這些影響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並且通過外部條件或內部變更之方式而直接或間接地起作用。 正如我們所了解的那樣，個體意志的主要決定因素是社會意志。在動蕩的年代，事件的發展進程往往把個體也卷了進去，而在這些時期，當普遍意志不活躍時，社會就處於我們所謂的平衡狀態。但是，從先前歷史產生的社會情況，從外部的自然原因產生的社會情況，以及從特別有力的個體意志的影響中所產生的社會情況，必然會在事物的普遍進程中對個體的隨意活動產生決定性影響；因此，人們只能期望在頭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之間消逝的長久間隔中，社會的恆定情況將會使組成該社會的壹些個體的隨意活動帶有某種壹致性。

這種普遍的影響由統計事實得到證實。我們發現，每年發生的刑事犯罪數目、自殺人數和結婚人數可以在幾十年中保持恆定，原因在於文明國度從以往歷史中產生的社會條件也幾乎保持不變。奎特萊特曾經表明，每年的婚姻人數比起每年的死亡人數來，甚至更加穩定，當然，自殺的情況是個例外因為在自殺事件中，意志是無話可說的。奎特萊特還證實了，只要司法程序保持恆定，那麼對罪案的起訴和懲處可在任何壹個國家保持不變，刑事犯罪的發生在與年齡和性別有關的數量、性質和分佈方面表現出驚人的穩定性。而且，在自殺事件方面也同樣表現出規律性。這種規律性甚至延伸到了死亡方式的選擇。每年差不多有同樣數目的人上弔身亡、開槍自殺、服毒致死和投水自盡。從所有這些穩定性中，我們不得不得出結論說，對壹個民族而言，歷史地決定的社會條件在個體公民的隨意活動中起決定性影響。

在對不同的自然界進行的觀察中，我們的結論得到了進壹步的證實。這種自然界為我們提供了孤立某些因素的手段，而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構成壹個社會的狀態。如果我們對有助於決定那種社會狀態的統計表所顯示的絕對規律性中出現的壹些輕微偏差進行比較，那麼我們便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輕微的偏差追蹤至它們的原因上。於是，可以表明，飢荒增加了盜竊的犯罪人數，同時卻減少了婚姻人數。暴發性傳染病，像霍亂那樣，伴隨著結婚人數的減少，但是，霍亂等傳染病結束以後不久，結婚人數又有明顯增加。後面的現象可以歸之於由傳染病引起的死亡率的增加。看來，社會正在無意地加速填補死亡造成的人口空缺。不管個體的活動是如何缺乏規則，社會的活動卻表現出完全壹致。但是，這種規律性看來也是壹種盲目需求的產物。每種活動都伴有明確的、用數字表示的規律，沒有任何壹種個體意志可以將它改變。 但是，如果在個體活動的這種累積中，沒有任何東西的蹤跡可以歸之於個體意志的影響，那麼我們難道不能得出結論說，這種影響是幻覺嗎？難道自然規律的例外不只是壹個明顯的例外（當我們的觀察延伸到相當寬廣的領域時，它便消失了）嗎？不錯，人們已經得出了這壹結論。據說，統計數字表明，隨意活動在可以測量的程度上有賴於壹系列外部因素。那就是說，我們內部的意志與外部自然世界的偶發事件相壹致。不存在沒有規律的現象，但是，兩者都是壹些現象，它們的規律無法從特殊的例子中推斷出來。這樣壹來，據認為，意志自由問題的解決應求助於經驗。而且，這種解決的辦法是決定論。 但是，在統計學的事實中沒有東西能使這樣的結論具有正當的理由。這些事實僅僅表明由社會條件施加的影響構成了決定意志的原因之壹。無論它是唯壹的原因，還是從其他地方發現的壹系列協調的原因關於那些問題，他們無話可說。 在把我們的觀察從個體延伸至大型社會時，我們排除了單單引起個體的所有原因，或者單單決定社會的壹小部分的原因。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使用的程序是相同的。為了排除可能會破壞觀察結果的偶然影響，人們進行了大量觀察。觀察開展得越多，就越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情況，即各種獨立的障礙之源（它們在加和減兩個方面起作用）將會互相補充，從而使整個數目的平均數將按照觀察的實際事實為我們提供壹個結果。但是，當我們認為，由於統計使我們取消了對個體的影響，因此這些影響不再存在時，這種情況與物理學中所說的在壹系列觀察中排除的偶然錯誤在特定的情形中不再存在壹樣糟糕。物理學家可以忽略它們，僅僅因為它們對物理學家已經沒有任何意義；可是心理學家卻不能這樣。擺在他面前的問題是，除了由社會狀態施加的影響以外，是否還存在著對具有個體特徵的意志施加影響的進壹步決定因素。心理學家不該忽略特定的情形所顯示的偏差，因為它們的存在證明了這種次級的決定因素確實存在。 統計學本身告訴我們說，決定隨意活動的個體條件的效應實際上可以在壹個社會的不同圈子裡以不同程度進行追蹤。犯罪、自殺和婚姻的人數隨著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等而變化。那就是說，壹俟統計學越來越深入到細節中去，它便指向更為特定的類型的影響，這種類型有賴於那個社會的特定圈子裡社會狀態的特定性質。統計學所能做到的對於統計學來說，鑒於許多原因，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跟著它的調查走，直到它到達這樣壹些圈子裡，也即它們的成員在性別、年齡、職業等方面絕對相似的圈子裡。統計學將為我們提供關於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甚至關於狹窄圈子裡隨意活動的正常數字，而且我們可以從它們那裡計算出力量，用此力量，每個個體通過其生活而被吸引到特定的隨意活動中去。但是，只要還有人拒絕這種力量，我們將被迫考慮壹種個人因素，如果我們打算了解特定的隨意活動的因果關係的話。 四 意志的決定因素在壹個民族的社會條件中有其根源，這些決定因素的存在可以通過統計顯示出來。意志的決定因素是在自然過程和歷史的因果關係中產生的。因此，它們的作用證明了意志不是非決定性的。但是，統計數字只能發現隨意活動的外部原因；至於隨意活動的內部原因，我們則完全被蒙在鼓裡。這些內部的原因構成了個人因素，而這種個人因素就其性質而言肯定會逃過任何壹種統計的觀察。

它是否以因果方式操作，如果是這樣的話，這種因果關係的形式是什麼，這些問題當然是統計考察的粗略平均數所無法決定的。

個人因素以各種方式與決定意志的其他壹些因素髮生衝突。於是，普遍意志為個體意志的決定提供了原因，但是它仍然讓個人因素去決定由普遍意志所瞄準的結果是否也會成為個體意志的目標。壹種決定性的影響以同樣方式繼續由整個社會中的社會狀態來加以實施，並且在個體所屬的職業圈子裡由社會狀態來繼續實施；但是這裏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意志的獨立活動沒有個人因素的決定性協作是不可能實施的。 現在的問題，這種個人因素是什麼？在意志的所有決定因素中哪種因素是不可缺少的？當我們考慮了決定活動的外部原因的每壹種原因時，我們仍然發現意志是非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稱這些外部條件不是原因，而是動機，它們不是意志的原因，而是意志的動機。在原因和動機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原因必然會產生結果，可是動機就不是這樣了。確實，壹個原因也有可能是無效的，或者其結果發生了改變，這是由於出現了第二種原因或相反的原因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到了那時，結果仍然顯示出原因的跡象，而且以可以測量的形式顯示出原因的跡象。壹種動機可以決定意志，也可以不決定意志；如果情況屬於後者，那麼便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結果。 動機和意志的聯結的不確定性是由於（而且僅僅是由於）個人因素的存在。由於這個緣故，所有的動機看來都不足以對隨意活動作出完整的解釋；它們不可能是強制的原因，但是卻保留著部分的決定作用。至於意志的動機之所以不足以對它作出解釋，僅僅因為個人因素本身的性質和它與外部因素的協作方式完全不為人們所了解。與此同時，壹個無效的動機對完整的意志不留下任何痕迹，這壹事實導致壹種推論，即外部動機和內部因素並不像自然界中的大多數原因那樣進行合作，而是人格成為活動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談"個人因素"，因為那種表述方法意味著其他因素的同時合作。由於隨意活動的壹切直接原因都形成自人格，我們必須從人格的深層之處尋找意志的起源也就是從性格中去尋找。 性格是隨意活動的唯壹的直接原因。動機不過是隨意活動的中介原因。在性格的動機作用和因果關係之間存在著這樣壹種基本差別動機是通過密切考察壹種活動的外部條件而被直接提供的，或者至少是被這樣決定的，可是因果關係的最終基礎對我們來說仍然壹無所知，因為它們涉及個體心理髮展的壹系列心理條件。 我們根據壹個人的性格對外部動機所作的反應來對壹個人進行評估。那就是說，我們根據壹個人的隨意活動來判斷壹個人的性格；我們從隨意活動的效果來確定壹個人的性格，而且，除了根據這些效果作出判斷以外，無法再用其他辦法來加以界定。可是，人格的真正性質至今還是壹個謎。因此，不論何時，當我們達到解決這些哲學問題的限度時，還留下最後壹個問題，它是我們無法解開的壹個謎。但是，在這種情形里，那個棘手的難點似乎清楚地擺在我們面前，它位於壹系列可認識的原因和結果中間。決定意志的動機是自然的因果關係鏈條中的壹部分。然而，個人性格（它能單獨構成意志）在這因果關係中無法安排壹個位置。因此我們無法立即地和經驗主義地決定，就個體之間和社會之間存在的每種差別的根源和起源而言，人格本身是隸屬於自然的因果關係的。 據說，壹個人的性格是空氣和光、營養和氣候、教育和命運的結果。它是由所有這些影響所決定的，正像任何其他自然現象壹樣。這種斷言是無法論證的。性格本身有助於決定教育和命運，這壹假設意味著，在某種程度上說，它是壹種原因的結果。心理遺傳的壹些事實使得以下情況極其可能，如果我們的調查能夠滲透到個體生活的真正開端，我們便該發現壹種獨立人格的核心，它並非從外面可以決定的，因為它是先於壹切外部決定的。 可是，另壹方面，壹種求助於經驗的證明方法同樣無法證明性格不是外部影響的產物。如果兩個人的全部生活歷程絕對壹致，那麼他們的性格特徵會不會表現出壹致性呢？我們說不準，因為這種情況在經驗中從未實現過。只要經驗的缺乏容許在這個問題上作出任何回答，我們就該假設真理存在於兩個極端之間某個地方：性格部分地是生活條件的結果，部分地則是人格的先天擁有。但是，關於性格的因果關係的進壹步問題並未由該回答予以解答，因為性格的開端並非個體生活引發的，它仍有可能是某些更為普遍的因果關係的條件。

如果決定論的說法是成立的，機會平等就沒有意義，表面上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機會也不能真正確保真正誠實創造辛勤勞動的人有機會全面發展，那些用機會平等反對結果平等的人，他們只是利用機會平等的價值觀馴化別人或者是用來攻擊對手，他們私底下應該也清楚環境對人的作用。他們無法說明歷史社會條件如何均等，機會平等的存在根本沒有多少正面意義，人本來就是環境的產物，就算存在人人都可以參与競爭的法律保障也無法確保大多數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那些幼年時代就被環境中錯誤的世界觀扼殺的人，他們自然會在以後的競爭中輸給那些帶給他們負面的心理暗示的人。認同決定論的心理學流派認為歷史經驗相同行為模式就會相似，根據心理學領域的行為主義學派的相關分析人的行為是先天基因跟後天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先天基因是每個人不能選擇的。至於後天環境，人們在出生之前他們出生之後所要面對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就已經存在了，人們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是他們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在他們出生之後對他們施加影響所形成的。這種最初的想法跟思維方式將決定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向哪個方向運動，這種想法跟思維方式將作為因果規律的源頭在環境的運動之下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是環境決定著人而不是人決定著環境，所以就算保留機會平等對於不幸的人也是不利的。

我思故我在是那些愚蠢的自由意志論者的說法，實際上就算壹個人在壹生中在因果關係的支配之下在環境的刺激之下在不同的階段可以改變很多次生活態度，真正支配人的命運的也並不是人本身，反對民營企業建立血緣特權讓流氓無產者去改朝換代本質上也是在用另外壹種根據時機衍生出來的特權否定原來的特權不會改變不公正的本質的。每個人都無權選擇下丘腦 海馬體 前額葉 邊緣系統的結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人根本沒有對命運的支配權的，每個人在跟環境的互動中會成為哪種類型的人實際上是由因果關係決定的，只要市場經濟還存在有的人就是會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公正的競爭的環境中成為基層民眾。沒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之前歐文就根據決定論主張了社會主義只要決定論還可以成立追求建立經濟上平等的自由人聯合體的左翼就還是會存在的。

即使看明白了決定論的基本原理還是無法支配命運的，因為人的精力始終是有限的，根本無法裝載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並且可以充份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思維方式跟行為模式在不同的時機遇到不同的人事物會有怎樣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人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既然是這樣所謂的相對的公正也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根本不存在根據體力勞動跟腦力勞動的耗費以及成果進行計算然後區分階級差別的競爭機制，表面上的競爭跟奮鬥本質上是根據誰在投機取巧的基礎上更接地氣誰就獲得更多的財富這個法則建立的競爭機制這種競爭機制不是公正的也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一個人的名譽地位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社會知覺的能力，一個人在單位內部的權勢如何通常取決於這個人操縱人際知覺的能力，現實層面根本不存在一種可以理性檢視個人歷史衡量個人品行的機制，也不存在一種可以具體計算勞動價值進行按勞分配的的機制，操縱社會知覺與人際知覺的能力通常是歷史社會條件賦予的，所以表面上公平競爭產生的結果本質上還是命運的產物。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不是按勞分配原則，支配人類社會的收入分配過程的內在邏輯本質上是運氣。

真正造成不平等的根源，除了生產資料的私人佔有之外歷史社會條件的不平等，每個人的際遇是不平等的，可以思考的時間與空間是不平等的 人際環境也是不平等的，以及先天因素所造成的生理差異以及智能差異，是造成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的根源。壹個出身貧困家庭的人，因為基本上沒有太多時間去思考謀生以外的事情，精神與思想上的壓迫讓他們沒有幾乎什麼時間思考，文化環境的狹隘，以及人際環境的局限，周圍也沒有人會給他們思想上的啟蒙，基本上讓他們幾乎沒有什麼空間去思考，於是他們就在他們的生活圈子裡邊形成了具有慣性的思維，基本上他們的人生的軌跡也就被確定下來了。壹個出身富裕家庭的人，雖然有時間與空間去思考，因為人際環境上某些積極因素的缺失，也會變得單純變得無知，只要人們不是超然的普惠的，就不可能真正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除非人在剛出生的時候腦袋裡邊就存儲了大量的不同的價值觀，以及不同的思維模式，還有不同的行為模式，並且可以預知各種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思維模式，不同的行為模式在接觸不同的人事物的時候會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結果。如果能具備這樣的條件才算是真正的的主動的自由的支配他們自己，如果不具備這種條件，不同的社會條件所產生的因果關係就會支配著人們，不然本質上還是處在先盡人事後聽天命的狀態，經歷過之後才能從過往經驗中發現因果規律，因為支配人們的行為的思維模式是在人們認知過往經歷的過程中形成的。即使人們有時候會主動的尋求改變現狀，可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也無法跳脫世界觀層次的局限，世界觀的層次是由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每個人在競爭中是成功還是失敗要經歷壹個表面上的奮鬥過程，但是實際上結果早就已經註定好了。

私有制只是經濟層面不平等的根源，人際層面的不平等的根源不是私有制，如果私有制是人際層面不平等的根源，為什麼有些人生在資本家的家庭卻會淪為無產者，可見私有制並不是人際層面真正鞏固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私有制只是造成經濟層面不平等的輔助因素，造成經濟層面的不平等的人際層面的因素還是命運，要真正實現平等不是只消滅私有制 而是建立壹個不允許競爭與獨佔，只允許合作與分享的社會。最終還是要回到比馬克思更早的共產主義者的觀點上面啊，只要人們可以清醒的認識到，社會分工是必要的，但是具備不同社會功能的人，不應該被市場機制的評價而產生價格高低上的區別，每個人具體的人力上的付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也是無法精確計算的，沒有哪個老闆願意給老實的工人更多的收入。

而表面上的公平競爭所造成的結果也是命運造成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需求層次的變化，當結果上的差異影響了人們在需求上的釋放的時候，人們就會自然的追求共產主義所追求的消滅階級差別啦。自由民主應該可以消滅共產專制，未必可以消滅人們去追求根據共產主義的平等觀所衍生出來的消滅階級差別的社會的願望啊，造成人們在競爭中會成功或者會失敗的因素往往不是人本身可以支配的因素比如時機方面的因素，比如壹個成功的人在人際競爭中之所以會成功，基本上是因為他遇到的對手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領悟他所有機會接觸並領悟的知識，沒有機會提前接觸並認知他所有機會接觸並認知的事物，這就造成了他的思想比他的對手豐富，他可以馴化他的對手的結果。

很多事情從表面上看好像是個人努力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本質上還是運氣上的不平等造成的啊，這種本質上因為運氣上的差異所造成的不平等 非常具有迷惑性啊，總是讓旁觀者以為失敗的壹方是因為不夠努力，正是這種迷惑性，讓人們相信機會平等然後結果可以不平等的篩選機制，只要大多數人懂得了用決定論的觀點來認識事物，估計市場經濟距離滅亡的那壹天應該會越來越近吧。

進化論還有無神論把宗教和道德當成是欺騙，敗壞人們的精神寄託摧毀道德對人們的約束力，告訴人們弱肉強食 適者生存 要在競爭中採取各種手段發展壯大，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變化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讓人相信人在本質上是動物，人的本性來源於動物，人的慾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無底線的實用主義解除了思想上的約束，與現代的民主國家所鼓吹的倫理自由不同，進化論雖然承認人的動物性，卻反對契約對人的約束，無神論更是強化了進化論邪惡的部份，人們壹心希望進化他們自己，壹面放縱著進化他們自己，壹面在緊張的競爭和焦慮中生存變得越來越自私，當自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就會出現了，人們之間失去理解和信任，人們在生活中逐漸失去安全感，少數人獲取短暫的享受之後，換來的是道德淪喪 心理畸形 物慾膨脹 沒有底線的競爭，社會的畸形以及兩極分化，資源的枯竭 環境的污染，除了儒教以外，進化論還有無神論也是危害人類社會的思想瘟疫，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啊。

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啊。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公平競爭就是壹個偽概念，每個人是否擁有同樣優質的父母，以及同樣優質的成長環境，每個人是否可以在同樣的歷史社會條件之下培養思維能力，如果不能，怎麼可能有公平競爭。如果不可能有公平競爭，那麼佔據人口優勢的中下階層應該站出來消滅競爭。相信進化論相信無神論的人最害怕決定論，只要越來越多的人明白公平競爭的欺騙性的時候，屬於大多數人的弱勢群體就不會容易再接受結果的不平等。到了那個時候，弱肉強食將被重新定義，如果要比拳頭，資本家是打不過工人的，無論是體力上還是人數上，資本家都處於劣勢，如果用拳頭來決定弱肉強食，資本家應該淪為中下階層。可是只要還有很多人相信自由意志，就不會有太多的人站出來改變規則，無論是比什麼只要存在競爭就沒有公平存在，如果是比體力之外的能力勝者往往是歷史社會條件方面擁有優勢所以人格發育程度比別人好的人，或者是先天遺傳因素方面佔據優勢的人，或者是即擁有歷史社會條件方面的優勢又擁有先天遺傳因素方面的優勢的人，只要存在競爭就是在根據外因篩選出勝利的人跟失敗的人，所以追求結果平等仍然是有市場的。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看，公平競爭是不存在的，大腦神經科學已經充份的證明了這壹點。從大腦神經科學來看，人類的思考與情緒主要是由大腦中的兩個部分控制影響。壹個是前額葉，主要負責理性思考，我們期望的「完美小孩」「完美對象」所該具備的所有能力和功能，都是由前額葉控制，例如：會推論因果關係、能思考解決方案、能分析情勢、能評估后安排優先順序等。能有壹位具有強大前額葉功能的伴侶和小孩，是多麼的幸運又幸福呀！

另壹個部分就是杏仁核，這個位於大腦核心位置的兩顆杏仁大的組織，只負責讓人做三件「態度不好」的反應：攻擊、逃跑、發獃（簡稱攻逃呆）。前額葉在大腦的外層表面，杏仁核被藏在大腦的核心，從演化上來看，應該是重要的部位會放在中間被好好保護著，是吧？但是杏仁核只負責攻逃呆，有什麼好重要的呢？客倌，您不知道杏仁核有多重要呀！它可是危機處理中心，若您生活在幾千年前的野外，壹走出山洞就看見灰熊站在妳的山洞門口，您也只能想辦法找個武器和牠打壹架；或是快點逃，至少要跑贏隔壁的那壹個，才能活下來；或是好好躲起來，想盡辦法不要動、不要出聲、呼吸輕壹點、不要散出氣味，或許灰熊沒有看到您，也就走掉了。您說，攻逃呆重不重要？！

當人類不住野外，改為群居，和壹群人住在壹起有沒有生存危機？有！最大的生存危機是什麼？「不被喜歡」！壹個不被喜歡的人會被霸凌，可能會被圍毆致死、會被遺棄、會被忘記分享食物和資源給他，死亡率很高耶！所以只要人類壹覺察到「不被喜歡」，攻逃呆就出現了，而且十萬分之兩秒就馬上反應了。（前額葉啟動要0.2秒，怎麼也搶不贏杏仁核！）攻擊，包括：指責、超理性講大道理、借兵來證明真的很多人認為妳是錯的、批評、翻舊帳、甚至暴力相向。逃跑，包括：打岔、說笑話轉移注意力、怪罪別人、推託只是模仿旁人、工作狂找理由不面對、專註某事不理會、生病、扮演被害者與無能力弱者。發獃，包括：呆僵、發獃、裝作聽不見、沒反應、麻木。

研究發現當杏仁核啟動時，攻逃呆平均維持十八分鐘，而且會讓前額葉停滯四小時。所以，越是出生在家庭貧困家人暴戾之氣嚴重，或者是家庭富裕家人急功近利為人浮躁的家庭的小孩，越沒有機會得到優質的大腦發育過程，所以在日後的社會競爭中很容易淪落為弱者。因為他們的前額葉壹直在停滯呀！真的沒機會長大與成熟呀！

獨立生存能力的第壹點是獨立思考能力，認清整個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這壹點非常不容易：因為人類社會已經發展到無比龐大複雜。人受自身環境視野的限制，就像管中窺豹，只見壹斑。但是，處於社會金字塔越高的人，看得越清楚，因此他們也得以聚累大量資源。而越底層的人，生活在對社了解膚淺而產生的幻象當中，無法解釋自己生活的苦悶的來源更無從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類貧富最本源的不均，是來自信息不均，本質就是教育不均。如果你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你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中共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你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你對中共的統戰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親共人士就是你的命運。

　　就算在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壹個中國貧困山區或者城市邊緣的讀者看到了專門分析環境因素的外歸因的文章，因為缺乏理解所需的親身體驗，而無法從文字中得到半點啟發，所以他們讀完后，僅僅平添糾結，覺得還不如讀心靈雞湯舒服。

　　大部分人並不能認清人類社會運作的規律，也無從把真實清晰的社會觀傳遞給孩子？於是他們就把自己理解那套完全錯誤的傳遞給孩子，結果就是「坑娃」。桑德斯的崛起說明美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比中國基層民眾的認知水平好很多，所以他們起來爭取結果平等支持桑德斯。

既然自由意志與機會平等是偽概念，個人發展情況是命運決定的，是否人類社會還存在真正根據多勞多得進行按勞分配的可能性，經過論證我們會發覺這種可能性並不存在。長期以來，勞動量與勞動 價值在人們的心目中是壹個非常神秘、高度抽象的概念，除了政治經濟學，幾乎再 沒有其他學科真正地提及它。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了三個概念「價值」、「勞動價值」和「勞動量」，但他沒有在根本上把這三個概念區分開來，而且在他看來，這三個概念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勞動的形式是複雜多樣的，那麼，不同形式的勞動量到底如何統壹度量，這是關係到 勞動價值論是否成立的大問題。要對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然而，人類的壹般勞動過程存在若干通約性，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以消耗時間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勞動過程的第壹個通約性，那就是所有勞動都需要花費壹定的時間。 李嘉圖提出用最不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最劣等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按照這種方法所得出的商品價值量是壹個隨機的、不可確定的量，它會隨著不同「最不熟練勞動者」的勞動耗時的變化而變化，也會隨著不同「最劣等生產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馬克思提出用「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度量商品價值量，即「平均熟練程度的勞動者在社會現有的標準生產條件下，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

1、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優點。 壹簡便易行。馬克思將壹個「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含有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從而避開了複雜的勞動價值計算問題。這種方法只要先確定壹個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再根據幾個折演算法則將其他非標準狀態的勞動量折算成標準狀態的勞動量，就可以定性分析任壹生產和勞動狀態下的勞動量支出情況。這幾個折演算法則就是：複雜勞動折算成加倍的簡單勞動；高 勞動強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強度；高 勞動熟練度折算成加倍的低勞動熟練度；惡劣勞動條件下的勞動折算成加倍的優越勞動條件下的勞動。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社會，體力勞動占較大比例，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容易，勞動強度、 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比較也較為容易，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就顯得簡便易行。 二 定性分析直觀明了。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的方法可以直觀地描述絕對剩餘價值和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情況；還可用以說明，只有直接的、「活」的勞動才能創造新的價值，而任何貨幣與資本只是間接的、「死」的勞動，不能創造新的價值，只能在生產過程中進行價值的轉移。

2、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的缺點。 壹 定量性較差。採用時間形式度量方法無法建立勞動（價值）量與勞動強度、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複雜度等變數的量化關係。 二 適應性差。採用這種度量方法很難區分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很難區分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大小，在對分散的勞動時間、多變的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的勞動進行度量時，則表現出較差的適應性。 不穩定性高。任何壹門科學均要求其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具有較高的穩定性，不能因地域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價值理論的基本度量單位所代表的實際內涵也應具有較高的穩定性。然而，單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代表的實際勞動量會隨著社會區域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變化而變化，是壹個極不穩定的值。例如，某種形式的手工勞動條件在不發達國家屬於正常的勞動條件，而在發達國家可能屬於惡劣的勞動條件；某壹雜技演員所進行的勞動屬於熟練勞動，但在雜技之鄉可能只算作非熟練勞動；某壹腦力勞動在過去屬於複雜勞動，但到今天可能只算作簡單勞動。採用時間度量方法與採用貨幣度量方法壹樣，只能求出勞動量的相對值，而不能求出其絕對值。因此不同時空範圍內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價值內涵之間難以進行相互換算，難以進行空間上的橫向比較和時間上的縱向比較，從而表現出極大的時空局限性。

由於馬克思當時所處的社會生產力狀態屬於大機器生產，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壹機器是主要的生產資料；二勞動方式和勞動條件都基本相似；勞動時間與非勞動時間的區分較為明顯；四勞動強度、勞動複雜度和勞動熟練度的定性區分也較為容易；伍信息勞動無論是在人數上還是在產值上都只佔很小的比重。此時，採用時間形式度量勞動量倒是壹種簡便易行的方法。但是，隨著社會向信息時代的發展，這種度量方法越來越暴露其弱點：無法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社會趨勢和社會變數進行定量描述；無法圓滿解釋許多新的社會現象。因此，除了政治經濟學，再沒有其他社會科學採用這種度量方法。

以身體化學變化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人體內發生化學變化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二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者的身體內部會發生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測量這些化學變化的形式和程度可以近似地了解勞動量的耗費情況。

勞動就是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它建立在人體內部各個器官、組織和系統的生理運動的基礎之上，而每壹種形式的生物運動都會發生相應的生物化學變化。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這些化學變化可以越來越充分地、準確地測量出來，從而有可能精確地計算出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格格夫在《論各種物理力的相互作用》中提出：「壹個人在24小時進程中完成的勞動量，可以由身體化學變化的研究近似地予以確定，因為物質的轉化形式，是動力業經發生作用的程度的指標」。實踐表明，能量代謝率的變化可以近似反映出體力勞動強度的變化情況。

能量代謝量與能量代謝率：人體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量，用Qem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人體在單位時間內的產熱量稱為能量代謝率，用EMR來表示，其度量單位是焦耳/時，即

EMR=Qem/T (3-1)

機體能量代謝率的計算可參考有關書籍，也可由下式近似地進行計算

能量代謝率≈20210×耗氧速度 (3-2)

影響機體能量代謝率的因素主要有：

1、肌肉活動。骨胳肌不僅數量多，而且活動強度變化很大，對機體的能量代謝率的影響顯著，劇烈的體力運動可使能量代謝率大幅度提高。

2、環境溫度。人體能量代謝率在20～30℃的環境中最為穩定，當環境溫度低於20℃時，由於骨胳肌緊張度逐漸增加，能量代謝率逐漸提高；當環境溫度高於30℃時，由於體內新陳代謝速度加快，呼吸、出汗和循環等功能加強，能量代謝率也會隨之提高。

3、精神活動。腦組織的能量代謝雖然很旺盛，在安靜狀態下的能量代謝率約佔全身的16%，但波動幅度不大，腦力勞動對能量代謝率的耗費不大。只有當精神緊張和情緒激動時，能量代謝率才有較大幅度的提高。

下表中列出了某壹身高1.7米、體重50公斤、年齡20歲的男性的能量代謝率與運動量的關係。

勞動或運動時的能量代謝率（焦耳/時）

情況：躺卧 開會 洗衣 打排球 踢足球

產熱量 240 300 900 1400 2000

由上表可以看出，能量代謝率可以大概的反映體力運動的強度，但它不能具體統計壹個人壹天的腦力勞動和生體力運動的強度。

事實上，腦力勞動與生理力勞動所發生的生物化學變化是非常複雜的，特別是腦力勞動時，大腦神經系統所發生的壹系列生物化學變化是異常複雜的，沒有尖端的測量技術和科學的智能學理論是無法精確測量和計算腦力耗費量的，因此採用身體化學變化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是不現實的。我們最多可以在特定的情況下根據能量代謝率計算出兩個人壹生大概的勞動量，比如我們可以找壹對同壹天出生，沒有先天生理瑕疵身體素質接近，後天飲食習慣接近，不同工作可是每天都工作八個小時，生活作息相似，人際環境的順遂程度類似，娛樂活動基本壹洋的人，根據能量代謝率的程度觀察壹個人的器官衰竭速度跟死亡年齡，從而大概的統計出壹個人壹生的腦力跟體力的耗費程度，可是這種方法無法運用到收入分配領域，因為統計出兩個人誰的壹生付出的最多的時候付出最多的那個人已經提前死去了。

以犧牲安樂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從主觀意識的角度來看，勞動過程還有第三個可通約性，就是增加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痛苦，或犧牲了勞動者壹定形式和壹定程度的安樂、自由與幸福，因此，亞當斯密提出用勞動者在勞動時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來衡量其勞動耗費量。

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個客觀值，由此而感受到的痛苦的增加量或安樂的減少量卻是壹個主觀值。主觀值雖然可以反映客觀值，但這種反映會受多種主觀因素的制約而發生壹定的偏差，因此勞動者所犧牲的「安樂、自由與幸福」的量並不能準確地反映出他所付出的勞動耗費量。此外，勞動者在許多情況下所進行的勞動並不意味著犧牲了「安樂、自由與幸福」，有些勞動本身包含著快樂。只有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社會裡，勞動是壹種負擔，是壹種謀生手段，枯燥的、繁重的、壓抑個性的勞動會給勞動者帶來直接的、明顯的肉體和精神痛苦。這時勞動給勞動者所產生的痛苦增加量或安樂減少量可以近似地反映勞動量的付出情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直接的勞動時間不斷縮短，勞動強度不斷下降，勞動複雜度不斷上升，勞動與生活越來越相互滲透，勞動所帶來的、可以感受到的痛苦越來越少，勞動本身將逐漸成為人們的「第壹需要」，這時再以犧牲安樂的量或感受痛苦的量來度量勞動量將顯得越來越不準確。

以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在商品經濟社會，作為商品的勞動力用工資或口糧就可以購買到，因此勞動過程還有第四個可通約性，那就是勞動量可以用工資或口糧來獲取。

配第在研究「在勞動和土地之間發現壹種自然的等價關係」時就提出來了用工資或口糧來度量工人的勞動量。斯密也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購買的勞動來決定的，即由工資來決定的。工資的本質在於購買生活資料，用以補償勞動者的勞動耗費，從而維持勞動者自身的簡單再生產或擴大再生產。雖然，勞動耗費量與工資存在某種對應關係，但是，採用支付工資的形式來度量勞動量的方法至少存在如下問題：

(1)工資是勞動耗費量的市場反映值，而不是客觀值，市場反映值圍繞客觀值上下波動。當勞動力市場的供大於求時，工資就要小於勞動耗費量；當勞動力市場的求大於供時，工資就要大於勞動耗費量；只有當勞動力市場處於供求平衡時，工資才可能等於勞動耗費量。即使如此，工資的變化情況還受許多具體的主觀和客觀偶然因素的影響。

(2)工資收益並不是勞動者的全部實際收入，許多無形的收入如單位福利和社會福利構成工人收入的壹部分，許多無形的負擔如單位負擔或社會負擔將降低工資的實際效用，這將使工資與勞動耗費量進壹步脫節。

(3)工資以貨幣為度量單位，貨幣本身也是壹種商品，其價值含量也是壹個可變的量，因此以貨幣為單位來衡量某壹事物的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也必然是壹個不確定的量。

不過，採用支付工資形式來近似地度量勞動量和勞動價值量，具有較好的靈活性和簡便性。

以使用價值產出形式來度量勞動量

如果用生產系統的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則存在另外壹些問題：

(1)壹般情況下，勞動耗費量與勞動過程的使用價值產出量往往沒有嚴密的對應關係。有時，勞動耗費量增長很大，但產出的使用價值卻增長很小，特別是當勞動強度接近生理極限時，產出的使用價值幾乎沒有明顯的增長。

(2)使用價值產出量受到眾多因素如生產手段、生產工具、環境條件、風險概率等的影響而表現出較大的變動性和不確定性，因而難以準確反映勞動量或勞動價值的耗費情況。例如，有些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勞動，但因種種原因而失敗了，另壹些人因碰到好的機遇很容易就取得了成功；有些人因有良好的生產條件而取得了較多的收益，而另壹些人則因惡劣的生產條件而毫無所獲。

在日常的生活中，人們常常以壹個人所取得的成績大小來判斷這個人所付出的勞動量，實際上這是不客觀、不公正的。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用使用價值產出量來描述勞動價值的付出量是籠統的、不精確的和不客觀的。

馬克思指出：「無論有用的勞動或生產的活動怎樣的不同，這總歸是壹個生理學上的真理：它們是人類機體的功能，並且無論每壹種這樣的功能有怎樣的內容和形式，它在本質上總是人類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等的支出」（《資本論》第壹卷第47頁）。人的具體的勞動過程非常複雜，有體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運動系統），腦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的大腦神經系統），生理力的勞動（主要勞動器官是人類機體除運動系統和大腦神經系統以外的生理系統）。各種勞動因勞動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環境等不同，勞動的內容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差異，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支出千差萬別，如果單純地採用某種與人的腦髓、神經、肌肉、感官等方面的運動情況的物理學或化學指標，來反映和描述人的勞動耗費量，將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偏差性和局限性。

目前，理論界普遍採用馬克思的觀點，即根據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時間來度量勞動量，而馬克思之所以提出這個觀點，主要是根據他自己假設的兩個基本命題：壹勞動價值量由勞動量來決定；二勞動量由勞動時間來決定。馬克思把人類的勞動量抽象為勞動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時間特性，即勞動量在本質上反映的是勞動過程的時間廣延性，從而把第二個基本命題作為壹個假設或概念定義確立下來。顯然，馬克思本人並沒有對第二個基本命題進行具體的論證。長期以來，既沒有人對此找到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沒有人提出任何有說服力的異議。因此，這兩個基本命題是否成立，至今仍然是壹個謎。

由於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以「剩餘價值學說」為基石，而「剩餘價值學說」又是建立在這兩個未經充分論證的基本命題之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蘇聯跟中國分別被蘇聯共產黨跟中國共產黨利用，演變成特權制度的理論依據。官僚權力是「複雜勞動」，是簡單勞動的「累加」或「倍乘」，那麼他們就理所當然地安富尊榮，組成收入層級，凌駕于勞動人民之上，壹個集體主義的社會始終沒有形成，反而被等級森嚴的社會取代了。等級社會能夠是公有社會嗎？它就只是官僚私有社會。普通勞動者處於被經濟壓迫的地位，其勞動付出再多也不能僭越這種收入等級，那麼這樣的等級社會是能夠被普通勞動者衷心擁護的嗎？是不可能的，它是必然要瓦解的。它僅有的壹點社會主義性質——計劃經濟，最終也被官僚私有集團瓦解掉，去繼續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去了。這是舊的勞動價值論不能批判的，也是其反動之處。

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需要壹定的機體內環境，以維持勞動行為的正常進行。機體內環境包括生理環境、心理環境和精神環境三個方面。而勞動者的機體內環境的形成與維持需要消費壹定數量、壹定種類和壹定質量的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以後才能得以實現。

勞動者在其生長發育階段通過消費活動來吸收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並通過學習、培養、鍛煉等將其轉化為內部組織的生理功能、心理功能和精神功能，為以後的勞動行為建立和維持適宜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的複雜度得到發展，就會給機體的內環境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這就要求追加更多的外部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改善原有的機體內環境；當勞動者在生長發育階段或修養治療階段，還沒有具備勞動能力，此時要求家庭和社會給予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構造、修補和發展；當勞動者因健康或年齡而喪失勞動能力后，即停止勞動行為以後，在客觀上還要求壹定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來對機體的內環境進行贍養性維持和修養性處理。

機體的內環境存在壹個平衡性問題。當機體適宜的內環境建立以後，需要不斷地輸入生活資料並將其轉化為勞動潛能來維持其平衡，如果勞動潛能的輸入過程停止，機體的內環境就會失去平衡。機體內環境的失衡分為三種類型：

彈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少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就可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就稱為彈性失衡。

塑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較多時，如果及時地補入等量的勞動潛能，並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只有及時地補入更多的勞動潛能，才能完全恢復到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失衡稱為塑性失衡。

質變性失衡。

當機體所短缺的勞動潛能很多時，機體的內環境就會發生不可逆轉的退化，這時無論補入多少勞動潛能都不能完全恢複原有的平衡狀態，這種大幅度的失衡就稱為質變性失衡。

只有當勞動量的付出量與生活資料的消費量（它在勞動者機體內所產生的勞動潛能）保持在壹定水平時，機體內環境才能保持相對平衡的狀態。

人類的勞動過程是千差萬別的，它隨著勞動者作用方式、勞動對象和勞動條件的不同而不同，不同的勞動過程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要對不同形式的勞動量進行統壹度量，就必須找到勞動的共同屬性（或通約性）。不難發現，這些千差萬別的勞動過程存在著三個基本通約性：壹時間通約性，即都需要耗費壹定的時間來完成整個勞動過程；二產出通約性，即都要生產出壹定數量（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投入通約性，即都要消費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才能及時地恢復勞動者的勞動能力。

究竟應該採用哪壹種通約性來作為勞動量統壹度量的基本尺度才是最佳的，長期以來存在著激烈的爭論。前面已經分析了，採用勞動的時間通約性和產出通約性來度量勞動量具有許多無法克服的致命弱點。唯壹的前途是，如何從勞動的投入通約性著手來度量勞動量：人類的勞動過程就是人類機體向外界輸出能量、物質和信息的過程，而這種過程必須是以壹定的生活資料的消費作補償源或動力源，或者說，人類的任何勞動都必須以壹定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作為基本代價。

不難發現，採用「社會必要補償性生活資料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量，具有以下優點：

尺度穩定性高。

由於生活資料使用價值的度量單位是能量單位，具有極高的穩定性，因而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勞動量的度量單位也具有極高的穩定性，不會因地域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會因時間的變化而變化。

直觀性強。

用具體的、可感覺到的生活資料形式來度量勞動量，比用抽象的時間形式更容易理解和更具有直觀性。

可量化性高。

由於把勞動者產出的勞動價值量與投入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聯繫起來，建立了壹個新的投入產出模型，有利於與經濟學、 價值工程學等數學化程度較高的學科建立聯繫，從而可大大推進價值理論的數學化和自然科學化。

適應性廣或靈活性高

這種度量方法無需對生產條件、勞動強度、勞動熟練度和勞動複雜度等做特別的規定，從而具有廣泛的時空適應性和靈活性。

然而，採用這種勞動量的度量方法將會面臨如下突出的問題：

消費與勞動的脫節

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的「脫節」現象，即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並不總是直接地聯繫起來的。具體表現：壹勞動者在休息時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二勞動者在處於生長發育期和衰老期的時候也不進行生產勞動但仍需要消費生活資料；勞動者在接受教育時需要消費各種生活資料但並不直接付出勞動量。

消費與耗費的不均勻

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與其所耗費的勞動量不對等，即勞動者有時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足夠補償勞動量的耗費，有時又不足以補償勞動量的耗費。

消費效益的不均衡

消費量與勞動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在消費相等的生產資料使用價值后所付出的勞動量不相等。具體表現：壹有些人只消費生活資料，而不進行生產勞動；二有些人只進行了很少的勞動但消費了很多的生活資料；有些人雖進行了很多的勞動但只消費了很少的生活資料。

勞動效益的不均衡

勞動量與勞動價值量的「不均衡」現象，即不同勞動熟練度的勞動者在付出相同勞動量后所得到的勞動價值量不同。具體表現為：有些人付出了很大的勞動量但只能產生很少的勞動價值量，有些人只付出了很少的勞動量卻產生了很多的勞動價值量。

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的差異

提高勞動強度或勞動複雜度都將會增加勞動者的勞動量，但各自增加勞動量的方式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應該如何區分？

1 、 區分「勞動潛能」與「勞動量」，以解決「消費與勞動脫節問題」。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通過人的消費過程轉化為勞動潛能，並通過人的勞動過程轉化為勞動量，由於勞動潛能能夠在壹定時間範圍和壹定程度上進行「提前支取」或「延後貯存」，從而消除消費過程與勞動過程所存在的時間距離。

2 、區分「補償不足」、「補償平衡」和「補償有餘」的使用價值消費量，以解決「消費與耗費不對等問題」。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只有在補償性消費階段，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存在著壹定的對應關係。

3 、區分「期望使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以解決「消費效益不均衡問題」。對於不同消費熟練度的勞動者，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不同的勞動量，消費熟練度越高，消費相同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將會產生越多的勞動量。

4 、區分「勞動量」與「勞動價值」，以解決「勞動效益不均衡問題」。勞動價值量是指壹般勞動熟練度所付出的勞動量，是壹種「社會必要勞動量」，勞動熟練度越高的勞動者會以相同的勞動量產生越多的勞動價值量。

5 、區分「主勞動量」與「附加勞動量」，以解決「勞動強度與勞動複雜度相差異問題」。把勞動量分解為「主勞動量」和「附加勞動量」兩個分量，根據這兩個分量對於勞動量的不同影響方式來精確定義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從而可知，勞動強度的提高主要通過主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勞動複雜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附加勞動量的提高來完成。

顯然，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與勞動者的勞動耗費量（即勞動量）是不可能對等的，必須對「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內涵進行規定，並對其進行兩個方面的條件限制，

勞動量的度量方式：採用「補償性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來度量勞動者的勞動量。

這裏要掌握兩個方面的規定與條件限制：

「生活資料使用價值」：

價值形態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價值層次包括溫飽類、安全與健康類、人尊與自尊類、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類四個方面；表現形式包括商品和非商品（如服務）兩個方面；享受範圍包括個體生活與居住條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三個方面；享受方式包括個體獨享（即工資、補貼、保險等）、集體共享（即集體福利）和社會共享（即社會福利）三個方面；價值延伸範圍包括幼兒與少年成長、中年與青年發展和老年退休三個方面；價值使用途徑包括生活、教育（含義務教育費和職業培訓）和工作三個方面；價值用途包括贍養父母、養育子女和維持自己生活三個方面；價值體現方式包括工資、補貼和保險（含勞動保險、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三個方面；等等。

「補償性」。

生活資料的消費可分為三種基本情況：補償不足、補償平衡、補償有餘。實踐表明，勞動者在進行勞動前後必須消費壹定形式和壹定數量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來補償其勞動耗費量，否則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就得不到可持續的維持和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小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不足」，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大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受到損害而逐漸萎縮；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大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有餘」，此時勞動的耗費量小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得到增強而逐漸發展；如果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正好等於壹定值，則會出現「補償平衡」，此時勞動的耗費量正好等於勞動的補償量，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將會維持原狀。這就表明，只有在「補償平衡」狀態，勞動者所消費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量與勞動量才能有壹定的對應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採用這種方式來度量勞動量，沒有必要對勞動強度和勞動複雜度進行特殊限制：壹勞動強度的提高將會直接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主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而且在勞動強度較小時，這種增長是線性的，超過壹定程度，這種增長將是非線性的，勞動強度增大到壹定限度，工作量的微小增長將會導致勞動強度的極大增長。在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某壹特定的勞動崗位，通常存在壹個最佳的勞動強度；二勞動複雜度的提高將會導致勞動量（具體而言是附加勞動量）的增長，從而直接導致補償性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消費量的增長，由於這種勞動量主要產生於教育與培訓階段，通常不產生於實際工作階段，經常是「提前預支」，往往被人們所忽略，而且這種勞動量往往同時也凝聚了他人（如父母、教師、師傅、傳媒工作人員等）的勞動量，往往被人們所誤解。

顯然，對於同壹勞動領域、同壹勞動崗位和同壹勞動產品，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不同的勞動者往往會付出不同的勞動量，為此，將「社會必要的勞動量」或「社會平均的勞動量」定義為勞動價值，即

勞動價值：

社會平均的勞動量或社會必要的勞動量。

不難發現：全社會的勞動量的總量等於勞動價值的總量。

由於勞動量可以採用「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那麼勞動價值就可以採用「社會平均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或「社會必要的生活資料使用價值補償性消費量」來進行度量。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由於同壹勞動性質的勞動價值服從邊際效用規律，隨著勞動量的不斷增加，生產系統所產生的勞動價值不斷下降，並最終趨於勞動量，由此可得。

勞動價值與勞動量均衡規律：

對於確定的生產系統和相同性質的勞動，其勞動價值圍繞勞動量上下波動。當勞動價值大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增加勞動量（主要是通過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調整勞動性質、促進勞動力輸入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下降，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價值小於勞動量時，勞動者就會自發地減少勞動量（主要是通過減少勞動時間、降低勞動強度、促進勞動力輸出等方式），勞動價值就會在「邊際效用規律」的作用下逐漸上升，並趨近於勞動量。當勞動量等於勞動價值時，此時就稱作勞動價值與勞動量處於均衡狀態。當然了，這種計量方式仍然不是最精準的反映勞動價值跟勞動量之間的關係的計量方式。

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右派主張的抽象的機會平等根本沒有立足點的平等，本質上是保護財團私有財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毛左那種抽象的按勞分配對於中國工人沒有積極意義，毛左主張的抽象的按勞分配根本沒有具體的標準，沒有中國工人與中共權貴之間的結果平等，本質上是建立在極權計劃經濟的基礎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右派與毛左的主張的內在邏輯是一樣的，中國工人不應該成為右派與毛左實現利益的工具。中國工人容忍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不應該是因為相信市場經濟可以帶來合理的收入分配，而是因為專制計劃經濟本身無法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同時也應該明白市場經濟最大的優勢只是比起專制計劃經濟可以更有效的反映供需關係跟組織生產可是市場經濟所帶來的收入分配未必是合理的，中國工人在利用市場經濟建設國家的同時應該積極的參与社會運動，結束中共建立的壹黨專政，建立民主制度，並投票支持真正的左翼政黨，只是依靠改革開放之後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初次分配不會讓工人廣泛的分享社會利益，必須存在左翼政黨追求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不然對於工人階級是非常不利的。

我覺得最有利於藍領工人的分配方式應該是每一個生產要素都得到一樣的利潤，比如凈利潤分成五份，土地 資本 工人 稅收 擴大再生產各佔一份，資本家得到五分之一，藍領工人得到五分之一，然後藍領工人內部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產量進行按勞分配，資本家通常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藍領工人通常是一群人，資本家與工人之間依然存在合理的收入差距，同時藍領工人也可以分享到非工資性收入，資本家有錢賺，藍領工人也有錢賺。

結論

綜上所述，共產極權主義統治最大的受害者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最應該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工人階級最需要民主制度，沒有民主制度資本家可以去做紅頂資本家繼續做生意，沒有民主制度工人階級根本無法得到解救。

共產專制對農民的壓迫

中國的農民，始終生活在土地尋租的社會中沒有被解放，中國沒有被赤化以前實行的是土地私有制，大多數農民是有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傳統的小農經濟，即使沒有私有土地的農民 也是有高度的經濟自由權的，可以從地主那邊承包土地耕種，打算生產哪些農產品地主是不管的，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地主也無權支配，農民可以自由的支配，可以留給他們自己，也可以拿去賣給別人，只是定期要繳納土地稅而已，土地稅也是根據，承包土地的面積大小來決定的。

中共佔領中國之後，實行了純粹的農奴制，徹底的剝奪了中國的農民的經濟自由權，土地全部被沒收，農民被發配到生產隊，生產什麼，如何分配全部由中共來決定，農民除了壹年四百斤左右的口糧之外，剩下的糧食必須交給中共。

毛澤東根本沒有解放中國的農民，而是讓中國的農民成為純粹的農奴，很多時候農民連基本的口糧都無法保障，比如壹個農民壹年生產了五百斤的糧食，按理說只要繳納壹百斤糧食就好了，但是各級政府為了討好上級為了徵收更多的糧食會制定農業指標，甚至虛報農業產量，比如只有五百斤卻要上報六百近 農民原本要上繳壹百斤卻必須上繳兩百斤，很多農民因為這樣而遭受飢荒，然後餓死。

毛澤東時代的土地尋租是體現在徵收農產品上邊，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標準，中國的農民壹直都是農奴，毛澤東時代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傳統的農奴制度，毛澤東死後中共實行的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毛澤東時代雖然消滅了表面上的土地尋租，但是農民徹底的失去了經濟自由權，就算不必用剩餘勞動去生產地租，但是利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生活資料要被中共拿走壹大半，農民除了可以得到中共規定他們應該得到的基本口糧之外，根本沒有任何經濟自由，基本上是壹無所有的，毛澤東死後共匪實行了佃農制度，在土地全部被收歸共匪所有的基礎之上，釋放了壹部份經濟自由權給農民，但是因為農民沒有真正屬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中共對他們徵收了幾十年的農業增值稅，中共成了他們的地主，他們要向中共繳納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由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組成的八項雜稅 村提留鄉統籌作為地租以及農業生產過程中針對種子 化肥 農藥徵收的實質上屬於地租的消費稅，中共依舊可以徵收土地 支配承包權 決定農業用地的用途 壟斷農產品的銷售通路，只要中共願意介入基本上農民無法阻止，中共的村書記與地方政府取代了傳統的地主，成為了土地尋租者，土地被用來作為從事資本尋租的工具的商品屬性始終還是存在的，土地的所有制還是資本尋租者的所有制。中共所謂的取消農業稅只是名義上取消了農業增值稅，可是因為中共本身擁有不受約束的可以進行權力尋租的權力，中共還是可以利用權力開設新的稅收名目掠奪中國農民的財富。因為中國的土地本質上屬於中共，所以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是不受保障的，中共可以隨時通過變更土地用途的方式掠奪中國農民的農業用地。中國的農民隨時可能被中共的公檢法稅掠奪，中國的農民的私有財產權在制度層面是沒有保障的。無論中共如何定義中國的土地性質與土地制度，中國名義上的集體土地本質上是被中共支配的，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廣大中國人民，並沒有實質上支配國有土地與集體土地的權力，因為實行一黨專政的中共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農村的集體資產的實際支配著是村書記，可以承包大量土地開辦企業的人主要是村書記的親信，普通農民通常只有口糧田，如果只是務農，很難維持生活，所以除了種田還要打工。中共長期實行戶籍制度，劃分農村人口與城市人口，農民要成為城市人口，要得到城市人口在城市的待遇，就必須放棄農民身份，必須放棄在農村的口糧田，不然即使在城市打工也只能在城市做賤民，農民長期受到這種城鄉隔離的壓迫，中共建立的戶籍制度壓迫了農民的發展。中共雖然在造反的時候反對不動產尋租，宣稱不動產尋租屬於剝奪，建國之後的很多中共貪官都擁有大量的進行不動產尋租的住宅與商鋪，只要這些貪官在政治上沒有站錯隊，就不會被清算，中共本質上是政治流氓。

根據中國農民調查的統計，共匪對農民曾經使用過的掠奪名目主要分為六大類。

集資類——鄉鎮辦公樓集資費、鄉鎮教學樓集資費、鄉鎮科技網集資費、鄉鎮醫療門診部集資費、鄉鎮黨員活動中心集資費、鄉鎮影劇院集資費、建鄉鎮企業集資費、改造鄉鎮環境以及打擊刑事犯罪經費補助集資費……。
　　管理類——鄉村辦公房修繕費、鄉村幹部差旅費招待費、鄉村黨團員活動費、鄉鎮黨代會人代會會議費……
　　教育類——民辦教師工資費、公辦教師補貼費、校舍建改造費、學校正常辦公費、報刊圖書資料費、教學儀器與文體器材設備費……
　　計生類——獨生子女保健費、節育手術營養費、計劃生育委員補貼費；計劃生育小分隊補貼費……
　　幹部類——黨支部書記補貼費、村委會主任補貼費、會計補貼費；民兵連長補貼費、治安委員補貼費、團支部書記補貼費、婦女主任補貼費、村民小組長誤工補貼費、獸醫員農技員廣播員護林員護坡員報刊
　　投遞員清潔衛生人員補貼費、電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村裡安排的壹切勤雜工的補貼費……
　　訓練類——民兵訓練生活補助費、民兵訓練誤工補助費、看守槍支彈藥執勤補助費……公益類——敬老院建設費、敬老院服務人員補貼費、合作醫療建設費、農村醫務人員補貼費、烈軍屬優待費、殘廢軍人優待費、現役義務兵家屬優待費、老弱病殘複員退伍軍人優待費、工傷民工照顧費、困難戶照顧費、五保戶照顧費……其他類——交通建設義務工補貼費、文明村建設用工補助費、開街建集修路費、宅基規劃費、房屋准建費、種子檢疫費、畜禽防疫費、牲畜保槽費、架設電線費、統壹滅鼠費、派出所民警購置對講機和摩托車費、司法人員服裝費……、村幹部及非生產人員支出費、計劃生育支出費、公益事業與優撫支出費、……
　　挖空心思類——鄉鎮學校贊助費、輔導費、試卷費、資料費、掃帚費、生豬稅、屠宰稅、增值稅、所得稅、城建稅；或不管養豬與否，壹律按人頭徵收豬頭稅；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有結婚證書工本費、介紹信費、婚姻公證費、婚前檢查費、婦幼保健費、獨生子女保證金、婚宴消費費、殺豬屠宰稅、結婚綠化費、兒童樂園籌建費、計劃生育保證金、晚育保證金、夫妻恩愛保證金、金婚保證金等１４種稅費（源自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毛澤東說：人的思想壹旦解放，什麼人間奇迹都能創造出來。村鄉鎮幹部能在辦理結婚登記手續時發明「夫妻恩愛保證金」的稅費名目，真是可列入吉尼斯記錄的空前絕後奇迹。
　　這種暴征橫斂得以暢通無阻后，更加荒謬絕倫挖空心思的掠奪名目就會隨著任何壹項政策法令的頒行而再生。

實際上中國的農民從來就沒有被中共解放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翻身，土地尋租本身並沒有因為中共的出現而被消滅，很多的農民給他們所謂的人民政府支付完地租之後，剩下那壹點農業利潤只是勉強維持溫飽，很多人被迫要去做兼職成為廉價的勞動力人口，要去城市裡邊打工，於是形成了壹個中國特有的群體也就是農民工，農民被中共利用去打國民黨成為炮灰，死了很多的人，結果生活並沒有什麼實質上的改善，還是在底層艱苦的生活，從中國的工人與農民的處境中不難看出 即使按照共產國際的標準，中共也沒有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中國很多民運人士只是針對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很有興趣，對於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建立怎樣的憲法確立怎樣的社會制度缺乏設想，關於農業問題中國在結束中共的壹黨專政之後應該首先改革土地制度，在農業用地方面尊重私有產權的基礎上清除土地尋租的空間，也就是說可以購買私有土地但是不能把私有土地承包給自耕農賺取地租，絕對不允許包產到戶的行為，絕對不允許真正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成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絕對不允許只是佔有土地但是卻沒有使用土地進行農業生產的人利用對土地的佔有剝削自耕農，這就從根本上消滅了土地剝削。

私有土地應該允許買賣，因為壹個自由的勞動者尤其是農民，當他們希望不再從事農業生產之後應該有出售土地的自由，但是只能保值或者是適度增值不能謀取暴利，比如某位地主最初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多少錢，那些錢相當於多少頭豬的價格土地管理部門要進行統計，比如壹塊土地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格，以後就算物價上漲土地價格上漲貨幣貶值土地出售價格上漲，那位地主出售土地之後只能完全獲得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出售價格的土地交易收入，比如那位地主原先購買土地的時候花了相當於壹萬頭豬的價錢比如那個時候壹萬頭豬的售價是壹萬塊錢，等到那位地主出售土地的時候因為物價變動壹萬頭豬相當於兩萬塊錢，那麼那位地主出售土地所獲得的收入中兩萬以內的收入應該全部歸那位地主所有，從而做到不扼殺那位地主原來的奮鬥確保財產保值並且也讓那位地主可以得到壹份持有土地期間對土地的開墾以及維護所做出的貢獻的合理回報。

可是土地的增值除了作為自耕農的地主的努力之外也有社會大眾的努力所以超出兩萬塊錢的部份，剩下增值的部份可以看作是因為是社會進步土地周圍的部份被開發所造成的是社會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所以三分之二要作為社會福利支出，地主只能獲得三分之壹這樣做符合社會公正的原則又可以防止出現土地炒作的狀況有利於避免因為土地造成貧富的兩級分化從而也保障了人民改變生活方式的經濟自由的權利，實現了這兩項政策之後就基本上完成了在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重建個人所有制的工作了。

以後土地的交易將完全成為單純以改變生活方式為目的而不再具有炒作土地謀取暴利的功能了，農業用地的合理使用也有有了制度性的保障，這樣做最符合農民的利益，以後他們打算髮展合作社經濟的時候也不會出現因為沒有私有土地而淪為毛澤東時代那種生產隊的農奴了，也不會像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半農奴因為沒有私有土地所以必須向黨國支付耕地佔用稅以及購買種子 農藥 化肥過程中的消費稅了，再也不用向黨國支付八項雜費跟村提留鄉統籌了，再也不用繳納公積金、公益金、行管金、教育費附加、計劃生育費、民兵建設訓練費、鄉村道路建設費和優撫費了，也從根本上避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因為土地私有所出現的地租剝削以及土地兼并的狀況出現，這樣從根本上保證了農民可以在擁有私有土地的基礎上自由的結合，在自由的聯合的集體經濟中充份獲取利益，只有這種符合社會市場經濟原則的土地制度才可以充份的促進中國的農業經濟的進步充份的保障農民的利益。


延伸閱讀 中國學者談政治流氓對中國農民的掠奪

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遷徙自由被剝奪，養老沒保障，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


河南省委領導到洛陽等地貧困山區調研，有村民感嘆說「過去農民種糧交稅還能為國家做點貢獻，現在什麼稅也不交了，國家還給這補貼那補貼，我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說實話，我心裏很慚愧。」此語壹出，輿論嘩然，稱其善良者有之，認為其愚昧者也大有人在。


2006年農業稅被廢止時，國內媒體炒得沸沸揚揚，農民似乎也感激萬分。然而，為國家建設付出了60年血汗的中國農民並非像村民段中智所言「啥稅也不交了」，免除農業稅的象徵意義要遠遠大於給農民帶來的實際利益，而且農民的現實處境也並非如新聞中描述的那般美妙。


壹、60多年來農民有多少財富和權利被拿走？


自新中國成立至今，農民為這個國家不知付出了多少，其勞動創造的財富幾乎全部被拿來用於支援國家建設。然而，數十年的血汗奉獻，並沒有讓他們得到更多的實惠和權利，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至今仍舊是「二等公民」。


（壹）60年來農民為國家貢獻了多少財富？


新中國60多年的經濟建設，從農民身上拿走了多少財富呢？恐怕誰也說不清楚，我們只能用壹些大而化之的事件和數字去估量這個群體曾經和正在付出多少東西。


1、1949-2003年農民交了近4000億元的農業稅


新中國成立最初幾年，農業收入壹度占國家財政收人的40％。僅就農業稅而言，從1949年到2003年，全國累計徵收農業稅達3945.66億元。其中僅1949-1984年徵收的農業稅額有1000多億元（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至少11.42億兩（相當於現在10萬億人民幣）。


這還僅僅是上交給國家的農業稅，並非農民承擔的全部稅費，而在農民的稅費負擔中，農業稅是最少的，農民稱其為「頭稅」，此外還有上交集體的「三提五統」（指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農村教育統籌、計劃生育統籌、優撫對象統籌、民兵訓練費和鄉村道路建設統籌費），農民稱為「二稅」，達標集資（指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集資、攤派、罰款等）則稱為「三稅」。（楊青平《皇糧國稅——稅制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那「二稅」「三稅」到底有多少？

1957年浙江安吉縣有幹部曾形象地描述說：「壹個農民種五棵稻：壹棵是給國家種的，壹棵是給社長種的，壹棵是給會計種的，壹棵是給五保戶、公積金種的，壹棵才是給自己種的。」


1985年全國農民農業稅交了47億元，而民辦教育16億，供養五保戶10億，照顧烈軍屬5億，文化衛生20億，民工建勤義務工20億，計劃生育32億，基層于部和脫產人員補貼70億，亂收費40億，總汁257億元。（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中國農民負擔史》編輯委員會編著:《中國農民負擔史》第4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頁）也就是說，農業稅僅僅占農民負擔的五分之壹不到，同1957年的情況差不多。


1988-1991年，全國農民人均農業稅從8.6元增長到10.5元，人均村提留和鄉統籌費則由28.86元增長到44.55元，若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等社會負擔，1991年農民負擔約為90元，農業稅只佔九分之壹。（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


2000年的情況據專家測算，全國農民人均繳給國家的稅約為45元，繳給鄉村集體的費約為185元，用於各種達標活動的集資約為100元．合計330元，三者比例約為1：4：2。農業稅只佔農民負擔的七分之壹（楊青平《皇糧國稅——稅制流變與王朝興衰》P223）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4000億農業稅僅僅是近60年農民付出的很小壹部分，紛繁複雜的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才是農民的主要負擔，也難怪民謠說；「頭稅輕，二稅重，三稅是個無底洞。」

2、1953-1985年統購統銷，從農民手中至少拿走了價值58億兩黃金的財富

為了保證城市的糧食供應和穩定糧價，也為了給工業發展積累資金，1953年開始政府開始實行對糧食的統購統銷，強制農民低價把糧食賣給國家，農民自己吃的糧食數量和品種也得由國家批准。國家以低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收購和出售糧食，而以高於其實際價值的價格將工業產品賣給農民，這就形成了「剪刀差」。

國家通過統購統銷的「剪刀差」從農村拿走多少財富？據王鋒博士統計，從1950年到1978年，國家從農業取得了5100億元收入（按照當時的最低價格兌換成黃金相當於至少58億兩，至少相當於現在的49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176億元；1979年到1994年，國家從農業提取了15000 億元收入，平均每年937.5億元。而90 年代以來每年「剪刀差」的絕對額都在1000億元以上。（數據來自王鋒《中國農村稅費改革分析研究》P51）而據袁瑞珍統計，1953-1985年統購統銷過程中農民向國家貢獻的財富大約在7000億到8000億元。要知道，1978年中國全部國有工業固定資產也只有9600億。這種「剪刀差」讓農村壹貧如洗。

統購統銷常年過度徵購農民餘糧，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即便農業大豐收，農民仍吃不飽肚子。劉少奇曾有明確說要犧牲農民保證城市糧食供應和工業建設需要 。農民將這種低價強制購糧的政策成為「暗稅」，民謠中說：「暗稅最要命」。

3、1959-1961年大飢荒：上千萬農民因為過度征糧被餓死

1959-1961年之所以會出現大飢荒，主要是因為大躍進中虛報糧食產量，導致高徵購，各省為完成徵購指標，逼迫農民把口糧上繳，致使大飢荒蔓延。為了完成徵購指標，地方官員無所不用其極。比如安徽鳳陽「很多社、隊成立了『查糧小組』、『調糧突擊隊』，翻箱倒櫃戳地鑿壁，逐戶搜查，吊打群眾，結果不僅將社員自留地收的少量糧食和留下的壹點雜糧、種籽沒收，就連山芋葉子、雞蛋、藕粉、現金等亦被以『反資本主義』為名搜走。」

同時，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基層幹部為自己享樂大肆佔用農民口糧，導致農民缺糧餓死。如鳳陽縣「光大隊的幾個幹部有賬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發給病人的白米、洋麵，絕大部分被他們吃掉。大隊書記陳榮付，煮牛肉沒有柴草，就把社員任光衡的房子扒掉。」

當時實行的政策是保證城市犧牲農村，比如當時京、津、滬三地糧庫告急，中央決定犧牲飢荒最嚴重的四川，讓李井泉火速向外調糧。1960年糧食部副部長趙發生說：「四川每年都要調出大量糧食支援全國各地。但四川城市人民每月只吃20斤、19斤；農村食堂每天每天吃四兩糧。四川人民把方便讓給別人。」（《全國糧食廳長會議簡報》，四川南充，1960年2月9日。）這種不顧農民死活的糧食高徵購導致了四川成為是餓死人最多的省。

大飢荒中餓死的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民，這三年間農民失去了多少糧食和財富權且不論，僅僅餓死了的人數，至今仍是個謎……

4、1962年至今：農民私有土地被收歸集體所有，至今仍無土地所有權

從50年代開始，不僅農民的勞動成果被拿走，就連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也不再歸農民所有，而成為「集體」或國家的財產。

50年代中後期，當農民轉入高級合作社后，土改時分給農民的私有土地便轉為合作社集體所有。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進壹步將農民的宅基地也劃歸集體所有，其第二十壹條規定：「生產隊範圍內的土地，都歸生產隊所有。生產隊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員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壹律不準出租和買賣。」

改革開放以後不僅沒恢復農民的土地所有權，反而在憲法層次上明確規定土地集體所有和國有，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

至此，農民不僅在事實上，而且在法理上完全喪失對土地的所有權，從建國初期土地的主人淪落成為現在「集體」土地的僱工，這也成為如今政府和開發商圈地過程中農民無法維護自身利益，最終連土地使用權也完全喪失的根本原因。


5、1962年為了緩解城市糧食壓力，城鎮人口向農村移民2000萬

1959-1961年飢荒威脅著數億農村人的生命時，為了減輕城市的糧食供應壓力，陳雲建議中央「動員城市2000萬人下鄉」。1961-1963年，全國共精簡職工1800萬人，壓縮城市人口2600萬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30）後來毛澤東在談起這壹條措施時很感慨地說：「我們的人民好啊！幾千萬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但他卻沒有想過2000萬人會給飢荒中的農民帶來更大的生存壓力。

為了防止農村難民進入城市逃難，1959年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指示》和《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口外流的緊急通知》，嚴格限制農民進城。即便在大飢荒最嚴重的時候，也不允許農民逃離農村進入城市。

6、1968-1980年上山下鄉運動：知青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

1968年毛澤東為降服紅衛兵和緩解城市勞動人口壓力，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據統計，在1962—1979年期間，全國累計下鄉的城鎮知識青年有1776萬之眾，加上幾百萬的機關幹部職工下放農村，總共有2000餘萬城鎮人口流入農村。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必然增加農民的生存壓力，知青的到來讓農民本就貧苦的生活雪上加霜。官方資料也承認：「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了農民負擔，形成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

同樣作為這場運動的受害者，知青群體或懷念或控訴，擁有強大的話語權，而農民至今仍然出於失語狀態，連表述的機會都沒有。

7、60年來農民付出的勞役不計其數

除了上述生命財富損失之外，農民還有壹部分巨額勞務付出經常被忽略，這就是攤派在每個農民身上的勞役。這些勞役付出主要用於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防汛、公路建勤、修繕校舍等。

以水利建設為例，復旦大學教授張樂天說：「現在國家建水庫要投資多少億？當年都是農民干出來的。那時建設的水利工程，其總量遠遠超過現在，因為當年遍地開花，全都在干，像紅旗渠多著名啊。」水利工程會耗費多少人力呢？以湖北省為例，僅「大躍進」時修建丹江口水利工程就動用了17個縣的10萬名民工，依靠人力投擲的粘土、沙石，土法建成了壹道大壩。放在現在，這需要多大的投入？而在當時，這都是按照義務工攤派給農民的勞役。據統計，上世紀50-70年代，中國水利工程建設 「大躍進」，現有的8.7萬座水庫大部分建於那個時期，想想就知道當時農民付出了多少。


（二）60年來，政策歧視讓農民的公民權利喪失殆盡

農民用生命和財富為國家建設奉獻，為政策失誤買單，他們得到了什麼？「二等公民」的特殊待遇，政策上法律上福利上的各種歧視……60多年來，農民喪失了多少權利？

1、農民選舉權僅相當於城市公民的四分之壹甚至更少

建國以來，為了保證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毛澤東強調「在立法上要講階級不平等」，從1953年《選舉法》開始，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長期以來只有「八分之壹選舉權」（1979年修改為五分之壹，1995年修改為四分之壹）。1953年制定選舉法時，全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86.7%，而所擁有的全國人大代表數僅佔總人數的5%左右。

我國城鄉居民選舉權「同票不同權」的現象，直到2010年才得以在法律層面上終結。然而據統計，截至2012年2月29日，第十壹屆全國人大代表實有2978人，其中官員、公務員代表2491人，民企員工代表16人（包括農民工3人），農民代表13人（以村黨組織書記為主） 。也就是說，真正能夠代表八億農民利益的人大代表僅僅15個（如果村黨組織書記能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話），僅相當於1953年的十分之壹，而代表兩億多農民工利益的僅3人。由此可見，雖然法律已經修改，但事實上八億農民在政治參与上的處境更加邊緣化，完全處於被忽略的失語狀態。

2、 戶籍壁壘森嚴：農民淪為「二等公民」

戶籍，恐怕是農民最痛的傷口。1958年為了限制城市人口增加，防止農民進入城市，全國人大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解釋《條例》的制定目的說：「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外流。」他還批評有的城市機關、單位讓「從農村盲目流入城市沒有戶口的人員」長期居住。

改革開放以後，城鄉戶籍鐵壁更加鞏固。國家陸續出台政策強化對戶口遷移工作的限制，嚴格控制「農轉非」。

那麼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到底能給人們生活帶來多大差別？僅以保險福利為例：「1992年，每個有非農業戶口的中國人可以從國家那裡獲得524. 4元錢的保險福利費，若加上440 .3元的無形住房補貼，那麼市民戶口的身份價值就是964.7元。1992年中國農民的人均純收人才784元，人均消費水平才648元。也就是說。壹紙戶口要勝過農民壹年的辛勞。」 （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對占人口總數80%左右的農民來說，國家福利制度幾乎是壹片空白。只有少得可憐的幾種福利形式，那是農民自辦的。「小學是民辦的，『五保戶』是農民負擔的，修橋、鋪路等等壹切公共事業無壹不是由農民自己來集資。農民住房靠自己建，農民看病掏自己的腰包，農民上了年紀以後靠子女贍養，死亡之後由子女出喪葬費用。生老病死聽天命，衣食住行要自謀。」（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1）

正因為如此之大的利益差別，農民們才會想方設法擠破腦袋去贏得壹個城市戶口，有些婦女甚至不惜獻出身體。據《法制日報》1993年報道，廣西壯族自治區隆安縣公安局局長陸世長1977年至1991年間以批准農轉非戶口為誘餌，先後姦淫婦女8人48次，調戲、侮辱婦女5人。這僅僅是法院調查認定的事實。而據有線索的數字，這個色魔在14年間姦淫婦女數則為100多人。（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57）

這種情況雖然有所改善，但是戶口壁壘依然等級森嚴，特別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這從大學生、研究生找工作時拚命地想在城市落戶就可知道其中利害。普通農民想在城市落戶，更是難上加難。而2010年廣東推行「積分入戶」和 重慶的「土地換戶口」等措施，說白了就是「要人手不要人民，要戶口得交土地」的霸王條款 。

3、1957年至今，遷徙自由被剝奪

伴隨戶籍制度的確立，農民的遷徙自由也被剝奪了。

1951年公安部頒布《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和1954年制定憲法的時候，其宗旨里還有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字樣。

但從1953年開始，國務院相繼發文件指示：「鐵道、交通部門在主要鐵路沿線和交通要道，要嚴格查驗車票，防止農民流入城市；民政部門應將流入城市和工礦區的農村人口遣返原籍，並嚴禁他們乞討；公安機關應當嚴格戶口管理，不得讓流入城市的農民取得城市戶口；糧食部門不得供應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員糧食……」層層設卡，想盡辦法要阻止農民進城。1957年12月13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關於各單位從農村中招用臨時工的暫行規定》將農村勞動力徹底地排斥在城市大門之外。這些制度讓農民失去了在城市立足的任何可能性。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更是從制度上否定了農民的遷徙自由權利。（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

1975修改憲法時，把54憲法所規定的「遷徙自由」直接給取消了，我國公民的遷徙自由徹底失去了憲法保障。

改革開放以後，人民依舊沒有遷徙自由。法律方面，1982憲法沒有恢復「遷徙自由」的條款。參与本次制憲的法學家吳家麟解釋說：「有些做不到的就不要寫進去。因為有法不依，不如無法。無法盼法，大家還覺得有希望；有法不依，連盼頭都沒有了。」當時的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胡喬木則說：「不能讓農村人口自由進城。現在城市很困難，有了權利大家便都到城裡住來了，那是不能規定的。」

事實上雖然農民可以進城務工，但是無法在城市享受應有的福利待遇，連基本的子女入學權利都沒有，這種想要農民創造價值又不給農民福利待遇的「遷徙自由」，是對農民的變相掠奪。

4、農民養老沒保障，完全處於自生自滅狀態

50到80年代，國有企業職工及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金由國家財政撥款，個人不需繳納任何費用。而農民養老只能「自力更生」，只有極少數老弱孤寡殘疾才獲得集體的保障，錢還是由農民自己掏。

80年代以後公務員養老國家全包，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改革后，職工養老需自己繳納部分，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仍是國家全包。而農村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卻依舊是農民全部承擔養老費用。這種附加身份限定的養老保障制度，有悖于憲法精神。

5、教育上重城市輕農村，農民工子女無法上學，農村大學生比例下降

自新中國建立以來，在教育方面無論是教育經費、重點學校還是教育政策，農村都無法與城市相提並論，長期傾斜的教育政策讓占學生數量絕大多數的農村學生壹出生便「輸在了起跑線上」。

就教育經費而言，2001年我國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為95元/人，農村為28元/人，城鎮是農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平均是146元，農村為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國家投入的農村中小學財政預算壹般不夠發公辦教師的工資，因而教師的辦公經費、教學器具和圖書資料的購買只得由農民負擔。據估算，每年農民繳納的教育附加費達上百億元(1998年為165億元)。實際上，在教育費附加之外，農民還需要參加教育集資(1998年為53億元)、攤派和支付學校的亂收費。

由於農村教育經費長期投入不足，造成了中小學校數量不足，以致1983年至1998年，7148萬農村孩子因無校就讀而失去上初中的機會，平均每年失學量為476萬名。（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82-88）教育投入上對農民赤裸裸的歧視，導致60%以上的農村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學教育而回鄉務農或外出打工。

農民工子女的入學狀況更糟糕，由於城市學校不肯接收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子女，或農民工付不起高昂的借讀費，他們只能將子女送進「打工子弟學校」，這些學校不花城市財政壹分錢，但仍不被容忍，很所城市強制取締「打工子弟學校」，僅北京市2011年8月關停的打工子弟學校，就導致3萬農民工子女失學。

教育長期的傾斜也導致了從90年代開始重點大學農村學生比例持續下降，統計顯示，2011年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農村學生約佔30%，其中重點大學的農村生比例不到兩成，中國農業大學農村生佔三分之壹，北京大學在2010年只有壹成，清華大學2011年來自縣以下的學生不足兩成，而1980年代清華的農村生大約佔二分之壹，「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農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動的道路越來越窄。

6、農民進城就業遭遇戶籍歧視，很多職業被禁止進入

從50年代開始，城市便封閉了就業市場，農村勞動力很難在城市找到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批示：「壹切部門的勞動調配必須納人計劃……不準隨便招收人員，更不準從鄉村中招收人員」。（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而農民只能安守農村，永遠從事農業生產。

改革開放以後，農民雖然被允許進城務工，但乾的都是最臟最累的行當，因為很多城市出台政策限制農民進入某些職業，這些職業都是特意留給城市人的。比如1995年上海發布《上海市單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勞動力分類管理辦法》，將20多個職業作為「不準使用外地勞動力的行業工種」。北京1997年初也開始限制使用外來勞動力，僅有12個行業的200個工種對外來人員開放。2000年初，北京市又決定將限制行業將由過去的5個增加到8個，限制職業由過去的34個增加到103個。（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38-163）

這種對城市居民進行保護性就業的政策至今仍沒有改善，對普通農民工就業限制之嚴尚且不說，僅就大學生就業而言，每年碰到的戶口壁壘就不計其數，據統計，「在遭遇過戶籍歧視的青年中，有57.9%是農村戶口，有78.9%是非本地戶口；而在北京地區的調查中，非本地戶口求職遭拒的比例達到了驚人的93.9%。」

此外，農民在醫療、生育、維權等方面的狀況同樣不容樂觀。


二、免除農業稅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

免除農業稅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從實際效果來看，並沒有給農民減輕多少負擔，農民的處境也沒有多大改觀。

（壹）免除農業稅：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免除農業稅，看上去很美，其實更大程度上只具有象徵性意義。2006年之前，中國是世界上唯壹專門面向農民徵收農業稅的國家，當今世界上主要農產品生產國如美國、德國、法國，不僅早已免除了農民稅費，反而給予農民高額的直接補貼。因此，減免農業稅，從與國際接軌的角度看，的確可以算作壹種對農民的解放。

那麼免征農業稅到底能給農民帶來多大的好處？以河南這樣的農業大省為例，免征農業稅，全省少收稅10億元，如果加上約30％的徵稅成本的話，每個農民大概少支出或者說增加了20元的收入。而2004年河南農民的平均收入是2550元，把農民的人均收入由2550元提高到2570元，增收幅度不到1％。由此可見，免除農業稅對農民增收的實際意義不大。

而且從上邊所列農民的稅費負擔看，各種雜費、雜稅，如教育附加費、屠宰稅等才是農民增收的根本障礙，這些亂收費的總額數倍於農業稅，至今仍沒有多大改善。

（二）免除農業稅不等於不交稅

河南農民段中智感嘆「現在啥稅也不交了……俺現在壹點貢獻也沒有」，其實這種看法明顯是與事實相悖的。農民的農業稅雖然免除了，但仍承擔著各種雜費雜稅。除此之外，農民實際上還承擔著很多稅種，比如說購買農資的增值稅、購買生活消費品的增值稅等，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在2005年10月的講話中說：目前中國農民在購買生產資料等生產過程中交納的增殖稅，每年在4000－5000億元之間，農民人均交納的稅款在200元以上。農民僅僅在購買生產資料環節就為國家間接地承擔如此高額的稅收，怎麼說農民不是納稅人？

（三）農資價格上漲，抵消政策優惠

農業稅免除后，不少地方的農資產品價格不斷上漲，這些雖然屬於市場行為，卻與當地政府的價格管理不無關係。這在壹定程度上「吞噬」了種糧直接補貼、降低農業稅等政策實惠。僅化肥而言，據查2006年底尿素價格約為1500元/噸，2007年漲到尿素價格1700 多元/ 噸，2008年2300 多元；二銨價格則由2006年底的2000元/噸增長到了2008年的4400 多元/噸，翻了壹倍多。

如此迅猛的價格增長，農民種地的成本陡然增加，不但政策優惠被抵消，農民的隱形負擔不降反增。

（四）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狀況仍未改善

實際意義不大的免除農業稅被宣傳得轟轟烈烈，而二元體制下農民被剝奪被歧視的地位基本沒有任何改變，在壹些方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

比如近年來不斷出現的征地風波，某些以城市化名義推進的政策直指農民最後的生存資源——土地。農民「被上樓」，城市「要農民工的勞動力不要農民工，要農民的土地不要失地農民」，血拆悲劇不斷上演，農民賴以生存的最後壹點保障也被剝奪。

2004年的征地改革號稱能限制官商勾結損害國家利益，保護農民權益……然而據秦暉教授介紹：「這種改革對於國家與農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沒有什麼改變，尤其是國家壟斷土地『壹級市場』、只許官府『征地』不許農民（甚至包括『集體』）『賣地』、更不許農民討價還價的規則沒有任何改變。」

現行的很多政策法律不僅剝奪農民的權利，甚至歧視農民的生命。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壹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按照2011年的標準來算，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僅僅因為戶籍差別，城市人口死亡賠償金就是農村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說，城市人口壹條命的價值是農村人口的三倍。「同命不同價」，如此赤裸裸的歧視，連生命權都不能平等，何談公正？難怪早在1994年四川省合江縣壹個鎮幹部敢公然對群眾說：「死壹個農民算什麼？就如同死壹只螞蟻。」（俞德鵬《城鄉社會：從隔離走向開放——中國戶籍制度與戶籍法研究》，P124）的確，中國農民，命若螻蟻啊！

結語：

1、農民遭受了如此多的苦難，卻依舊憨厚樸實到愚昧的程度，僅僅被免除了幾十塊錢的農業稅，他們便充滿感激，這感激背後包含了多少心酸與悲涼。

2、但願有壹天國家能真正不再想方設法從農民身上牟利，能還這個群體以真正的國民地位，真正的生命和權利平等，還他們壹個公道。


民主就是允許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


中共垮台之後的中國可以實行分級地方自治，村 鎮 縣 市 省各級地方自治單位的人民都可以通過公投制憲的方式決定當地的經濟制度，無論是私有製為主還是公有製為主，甚至是實行混合所有制，無論是實行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甚至是實行混合經濟，無論是土地私有還是土地公有，甚至是實行土地的混合所有制，無論是堅持按勞分配，還是堅持按生產要素分配，甚至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並存，無論是生產資料個人所有還是集體所有，甚至社會所有，無論是高稅收高福利還是低稅收低福利，人民可以隨時通過公投制憲的方式改變經濟制度。

這樣做符合中國意識形態多元，很多人未必可以接受西方自由保守主義的國情，避免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中國民眾被中共的殘餘勢力利用，成為動搖中國民主制度的社會根基的力量。

中共長期恐嚇中國人民，宣稱如果實行民主制度可能就會出現不受限制的私有制，不受限制的私有制孕育出來的財團會壟斷整個社會。

很多人因此受到誤導，即使討厭中共還是排斥民主，如果中國的民主化是在追求讓人民充份的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包括自由的選擇經濟制度，深受社會主義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基層人民估計也會支持中國的民主化。

這樣做不僅可以擴大並且鞏固民主制度的生存根基，防止專制復辟，同時確保了各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在民主的框架下自由的實踐，讓生活在不同地區不同意識形態結構的人民都可以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生活方式，讓共產極權主義政黨再也沒有機會用經濟因素煽動基層人民否定民主政治了，人民在自由實踐的狀態下自然會產生出適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的經濟制度。

中國民運長期無法成功主要還是因為沒有一套可以應對意識形態已經多元的中國社會的民主方案，不是太偏左就是太偏右不然就是太偏向中間，左派 右派 中間派都希望讓大多數人接受自己的主張，我覺得應該讓人民根據自身情況自身的利益需要自由的選擇左中右，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可以讓中國人民自由的選擇才是中國民運需要告訴中國人民。

實際上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制度也確保了人民自由選擇經濟制度的權利，比如賦予民選的國會多數修改憲法的權利，或者賦予人民通過直接民主公投制憲的權利，西方社會的文化傳統決定了西方國家以私有製為主體以市場經濟為主體，西方人民沒有選擇讓共產黨成為執政黨，西方人民沒有運用民主制度選擇以公有製為主體以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制度，政治民主的本質是讓人民擁有選舉 罷免 創製 複決的權力，創製就是通過立法的方式選擇社會制度，某些民主國家允許共產黨合法存在，某些國家即使把共產黨定義為非法政黨，仍然允許人民通過行使創製權把共產黨定義為合法政黨，中共長期利用西方社會的這種狀態誤導中國人民，讓中國人民誤以為一人一票 三權分立 地方自治 軍隊國家化的現代民主制度是維護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中國如果引進現代民主制度就意味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復辟，意味著基層人民的生存壓力會增加。很多中國人因為被中共洗腦，認為西方民主國家保護私有財產就是保護階級固化，事實上西方民主國家的稅收制度非常健全，保護私有財產並不會促進階級固化，而是保護公民可以不受壓迫的支配自己的勞動報酬。

中國人民長期被中共誤導，認為民主化就是走向以私有制與自由競爭為主的更充份的弱肉強食的社會。

如果具體劃分，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分立以及中央與地方分權屬於憲政體制的內容，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 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屬於自由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內容，選舉 罷免 創製 複決才是屬於政治民主的內容。

西方民主國家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合法存在，允許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党參加選舉，允許國會多數擁有立法權實質上就是允許人民自由的選擇生活方式。很多中國人根本不了解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的本質，對於民主政治的認知來自於中共的宣傳，他們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兩個財團黨二選一，每四年選一次，西方民主國家實行的現代民主政治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

事實上真正的民主是把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還給人民，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私有制因為受到獨立的司法體系的約束才會遵守程序正義，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公有制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的監督發展成民主公營事業，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市場經濟才是真正的被憲政體制約束的法治經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計劃經濟才會因為受到民選國會跟直接民主的支配成為增進人民福利的宏觀調控，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私有制度才會真正尊重自耕農的私有產權，也只有建立在民主制度之下的土地公有制度才會確保符合公共利益的土地使用，只有保障結社自由允許獨立工會存在的民主社會才有機會發展出產業民主，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讓農民不用遭受權力尋租者的壓迫，只有民主制度可以讓自由市場經濟發展成社會市場經濟最終演變成民主計劃經濟，只有民主制度可以孕育出真正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人類社會經歷了專制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民主計劃經濟之後或許會進入社會主義高級階段，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前提是必須建立民主制度。

存在社會分工就有不同的利益群體，存在不同的利益群體就會有利益衝突，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礎上的多黨制就是調和不同的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利益群體投票給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多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成為調和不同利益群體的利益衝突的工具，不同的政黨組成的國會的國會結構，反映了整個社會不同的利益群體所代表的群體利益的大小，國會多數決的結果代表著最大的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一黨專政的結果就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集團作為一個利益群體，可以隨便動用不受制約的權力壓迫其他利益群體。

極權政府可以集中力量辦壞事，比如強拆，比如搞豆腐渣工程撈錢，根本不需要經過民選議會的審議，可是極權政府是沒有服務效率的，極權政府的服務質量是非常差的。在中國去政府機關辦事需要花錢搞關係，需要面對一大堆潛規則，而且中國政府長期讓中國人生活在低福利的狀態之下，極權政府的效率對於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好處的，對於一般民眾是沒有好處的。

共產專制對貨幣的控制

中國政府為對付經濟危機濫發貨幣與控制匯率的貨幣政策，大大削弱了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的作用，常常導致人民幣實際含金量國內國外不壹致，人民幣出現內貶外升（或持平）。不斷的超發貨幣與死守匯率，使這種不壹致（俗稱剪刀差）不斷擴大，將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帶來兩方面的影響：

它使中國同樣貨幣在國內國外不能買到同質同量商品，或同質同量商品國內國外價格不同。國外商品因匯率因素將大量湧入中國，國家被迫加大關稅或非關稅措施，以狙擊國外商品。否則很難維持經常項目的貿易順差和平衡。這會增加國外商品進入中國的限制，引起他國的不滿和反制。另外，中國出口商品受匯率影響，價格在國外相對升高，將日漸失去價格競爭力，由此遏制中國商品出口。所以，人民幣內貶外升，會日漸成為商品跨國流動的貨幣壁壘。

人民幣內貶外升，使貨幣（或資本）在跨國流動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套利空間。如目前國內企業大量在國外的收購（美其名走出去），帶來大量的資本外流，就與人民幣內貶外升密切相關。千百萬的人民幣在國內只能買壹套房，兌換成美元在美國則可買數套房。當這種套利足以影響壹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甚至產生金融危機時，國家將被迫實行嚴厲的資本管制。壹旦實行資本管制，貨幣的自由兌換受到衝擊，經濟要素的跨國流動因為缺乏有效的交易媒介將大幅削弱。

匪諜長期鼓吹所謂美國維持美元體系是為了剝削全世界，這種說法實際上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元體制是世界貿易的需要，而其他國家在貿易中，根本不願意讓世界各國的貨幣參考，比如人民幣絕不願意被盯著幣值。美元體制的壹個重要特徵是自願性，也就是各國自願參照美元，沒有任何的強制性。

其次，美國作為美元供應國，壹貫的收緊，不存在所謂「印美元發財」的問題。印刷美元是給非常敏感和透明的問題，美國壹量化寬鬆壹下，中國就要美國向中國「解釋」。而中國卻是年年寬鬆。

最後，中國的各級政府預決算是不公開的，所以，別人無從知道政府到底量化寬鬆了多少人民幣，印刷了多少人民幣。也從來找不到政府印刷人民幣的具體數字和時間，這對美元來說是不可能的。人民幣這樣做有自己的苦衷，目的之壹就是阻止各國準確掌握參考人民幣實際幣值，從而掌握人民匯率的主動性。

而別國在這種情況下，肯定不願意維持壹個人民幣體制。

在國際貿易和結算中，壹國願意參照哪國的貨幣，都是自己的權力，妳愛參考歐元就參考歐元，沒有任何人或者國家會反對妳這樣做。
　　
據說有些國家願意和人民幣接軌，俄羅斯願意和人民幣接軌。只能說這些國家非常的有個性，在摸不清人民幣實際狀況的時候，就大胆的「壹口價」。
估計是政治經濟學的成分多壹些。

壹般來說。社會增加多少物資，就應該發行多少貨幣。
　　
　　
貨幣如何投向市場？有信貸，補貼，社會福利建設，充實政府財政等等。
　　
為什麼民主國家都是福利國家？就是因為他們新增貨幣大多用在全體人民的身上，用來補貼薄弱產業比如農業。民主國家基本上增發的貨幣，是通過社會福利的方式投向市場，養老，醫療等等。而中國卻讓這些公務員們糟蹋。
而中國新增貨幣則多是給國企貸款，給公務員發工資。
　　
共匪採取的壹個重要的方法是給公務員增加工資，讓公務員把這些錢花出去。這樣做是不利於社會公平的。
民主國家的政府花的錢是用來補貼薄弱產業，比如農業，或者用來給弱勢群體補助，比如美國的社會住宅。
　　　　　　

共匪幾十年來，放開的印刷貨幣。
美國1997年緊縮貨幣，結果美國人房貸出現危機。
歐洲2006年緊縮貨幣，結果歐洲政府財政出現危機。
　　
共匪的血汗出口禍害了全世界，共產黨的權貴們個個吸飽了血。在頂不住壓力的時候，提出要緊縮貨幣。
但是效果是不好的，因為共匪根本不願意把經濟發展紅利分給勞工，提高社會福利拉動內需，壹旦有需求不足，共匪馬上想到的就會是印貨幣推動貶值,搞內需和發展中小企業，都是共產黨的權貴們需要割肉的，共匪根本不願意。

中國要搞內需，附庸在體制內的利益集團不允許。
癥結在於：出口經濟，在分配上不要分給勞工利益，內需經濟，就要提高勞工福利。
內需經濟，就要扶植中國的中小企業消化初級產品，而中小企業多數是體制外的，補貼體制外的企業，共匪根本捨不得花錢。

共匪購買了大量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的債務。
第壹是因為是共匪壓榨勞工的血汗出口，侵蝕了美國底層人民的工作機會，導致他們無法續貸。這是贖罪。
第二是因為購買美國國債，這改變了美元的供求關係，會促成美元在市場上升值，緩解美元貶值對共匪的血汗出口的影響。
　　
匪諜對於壹些東西，只會告訴人們壹半事實，另壹半是不能告訴人們的。於是很多人什麼都不懂，然後批判美國。當面對所有事實的時候，他們也只有自我催眠了。
其實都是共匪的宣傳導致的惡果。

內需經濟，就要分出經濟紅利非勞工，拉動消費。
另外，中國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很多資本家主要是通過以前的價格雙軌制完成原始積累的。什麼人才能在體制內外倒賣物資賺取差價，應該只有共匪吧。
共匪依靠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賺錢，共匪必然積極的捍衛建立在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經濟制度。

美國確實想極力維持美元本位的地位，這是因為美國主張自由貿易，如果沒有美元本位，世界貿易壹片混亂。美國維持美元本位的唯壹方法是維持美元信用。

內需經濟，就要分出經濟紅利給勞工，拉動消費。
什麼叫做血汗出口？就是因為出口占壹國GDP達到巨大份額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內部分配就會失衡。因為不需要培養內部市場，在政策面上勞工只要給最低工資就行了。而內需經濟，則不壹樣。

美國儲備黃金，確實是為了維持美元結算的，美元結算是貿易自由的基礎。
　　
首先，黃金結算已經不合時宜，這個基本上是共識。而沒有其他的貨幣「願意」和「能夠」被各國貨幣參考。美元擔當了重任。
其次，美國這並不是強制，只是暗示如果各國回到黃金本位，那麼別國並不會因此得到什麼好處。這是因為總有人對美元結算有想法，認為黃金結算更可靠。
　　
美國儲備大量黃金，其實是為了推動世界貿易的發展。假如，世界各國不再認同美元結算，壹致同意回到黃金結算，那麼美國也無可奈何。

美元幣值如果像亞洲國家貨幣那樣波瀾起伏，那麼世界貿易就會驚心動魄，國際結算就壹團糟。
美元結算，決定了美元不可能亂來。亂來的結果是國際貿易體系的崩潰。如果是黃金本位，美元就輕鬆多了。
　　
這隻是說，美國作出「犧牲」在維持世界的自由貿易的實現。

美國努力維持美元結算的局面，這並不是說美國對世界各國有任何強制性。
不管美國儲備多少黃金，哪個國家願意用歐元結算這是這個國家的自由，這樣做的時候，只要考慮目前的和潛在的貿易夥伴願不願意。

匪諜總是炒作美元的霸權，實際上只是在惡意抹黑美國。
事實上美國主張美元體制，只是為了各國間發展國際貿易。而且美元是需要作出犧牲的，因為美國要努力保證美元幣值穩定，其他貨幣則不要考慮這壹點。
美元被參考，哪個國家願意被這樣？人民幣嗎？
　　
如果說美元體制讓美國得利，只能從美國在國際貿易的發展中，獲得了好處。但是很多年來，由於其他國家操作貨幣，美國在貿易中並沒有得到什麼好處。

共產專制對股票市場的控制

在西方國家的經濟理論中，股市是壹個國家經濟的晴雨表。當經濟狀況好時，股市就紅火。當經濟狀況糟糕時，股市就冷清。

但中國股市卻不是這樣。當中國經濟狀況好時，這股市反而直線下跌。當中國股市從六千多點的高位狂瀉到壹千八百點時，正是中國整體經濟形勢大好之時。

中國股市是中國政府開的壹個超級大賭場，讓幾億中國股民在這個大賭場里做壹下發財的美夢而已。當然能在裏面做發財美夢的畢竟只是極少數人。多數人在裏面做的是壹場惡夢。在這個大賭場里，政府是最大的莊家，政府以「證監會」的面目出現在大庭廣眾的面前。「證監會」也是最大的贏家。不論賭場里的輸贏如何慘烈，它都包賺不賠。

中國企業把中國股市當成壹個圈錢的地方。壹個企業千方百計想上市，是想通過股市把股民的錢圈到自己手中。上市時圈壹次錢還不夠，以後多次以送股、配股為名再圈錢。

中國企業想上市不容易，得勾兌「證監會」的高官。這就給了「證監會」大員們吃黑錢的天大良機。

各地的券商和莊家實際上是政府在股市的大小代理人。代理人知道政府的底牌。他們在操縱著股市的漲跌。決定大盤漲跌的大型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中共直接控制的黨營企業，中共可以直接動用國庫的錢購買自己的黨營企業發行的股票進行炒作，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選舉制度，散戶根本無法了解黨營企業的真實經營情況，也沒有選舉制度可以讓中共成為失去黨營企業失去國庫支配權的在野黨。基本上中國股市的必然規律就是中共掠奪中國的股民，中國的散戶只能被中共宰割。真正認真的研究經濟在金融領域從事資源優化配置工作的一般股民根本賺不到錢，因為整個制度設計是為中共服務的。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與中共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中共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中共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中共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是被民選政府約束的國營銀行，所以不可能隨便損害普羅大眾的利益，中國的國營銀行實際上是被中共控制的黨營銀行，專門為中共謀取特殊利益服務。中國股市本質上是黨國財團圈錢的工具，黨國財團率先入市創造人造牛市，散戶隨後入市，然後黨國財團撤離，人造牛市行情結束，散戶的錢被人造牛市瓜分。

外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看的是經營業績。中國壹只股票的漲跌炒作的是題材。什麼「企業重組」；什麼「中共多少大召開」亂七糟八，什麼都成了炒作股票上漲的理由。炒作題材的目的只有壹個：讓散戶們成為股票的最大買主，再跌下去逼散戶們割肉出局。

中國股市莊家的操作手法也不複雜。當莊家在低價位看好壹只股票（2000點價位）時，就抄底購入。當莊家抄底成功后，就拉擡股價。當然在拉擡股價的過程中，找上幾個股評員吹壹吹，把股民的眼球吸引過來這效果就更好。當股民追漲股價達到莊家的預期（4000點價位）后，莊家也不壹定馬上出手拋盤。當股價超過莊家預期（5000—6000點價位）后，莊家開始拋盤。莊家拋盤股價有所下跌（4000點到4500點價位）。這時股評員就力勸股民們「逢低吸股」。股民想的是這壹股票跌了這麼多了，肯定會有「報復性反彈」，現在買入正是時機，遂大量購入。這時才是莊家拋盤的最好時機。壹但拋盤成功。這隻股票就直線下跌。股票下跌，散戶心慌，忍痛割肉，莊家再低價抄底接盤。再拉擡，再拋售。如此周而復始，散戶們的錢不知不覺就進了莊家手中。十年前，中國股市到六千多點的最高點位時，正是散戶們持股比例最高時。從此以後，中國股市飛流直下到壹千八，不知有多少股民的血汗錢被莊家洗劫壹空。

許多股民熱衷於看有關專家的股市專著，搞什麼「股市技術分析」。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把中國的股市當成西方國家的股市了。而沒看到中國經濟和中國股市的特殊性。中國股市的漲跌完全被政府和其手下的莊家們控制著，豈是股評家和專家們能把握的？豈是股市專家們所能描述出來的？

從中共開設股票市場到二零一五年，中國股市從第壹個最高價位1700點跌下后，經許多年的沈寂再被擡到了第二個最高價位2400點，又是許多年的沈寂被壹呼拉地擡到第三個最高價位6000多點。暴跌后又拉到5000多點。隨後又是暴跌。雖然有李克強總理的「暴力救市」，也無濟於事。如果沒有七到八年或更長的時間，這股市就沒有復甦的可能。而中國股市的下壹次高潮到來的前提是：中國散戶股民的資金再次大量入場。中國股市下壹次高潮肯定又是暴漲加暴跌。持續時間很短暫。再回到不死不活的狀態，等待下下次的暴漲暴跌。

延伸閱讀 中國股市存在嚴重的金融犯罪行為

泰禾集團於2020年4月30日發布業績預告，預計2019年1-12月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 82732萬元，與上年同期相比變動幅度為 -67.62%

主要原因如下：1、2019年公司為加速項目資金回籠，通過轉讓項目股權形式與合作方共同開發，累計減少並表項目21個，由此確認投資收益約15.5億元；與此對應，2019年度交付結利的項目少於2018年度，導致房地產銷售業務收入相比於2018年度減少約72億元，同時由於2019年度結轉收入的項目普遍受國家房地產調控政策影響，導致2019年度毛利率較2018年度大幅下滑，影響凈利潤約20億元。上述原因導致公司2019年度非經常性損益大幅增加，經常性損益大幅減少。2、2019年度因地產整體環境影響，公司持有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評估增值較預期差距較大，2019年度評估增值額比2018年度評估增值額減少6.66億元。3、因合聯營企業本年利潤減少，2019年度公司持有的合、聯營企業投資按權益法確認的投資收益，比2018年度對應的投資收益少3.73億元。4、公司對應收款項按照類似於信用風險特徵（賬齡）進行組合，測算並計提壞賬準備，確認信用減值損失約9000萬元；存活按照成本與可變現凈值孰低計量，對存貨計提跌價準備5億元；根據評估結果計提商譽減值準備約5000萬元，2019年度公司計提德各項減值準備合計約6.4億元，比2018年度對應的計提減值準備多2.7億元。本公司董事會謹慎審視上述因素，認為第1項的變化可加速項目資金回籠，但會導致公司賬面列示的非經常性損益及經常性損益大幅增減，除此因素外，業績預減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公司的非經常性損益，如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減值準備的計算提升等，這些非常性損益不具有持續性，預計不會對公司未來的經營業績產生持續影響。

泰禾集團2016年房地產銷售額為400.1億元、權益值為384.1億元，2017年房地產銷售額為1007.2億元、權益值為857.2億元，2018年房地產銷售貨值為1303.4億元、權益值為1095.3億元，2019年房地產銷售貨值為940.2億元、權益值為731.2億元。

泰禾集團2016年度報告顯示營業總收入為207億元、凈利潤為17億元，2017年度營業總收入為243億元、凈利潤為21億元，2018年度營業總收入為309.8億元、凈利潤為25.5億元，根據預告房地產銷售收入2019年度比2018年度減少約72億元，營業總收入為237.8億元，凈利潤為8.27億元。

房地產銷售額2018年的年初黃其森宣稱2017年泰禾集團的銷售額已經突破1000億元，預計2018年銷售額再次翻番，可以達到2000億元以上，黃其森宣稱房地產貨值權益值為6600億元（按照房地產的行規，這麼高的貨值完成2000億的銷售額是有保障的。）。由於黃其森的講話，促使泰禾集團的股價最高達到43.69元。

綜上所述，泰禾集團2020年4月30日的業績預告根本就沒有反映2017年房地產去庫存過程中的銷售額權益值（根據多家房地產上市公司的董事秘書的解釋，房地產上市公司的房地產銷售額計入年報的時間要推遲1.5年-2年；泰禾集團2019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發布之後，詢問董事秘書2017年的銷售額何時體現？董事秘書回應：在2019年的年報中體現。），通過隱瞞利潤的方式操縱股價，損害中小股東的利益。

泰禾集團2017年-2019年的銷售額合計為3250.8億元，正常情況下房地產的毛利率為42%-48%，2017年房地產去庫存期間房價暴漲，壹線城市房價翻倍，上海房價短時間之內上漲40%-60%，導致二、三線城市房價翻番，甚至暴漲200%，其他四線以及四線以下城市也達到同等漲幅。實際情況是房地產在去庫存期間，在房價暴漲的情況下，房地產的毛利率高的驚人。所以房地產公司的負債在高毛利率的情況下可以得到有效解決。最讓人不理解的是，泰禾集團和世貿房地產的交易，其中有壹筆是廣州黃金地段的項目，世貿房地產拿到之後壹周之內取得了房地產銷售的預售證，如果不轉讓此項目，可以提高泰禾集團的財務狀況，提升泰禾集團的業績，此項目屬於利益輸送，嚴重的損害了廣大股民的利益。

根據泰禾集團離職的工作人員（經理級別）的透露，房地產公司為了不體現房地產去庫存時期的利潤，表內表外轉移利潤，建議證監會根據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依法治國的理念嚴懲相關上市公司，還股民公道，把影響證券市場發展的障礙清除，讓股民擁有獲得感、幸福感。

根據文章《黃其森秘密引入戰投，泰禾集團有錢了。》的解讀，消息人士稱，泰禾集團的管理層在「減包袱、藏利潤、輕裝上陣」，為引入戰投做準備。低股價，可以讓戰投方獲得更低的進入門檻，降低營收結算的操作也可以讓泰禾集團在股權合作有附加條件的情況下留下更多操作空間。泰禾集團2017年-2019年房地產銷售額權益值為2683.7億元，在考慮房地產去庫存期間的高房價、高利潤，上市公司的凈利潤應該不低於300億元，應該在以後的年度業績報告中逐漸體現（包含2019年的年度業績報告）。泰禾集團現在的總股本為24.889億股，根據300億元的凈利潤，泰禾集團每股凈資產增加12.05元（2018年的每股凈資產為14.83元，十送十之後，十股派息2.2元之後，每股凈資產為7.305元）加上2018年分紅派息之後的每股凈資產7.305元為19.355元每股凈資產，經過泰禾集團的壹系列神操作之後，2020年4月泰禾集團的股價只有4.4元每股，嚴重的損害了股民的利益，表面上是因為引入戰投，實際上是利益輸送與利益轉移。

上述露骨的金融犯罪行為只有在共產極權國家可以發生，不受約束的共產極權政府可以肆意縱容露骨的金融犯罪行為。

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反對針對民間刊物的政治審核，馬克思在論述與巴黎公社相適應的政治制度的時候主張一人一票直接選舉政府而且人民可以隨時罷免政府，馬克思說共產主義的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在社會形態層面的設想是國家機器的消滅自由人聯合體的建立，共匪在現實中的作為是針對民間刊物進行政治審核，剝奪人民用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政府與罷免政府的政治權利，運用專制統治扼殺人的自由促進人的片面畸形發展，不斷的擴大國家機器的統治力防止自由人聯合體的雛形公民社會的誕生。這些都是事實，也是習慣於胡攪蠻纏的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所不願意麵對的事情。

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黨營企業，不生產免費的產品，不讓內部產業工人分享剩餘價值，不生產便宜的產品而是利用壟斷謀取暴利，企業利潤不會成為社會福利而是成為太子黨的商業利潤，不會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國營企業產品的價格然後讓工人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計算出來的工分進行兌換實行按勞分配。中國的國營企業本質上是共匪用來行使資產階級法權謀取商業利潤的隸屬於共匪的私營商業機構，根本不具備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性質。

共產主義的目標是消滅三大差別，消滅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消滅工人與農民的差別，消滅城鄉差別。共匪既然要實現共產主義，就應該逐步消滅體力勞動者與腦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待遇，消滅白領工人與貧農之間的地位差別，消滅城市與農村的建設差別。事實上共匪的所作所為是在擴大三大差別，讓中國距離共產主義越來越遙遠。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回應一下，為什麼共匪一邊高喊共產主義理想，一邊在擴大三大差別。

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關於共匪發展私有制與實現消滅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目標並不衝突，同時又沒有具體解釋發展私有制與實現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的目標之間的邏輯自恰性的論述，違反基本的形式邏輯，這樣的論述如果放在精神醫學的領取去檢驗，應該屬於思維形式障礙的癥狀，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論述如果不是在說相聲的狀態下進行的，真的應該去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思維形式障礙長期無法痊癒會讓人喪失正常人的思維能力。

無論用哪種主流的界定社會主義的標準來評價中國都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既不是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那種建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生產資料社會所有然後在有組織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生活資料按勞分配的奉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國家，更不是那種托派的共產黨所堅持的實行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種政治上自由民主經濟上建立社會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國是一個奉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國家，共匪在中國建立了最壞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政治上一黨專政經濟上實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共匪得到的利益方面的刺激越多廣大中國人民受到的掠奪也就越多。

人類社會或許經歷了極權專制的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 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之後確實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可是共匪絕對不是促進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進步力量，共匪是阻礙人類社會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流氓，中國社會從權力市場經濟過渡到自由市場經濟的時候共匪會滅亡。

共匪長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斷章取義，找出他們認為有利的部份，然後把對他們有利的部份跟中國鄧右的黨國資本主義嫁接在壹起，工農大眾的普選權，共匪喜歡談抽象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關於工農大眾的言論自由權以及促進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論述是中共不願意麵對的。

共匪在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不會強調被托洛茨基總結出來的馬克思的經濟民主理論，不會強調產業民主，不會強調工人在企業的普選權與領導權，因為這樣只能刺激被黨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統治的中國工人起來造反。

更不會把馬克思主張的消滅三大差別列為具體的國家發展歸化的目標，因為中國目前因為中國執政黨的統治城鄉差別 工農差別 體力勞動者跟腦力勞動者的差別正在擴大，沿海城市與內陸農村的差別 白領工人與壹般農民的差別 農業資本家與產業工人的差別 體力勞動者被腦力勞動者奴役的程度 體力勞動者受歧視的程度都因為中國執政黨的統治在不斷的擴大，如果中國政府鼓勵中國人繼承並實踐馬克思關於消滅三大差別的理念，只能是引導廣大中國人民起來造反推翻中國現在的執政黨。

共匪長期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簡單勞動與複雜勞動的論述，共匪對中國的統治對社會的專政經常被共匪的支持者解釋成複雜勞動，廣大工農大眾的血汗勞動經常被解釋成簡單勞動，共匪在經濟上擁有大量特權經常被解釋成按勞分配。

根據馬克思的說法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國家消滅政府消滅政黨然後實現完全的個人自治，根據共匪的官方宣傳，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僅僅是共同富裕，這樣解釋共匪建立的國家機器就不用滅亡了，而且共同富裕是很抽象的概念，馬克思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絕對不僅僅是早就共同富裕而是為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提供保障。

共匪宣揚馬克思的時候不會把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與重建個人所有制的理論搬出來，因為共匪目前就是中國最大的地主，共匪對中國農民建立的稅負實際上就是馬克思講的地租剝削，共匪實行土地黨有讓中國農民成為共匪的佃農本質上違反了馬克思重建個人所有制的主張，中國農民目前並不是沒有稅負擁有自己的土地同時又無權雇傭農業工人剝削農業工人只能自己利用私有土地務農的自耕農，宣揚馬克思的地租理論與重建個人所有制結果只能是刺激中國農民造反。

共匪從來不會在紀念馬克思的時候不會談馬克思對金融資本的批判帶來的思想啟蒙，因為共匪建立股票市場建立高利貸市場本身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背叛，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說法股票只是金融資本家通過虛擬資本瓜分工人剩餘價值的憑證，高利貸只是金融資本家掠奪債務人的工具。

共匪的黨校雖然也講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可是基本上都是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西方國家的私有制，從來不會運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中國的私有制，如果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否定中國的私有制就意味著把馬克思主義跟鄧小平主義對立起來了。

共匪不可能恢復傳統專制計劃經濟，不可能消滅傳統私有制，中國政府裡邊的各級官員普遍已經習慣了從資本家那邊收受賄賂，中國政府官員的親屬部份已經成為依靠剝削產業工人生產勞動依靠剝削商業工人流通勞動發財的產業資本家與商業資本家了，繼續宣傳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剩餘價值論意味著為中國政府官員的家屬培養掘墓人。

共匪喜歡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面下功夫，比如吹捧壹下辯證思維，號召廣大中國人民繼續運用對立統壹的辯證思維分析人事物，繼續用辯證思維把共匪製造的大屠殺 大飢荒 大掠奪辯證的理解成情有可原之惡，繼續堅持認為共匪雖然奴役廣大中國人民可是中國政府的存在可以維持基本社會秩序可以抵抗西方列強的入侵，所以共匪跟廣大中國人民即是對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世界觀。量變到一定程度就是質變經常成為保共改良理論的理論依據，保共改良理論認為共匪統治中國的時候越長就越會改革。否定之否定的觀點經常被共匪用來作為取代之前的執政黨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依據，因為共匪否定了國民黨所以共匪就比國民黨好，事實上共匪跟國民黨都是政治流氓。

還有就是宣揚壹下馬克思的經濟決定論，煽動廣大中國人民去理解當官就是為了撈錢的基本規律，從而淡化廣大中國人民對貪官的仇恨。

共匪從來不會高度肯定馬克思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以及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形態互相作用互相決定的論述，反而會把馬克思原本的論述歪曲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而避免廣大中國人民通過運用這些原理總結出共匪利用對社會的專政操縱社會意識形態對廣大中國人民洗腦的結論。

共匪喜歡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定義，把列寧的先鋒隊理論解釋成對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繼承與發展，把號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匪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社會解釋成無產階級專政，然後把壹黨專政解釋成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

共匪經常把馬克思的自由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理論拿出來炒作壹下，然後得出中國鄧右利用壹黨專政高度控制中國經濟，共匪不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實行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合理性的結論。

共匪喜歡經常歪曲解釋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因為社會矛盾的尖銳會引發無產階級革命會誕生社會主義的論述，把這種論述歪曲成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會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最後利用這種歪曲解釋把中國鄧右發展黨國資本主義的行為解釋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創造機會，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展。

馬克思關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集體主義思想在中國被中共歪曲成個人服從集體然後集體服從領袖的奴才思想，事實上如果中國境內的無產階級要聯合起來，他們革命的對象就是共匪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所組成的既得利益集團。

如果運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來解釋共匪體制內的人，他們是黨國所有制的受益者所以他們必然在思想上堅持壹黨專政。

實際上共匪實踐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部份在於在局部範圍內廢除專偶制的部份，中國政府官員共享情婦的行為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廢除專偶制這個基本主張的具體實踐，共享情婦確實在實質上在一定程度上廢除了專偶制。

至於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完全不同於共匪所說的社會主義。共匪所說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馬列毛鄧主義，是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建立由自封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生產資料收歸黨國所有的國營經濟、仍存在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作為必要補充的社會制度。這種社會主義與左翼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顯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馬列毛鄧主義與歐美的左翼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在細節上有所區別，歐洲左翼自由派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建立在政治民主化加思想自由化基礎上的實行混合經濟的福利國家，是在存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上發展宏觀調控建立社會市場經濟，中國人在談社會主義的時候，壹般是指馬列毛鄧主義。西方自由派所說的「社會主義」，明確地說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不是模糊不清的社會主義。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共匪壹直在說，中國在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是官僚資本主義。

德國基本法（憲法）確定德國的經濟是「社會市場經濟」；而共匪自稱中國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德國採用「社會市場經濟」。事實上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與中國鄧右宣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以政治民主化為前提的，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礎上實行宏觀調控謀求建立民主公有化的公營事業，以及完成高工資高福利的目標。中國鄧右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黨國資本主義，在壹黨專政的基礎上發展權力尋租與黨國所有制經濟。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從十九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直到今天歐洲各國左翼政黨的產生，這個過程與共匪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完全是兩回事。

1864年，英法德意四國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決議創立「國際工人協會」，後來被稱為「第壹國際」。當時馬克思代表德國工人參加「第壹國際」的工作。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恩格斯參加成立大會，擔任主席。「第二國際」是馬克思主義性質的各國工人政黨的國際組織，又被稱為「社會主義國際」或「社會黨國際」。

第壹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第二國際」分裂。1919年，在列寧領導下成立「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宣稱「第二國際」所屬的政黨是改良主義、修正主義的政黨。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及工人黨醞釀恢復「社會黨國際」。1951年在德國法蘭克福召開國際社會黨第壹次代表大會，重新成立社會黨國際，並通過綱領性宣言《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又稱《法蘭克福宣言》）。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哥德斯堡綱領》。1989年社會黨國際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第18次代表大會，會上通過了《社會黨國際人權綱領》（又稱《斯德哥爾摩宣言》）。這兩個宣言和壹個綱領標志著社會黨國際以人權為最高綱領，宣揚中所宣揚的意識形態與共匪堅持的馬列毛鄧主義的意識形態完全不同。

所以，二戰以後恢復成立的社會黨國際，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產物。如果仍然稱其為社會主義運動，就壹定要在前面加上「民主」二字，稱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今天的社會黨國際所主張的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共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本質上相反的兩類不同的社會主義。

共匪在他們的教科書上闡述了馬克思的理論，說明馬克思是壹個偉大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不過對中國人來說，關於馬克思了解得最多、最為熟悉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被共匪處理過的馬克思主義。尤其在當前，習近平重新強調高舉馬克思主義，強調全黨全國要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我們更應該關注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更應該說明什麼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有什麼關係。

我們在此簡單扼要地補這個缺。我們壹般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指共匪幾十年來向十多億人民灌輸的、在中國高校教科書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它來源於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其根源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中闡述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列寧、斯大林所解釋的馬克思主義與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內容概述如下：馬克思創立的剩餘價值理論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是剝削，馬克思還論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滅亡；無產階級經過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碎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全人類壹定會實現共產主義。

如果我們閱讀馬克思的全部原著，來研究馬克思的理論，那麼馬克思理論的內容必定遠遠超出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內容。而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對以前形成的馬克思主義作了修正。馬克思曾聲稱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在去世前明確地否定了暴力革命，認為工人政黨可以通過非暴力的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進入社會主義。馬克思在晚年也有否定暴力革命的言論。所以馬克思理論不等於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理論中有正確的成分，有可取之處。

可是有不少中國人把馬克思理論和馬克思主義混為壹談，他們認為，既然馬克思理論有可取之處，也就是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也就是馬列毛鄧主義有可取之處。他們大錯特錯了，共匪定義的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的理論，必須完全否定。今天習近平重新強調馬克思主義，是開歷史倒車，他必將自取滅亡！

中共政權的基本屬性

如果運用西方國家劃分左中右的政治光譜理論來分析中共，中共屬於政治變態。

如果重視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為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無論是極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共，還是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共，都是經濟均富 實質平等 按勞分配的敵人。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現在主導中國社會的分配方式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中共權貴主導生產要素分配，所以中共本質上是政治變態，中共屬於政治變態陣營的另類的右派。中共不支持西方白左的經濟均富理念，中共從來都沒有試圖縮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接近的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中共從來都是壓迫藍領工人的。

如果重視自由競爭 機會平等為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中共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敵人，中共建立的行政審批制度與市場准入制度就是對機會平等的否定。

如果認為社會福利與自由競爭應該兼顧為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統治的中國即沒有高福利也沒有充份的自由競爭。

如果傾向於認同國際主義為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長期輸出反美反西方的意識形態，而且長期用抽象的民族主義與愛國就是愛黨的愛國主義進行統戰宣傳，中共本質上不屬於認同自由人聯合體追求消滅國家的左派。

如果堅持民族主義是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中共為了與美國對抗大量的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甚至在中國本身還需要提升社會福利水平的情況下，還是堅持援助第三世界國家，中共本質上並沒有以中國人的利益為優先。

如果認為應該堅持本國的利益同時國家需要包容不同的文明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從來不會包容基督信仰，中共長期迫害中國境內的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認同社會自由主義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堅持運用中共的黨文化支配整個社會，堅持文化保守主義，反對公娼制度，壓迫流行音樂的自由發展。

如果認同自由保守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自由保守主義堅持專偶制，中共官員卻經常共享情婦。

如果認為社會自由主義與自由保守主義應該兼顧或者折衷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即反對社會自由主義也不接受自由保守主義。

雖然移民海外的中共子女因為希望少繳稅所以傾向於支持堅持低稅收低福利的自由保守主義右派政黨，可是中共本質上並不接受自由保守主義右派政黨堅持的經濟領域的自由競爭與專偶制。

如果認同民粹主義，認為應該強化直接民主，傾向於使用公投權的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左派，中共統治的中國從來都是沒有直接民主的少數暴政，所以不存在民粹主義。

如果認同精英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屬於右派，因為中共本質上仇恨精英，中共雖然實行的是少數暴政，中共政權的性質屬於精英專政，可是中共根本不允許中共體制外的精英根據個人的專業自由的進入體制內成為技術官僚，只有專業審核沒有政治任何的任命技術官僚，中共任用幹部以是否對中共忠誠為衡量標準，很多時候根本不尊重體制外學者，中共不會把重要的工作交給通過自由競爭產生出來的體制外精英，雖然中共認同精英主義認為少數人應該統治多數人的內在邏輯，反對限制統治者的權利，可是中共並不接受精英主義的專業化原則，政治上站錯隊的專業學者在中共體制內沒有機會成為技術官僚。

如果認同直接民主與精英統治應該兼顧，認為應該人民選舉國會，國會根據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制定政策，專家執行政策的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中共否定民主制度，中共在很多時候否定體制外學者。

如果認同集體主義屬於左派，中共根本不是左派，因為中共壓迫公民社會，中共堅持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個人服從集體，集體服從領袖，無法代表多數人的共同利益。如果堅持個人主義屬於右派，中共根本不是右派，中共鼓吹的不要關心政治的原子化思想，雖然反對公民社會，可是中共鼓吹的中國特色的個人主義不僅反對公民社會，而且壓迫個性發展，否定個人自由，不尊重個人的權利，中共只是反對別人聯合起來反抗政府，並不接受主張個人自由的意識形態。如果兼顧個人主義與公民社會屬於中間派，中共根本不屬於中間派，因為中共即反對個人主義又反對公民社會。西方白左支持的公民社會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用集體的力量實現個人利益，比如工團主義，比如集體爭取性權，集體維護勞權，中共的集體主義本質上是讓大多數人犧牲個人利益實現中共權貴的個人利益。

中國是一個沒有機會平等的 逆淘汰的 不尊重誠實創造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國家，中國適合官僚資產階級與成功依附於官僚資產階級的流氓無產者生活，不適合這兩個社會階級以外的人生活。

中國特色的共產專制

共匪對中國人的掠奪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毛時代的極權計劃經濟，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時期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先說毛時代，在極權計劃經濟的體制下，三個經濟問題都是由政府決定的。所謂的三個經濟問題是指：生產什麼、怎樣生產和為誰生產。國家大部分資源由政府擁有，並且由政府指令來分配資源，而不是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舉例來說，政府認為國家需要蘋果，在計劃經濟下，被政府選中的個人集體（壹般為符合該類生產的要求）都要按政府指示進行種植蘋果的工作，但事實上實際生產的產品可能不符合實際需求。在沒有民主制度的共產極權國家，計劃經濟的結果就是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志支配經濟社會。

在實行極權計劃經濟的國家，政府不僅控制國營產業，連私人企業也要受政府指示運作。私人企業要生產什麼，由政府作主；私人企業以什麼方法生產，由政府決定；生產出來的東西又如何分配，也是政府決定。國家操控著生產的供應、價格以至銷售渠道，都是由政府決定。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國，中共仍然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擁有絕對領導權，中共可以通過政府文件與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內部的黨組織直接支配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生產 供應 價格 銷售 分配。

極權計劃經濟是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常見的屬性之壹，因此極權計劃經濟又常被解釋與共產主義相通，但又與共產主義無政府、無國家的特性向矛盾，隨著蘇聯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大，受到蘇聯影響的地區都或多或少的實行極權計劃經濟政策。

如果有某個人或者相對小規模的機構，能完全知道社會中每個人對所有物品的需求強度，然後根據這些強度總和迅速反應，精確的分配所有資源、人力、財力進行各種所有物品生產，這樣理想狀態下的計劃經濟，的確是所有經濟形態中最高效的。但當然，顯而易見的，這個人或者這個小規模機構在人類可預見的將來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算上家庭這種極小的人口經濟體才可以勉強達到極權計劃經濟的理想狀態，甚至許多父母對家庭成員都做不到這樣的分配，而且家庭團體擴張下會更困難，而社會也是如此。所以現實上的極權計劃經濟，最明顯的表現就是低效率社會資源分配，與造成顯而易見的產能失調。而這還是私有化的狀態，如果資產在社會還沒有建立民主制度的情況下徹底的國有化更會導致生產力大幅下降與資源的過度浪費，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大躍進就是生產力下降與資源浪費的最好證明。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里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極權計劃經濟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如是者，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毛澤東時代的物資短缺就是極權計劃經濟造成的，共產黨根據自己的意志調節生產與分配。

微觀資源無法有效分配，是極權計劃經濟里最受批評的要點。因為國家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決定，私人不掌握生產資料，於是乎國家可以罔顧私人的實際需要而進行經濟計劃。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主張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因為經濟計算問題註定了政府永遠無法正確的計算複雜萬分的經濟體系。只要缺乏了價格機制，社會主義政府根本無從得知市場需求的情報，而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計劃的失敗和經濟的徹底崩潰。

舉例而言，當國家要求全國廣種蘋果時，事實可以是民眾對芒果需求高於蘋果。多種出來的蘋果就會形成浪費，而芒果便形成短缺。但是政府卻沒有合適的機制取代貨幣機制可以準確而迅速的知道民眾對芒果或蘋果的正確需求。這便是說，即使知道了芒果需求較高，政府仍不知道應該少種多少蘋果，多種多少芒果。即使知道了現在少種了多少芒果，多種了多少蘋果，政府仍然不知道半年後芒果成熟時，廣大人民的需求有沒有轉變。這可能導致浪費和短缺。

即使政府有效率的分配了資源，但是極權計劃經濟的效率通常還是低落的，主因是經濟決策缺乏私人參與，而是由政府壹個全權決定，極權計劃經濟缺少私人競爭。缺少私人競爭，就難以有效提高效率，以至價格也不能通過競爭而有所調整，個人的收益或物質回報也無從改變。個體的努力並沒有相應的物質回報，反而個體的怠惰無能的經濟仍然能得到整體平均的物質回報，由整體來共同承擔怠慢，共同享受努力的成果，從而演變成為平均主義。這便使得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微觀個體缺乏積極進取、爭取效率的誘因。因此發展緩慢，如蘇俄開始在1980年代技術落後美國，儘管武器產量差不多甚至更高，卻無法帶動足夠的創新，龐大的總體國力也停滯不前了，直到21世紀后才開始復甦成長。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沒有辦法自由的運用工資購買自己需要的生活物資，極權計劃經濟意味著經濟活動多由政府決定，而不是個人決定，個人的經濟決策自由就被犧牲。對於重視個性化的消費者，這造成負效用。經濟決策上的個人自由被壓抑有可能進壹步導致其他領域的自由被破壞。1980年代，左翼理論家麥可 阿爾伯特和經濟學家羅賓 漢內爾為了平衡這個缺點便提出參与型經濟的設想，希望能解決這個問題。

極權計劃經濟制度之下的政府擁有管制生產活動的權力，官員便因此得以利用管制權力從中獲利。這種獲利的型態，有的是非法貪污、有的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規費稅捐，也有的是政策選定重點發展的對象以外被犧牲的弱勢者的利益。這些原本應屬於社會大眾的共同利益，因為計劃管制的關係而落入政府或官員私人的手裡、或是不公平的剝削。這不但妨礙了資源的公平運用、扭曲經濟發展的規律，也形成特權階級，產生社會矛盾，甚至衝突。 市場經濟體制的合法剝削和高層腐敗也因為類似的原因產生。發生在中國社會的貪污腐敗與權力尋租，就是極權計劃經濟制度造成的。即使中國已經建立了市場機制，可是極權計劃經濟本質上還是凌駕於市場機制之上的。

談完毛時代再談談改革開放時期，我認為改革開放不是共匪現實合法性的來源，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有所改善，並非是共匪的功勞，更不是一黨專政的功勞。

中國之所以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飢荒，並非是因為共匪給了中國人多少物質財富。

更不是因為一黨專政的優越性所帶來的，中國人之所以能吃上飯了，那是因為傳統的共產專制，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路線走到了盡頭，讓中國的經濟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共匪為了保住政權被迫放棄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一些經濟自由 恢復私有制 恢復雇傭勞動制度 把當年推翻國民黨統治時期所主張要消滅的資產階級法權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又重新建立了起來。

用資本主義社會中傳統的按生產要素分配取代了計劃經濟時代的按勞分配，在農業方面結束了傳統的農奴制，恢復了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的佃農制度，農民雖然還是為土地所有者創造地租的佃農，但是比起計劃經濟時代的純粹的農奴地位多少有了一點經濟上的自由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決定務農的時候要生產哪些農產品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生產出來的農產品拿去市場上進行買賣了。

中國人在得到了這一點僅有的經濟自由之後，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得到了溫飽，但是因為一黨專政沒有改變，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無法充份的保障他們的經濟利益，讓他們在很大程度上處於被共匪掠奪的狀態。

他們可以得到溫飽不應該感謝共匪，更不必感謝一黨專政，相反的如果沒有共匪，沒有一黨專政，他們根本不必經歷毛澤東時代那種幾乎完全失去經濟自由權的災難，或許早就得到溫飽了。

之前共匪為了發展傳統的共產專制，不給他們經濟自由權，讓他們沒有辦法自由的選擇工作，不能讓他們有機會做生意賺錢，只能在共匪的國營工廠中做工奴，只能在共匪的生產隊裡邊做農奴，只能按照共匪制定的生產指標生產，只能在共匪根據他的權力意志建立的分配製度底下得到共匪分配給他們的微薄收入，造成生產力發展停滯不前，共匪為了避免因為經濟全面崩潰而失去政權，在一定程度上允許中國人自由的選擇工作 允許中國人做生意賺錢，允許中國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為共匪工作，可以為自己工作，可以為自己討生活，讓中國人自己去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然後中國人憑藉著血汗經濟得到了溫飽。

所以中國人就應該感謝共匪了嗎？如果沒有共匪幾十年瞎折騰，如果中國人很早以前就可以生活在有經濟自由權的社會裡邊，會有大躍進嗎？會有大飢荒嗎？會有餓死幾千萬人嗎？會拖延那麼久才得到基本的溫飽嗎？一個惡霸因為不善待自己的奴隸，把自己的奴隸打成重傷，後來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因為傷勢過重而死去 ，因為擔心自己的奴隸再也沒有辦法再被他驅使，所以把他的奴隸送去醫院接受治療，讓他的奴隸活了下來，恢復了基本的勞動能力，因此那個奴隸要感謝那個惡霸嗎？中國人要感謝共匪嗎？ 除了患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中國人以外，應該沒有人會感謝共匪吧！

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用新的掠奪制度取代了舊的掠奪制度，共匪的土匪本質是沒有變的，共匪只是一個政治流氓，當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失勢的時候就用共產主義去推翻資本主義，當他發現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更方便掠奪，他就馬上復辟資本主義制度。

從毛澤東建政到鄧小平改革開放不過就是一個耍流氓的過程，共匪之所以改革開放復辟資本主義，無非是因為以前那種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社會難以維持，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更方便也更加能夠充份的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共匪要親自參与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比如整個國家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如何分配，都是要共匪親自去統籌。

儘管在那種全盤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社會裡邊，共匪可以通過建立特供製度來掠奪一般民眾，但是由於那種制度太過於僵化，阻礙生產力的發展，而且會讓共匪不得不親自參与宏觀經濟的部署與治理，全盤國有化和計劃經濟的統治方式顯然不如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負擔更小更便於掠奪一般民眾。

在計劃經濟時代，因為沒有了市場經濟，商品經濟 ，沒有一種自然形成的供需關係幫助共匪分析社會上到底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所以共匪的經濟計劃常常因為嚴重偏離經濟發展的起碼需要而造成大飢荒。

而且由於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人們失去了衡量勞動價值的尺度，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又沒有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給出能夠做到合理分配的尺度，所以在全面共產專制的社會裡邊，人們漸漸發現作為有權階級的共匪不會跟作為沒權階級的他們均貧富，所謂的平均主義不過是一般民眾普遍的一樣貧窮，吃一樣的大鍋飯，而掌握權力的共匪卻享受各種特供待遇，住別墅，坐豪華轎車，吃各種一般民眾根本吃不到的東西。

後來共匪實行了工分制度，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事實上工資等級的劃分只是共匪根據人們權力地位大小來確定的，出身成份比較好的小孩可能是八級工人，出身成份比較壞的小孩可能只是六級工人，甚至更低。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無法找到個人投入與集體生產成果之間，既客觀又可量化的因果聯繫，所以所謂的工分制度淪為了徹頭徹尾的權力分配。

由於計劃經濟只能帶來平均主義和權力分配，所以對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極大的破壞，人們基本上沒有生產積極性，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共匪也越來越不能從那種制度裡邊獲取他所需要的經濟利益。

而且那種制度需要供養一整套龐大的行政體系來指揮經濟生產，這就使得共匪早期根據馬克思主義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制度越來越難以維持，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與其說是他為了順應民意不如說他是在大環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做的一種決定，所謂的改革開放只是共匪基於自身利益需要而建立的一種新的掠奪制度而已。

因為資本主義要走向正常化人性化，就不可能離開民主制度 共匪一方面在政治上實行一黨專政，卻在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不放棄壟斷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可以直接介入市場運作的基礎上，在不放棄壟斷土地 國營企業 金融 行政審批權力的基礎上，允許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存在，這樣只能帶來最壞的資本主義也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制度。

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對於一般民眾來講絕對是災難，但是對於共匪來講是最好的最方便掠奪一般民眾的制度。

恢復了市場經濟 商品經濟共匪就不必親自參与宏觀經濟的具體治理了，供需關係會自然的主導社會的生產，還能幫共匪分析出哪個領域最賺錢，然後共匪就可以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介入那個領域進行掠奪，不必再向計劃經濟時代那樣辛苦了，當共匪看到人們購房需求高漲的時候，就去圈地炒地，掠奪買房者，農村的土地再也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只是生產公糧的工具，在商品經濟的條件下，農村的土地多了一層商品屬性，農村的土地成為共匪用來賺取地租的尋租工具，在中國農民不可以擁有私有土地的情況下，共匪作為擁有國有土地的地主，就去利用對國有土地的佔有去向農民收取耕地佔用稅 生豬稅 車船稅 公積金 公益金 行管金 教育費附加 計劃生育費 民兵建設訓練費 鄉村道路建設費 優撫費 村提留鄉統籌賺取地租掠奪農業收益，並利用土地流轉，通過各種侵害農民權益的投機行為謀取暴利，當共匪看到某一個工業領域發展的好，就馬上讓他的黨營事業進入到那個領域進行壟斷經營謀取暴利，當共匪發現股民投資很積極的時候，就馬上利用對金融系統的控制去圈股民的錢，當地方政府沒有錢揮霍積累了巨大的債務的時候，共匪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濫發貨幣，緩解地方債務，當共匪發現市場上借貸充足的時候，就利用對金融系統的壟斷，利用沒有利率市場化的優勢對借貸者進行掠奪，當共匪發現某一個行業很熱門要投資的人非常多，就馬上加強行政審批利用行政審批的權力去敲詐去勒索準備要投資的人，當中國人手頭上有一點錢的時候，共匪就馬上制定一系列的所謂稅收政策來洗劫中國人的財富。中國人長期過著高稅收低福利的生活，稅收是中共撈錢的工具。共匪壟斷了電力 石油 水資源，中國人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必須忍受高電價 高加油費 高水費。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利用教育產業化 醫療市場化 房屋商品化瘋狂的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血汗，這從根本上證明了改革開放只是共匪換了一種掠奪廣大中國人民的方式。

至於思想控制方面，鄧右共匪與毛左共匪只是形式上有區別，本質上都是在鉗制思想，都是在輸出愚民宣傳。毛左時代的鉗制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傳統專制計劃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市場經濟的學者。鄧右時代的鉗制思想，主要是為了維護權力市場經濟，所以主要針對的是主張實行民主制度反對權力尋租的民運人士。在愚民宣傳方面，毛時代主要是宣揚毛個人的人格魅力以及共產主義理想，毛時代的人雖然反智傾向很嚴重，平庸的邪惡很嚴重，可是畢竟沒有鄧右時代那種深受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熏陶的人那麼厚黑。鄧右時代因為共產主義理想已經因為毛時代的經濟崩潰失去了公信力，所以鄧右乾脆直接讓中國社會在極端實用主義 極端功利主義 社會達爾文主義 厚黑文化的環境中徹底道德淪喪，讓大多數人只信權錢色，這樣就沒有人關心公共事務了。鄧右長期讓中國人在溫飽中掙扎，在險峻厚黑的人際環境中生活，除了沒有時間與空間思考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之外，更收穫了人格的謊言化與奴性化。

中國社會就是上層是一小撮獨立人格跟靈性很強可是卻沒有良知的惡人，中層是一群有獨立人格然後靈性差一點的已經奴性化不敢反抗強權的人，基層就是一群沒有獨立人格沒有靈性的工具人，這種社會形態如果永遠不改變肯定對共匪最有利，開放言論自由就意味著思想的解放跟這種社會形態的復滅，這正是共產畜牲否定言論自由的原因。

共匪在所謂的改革開放之後，並沒有變得多善良，反而比以前更壞了，共匪實行所謂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讓共匪掠奪中國人的方式變得更精緻化了。

一旦失去了一黨專政，共匪所建立的那一套國家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相結合的制度就必然會失去生存的土壤。

共匪為了保護他的專制利益，自然在政治上會反對自由民主，壓迫中國人追求自由民主的訴求，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共匪必然會與自由民主為敵，拒絕自由民主自然會成為共匪在政治上所必須要堅守的原則，中國人千萬不要指望共匪會主動的給你們自由民主。

只是反毛左不反鄧右的人是假反共人士，真正的反共應該是反對一切共產極權主義統治對人的壓迫，無論是來自於官僚計劃經濟的壓迫還是來自於權力市場經濟的壓迫。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恨透了左翼民運人士，他們經常從中共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的角度批判共匪，共匪是偽左所以怕左不怕右，共匪不怕右翼民運攻擊共匪沒有充份實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右翼民運對共匪的攻擊根據中國人目前普遍的思想傾向很難促進中國人對共匪的離心離德，右翼民運很多都是強調效率 淘汰 競爭的，中國境內很多反共人士之所以反共就是因為難以忍受共匪過度追求效率犧牲公正，過度講究淘汰的逆淘汰機制，以及黨國資本在經濟領域帶來的惡性競爭。

某些反左不反共的花瓶民運，很有可能是共匪特務。共匪長期用花瓶民運邊緣化真民運，在民運內部攪渾水，讓花瓶民運壟斷海外異議人士對中國的解釋權，

中國境內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觸過的普遍都是從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們是覺得共匪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覺得共匪扼殺民主壟斷社會財富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所以才反共，右翼民運對他們根本沒有思想啟蒙意義。

至於那些依附於共匪體制內的權力尋租者發財，發財之後害怕被共匪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們希望離開中國也是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考慮，與右翼民運的宣傳無關。

何況這些人本質上嚮往即可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又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專政雅痞統治國家，所以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國民運人士結盟，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自由主義。

某些右翼陣營裡邊的所謂民運人士，最近竟然公開鼓吹精英專政，為右翼極權專制辯護，我覺得右翼陣營裡邊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共匪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時肯定與鄧右殊途同歸的政治勢力跟統治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從側面鞏固鄧右共匪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共匪在海外早就開始採取犧牲毛左形象間接為鄧右樹立正面形象的攪渾水戰略了。

某些堅持右翼立場的民運人士無論他們主觀上是不是支持共匪，客觀效果上都在幫現實層面的共匪進行思想維穩。

毛左共匪已經在野四十年了，毛左共匪的罪惡當然需要反思，避免歷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共匪並不能促進中國人民對現實層面的共匪的離心離德，畢竟現在是鄧右共匪在執政，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苦難是鄧右共匪造成的，一邊批判毛左共匪一邊鼓吹跟鄧右共匪相似的意識形態跟統治方式，或者一邊批判毛左一邊肯定鄧右共匪的人，只能是在客觀效果上發揮維護鄧右共匪統治的效果。

在我看來毛左共匪跟鄧右共匪都批判，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極權主義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共人士，經常批判自由主義左派很少批判共匪特別是鄧右共匪的右翼花瓶民運是共匪特務。

習包子根本沒有準備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說習包子放權了，純屬胡說八道。

習包子上台之後共匪國存在的共匪黨政軍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合一的極權專制政體，根本沒有改變，否認這一點的人除非根本沒有生活在中國，或者極端泯滅良知，至於溫家寶曾經主張過的政企分開跟縣政府普選更沒有實現。

習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教育界應該抵制西方民主思想，並且要求文藝界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以及號召黨員幹部學習如何專政人民楓橋經驗，在參觀共匪央視的時候積極肯定共匪央視工作人員關於央視姓黨的表態，修改教科書在官方史觀層面肯定文革，在意識形態鬥爭方面更加積極主動，大搞大外宣，強調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要敢於採取主動。

習包子在經濟上大搞黨進民退，制定不利於私營企業生存的政策壓迫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要求在私營企業裡邊充份發展黨組織，並且在關於土地政策的講話中談到要堅持土地黨有，堅持拒絕自由市場經濟，堅決不放棄權力尋租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

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任命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的人負責司法部門的工作，大搞選擇性反貪腐，整肅敵對陣營的官員，放任自己陣營的官員貪腐。

貪腐有理論在中國很流行，可是鼓吹貪腐有理論的人忽略了民主國家搞薪養廉的基礎是民眾有選舉權，民意代表有立法權，人民根據政績抉定官員的薪水，共匪本質上是壹個剝奪人民選舉權罔顧民意的強盜集團，根本沒有資格享受各種特權。有人說不讓共匪貪腐共匪就不做事了，如果完成政府的本職工作就有資格謀取特殊利益，馬路上的清潔工人也可以在完成了本職工作之後謀取特殊利益，別人都必須在法律的壓迫下自我約束，只有共匪可以在法外之地自由的掠奪，這不合理。貪腐會對社會福利造成掠奪，因為貪污公款本質上就是把原本屬於社會福利的開銷變成了貪官的財產。

雖然習包子不斷的鞏固個人權力，共匪內部終歸還是群體分贓的結構，只有得到共匪內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認可，讓共匪內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認為可以鞏固黨國權力尋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維護並增進黨國整體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共匪國的國家元首，習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上述這些狀況可以證明習包子從上台以來的各種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這說明習包子根本不是民運人士所指望的開明派領導人。

散布習包子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號召中國人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獨裁者的良心發現上邊，讓基層民眾放棄反抗等待獨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塗就是幫共匪攪渾水的五毛。

共產專制對私有財產的侵犯

毛左共匪與鄧右共匪都侵犯私有財產，毛左共匪不止是實質上侵犯私有財產，在形式上也消滅了私有財產，比如實行配給制就是在形式上對私有財產的消滅。鄧右共匪雖然形式上保留私有財產，可是實質上並不保護私有財產。在中國賺了錢之後，很快就會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各種部門的敲詐勒索，如果不接受他們的敲詐勒索，他們就會對妳羅織罪名，把妳連根拔起。所以妳要被迫應酬他們，在飯局中把自己的身體搞壞，在精神上忍受著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被侵犯的痛苦。鄧右共匪本質上只是在壹定程度上為中國人民創造討飯空間，當中國人民賺到錢的時候再掠奪他們。

在民主國家壹個人如果賺了很多錢，最多是面臨左翼政黨建立的高稅收制度，交完稅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了整體的社會福利，自己也受益之後私有財產是安全的。如果為富不仁會受到言論自由環境中出現的批判的圍剿，被邊緣化。在中國賺到錢，結果就是面臨共匪的公檢法稅單位的掠奪，這種掠奪不會促進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提升社會福利水平，最多就是把民間的資本家的財富轉移到官僚資產階級那邊。如果得罪了共匪，即使沒有為富不仁，也會遭受被共匪控制的媒體對妳進行的人格謀殺，因為妳沒有言論自由，妳沒有公共輿論空間可以為自己申辯。

在民主國家即使某些地方存在個別官商勾結，可是因為民主國家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任何壹方都不敢太侵犯另外壹方，於是官商雙方會形成恐怖平衡，官員如果長期敲詐商人不為商人辦事，如果商人很少對官員行賄又總是讓官員為他辦事，因為存在言論自由 司法獨立 新聞自由 在野黨 公民團體，壹方很容易用同歸於盡來威脅另外壹方迫使對方收斂，所以不會出現類似中國那種官員可以把商人隨便連根拔起的情況。中國是壹黨專政的國家，商人即使對索賄的官員行賄也得不到恐怖平衡的保障。

反共對於中國的富人實際上也是必要的，中國人的消極自由依靠共匪施捨，沒有制度保障，積極自由根本沒有行使的空間，只要是找回獨立人格，精神上正常的人應該不會願意接受這種壓迫。

在共匪國再厚黑再低調行事，最多就是在民間人際活動中避免壹些人際衝突。可是避免不了被共匪的掠奪，因為中國人賺錢需要通過共匪，共匪知道他們的虛實，共匪搞市場機制就是為了先讓中國人賺錢，再掠奪他們。而且共匪本身就精通厚黑那壹套，而且共匪是即邪惡又有獨立人格的，妳在共匪面前玩厚黑玩低調也不能讓妳矇混過關。所以再低調，共匪該掠奪妳還是會掠奪，所以很多人選擇移民。

鄧右共匪上台之後所主導的政治迫害，已經與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不一樣了，毛左共匪時代的政治迫害是真的從階級鬥爭的角度出發，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劃分階級敵人，鄧右共匪上台之後的政治迫害，主要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迫害的一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人格謀殺，塑造一種不利於被迫害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損害被迫害的一方的名譽的目的，即使對方並不是大奸大惡的人。對於鄧右共匪準備吹捧的人，鄧右共匪同樣是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用粉飾美化的方式針對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塑造一種有利於被吹捧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社會知覺 情緒效應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人，是沒有自由，沒有尊嚴的，是有壓迫感的。只要共匪需要財富揮霍，只要你的人格特質與積累財富的歷史進程不符合共匪官員的個人好惡，即使你是懂得玩厚黑玩低調的人，你還是隨時可能會被共匪官員掠奪。

共產專制對人權的侵犯

共匪沒有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在西方民主國家不存在來自於政治制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共匪所列舉的所謂證明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惡化的事件，大多都是一般民眾之間個別的民事糾紛，這種民事糾紛在分配日益不公的中國根本就是見怪不怪了。

在中國更多的人權災難來自於政治制度與法律層面的不平等，更多的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一般民眾的人權的侵害。

首先中國的法律體系就不是約束共匪的而是約束一般民眾的，比如規定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權，比如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比如所謂的煽動顛復國家政權罪，比如陰謀顛復國家政權罪，比如所謂的擾亂公共秩序罪。

這些罪名缺乏具體的司法解釋，所以在實踐中成為共匪用來鎮壓一般民眾的工具。

罵政府行使輿論監督的權利叫煽動顛復國家政權，行使結社自由的權利組建政党參與公共事物的管理叫陰謀顛復國家政權，通過集會遊行示威的方式進行抗議叫擾亂公共秩序。

雖然中國的廢紙憲法中國的選舉法規定中國應該是實行委任直選的民主國家，應該採取選舉人團制度選舉國家元首，人民有權通過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人大代表，然後人民代表大會負責組建政府，擁有最高的立法權，可是因為中國的憲法規定必須堅持共匪對中國的絕對領導。

所以中國的選舉法基本上處在一種被凍結狀態，人民實際上不可以自由選舉的，以獨立參選人的身份出來參選人大代表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國不存在真正的經過民意授權的立法機構，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只是代表共匪的意志並不能真正的反映民意。

因為中國人與共匪在政治層面上在法律層面上的不平等，讓中國人的人權根本得不到來自於制度層面上的保障，所以中國每年才會發生幾十萬起的大規模的群體性抗爭事件。

當然了，參与抗爭的只是比較勇敢的一部份人，很多人在極權專制的統治之下變得人人自危。

中國根本不存在司法獨立，當發生一般民眾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的衝突的時候，司法基本上會淪為迫害一般民眾的工具。

在西方民主國家就算偶爾會出現暴力執法，因為有一人一票因為有三權分立還有輿論監督，人們還可以上街抗議，基本上來自於國家機器對人的迫害會從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

在西方民主國家發生的貪污腐敗案件大多都是個別人的瑕疵，而發生在中國的貪污腐敗大多是制度性的瑕疵，而且大多都是大規模的通過權力尋租的方式對一般民眾的掠奪行為。

共匪控制著中國的經濟命脈，共匪在土地 金融 國企 行政審批等領域大肆的掠奪一般民眾。

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的中國人只能選擇忍受，實在無法忍受也頂多就是去上訪維權，只有期待共匪的善意。

中國沒有軍隊國家化，一般民眾根本沒有充份參与公民運動的機會。

中國人基本上就是政治奴隸，中國政府根本沒有資格批評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

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對弱勢群體缺乏保障更是胡說八道，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還是住房方面的保障，中國的所謂社會保障體系根本就沒有辦法與西方民主國家比。

看看中國那些留守兒童，看看那些中學就沒有上完就出來打工的人，看看那些因為看不起病而自焚的窮人，看看那些因為買不起房子，或者租不起象樣的房子而只能住在地下室或者一居室裡邊的勞苦大眾，實在不覺得共匪有什麼資格去批評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就業與失業的問題，西方民主國家的失業者大多是根本不願意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有比較完善的失業救濟制度，即使父母不管了也不一定要出來工作，因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會照顧他們。

可是在中國，為什麼沒有那麼多所謂的草莓族，那是因為很多人必須出來工作。

共匪不會藏富於民，中國人也沒有正常的公民權利，根本不能決定政府稅收的使用。

中國的失業者如果不出來工作，除非家裡邊有積蓄，除非他們的父母還會繼續養他們，政府是不會保障他們可以繼續維持基本生活的。

中國的勞資分配比例是嚴重失衡的，工資性收入在勞資分配比例中所佔的比例遠遠低於西方民主國家。

至於所謂的種族歧視問題，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所謂種族歧視大多是來自於觀念上的歧視，真正公民權利上的不平等是不存在的。

在中國大多是政府對一般民眾的歧視，大多是公民權利的不平等所帶來的歧視，共匪是上等人一般民眾是政治奴隸。

至於共匪說西方民主國家是金錢政治是家族政治更是胡說八道，西方民主國家有完善的民主制度，富人要隨便賄賂政府是不可能的，不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政府會因為選舉而失去執政權。

所謂的金錢政治不過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偶爾會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可是這個對經濟發展有利，哪一個要發展經濟的國家不會這樣做。

可是共匪與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壓迫工人，或者聯合起來通過壟斷市場的方式掠奪一般民眾，不算金錢政治嗎？至於所謂的家族政治無非就是說西方民主國家曾經出現過父親那一代做過總統，然後兒子那一代也做過總統的現象，這很正常，人家是民主選舉上台的 又不是來自於專制權力的任命所帶來的。

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是共匪內定出來的，根本沒有經過民意授權，所以根本沒有合法性，共匪有什麼資格批判西方民主國家？共匪對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的批判根本沒有正當性，中國根本還是權力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專制權力，不是依靠建立在自由與法治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本身，更沒有民主制度，所以缺乏財富的再分配。

實際上中國社會比美國要不平等的多，官僚計劃經濟時代在分配的時候根本不用絲毫在意市場的供需關係。

復辟了資本主義之後因為沒有政治配套，沒有自由民主，權力尋租者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比起以前更容易掠奪一般民眾了，國企 土地 金融 行政審批 教育 醫療 基本上都成了共匪掠奪一般民眾的工具。

國企壟斷市場，土地掠奪城市買房者還有農民，金融成為圈錢工具，行政審批勒索小業主，教育榨乾國民儲蓄，醫療讓工薪階層破產。

共匪去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根本原因還是希望轉移視線，通過放大西方民主國家的陰暗面，通過無限上綱的方式來塑造一種好像天下烏鴉一般黑的感覺。

無非是打算告訴中國人，西方民主國家也不是人間天堂，在中國，讓你們有口飯吃就不錯啦，中國人那麼多哪有那麼多福利可以給你們啊，無非就是讓中國人接受沒有人權的生活。

說白了就是為了鞏固統治，共匪批判西方民主國家的人權狀況絕對不是因為他多麼有正義感，完全是為了對中國內部被他統治的人進行統戰。

黨國資本主義的本質

中國實行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只是讓一小部份人富裕了起來，這一小部份人除了共匪體制內的人就是依附在他們周圍的人，大部份中國人根本沒有因為共匪的所謂改革開放政策變得富裕啊。下面我們就來整理一下，中國都有哪些人富裕了啊。

壹，國企改制，侵吞國有資產。這部份人多數是太子黨或者其他高層的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社會，肥了個人。他們財富暴漲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的。

二，從地方官員那裡得到礦產或者其他自然資源的開發權的私營老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本來屬於公有的由國家開發的各類礦產自然資源被壹些人的私有財產了，地方官員利用權力進行權力尋租，商人用行賄等不正常手段得到大量國家貸款，進行資源開發，以降低安全投入和降低工人工資為代價獲得大量非正常暴利。不但造成礦產等自然資源的不合理的開發，也是礦山事故頻發的罪魁禍首。

三，建設行業的工頭。建設行業是政府資金投入大，吸收勞動力多的行業，同時也是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合理的行業。中國各類大小建設工程，本應有規範的集體性質的建築工程公司承建，建築工人，勞動待遇，勞動時間，安全技能培訓，財務管理等都應有明確的規範和監管。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因為只是恢復了市場經濟卻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工程的發包和承建壹直存在不合理、不規範的現狀。很大壹部分是縣市級掛牌國家承建公司，他們承攬到工程項目后，獲取壹層利潤后發包給多數沒有資質和技術的農村的工頭，很多工程項目甚至是層層發包，轉包壹次就要獲取壹層利潤。而最後壹級的工頭通過降低工人工資、提高勞動時間、降低安全投入、幾乎沒有福利待遇為手段大量榨取農民工的血汗，同時造就了很多劣質工程。近些年曝光的此類工程也不少，「峻工之日也是倒塌之日」，好像是笑話，又確實存在的現象。這些工頭財富積累的速度也是非常驚人，壹年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很正常！而工程質量問題多現，安全事故頻發，農民工的血汗錢難要等不正常的問題幾乎年年都有。

四，地方官員以及房地產開發商。地方官員依靠對土地的壟斷把土地高價出讓給房地產開放商，房地產開發商多數利用銀行的資金進行房地產開發建設，為了彌補征地成本，為了賺取暴利，用高房價掠奪買房者。而買房的市民多數要依靠銀行信貸買房。不合理的高房價和百姓有限的收入把銀行推向風險的位置，也即次貸現象，最終必然引發國家大的危機。因此中國民主化之後與基本居住需要有關的房地產最好由國家計劃建設開發，以保障大部分老百姓的居住為目標，輔之以部份比例的商品房作補充，作為部分高收入群體的需要。

五，市場經濟中新興的資本家。這部分人大部分頭腦市場意識較強、敢於冒險、敢於開闢市場。他們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湧現出來，創造了壹定的社會材富。他們主要是壹些各類特色種、養、殖、加工專業戶，及壹些酒樓、飯店、商貿、工廠等私營企業主，他們主要依靠利用市場經濟中的機遇發材，但由於資本的趨利性，他們當中也有壹些人走向努力壓榨他們的僱工的去增加自身的財富的行列。黑煤窯事件、黑工廠現象等大量曝光反映了這方面的問題。對於這部份人必須制訂合理的用工政策和稅收政策並加強對其生產的監管，盡量平衡財富的分配，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廣大工人階級的權益。如果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基本上不可能落實。

六，貪污腐敗的壹般官僚權貴階層。這部人是歷代深惡痛絕卻又難以根治的群體。權力的特殊性和人趨利性總是會讓壹部分官員置國法和人民的利益的不顧，挺而走險，以權謀私，貪污受賄、權錢交易，獲取大量不義之財。中國的腐敗問題也已成為廣大中國人民呼聲最強烈的問題。除了建立民主制度在制度上的規範、監管外沒有別的辦法，把官員的收入、工作能力放到廣大中國人民的監督之下才可以從根本上遏制貪污腐敗。

七，金融機構的無低押貸款，不正常貸款。這壹部份人多數和官員有壹定的特殊的利益關係，利用政策的不完善，獲取大量巨額國家貸款，最後無力償還。也是造成很多金融壞賬的主要原因。

八，進出口資源、商品的操控。這壹部份人數不多，但賺取的暴利也是非常驚人，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利，高官的特殊的利益關係，龔斷性的特點，大肆為個人斂財，貪心無盡。

九，證券市場的操控。這部份人數也不多，也多是具有官員背景的人物。利用媒體，造假信息，虛推股市，暗箱操作，獲取大量不正當財富。他們的財富增長率也許讓多數國人嘆為觀之。

說完富人再說說窮人。城市的窮人主要是國營企事業單位改制，政府官員，利用國家政策變化，國企改制，政企分開的機會，大肆侵吞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虧了國家，肥了個人。無故解僱不同意見的人員，而致其失業、失去社保。

窮人大多數集中在農村，約有3億外流就業賺錢養家糊口。賺錢的主要手段是依靠雙手勞動，集中在建築、工業品製造、私營小販、服務業。在工頭、資本家、腐敗官僚的壓榨、欺壓下換得收入很有限和微薄，還要負擔養老、養小、住房、上學、就醫、高物價和各類必須的生活消費，因此大多沒有多少的儲蓄！他們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創造了大量社會財富，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可是因為中國不是民主國家，中國的政治制度以及經濟制度抉定了他們無法充份的分享所謂的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

共產專制與基督宗教的衝突

中國境內的合法基督徒大多數都是偽基督徒，當我說真正的基督徒不會認同信奉無神論同時又不建立民主制度的共匪，結果他們馬上引用羅馬書十三張的第一句話，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為中國偽基督徒辯護，真正的基督徒應該不會認為羅馬書十三章第一句話可以成為叫人不要反抗暴政，不要參与政治的具體論述，首先十三章只是假設政府根據本份行事，而且也確定了政府只是神的僕役的地位，應該履行抑惡揚善的義務，當時的保羅也沒有受到尼祿暴政的直接迫害。保羅後來因為沒有順服羅馬政府被羅馬政府害死，中國親共偽基督徒對於保羅因為沒有無條件的順服政府，所以遭受政治迫害死亡的事情選擇性失明。而且保羅只是一個傳教士並非主耶穌，中國親共偽基督徒喜歡用保羅曾經的一句感慨為親共行為背書，本質上是在偷換概念，把基督教改造成親共團體。

而且十二章有講你不可為惡所勝，你要以善勝惡，所以遇到邪惡暴政的時候應該用愛去改變，而不是毫無原則的服從任何權威，他們用羅馬書十三章的第一句來回應我對中國舔共偽基督徒的批判，根本就是在攪渾水。耶利米書中講的很清楚，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神是堅察人心的，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和他作事的結果報應他。詩篇中有說，神阿，求你定他們的罪。願他們因自己的預謀跌倒。願你在他們許多的過犯中，把他們逐出，因為他們背叛了神。真正的基督徒，應該有是非觀念。

基督徒並非不能參与政治，很多西方國家的國家元首尤其是在野黨出身的，同時也是基督徒。用善來改變邪惡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種，只有中國偽基督徒會認為基督徒不能參与政治。耶利米勸告君王說，妳們要施行公平和公義，拯救被搶奪的脫離欺壓人的手，不可虧負寄居的和孤兒寡婦，不可以強暴待他們，在這地方也不可流無辜人的血。基督信仰與政治參与並不衝突，甚至鼓勵政治參与。詩篇裡邊更是強調，妳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參与政治並且反對政治強權，是得到基督信仰認同的。中國境內號稱自己是基督徒，一邊反對別人的政治參与，同時自己又成為共匪政權的成員的人是偽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是反對共匪的，在中國以合法姿態存在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偽基督徒。中國偽基督徒喜歡把共匪說成是政府單位裡邊的基督徒，他們自己是政府單位外邊的基督徒，共匪跟基督教沒有本質上的衝突，這種說法本身包含著偷換概念跟混淆視聽的本質。馬列主義強調人的階級性，資產階級是壞人，無產階級是好人，否定性惡論宣揚的普遍人性，認為人的本質是所有制決定的是統治方式決定的，在所謂的公有制社會跟階級專政的社會裡邊，人的利己本性可以被戰勝，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所謂的公有制跟階級專政外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可以創造新人。

中國偽基督徒總是把福音書跟雅各書也批判社會不公跟馬列主義希望解放全人類的口號嫁接在一起，因此找到基督教可以跟共匪勾兌的借口。事實上基督教跟馬列主義有很大的區別，首先馬列主義宣揚暴力革命宣揚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產權，建立一個集體生產勞動的社會。馬列主義本質上以仇恨以暴力革命以劃分階級為出發點，聖經裡邊雖然有譴責富人跟社會不公的內容，可是畢竟基督教承認人性有罪，所以不會根據階級劃分好壞，凡是接受救恩的人，無論階級出身都因信稱義，成為神的兒女。基督教宣揚的愛而不是以暴制暴，不但要愛家人愛鄰居甚至需要愛敵人，這與馬列鬥爭學說完全不同。

中國偽基督徒喜歡把使徒行傳裡邊對公有制社會的描述跟實行黨有制的共匪嫁接起來，因此得出基督教跟共匪是同路人的結論，這是在是對使徒行傳的誤讀。首先使徒行傳裡邊講的公有制是由一群因為理念接近而自然結合的人建立的，是以愛為出發點的，是共享的。共匪建立的黨有制是專制性的強迫，而且共匪建立的黨有制並不是全民共享，無論是黨營企業還是土地黨有還是其他自然資源黨有，雖然名義上是公有的，可是支配權收益權是共匪支配的。中國偽基督徒生活在中國，為什麼硬要把共匪跟基督教嫁接在一起。啟示錄中是有講過基督教的天堂，可是共匪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天堂，根據馬列主義的說法，共產主義天堂是需要經歷原始社會 奴隸制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也就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之後才可以進入，而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根據馬列主義的說法是一個由共產黨實行專政統治的社會。雖然基督教也有關於天堂的描述，可是基督教的天堂跟共匪的共產主義天堂，完全是兩回事。

基督教關於原罪與新人的定義跟共匪對人的定義完全水火不容，創世紀中記載，亞當因為偷吃了禁果，墮落犯罪。人類從亞當身上繼承了墮落的一面，墮落的一面是不分階級不分族群的，是普遍人性。這跟共匪宣揚的階級先鋒隊理論完全不同，基督教不會為肉身人類造神，共匪會為肉身人類造神。真正的基督徒如果跟共匪搞勾兌就是否定基督教本身，在中國所有合法的所謂基督徒，都必須先學習共匪的理論再接受共匪的領導才可以從事表面上的宗教活動。

馬克思說宗教就是精神鴉片，宗教的產生是因為人類無法正確認識自然界。真正的基督徒不會一邊褻瀆著上帝跟主耶穌，一邊參加宗教活動，一邊接受共匪的無神論教育，一邊自稱基督徒的人是撒謊者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宣揚中國允許真正的基督教合法存在，不是真的對中國不了解就是故意攪渾水。至於把偽基督徒的胡說八道解釋成真理的人，非要把基督教改造成一個可以跟共匪嫁接的一種存在，本質上就是在扼殺基督教幫共匪製造思想人質。美國的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不會教育人民擁護執政黨，在中國被共匪任命為神職人員的人，本質上不是基督徒。

​共匪利用對國家機器的控製造神 殺人 姦淫 偷盜 搞司法迫害 搞強拆 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是親共的，基督宗教反對個人崇拜，光是這一點就跟共匪水火不容了，真正的基督徒不會相信共匪的造神，所以共匪很不爽，選擇迫害他們。

共產專制與儒教文化

很多學者認為文革是在消滅儒教，可是我卻認為共匪發動的文革的本質實際上是發展儒教，而不是真正消滅儒教，我們可以從文革的基本特徵與儒教的基本特徵結合起來觀察的過程中了解文革本質上是在發展儒教。很多人或許不認同認為文革是發揚儒教的觀點，認為文革本質上是消滅儒教。事實上支配文革的思維方式本身就是儒教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儒教真正的敵人自由主義的思維方式。從文革發起到文革結束，儘管充斥著對孔子個人諂媚封建勢力的批判，可是終歸文革的落腳點是在落實對毛澤東個人的畏懼，也就儒教追求的畏大人的專制禮法上邊的。

雖然文革充斥著紅衛兵的廣泛參与，可是紅衛兵的所作所為終歸是在實踐被共匪統治的廣大中國人民對毛澤東的克己復禮的目標。紅衛兵廣泛參与文革參与批鬥參与武鬥，並非是針對堅守精英主義立場維護精英專政的保守派勢力，而是針對反對共匪一黨專政的自由派人士以及作為鄧右共產黨前身的修正主義共產黨人，沒有一點關於人民普遍在自由自然的基礎上參与政治討論與政治決策的政治訴求。

文革雖然批判了孔子的人格特質，可是對儒教本身堅持的精英主義與精英專政沒有任何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的批判，文革中不準對毛澤東提出反對意見的政治迫害行為完全就是在落實儒教主張的非禮勿言，把毛澤東塑造成不可以隨便評論的聖人。文革時期宣揚的跟黨走，本質上還是儒教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綱常倫理，只是君臣的綱常演化成共匪跟中國人民的綱常了。

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雖然名義上沒有以精英自居，可是縱容紅衛兵隨便迫害不認同毛語錄的觀點的異議人士的行為，本質上還是在發揚儒教奉行的畏聖人之言的畏懼思想，先動用專制權力創造聖人然後再要求別人服從聖人，這種做法跟東亞大陸利用儒教維護統治的傳統封建君王本質上沒有區別。支配文革時期針對接受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哲學的政治迫害行為的意識形態本質上還是儒教信奉的非禮勿聽的專制理念，很多學者在反思文革的時候總覺得文革是針對儒教的文化滅絕運動，實際上文革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信奉的基本理念，不然無法解釋文革時期為什麼一堆自由派遭受了秉持儒教思維方式的人的政治迫害。

關於文革時期發動的知識份子下鄉勞動的政治運動，表面上看好像是在反對孔子在樊遲面前對工農大眾的評價，可是在實際效果上卻落實了儒教宣揚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精英專政目標。知識份子變成了必須跟黨走，不可以提出異議的工具人，關於知識份子下鄉勞動的馴化宣傳本質上是用共匪的視野取代知識份子的視野，實質上壓迫了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

毛澤東在文革時期對待異議人士的做法跟孔子對待少正卯的做法是一樣的，都是迴避思想交鋒，直接運用專制禮法實行政治迫害，將對方定義為破壞正常社會秩序的壞人。毛澤東應該是孔子的崇拜者，而不是孔子的反對者，反對孔子的人太多了，毛澤東顯然不是在思維方式領域反對孔子創造的儒教的自由派。文革時期宣揚的戰天鬥地的觀點雖然在名義上與孔子宣揚的畏天命的觀點是抵觸的，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又大肆鼓吹共產黨統戰中國是歷史的選擇是歷史的必然，任何希望改變共產黨統治中國的局面的人都是反動的，在實際效果上傳承了儒教畏天命的觀點。

文革充份的發揚了儒教的孝道文化，只是實踐儒教孝道文化的對象從傳統意義上的父母，變成了黨國。文革時期雖然宣揚子女可以反對傳統意義上的父母，可是同時又主張共產黨就是父母，號召中國人民做黨國的螺絲釘做沒有主體性的工具人，本質上還是在實踐儒教的孝道文化，如果文革本質上是反對儒教，完全可以宣揚西方的自由主義文化。

很多人認為文革是民粹主義的產物，我認為文革是精英主義的產物，文革中宣揚的鬥私批修跟歐美白左發動的工農大眾的私利至上，反對少數精英主義右翼雅痞實行的精英專政，主張用多數決的高稅收政策實現工農大眾的私利的民粹主義運動是水火不容的，文革本質上是大多數人犧牲私利去實現少數統治精英維護政治權力的私利的精英主義運動。

文革時期對社會群體的劃分方法本質上還是儒教的非君子即小人的劃分方法，沒有支持共產黨就必然是壞人，把沒有支持共產極權主義同時也反對其他形式的極權主義的異議人士劃分為壞人。文革更是充份的發揚了儒教宣揚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狹隘民族主義排外思想，文革時期的反美宣傳可以證明這一點。

文革時期興起的排斥自由主義辯論文化的扣帽子文化本質上也是儒教的產物，儒教著作大學這本書中宣揚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全部都是結論，沒有論證過程，這大概跟儒教的教義本身就壓迫思考有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民總是服從聖人的結論沒有自己的思考，估計多少跟儒教散布的反智傾向對人民的束縛有關，文革本身沒有擺脫這種反智傾向。

文革時期處決別人的標準剛好就是儒教的四誅，儒教的禮記四誅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露骨最公開肯定人權犯罪的著作，禮記四誅中強調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儒教的四誅公然的把統治者屠殺民間維權人士與堅持獨立人格的自由派的行為合理化，禮記四誅中強調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更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扼殺發明創造跟個人獨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為受到這種世界觀的束縛放棄了原本堅持的東西。文革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的思誅，因為文革針對的對象本身就是儒教四誅中所無法接受的人。

孔子把精神太監顏回樹立為做人的典範，文革時期的做人典範雷鋒也是精神太監。文革時期學習毛語錄的教育活動本身就是在實踐儒教主張的放棄邏輯思辨的理念，儒教主張的放棄邏輯思辨的理念出自孔子宣揚的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宣揚的所謂有教無類，可以從孔子自己講的話裡邊找到有教無類的本質。禮記 緇衣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定，行無類也。孔子所強調的無類並非不分高低貴賤，除了他本來就是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觀之外，他在禮記 緇衣中也表達過他對於無類的理解就是行為的法式比較，顯然無類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應該放棄邏輯思辨的接受教化。文革時期學習毛語錄只能接受灌輸不能獨立思考的愚民教育，本質上還是儒教的產物。文革的發動者的人格特質跟孔子的人格特質非常相似，都是表面上宣揚禮法私底下淫亂的人，孔子跟生活淫亂的南子的交往，毛澤東私底下玩弄多名女性。很多人覺得文革是反對儒教，實際上從文革的細節中可以發覺很多儒教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正是因為這樣我認為文革是發揚儒教，真正被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消滅的是與儒教水火不容的自由主義。今天中國社會的毛左民眾，反對自由主義的毛左民眾，就是文革暴政的產物。

共匪輸出儒教的原因

中國孔子提倡等級 君權 父權 夫權，提倡愚忠 愚孝。孔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妻各有其位，所以社會根本不需要平等，從而導致中國人長期以來只認專制不認民主。孔子宣揚的精英主義思想跟精英專政制度扼殺了很多中國人建立公民人格的機會，共匪在美國推崇孔子學院實際上是希望利用孔子輸出極權主義。因為馬列極權的形象太不好了，直接不加掩飾的輸出馬列極權主義會引發西方人的反感，用孔子來輸出極權主義反而比較容易讓西方人放下心防。可是對於自由派中國人來講，共匪的陰謀是很明顯的，共匪對西方人宣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明顯是在壓迫個人主體性，在散布一種與自由主義相違背的世界觀。

孔子強調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強調專制禮法，完全否定政府本身的意義，把國家看成是屬於精英階層而不是屬於庶民的一種存在。孔子在家庭倫理方面強調的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完全違反家庭民主，讓下一代成為上一代的附庸。

孔子強調人民應該根據統治者的意志行事，不應該去探究原因不應該有自己的想法，於是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張。這種做法造成中國社會幾千年來都是少數精英的思考與想法取代大多數的庶民的思考與想法，造成中國人長期在思想上充當統治階級的人質。

孔子強調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孔子用簡單的分類法劃分中國社會的人群，把中國社會的人群氛圍君子跟小人，實際上人性的複雜不是簡單的君子跟小人就可以概括的，在君子跟小人之間還有一種折衷的狀態，孔子的分類法讓中國人在為人處世方面的思維方式變得簡單，很多人不是很教條就是很厚黑，無法建立理性思維，扼殺了群體理性的產生。

孔子在教育方面重視敘述扼殺思辨壓迫創造，孔子述而不作的思維長期禁錮著中國人的思想，所以很多中國人只是重視吸取上一代的東西，沒有自己的思考跟創造。孔子信而好古的思維讓中國人迷信古人，不敢通過思辨與反思的方式整理古人厚黑的一面。

孔子強調父權壓迫女權，孔子宣揚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這種世界觀成為中國社會男性壓迫女性的依據，讓中國社會成為父權社會。

孔子有狹隘的民族主義思維方式，孔子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這種思維方式讓極端民族主義在中國獲得了在文化領域跟道德領域的優越感，成為盲目排外主張的理論依據。

孔子宣揚自掃門前雪的思維方式，孔子主張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這種思維方式扼殺了公民社會的產生，讓中國人長期被個人服從集體然後集體服從領袖的虛假集體主義操縱，無法形成集體關心公共事物的集體主義思維方式與公民社會。孔子是一個精英主義者，非常看不起工農大眾，孔子跟樊遲聊天的時候曾經公然的貶低工農大眾。

孔子喜歡搞假大空，表面上強調禮法私底下卻跟生活淫亂的南子交往，可見孔子本人就很厚黑。孔子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中負面文化的代表人物，共匪在美國輸出孔子學院除了控制留學生收集情報之外還有意識形態侵略的意圖，因為孔子的儒教極權主義思想如果成為美國社會主流的社會意識形態，美國會被嚴重削弱，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會滅亡，失去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的美國將不再是共匪國的威脅。

儒教極權主義的本質

孔子學院不止是情報機構，還是共匪輸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輸的工具。孔子思想本質上就是極權主義思想，孔子的極權主義思想的餘毒至今還在污染著中國。


孔子主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本分，思不出其位，孔子把提出不同政見的社會堪稱是混亂的社會，在現代民主社會任何人都沒有必然的理由要被束縛在特定的位置上，孔子的思想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孔子講究畏天命 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庶民就應該服從所謂的聖人的教化，可是在專制社會裡邊，所謂的聖人往往是假大空的統治者刻意塑造出來的，而且即使是真正在人民存在獨立人格的基礎上自行推崇的聖人，他的言行也可能只是跟他所處的特定的時代相適應，孔子在封建專制政體存在的基礎上教育人民要敬畏上層精英，結果只能是扼殺人民的思辨能力跟獨立人格。孔子曾說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魯迅先生曾經駁斥過這種說法，魯迅先生認為任何獨裁者都會以道義的代表自居，如果遵循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世界觀，結果只能是人民的思想自由跟言論自由受到鉗制，永遠在精神上成為獨裁者的奴隸。


孔子宣揚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把政治看成是精英基層的事情，政府官員的事情，官老爺可以考慮人民不能考慮，這種世界觀實際上就是中國幾千年來維持專制統治的思想根源，既然政治不是非政府官員的事情，作為非政府官員自然就沒有必要擁有選舉權了，每個人都考慮自己份內的事情，自然也就不會尋找制度弊端了。孔子宣揚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凡是不符合精英階層的禮制規定的東西就不能接觸，最終把人民的思想活動束縛在精英階層的小框架裡邊。


儒教的禮記四誅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露骨最公開肯定人權犯罪的著作，禮記四誅中強調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公然的把統治者屠殺民間維權人士的行為合理化，禮記四誅中強調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巧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更是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扼殺發明創造跟個人獨立性的思想，很多人因為受到這種世界觀的束縛放棄了原本堅持的東西。禮記四誅中強調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這種世界觀從根本上否定了言論自由與社會輿論監督的正當性，否定了邏輯層面的思辨過程。禮記四誅中強調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直接否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為多數霸凌少數提供了理論依據。


孔子散布的儒教極權主義是不講現代群體理性的，孔子散布的世界觀長期壓迫中國社會哲學思辨跟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在近現代落後于西方國家，很大程度上跟孔子思想被上升為官學有關。孔子本人就有嚴重的專制人格，從他拒絕跟少正卯進行思想交鋒，同時又無法做到求同存異，害死少正卯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出來。


孔子在做官的時候強調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壹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丑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壹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則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孔子宣稱有五種罪大惡極的表現是不可以寬恕的，內心自由喜歡冒險 行為怪癖一意孤行 言語虛偽喜歡辯論 廣泛記錄並散布負面新聞 認同錯誤的觀點宣揚錯誤的觀點的表現是罪大惡極的。這五個罪大惡極只有第二條是行為，其他都屬於思想言論的範疇，而且都是抽象的形容詞沒有具體的界定標準，最多是建立在所謂的聖人的個人好惡的基礎上。這五個罪大惡極在畏大人畏懼聖人之言的封建專制社會成為用莫須有的罪名迫害別人的理論依據，至今很多專制國家仍然在沿用這種抽象的莫須有的罪名迫害異議人士。少正卯只是要求用一點平等的法取代儒教的禮制，就被孔子定義為罪大惡極。


孔子把精神太監顏回樹立為做人的典範，本質上跟共匪把黨國順民樹立為做人的典範的性質是一樣的。至於孔子宣揚的所謂有教無類，可以從孔子自己講的話裡邊找到有教無類的本質。禮記 緇衣中曾有這樣的記載，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定，行無類也。孔子所強調的無類並非不分高低貴賤，除了他本來就是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世界觀之外，太在禮記 緇衣中也表達過他對於無類的理解就是行為的法式比較，顯然無類指的是接受教化的人應該放棄邏輯思辨的接受教化。


論語中有講，孝敬父母尊敬兄長的比較不容易造反，實際上孝敬父母尊敬兄長與是否忠於統治者沒有直接關係，只有孔子認為統治者就好比是人民的父母人民的兄長。雖然孔子曾經說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可是結合孔子在其他方面的論述來看待，孔子也並非是反對奴性，孔子最多是在如何對獨裁者履行愚忠方面提倡變通。儒教著作大學這本書中宣揚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修其身，先正其身，欲正其身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全部都是結論，沒有論證過程，這大概跟儒教的教義本身就壓迫思考有關。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人民總是服從聖人的結論沒有自己的思考，估計多少跟儒教散布的反智傾向對人民的束縛有關。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否定人民作為一個具體的個體的主體性，否定人民存在的意義。綜上所述，孔子的儒教本質上是為極權主義服務的，共匪對美國輸出孔子輸出儒教，不僅可以發揮孔子學院的情報機構作用，不僅可以利用孔子學院鉗制學術控制海外留學生，同時還可以達到輸出極權主義奴化美國人民的目的。

自由主義左派才是最反共的群體

最近有一些學者總是試圖把白右價值冒充成美國價值，好像自由主義左派特別是白左堅持的社會自由主義不是美國價值，好像政府權力小社會責任大的社會自由主義不是托馬斯 傑佛遜在建國的時候所堅持的初衷，瘋狂的攻擊真正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美國白左跟民主黨，把歷史上跟現實上並不是很在意中國人權狀況喜歡跟共匪做生意的共和黨吹捧成政治正確的代表，我覺得這些學者非常可疑，雖然某些人也打著反共的旗號，實際上卻是在攪渾水。

杜魯門成立北約 制定馬歇爾計劃 甘乃迪跟約翰遜成立歐盟 經濟上孤立共匪，反倒是共和黨經常扯後腿，艾森豪威爾結束杜魯門發動的針對共匪衛星國的韓戰，尼克森結束約翰遜發動的針對共匪衛星國的越戰，共和黨人基辛格經常散布共匪無害論。無腦吹捧白右的學者完全忽略這些基本事實，硬是要把民主黨跟共匪混為一談。

事實上共和黨在上個世紀末，強烈主張人權原則跟經濟利益脫鉤，硬要跟共匪做生意，於是才有布希上台之後的共匪加入世貿組織的事情發生。

至少我認識的共匪的子女普遍都支持共和黨，他們比較喜歡那種即反對福利國家可以讓他們少繳稅，同時在文化生活方面又堅持保守主義立場，可以幫他們壓迫白左跟黑左的生存空間，緩解他們的邊界憂慮的傳統自由主義右派，共匪子女比較傾向於認同自由保守主義，中國的反共人士裡邊，至少我接觸過的，大多數意識形態都跟民主黨比較接近。

很少有人是因為覺得自己有超出常人的本領，一旦支持經濟層面的無政府狀態的自由主義右派上台實踐自由保守主義路線，他們擁有的超出常人的本領就會有機會被充份發揮出來，從而讓他們自己成為大托拉斯老闆，所以他們選擇反共，追求建立一個自由主義右派主導的國家。

大多數反共人士都是因為覺得共匪本質上是極右翼政黨，都是覺得共匪建立的權力尋租制度帶來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覺得共匪堅持的黨國特色保守主義立場嚴重壓迫了個人在文化生活方面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認為共匪是福利國家的敵人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敵人，認為共匪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所以選擇反對共產極權主義的立場。

共匪在政治上是法西斯主義，白右在政治上是精英主義，共匪在經濟上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白右在經濟上支持否定福利國家的自由市場，共匪在文化上是傾向於文化專制的雅痞文青斯文敗類，白右在文化上是為雅痞文青斯文敗類提供生存空間的文化保守主義。共匪在意識形態上與白右接近，共匪與白右都反對左翼民粹主義 直接民主，共匪與白右都反對福利國家，共匪與白右都反對社會自由主義。

我接觸過的中國反共人士跟民主黨的意識形態比較接近，反對右翼雅痞統治，反對精英主義，認同自由派在文化生活層面的主張，對自由主義與社會公正的理解偏向于托馬斯 傑佛遜跟約翰 羅爾斯比較接近，基本上是自由主義左派的信徒。

我覺得自由主義左派跟共匪的意識形態衝突比較多，民主黨如果了解共匪的本質，應該也會成為反共陣營的成員，因為左翼自由主義跟共產極權主義是水火不容的，中國的自由主義左派更容易促進一般民眾對共匪的離心離德，最終結束共匪一黨專政的政治勢力應該是認同社會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左派。

至於中國人在美國最合適最志同道合的思想盟友，應該是自由主義左派，應該是白左，是堅持社會自由主義的白左，是民主黨，不是堅持自由保守主義的白右不是共和黨。

只反毛左不反鄧右不是真正的反共

中國境內的反共人士，至少我接觸過的普遍都是從左的角度走上反共道路的，他們是覺得中共壓迫人的自由跟全面發展，覺得中共扼殺民主壟斷社會財富背叛社會主義的目標所以才反共，右翼民運對他們根本沒有思想啟蒙意義。

至於那些依附中共體制發財，發財之後害怕被中共清算，希望移民海外，他們希望離開中國也是出於自身趨利避害的考慮，與右翼民運的宣傳無關。

何況這些人本質上嚮往即可以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同時又堅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社會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的右翼精英專政雅痞統治國家，所以這些人即使移民海外也不可能跟中國民運人士結盟，因為他們也不喜歡自由主義。

某些右翼陣營裡邊的所謂民運人士，最近竟然公開鼓吹精英專政，為右翼極權專制辯護，我覺得右翼陣營裡邊那些只反左不反共的人才是中共的同路人。

只批判毛左同時肯定與鄧右殊途同歸的政治勢力跟統治方式的結果只能是從側面鞏固鄧右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合法性，中共在海外早就開始採取犧牲毛左形象間接為鄧右樹立正面形象的攪渾水戰略了。

某些堅持右翼立場的民運人士無論他們主觀上是不是支持中共，客觀效果上都在幫現實層面的共產黨進行思想維穩。

毛左已經在野四十年了，毛左的罪惡當然需要反思，避免歷史重演。

可是只是批判毛左並不能促進中國人民對現實層面的共產黨的離心離德，畢竟現在是鄧右共產黨在執政，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的苦難是鄧右共產黨造成的，一邊批判毛左一邊鼓吹跟鄧右相似的意識形態跟統治方式，或者一邊批判毛左一邊肯定鄧右的人，只能是在客觀效果上發揮維護鄧右共產黨統治的效果。

毛左跟鄧右都批判，反對一切形式的共產極權主義的人不是中共特務，經常批判自由主義左派很少批判中共特別是鄧右共產黨的人是中共特務。

共匪不會改良

習包子根本沒有準備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在改革，五毛說習包子放權了，說習包子準備實現中國的民主化，純屬胡說八道。

習包子上台之後共匪國存在的共匪黨政軍一把抓，行政 立法 司法三權合一的極權專制政體，根本沒有改變，否認這一點的人除非根本沒有生活在中國，或者極端泯滅良知，至於溫家寶曾經主張過的政企分開跟縣政府普選更沒有實現。

習包子一上台就在意識形態方面強調教育界應該抵制西方民主思想，並且要求文藝界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以及號召黨員幹部學習如何專政人民楓橋經驗，在參觀共匪央視的時候積極肯定共匪央視工作人員關於央視姓黨的表態，修改教科書在官方史觀層面肯定文革，在意識形態鬥爭方面更加積極主動，大搞大外宣，強調在意識形態鬥爭中要敢於採取主動。

習包子在經濟上大搞黨進民退，制定不利於私營企業生存的政策壓迫私營企業的生存空間，甚至要求在私營企業裡邊充份發展黨組織，並且在關於土地政策的講話中談到要堅持土地黨有，堅持拒絕自由市場經濟，堅決不放棄權力尋租對經濟活動的不當干預。

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任命堅決反對司法獨立的人負責司法部門的工作，大搞選擇性反貪腐，整肅敵對陣營的官員，放任自己陣營的官員貪腐。

雖然習包子不斷的鞏固個人權力，共匪內部終歸還是群體分贓的結構，只有得到共匪內部各派系或者最大的派系認可，讓共匪內部的各派系或者最大派系認為可以鞏固黨國權力尋租制度，可以最大的限度的維護並增進黨國整體利益的人才能成為共匪國的國家元首，習包子如果真的想改革早就被別人拉下來了。

上述這些狀況可以證明習包子從上台以來的各種倒行逆施都是朝著民運人士所希望的方向的反面在努力，這說明習包子根本不是民運人士所指望的開明派領導人。

散布習包子可以帶領中國走向民主化，號召中國人民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寄託在獨裁者的良心發現上邊，讓基層民眾放棄反抗等待獨裁者施捨民主的人，不是思想上糊塗就是幫共匪攪渾水的五毛。

習包子沒有毛澤東的個人權威，而且中國已經不是單一的極權計劃經濟國家了，因為環境的改變很多人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資訊，而且因為沒有了單一的極權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對藍領工人的鉗制，共匪已經無法引導廣大中國人民在世界觀層面因為相信共產主義所以擁護共產極權統治了，習包子對中國異議人士的迫害程度不如毛澤東，雖然在迫害方式上更精緻了，比如被精神病，可是習包子的個人權威不足以發動大規模的露天的武鬥，所以民運人士沒有必要特別害怕共匪。

反共民運人士應該具備的基本常識

專制政體不可能受到充份的監督，專制政體中的獨裁者的權力也不可能受到充份的制衡，共匪所謂的加強監督只是自己監督自己的政治作秀，相信共匪可以依靠自己監督自己做到自我完善，就好比是相信有殺人動機的人在沒有法律的約束之下可以做到不殺人一樣。

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發展到高級階段會進入社會主義的說法的基本前提是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無可調和的社會矛盾，最終工人階級會因為無法忍受雇傭勞動制度起來造反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並不認為維護資本主義社會最終會讓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社會主義制度，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人類社會將經歷官僚計劃經濟 權力市場經濟 自由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這五個階段最終進入自由民主的計劃經濟階段建立自由人聯合體，共匪改革開放的所作所為只是把官僚計劃經濟改造成權力市場經濟並且不斷的用專政的手段壓迫中國社會內部的民主訴求，任何一個還沒有泯滅良知的人都應該不會相信共匪會幫中國完成從黨國資本主義國家向民主社會主義國家過渡的任務。

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的行為嚴格講起來跟社會主義無關，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科學社會主義的論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消滅金融資本消滅虛擬經濟消滅資本市場，而且美國央行買股票護盤與共匪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共匪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共匪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共匪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買股票護盤與共匪動用黨國資本炒作股票市場瓜分散戶的儲蓄這兩者之間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中國的股票市場以流通共匪的黨營事業所發行的股票為主，共匪動用黨國資本動用養老金炒作股票市場的本質實際上就是共匪拿中國人的錢投資他自己的公司然後再騙中國人跟著投資最後瓜分中國人的財富。美國的中央銀行是被民選政府約束的國營銀行，所以不可能隨便損害普羅大眾的利益，中國的國營銀行實際上是被共匪控制的黨營銀行，專門為共匪謀取特殊利益服務。

美國的全民健保思想源自於西方社會民主主義關於福利國家的設想，跟共匪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以及鄧小平的修正主義理論完全是不同的思想體系，更何況中國根本就沒有全民健保，所謂美國學習中國的社會主義搞全民健保的說法根本就不成立。

普選制不僅可以充份的表達基層民眾的民意，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集思廣益，不像共匪的專政制度只是讓一小撮自封是專家實際上只代表少數人的特殊利益的人決定國家建設的方向。六四屠殺完全就是政治迫害，只有那些無恥的共產畜牲才會認為六四屠殺不是政治迫害。

中國從來就沒有出版自由，共匪在意識形態鬥爭的過程中從來都是採取進攻的而不是防守的，共匪長期有組織有計劃的利用民主國家的言論自由開辦媒體以及創建專門輸出共匪的黨國意識形態的民間組織統戰海外，活躍在西方國家的孔子學院跟鄧小平理論研究會還有某些專門表達共匪的立場共匪的觀點各種報紙跟電視台都是共匪用來從事意識形態侵略的工具，計劃經濟走向崩潰之後共匪知道輸出傳統的社會主義會引發西方人的反感，所以改為輸出儒教的奴才文化跟中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可是共匪意識形態侵略的本質沒有改變。

台灣的民主不是別人施捨的，而是台灣人爭取來的，蔣經國從來就沒有開放真正的言論自由跟真正的政黨政治，是台灣人通過爭取才換來了廢除動員勘亂臨時條款跟廢除劃分政治思想犯的惡法以及總統直選，台灣在威權時代所得到的經濟成就離不開美國的支持，台灣的電子產業的核心技術也大多數來自於美國。

所謂的百分之一對百分之九十九隻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一個宣傳口號，反映的並不是真正美國社會財富分配的結果，事實上中國的基尼係數超過了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跟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關聯並不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譴責的最多的是產業資本家跟商業資本家譴責他們剝削產業工人在生產勞動中創造的剩餘價值以及商業工人在流通勞動中創造的剩餘價值，然而所謂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基本訴求根本不是廢除允許民間人士投資工廠開辦商店的市場經濟制度更不是建立一黨專政。

美國長期誤判形勢讓共匪有機會趁機發展壯大

我覺得美國已經戰略失誤幾十年了，很多地方積重難返。幾十年來美國都是聯合次要敵人對付主要敵人，聯合最有生命力的極權主義勢力對於原本可以自我瓦解的極權主義勢力，美國如果再不覺醒，搞不好整個自由世界都會被中國共匪赤化。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有必要梳理一下美國幾十年來的戰略失誤。

一、聯合蘇聯對付納粹

二戰時期美國聯合蘇聯對付納粹，以為納粹才是自由世界最大的威脅，事實上納粹對自由世界的威脅遠遠不如蘇聯。首先納粹是一個本土的極端民族主義的政權，蘇聯是輸出國際主義的共產極權主義政權。納粹奉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基本上就是現在中間派政策，經濟即反對左派同時又限制財團，雖然政治上極權，因為對於私有財產的剝奪沒有蘇聯嚴重，納粹對德國人的控制遠不如蘇聯對俄國人的控制要嚴重。納粹雖然迫害猶太人，可是對於雅利安人是真誠的好，納粹鼓吹精英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跟特別對待雅利安人，納粹的意識形態遠不如共產主義具有侵略性，最多只能在德國遭受英國與法國壓迫的時候的特定環境下利用民族挫敗感短暫的崛起。納粹的目標只是創建雅利安人精英的人間天堂，所以無法充份收買世界各國缺乏理性判斷的基層民眾。

蘇聯與納粹完全不同，蘇聯有共產主義跟國際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在原始資本主義向現代資本主義過渡的階段非常具有煽動性，因為它訴求國際主義，訴求解放全人類。基本上在所有沒有機會接觸到批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政治理論的世界各國的基層社會的基層民眾群體中都很有煽動性，所以蘇聯比納粹更有滲透別國的能力。美國當年聯合蘇聯對付納粹，納粹是被消滅了，可是代價卻是讓蘇聯壯大，開始對美國發動冷戰，美國為了應付這場冷戰耗費了龐大的國家資源。如果當年美國不聯合蘇聯，或者先對付蘇聯再對付納粹，或許沒有必要通過幾十年的美蘇冷戰才完整消滅蘇聯的目標，也不會付出巨大的社會成本。

二、聯合中國對付蘇聯

蘇聯比納粹可怕，中國比蘇聯更可怕。美國在對付蘇聯的過程中聯合了中國，造成美國今天不得不面對極權強敵的局面，這種戰略失誤比聯合蘇聯對付納粹還要可怕。美國幾十年來沒有認識到中國比蘇聯可怕，不明白中共與蘇共的區別。

改革開放之後的中共是蘇共雖然都屬於共產極權主義政黨，可是統治方式卻非常的不一樣。蘇共實行的是傳統的單一制專制計劃經濟，在經濟上雖然維持著對經濟社會的控制，可是因為單一制專制計劃經濟缺乏經濟誘因與吸血的能力，所以蘇共很難從蘇聯的經濟體中吸收維持統治的營養。整個蘇共官僚體系除了少數上層寡頭享受特供產品非常富裕之外，基層官員基本上沒有油水可以撈，而且還會成為組織生產的生產隊長成為實質上的勞動者，所以在蘇聯統治的後期基本上蘇聯官僚大多數都不會積極的維護蘇聯的存在。中共則完全不一樣，改革開放讓中共建立了黨國資本主義制度，中共完全可以不用親自進入生產隊，只需先讓中國人出來賺錢，然後再利用權力尋租斂財就可以謀取暴利。

在開放市場經濟的情況下，中共的權力系統壟斷著土地、能源、銀行、金融、電信、鐵路及空中運輸等社會經濟命脈，中國人雖然獲得了壹定的生產經營活動權，但是中共通過司法、行政、工商、銀行、金融、民政、公安、消防、城管等壟斷機構，各級官員以全復蓋的審批、檢查、證照、手續等手段，保持著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嚴格的干預、勒索和管控。所以中國人本質上只是給中共打工，跟蘇聯人不同的地方在於蘇聯人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為蘇共打工，中國人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為中共打工。中共以掠奪、吸血的方式來維持對中國社會絕對主導和壟斷地位，這種掠奪手段是非暴力且較隱蔽的。這些手段包括：印鈔，土地財政、房地產經濟、高物價、高資源使用成本，包括土地，房屋等物化資源成本和產業化了的教育、醫療等服務性資源成本，高稅費，股市吸血池，易入難支且多軌的社會保障，對勞動力的低人權廉價使用。除了上述日常掠奪手段，中共各級官員還可通過封存、轉移、徵收、罰沒、充公等公開通過專制惡法的法律程序或非公開手段掠奪個人財產或民營企業的財富。因為中共建立的一黨專政加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還是可以繼續讓資本家做生意，最多只是犧牲自由犧牲尊嚴犧牲對私有財產穩定的保障，可是還是有機會在臣服於權力尋租者的基礎上在沒有被掠奪之前及時行樂，所以很多人即使明知道要被割韭菜還是要成為為中共打工的螺絲釘，為中共輸血。中共有權通過權錢交易 權權交易 權力尋租的方式，通過行政權力，通過准入 審批的決定權影響著財富的獲得 歸屬和流動，所以要在中國賺錢必須擁護中共，必須跟中共建立共犯結構。所以中共遠比蘇共更具備群眾基礎，蘇共消滅市場經濟，得罪了所有準備經商賺錢的人，單一專制計劃經濟又無法讓黨內各階層官員都有機會撈錢。


在思想文化方面蘇共嚴格實行禁欲主義控制，讓世俗娛樂無法成為麻痺蘇聯的基層民眾的精神鴉片，以至於蘇聯的基層民眾比中國基層民眾更容易無聊，更容易有時間跟空間思考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中共的意識形態的控制方式比蘇共精明，在放鬆對世俗娛樂的控制的情況下，維持著政治意識形態的嚴格壹元化，公眾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也沒有現代文明社會公民應享有的其它廣泛人權自由，沒有信息自由，信仰自由，學術自由，教育與受教育自由，沒有個人權力自由及各種社會政治權力。中共權力系統只是控制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的各個領域，教育、學術、科技、傳媒影視、文學、藝術如果只是宣揚縱慾主義宣揚世俗娛樂就自由放任，如果出現危害政治意識形態安全的內容就會對出現這些內容的載體進行高度壟斷取締、操縱和政治審核。這種精明的控制方式，即緩解並麻痺了社會不滿情緒，讓中國人在世俗娛樂的支配下苦中作樂，同時又封殺了政治異議的威脅。而且還可以在國際社會留下開放包容的形象，讓不了解鄧右共產黨的統治方式的人，以為包容世俗娛樂的中國已經朝著民主社會邁進了。

在國際關係方面蘇聯因為實行單一專制計劃經濟，只跟華約國家做生意，根本無法在經濟領域滲透自由世界。中國因為實行了黨國資本主義，開闢了貿易市場，並且利用中國的低人權 低工資 低福利優勢在經濟領域充份的滲透了自由世界，並且可以利用經濟滲透嫁接政治滲透跟文化滲透，中國的危害性遠比蘇聯要大，蘇聯完全可以自己搞死自己，中國卻可以擾亂自由世界並且利用自由世界維持生存。

蘇共是愚蠢的共產極權國家執政黨，蘇共對美國的滲透只是停留在情報層面，中共對美國的滲透主要在經濟滲透 政治滲透 文化滲透層面，中共利用經濟往來在美國發展媒體與文化產業，用隱晦的方式輸出中共的意識形態，利用經濟往來通過特定的親共的公司收買部份政治人物，讓被收買的政治人物在美國內部的政治運作的過程中圖利中共，特別是在立法的過程中圖利中共，這些滲透方式都是以前統治蘇聯的蘇共不會使用的，中共有屬於中共的特殊性，美國社會很多學者對中共缺乏了解。

如果美國對極權國家只輸文化產品，經濟產品主要對民主國家輸出，經濟產品的市場主要接受民主國家的投資，與中國的經濟交往主要以輸出文化產品為主，輸出包含著隱晦的自由主義思想的歌曲 影視作品 電子遊戲，才會產生對美國有利的經濟結果。這樣即可以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同時還會避免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美國的經濟命脈。可是美國幾十年來並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大量的經濟產品輸出到中國，經濟產品的市場大量的接受來自於中國的投資，結果就是為中共利用這種狀態通過經濟交往滲透美國社會。美國商人長期被中國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的優勢吸引，美國的消費者長期被價格低廉的中國商品吸引，從表面上看確實得到了一點好處，可是從長遠看卻為中共赤化美國社會創造了機會。

我覺得杜魯門是了不起的美國總統，他當年主張的自由世界內部實現經濟全球化，與共產極權國家的交流僅限於意識形態輸出，對待共產極權國家只有經濟封鎖 軍事圍堵 意識形態輸出，美國政府根據他的主張打垮了蘇聯，後來美國政府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養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讓美國遭受嚴重的滲透破壞，因為背叛了他的主張讓美國長期處在進退失據的狀態。

我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性是可以改變的，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的海外華人就是最好的證明，很多認同自由民主人權的海外華人他們的父母是在中國出生的，甚至他們自己很多上輩子在中國生活，後來環境改變之後民族性也改變了，只要可以突破共匪的意識形態包圍就有機會讓中國民主化。

結論

美國長期相信經濟決定政治的世界觀，認為跟中國做生意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事實上在中國是政治決定經濟，中國轉型成為黨國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因為政治上毛左被鄧右取代。中國因為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且中共的統治方式特別的另類，中國的經濟越發展中共的極權統治就越鞏固，美國被幾十年的錯誤思想支配，先後造就了蘇聯與中國兩個非常具有威脅性的敵人，今天美國面臨的生存危機主要是因為對共產極權主義統治缺乏了解。美國應該放棄經濟決定政治的思維方式，開闢出一條務實可行的對抗共產極權主義的發展道路，繼續用經濟決定政治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國，繼續忽略中國的極權主義全球擴張，美國會越來越被動，但願共產極權主義可以徹底走入歷史。

關於反共民主防衛機製法的建議

我覺得西方民主國家應該建立共識，建立在自由世界內部實行經濟全球化，堅決在經濟上抵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識。在政治上效法德國取締納粹的方法，取締與共匪進行勾兌或者意識形態與共匪一樣的政黨。在思想層面禁止輸出與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理論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科學發展觀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意識形態有關的理念與觀點，在政治層面剝奪在經濟層面與共匪進行實質經濟往來，政治立場與共匪一致的人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禁止媒體利用拼湊片面事實的方式呼應共匪的黨營媒體的宣傳風向，禁止與共匪的黨營媒體進行宣傳風向一致的輿論引導。

只有這樣做才可以實質上約束共產極權主義勢力對台灣的統戰滲透，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不會影響排除了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正當的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只要與馬列毛鄧共產極權主義無關的思想產品 意識形態，人民可以根據思想自由 信仰自由進行秉持與選擇以及交流，最左可以左到托洛茨基主義，最右可以右到無政府主義，都可以自由信仰自由宣傳，甚至可以運用結社自由組黨，運用公民權利參選，尋求實踐。除了從共匪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之下批判自由世界，使用馬列毛鄧主義的觀點批判自由世界，使用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論，其他批判自由世界的言論都屬於言論自由，人民可以自由的懷疑政治人物，可以公開的表達對政治人物的懷疑，這樣即保障了正常的民主運作，同時也防止了共匪的意識形態對自由世界的赤化。

只要不是試圖建立一黨專政加專制計劃經濟的社會制度，或者是試圖建立一黨專政加黨國資本主義權力市場經濟的社會制度，任何分別隸屬於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治勢力都可以被包容。

馬克思那些與共產極權主義理念無關的部份允許自由接觸 自由信仰，只要不是與極權主義有關的東西，人民可以自由的選擇。

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不會影響正常的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的政治自由，只要不是在敵國經商，沒有被境外敵對勢力鉗制，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選舉投票或者參選公職。

直接取締與共匪有關的人事物，也不會實質上影響新聞自由，只要不是利用拼湊片面事實外加迎合共匪的解讀，刻意呼應共匪的宣傳風向，任何發揮輿論監督功能的新聞都是可以被包容的，只要定性報道正確，定量報道存在瑕疵，依然屬於新聞自由的範疇，比如某個地方發生凶殺案，被害人身中兩刀死亡，結果新聞上說被害人身中三刀死亡，雖然定量報道是錯誤的，三刀變成兩刀，定性報道是正確的，確實有人死於凶殺案，這則新聞就不能被界定為造謠，就不可以用造謠的名義加以取締。只要做到了上述主張，基本上就可以實質上取締共匪，同時又保障了人民正當的自由民主不被取締。我把這種主張定義為反共民主防衛機制，我建議自由世界的民主國家應該根據上述主張頒布反共民主防衛機製法。

中共沒有垮台的原因

關於為什麼東歐共產黨可以垮台，中共卻還可以存活的原因，我覺得原因來自於很多方面。中共的宣傳工作比蘇共成功，中共喜歡發動基層宣傳員冒充成一般民眾幫中共宣傳，蘇共根本沒有五毛組織。中共擅長運用天下烏鴉一般黑與中國人民離不開中共的論述打擊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信心，蘇共只有生硬的理想主義宣傳，蘇共不會強調天下烏鴉一般黑，而是強調蘇聯就是天堂，蘇共的宣傳工作在打擊東歐人民對於東歐民主化的信心的方面是缺乏效果的。而且中共很擅長運用西方國家內部自由多元的環境，引述西方國家內部的反體制的邊緣人的論述對中國人進行宣傳，讓中國人誤以為西方人也不認同民主制度，因為中國存在防火牆，除了因為環境的刺激造成主觀能動性被激活所以開始翻牆的人之外，大部份人在自然的狀態下接觸到的是中共的宣傳，中國的教育本身也不培養人獨立思考，而且還要學習中共的意識形態，所以很多人被中共馴化。

而且蘇共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這種經濟制度無法達到讓基層官員普遍分贓的效果，中共實行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讓基層官員普遍分贓，所以基層官員對於幫助中共控制基層社會的工作是有積極性的，蘇共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基層官員需要指揮生產，而且油水很少，黨國的財富集中在上層的幾個家族裡邊，所以根本就沒有維護蘇共政權的積極性。

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巴契夫本身就有自由化傾向，而且上台之後政治老人死了很多，基本上蘇共內部沒有什麼勢力可以有效的制衡戈巴契夫，戈巴契夫先是公布蘇共的歷史罪惡，開放新聞自由與學術自由，同時以官方的名義出版表面上看上去是宣揚共產黨的理念實質上是宣傳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改革與新思維，而且不再主動的扼殺西方意識形態在東歐的生存，甚至公開主張與美國和解，巧妙的瓦解了蘇共在蘇聯的社會意識形態建設。中國人面臨的環境與東歐人不一樣，中國人遇到了反自由化的習包子，而且中共內部雖然派系鬥爭激烈，但是各派系之間反對自由化的立場是一致的。

東歐國家歷史上有基督宗教的傳統，基督宗教講究人性本惡，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掠奪，所以東歐國家本來就比較容易產生約束政府權力的民主思想。儒教文化裡邊肯定極權的部份，長期被東亞大陸的統治者當成官方意識形態，所以東亞大陸在歷史文化層面就是有利於極權主義生存的。在思想文化方面蘇共嚴格實行禁欲主義控制，讓世俗娛樂無法成為麻痺蘇聯的基層民眾的精神鴉片，以至於蘇聯的基層民眾比中國基層民眾更容易無聊，更容易有時間跟空間思考對共產黨不利的事情。

蘇聯因為實行傳統的極權計劃經濟，西方資本根本不會跟蘇聯做生意，所以基本上蘇聯無法通過經濟統戰的方式腐化西方國家，所以蘇共面臨著強大的外部壓力。中共因為實行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可以利用建立在市場機制 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對西方國家進行經濟統戰，還可以利用西方資本發展黨國資本主義，被腐化的西方國家本質上並不希望中國民主化，中國民主化意味著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特權政策優惠的投資優勢的喪失，雖然中共因為強迫技術轉移與不正當競爭外加掠奪外資引發了中美貿易戰，但是中共還是利用低工資 低福利 低人權 特權政策優惠的投資優勢扶持了部份西方資本，這些西方資本無法成為促進中國民主化的助力，這些西方資本成為對美國扯後腿的禍害。

綜上所屬，我認為中國沒有民主化似乎是歷史社會條件決定的，中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是極權國家。

國民共三黨的意識形態情況

國民黨在意識形態上跟共匪非常接近，國民黨只是反對馬列主義裡邊有利於喚醒工農大眾革命意識的內容，國民黨並不反對馬列主義裡邊馴化工農大眾奴役工農大眾的部份。

國民黨是反對勞動價值論跟剩餘價值論可是國民黨絕對支持發展黨國資本，國民黨是反對階級鬥爭史觀可是國民黨絕對支持經濟決定論，國民黨的民生史觀就是馬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國民黨確實反對計劃經濟可是絕對支持黨國對經濟的絕對控制，只是這個絕對領導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國民黨跟共匪壹樣都支持土地黨有。

國民黨認同的上智下愚存在差別天然合理的平等觀跟列寧的階級先進論是壹樣的，國民黨跟共匪在意識形態上根本就不存在水火不容的衝突。

國民黨提出的軍政 訓政 憲政的階段論跟共匪的階段論殊途同歸，都是把民主說成是國家發展的最後階段，好像在這之前都不能搞民主，這種世界觀扼殺了民主政體本身作為調和社會矛盾的工具的意義。

共匪的走狗國民黨支持共產專制反對共產主義所追求的社會目標，國民黨歷史上的反共也從來都不是為了捍衛自由民主。

國共的歷史恩怨完全是奉行權力市場經濟跟奉行官僚計劃經濟的兩個政治流氓之間的恩怨，當時蘇聯支持中國境內的共匪，想要利用中國境內的共匪取代國民黨，當時的國民黨是本土專制政權，當時的共匪是外來殖民者的代理人，當時中國境內的共匪是依靠主張計劃經濟來發動群眾的，國民黨在那個時候本身就是壹個專制政體，跟共匪唯壹的區別就是奉行權力市場經濟，跟毛澤東在革命時期所堅持的經濟立場有所不同。

國民黨跟共匪歷史上的衝突純粹是壹種政治流氓之間為了各自利益的廝殺，國民黨害怕共匪取代他們成為中國新的專制政權，國民黨歷史上的反共跟維護自由民主這個基本出發點是無關的。

經過幾十年的歷史變遷共匪已經成為中國唯壹的統治集團，國民黨在台灣人民跟美國政府的壓力之下被迫接受了民主制度，因為歷史因素跟現實利害，共匪有吞併台灣並且在台灣扶持代理人的需要，國民黨有尋求外部勢力幫助他們在台灣生存的需要。

改革開放之後的共匪把孫中山用儒教同化世界用以黨領政包裝壹黨專政用黨國資本主義取代傳統的市場機制那壹套繼承了下來併發揚光大了，所以今天的國民黨跟共匪之間早就沒有了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反而在有了共同的利益所以國共最終會走到壹起。

國民黨會淪為共匪的走狗壹點也不意外，從國民黨與共匪的政黨屬性的相似度，以及國民黨與共匪的歷史淵源，還有國民黨的現實處境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國民黨淪為共匪的走狗是壹種必然。

共匪與壹般的土匪不壹樣的地方就在於，壹般土匪只是搶劫貨幣或是壹般的生活物資，而共匪搶劫的是生產資料，壹般土匪頂多讓壹個人的錢包裡邊的錢暫時減少，而共匪則是改變生產資料的所有關係改變經濟生活中的生產關係讓自己永遠做最富有階層讓北搶劫者永遠做奴隸。

土匪不會把富源壟斷起來，共匪會把富源壟斷起來，然後在利用政治上的專制權力通過制定計劃與下達指令的方式支配生產方式分配方式，利用對社會資源的佔有來掠奪壹般老百姓的財富。

國民黨本質上和共匪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國民黨與共匪都是在政治上拒絕民主，在經濟上主張國有化，國民黨的創始人說人民要經過國民黨的長期訓政才能實現民主，在國民黨不認為人民有能力行使民主之前就必須由國民黨用壹黨專政的方式來統治，共產黨的創始人乾脆直接說民主就是資產階級玩弄工人階級的工具，根本就不需要民主。關於國共兩黨的相似性，國父遺教概要與馬列選集裡邊有詳細的論述，有興趣的人可以從這兩本書中深入了解。

國民黨和共匪都是以國家的名義佔有生產資料然後搞掠奪，都是通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的方式來謀取特殊利益，共匪那個叫國營企業，國民黨那個叫黨營事業，唯壹區別就在於共匪在傳統的意識形態上是強調追求高度國有化與計劃經濟的社會，毛澤東時代的中共追求的是在那種國有化為主並且計劃經濟凌駕在市場經濟的制度之下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國民黨則是在私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實現自己利益的。

國民黨之所以沒有完全成為共匪，那是因為國民黨並沒有充份的掌握像共匪已經掌握的強大的國家機器，沒有能夠順利的建立共匪所建立的那種專制制度，所以無法實施像共匪那樣的極權統治，所以國民黨只能成為世界上第二富裕的政黨，富裕程度無法取代共匪。

但是這並不表示國民黨不希望像共匪那樣，熟悉國民黨歷史的人大概會很清楚，歷史上國民黨權力越大的時候，國有化的程度就越高，政黨以國家的名義所佔有的資源所掠奪的財富就越多，市場經濟的運作就越受到那些追求特殊利益的特權人士的不當干預，國民黨的腐敗程度就越嚴重。

國民黨以前反共那是因為不希望和另外壹個強盜集團分享利益，認為他們自己處於強勢地位，可以很快把共匪消滅，然後只有他壹個強盜集團來佔有中國，絕不是因為國民黨認同自由民主所以不接受極權專制，因為國民黨本身以及國民黨的統治方式本身也不民主。

現在國民黨已經沒有了共匪那種強悍，為了在台灣生存被迫接受台灣民主化，台灣民主化以後的國民黨，從來就不是壹個民主政黨，沒有黨員普選，黨內基本上還是寡頭統治，雖然國民黨內部還是不民主的體制，但是在台灣社會生存，又不得不在壹定程度上遵循民主的程序，這種民主的程序讓國民黨逐漸的失去了以往那種可以對壹般老百姓予取予求的特權，國民黨也因為無法順應台灣社會的發展需要逐漸被台灣人民拋棄，國民黨本質上是壹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政黨，他們不可能真正順應民主化的潮流，順應台灣社會的發展需要進行改革。

那樣做當然國民黨會生存下來，但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就沒有辦法保障，所以國民黨不可能真正的改良，這是國民黨作為既得利益集團的政黨的這種本質所決定的。

所以由既得利益集團所組成的國民黨要生存就只能去尋求共匪的支持，利用與共匪的那壹點歷史淵源，利用在台灣殘餘的社會資源以幫助共匪統戰台灣的方式從共匪那裡換取利益。

至於那些在野的時候詐騙台派選民，執政的時候成為守護中華民國黨國體制的既得利益者的民主進步黨人，本質上只是利用淺碟文化招搖撞騙的政治流氓，這些人腦袋裡邊裝的是中國小農意識 儒教極權主義思想 厚黑文化，從台灣國族主義的角度講，這些人是思想上的中國人。這些人與國民黨不和純粹是因為自己沒有成為黨國體制的受益者，所以在野的時候消費台派理念，打著支持台派的旗號與國民黨競爭，一旦上台執政馬上成為中國民國黨國體制的守護者。他們根本不準備創建台灣共和國，因為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構思過建國藍圖，他們也不希望中華民國消失，因為他們不是真正的台派，對於台派理念不是真正的信仰，自然不會有理論自信 制度自信 道路自信，所以沒有面對中華民國消失 台灣共和國誕生的思想準備。這些人所謂的反中只是政治正確搭配整人私貨的政治話術，只要是他們看不順眼的人，哪怕對方是台派也要被他們抹紅。如果是他們看著順眼的人，即使是中國共匪，也可以享受入台核准率百分之九十四的優待。這些人也根本不是追求真正的政治進步，他們希望台灣永遠處在藍綠對決統獨對決的狀態之下，永遠處在既不是總統制也不是內閣制沒有三權分立的狀態之下。因為這些沒有水準的政治流氓的學識根本不足以面對左右分野的成熟政黨政治，一旦左右分野取代藍綠對決，一旦台灣變成經濟增長停滯右派就被左派趕下台，只有經濟增長缺少分配正義跟社會福利右派就被左派趕下台的左右競爭，這些治國無能的政治流氓很快就會被淘汰。一旦台灣成為純總統制或者純內閣製成為三權分立的國家，這些人根本沒有機會繼續利用黨國體制擺爛。蔡派黨延續兩岸經貿合作架構協議，放任經濟統戰，封殺反統戰法，放任文化統戰，封殺反紅媒法，放任統戰宣傳，封殺台派節目，壓迫台派對抗統戰宣傳的能力，中共代理人法打假球，之前借口藍營政黨杯葛，所以先協商不闖關，後來因為政黨支持度太低，選情面臨崩盤，為了演戲騙選票，為了贏得二零二零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才勉強完成三讀，而且蔡派版本的中共代理人法內容模糊，根本無法實質上約束中共代理人，之前蔡政府根本不支持反滲透法，後來因為政黨支持度太低為了救選情開始推出蔡派版本的反滲透法，蔡派版本的反滲透法只是把收受外國政治獻金的人定義為外國代理人，只有在選舉的過程中接受中共的政治捐獻的人才是中共同路人，對於真正的外國代理人沒有實質上的約束力，因為畢竟外國勢力不會公開用政治捐獻的方式支持他們準備支持的台灣境內的政治勢力，如果真的要約束中共同路人，應該頒布中共同路人法，把那些在中國做生意同時政治立場跟中共一樣的人定義為中共同路人，反滲透法對於中共同路人的界定太苛刻，只有被確定收受中共政治獻金的人才可以被定義為中共同路人，那些在中國做生意，因為經濟資源被中共鉗制，所以政治立場跟中共一樣的政治勢力，還是可以繼續在台灣充當中共代理人，台灣雖然不是成熟的英美法系國家，可是畢竟還是偏向于無罪推定原則的國家，蔡派版本的反滲透法責任主體設定太苛刻，而且舉證非常困難，實質上根本無法約束真正的紅色勢力，在美國與北約已經準備要圍堵中共的時候，蔡派黨的精神領袖甚至宣稱不排除蔡習會，蔡派黨本質上只是演戲抗中，蔡派政權放任政治統戰，讓中國紅色統一黨合法化，放任五星旗在台灣活動，蔡派黨杯葛礦業法，圖利財團，封殺實價登錄法案，否定居住正義，拒絕人民參与審判法草案，否定司法改革，否定私立學校法，圖利財團，否定房屋囤房稅案，圖利炒房團體，否定反媒體壟斷法，圖利財團媒體，掩蓋兆豐弊案，圖利洗錢團體，實行一例一休，勞基法修惡，否定東奧正名，壓迫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任用國民黨人團隊，讓國民黨人支配政府內閣，蔡派黨的精神領袖雖然最近表態支持人民參審，可是沒有看到蔡派黨推出符合英美法系國家的陪審制原則的方案，蔡派黨的所作所為實質上是在削弱台灣，蔡派政權的國發基金會投資有中國共匪的黨營企業背景的昌郁生技公司，實質上跟紅色資本嫁接，成為紅色供應鏈的成員，蔡派黨成員何志偉的陽信銀行的分公司陽信融資租賃有限公司在中國投資，蔡派黨成員鄭宏輝的全賀生技公司在中國武漢投資，開設武漢全賀生技公司，在中共大肆進行國進民退的搶劫的時候，這些人全部都是沒有被中共的公檢法稅系統修理的商人，他們在中國的投資屬於需要跟中共建立深厚的黨國關係才可以經營的特許行業，蔡派黨的成員吳思瑤在二零二零年的立法委員選舉的過程中居然得到紅頂商人的強烈支持，蔡派黨成員徐國勇曾經接見中國政協成員，這些人絕對不是真正反共抗中的台派人士，蔡派黨屬於共匪的側翼。蔡政府經常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抹紅的一方進行斷章取義式的人格謀殺，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塑造一種不利於被迫害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情緒效應 社會知覺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損害被抹紅的一方的名譽的目的，即使對方並不是紅色勢力的成員。對於蔡政府準備吹捧的人，蔡政府運用社會心理學的原理，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下，針對被吹捧的一方進行造神，用斷章取義的方式塑造一種有利於被吹捧的一方的社會情境 情緒效應 社會知覺 人際知覺，從而達到為被吹捧的一方造神的目的。蔡政府在宣傳工作方面的宣傳方式跟中國共匪一樣，中國共匪對中國民運人士進行人格謀殺的方式，以及美化紅頂商人的方式，與蔡政府的宣傳方式是一樣的，蔡政府本質上是中國共匪的同路人。蔡派黨在野的時候鼓吹外歸因思想，你過得不好是制度的原因，是環境的原因，年輕人要懂得造反才是思想進步，執政的時候鼓吹內歸因思想，你過的不好是你自己的原因，反對政府就是思想偏激，蔡派黨本質上是跟中國共匪一樣的政治流氓。蔡派攻擊政敵的時候跟檢驗自己的時候完全是雙重標準，為了攻擊別人美化自己甚至使用中國共匪才會使用的二律背反，經常為了反對而反對，經常為了支持而支持。蔡派經常用抽象的國家利益掩蓋具體的罪惡，甚至合理化具體的罪惡，經常用顧全大局的政治正確要求別人忽略蔡派的具體的罪惡，甚至原諒蔡派的具體的罪惡，經常用愛台灣就必須支持蔡派的反智傾向作為政治正確妖魔化反對蔡派的人，把反對蔡派定義為反台灣，這種行為與中國共匪運用愛國主義，運用顧全大局的政治正確，掩蓋歷史錯誤，合理化歷史錯誤的行為，以及運用愛國主義的政治正確，反共就是反中國的是非標準，把反共人士妖魔化的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蔡派本質上就是在台灣的中國共匪。民主進步黨人裡邊的蔡派的政治作風跟中國共匪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只有程度上的區別，基本上他們就是在台灣的共產黨，除了因為他們自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撈錢的財團黨，所以無法完全接受古典共匪的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理論以及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理論，其他方面已經跟中國共匪沒有什麼區別了，蔡派與中國共匪的區別只是程度上的區別，因為蔡派不是共產極權國家的政黨，無法支配中國共匪已經支配的共產極權國家的國家機器，所以無法充份碾壓政治上的反對派，因為蔡派不是共產極權國家的執政黨，所以即使效法中國共匪拚命的發展黨營事業，拚命的搞政治酬庸，獲取社會財富的能力還是不如中國共匪，支配社會經濟命脈的程度還是不如中國共匪。

台灣現行的大陸來台經營簽證制度規定名義上不是中共體制內的黨政軍成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只要投資二十萬美元就可以擁有在台灣的長期居留權，這種制度設計讓名義上不是中共體制內的成員的中共特務可以自由的進入台灣從事統戰活動，真正的反共愛台人士反而無法根據這個制度得到在台灣的長期居留權，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任何境外投資都需要經過中共的行政審批與市場准入制度的允許，通常只有中共的親信特別是中共特務才有機會得到對台投資的批准，蔡派黨如果真的希望反共抗中，應該廢除大陸來台經營簽證制度，廢除中共統戰台灣的制度保障。

從民主進步黨在選舉的時候對台派理念特別重視，選完之後對台派理念不屑一顧的執政過程可以看出，民主進步黨人裡邊的蔡派的政治作風跟鄧右共匪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只有程度上的區別，基本上他們就是在台灣的共產黨，除了因為他們自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撈錢的財團黨，所以無法完全接受古典共匪的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理論以及傳統單一專制計劃經濟理論，其他方面已經跟鄧右共匪沒有什麼區別了，唯一的區別只是因為自己沒有擁有一個完全受自己支配，可以隨便侵犯人權的國家暴力機器，所以無法充份碾壓政治上的反對派。

國民黨跟民主進步黨內部都有阻礙中國民主化的反動勢力，國民黨內部裡邊有壹部份買辦覺得中國民主化之後他們會失去跟中共建立的黨國資本主義制度做生意的機會，這些人特別認同儒教極權主義，仇恨直接民主，民主進步黨裡邊有壹部份人對民族自決與住民自決思想缺乏信心同時又不願意運用自由主義反對極權主義，認為中國民主化之後消費台獨會失去操作空間，表面上鼓吹台獨私底下又跟中共勾兌，這群人不是從自由主義反對極權主義的立場出發堅持台獨的，也不是從西方自由民主文化反對中國儒教極權主義文化的角度出發堅持台獨的，他們要的只是壹種即扼殺了中國境內的自由主義信徒跟台灣互動的機會，不得罪中共，同時又可以跟中國境內的中共精英建立勾兌平台的關係架構。這些人身上不具備台灣國族主義者應該具備的人格特質，他們在思想上屬於吸收了中國糟粕文化，秉持著中國世界觀的中國人，這些人更不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因為他們對於平鋪史觀沒有概念，比如民主進步黨裡邊的某些人。

他們消費台灣獨立純粹只是因為不願意跟中國人壹起生活，純粹是因為血統種族主義傾向，純粹是因為害怕生存空間被中國人擠壓的邊界憂慮，純粹是為了搞政治投機，這兩股勢力都是中共私底下拉攏跟利用的對象，中國的民主化還是需要依靠中國人自己，台灣最多作為壹個樣板可以給中國民運人士提供借鑒，台灣也有台灣自己的利益，他們也不願意過多的招惹中共，雖然即使他們不招惹中共依然改變不了中共對台灣繼續進行統戰的事實。

台灣內部的種族主義者有相當壹部份缺乏自由主義的世界觀，我不相信他們可以理性的面對中共，很多都是壹邊表態反抗中國壹邊對中共曖昧不明，他們反中國人的時候並不是因為在世界觀層面無法接受中國文化中奴性與厚黑的部份，他們本人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模式裡邊也有這些東西，這些人大多數都有容易被中共鄧右利用的浮躁的重商文化傾向與文化保守主義傾向。

蔡骨子裡舔中國共匪精英，反中國庶民，讓這個人繼續做四年，舔共匪精英反中國庶民的思維方式會繼續成為支配台中兩國水性楊花互動的內在邏輯。我們愛台自由派中國庶民，還是一樣被邊緣化，就跟國民黨時代一樣。目前所謂的兩岸交流，根本沒有廣大反共愛台的中國人的份，不摧毀共匪的政權，中國人始終都是沒有遷徙自由的奴隸，廣大反共愛台的中國人一樣會因為意識形態因素被共匪軟禁不能進入台灣。無論你在對岸如何用功讀書，如何品學兼優，由於你是反共的，你永遠也無法成為交換學生來台灣讀書，更不可能自由的來台灣遊玩或者移民定居，只能眼巴巴的看著那些五毛自由出入台灣，自由的親身享受台灣，吃台灣美食，玩台灣小女孩，親身實地的欣賞台灣的美景，繼續壟斷著兩岸交流中的存在感 獲得感 自我實現。綜上所述，國民共三黨是愛台自由派中國庶民的三合一敵人。

民主進步黨塑造出來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假的，民主進步黨塑造出來的台灣民族主義本質上是煽動社會情緒，操縱社會知覺的工具。真正的台灣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雙重標準，民主進步黨平時不譴責中國留學生在台灣的武統言論，不驅逐宣揚武統的中國留學生，在選舉拉票階段為了演戲把一位宣揚武統的學者驅逐出境，開始對特定人士的武統言論吹毛求疵，民主進步黨塑造出來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偽民族主義。真正的台灣民族主義必然會反對執政黨的水性楊花，民主進步黨寧可支持讓包含著被共匪故意輸送到台灣的文化間諜的中國留學生享受台灣健保，也不願意讓台灣學生享受免息的就學貸款，蔡派的精神領袖曾經於二零一六年公開表示支持包含著中國小粉紅的中國留學生在台灣享受健保，在二零二零年的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的拉票過程中，民主進步黨的競選團隊表示反對台灣學生享受免息的就學貸款，後來因為露天造勢冷場，擔心選情崩盤，又改口宣稱支持學貸免息，蔡派黨本質上只是利用台灣民族主義撈取選舉利益的投機政黨。武漢肺炎爆發之後蔡派政權長期沒有充份的禁止中國人入境台灣，促進了武漢肺炎在台灣的蔓延，蔡派政權把共匪政權剝奪中國人赴台個人自由行的簽證間接幫助台灣遏制武漢肺炎在台灣的大規模的蔓延結果，收割成蔡派政權防疫工作的政績，這種行為與共匪政權把外資投資中國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收割成政績的行為本質上是一樣的，蔡派政權是共匪政權的同路人。民主進步黨不是真正堅持台灣民族主義立場的政府，民主進步黨的偽民族主義宣傳本質上是打著台灣民族主義的旗號去引導別人喜歡民主進步黨或者討厭民主進步黨的政敵的政治話術，認同偽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無法獨立思考的被民主進步黨支配的思想人質。

中國沒有軍隊國家化 言論自由 一人一票，所以在中國很難看到公開的反抗，更不可能看到政黨輪替，中國的線上社交媒體被中共嚴密控制，反共言論很難公開發表出來，發表反共言論的人很容易遭受政治迫害，而且還有一大堆共匪的宣傳員在社交媒體上帶風向，很多台灣人被這種表面上的井然有序所迷惑。共匪對待被統戰對象跟被統治對象的態度是不一樣的，台灣人在中國生活再久甚至已經移民中國，只要還是共匪的統戰對象，只要還帶有敏感身份，還有可以成為統戰工具用來統戰台灣的價值，很難感受到中國的制度之惡。而且台灣的媒體一大半都被共匪收買，經常對中國進行吹捧。即使是進入台灣的中國遊客或者中國留學生，只有極少數屬於平時思想上反共，沒有公開表現出來，所以沒有被共匪發覺，所以沒有被限制出境，順利進入台灣，或者平時思想上親共，進入台灣之後思想上發生了改變，開始反共，大多數都是思想上親共的，所以順利通過潛在的政治審核進入台灣的親共人士，真正被共匪認為思想上反共的人大多數都被限制出境，無法進入台灣，而且即使是思想上反共的中國留學生，進入台灣之後也會受到思想親共的職業學生的監控，所以台灣人在台灣境內接觸過的中國人大多數是親共的，因為這樣很多台灣人被共匪愚弄，面對這種充滿障眼法的環境，還可以認識到中國的制度之惡的台灣獨派民眾實際上是台灣最有判斷力的群體。共匪之所以總是抹黑台灣獨派民眾，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台灣藍營人那麼愚昧，因為他們的存在讓共匪長期無法吞併台灣。

如果一個人先天的性格裡邊本來就缺乏求知慾，如果他在學生時代沒有學會如何理性思考，如何理性判斷，畢業之後直接面對專門為特定的政黨刻意操縱社會知覺服務的媒體環境，他的生活環境裡邊又沒有激活他對這種的媒體宣傳進行反思的因素，成為被特定的政黨操縱的投票工具就是他的命運。台灣缺乏真正的公民教育，很多人在學生時代無法學習理性判斷的常識，最多只是了解到一些關於選舉制度的常識。台灣的民主歷史不夠長，整個社會的民主經驗不如歐美國家成熟。台灣的主流媒體長期被藍綠兩大黨壟斷，藍綠兩大黨利用主流媒體長期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塑造容易衍生出有利於自己的投票傾向的世界觀，輸出西瓜挖大邊的思維方式跟比爛的思維方式，潛移默化的宣揚支持特定的政黨才是支持中華民國，或者支持特定的政黨就是支持台灣，潛移默化的宣揚選小黨沒有意義，只要台灣還比中國好，即使執政黨做的再爛，還是應該含恨投票。台灣現存的選舉制度對於小黨的發展非常不利，政黨進入國會的門檻與獲得政黨補助的門檻太高，最後到投票的時候很容易發展成兩個大黨裡邊選擇一個比較不爛的。很多人的投票傾向純粹是因為個人際遇支配之下的先入為主，很多人因為最初接觸政治評論的時候先接觸了國民黨的宣傳，所以選擇支持國民黨，很多人因為最初接觸政治評論的時候先接觸了民主進步黨的宣傳，所以選擇支持民主進步黨。很多人根本沒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媒體引導他們喜歡誰，他們就喜歡誰，媒體引導他們反對誰，他們就反對誰。綜上所述，這些弊端不改變台灣的政治永遠不會達到歐美成熟民主國家的水準。

真正有利於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建設應該是讓那些有右翼傾向的人接受自由市場經濟讓他們因為認為共匪不保護私有產權不開放很多重要的領域限制人們擁有財富獲取財富所以選擇反共，讓有左翼傾向的人接受社會市場經濟讓他們因為認為共匪實行的是權力市場經濟在收入分配方面缺乏公正存在大量的掠奪以及缺乏保障大多數人有充份的自由的全面發展的機會平等所以選擇反共選擇對抗共匪，讓認同共產主義的人接受託派堅持的民主計劃經濟因為認為共匪沒有實行民主計劃經濟所以選擇抵制修正主義派的共產黨。

只有這樣才不容易讓共匪在意識形態領域建立市場，做到了這壹點才可以避免共匪分化台灣的廣大人民群眾，才可以團結台灣的廣大人民群眾對抗共匪對台灣的侵略，很多國家基本上已經完成了在意識形態領域將共匪邊緣化的工作，台灣現在某些社會主義者是認同共匪的，台灣需要一個左派政黨負責糾正某些社會主義者的錯誤的觀點，把支持共匪的社會主義者拉攏到反抗共匪的社會主義者的陣營裡邊，有正確的社會主義的觀點的人基本上是不會接受權力市場經濟的，只有讓台灣成為壹個政治民主跟經濟民主實行社會市場經濟的國家才可以在大方向上為台灣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事實上台灣內部除了認同共匪體制內的修正主義派的政治主張的人，堅持任何壹種政治傾向的人基本上只要能夠充份的了解共匪的邪惡本質都不會接受共匪吞併台灣的。

無論是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的還是認同社會市場經濟的還是認同計劃經濟的都不會接受實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共匪的，無論是從經濟自由的程度還是對私有產權的保護還是從機會平等跟限制貧富的兩級分化以及促進均貧富的角度審視共匪的人都不會接受政治上實行壹黨專政經濟上實行權力市場經濟的共匪，有些人的歷史經驗跟世界觀比較傾向於重視分配公正忽略自由民主為了避免這類人被共匪統戰，台灣內部有必要存在壹個反共的社會主義政黨，用自由民主的社會主義拉攏他們成為捍衛台灣的力量的壹部份，避免他們被共匪誤導，避免他們因為思想上的糊塗在實質上成為賣台集團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