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對民營企業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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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對民營企業的禍害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20年6月3日
作者 中國網友
1. 全方位的「國進民退」
習近平對民營企業的打擊手段是壹套明搶暗偷、全面掌控的「組合拳」，下面的案例雖然 是冰山壹角，但大體體現了習近平時代，中共打壓、嚴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兼并侵 占民企資產，加速吞噬民營經濟的種種做法。
案例:2018年1月2日，壹段視頻引起網路熱議，視頻中，黑龍江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 長毛振華稱自己在亞布力「被欺負、被愚弄」，「這個管理委員會來了之後，是亞布力最 黑暗的日子」。
毛振華在視頻中控訴亞布力管委會及其執法機構非法侵佔23萬平方米的土地，建設非法 棧道、攔截旅行社、強買強賣等行為。
「在這裏，我們壹個正常經營企業，動不動就執法機構來威脅我們，今天查這個，明天查 那個，又是公安，又是什麼食品檢驗，又是什麼鍋爐檢查，天天找我們麻煩，他們沒有為 我們辦壹件事情。」毛振華在視頻中說。據媒體報道，最近壹個月亞布力管委會以各種名 目對陽光度假村進行檢查執法，陽光度假村管理人員持續受到度假區公安局的傳喚。亞布 力陽光度假村總經理薛東陽曾在1月2日稱，亞布力管委會動用當地公安力量，傳訊公司 各級管理人員，弄得人心惶惶。「2017年12月初，我們在進行雪道維護時與現場租用人 員產生矛盾，事件進壹步升級。」
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5月，黑龍江省委、省政府組建了由省長任組長的亞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區改革工作推進組，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管委會，作為省政府派出機構，由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代管，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局長王敬先兼任亞布力 管委會主任。
王敬先還是中國龍江森工(集團)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與龍江 森工是兩塊牌子壹個機構，後者投資了10餘家公司，包括黑龍江亞布力亞雪旅遊集團有 限公司，其董事長為王敬先，法定代表人李春偉同時也是亞布力管委會規劃發展處處長。
亞雪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包括旅遊經營公司、旅遊運輸公司、旅遊建築公司和雪亞旅行 社。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與之業務多有重疊。
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的說法稱，亞布力管委會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其下轄多個企業與 景區其他企業存在競爭關係，因此造成了矛盾。毛振華在視頻中控訴，「他們是政府，但是他們也是個企業，他們打著政府的幌子，非法奪走我們民營企業，讓我們外來的在黑龍江嘗到了苦和難。」
亞布力陽光度假村總經理薛東陽稱:「我們是最早到亞布力來進行旅遊開發的，而亞布力 管委會自2014年介入亞布力后，非法侵佔陽光度假村公司23萬平方米的土地，包括佔用 我們的雪道造雪廠，反過來和我們壹起競爭。競爭出現矛盾時，亞布力管委會就動用行政 力量對我們進行打壓。」
案例:80后劉忠良民企創業尷尬困局
這個案例最典型地反映了習近平時代民營企業家惡劣的生態環境，及其創業和生存的艱辛 (此案例基於劉忠良自述文章):
80后劉忠良2015年創建中能國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熱超導無機傳熱技術推廣。 他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中國法律障礙，法規規定註冊公司必須是商用辦公地址，中國不允許 像喬布斯在自己車庫創建蘋果公司，必須雇傭會計人員。租商用房和雇會計壹下就讓其創 業成本飆升幾十萬人民幣。由於中國土地壟斷、低土地供應，人為製造高房價高房租，結 果造成中國房價畸高，提高民營經濟成本、擠壓民營經濟發展。
此外各種各樣執照許可證繁文縟節數不勝數。個體戶不敢轉為企業、小規模納稅人不敢轉 壹般納稅人，因為壹旦初具規模，工商、稅務、公安、環評、城管接踵而至，各種檢查找 上門了，各種打點的錢或上繳的錢極大增加。另外，中國是國企為主導的經濟制度，壹方 面國企高管普遍不作為，無利不起早，另壹方面國企壟斷了上游的基礎產業，提高民營企 業的原料產品價格或獲取難度，同時又壟斷了很多市場，扼殺了民企的生存空間，讓其難 于發展，甚至逼死很多民營企業，被迫被賣身給國企或外企。
中共黨國的信貸系統壹方面不斷向效率低下的集權經濟和殭屍國企大量授信，另壹方面又 對創業民企的歧視百般刁難和歧視，讓劉忠良無法從銀行借到錢，只能到民間融資，但民 資利率高達60%。
由於中國股市未實行註冊制，大量民營企業不能上市，風險投資不能在上市獲利退出后再 投資，民營企業及其股東缺少資金進行再投資，結果導致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更加稀缺， 創業及新企業發展更加艱難。
高稅費和社保金等其他費用讓民營企業不堪重負，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 和社保金等項目后的稅負達40%左右。在高稅負壓力和國有及行政壟斷擠壓之下，民營企 業為了生存，被迫偷稅漏稅或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也就是被迫違法犯罪。在中國創業，當 中國的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老闆，真苦、真累、真危險!
從社會層面來說，當下像劉忠良這樣的年輕人就業和創業都極為艱難，導致社會階層向上 流動板結。政府鼓勵「萬眾創業」，但沒有權力背景的人創業，多數是血本無歸。
劉忠良認為造成以上種種困境的核心問題是，受到權力支持的集權經濟擠壓民營自由經 濟，讓其瀕臨破產，而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權經濟嚴重遏制代表絕大多數利益的民營經 濟。這是中國民企危機的實質。
2. 明火執仗「劫富濟共」
在習近平時代，通過發動新壹輪「劫富濟共」運動，明火執仗地強行搶奪民企資產和市場 份額是中共的主要做法。習近平上台後強調金融安全，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沒收民企和金 融大鱷資產是其金融風險防控戰略的重要部分。民營金融界因此成了「劫富濟共」的重災 區之壹。為了控制社會流動資本，從2015年開始，中共十部委聯合對所有網上支付平台 實施全面監控，並全面控制個人外匯流通規模。2017年，對明天控股肖建華、安邦吳小 輝等壹大批資本巨頭設法拘捕，並強行將壹批民企巨頭收為國有。與此同時，阿里巴巴旗 下的支付寶也被收歸國有。各地政府也如法炮製，壹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案例:億萬富豪肖建華被跨境綁架失蹤案
肖建華(1972年—)，系集團公司「明天系」的幕後控制人。經過他多年的經營，「 明天系」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機構。這30家金融機構包括12家城商 行、6家證券公司、4家信託公司、4家保險公司、2家基金公司、1家期貨公司、1家資產 管理公司。這些機構資產總規模近萬億元人民幣。2017年1月27日，肖建華被不明人士 從其所在的香港的四季酒店與其保鏢壹起被5至6名便衣公安綁架帶返內地。四季酒店向 香港警方提供閉路電視片段，雖然無顯示房間內的情況，但肖建華被帶走時在走廊和電 梯內並無反抗。后經證實，肖建華已經以非正常方式被帶離香港，有媒體報道稱，肖建 華現在被關押在上海松江，由正規軍隊而不是武警部隊看守。肖建華有加拿大公民身份， 目前已被關押近兩年，但外界幾乎完全無法了解其遭遇。明天系的幾項主要資產已經掛牌出售，如華夏人壽保險(Huaxia Life Insurance)的股份出售給中天金融(Zhongtian Financial)，另據《財新》雜誌報導，「明天系」還計劃出售部分其所持的包商銀行股 份。
案例: 安邦吳小輝億萬資產被搶奪
吳小輝是安邦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安邦保險)創始人，安邦保險是壹家全球化 的保險公司，總資產約為19710億人民幣。安邦在全球聘用了3萬多名員工，擁有超過 3500萬客戶和遍布全球的服務網路。業務領域涵蓋壽險、財產險和意外險、健康險、養 老險、銀行和資產管理等多種業務，包括安邦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和諧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安邦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它是中國最具盈利能力的保險公司之壹。近年來安邦保險壹直大舉在海外收購資產，包 括2014年出資19.5億美元買下的紐約華爾道夫酒店，2016年從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以65億美元買下的的戰略酒店及度假村(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2017年 安邦保險集團入選《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名139位。2017年6月14日，中共拘留了 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半年之後，中共當局於2018年2月23日突然宣布 接管安邦保險，並宣布將依照「依法」起訴吳小暉。上海市第壹中級人民法院於2018年 3月28日公開開庭審理對被告人吳小暉，並以集資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18 年，沒收財產人民幣105億元。至此30多家吳小暉親屬團股東全部出局，安邦保險為3家 國企所持有:保險保障基金持股98.23%，還有兩家國資上汽持股1.22%、中國石化持股 0.55%。吳小暉被抓后，安邦集團的法人代表已由吳小暉變更為何肖鋒。何肖鋒為安邦保 險接管工作組組長，為原中國保監會發展改革部主任。
案例: 政泉郭文貴被處史上最高罰款
中國富商郭文貴2013年因與合伙人北大方正集團總裁李友發生商業糾紛，遭李友舉報， 導致郭文貴2015年流亡海外，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被雙規。2017年初，郭利用海外媒 體發聲，聲稱為了「保命，保錢，報仇」，披露多位中共權貴包括主管反腐工作的王岐山 等人涉嫌貪腐醜聞，也披露了他和北大方正集團前任總裁李友之間的商業利益爭執。中共 抓捕了其家人、公司員工，同時啟動國際行動要將郭遣返回中國。2018年10月，郭旗下 公司北京政泉控股被遼寧大連市法院以「強迫交易罪」判罰600億元人民幣，創中共建政 以來最高金額的法庭罰款判決。郭文貴手下5名公司高管分別被裁定「強迫交易」和「挪 用資金」罪名成立並判緩刑，5人都表明不上訴。
法庭稱，2008至2014年，郭文貴決定以政泉的名義收購中國民族證券公司的股權以實現 控股。郭與時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共謀指使手下高管直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施壓，威 脅、排擠競爭對手，最終政泉成功對民族證券控股。在此過程中，政泉非法獲利約119億 元。法庭稱民族證券已收到還款共計4億元，判決凍結政泉控股持有的18億余股方正證券 股票，扣除其投資支出的60.9億余元后的所有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並繼續追 繳被挪用未歸還的資金16.3億余元。
壹位中國法律專家對此案「強迫交易罪」提出如下看法:
壹、任何法律訴訟都應有主客體。按中國的刑法，企業法人是不承擔刑責的，只承擔民事 賠償責任，刑事責任要由自然人承擔，如企業法人代表、實際控制人、股東、代表企業利 益的相關負責人等，但必須要有充分認定的犯罪事實、證據，與受到侵害的控告人。本案 應有充分的證據、證人唯壹指向郭文貴本人或指使他人有犯罪嫌疑，且取證的程序要合 法，要當庭質證，否則不合法;就不是依法庭審，依法宣判，判決書稱，五名服判者均受 到郭的指使，但並未見實物證據。
二、「強迫他人交易」罪，是採用暴力威脅等手段強買強賣，理應是刑責，而被強迫交易 的受害者是誰?(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企業)判決書里沒有具體的人名(只是稱向單位個人威脅)，也就是沒有刑事控告的主體，壹個連主體都缺失的訴訟何以成立?
三、判罰金額沒有法律依據，像是為郭量身定做的。不多不少，600億罰款差不多就是政 泉控股在國內的全部資產。郭文貴壹案，取證不合法，程序不合法，有先定性后罰款的高 度嫌疑。在民族證券與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兩個企業的兩次股權轉讓中或轉讓完成之後 (從2008年至2014)長達六年的時間，轉讓方從未就不公平交易而提出異議，或民事訟 訴。
對這壹判決的疑問還表現在法庭不僅未出示政泉非法獲利約119億元的證據，並且將政泉 控股持有的價值數百億的股票低價估值，予以沒收，完全上繳國庫，而不是用來返還給所 謂受害者的中國民族證券有限公司。
案例:國企收編支付寶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案
馬雲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是中國國內領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用戶壹度達到兩億多。據易觀發布的最新數據，2018年壹季度，支付寶的交易規模已經達22萬億元人民幣，占移動支付首位，因此也動了國有銀行 的乳酪。自2016年以來，人民銀行連番發文 整肅支付寶等，要求其必須停止直連銀行， 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 四大國有銀行聯合施壓，使支付寶受到轉 賬、條碼和持有額度的種種限制。央行多次 約談螞蟻金服，叫停花唄借唄金融等產品; 螞蟻基金也被關停; 天弘基金餘額寶的利息 被人為地壹再壓低。
最終，2017年央行下發《關於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聯平 台處理的通知》，硬性規定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寶和其他支付機構受理的涉及銀 行賬戶的網路支付業務全部通過央行旗下的網聯平台處理，壹是斷開直連有利於監管部門 掌握支付機構的資金流和信息流等，清理市場亂象;二則剪斷了支付機構與銀行之間的利 益鏈;還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台和業務遷移相關 準備工作。3 央行支付結算司僅憑壹紙通知，就將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的第三方支 付機構、網聯平台盡收網中。2017年6月30日，網聯平台宣布正式啟動業務切量，包括 支付寶、財付通在內的9家機構接入，這些機構的網路支付和移動支付的交易規模合計占 比超過96%。共有12家銀行在6月30日前已先後完成接入。上述接入銀行所復蓋的個人 銀行賬戶數量，在市場份額佔比超過70%。4 馬雲無奈地表示:如果國家需要，隨時可將 支付寶無償貢獻給國家。2013年，馬雲接受《時尚先生》採訪時曾談到，「中國的企業 家確實沒有好的下場。」
案例:「依法搶劫」黃岡糧油店案
2016年12月15日，湖北黃岡市黃州區的小商戶張月華的糧油店裡來了幾名黃州區食葯監 局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他們借口懷疑店內某品牌食用油有問題，要帶走樣品調查。 按照規定，執法人員應該向經營者提供相應的執法依據，但執法人員拒絕出示相關文件， 直接從店裡往外搬油，壹次性拿走了36瓶食用油，老闆張月華情急之下說:「妳這是搶 劫!」面對商戶質疑，執法人員張傑大言不慚地說: 「我就是搶劫，我是依法搶劫!」 最後 又補了壹句:「妳要明白壹條: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這種利用權力，通過欠缺 監督約束的審批制之下的「吃拿卡要罰」環節，明火執仗地「依法搶劫」，其名目繁多， 花樣翻新，數不勝數，大大增加民企的成本。壓得民企喘不過氣。
3.混水摸魚暗偷民產
除了明火執仗強搶民企資產之外，中共吞噬民營經濟最有效、迅速的方式是利用各種各樣 的經濟政策來控制民企發展規模和吞噬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其中做法之壹，被 人們形象地稱為公私合營2.0版。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即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 叉持股、相互融合，其主要目的是吸收民營資本。很多民營企業家認為這壹舉動實際上是 以改革國企為名，讓國企藉機大規模兼并民營企業，利用國資「抄底」收購民資上市公司。據統計，2018 年至今已有近 160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其中 22家接盤方均為國資，接盤總市值已超過1330億元。僅9月上半月，便有6家上市公司計 划向國資轉讓股份、控制權。
國資接盤的上市公司，大多存在極大的股權質押風險。如深圳國資控股的怡亞通，其控 股股東共計質押該公司5.66億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3.82%。民企科陸電子控股股東饒陸 華，股權質押比例更高，已質押4.53億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45%，而赫美集團的第壹 大股東質押比例也已接近100%。國資可以輕而易舉地抄底這些民企，根本不會帶來所謂 混合所有制結構的優化，以及業務的強強聯合。混改實際只會產生兩種結果，壹是民企被 大規模吞併，二是國資流出中飽貪官私囊。
案例:中國聯通「混改」
中國聯通近幾年成為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中業績最差壹個，國企病比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 更重，近幾年來業務營收負增長，利潤下滑，已接近虧損邊緣。官方多次強調，聯通混改 不是為了籌集資金，而是優化結構。實際上，從財務報表上看，公司資產負債率為61%， 並不算高，說明聯通不是缺資金而更缺的是企業管理與創新的體制與機制。
然而，聯通2017年公布了規模高達780億元的混改方案，騰訊、京東、蘇寧雲商、滴滴出行、網宿科技、用友網路、宜通世紀、光啟互聯、中國人壽等中國若干互 聯網公司悉數參与，每家投入幾十億至百億的資金入股。聯通「混改」方案實現后，聯通 集團合計持有中國聯通36.67%的股份，包括民企在內的新戰略投資者和核心員工合計持 股約35.19%，其他持股者為壹般中小股民。聯通「混改」后所有制並沒有改變，仍是國 資控股的企業。7 聯通混改吸納了七百億民企資金，為做大做強提供了財務基礎，有更多 的財力來研發新產品和服務。但是除了吸納巨額民企資金，聯通並未引進民企管理與創 新的體制與機制，民企對聯通也沒有話語權和管理權，企業管理高層的任免，仍然由政府 國資主管部門決定，民企也無權決定公司內部的任命。按中共企業黨建工作的要求，企業 黨委或黨組決定中層以上幹部的任免。正如杭州娃哈哈集團老闆宗慶后所指出的，民企「 以高昂的價格與代價獲取國企少量的股本，進入后既沒有話語權、決策權，亦改變不了國 有企業的機制。」除此以外，國企和民企的目標不壹致，壹個是執行黨的政策，壹個要賺 錢。混合體制不可能改變聯通黨的領導和黨的決策。正如中國壹位經濟評論家所說，聯通 混改不過是壹場「豪華盛宴，最後將會是壹地雞毛，不會對改善聯通的經營困境有實質性 的幫助。」
更為詭異的是，聯通混改通過股權激勵方案，給遠低於市場價格的股票給了公司高層管理 人員和技術骨幹，變相地吞噬了國資和民資，讓那些把企業搞得壹塌糊塗毫無業績可言的 官僚壹夜之間暴富。
4.血染的民企融資路
由於中國的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構建、執行運行體系、風控標準等等方面的制度性弊 端，中國民營企業永遠不可能享有與國企同等的待遇和權利。民企這種被歧視性地位在融 資、借貸、授信方面體現最為明顯。銀行只鍾情於國企和政府投資平台，民企歷來向國有 銀行貸款困難，銀行通過種種借口不借貸，或「肆意」通過各種苛刻條件增加貸款成本， 或抽貸等方式置民企于死地，讓民企舉步維艱，只好靠借高利貸為繼，造成惡性循環。在 經濟下行的當下，民企借貸授信處境更為糟糕;民營企業家不僅貸不到款紓困，而且也無 門公開募集資金，民間集資者甚至會被政府以「非法集資」關進監獄或整死。所以，民企 融資路是鮮血染成的說法並不完全是誇張。《上海證券報》文章稱，在所謂混改中，「有 分析人士認為，部分民企由於壹時的流動性困難尋求轉讓，但所處行業前景不差，也有壹 定市場地位，國資進駐後有望盤活資產，不排除這些企業未來還能產生不錯的效益。」這 也反映了金融對國企、民企的不同對待，使民企處於被動地位。據統計，2013年以來， 流向民營企業的銀行信貸所佔的比重下降了80%。
案例:曾成傑等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職務侵佔案
曾成傑是原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湘西州政協委員。他在上世紀90年 代初期從做小包工頭開始成為頗具規模的地產開發商，2003年，曾成傑獲得湖南吉首三 館地區開發權，因為開發費用巨大，從國有銀行貸不到款，在當地政府公開大力支持和提 倡下，部分工程款項從吉首當地的民間集資。當地政府2008年換屆之後，新領導要重新 利益洗牌，對民間集資的態度發生180度轉變，地方政府以內部通知的方式要求黨政幹部 退出民間融資，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民間集資非法」的消息在坊間流傳，立即引發了 擠兌，從而引爆了民間融資群體性事件，將曾成傑被當作替罪羊，他在政府提倡下的民間 集資行為被加上非法集資詐騙的罪名。難以令人置信的是，曾成傑作為嫌疑人還沒有被定 罪時，他的財產已經被政府處置了。當地政府違反法定程序將三館公司當時(經資產評估 和清產核資)價值23.8億元(現在價值超過40億元)的資產，以3.3億元的低價變賣給湖南省 財政廳下屬國企，並以其低價變賣的結果認定三館公司資不抵債。曾成傑於2013年被核 准死刑秘密槍決，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曾成傑的律師王少光認為，湘西政府新領導對民間融資的180度的轉彎和打壓，實際上就 是在排擠政治異己，因為其他同樣參与民間融資的企業家均被釋放，唯獨曾成傑由於跟 前任州長關係密切而被置於死地。王少光說:「說到底，壹直到現在，包括吉首在內的 湘西廣大地區，還在搞民間集資。前段時間我接到吉首群眾舉報，說曾成傑的三館公司被 政府變賣后，新接手的領導也在繼續集資。由此可見，問題的關鍵不是做什麼，而是誰在 做。」
在中國經濟下滑巨大壓力之下，中國銀行對資金運轉困難的民企不是幫助其紓困，而是用 抽貸手法落井下石，將成千上萬地民企推向破產的火坑。下面幾個案例雖然是冰山壹角， 但頗能反映民企的融資困境。
案例:山東聊城于歡「辱母殺人案」
民營企業家蘇銀霞是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創始人，生產汽車零部件，以前年利潤可達 200萬至300萬元，但2014年中國經濟下滑后其資金鏈條發生問題，源大工貿在另壹公 司的擔保下從兩家國有銀行獲得了2000萬貸款。貸款到期后，源大工貿四處湊錢包括借 年息為120%高利貸還款以期續貸。然而當蘇銀霞借錢還上銀行貸款后，銀行以風險為借 口拒絕續貸，導致源大工貿資金鏈完全斷裂。蘇銀霞東拼西湊，還了高利貸者吳學占的 184萬元現金，並拿自己價值70萬元的房產做抵押，但仍欠17萬高利貸債務。2016年雙 方矛盾加劇，吳派出暴力討債人員。討債人員暴露生殖器侮辱蘇銀霞，其子于歡用水果刀 殺死壹人，殺傷三人，被判無期徒刑，后在民眾的聲援下改判為5年。民企在國有銀行貸 款難，難於上青天。導致地下錢莊的高利貸盛行，涉黑性質的暴力催債近年來引發了數百 起高利貸刑事案件，包括致人傷亡的惡性犯罪。
案例:權天林走投無路自縊解脫
寶雞聖豐乳業董事長權天林將扶風縣天度鎮西權村壹家村辦企業「穀物蛋白廠」發展成 為頗具規模的乳製品企業，其產品「小花牛」遠銷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四川、河 北、河南、甘肅等省市及省內各地市、縣區。近年來市場疲軟，聖豐乳業產品銷售下 滑。2016年市場更不景氣，導致權天林走向血染的民企融資路。他於2016年共向寶雞市 農業發展銀行貸款近1800萬元，由於銀行催繳貸款並承諾還款後續貸，迫使權天林借高 利貸2000萬元還款。但當其還清農發行貸款后，銀行反悔，停止向其貸款。最終，林在 高壓之下選擇自殺解脫困境。
案例:民營企業家因維權案遭死亡威脅被迫流亡美國
浙江省溫嶺民營企業家黃文慶1980年代開始創辦漁付產品加工場，1984年開始建設改革 開放后中國最早最大的第壹家私營影劇院，1986年開始做水產冷凍廠。後來冷凍廠出現虧損，在貸款時間未到期前被銀行違約提前抽貸，黃向台州市中級法院提起訴訟遭判敗 訴，冷凍廠和影劇院遭封。隨後黃走上了上訪之路，2011年在當地醫院離奇死亡。家屬 報警不立案，醫院還不斷恐嚇家屬。黃的外甥陳祥衛也是黃的生意合伙人隨後因進京上訪 過於頻繁，被市級、省級、至直公安部將本人列入重點維穩黑名單，2014年5月陳和股 東去當地政府反映問題遭到暴力對待。2016年4月陳遭派出所扣押。 隨後陳因為經常給 政府製造麻煩多次被國保約談甚至遭到死亡威脅，2017年8月陳被迫逃往美國。
銀行的這些做法是普遍和系統性的，源於中央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金融政策，不僅造 成壹些民企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而且讓民企整個生存環境惡化，經營成本增加，艱難度 日。從2013年開始，中共全面收縮各大銀行對民企的貸款規模，增加民企營運成本，中 國財科院的研究數據顯示，民企的銀行貸款成本比國企高出接近2個百分點，債券融資、股權融資兩種方式民企的融資成本比國企高約1個百分點。
通過增加融資難度和成本驅趕消滅政府不喜歡的民企也是中共政權的壹個陰招。如工信部 印發了《產業結構調整目錄》，其中規定了被淘汰和要支持的行業、企業，銀行不會給不 符合《產業機構調整目錄》規定的行業和企業貸款。
由於銀行信貸收緊，企業各個融資渠道都面臨價格上漲、額度緊張。據了解，目前企業的 非金融機構融資成本已經達到20%。而壹些小微企業更是面臨無錢可借的境地。於是，企 業家們各顯神通，採用壹錢多用，額度滾動，小額借款，多家拼湊等方法，來渡過資金難 關。
案例:民企融資昂貴
秦楠是北京威斯汀豪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這家民企成立於2004年，公司有幾十項專 利技術和領先的自主知識產權體系，信用良好。2017年5月，該公司向北京某銀行申請 壹筆500萬~1000萬元的貸款，銀行因其無地產等不動產抵押，拒絕貸款，秦楠只得通 過擔保公司，抵押了價值近4000萬元的股權和部分核心專利。但是擔保、質押、變更手 續繁多，涉及若干部門，他費時5個月才拿到500萬元貸款，壹算下來，成本達到貸款 的10%。貸款到期時，因為資金周轉問題，他只好從民間借高利貸償還銀行貸款。2018 年，秦楠向銀行提出續貸，但銀行的放貸條件更加嚴格了，除了專業擔保，還需法人、股 東、核心技術人員做個人擔保，而且還要子女擔保。秦楠稱不但向銀行貸款抵押難，即便 貸到款，銀行也會將其支付利率往上浮10%~15%，遠遠要高於國有企業。
據中國官媒報道，浙江省有300多萬戶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超過60%的企業或個體工 商戶貸不到款。而占浙江省中小企業總量95%的製造業中小企業，能從銀行渠道獲得貸款 的僅佔1%，80%以上依靠自籌資金或民間借貸。另壹項調查顯示，在全國範圍內，100 家有銀行信貸需求的小微企業中，只有57.8家去銀行申請貸款。剩下的民企因銀行貸款 標準高、手續繁、時間長、隱性費用高而卻步。財務顧問費、承諾貸款收費、快放費、資 金調劑費、人情費不壹而足，這些費用通常是貸款金額的3%，甚至更高。銀行融資包括 隱性成本在內的各項成本加起來達到了17%。
銀行還用「以貸轉存」的方式敲詐民企。如民企在銀行的實際融資成本賬面上約為6%， 實際超過12%。民營企業的融資貴也因為銀行可以收兩遍利息。具體的做法是，先以貸轉 存，然後存單質押再融資。這種「以貸轉存」等做法是壹家民企申請貸款，銀行要求該企 業將全部或壹部分貸款存在銀行作為抵押，同時還要為這部分款項承擔利息。
案例:民企的融資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
A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1億元，銀行要求這1億元A企業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銀行變成1 億元的存款。然後A企業用存單質押，再向銀行申請1億元的貸款。企業拿到手的資金1億 元，但倒騰壹遍后在銀行賬上變為「貸款2億元，存款1億元」。對企業來說，其賬面貸 款2億元，實際到手的融資額僅1億元，承擔的卻是2億元的利息。壹般資質不錯的民企貸 款，基準利率上浮30%以上，表面貸款年化利率約6%，但兩筆貸款利息12%以上，存款 的利息約1.3%-1.5%，扣除存款利息銀行實際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儘管如此，這個利 率仍低於非標和民間融資的利率，所以很多民企還是會接受銀行的這種要求。
由於習近平打壓嚴控民企政策，引起社會反彈，中共近期又改變策略，變打壓為扶植，決 定增加對民企貸款，還硬性規定了貸款比例: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佔新增公司類貸款不 低於1/3，中小型銀行不低於2/3，三年後，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比例不低於50%。 這樣的做法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甚至可能會製造更大的扭曲，導致貸款向不缺資金的民企 傾斜。民企的問題不僅是融資難，更重要的是其肩負的高稅負、高社保(五險壹金)和額 外的行政費等難以承受的企業的社會成本之重。
5.高稅負加高社保:政府轉嫁負擔，民企雪上加霜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稅務專家李煒光教授稱中國企業稅收、附加稅與各種商業保險之和占 凈利潤之比計算出的中國總稅率是世界最高的。中國企業的平均稅率達百分之八十多。 他還指出，中國企業的稅費實際負擔過高，過高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死亡，相應的稅率或可以叫 做「死亡稅率」。 13 高稅率對 國企不會有影響，稅收不過是國 家把錢從左手換到右手，但對民 企來說則是生死存亡問題。
這樣的高稅率導致自2003年以 來中共財政稅收的年增長速度高居不下，財政收入大約佔GDP 的20%，其實政府可支配收入占 GDP的比重更大，因為有大量預算外收入。據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披露，從1997年到2017年，壹般財政支出從佔GDP比 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個百分點。
更有甚者，由於中央政府允許無限制的地方超收，超收部分可以地方可以自行支配使用， 地方增收措施花樣百出，導致有的地方財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過40%。相當部分的超收是 壓榨民企獲得的。
這些海量財政收入被中共政權用於維持其專政機器，豢養軍隊、維穩人員和供養各種龐大 的官僚機構。光財政供養政府人員壹項就達6400萬以上，按GDP比為美國的4.8倍。近幾 年來，中共壹直高喊為民企減稅，也出台了許多稅收優惠政策，但民企的稅費並沒有降 低，反而卻是越交越多。因為中共在實踐中是減了國企的稅，但加強了對民企的徵稅，尤 其是社保稅和其他隱性稅收大大提高，從而加重了民企負擔。
天則研究所盛洪指出，自2012年以來，中國製造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減去無風險利率和合 理的風險溢價已出現負值;它表明不受約束的稅負增加已經擠掉了企業的利潤空間。中國 稅法明顯歧視民企。
中共稅制重複徵稅和稅負不公的現象嚴重。無論企業是否賺錢必須先交納17%的增值稅， 其後對企業所得部分徵收25%的企業所得稅。中共稅法規定，最終投資方是法人者所得利 潤不再交稅，因為由於國企的最終投資人是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所以其利潤不用交 所得稅，而民企的最終投資人是自然人，所得利潤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說， 國企的稅負是25%，而民企的稅負是40%。僅僅高稅負壹項就會壓垮大批民企。
據鳳凰財網報道，民企稅負重到了賺壹塊交五毛稅的程度。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同2008 年相比，民營企業的上繳的稅收增加了1.92倍。2012年納稅總額己經超過了稅後利潤總 額;稅後利潤增幅則逐漸落後于營業收入增長速度。民企更多的營業利潤被稅收拿走，黨 國稅收侵蝕了民營企業資本。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的研究也表明，民企上繳的稅收從2005年的2.75萬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萬億元，壹年壹個台階，佔比達到51.43%;而國企的稅收貢獻率整體呈 下降趨勢。
中共為了轉嫁政府財務負擔，又假借改革提高了五險壹金的社保稅。這些稅是壓垮民企的 最後壹根稻草。民營企業家哀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社保徵收白了頭!中共表面說「 減稅降費」，但2018年1-7月的稅收收入仍飆升14.0%。中共壹面喊減稅，另壹面又以改 革社保基金徵收制度為借口，變相提高了企業和個人稅費。據國泰君安證券宏觀團隊估 計，政府這次減稅3,200億元人民幣，但實際上，企業和個人光補交的社保稅就會高達約 2萬億元人民幣。
連當時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馬凱都說養老保險繳費水平偏高，「五險壹金」已佔到工 資總額的40%至50%。18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的計算，中國 戶均稅負已近6萬。19 雖然各地繳納五險壹金的比例不壹致，但絕大部分省市的繳納比例 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這樣的稅負已經超過了主要發達的福利國家，對企業和家庭以 及個人都過高。
這些增加的社保費支出給民營企業帶來極大負擔。從2019年1月1日起，中共將國稅地稅 合併、個稅改革、社保由稅務機關徵收，預期會有大批中小民企因激增的社保開支而倒 閉。
根據中國會計專家馬靖昊的計算，可以看出新增社保稅的影響有多大:壹個稅前月薪1萬 元的員工，扣除五險壹金和個稅後拿到手的錢是7454元，其中包括養老8%、醫療2%、 失業0.2%、公積金12%和個稅;但是企業要為每壹位員工繳納養老20%、醫療10%、失 業1%、工傷0.3%、生育0.8%和公積金12%。總成本達14410元。社保改革之前企業需要繳納的社保金為1163元;改革后企業要繳納4410元，增加了280%。
這樣的人工成本是民企不可能承受的，這會使使得企業成本急劇上漲，逼死壹大批民企。 這些錢不會用於人民福利，而是用來拆東牆補西牆，填補養老金巨額虧空以及退休官員們 的醫療保障等等。未來保障拿到這些錢，政府還建立「黑名單」制度來嚴懲違反社保規定 的企業和個人，政府採購、交通出行、招投標、生產許可、資質審核、融資貸款、市場准入、稅收優惠、評優評先等方面考公務員都將受限。
李煒光教授研究了2016年中國總稅率68%的具體構成，他發現其中10.8%為利得稅、48.8%為勞務稅、10.8%為其他稅;企業繳納的勞務稅即「五險壹金」支出最大，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李煒光認為在10%利潤率的情況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稅費佔比會讓大多數民企陷入困境，「其實這也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壹個原因。」
李煒光教授的調研表明中國民營企業家認為稅負過重:87%的企業家認為稅負很重和較 重，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佔8%，而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佔1%。他說，這「反映出我國 總體稅負水平可能已經嚴重拖累了企業經營。」
更大的負擔來自稅賦、社保之外的權力壓榨成本。
案例:
2019年初，民營企業家陳天庸的文章《我為什麼離開中國》在網上流傳，陳天庸認為， 官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官吏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更讓企業防不勝防、不堪重負。
「我總結民企老闆面臨的外部困難，普遍來說，約20%來自於重稅，20%來自於 干預用 工自由的勞動法規與社保負擔，還有60%左右，來自於官員以檢查、整頓、罰款、責令整 改、環評標準過高、強制限產、責令停業、拆違、趕人、限制經營範圍、限制外來人口子 女上學、購房等等各種限制與折騰帶來的麻煩，讓企業動輒得咎。稅收與社保雖不合理， 但只要規則清晰，企業還有個明確預期，可以部分規避或提前分散風險負擔，唯有政府官 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以及管理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如蒼蠅防不勝 防，最令子夜經營者心力交瘁。應付這類騷擾的時間與精力，是企業經營者更大的成本。 但由於這種成本難量化、難表述、難避免，學者與主政者常迴避這類問題，視而不見。且 政府還需養大批冗員以維穩，腐敗是專制政體運行的潤滑劑，「縱兵劫掠」也是養兵之 法。因此官員權力尋租與蠻橫折騰企業帶來的負擔與損失，歲危害更甚於高稅收與 高社 保，先行體制下要想預防與避免，基本無望。」
案例:女企業家的哭訴
在李煒光2016舉辦的民營企業家的座談會上，壹位具有相當規模、生產起重設備的機械 製造企業女企業家因為稅負和其他隱性費用的重負，稱自己經營十多年的企業最多再撐壹個星期就發不出工資了，她哭訴，「感覺太難了，實在撐不下去了。」為了企業生存，這 位企業家把所有的個人積蓄都投入進公司，犧牲了家庭。甚至讓在外國公司任職的女兒放 棄良好待遇回來幫忙，但現在連給女兒的工資都付不出了。
面對習近平新增的納稅重負，民企生存出現真正危機，壹些企業靠借高利貸，東拼西湊，苦苦硬撐，有的靠偷稅漏稅茍延殘喘，聰明的用腳投票，把資產轉到國外。玻璃大王曹德旺就是其中之壹，他嘆中國稅負過重，不顧中國國 內「別讓曹德旺們跑了」的恐慌和批評，2013把工廠搬到美國，三年就實現盈利。2012 年香港富商李嘉誠也賣掉房產撤出中國。近兩年，跑路風潮更甚，大量私人資本流出中國，引發中共當局的擔心，並採取嚴厲措施制止民企出逃潮。
6. 限制民企海外投資轉移資產
據香港《動向》雜誌2017年8月號報導，近期中國頂級富豪持續拋售資產套現，SOHO中 國潘石屹出售資產約套現236億人民幣;前樂視董事長賈躍亭3次減持股套現約逾117億 人民幣;海南航空最大股東在紐約設立2千億美元的慈善基金。報導認為中國金融危機正 在浮現，為防系統性風險爆發，習近平當局的新經濟政策壹改昔日的市場化及國際化發展 戰略，改成穩定和管制。風向改變，富豪先跑，中國外匯儲備連續3年下滑，從2014年 的近4萬億美元，到2017年初已跌破3萬億美元。
2017年12月21日，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的五個部委，聯合發布《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範》，加強對民企海外投資的審核。這份由發改委擬定，聯合商務部、外交部、 人民銀行、全國工商聯等五個部委，明確規定海外投資要履行國內申報程序，主動申請 備案或核准。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須獲核准;其他情況須申請備案。其中， 虛假境外投資非法獲取外匯、轉移資產、洗錢等被列為禁止範圍。條文亦對海外投資的金 融把控收緊，禁止在獲得金融機構出具承貸、承保意向書前，不得做出對外融資或保險承諾。
該通知壹出，立即再次引發廣泛關注，並被解讀為官方試圖攔截人心不穩的民企大規模外 逃。香港商報原助理總編龍鎮洋認為，因為國內的政治左轉，人心不穩，投資下滑，向境 外轉移資金成為普遍現象。大家彼此都清楚，國內不可能給民企提供壹個可以預期的安全 環境和未來，使得他們只要有本事的都往海外轉移資金。貴州大學經濟學教授楊紹政表 示，美國減稅也可能導致大量民營企業向美國轉移，而官方在沒有長效機制的前提下，就 會以臨時性的規定為嚴管提供依據。在降稅之前，美國的綜合稅負比中國要低35%。現在 美國又降稅，可能要比中國要低60%到70%。這個對中國影響還是比較大，也會導致國內的民營企業向美國大搬家。從國內的金融安全、經濟安全這個角度來考慮，中共在沒有找 到更好的辦法之前，只有採取硬性限制的辦法。
案例:王健林被迫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
2017年7月19日，萬達商業宣布整體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業務，總金額達600多億。其中，旗下13個文旅項目91%股權以438.44億元的價格轉讓給融創，77個酒店以199.06億 元的價格轉讓給富力地產，而在此前公布的方案中，這些資產原定由融創全部吃下。富 力接手萬達酒店資產的價格比原定給融創的價格打了六折，即少了136億。王健林在此之 前沒有這麼狼狽過。2017年之前，他已經連續三年成為中國的首富，萬達壹直保持高歌 猛進的姿態，萬達廣場、萬達城在國內壹家接壹家開工，國外的收購投資布局涉及地產物 業、影視娛樂甚至足球。直到銀監會要求銀行系統排查萬達、海航等海外併購明星企業授 信及風險，壹切戛然而止。隨後，王健林對外表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 要投資放在國內。」27
7.藉助P2P平台吸收並控制民間資本
為了進壹步控制民間資本，從2014年開始，中共不計後果全面推行網際網路金融，各級政 府拚命鼓勵P2P平台大量吸收民間資本，再由各級政府控制P2P平台的資金流向，這也是 各地政府為P2P平台背書和站台的真正原因。
2014年，中國政府推出網際網路金融，到了2015年，就遇到了網際網路金融的「健康」問 題，2016年，提出要「規範」網際網路金融，2017年，對網際網路金融累積的風險已經達到 了需要「高度警惕」的程度，2018年，不得不提出要「加強監管」。發端於2016年的央 行等17個部門聯手啟動網際網路金融風險的專項整治工作，開展兩年以來，各地公安機關 共立案1390起，共有5074家從業機構涉嫌違法經營。 28 作為重點整治的業態，P2P網路 借貸和網路小貸領域存量風險化解清理任務更加艱巨。P2P是次級金融，資產是次級債， 這天然的劣勢決定了P2P機構的整體風險要遠遠大於正規金融機構，中國政府對P2P機構 的隱形背書導致了極大的監管風險，弄不好會引火燒身。
據中共官方《大公報》統計，僅2018年12月宜貸網、愛貸網等近四十家網貸平台提現困 難或倒閉。去年全年全國就有658家平台出現網貸平台出現跑路失聯、平台停業、主動退 出、提現困難等情況，預計2019年行業將有過半平台將退出(加註)。以每個平台5000個投資人估計，受害人多達數百萬之眾。
據報道，在目前去槓桿的大背景下，銀行信貸收緊，企業各個融資渠道都面臨價格上漲、 額度緊張。壹些地方大型企業也潛藏著巨大的流動性風險，這些企業的負債情況大同小 異，而局部違約風險正在加速暴露。2017年上半年企業民間融資成本還在12%-15%左 右，2018年普遍漲至20%以上，而保理公司本身在銀行的融資成本也提高了1.5-2個百分 點。相比之下，資金中介的生意更加簡單粗暴。從P2P獲得資金，給企業放信用貸款。 表面上貸款年化利息不到10%，但加上多道中介費用后，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也在20%左右。
據悉，由於政府承擔了為P2P平台背書的角色，P2P融資的70%被政府借用，變成政府的 隱型債務，投入企業最多20%，這就無形之中增加了民營企業的運行資本。
我們來看壹下北上廣前十名P2P平台中的壹個案例。2017年12月，按北京、上海、廣 東三省市選取各自發展指數前十位的平台,得出「北上廣前十名平台榜」，宜人貸、陸金服和團貸網，分別居於三省首位。在三省市居前十的平台，多為國資系、上市系、風投系。
案例:宜人貸財報真相:414億借款，73億砍頭息
2017年全年，宜人貸凈收入55.43億人民幣，較2016年全年增長71%;凈利潤13.72億 人民幣，較2016年全年增長23%。在這份看似光鮮的財報的背後，隱藏著壹個並不難發 現的真相:2017年宜人貸促成的借款總額為414億元，其中包括前期服務費(也就是砍 頭息)73億元。宜人貸最近公布引入第三方擔保，分別為中國人保和天達信安(北京) 非融資性擔保有限公司。 32 政府背書下的網貸平台通過欺瞞和誘導等非法活動，向原本 處於弱勢地位的借款人收取高額費用，極大地增加了詐騙、倒閉破產的風險。
再來看壹個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判的網際網路借貸平台的案例。
案例:網際網路借貸年息24%
北京朝陽法院2018年4月11日就壹起夏某起訴朱某的網際網路借貸糾紛做出了壹審宣判; 朱某通過網際網路借貸平台向夏某借款12萬余元，但在扣除諮詢費、審核費和服務費合計 2.3萬余元后，朱某實際上只收到了不到10萬元。爾後朱某逾期未還款，夏某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院認為，預扣中介費導致借款人實際收到的本金少於約定本金，但借款人卻需按照借款 協議償還本金及利息。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借款人實際收到的借款本金計算，借款協議 的實際年化利率已經超過24%，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超過36%。這樣的高額利息，法律是不 予支持的。
最終，法院裁定，被告朱某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罰息及違約金，並償還夏某剩餘本金四萬八千多元，並駁回了夏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8.「黨建全復蓋」民產變黨產
為牢牢控制民企，掌握其各種動向，從2013年開始，中共在民企和外企全面建立黨組織，對重點企業還派特務滲透。
早在201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就印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 作的意見(試行)》，明確規定，「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是黨在企業中的戰鬥堡壘，在企 業職工群眾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在企業發展中發揮政治引領作用。」
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黨員達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黨的 支部;黨員達到50人以上，可以設立黨總支;黨員達到100人以上，設立黨委，若不足 百人，經上級黨組織批准，也可成立。
2014年6月29日，中組部公布《201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297.3萬個非公有 制企業中，157.9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53.1%。次日，《人民日 報》發表署名中組部黨建研究所黨建平的文章，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指出非公有制企業 黨員佔比仍偏低，提出要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努力擴大黨的組織和工作復蓋面。
201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下發了《關於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 試行)》(下稱《意見》)。《意見》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包括私營企業、外 商投資企業、港澳台商投資企業、股份合作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個體工商戶、混合所有 制經濟組織等，要實行「黨建全復蓋」，即黨組織組建率必須達到100%。
據《人民日報》2018年7月1日報道，國有企業黨組織復蓋率為92.8%;非公企業黨組織 復蓋率為73.1%，已由2000年的4.4萬個增加至2018年的187.7萬個，增加了l183.3萬 個，8年之間增加了41.66倍，平均每年增加5倍以上，目前看來，這個進程還會繼續。
中共還專門制定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情況統計表」，此表在非公有制企業設立登記 和年檢時發放並收回，詳細規定界定了各種類型的非公企業如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股 份有限公司、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企業、外商 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國(地區)企業常駐代表機構、外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境內從 事經營活動、外商合夥企業。黨組織的組建情況比較明確。如單獨組建:指有3名以上黨 員單獨建立支部;聯合組建:指有黨員，但不具備單獨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條件，聯合其他 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戶共同成立支部;其他:指既非單獨組建，也非聯合組建，採取依 托、委託、掛靠其他社會組織、經濟組織、鄉鎮社區居委會等，將其黨員納入組織管理和 活動的方式。
對如何實現「黨建全復蓋」，《意見》給出了具體的措施:壹要按單位建立黨組織。二要 按行業建立黨組織。三要按區域建立黨組織。對暫不具備組建條件的，可以通過選派黨建 工作指導員、聯絡員。沒有黨員的企業，可以派駐黨員;有黨員未建組織的，可以派進書 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見》要求:民政、司法、財政、稅務、教育、衛生、工商等 部門結合登記、年檢、評估等工作職能，協同做好黨建工作。這就是說，對黨建未復蓋或 拒絕復蓋的民營企業，在登記、年檢、評估等「關口」上給予「刁難」乃至「封堵」，迫 使其就範。這樣壹來，「黨建全復蓋」的風潮便大規模地吞噬了非公企業。全復蓋使得民 營企業被綁架到黨組織的船上，被囊括進了「黨」的網裡，其人權、財權、事權，黨都要 插手，甚至最終都要由「黨」說了算。有朝壹日，黨需要妳放棄企業和全部資產，妳必須乖乖地照辦。
為防止民營企業家與中共對抗，從2015年開始，證監會便有壹條不成文的規定，A股上市公司老總必須是中共黨員。2018年5月，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徵求意 見稿)，明確規定，在上市公司中，「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 35 到 了2018年6月，中共便發布通知，要求中國上市企業必須建立黨組織，該規定從6月中旬 開始，進入為期壹個月的「質詢期」。此規定壹旦生效，企業將不得不遵守。
案例:民營企業家拒絕入黨賣廠移民美國
前些日，壹位私企老闆見到本研究報告的起草人之壹，滿臉沮喪地說:「中國的私營企業 肯定不會有好下場!我已經將廠子廉價轉讓了。」他是搞食品加工的，打拚了20餘年， 業務頗具規模，據說身價逾千萬，怎麼說不幹就不幹了呢?
他說，對外講是經營不善，實則是要逃避中共的「黨建全復蓋」。他不是黨員，上面要他 申請入黨，並承諾讓他當書記。他說他是生意人，不信仰馬列和共產，拒絕入黨。廠里已 有的3個黨員，都是不善言語的粗壯工，不是當書記的料子，行業黨委要給廠里派壹個退休官員來當書記。他頂著不答應。他的想法很現實，廠里若建立了黨組織，我的企業就改 姓「黨」了，「私產」就會淪為「黨產」。由於他的頂牛，有關方面就給穿「小鞋」，設 障礙，經營不暢。於是他壹狠心就把廠子賣了。兒子在美國大學畢業，事業有成，並拿到 了「綠卡」。他決定投靠兒子，移民美國求發展。
除了通過黨建控制民營企業，中共不顧民營企業的產權性質，試圖以職工抽象的「民主權利」威脅企業的所有權，2018年9月，人社部副部長公開宣稱:「推動民營企業民主管 理工作必須堅持加強黨的領導，堅持職工主體地位，讓職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共同參 與企業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事實上，在號稱「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壹般職工 恰恰無法享有任何民主權利，邱小平不徵得民營企業主的意見，有什麼資格要求私營企業 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共同參与管理?
9.打著法律幌子嚴控民營企業家
為了達到控制民營企業的目的，中共的各種招數不斷翻新。但是，如果上述招數都不能奏 效的話，中共還有壹個最後的絕招，那就是壹旦認為有必要「動」哪位不聽話的民營企業 家，就會通過「查找」和「製造」產生於制度之罪的所謂「原罪」包括走政策法律的邊際 線等行為，設計「構陷」，為民營企業家羅織各種罪名，最終迫使他們就範。
《2017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顯示，2017年被定罪的中國企業家(2,292人)中， 國有企業家(328人)佔比14%;民營企業家(1964人)約佔86%。民企老闆壹旦獲 罪、或者遭受刑事指控，其資產往往也會任人宰割，這或許是民營企業家獲罪比例奇高的 根源，或者說懷璧其罪。
中國企業家網刊登了壹篇廣為流傳的文章，稱「中國的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路上。」這句話或許有些誇張，但卻反應出企業家面臨複雜的法律環境。京衡 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陳有西則稱:按現行法律邏輯和罪名，中國企業家人人都是帶罪之 身，只要經營五到十年，列上五個罪名，量刑搞到死刑壹點問題沒有。如果想用公檢法的 力量來剝奪壹個企業、壹個富人的財富，只是分分鐘的事。
河北大午集團監事長孫大午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列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最容易被構陷的十宗罪，並把這十宗罪叫做懸在中國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中最令人困惑 的就是「非法入罪」，非法不是違法，違法也不等於犯罪。非法不僅是壹個口袋罪，而且還是某些特權官員違法執政的通行證。
下面我們來看壹下民營企業家最容易被構陷的十大罪名。
壹是虛報註冊資本罪。《公司法》對註冊公司的資本設有門檻。剛起步的企業，註冊資本 壹般會比較少，隨著企業的發展，資本的增加，就會隨時招致責罪的風險。
二是虛假出資罪。這個罪名和虛報註冊資本罪容易混淆，兩者的區別在於，虛假註冊資本 罪欺騙的是登記主管部門，而虛假出資罪欺騙的是其他股東或債權人。
三是抽逃出資罪。跟虛假出資罪相關，在公司成立后，如果妳是公司發起人或股東，除非 是經其他股東同意的正常退股，不能把入股的資金、房子、技術專利等轉走，否則就涉嫌將註冊資金抽逃。
四是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如果妳是壹家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將國有資產 低價折股、低價出售或者無償分給個人，可能會涉嫌此罪。
五是私分國有資產罪。國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則涉嫌此罪。
六是集資詐騙罪。如果未經主管部門批准，向不特定的社會人群募集資金，妳就有可能涉 嫌集資詐騙罪。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陳有西稱，這是民企的專屬罪名。實際上最高 可到死刑。近年以此罪被判死刑的，都是民營企業主。
七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如果妳經營壹家特許加盟店，對會員許諾以高額回報籌集資金，就可能涉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罪。當然，還有以支持生態環保、植樹造林等為幌子變 相吸收公眾存款的。
八是高利轉貸罪。如果妳的公司從銀行貸出了壹筆款，沒能立即使用而成為閑散資金，為了減少利息損失，妳將這筆貸款借給他人使用並收取高於銀行貸款的利息，就可能涉嫌此 罪。
九是虛報破產罪。如果妳是壹家公司的老闆，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債權人利益受到損害，仍隱瞞財產、積極轉移和處分財產後實施破產，就可能涉嫌此罪。
十是非法經營罪。如果妳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都可能涉嫌此罪。此罪是從被取消的投機倒把罪中衍生而來。
上述十大罪名，並不能窮盡民營企業家被構陷的全部「原罪」。只要認為有必要，壹些層 出不窮的罪名就會根據不同的企業家「量身定做」。在系統性的政策歧視之下，各級官員 出於個人目的侵害民營企業的違法成本極低。
陳有西認為，中國民營企業面臨三大困境:消滅限制私營經濟的基礎理論環境;公權用刑 法手段強制剝奪私企財產的法律環境;以及高度壟斷限制私營經濟生存空間的金融環境。 這三大困境，僅僅用微觀的刑罰界限去解讀，是無法找到答案的。
在改革近乎停滯、中國企業家不安全感激增的大背景下，孫大午重點提醒民營企業家的 是:壹是不要得罪政府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中國現狀，有些人是可以口含天憲、言出法隨的，挑壹頂帽子給妳，弄個冤假錯案，容易得很。二是離政治遠壹點。壹旦碰了政治 穩定的高壓線，某些特權是可以先抓人後找罪名的，官貴民賤，在有些人那裡厲害著呢。
案例:民營企業家孫大午「非法」案
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是大午集團創始人，他從承包荒地辦養雞場發展到擁有六七千工人的企 業、壹所近萬人師生學校和三甲醫院。2003年，公司在發展高峰，又從國有銀行貸不到 款，只好向自己的親朋好友和員工借款。因為當地窮，農民無錢但有糧食而且賣不出去， 他的飼料公司通過向農民借糧食，同時付給利息，半年後按作價本利同付。不僅幫了農民 也促使大午集團飼料廠飛速發展，農民將這個做法叫做大午糧食銀行。當地政府領導壹不 高興了，就把他找了壹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處以有期徒刑3年;公司還有20多人被抓。
2015年，大午集團決定開發養老項目。2016年，得到當地政府批准。然後，土地局勘測 了土地，認定項目合規予以批准。2017年的7月被評為康養小鎮，市委市政府還發了康 養小鎮的證書。公司交了400多萬土地使用費，開始建設。2017年的8月，土地局變卦， 稱此項目違法，又不說違什麼法。2018年，土地局發通知，要沒收康養小鎮，炸掉7.7萬 平方米的養老公寓，並下達罰款通知。孫大午走投無路，只好將此案向行政法院起訴，但 是不斷受到各方的騷擾和威脅。
案例:陳有西律師講述:
「我們辯護的貴州打黑第壹大案，黎慶紅的案子，他被判了15年。政府說他的爸爸是壹 個由五十七個人組成的黑社會團伙的第二號老大，我為他爸爸辯護，第二也是為他不涉黑 辯護。他爸爸是5個罪全部不成立，無罪釋放。貴州打黑第壹大案，我們這個辯護是成功 的。也就是說，57個團伙的第二個被告居然是假的，5個罪名全部是不能成立的，公安、 檢察全部把他送上法庭，把他關了將近3年，最後無罪釋放。最後，把他的兒子堅決要定 成黑社會，判他15年。他原來是貴州的政協委員，因為牽涉到黃瑤的案子，想從他這裏 找到壹個行賄的突破口，找來找去找不到行賄，最後把他搞成黑社會了。」
案例:得罪權貴石立軍10億資產消失
山東蒙陰縣民營企業家石立軍1999年設立了山東省蒙陰棉紡織有限公司，每年產值達4 億多元，如數上繳大量稅金。2013前，他擁有三家紡織公司、資產市值逾10億;石立軍 因為個性較耿直，怠慢了來棉紡廠視察的縣委書記朱開國。朱開國想占公司棉紡廠地皮， 增加自己政績，設計了職工罷工上訪的陰謀。以此為名，派工作組進公司，強行清算， 同時派出公安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非法關押石立軍，長達910天。公司土地，辦公樓，生產 車間房產，生產設備和總價值11.6億多元的其他資產被朱開國等人非法搶奪、侵佔和毀 壞，導致企業全面停產，1000多名職工下崗，三年來造成的停產等間接損失更是無法計 算。朱開國公開宣稱要要把石立軍弄得傾家蕩產。
石立軍的企業本來是優良民企，本人是勞動模範，壹直合法經營。警方找不到罪名，不斷 虐待石立軍，連續審訊不準睡覺，關押期間讓其挨餓，警察聲稱是朱開國讓他們折磨石立 軍。最後公司內部運營借款中找到了未拿發票入賬的五筆費用來栽贓石立軍挪用資金。而 這五筆費用是給公安局四警區的贊助費.朱開國手下的司法部門以此將石立軍入罪，石不 服，壹直利用法律手段抗爭。但是等到2016年11月11日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改判石立軍無罪，他公司財產已被侵吞，至今仍不能收回和得到補償。
1. 全方位的「國進民退」
習近平對民營企業的打擊手段是壹套明搶暗偷、全面掌控的「組合拳」，下面的案例雖然 是冰山壹角，但大體體現了習近平時代，中共打壓、嚴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兼并侵 占民企資產，加速吞噬民營經濟的種種做法。
案例:2018年1月2日，壹段視頻引起網路熱議，視頻中，黑龍江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董事 長毛振華稱自己在亞布力「被欺負、被愚弄」，「這個管理委員會來了之後，是亞布力最 黑暗的日子」。
毛振華在視頻中控訴亞布力管委會及其執法機構非法侵佔23萬平方米的土地，建設非法 棧道、攔截旅行社、強買強賣等行為。
「在這裏，我們壹個正常經營企業，動不動就執法機構來威脅我們，今天查這個，明天查 那個，又是公安，又是什麼食品檢驗，又是什麼鍋爐檢查，天天找我們麻煩，他們沒有為 我們辦壹件事情。」毛振華在視頻中說。據媒體報道，最近壹個月亞布力管委會以各種名 目對陽光度假村進行檢查執法，陽光度假村管理人員持續受到度假區公安局的傳喚。亞布 力陽光度假村總經理薛東陽曾在1月2日稱，亞布力管委會動用當地公安力量，傳訊公司 各級管理人員，弄得人心惶惶。「2017年12月初，我們在進行雪道維護時與現場租用人 員產生矛盾，事件進壹步升級。」
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5月，黑龍江省委、省政府組建了由省長任組長的亞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區改革工作推進組，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亞布力滑雪旅遊度假區管委會，作為省政府派出機構，由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代管，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局長王敬先兼任亞布力 管委會主任。
王敬先還是中國龍江森工(集團)總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與龍江 森工是兩塊牌子壹個機構，後者投資了10餘家公司，包括黑龍江亞布力亞雪旅遊集團有 限公司，其董事長為王敬先，法定代表人李春偉同時也是亞布力管委會規劃發展處處長。
亞雪旅遊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包括旅遊經營公司、旅遊運輸公司、旅遊建築公司和雪亞旅行 社。亞布力陽光度假村與之業務多有重疊。
有媒體援引知情人士的說法稱，亞布力管委會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其下轄多個企業與 景區其他企業存在競爭關係，因此造成了矛盾。毛振華在視頻中控訴，「他們是政府，但是他們也是個企業，他們打著政府的幌子，非法奪走我們民營企業，讓我們外來的在黑龍江嘗到了苦和難。」
亞布力陽光度假村總經理薛東陽稱:「我們是最早到亞布力來進行旅遊開發的，而亞布力 管委會自2014年介入亞布力后，非法侵佔陽光度假村公司23萬平方米的土地，包括佔用 我們的雪道造雪廠，反過來和我們壹起競爭。競爭出現矛盾時，亞布力管委會就動用行政 力量對我們進行打壓。」
案例:80后劉忠良民企創業尷尬困局
這個案例最典型地反映了習近平時代民營企業家惡劣的生態環境，及其創業和生存的艱辛 (此案例基於劉忠良自述文章):
80后劉忠良2015年創建中能國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從事熱超導無機傳熱技術推廣。 他首先碰到的問題是中國法律障礙，法規規定註冊公司必須是商用辦公地址，中國不允許 像喬布斯在自己車庫創建蘋果公司，必須雇傭會計人員。租商用房和雇會計壹下就讓其創 業成本飆升幾十萬人民幣。由於中國土地壟斷、低土地供應，人為製造高房價高房租，結 果造成中國房價畸高，提高民營經濟成本、擠壓民營經濟發展。
此外各種各樣執照許可證繁文縟節數不勝數。個體戶不敢轉為企業、小規模納稅人不敢轉 壹般納稅人，因為壹旦初具規模，工商、稅務、公安、環評、城管接踵而至，各種檢查找 上門了，各種打點的錢或上繳的錢極大增加。另外，中國是國企為主導的經濟制度，壹方 面國企高管普遍不作為，無利不起早，另壹方面國企壟斷了上游的基礎產業，提高民營企 業的原料產品價格或獲取難度，同時又壟斷了很多市場，扼殺了民企的生存空間，讓其難 于發展，甚至逼死很多民營企業，被迫被賣身給國企或外企。
中共黨國的信貸系統壹方面不斷向效率低下的集權經濟和殭屍國企大量授信，另壹方面又 對創業民企的歧視百般刁難和歧視，讓劉忠良無法從銀行借到錢，只能到民間融資，但民 資利率高達60%。
由於中國股市未實行註冊制，大量民營企業不能上市，風險投資不能在上市獲利退出后再 投資，民營企業及其股東缺少資金進行再投資，結果導致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更加稀缺， 創業及新企業發展更加艱難。
高稅費和社保金等其他費用讓民營企業不堪重負，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 和社保金等項目后的稅負達40%左右。在高稅負壓力和國有及行政壟斷擠壓之下，民營企 業為了生存，被迫偷稅漏稅或違反相關法律規定，也就是被迫違法犯罪。在中國創業，當 中國的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老闆，真苦、真累、真危險!
從社會層面來說，當下像劉忠良這樣的年輕人就業和創業都極為艱難，導致社會階層向上 流動板結。政府鼓勵「萬眾創業」，但沒有權力背景的人創業，多數是血本無歸。
劉忠良認為造成以上種種困境的核心問題是，受到權力支持的集權經濟擠壓民營自由經 濟，讓其瀕臨破產，而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權經濟嚴重遏制代表絕大多數利益的民營經 濟。這是中國民企危機的實質。
2. 明火執仗「劫富濟共」
在習近平時代，通過發動新壹輪「劫富濟共」運動，明火執仗地強行搶奪民企資產和市場 份額是中共的主要做法。習近平上台後強調金融安全，全面加強金融監管，沒收民企和金 融大鱷資產是其金融風險防控戰略的重要部分。民營金融界因此成了「劫富濟共」的重災 區之壹。為了控制社會流動資本，從2015年開始，中共十部委聯合對所有網上支付平台 實施全面監控，並全面控制個人外匯流通規模。2017年，對明天控股肖建華、安邦吳小 輝等壹大批資本巨頭設法拘捕，並強行將壹批民企巨頭收為國有。與此同時，阿里巴巴旗 下的支付寶也被收歸國有。各地政府也如法炮製，壹時風聲鶴唳、人心惶惶。
案例:億萬富豪肖建華被跨境綁架失蹤案
肖建華(1972年—)，系集團公司「明天系」的幕後控制人。經過他多年的經營，「 明天系」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參股30家金融機構。這30家金融機構包括12家城商 行、6家證券公司、4家信託公司、4家保險公司、2家基金公司、1家期貨公司、1家資產 管理公司。這些機構資產總規模近萬億元人民幣。2017年1月27日，肖建華被不明人士 從其所在的香港的四季酒店與其保鏢壹起被5至6名便衣公安綁架帶返內地。四季酒店向 香港警方提供閉路電視片段，雖然無顯示房間內的情況，但肖建華被帶走時在走廊和電 梯內並無反抗。后經證實，肖建華已經以非正常方式被帶離香港，有媒體報道稱，肖建 華現在被關押在上海松江，由正規軍隊而不是武警部隊看守。肖建華有加拿大公民身份， 目前已被關押近兩年，但外界幾乎完全無法了解其遭遇。明天系的幾項主要資產已經掛牌出售，如華夏人壽保險(Huaxia Life Insurance)的股份出售給中天金融(Zhongtian Financial)，另據《財新》雜誌報導，「明天系」還計劃出售部分其所持的包商銀行股 份。
案例: 安邦吳小輝億萬資產被搶奪
吳小輝是安邦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安邦保險)創始人，安邦保險是壹家全球化 的保險公司，總資產約為19710億人民幣。安邦在全球聘用了3萬多名員工，擁有超過 3500萬客戶和遍布全球的服務網路。業務領域涵蓋壽險、財產險和意外險、健康險、養 老險、銀行和資產管理等多種業務，包括安邦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邦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和諧健康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安邦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它是中國最具盈利能力的保險公司之壹。近年來安邦保險壹直大舉在海外收購資產，包 括2014年出資19.5億美元買下的紐約華爾道夫酒店，2016年從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以65億美元買下的的戰略酒店及度假村(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2017年 安邦保險集團入選《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排名139位。2017年6月14日，中共拘留了 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吳小暉，半年之後，中共當局於2018年2月23日突然宣布 接管安邦保險，並宣布將依照「依法」起訴吳小暉。上海市第壹中級人民法院於2018年 3月28日公開開庭審理對被告人吳小暉，並以集資詐騙罪和職務侵占罪判處有期徒刑18 年，沒收財產人民幣105億元。至此30多家吳小暉親屬團股東全部出局，安邦保險為3家 國企所持有:保險保障基金持股98.23%，還有兩家國資上汽持股1.22%、中國石化持股 0.55%。吳小暉被抓后，安邦集團的法人代表已由吳小暉變更為何肖鋒。何肖鋒為安邦保 險接管工作組組長，為原中國保監會發展改革部主任。
案例: 政泉郭文貴被處史上最高罰款
中國富商郭文貴2013年因與合伙人北大方正集團總裁李友發生商業糾紛，遭李友舉報， 導致郭文貴2015年流亡海外，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被雙規。2017年初，郭利用海外媒 體發聲，聲稱為了「保命，保錢，報仇」，披露多位中共權貴包括主管反腐工作的王岐山 等人涉嫌貪腐醜聞，也披露了他和北大方正集團前任總裁李友之間的商業利益爭執。中共 抓捕了其家人、公司員工，同時啟動國際行動要將郭遣返回中國。2018年10月，郭旗下 公司北京政泉控股被遼寧大連市法院以「強迫交易罪」判罰600億元人民幣，創中共建政 以來最高金額的法庭罰款判決。郭文貴手下5名公司高管分別被裁定「強迫交易」和「挪 用資金」罪名成立並判緩刑，5人都表明不上訴。
法庭稱，2008至2014年，郭文貴決定以政泉的名義收購中國民族證券公司的股權以實現 控股。郭與時任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共謀指使手下高管直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施壓，威 脅、排擠競爭對手，最終政泉成功對民族證券控股。在此過程中，政泉非法獲利約119億 元。法庭稱民族證券已收到還款共計4億元，判決凍結政泉控股持有的18億余股方正證券 股票，扣除其投資支出的60.9億余元后的所有違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並繼續追 繳被挪用未歸還的資金16.3億余元。
壹位中國法律專家對此案「強迫交易罪」提出如下看法:
壹、任何法律訴訟都應有主客體。按中國的刑法，企業法人是不承擔刑責的，只承擔民事 賠償責任，刑事責任要由自然人承擔，如企業法人代表、實際控制人、股東、代表企業利 益的相關負責人等，但必須要有充分認定的犯罪事實、證據，與受到侵害的控告人。本案 應有充分的證據、證人唯壹指向郭文貴本人或指使他人有犯罪嫌疑，且取證的程序要合 法，要當庭質證，否則不合法;就不是依法庭審，依法宣判，判決書稱，五名服判者均受 到郭的指使，但並未見實物證據。
二、「強迫他人交易」罪，是採用暴力威脅等手段強買強賣，理應是刑責，而被強迫交易 的受害者是誰?(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企業)判決書里沒有具體的人名(只是稱向單位個人威脅)，也就是沒有刑事控告的主體，壹個連主體都缺失的訴訟何以成立?
三、判罰金額沒有法律依據，像是為郭量身定做的。不多不少，600億罰款差不多就是政 泉控股在國內的全部資產。郭文貴壹案，取證不合法，程序不合法，有先定性后罰款的高 度嫌疑。在民族證券與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兩個企業的兩次股權轉讓中或轉讓完成之後 (從2008年至2014)長達六年的時間，轉讓方從未就不公平交易而提出異議，或民事訟 訴。
對這壹判決的疑問還表現在法庭不僅未出示政泉非法獲利約119億元的證據，並且將政泉 控股持有的價值數百億的股票低價估值，予以沒收，完全上繳國庫，而不是用來返還給所 謂受害者的中國民族證券有限公司。
案例:國企收編支付寶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案
馬雲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是中國國內領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用戶壹度達到兩億多。據易觀發布的最新數據，2018年壹季度，支付寶的交易規模已經達22萬億元人民幣，占移動支付首位，因此也動了國有銀行 的乳酪。自2016年以來，人民銀行連番發文 整肅支付寶等，要求其必須停止直連銀行， 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 四大國有銀行聯合施壓，使支付寶受到轉 賬、條碼和持有額度的種種限制。央行多次 約談螞蟻金服，叫停花唄借唄金融等產品; 螞蟻基金也被關停; 天弘基金餘額寶的利息 被人為地壹再壓低。
最終，2017年央行下發《關於將非銀行支付機構網路支付業務由直連模式遷移至網聯平 台處理的通知》，硬性規定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寶和其他支付機構受理的涉及銀 行賬戶的網路支付業務全部通過央行旗下的網聯平台處理，壹是斷開直連有利於監管部門 掌握支付機構的資金流和信息流等，清理市場亂象;二則剪斷了支付機構與銀行之間的利 益鏈;還要求各銀行和支付機構於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網聯平台和業務遷移相關 準備工作。3 央行支付結算司僅憑壹紙通知，就將以支付寶、微信支付為代表的第三方支 付機構、網聯平台盡收網中。2017年6月30日，網聯平台宣布正式啟動業務切量，包括 支付寶、財付通在內的9家機構接入，這些機構的網路支付和移動支付的交易規模合計占 比超過96%。共有12家銀行在6月30日前已先後完成接入。上述接入銀行所復蓋的個人 銀行賬戶數量，在市場份額佔比超過70%。4 馬雲無奈地表示:如果國家需要，隨時可將 支付寶無償貢獻給國家。2013年，馬雲接受《時尚先生》採訪時曾談到，「中國的企業 家確實沒有好的下場。」
案例:「依法搶劫」黃岡糧油店案
2016年12月15日，湖北黃岡市黃州區的小商戶張月華的糧油店裡來了幾名黃州區食葯監 局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他們借口懷疑店內某品牌食用油有問題，要帶走樣品調查。 按照規定，執法人員應該向經營者提供相應的執法依據，但執法人員拒絕出示相關文件， 直接從店裡往外搬油，壹次性拿走了36瓶食用油，老闆張月華情急之下說:「妳這是搶 劫!」面對商戶質疑，執法人員張傑大言不慚地說: 「我就是搶劫，我是依法搶劫!」 最後 又補了壹句:「妳要明白壹條: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這種利用權力，通過欠缺 監督約束的審批制之下的「吃拿卡要罰」環節，明火執仗地「依法搶劫」，其名目繁多， 花樣翻新，數不勝數，大大增加民企的成本。壓得民企喘不過氣。
3.混水摸魚暗偷民產
除了明火執仗強搶民企資產之外，中共吞噬民營經濟最有效、迅速的方式是利用各種各樣 的經濟政策來控制民企發展規模和吞噬民營經濟，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其中做法之壹，被 人們形象地稱為公私合營2.0版。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即讓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 叉持股、相互融合，其主要目的是吸收民營資本。很多民營企業家認為這壹舉動實際上是 以改革國企為名，讓國企藉機大規模兼并民營企業，利用國資「抄底」收購民資上市公司。據統計，2018 年至今已有近 160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簽署了股權轉讓協議，其中 22家接盤方均為國資，接盤總市值已超過1330億元。僅9月上半月，便有6家上市公司計 划向國資轉讓股份、控制權。
國資接盤的上市公司，大多存在極大的股權質押風險。如深圳國資控股的怡亞通，其控 股股東共計質押該公司5.66億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3.82%。民企科陸電子控股股東饒陸 華，股權質押比例更高，已質押4.53億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45%，而赫美集團的第壹 大股東質押比例也已接近100%。國資可以輕而易舉地抄底這些民企，根本不會帶來所謂 混合所有制結構的優化，以及業務的強強聯合。混改實際只會產生兩種結果，壹是民企被 大規模吞併，二是國資流出中飽貪官私囊。
案例:中國聯通「混改」
中國聯通近幾年成為國內三大電信運營商中業績最差壹個，國企病比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 更重，近幾年來業務營收負增長，利潤下滑，已接近虧損邊緣。官方多次強調，聯通混改 不是為了籌集資金，而是優化結構。實際上，從財務報表上看，公司資產負債率為61%， 並不算高，說明聯通不是缺資金而更缺的是企業管理與創新的體制與機制。
然而，聯通2017年公布了規模高達780億元的混改方案，騰訊、京東、蘇寧雲商、滴滴出行、網宿科技、用友網路、宜通世紀、光啟互聯、中國人壽等中國若干互 聯網公司悉數參与，每家投入幾十億至百億的資金入股。聯通「混改」方案實現后，聯通 集團合計持有中國聯通36.67%的股份，包括民企在內的新戰略投資者和核心員工合計持 股約35.19%，其他持股者為壹般中小股民。聯通「混改」后所有制並沒有改變，仍是國 資控股的企業。7 聯通混改吸納了七百億民企資金，為做大做強提供了財務基礎，有更多 的財力來研發新產品和服務。但是除了吸納巨額民企資金，聯通並未引進民企管理與創 新的體制與機制，民企對聯通也沒有話語權和管理權，企業管理高層的任免，仍然由政府 國資主管部門決定，民企也無權決定公司內部的任命。按中共企業黨建工作的要求，企業 黨委或黨組決定中層以上幹部的任免。正如杭州娃哈哈集團老闆宗慶后所指出的，民企「 以高昂的價格與代價獲取國企少量的股本，進入后既沒有話語權、決策權，亦改變不了國 有企業的機制。」除此以外，國企和民企的目標不壹致，壹個是執行黨的政策，壹個要賺 錢。混合體制不可能改變聯通黨的領導和黨的決策。正如中國壹位經濟評論家所說，聯通 混改不過是壹場「豪華盛宴，最後將會是壹地雞毛，不會對改善聯通的經營困境有實質性 的幫助。」
更為詭異的是，聯通混改通過股權激勵方案，給遠低於市場價格的股票給了公司高層管理 人員和技術骨幹，變相地吞噬了國資和民資，讓那些把企業搞得壹塌糊塗毫無業績可言的 官僚壹夜之間暴富。
4.血染的民企融資路
由於中國的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構建、執行運行體系、風控標準等等方面的制度性弊 端，中國民營企業永遠不可能享有與國企同等的待遇和權利。民企這種被歧視性地位在融 資、借貸、授信方面體現最為明顯。銀行只鍾情於國企和政府投資平台，民企歷來向國有 銀行貸款困難，銀行通過種種借口不借貸，或「肆意」通過各種苛刻條件增加貸款成本， 或抽貸等方式置民企于死地，讓民企舉步維艱，只好靠借高利貸為繼，造成惡性循環。在 經濟下行的當下，民企借貸授信處境更為糟糕;民營企業家不僅貸不到款紓困，而且也無 門公開募集資金，民間集資者甚至會被政府以「非法集資」關進監獄或整死。所以，民企 融資路是鮮血染成的說法並不完全是誇張。《上海證券報》文章稱，在所謂混改中，「有 分析人士認為，部分民企由於壹時的流動性困難尋求轉讓，但所處行業前景不差，也有壹 定市場地位，國資進駐後有望盤活資產，不排除這些企業未來還能產生不錯的效益。」這 也反映了金融對國企、民企的不同對待，使民企處於被動地位。據統計，2013年以來， 流向民營企業的銀行信貸所佔的比重下降了80%。
案例:曾成傑等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職務侵佔案
曾成傑是原湖南三館房地產開發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湘西州政協委員。他在上世紀90年 代初期從做小包工頭開始成為頗具規模的地產開發商，2003年，曾成傑獲得湖南吉首三 館地區開發權，因為開發費用巨大，從國有銀行貸不到款，在當地政府公開大力支持和提 倡下，部分工程款項從吉首當地的民間集資。當地政府2008年換屆之後，新領導要重新 利益洗牌，對民間集資的態度發生180度轉變，地方政府以內部通知的方式要求黨政幹部 退出民間融資，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民間集資非法」的消息在坊間流傳，立即引發了 擠兌，從而引爆了民間融資群體性事件，將曾成傑被當作替罪羊，他在政府提倡下的民間 集資行為被加上非法集資詐騙的罪名。難以令人置信的是，曾成傑作為嫌疑人還沒有被定 罪時，他的財產已經被政府處置了。當地政府違反法定程序將三館公司當時(經資產評估 和清產核資)價值23.8億元(現在價值超過40億元)的資產，以3.3億元的低價變賣給湖南省 財政廳下屬國企，並以其低價變賣的結果認定三館公司資不抵債。曾成傑於2013年被核 准死刑秘密槍決，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曾成傑的律師王少光認為，湘西政府新領導對民間融資的180度的轉彎和打壓，實際上就 是在排擠政治異己，因為其他同樣參与民間融資的企業家均被釋放，唯獨曾成傑由於跟 前任州長關係密切而被置於死地。王少光說:「說到底，壹直到現在，包括吉首在內的 湘西廣大地區，還在搞民間集資。前段時間我接到吉首群眾舉報，說曾成傑的三館公司被 政府變賣后，新接手的領導也在繼續集資。由此可見，問題的關鍵不是做什麼，而是誰在 做。」
在中國經濟下滑巨大壓力之下，中國銀行對資金運轉困難的民企不是幫助其紓困，而是用 抽貸手法落井下石，將成千上萬地民企推向破產的火坑。下面幾個案例雖然是冰山壹角， 但頗能反映民企的融資困境。
案例:山東聊城于歡「辱母殺人案」
民營企業家蘇銀霞是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創始人，生產汽車零部件，以前年利潤可達 200萬至300萬元，但2014年中國經濟下滑后其資金鏈條發生問題，源大工貿在另壹公 司的擔保下從兩家國有銀行獲得了2000萬貸款。貸款到期后，源大工貿四處湊錢包括借 年息為120%高利貸還款以期續貸。然而當蘇銀霞借錢還上銀行貸款后，銀行以風險為借 口拒絕續貸，導致源大工貿資金鏈完全斷裂。蘇銀霞東拼西湊，還了高利貸者吳學占的 184萬元現金，並拿自己價值70萬元的房產做抵押，但仍欠17萬高利貸債務。2016年雙 方矛盾加劇，吳派出暴力討債人員。討債人員暴露生殖器侮辱蘇銀霞，其子于歡用水果刀 殺死壹人，殺傷三人，被判無期徒刑，后在民眾的聲援下改判為5年。民企在國有銀行貸 款難，難於上青天。導致地下錢莊的高利貸盛行，涉黑性質的暴力催債近年來引發了數百 起高利貸刑事案件，包括致人傷亡的惡性犯罪。
案例:權天林走投無路自縊解脫
寶雞聖豐乳業董事長權天林將扶風縣天度鎮西權村壹家村辦企業「穀物蛋白廠」發展成 為頗具規模的乳製品企業，其產品「小花牛」遠銷上海、浙江、江蘇、山東、四川、河 北、河南、甘肅等省市及省內各地市、縣區。近年來市場疲軟，聖豐乳業產品銷售下 滑。2016年市場更不景氣，導致權天林走向血染的民企融資路。他於2016年共向寶雞市 農業發展銀行貸款近1800萬元，由於銀行催繳貸款並承諾還款後續貸，迫使權天林借高 利貸2000萬元還款。但當其還清農發行貸款后，銀行反悔，停止向其貸款。最終，林在 高壓之下選擇自殺解脫困境。
案例:民營企業家因維權案遭死亡威脅被迫流亡美國
浙江省溫嶺民營企業家黃文慶1980年代開始創辦漁付產品加工場，1984年開始建設改革 開放后中國最早最大的第壹家私營影劇院，1986年開始做水產冷凍廠。後來冷凍廠出現虧損，在貸款時間未到期前被銀行違約提前抽貸，黃向台州市中級法院提起訴訟遭判敗 訴，冷凍廠和影劇院遭封。隨後黃走上了上訪之路，2011年在當地醫院離奇死亡。家屬 報警不立案，醫院還不斷恐嚇家屬。黃的外甥陳祥衛也是黃的生意合伙人隨後因進京上訪 過於頻繁，被市級、省級、至直公安部將本人列入重點維穩黑名單，2014年5月陳和股 東去當地政府反映問題遭到暴力對待。2016年4月陳遭派出所扣押。 隨後陳因為經常給 政府製造麻煩多次被國保約談甚至遭到死亡威脅，2017年8月陳被迫逃往美國。
銀行的這些做法是普遍和系統性的，源於中央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歧視性金融政策，不僅造 成壹些民企傾家蕩產，家破人亡，而且讓民企整個生存環境惡化，經營成本增加，艱難度 日。從2013年開始，中共全面收縮各大銀行對民企的貸款規模，增加民企營運成本，中 國財科院的研究數據顯示，民企的銀行貸款成本比國企高出接近2個百分點，債券融資、股權融資兩種方式民企的融資成本比國企高約1個百分點。
通過增加融資難度和成本驅趕消滅政府不喜歡的民企也是中共政權的壹個陰招。如工信部 印發了《產業結構調整目錄》，其中規定了被淘汰和要支持的行業、企業，銀行不會給不 符合《產業機構調整目錄》規定的行業和企業貸款。
由於銀行信貸收緊，企業各個融資渠道都面臨價格上漲、額度緊張。據了解，目前企業的 非金融機構融資成本已經達到20%。而壹些小微企業更是面臨無錢可借的境地。於是，企 業家們各顯神通，採用壹錢多用，額度滾動，小額借款，多家拼湊等方法，來渡過資金難 關。
案例:民企融資昂貴
秦楠是北京威斯汀豪斯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這家民企成立於2004年，公司有幾十項專 利技術和領先的自主知識產權體系，信用良好。2017年5月，該公司向北京某銀行申請 壹筆500萬~1000萬元的貸款，銀行因其無地產等不動產抵押，拒絕貸款，秦楠只得通 過擔保公司，抵押了價值近4000萬元的股權和部分核心專利。但是擔保、質押、變更手 續繁多，涉及若干部門，他費時5個月才拿到500萬元貸款，壹算下來，成本達到貸款 的10%。貸款到期時，因為資金周轉問題，他只好從民間借高利貸償還銀行貸款。2018 年，秦楠向銀行提出續貸，但銀行的放貸條件更加嚴格了，除了專業擔保，還需法人、股 東、核心技術人員做個人擔保，而且還要子女擔保。秦楠稱不但向銀行貸款抵押難，即便 貸到款，銀行也會將其支付利率往上浮10%~15%，遠遠要高於國有企業。
據中國官媒報道，浙江省有300多萬戶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超過60%的企業或個體工 商戶貸不到款。而占浙江省中小企業總量95%的製造業中小企業，能從銀行渠道獲得貸款 的僅佔1%，80%以上依靠自籌資金或民間借貸。另壹項調查顯示，在全國範圍內，100 家有銀行信貸需求的小微企業中，只有57.8家去銀行申請貸款。剩下的民企因銀行貸款 標準高、手續繁、時間長、隱性費用高而卻步。財務顧問費、承諾貸款收費、快放費、資 金調劑費、人情費不壹而足，這些費用通常是貸款金額的3%，甚至更高。銀行融資包括 隱性成本在內的各項成本加起來達到了17%。
銀行還用「以貸轉存」的方式敲詐民企。如民企在銀行的實際融資成本賬面上約為6%， 實際超過12%。民營企業的融資貴也因為銀行可以收兩遍利息。具體的做法是，先以貸轉 存，然後存單質押再融資。這種「以貸轉存」等做法是壹家民企申請貸款，銀行要求該企 業將全部或壹部分貸款存在銀行作為抵押，同時還要為這部分款項承擔利息。
案例:民企的融資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
A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1億元，銀行要求這1億元A企業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銀行變成1 億元的存款。然後A企業用存單質押，再向銀行申請1億元的貸款。企業拿到手的資金1億 元，但倒騰壹遍后在銀行賬上變為「貸款2億元，存款1億元」。對企業來說，其賬面貸 款2億元，實際到手的融資額僅1億元，承擔的卻是2億元的利息。壹般資質不錯的民企貸 款，基準利率上浮30%以上，表面貸款年化利率約6%，但兩筆貸款利息12%以上，存款 的利息約1.3%-1.5%，扣除存款利息銀行實際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儘管如此，這個利 率仍低於非標和民間融資的利率，所以很多民企還是會接受銀行的這種要求。
由於習近平打壓嚴控民企政策，引起社會反彈，中共近期又改變策略，變打壓為扶植，決 定增加對民企貸款，還硬性規定了貸款比例: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佔新增公司類貸款不 低於1/3，中小型銀行不低於2/3，三年後，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比例不低於50%。 這樣的做法仍然是治標不治本，甚至可能會製造更大的扭曲，導致貸款向不缺資金的民企 傾斜。民企的問題不僅是融資難，更重要的是其肩負的高稅負、高社保(五險壹金)和額 外的行政費等難以承受的企業的社會成本之重。
5.高稅負加高社保:政府轉嫁負擔，民企雪上加霜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稅務專家李煒光教授稱中國企業稅收、附加稅與各種商業保險之和占 凈利潤之比計算出的中國總稅率是世界最高的。中國企業的平均稅率達百分之八十多。 他還指出，中國企業的稅費實際負擔過高，過高的稅負對企業意味著死亡，相應的稅率或可以叫 做「死亡稅率」。 13 高稅率對 國企不會有影響，稅收不過是國 家把錢從左手換到右手，但對民 企來說則是生死存亡問題。
這樣的高稅率導致自2003年以 來中共財政稅收的年增長速度高居不下，財政收入大約佔GDP 的20%，其實政府可支配收入占 GDP的比重更大，因為有大量預算外收入。據天則研究所所長盛洪披露，從1997年到2017年，壹般財政支出從佔GDP比 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個百分點。
更有甚者，由於中央政府允許無限制的地方超收，超收部分可以地方可以自行支配使用， 地方增收措施花樣百出，導致有的地方財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過40%。相當部分的超收是 壓榨民企獲得的。
這些海量財政收入被中共政權用於維持其專政機器，豢養軍隊、維穩人員和供養各種龐大 的官僚機構。光財政供養政府人員壹項就達6400萬以上，按GDP比為美國的4.8倍。近幾 年來，中共壹直高喊為民企減稅，也出台了許多稅收優惠政策，但民企的稅費並沒有降 低，反而卻是越交越多。因為中共在實踐中是減了國企的稅，但加強了對民企的徵稅，尤 其是社保稅和其他隱性稅收大大提高，從而加重了民企負擔。
天則研究所盛洪指出，自2012年以來，中國製造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減去無風險利率和合 理的風險溢價已出現負值;它表明不受約束的稅負增加已經擠掉了企業的利潤空間。中國 稅法明顯歧視民企。
中共稅制重複徵稅和稅負不公的現象嚴重。無論企業是否賺錢必須先交納17%的增值稅， 其後對企業所得部分徵收25%的企業所得稅。中共稅法規定，最終投資方是法人者所得利 潤不再交稅，因為由於國企的最終投資人是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所以其利潤不用交 所得稅，而民企的最終投資人是自然人，所得利潤還要交20%的個人所得稅。也就是說， 國企的稅負是25%，而民企的稅負是40%。僅僅高稅負壹項就會壓垮大批民企。
據鳳凰財網報道，民企稅負重到了賺壹塊交五毛稅的程度。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同2008 年相比，民營企業的上繳的稅收增加了1.92倍。2012年納稅總額己經超過了稅後利潤總 額;稅後利潤增幅則逐漸落後于營業收入增長速度。民企更多的營業利潤被稅收拿走，黨 國稅收侵蝕了民營企業資本。
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的研究也表明，民企上繳的稅收從2005年的2.75萬億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萬億元，壹年壹個台階，佔比達到51.43%;而國企的稅收貢獻率整體呈 下降趨勢。
中共為了轉嫁政府財務負擔，又假借改革提高了五險壹金的社保稅。這些稅是壓垮民企的 最後壹根稻草。民營企業家哀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社保徵收白了頭!中共表面說「 減稅降費」，但2018年1-7月的稅收收入仍飆升14.0%。中共壹面喊減稅，另壹面又以改 革社保基金徵收制度為借口，變相提高了企業和個人稅費。據國泰君安證券宏觀團隊估 計，政府這次減稅3,200億元人民幣，但實際上，企業和個人光補交的社保稅就會高達約 2萬億元人民幣。
連當時主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馬凱都說養老保險繳費水平偏高，「五險壹金」已佔到工 資總額的40%至50%。18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潘英麗的計算，中國 戶均稅負已近6萬。19 雖然各地繳納五險壹金的比例不壹致，但絕大部分省市的繳納比例 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這樣的稅負已經超過了主要發達的福利國家，對企業和家庭以 及個人都過高。
這些增加的社保費支出給民營企業帶來極大負擔。從2019年1月1日起，中共將國稅地稅 合併、個稅改革、社保由稅務機關徵收，預期會有大批中小民企因激增的社保開支而倒 閉。
根據中國會計專家馬靖昊的計算，可以看出新增社保稅的影響有多大:壹個稅前月薪1萬 元的員工，扣除五險壹金和個稅後拿到手的錢是7454元，其中包括養老8%、醫療2%、 失業0.2%、公積金12%和個稅;但是企業要為每壹位員工繳納養老20%、醫療10%、失 業1%、工傷0.3%、生育0.8%和公積金12%。總成本達14410元。社保改革之前企業需要繳納的社保金為1163元;改革后企業要繳納4410元，增加了280%。
這樣的人工成本是民企不可能承受的，這會使使得企業成本急劇上漲，逼死壹大批民企。 這些錢不會用於人民福利，而是用來拆東牆補西牆，填補養老金巨額虧空以及退休官員們 的醫療保障等等。未來保障拿到這些錢，政府還建立「黑名單」制度來嚴懲違反社保規定 的企業和個人，政府採購、交通出行、招投標、生產許可、資質審核、融資貸款、市場准入、稅收優惠、評優評先等方面考公務員都將受限。
李煒光教授研究了2016年中國總稅率68%的具體構成，他發現其中10.8%為利得稅、48.8%為勞務稅、10.8%為其他稅;企業繳納的勞務稅即「五險壹金」支出最大，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李煒光認為在10%利潤率的情況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稅費佔比會讓大多數民企陷入困境，「其實這也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壹個原因。」
李煒光教授的調研表明中國民營企業家認為稅負過重:87%的企業家認為稅負很重和較 重，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僅佔8%，而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佔1%。他說，這「反映出我國 總體稅負水平可能已經嚴重拖累了企業經營。」
更大的負擔來自稅賦、社保之外的權力壓榨成本。
案例:
2019年初，民營企業家陳天庸的文章《我為什麼離開中國》在網上流傳，陳天庸認為， 官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官吏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更讓企業防不勝防、不堪重負。
「我總結民企老闆面臨的外部困難，普遍來說，約20%來自於重稅，20%來自於 干預用 工自由的勞動法規與社保負擔，還有60%左右，來自於官員以檢查、整頓、罰款、責令整 改、環評標準過高、強制限產、責令停業、拆違、趕人、限制經營範圍、限制外來人口子 女上學、購房等等各種限制與折騰帶來的麻煩，讓企業動輒得咎。稅收與社保雖不合理， 但只要規則清晰，企業還有個明確預期，可以部分規避或提前分散風險負擔，唯有政府官 員隨心所欲的權力之手干預企業經營，以及管理以執法為名的尋租滋事，如蒼蠅防不勝 防，最令子夜經營者心力交瘁。應付這類騷擾的時間與精力，是企業經營者更大的成本。 但由於這種成本難量化、難表述、難避免，學者與主政者常迴避這類問題，視而不見。且 政府還需養大批冗員以維穩，腐敗是專制政體運行的潤滑劑，「縱兵劫掠」也是養兵之 法。因此官員權力尋租與蠻橫折騰企業帶來的負擔與損失，歲危害更甚於高稅收與 高社 保，先行體制下要想預防與避免，基本無望。」
案例:女企業家的哭訴
在李煒光2016舉辦的民營企業家的座談會上，壹位具有相當規模、生產起重設備的機械 製造企業女企業家因為稅負和其他隱性費用的重負，稱自己經營十多年的企業最多再撐壹個星期就發不出工資了，她哭訴，「感覺太難了，實在撐不下去了。」為了企業生存，這 位企業家把所有的個人積蓄都投入進公司，犧牲了家庭。甚至讓在外國公司任職的女兒放 棄良好待遇回來幫忙，但現在連給女兒的工資都付不出了。
面對習近平新增的納稅重負，民企生存出現真正危機，壹些企業靠借高利貸，東拼西湊，苦苦硬撐，有的靠偷稅漏稅茍延殘喘，聰明的用腳投票，把資產轉到國外。玻璃大王曹德旺就是其中之壹，他嘆中國稅負過重，不顧中國國 內「別讓曹德旺們跑了」的恐慌和批評，2013把工廠搬到美國，三年就實現盈利。2012 年香港富商李嘉誠也賣掉房產撤出中國。近兩年，跑路風潮更甚，大量私人資本流出中國，引發中共當局的擔心，並採取嚴厲措施制止民企出逃潮。
6. 限制民企海外投資轉移資產
據香港《動向》雜誌2017年8月號報導，近期中國頂級富豪持續拋售資產套現，SOHO中 國潘石屹出售資產約套現236億人民幣;前樂視董事長賈躍亭3次減持股套現約逾117億 人民幣;海南航空最大股東在紐約設立2千億美元的慈善基金。報導認為中國金融危機正 在浮現，為防系統性風險爆發，習近平當局的新經濟政策壹改昔日的市場化及國際化發展 戰略，改成穩定和管制。風向改變，富豪先跑，中國外匯儲備連續3年下滑，從2014年 的近4萬億美元，到2017年初已跌破3萬億美元。
2017年12月21日，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的五個部委，聯合發布《民營企業境外投資經營行為規範》，加強對民企海外投資的審核。這份由發改委擬定，聯合商務部、外交部、 人民銀行、全國工商聯等五個部委，明確規定海外投資要履行國內申報程序，主動申請 備案或核准。涉及敏感國家和地區、敏感行業的須獲核准;其他情況須申請備案。其中， 虛假境外投資非法獲取外匯、轉移資產、洗錢等被列為禁止範圍。條文亦對海外投資的金 融把控收緊，禁止在獲得金融機構出具承貸、承保意向書前，不得做出對外融資或保險承諾。
該通知壹出，立即再次引發廣泛關注，並被解讀為官方試圖攔截人心不穩的民企大規模外 逃。香港商報原助理總編龍鎮洋認為，因為國內的政治左轉，人心不穩，投資下滑，向境 外轉移資金成為普遍現象。大家彼此都清楚，國內不可能給民企提供壹個可以預期的安全 環境和未來，使得他們只要有本事的都往海外轉移資金。貴州大學經濟學教授楊紹政表 示，美國減稅也可能導致大量民營企業向美國轉移，而官方在沒有長效機制的前提下，就 會以臨時性的規定為嚴管提供依據。在降稅之前，美國的綜合稅負比中國要低35%。現在 美國又降稅，可能要比中國要低60%到70%。這個對中國影響還是比較大，也會導致國內的民營企業向美國大搬家。從國內的金融安全、經濟安全這個角度來考慮，中共在沒有找 到更好的辦法之前，只有採取硬性限制的辦法。
案例:王健林被迫把主要投資放在國內
2017年7月19日，萬達商業宣布整體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業務，總金額達600多億。其中，旗下13個文旅項目91%股權以438.44億元的價格轉讓給融創，77個酒店以199.06億 元的價格轉讓給富力地產，而在此前公布的方案中，這些資產原定由融創全部吃下。富 力接手萬達酒店資產的價格比原定給融創的價格打了六折，即少了136億。王健林在此之 前沒有這麼狼狽過。2017年之前，他已經連續三年成為中國的首富，萬達壹直保持高歌 猛進的姿態，萬達廣場、萬達城在國內壹家接壹家開工，國外的收購投資布局涉及地產物 業、影視娛樂甚至足球。直到銀監會要求銀行系統排查萬達、海航等海外併購明星企業授 信及風險，壹切戛然而止。隨後，王健林對外表示，「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我們決定把主 要投資放在國內。」27
7.藉助P2P平台吸收並控制民間資本
為了進壹步控制民間資本，從2014年開始，中共不計後果全面推行網際網路金融，各級政 府拚命鼓勵P2P平台大量吸收民間資本，再由各級政府控制P2P平台的資金流向，這也是 各地政府為P2P平台背書和站台的真正原因。
2014年，中國政府推出網際網路金融，到了2015年，就遇到了網際網路金融的「健康」問 題，2016年，提出要「規範」網際網路金融，2017年，對網際網路金融累積的風險已經達到 了需要「高度警惕」的程度，2018年，不得不提出要「加強監管」。發端於2016年的央 行等17個部門聯手啟動網際網路金融風險的專項整治工作，開展兩年以來，各地公安機關 共立案1390起，共有5074家從業機構涉嫌違法經營。 28 作為重點整治的業態，P2P網路 借貸和網路小貸領域存量風險化解清理任務更加艱巨。P2P是次級金融，資產是次級債， 這天然的劣勢決定了P2P機構的整體風險要遠遠大於正規金融機構，中國政府對P2P機構 的隱形背書導致了極大的監管風險，弄不好會引火燒身。
據中共官方《大公報》統計，僅2018年12月宜貸網、愛貸網等近四十家網貸平台提現困 難或倒閉。去年全年全國就有658家平台出現網貸平台出現跑路失聯、平台停業、主動退 出、提現困難等情況，預計2019年行業將有過半平台將退出(加註)。以每個平台5000個投資人估計，受害人多達數百萬之眾。
據報道，在目前去槓桿的大背景下，銀行信貸收緊，企業各個融資渠道都面臨價格上漲、 額度緊張。壹些地方大型企業也潛藏著巨大的流動性風險，這些企業的負債情況大同小 異，而局部違約風險正在加速暴露。2017年上半年企業民間融資成本還在12%-15%左 右，2018年普遍漲至20%以上，而保理公司本身在銀行的融資成本也提高了1.5-2個百分 點。相比之下，資金中介的生意更加簡單粗暴。從P2P獲得資金，給企業放信用貸款。 表面上貸款年化利息不到10%，但加上多道中介費用后，企業實際融資成本也在20%左右。
據悉，由於政府承擔了為P2P平台背書的角色，P2P融資的70%被政府借用，變成政府的 隱型債務，投入企業最多20%，這就無形之中增加了民營企業的運行資本。
我們來看壹下北上廣前十名P2P平台中的壹個案例。2017年12月，按北京、上海、廣 東三省市選取各自發展指數前十位的平台,得出「北上廣前十名平台榜」，宜人貸、陸金服和團貸網，分別居於三省首位。在三省市居前十的平台，多為國資系、上市系、風投系。
案例:宜人貸財報真相:414億借款，73億砍頭息
2017年全年，宜人貸凈收入55.43億人民幣，較2016年全年增長71%;凈利潤13.72億 人民幣，較2016年全年增長23%。在這份看似光鮮的財報的背後，隱藏著壹個並不難發 現的真相:2017年宜人貸促成的借款總額為414億元，其中包括前期服務費(也就是砍 頭息)73億元。宜人貸最近公布引入第三方擔保，分別為中國人保和天達信安(北京) 非融資性擔保有限公司。 32 政府背書下的網貸平台通過欺瞞和誘導等非法活動，向原本 處於弱勢地位的借款人收取高額費用，極大地增加了詐騙、倒閉破產的風險。
再來看壹個北京市朝陽區法院判的網際網路借貸平台的案例。
案例:網際網路借貸年息24%
北京朝陽法院2018年4月11日就壹起夏某起訴朱某的網際網路借貸糾紛做出了壹審宣判; 朱某通過網際網路借貸平台向夏某借款12萬余元，但在扣除諮詢費、審核費和服務費合計 2.3萬余元后，朱某實際上只收到了不到10萬元。爾後朱某逾期未還款，夏某遂向法院提起訴訟。
法院認為，預扣中介費導致借款人實際收到的本金少於約定本金，但借款人卻需按照借款 協議償還本金及利息。這種情況下，如果按照借款人實際收到的借款本金計算，借款協議 的實際年化利率已經超過24%，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超過36%。這樣的高額利息，法律是不 予支持的。
最終，法院裁定，被告朱某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罰息及違約金，並償還夏某剩餘本金四萬八千多元，並駁回了夏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8.「黨建全復蓋」民產變黨產
為牢牢控制民企，掌握其各種動向，從2013年開始，中共在民企和外企全面建立黨組織，對重點企業還派特務滲透。
早在2012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就印發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 作的意見(試行)》，明確規定，「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是黨在企業中的戰鬥堡壘，在企 業職工群眾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在企業發展中發揮政治引領作用。」
根據《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黨員達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黨的 支部;黨員達到50人以上，可以設立黨總支;黨員達到100人以上，設立黨委，若不足 百人，經上級黨組織批准，也可成立。
2014年6月29日，中組部公布《2014年中國共產黨黨內統計公報》，297.3萬個非公有 制企業中，157.9萬個已建立黨組織，占非公有制企業總數的53.1%。次日，《人民日 報》發表署名中組部黨建研究所黨建平的文章，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指出非公有制企業 黨員佔比仍偏低，提出要不斷強化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努力擴大黨的組織和工作復蓋面。
201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下發了《關於加強社會組織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 試行)》(下稱《意見》)。《意見》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包括私營企業、外 商投資企業、港澳台商投資企業、股份合作企業、民營科技企業、個體工商戶、混合所有 制經濟組織等，要實行「黨建全復蓋」，即黨組織組建率必須達到100%。
據《人民日報》2018年7月1日報道，國有企業黨組織復蓋率為92.8%;非公企業黨組織 復蓋率為73.1%，已由2000年的4.4萬個增加至2018年的187.7萬個，增加了l183.3萬 個，8年之間增加了41.66倍，平均每年增加5倍以上，目前看來，這個進程還會繼續。
中共還專門制定了「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情況統計表」，此表在非公有制企業設立登記 和年檢時發放並收回，詳細規定界定了各種類型的非公企業如私營有限責任公司、私營股 份有限公司、合夥企業、個人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資企業、外商 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國(地區)企業常駐代表機構、外國(地區)企業在中國境內從 事經營活動、外商合夥企業。黨組織的組建情況比較明確。如單獨組建:指有3名以上黨 員單獨建立支部;聯合組建:指有黨員，但不具備單獨建立黨的基層組織條件，聯合其他 私營企業或個體工商戶共同成立支部;其他:指既非單獨組建，也非聯合組建，採取依 托、委託、掛靠其他社會組織、經濟組織、鄉鎮社區居委會等，將其黨員納入組織管理和 活動的方式。
對如何實現「黨建全復蓋」，《意見》給出了具體的措施:壹要按單位建立黨組織。二要 按行業建立黨組織。三要按區域建立黨組織。對暫不具備組建條件的，可以通過選派黨建 工作指導員、聯絡員。沒有黨員的企業，可以派駐黨員;有黨員未建組織的，可以派進書 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見》要求:民政、司法、財政、稅務、教育、衛生、工商等 部門結合登記、年檢、評估等工作職能，協同做好黨建工作。這就是說，對黨建未復蓋或 拒絕復蓋的民營企業，在登記、年檢、評估等「關口」上給予「刁難」乃至「封堵」，迫 使其就範。這樣壹來，「黨建全復蓋」的風潮便大規模地吞噬了非公企業。全復蓋使得民 營企業被綁架到黨組織的船上，被囊括進了「黨」的網裡，其人權、財權、事權，黨都要 插手，甚至最終都要由「黨」說了算。有朝壹日，黨需要妳放棄企業和全部資產，妳必須乖乖地照辦。
為防止民營企業家與中共對抗，從2015年開始，證監會便有壹條不成文的規定，A股上市公司老總必須是中共黨員。2018年5月，證監會發布《上市公司治理準則》(徵求意 見稿)，明確規定，在上市公司中，「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 35 到 了2018年6月，中共便發布通知，要求中國上市企業必須建立黨組織，該規定從6月中旬 開始，進入為期壹個月的「質詢期」。此規定壹旦生效，企業將不得不遵守。
案例:民營企業家拒絕入黨賣廠移民美國
前些日，壹位私企老闆見到本研究報告的起草人之壹，滿臉沮喪地說:「中國的私營企業 肯定不會有好下場!我已經將廠子廉價轉讓了。」他是搞食品加工的，打拚了20餘年， 業務頗具規模，據說身價逾千萬，怎麼說不幹就不幹了呢?
他說，對外講是經營不善，實則是要逃避中共的「黨建全復蓋」。他不是黨員，上面要他 申請入黨，並承諾讓他當書記。他說他是生意人，不信仰馬列和共產，拒絕入黨。廠里已 有的3個黨員，都是不善言語的粗壯工，不是當書記的料子，行業黨委要給廠里派壹個退休官員來當書記。他頂著不答應。他的想法很現實，廠里若建立了黨組織，我的企業就改 姓「黨」了，「私產」就會淪為「黨產」。由於他的頂牛，有關方面就給穿「小鞋」，設 障礙，經營不暢。於是他壹狠心就把廠子賣了。兒子在美國大學畢業，事業有成，並拿到 了「綠卡」。他決定投靠兒子，移民美國求發展。
除了通過黨建控制民營企業，中共不顧民營企業的產權性質，試圖以職工抽象的「民主權利」威脅企業的所有權，2018年9月，人社部副部長公開宣稱:「推動民營企業民主管 理工作必須堅持加強黨的領導，堅持職工主體地位，讓職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共同參 與企業管理、共享企業發展成果。」事實上，在號稱「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壹般職工 恰恰無法享有任何民主權利，邱小平不徵得民營企業主的意見，有什麼資格要求私營企業 保障職工的民主權利，共同參与管理?
9.打著法律幌子嚴控民營企業家
為了達到控制民營企業的目的，中共的各種招數不斷翻新。但是，如果上述招數都不能奏 效的話，中共還有壹個最後的絕招，那就是壹旦認為有必要「動」哪位不聽話的民營企業 家，就會通過「查找」和「製造」產生於制度之罪的所謂「原罪」包括走政策法律的邊際 線等行為，設計「構陷」，為民營企業家羅織各種罪名，最終迫使他們就範。
《2017企業家刑事風險分析報告》顯示，2017年被定罪的中國企業家(2,292人)中， 國有企業家(328人)佔比14%;民營企業家(1964人)約佔86%。民企老闆壹旦獲 罪、或者遭受刑事指控，其資產往往也會任人宰割，這或許是民營企業家獲罪比例奇高的 根源，或者說懷璧其罪。
中國企業家網刊登了壹篇廣為流傳的文章，稱「中國的企業家不是在監獄，就是在通往監獄的路上。」這句話或許有些誇張，但卻反應出企業家面臨複雜的法律環境。京衡 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陳有西則稱:按現行法律邏輯和罪名，中國企業家人人都是帶罪之 身，只要經營五到十年，列上五個罪名，量刑搞到死刑壹點問題沒有。如果想用公檢法的 力量來剝奪壹個企業、壹個富人的財富，只是分分鐘的事。
河北大午集團監事長孫大午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列出了中國民營企業家最容易被構陷的十宗罪，並把這十宗罪叫做懸在中國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其中最令人困惑 的就是「非法入罪」，非法不是違法，違法也不等於犯罪。非法不僅是壹個口袋罪，而且還是某些特權官員違法執政的通行證。
下面我們來看壹下民營企業家最容易被構陷的十大罪名。
壹是虛報註冊資本罪。《公司法》對註冊公司的資本設有門檻。剛起步的企業，註冊資本 壹般會比較少，隨著企業的發展，資本的增加，就會隨時招致責罪的風險。
二是虛假出資罪。這個罪名和虛報註冊資本罪容易混淆，兩者的區別在於，虛假註冊資本 罪欺騙的是登記主管部門，而虛假出資罪欺騙的是其他股東或債權人。
三是抽逃出資罪。跟虛假出資罪相關，在公司成立后，如果妳是公司發起人或股東，除非 是經其他股東同意的正常退股，不能把入股的資金、房子、技術專利等轉走，否則就涉嫌將註冊資金抽逃。
四是徇私舞弊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如果妳是壹家國有企業管理人員，將國有資產 低價折股、低價出售或者無償分給個人，可能會涉嫌此罪。
五是私分國有資產罪。國企、事業單位負責人，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私分給個人，數額較大則涉嫌此罪。
六是集資詐騙罪。如果未經主管部門批准，向不特定的社會人群募集資金，妳就有可能涉 嫌集資詐騙罪。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陳有西稱，這是民企的專屬罪名。實際上最高 可到死刑。近年以此罪被判死刑的，都是民營企業主。
七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如果妳經營壹家特許加盟店，對會員許諾以高額回報籌集資金，就可能涉嫌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罪。當然，還有以支持生態環保、植樹造林等為幌子變 相吸收公眾存款的。
八是高利轉貸罪。如果妳的公司從銀行貸出了壹筆款，沒能立即使用而成為閑散資金，為了減少利息損失，妳將這筆貸款借給他人使用並收取高於銀行貸款的利息，就可能涉嫌此 罪。
九是虛報破產罪。如果妳是壹家公司的老闆，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債權人利益受到損害，仍隱瞞財產、積極轉移和處分財產後實施破產，就可能涉嫌此罪。
十是非法經營罪。如果妳未經許可經營專營專賣物品，買賣進出口許可證、進出口原產地證明都可能涉嫌此罪。此罪是從被取消的投機倒把罪中衍生而來。
上述十大罪名，並不能窮盡民營企業家被構陷的全部「原罪」。只要認為有必要，壹些層 出不窮的罪名就會根據不同的企業家「量身定做」。在系統性的政策歧視之下，各級官員 出於個人目的侵害民營企業的違法成本極低。
陳有西認為，中國民營企業面臨三大困境:消滅限制私營經濟的基礎理論環境;公權用刑 法手段強制剝奪私企財產的法律環境;以及高度壟斷限制私營經濟生存空間的金融環境。 這三大困境，僅僅用微觀的刑罰界限去解讀，是無法找到答案的。
在改革近乎停滯、中國企業家不安全感激增的大背景下，孫大午重點提醒民營企業家的 是:壹是不要得罪政府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中國現狀，有些人是可以口含天憲、言出法隨的，挑壹頂帽子給妳，弄個冤假錯案，容易得很。二是離政治遠壹點。壹旦碰了政治 穩定的高壓線，某些特權是可以先抓人後找罪名的，官貴民賤，在有些人那裡厲害著呢。
案例:民營企業家孫大午「非法」案
民營企業家孫大午是大午集團創始人，他從承包荒地辦養雞場發展到擁有六七千工人的企 業、壹所近萬人師生學校和三甲醫院。2003年，公司在發展高峰，又從國有銀行貸不到 款，只好向自己的親朋好友和員工借款。因為當地窮，農民無錢但有糧食而且賣不出去， 他的飼料公司通過向農民借糧食，同時付給利息，半年後按作價本利同付。不僅幫了農民 也促使大午集團飼料廠飛速發展，農民將這個做法叫做大午糧食銀行。當地政府領導壹不 高興了，就把他找了壹個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罪名，處以有期徒刑3年;公司還有20多人被抓。
2015年，大午集團決定開發養老項目。2016年，得到當地政府批准。然後，土地局勘測 了土地，認定項目合規予以批准。2017年的7月被評為康養小鎮，市委市政府還發了康 養小鎮的證書。公司交了400多萬土地使用費，開始建設。2017年的8月，土地局變卦， 稱此項目違法，又不說違什麼法。2018年，土地局發通知，要沒收康養小鎮，炸掉7.7萬 平方米的養老公寓，並下達罰款通知。孫大午走投無路，只好將此案向行政法院起訴，但 是不斷受到各方的騷擾和威脅。
案例:陳有西律師講述:
「我們辯護的貴州打黑第壹大案，黎慶紅的案子，他被判了15年。政府說他的爸爸是壹 個由五十七個人組成的黑社會團伙的第二號老大，我為他爸爸辯護，第二也是為他不涉黑 辯護。他爸爸是5個罪全部不成立，無罪釋放。貴州打黑第壹大案，我們這個辯護是成功 的。也就是說，57個團伙的第二個被告居然是假的，5個罪名全部是不能成立的，公安、 檢察全部把他送上法庭，把他關了將近3年，最後無罪釋放。最後，把他的兒子堅決要定 成黑社會，判他15年。他原來是貴州的政協委員，因為牽涉到黃瑤的案子，想從他這裏 找到壹個行賄的突破口，找來找去找不到行賄，最後把他搞成黑社會了。」
案例:得罪權貴石立軍10億資產消失
山東蒙陰縣民營企業家石立軍1999年設立了山東省蒙陰棉紡織有限公司，每年產值達4 億多元，如數上繳大量稅金。2013前，他擁有三家紡織公司、資產市值逾10億;石立軍 因為個性較耿直，怠慢了來棉紡廠視察的縣委書記朱開國。朱開國想占公司棉紡廠地皮， 增加自己政績，設計了職工罷工上訪的陰謀。以此為名，派工作組進公司，強行清算， 同時派出公安局以莫須有的罪名非法關押石立軍，長達910天。公司土地，辦公樓，生產 車間房產，生產設備和總價值11.6億多元的其他資產被朱開國等人非法搶奪、侵佔和毀 壞，導致企業全面停產，1000多名職工下崗，三年來造成的停產等間接損失更是無法計 算。朱開國公開宣稱要要把石立軍弄得傾家蕩產。
石立軍的企業本來是優良民企，本人是勞動模範，壹直合法經營。警方找不到罪名，不斷 虐待石立軍，連續審訊不準睡覺，關押期間讓其挨餓，警察聲稱是朱開國讓他們折磨石立 軍。最後公司內部運營借款中找到了未拿發票入賬的五筆費用來栽贓石立軍挪用資金。而 這五筆費用是給公安局四警區的贊助費.朱開國手下的司法部門以此將石立軍入罪，石不 服，壹直利用法律手段抗爭。但是等到2016年11月11日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終審改判石立軍無罪，他公司財產已被侵吞，至今仍不能收回和得到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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