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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紀霖

以文明崛起為核心，中國思想界有了新的聚焦。上世紀90年代後期，壹場自由主義與中共的大論戰，圍繞著現代性、自由、民主與公正等問題展開。從80年代啟蒙陣營分化出來的雙方激烈交戰，奠定了新世紀中國思想的基本格局。進入21世紀，中國思想界內部的分裂已成定局，對話轉化為獨白，冷諷代替了爭論。雖然不再有直接的交鋒，但在各自論述的背後，依然有壹場看不見、卻感覺得到的隱匿論戰。

這場隱匿的論戰，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焦點落在中國發展背後的價值正當性上：是繼續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堅守人類的「普世價值」，融入全球主流文明；還是尋求獨特的中國價值，為世界提供壹個另類現代性？這場「普世價值論」與「中國特殊論」的交鋒，雖然未在公共領域直接展開，但在有關中國的所有問題上，幾乎都可以窺見其背後的刀光劍影。



文明壹元論的「殊途同歸」



「普世價值論」者相信，世界各國、各民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殊途同歸」，萬川河流不管是來自黃土地、紅土地還是黑土地，最後都會彙集到西方的「藍色文明」之中。中國的未來只有壹條道路，那就是西方所代表的普世的現代化道路。

普世文明的確存在，但對此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明確區分了這兩種闡釋：壹種是在意識形態「冷戰」或者「傳統與現代」二元式分析框架之中，將普世文明解釋為以西方為典範的、值得各非西方國家共同仿效的文明；另外壹種是在多元文明的理解框架之中，普世文明乃是指各文明實體和文化共同體共同認可的某些公共價值以及相互共享與重疊的那部分社會文化建制。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當思想界還沈睡在「冷戰」思維和現代化模式之中時，西方中心主義的確主宰過中國人天真的心靈。近十年來，隨著「反思的現代性」思維崛起，普世文明的內涵發生了轉變。西方與東方壹樣，只是眾多特殊文明中的壹種，所謂的普世文明正是各種特殊性文明中所共享的重合部分，是人類得以和平共處與健康發展的基本價值。普世文明不是壹組固定不變的靜態要素，而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更多文明的介入，處於不斷的再建構過程之中。

到了21世紀，全球的現代性解讀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仔細考察，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假如用帕森斯的三條鐵律(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來衡量，的確無法解釋。解開現代性的普世與多元內在緊張的死結，維特根斯坦的「家族類似」理論會給我們壹條新的路徑——在研究各種詞彙的時候，發現其意義是不確定的，只有放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之中，壹個詞才能獲得確切的意義，但不同語境下的同壹個詞的意義又是相似的。他將之稱為「家族類似」。也就是說，壹個家族的成員容貌都有相似之處，但並沒有共同的本質。這提示我們，現代性也不是壹種僵硬的本質或確定不移的目的，不是帕森斯式的三條鐵律。現代性意味著壹組價值，包括自由、權利、民主、平等、博愛、富強、幸福等等。這些價值按照以賽亞·伯林的說法，彼此之間很難和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在哪種價值具有優先性的問題上理解是不壹樣的。比如，英美比較注重自由與法治，法國突出民主，東亞注重發展和富強。具備了現代性這組價值中的大部分，具有「家族類似」的特徵。

不同的現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有品質高下之分，有好的與不好的區別。當壹個國家的現代性過於偏重某個價值，比如只注重國家富強，公民缺乏基本的人權保障，或者民主制度有了，卻沒有相應的法治秩序，貪污賄選成風，或者社會實現了平等，卻在普遍的貧窮中掙扎……凡此種種，我們都可以判定不是壹種好的現代性。唯有這樣的理解，我們才有可能在走出「文明壹元論」泥沼的同時，又不至於陷入「價值相對主義」。



中國特殊論的「分道揚鑣」



歷史主義者持有的「文化相對論」認為，各個民族與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由於國情與文化不同，各有其價值所在，不同文化間不可通約，不存在壹個為不同文化和民族共享的普世文明。全球的現代性模式不是「殊途同歸」，而是「分道揚鑣」，妳走妳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彼此間沒有共同的道理可講。

與原教旨自由主義用「普世價值」代替「中國價值」相反，中國的歷史主義者們有壹種將「普世價值」與「中國價值」人為對立的默認。似乎普世價值就是西方價值，中國的「好」壹定要與西方的「好」對著干。的確，西方現代性具有複雜的雙重性，問題的關鍵在於吸取何種西方文明：是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呢，還是野蠻擴張的國家理性？令人驚異的是，中國的歷史主義者似乎與子安宣邦、酒井直樹這些日本左派學者不同，他們批評西方的炮火，不是瞄準以富強為導向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這方面反而令他們驚羨不已——而是靶指自由民主的啟蒙價值。於是，對西方現代性的討伐變成壹個有選擇的逆向揚棄：拋棄了制約人類狂妄自大的文明價值，而獨獨留下了最可怕的馬基雅維利主義。

中國的歷史主義在乎的只是「我們」與「他者」的區別，以為只要是「中國的」，在價值上就壹定是「好的」。這種封閉的「敵我論」並不能構成有效的價值正當性。因為，「我們的」價值，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歷史當中，都無法推理出必定等同於「好的」和「可欲的」價值。

中國文明在歷史上曾經是天下主義，到了今天這個全球化時代，如何轉型為與普世文明相結合的世界主義，這是文明大國的目標所在。在這個目標之下，必須在全球對話之中有自己對普世文明的獨特理解。這壹理解不是文化性的，不能用「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的主權不容別人來說三道四」這類慣常語自我辯護，不是以中國特殊的價值與利益為皈依，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標準來說服世界，證明自己的合理性。

文明與文化不同，文明關注的是「什麼是好的」，文化關注的則是「什麼是我們的」。文化是為了將「我們」與「他者」區別開來，實現對「我們」的認同，解決自我的文化與歷史的根源感，回答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又要到哪裡去？但文明要從超越的視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歷史——回答什麼是好的？這個「好」沒有「我們」與「他者」之分，是全人類普遍之好。「中國特殊論」貌似政治正確，卻將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層次，大大矮化了中國文明，實非中國之福音。



文化多元論的「理壹分殊」



與「文明壹元論」的「殊途同歸」和「文化相對主義」的「分道揚鑣」不同，「文化多元主義」的基本理念是「理壹分殊」。它承認不同的文化之間雖然有質的不同，但彼此之間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並且在壹些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上，有可能獲得共約性，比如自由、平等、博愛、公正、和諧等，只是對於這些價值之間何為優先，不同的民族與國家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選擇。「文化多元主義」可以與普世文明並存，主張用文明的對話取代文明的對抗，在各種文明平等的對話與交流之中獲得普世文明的價值共識。

在歐洲思想史中，早期的歷史主義有其特殊的理論貢獻，它糾正了啟蒙運動中普世理性忽視不同民族文化獨特性的偏頗，為人類普世理想的實現奠定了多樣性的民族文化之根。只是到費希特之後，歷史主義開始保守化，逐漸與國家權力聯手，變得歇斯底里。壹種在歷史上有影響的主義思潮，本身具有多歧性，就看與誰聯姻，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歷史主義有多種內在的發展脈絡，其在歐洲思想史中擁有與啟蒙同樣悠久的傳統，在義大利、英國和法國都有表現。但為什麼到了德國之後就發生了蛻變？德國歷史主義的大家梅尼克在納粹滅亡之後痛定思痛，發現19、20世紀的德國歷史主義拋棄了德國早期啟蒙運動中歌德、康德和赫爾德的人文主義傳統，而與普魯士保守的國家主義勾搭成奸，最後敗壞了德國文化的好名聲。

德國的這段沈痛往事，足以為中國的歷史主義者們敲響警鐘：妳可以秉持「中國價值」「中國模式」的歷史主義立場，問題在於妳的歷史主義在多元的中國文明當中與誰結盟，與那種傳統相結合？中國文明早已不是壹個同質化的整體，它早已風化為各種有待激活的思想碎片，就看妳的歷史主義青睞何種傳統，與哪壹種歷史傳統發生化學反應了！

文化相對主義認為，不同的文化價值沒有可比較的通約性，因而也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任何「好」都是相對的、局部的，只有對個別民族的「好」，沒有普遍的人類的「好」——再往前跨越壹步，便是尼采式的虛無主義。

而文化多元主義則可以與啟蒙的普世價值兼容共存。以賽亞·伯林認為，不同的文化價值是平等的：同等真實，同等終極，同等客觀，不存在價值的等級秩序。但對於人性來說，不管多麼複雜善變，只要還可以稱之為人，其中必然含有「類」的特徵。不同文化之間也同樣具有可通約的共同價值。雖然民族文化的差異很大，但核心部分是相互重疊的，這些核心價值和終極目標都是敞開的，是人類所共同追求的。我們有必要也有能力超越自身的文化、國家和階級的特殊價值觀，突破文化相對主義者企圖限制我們的封閉盒子，進入「他者」的文化。只要我們充分發揮想象力，總是可以理解「他者」的心靈，理解他們的生活目標，從而實現人類文化的共同性與多樣性。

我們的世界是壹個多元豐富的世界，文明壹元論的「殊途同歸」是不可行的；中國的發展不能自外於世界主流文明，中國特殊論的「分道揚鑣」無疑是壹條死路；惟有文化多元主義的「理壹分殊」，才有可能讓中國在不背離全球普世價值的前提下，探索中國自身的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