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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第一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一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路。人們可以看到，但凡捲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儘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麼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斗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注
2016年7月17日 毛澤東在抗戰期間到底在幹什麼？（18）延安整風對當代中國的影響
延安整風的三年是抗日戰爭極為嚴重的困難時期，中共卻在此時把大批幹部調回延安搞政治學習去了。這也證明中共在八年抗戰中多麼「逍遙自在」。
而不抗戰的毛澤東通過這場運動，不僅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絕對權威，還為他建政以後控制國家、控制幹部和控制人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控制傳媒，箝制民眾的思想。
1，「黨性第一」原則。胡喬木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也就是「黨性」要充斥在傳媒的每個細胞里。
2，反對「虛假真實性」原則。陸定一提出了一個有名的口號：『把尊重事實與革命立場結合起來』。考慮上面的第一個原則，「事實」和「立場」哪一個重要也顯而易見。
3，新聞的快慢必須以黨的利益為原則。他們說：『該快的快』，『該慢的慢』，『有的壓一下才發表，有的壓一下不發表』，一切必須聽命于黨的領導機關和最高領袖。
4，運用報紙指導運動的原則。在運動初期和達到高潮的一段時間內，集中報導，形成宣傳規模，用以教育幹部和群眾，震懾和打擊敵人。
5，新聞保密和分層次的原則。供領導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就是那時開始發行的，這也是領導人的特殊權利之一。
二、控制幹部，使之服從領袖。
1，以政治學習來洗腦。
2，交代問題和相互揭發。
3，建立幹部檔案制度。面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幹部，要他們寫自傳，詳細填寫履歷表，存入檔案，而且要反覆寫，看有沒有漏洞和矛盾。
4，等級制度逐步完善。王實味當時已經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著三色』。大、中、小灶制度1940年就在全黨推行。
黨是這樣解釋等級制度的：『同志們，並不是這些領導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點，而是黨的命令，黨因為這些同志對黨的貢獻和現在所負的責任，就有權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點。比如，毛主席，黨可以要他每天吃一隻雞。』
三、建構完整的政治運動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隊。1942年春寒料峭時，毛澤東發出整風動員報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和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結果他們都挨整，王實味最後還被殺。
2，另起爐灶向原來的權力機關奪權。在延安整風初期，1941年9月成立「中央高級學習組」，1942年6月乾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領導運動，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大部分職能。
3，採取激烈手段，達到目地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運動方式向來是熱發動、冷處理。先用逼供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激烈手段獲得「成果」，然後據說是避免處理時傷害太多人而冷處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緩和矛盾。
整風運動造成超過一萬人死亡。
1943年「整風」結束后，「毛主席萬歲」的口號才迅速傳遍延安。據李雪峰迴憶，彭真說是他第一個喊的。從彭真當時的地位和後來職務的升遷看，這是完全可能的。
在「延安整風」後期，中共黨內奉給毛澤東的「偉大」稱號比「文革」時期還要多。那時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偉大領袖」外，還有「偉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中國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來未曾有過的最偉大的領袖」，以及「毛澤東三個字不僅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而且成為東方各民族爭取解放的旗幟」等等。
－－https://shujingsong.blogspot.com/2016/07/17.html

2010年03月11日 毛澤東稱讚美國的民主和天賦人權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毛澤東8月底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戰後和平和建國問題。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向毛提出問題，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
毛澤東答：「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提出的「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頁）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華日報》也發表了多篇文章，讚頌美國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該報發表的社論《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1944年7月4日，該報又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這篇社論的內容與《解放日報》發表的社論內容完全相同。可見這是黨中央、毛澤東發的統稿。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時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兼任蔣介石參謀長的美國將軍史迪威要求華萊士向蔣介石交涉，蔣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當時號稱「中國通」的美駐華大使館二秘謝偉思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延安住近三個月，多次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交談。
在交談中，毛澤東表示中共堅持國共合作和反對分裂的立場，同時，也談到對美國的民主的肯定和嚮往。毛澤東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1949年10月，毛澤東取得了最高領導的地位。他大權獨攬，發動了多次的政治運動，在經濟上違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中反覆強調的允許包括個體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和發展的政策。政治上，他違反了當年主張並積極宣傳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萬冤假錯案堆積如山，連開國元勛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都被整死。當年許多人響應毛澤東的號召，為爭取民主自由奮力拚搏，但建國后卻被殘酷迫害，許多人被摧殘致死。
－－http://www.yhcqw.com/36/6930.html

轉載：《新華日報》《解放日報》言論選
筆者按：一直想搜集40年代時共產黨機關報的言論，因為這些言論無疑是對某些人最大的耳光。以下為筆者從網路搜集的內容，主要是轉載，由於出處多，不一一詳述，歡迎指正和補充－－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仆應得的「自由「，超出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你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0年12月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它們對於「異己」的進步報紙，採取各色各樣的限制、吞併和消滅的辦法，如檢查稿件、任意刪削，威脅讀者、阻礙推銷，派遣特務打入報館、逐漸攘奪管理權，最後則強迫收買，勒令封閉。
－－《解放日報》1943年9月1日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胆、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現在，官方豢養的論客們更公然地企圖恐嚇人民，說國民黨是希望中國安定的，而共產黨卻希望天下大亂…中國共產黨，不但「要變不要亂「，而且正是要「以變止亂「……（國民黨反動派）也是希望某一種「 安定」的，但那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他們的統治「安定「了，中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會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沒有事做、沒有書讀、沒有說話的自由、沒有走路的自由、沒有住家的自由……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新華日報》1946年5月17日社論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須徹底廢除現行檢查辦法，
－－《新華日報》1945年6月26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新華日報》1945年9月27日社論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維持一黨專政的政策是建立在製造飢餓和災荒上的，所以這些救災的治本辦法，只有國民黨確定的和各黨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時，才能完滿解決。
－－《新華日報》社論1946年3月30日
－－http://franklc.com/archives/490

2019年11月13日 製造階級仇恨，毛澤東殘忍消滅數百萬地主
研究當代中國歷史、著有反映反右運動的《陽謀》一書的丁抒對美國之音說：「在1957年毛髮動反右鬥爭之前，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比如從建政開始，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射穢主義改造、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及肅清反革命，這是比較大的，還有一個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這些頻繁的運動充分顯示了毛「運動治國」特色，「運動是一個接著一個，有時一個運動還沒有完，另一個就開始了。幾乎沒有無運動的時候。有的是運動重疊。譬如土地改革運動是1950至1953年，鎮壓反革命運動也是1950至1953，」丁抒說。
縱容暴力、殺人立威是毛澤東發動這些運動的普遍特點。文革歷史專家、加州州立大學河濱分校圖書館的研究員宋永毅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做出的推算，從1950至1954四年間，中國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0萬。「它應當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運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高的一次。這一數字，和不少長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學者的估計雷同。」
根據原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學院副教授譚松、原澳門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志東和原中國山西社科院學者智效民在川東、山西平定縣和晉綏地區的調查，當地的土改充滿暴力血腥。
譚松對美國之音說，激發他此後14年調查土改真相的一件事是2003年在走訪中聽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時候，在一個大院裏面，四個民兵把一個地主的小老婆輪姦之後，用一個鐵杆從她下身穿進去，把她子宮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這個現象以後感到非常悲憤，決定馬上調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討會論文說，山西「開明紳士」牛友蘭在抗戰中全力幫助中共，曾赴延安參觀並受毛澤東、朱德接見。但土改到來時，仍在劫難逃，61歲的他被反綁雙手，「鬥爭進入高潮后，他被兩人按住頭，將一根鐵絲穿進鼻孔，並強迫主席台上任晉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兒子牛蔭冠牽『老牛』遊街示眾。沒過幾天牛友蘭就死於關押他的窯洞里。」
智效民說，被毛澤東稱為「開明紳士」的劉少白和他的弟弟劉象干也被清算，「劉象干被活活打死後還被自己的兒子補了兩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傳部長白建華後來回憶說：「會還沒有開了一半，劉象坤就被眾人你一拳我一腳，你一棒子我一石頭給活活打死了。貧農團都是些年輕後生，力氣大，下手狠，打人的聲音聽得清清楚楚，我當時在場，人多，等明白過來是怎麼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沒氣了。」
郝志東在2015和2017年多次調查家鄉山西省平定縣地主被斗情況，了解到當地在開完鬥爭會後慣用石頭砸死地主。山西平定縣「開明紳士」、民國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門地主賈秀寶雖然主動交出財產和耕地、並在鬥爭會上做坦白，但由於區、村幹部已做好處決他的安排，結果被五花大綁架著押到河灘上用石頭砸死。
2017年5月郝志東記錄了王家莊10人被用鐮刀剮死的情況，「行刑前沒有宣布任何罪狀，行刑后也沒有宣布任何罪狀。」
郝志東2015年8月22日和東回村的李先生訪談，李先生介紹了村裡一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殺的慘況：「李全福有母親、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讓他們住在村裡最低等最壞的爛窯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親、妻子和妹妹商量，父親都被害死了，恐怕咱們也活不成。一家五口決定集體跳井，在窯洞外的一口井中溺水死亡。」
譚松告訴美國之音，他在田野調查中，發現地主當初和農民的關係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產黨所說的你死我活的對立階級矛盾是階級敵人，像他們編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楊白勞，全是謊言。」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認為，農民與地主的階級對立是中共通過暴力土改刻意製造出的。
「毛澤東最喜歡設定計劃數字，」《陽謀》的作者丁抒說，也就是在政治運動中按比率殺人、關人、管人。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國第二次公安會議上說：「毛主席說不殺反革命就不象個革命的樣子。」「殺反革命必須有計劃」。丁抒說，在鎮反中毛澤東給農村定的計劃是「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點五為適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丁抒說：「3000，正是當時上海約600萬人口的『千分之零點五』」。
在反對胡風分革命集團運動中毛澤東指示，「黨政軍民機關、團體、企業、學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佔5%。」
在肅清反革命運動中毛重申：「對於高級知識份子的重點對象，必須也同其他方面一樣，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為肅反定的指標是「反革命5年抓150萬，每年30萬。」
毛澤東1958年在中共的一次會議上大笑著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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