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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2016年7月17日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到底在干什么？（18）延安整风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三年是抗日战争极为严重的困难时期，中共却在此时把大批干部调回延安搞政治学习去了。这也证明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多么“逍遥自在”。
而不抗战的毛泽东通过这场运动，不仅确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还为他建政以后控制国家、控制干部和控制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控制传媒，箝制民众的思想。
1，“党性第一”原则。胡乔木说，党报‘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也就是“党性”要充斥在传媒的每个细胞里。
2，反对“虚假真实性”原则。陆定一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考虑上面的第一个原则，“事实”和“立场”哪一个重要也显而易见。
3，新闻的快慢必须以党的利益为原则。他们说：‘该快的快’，‘该慢的慢’，‘有的压一下才发表，有的压一下不发表’，一切必须听命于党的领导机关和最高领袖。
4，运用报纸指导运动的原则。在运动初期和达到高潮的一段时间内，集中报导，形成宣传规模，用以教育干部和群众，震慑和打击敌人。
5，新闻保密和分层次的原则。供领导干部阅读的参考消息就是那时开始发行的，这也是领导人的特殊权利之一。
二、控制干部，使之服从领袖。
1，以政治学习来洗脑。
2，交代问题和相互揭发。
3，建立干部档案制度。面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要他们写自传，详细填写履历表，存入档案，而且要反复写，看有没有漏洞和矛盾。
4，等级制度逐步完善。王实味当时已经指出延安‘食分五等，衣着三色’。大、中、小灶制度1940年就在全党推行。
党是这样解释等级制度的：‘同志们，并不是这些领导同志自己要求享受得好一点，而是党的命令，党因为这些同志对党的贡献和现在所负的责任，就有权利命令他，要他把健康保持得更好一点。比如，毛主席，党可以要他每天吃一只鸡。’
三、建构完整的政治运动模式。
1，引蛇出洞，摸底排队。1942年春寒料峭时，毛泽东发出整风动员报告，引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结果他们都挨整，王实味最后还被杀。
2，另起炉灶向原来的权力机关夺权。在延安整风初期，1941年9月成立“中央高级学习组”，1942年6月干脆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领导运动，取代了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职能。
3，采取激烈手段，达到目地后再道歉。中共的政治运动方式向来是热发动、冷处理。先用逼供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激烈手段获得“成果”，然后据说是避免处理时伤害太多人而冷处理，甚至用道歉、平反等方式缓和矛盾。
整风运动造成超过一万人死亡。
1943年“整风”结束后，“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才迅速传遍延安。据李雪峰回忆，彭真说是他第一个喊的。从彭真当时的地位和后来职务的升迁看，这是完全可能的。
在“延安整风”后期，中共党内奉给毛泽东的“伟大”称号比“文革”时期还要多。那时在延安，除了最普通的“伟大领袖”外，还有“伟大的革命舵手”，“不但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中国人民有了自己自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领袖”，以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等等。
－－https://shujingsong.blogspot.com/2016/07/17.html

2010年03月11日 毛泽东称赞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泽东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提出问题，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泽东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8页）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这篇社论的内容与《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内容完全相同。可见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发的统稿。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泽东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1949年10月，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中反复强调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政策。政治上，他违反了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整死。当年许多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争取民主自由奋力拼搏，但建国后却被残酷迫害，许多人被摧残致死。
－－http://www.yhcqw.com/36/6930.html

转载：《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言论选
笔者按：一直想搜集40年代时共产党机关报的言论，因为这些言论无疑是对某些人最大的耳光。以下为笔者从网络搜集的内容，主要是转载，由于出处多，不一一详述，欢迎指正和补充－－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像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
－－《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0年12月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
－－《董必武选集》第54-55页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進步报纸，采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
－－《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 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進；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進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
－－《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限制自由、镇压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脉真传，无论如何贴金绘彩，也没法让吃过自由果实的人士，尝出一点民主的甜味的。
－－《新华日报》1944年3月5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
－－《新华日报》1945年9月27日社论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進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
－－《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维持一党专政的政策是建立在制造饥饿和灾荒上的，所以这些救灾的治本办法，只有国民党确定的和各党派一道走上和平、民主的道路时，才能完满解决。
－－《新华日报》社论1946年3月30日
－－http://franklc.com/archives/490

2019年11月13日 制造阶级仇恨，毛泽东残忍消灭数百万地主
研究当代中国历史、著有反映反右运动的《阳谋》一书的丁抒对美国之音说：“在1957年毛发动反右斗争之前，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比如从建政开始，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工商业射秽主义改造、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肃清反革命，这是比较大的，还有一个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这些频繁的运动充分显示了毛“运动治国”特色，“运动是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个运动还没有完，另一个就开始了。几乎没有无运动的时候。有的是运动重叠。譬如土地改革运动是1950至1953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也是1950至1953，”丁抒说。
纵容暴力、杀人立威是毛泽东发动这些运动的普遍特点。文革历史专家、加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图书馆的研究员宋永毅说，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做出的推算，从1950至1954四年间，中国地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0万。“它应当是中共建政后所有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最高的一次。这一数字，和不少长期研究中共土改的学者的估计雷同。”
根据原重庆师范大学涉外商学院副教授谭松、原澳门大学社会科学系主任的退休教授郝志东和原中国山西社科院学者智效民在川东、山西平定县和晋绥地区的调查，当地的土改充满暴力血腥。
谭松对美国之音说，激发他此后14年调查土改真相的一件事是2003年在走访中听到的故事。“就是在土改的时候，在一个大院里面，四个民兵把一个地主的小老婆轮奸之后，用一个铁杆从她下身穿進去，把她子宫戳破，她死了，流血而死，我了解这个现象以后感到非常悲愤，决定马上调查。”
智效民的土改研讨会论文说，山西“开明绅士”牛友兰在抗战中全力帮助中共，曾赴延安参观并受毛泽东、朱德接见。但土改到来时，仍在劫难逃，61岁的他被反绑双手，“斗争進入高潮后，他被两人按住头，将一根铁丝穿進鼻孔，并强迫主席台上任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的儿子牛荫冠牵‘老牛’游街示众。没过几天牛友兰就死于关押他的窑洞里。”
智效民说，被毛泽东称为“开明绅士”的刘少白和他的弟弟刘象干也被清算，“刘象干被活活打死后还被自己的儿子补了两刀”。原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长白建华后来回忆说：“会还没有开了一半，刘象坤就被众人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棒子我一石头给活活打死了。贫农团都是些年轻后生，力气大，下手狠，打人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我当时在场，人多，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人早就躺在地上没气了。”
郝志东在2015和2017年多次调查家乡山西省平定县地主被斗情况，了解到当地在开完斗争会后惯用石头砸死地主。山西平定县“开明绅士”、民国教育家周克昌就是被砸死的；大石门地主贾秀宝虽然主动交出财产和耕地、并在斗争会上做坦白，但由于区、村干部已做好处决他的安排，结果被五花大绑架着押到河滩上用石头砸死。
2017年5月郝志东记录了王家庄10人被用镰刀剐死的情况，“行刑前没有宣布任何罪状，行刑后也没有宣布任何罪状。”
郝志东2015年8月22日和东回村的李先生访谈，李先生介绍了村里一家五口在土改中跳井自杀的惨况：“李全福有母亲、老婆、孩子和妹妹。他的家都被分了，让他们住在村里最低等最坏的烂窑洞。有天晚上他和他母亲、妻子和妹妹商量，父亲都被害死了，恐怕咱们也活不成。一家五口决定集体跳井，在窑洞外的一口井中溺水死亡。”
谭松告诉美国之音，他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地主当初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根本不是共产党所说的你死我活的对立阶级矛盾是阶级敌人，像他们编造的《白毛女》、《收租院》、南霸天、杨白劳，全是谎言。”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认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是中共通过暴力土改刻意制造出的。
“毛泽东最喜欢设定计划数字，”《阳谋》的作者丁抒说，也就是在政治运动中按比率杀人、关人、管人。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1950年10月在全国第二次公安会议上说：“毛主席说不杀反革命就不象个革命的样子。”“杀反革命必须有计划”。丁抒说，在镇反中毛泽东给农村定的计划是“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城市中……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毛指示上海市委“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丁抒说：“3000，正是当时上海约600万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
在反对胡风分革命集团运动中毛泽东指示，“党政军民机关、团体、企业、学校中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5%。”
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毛重申：“对于高级知识份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他为肃反定的指标是“反革命5年抓150万，每年30万。”
毛泽东1958年在中共的一次会议上大笑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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