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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第一代黨匪的主要人物，並通過每位些許的歷史事件來顯現其人的惡劣稟性，同時也將一些被埋沒的歷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開。所有內容皆來自網路。人們可以看到，但凡捲入了這似絞肉機的共產體制，如不儘早脫離，像陳獨秀、張國濤等，那麼其結果，不是為爭權奪利在傾軋互斗中悲慘痛苦地被滅亡，能活下來的，就幾近魔鬼了。與前兩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義，並附上鏈接網址；閱者欲知詳情，把文章題目或網址輸入互聯網即可。
－－整編者注
誰喝掉了大飢荒年月生產的兩千多噸茅台酒?
貴州省不是我的家鄉，但來貴州第二年發現的一組中國名酒茅台酒的數據，讓我產生了與山西省家鄉同等重量的記憶。這是我如此投入講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斷斷續續地發現、積累，一組數據變成一系列數據。
這組數據的起點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飢餓的年代，茅台酒合計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
按照茅台酒糧酒生產5：1的比例計算，即生產一斤酒，耗費糧食五斤，2079噸茅台酒，耗去原糧約1.04萬噸。
也許有人會質疑：茅台酒是窖藏生產，入庫窖藏時間為4年以上。按照這個邏輯，1959-1961年生產出的酒，應該是1955-1957年先行生產出來放在窖中的，沒佔用飢餓年月的糧食。
那麼，飢荒蔓延全國的1959－1961年茅台酒廠是否使用了當年的糧食？查閱茅台酒廠歷年使用原糧統計,比文章第5段理論計算的耗糧量還多：這三年實際用糧1.13萬噸，其中高粱1085萬斤，小麥1175萬斤。
線索到了這裏，一連串的疑問自然產生。一是，這些糧食來源何處？二是，當時仁懷農民的生活狀況究竟怎樣？三是，全中國缺糧的年月，為什麼茅台酒廠能有多餘糧食生產奢侈性消費品？四是，國有企業為什麼沒有主動慈善救濟民間的自覺？五是，這些酒，哪裡去了？六是，茅台的後來人，是否給飢餓受難、甚至死於飢餓的人們道歉了？
1960年，是現代歷史上國人口糧最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廠領導向上級呼籲，貴州從全省各地調集原糧支援。各地調糧數據為：
遵義地區11萬斤、畢節地區29萬斤、銅仁地區10萬斤、黔東南地區12萬斤、貴陽市7萬斤、湄潭縣1萬斤、習水縣10萬斤、銅梓縣10萬斤、正安縣1萬斤、赤水縣4萬斤、務川縣1萬斤、熄峰縣1萬斤、仁懷縣20萬斤，共計117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省江津縣調來70萬斤，才保證當年生產出912噸茅台酒。飢荒年代的這個單年生產茅台酒記錄，直到改革開放、"中國重新出發"的1978年才被超過。
"端午踩曲，重陽下沙"，是茅台民間形容釀酒的過程的諺語。曲，是麥子，如同藥引子，在端午前後製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帶殼的高粱磨碎蒸煮謂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過濾為熟沙之後，拌入穀殼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發酵過程的俗稱。也因此，有詩人說，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麥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懷沒有詩意，只有"餓魂"。
從現有掌握的資料來看，仁懷的飢餓，爆發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陽"之間的7月份。
當地文件記載：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懷有各種病人8384名，其中浮腫5335人佔總人口1.49%。最嚴重的三元、大同生產隊害浮腫的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種，人數達到27.7%。調查者在調查途中，親眼看到4個青壯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1959年年底，當年的茅台酒產量為820噸，比「大躍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噸，是1953年產量的10倍以上。同年，國家投資茅台酒廠120萬元搞擴建。
仁懷幹部楊代緒說：這個時候可以講餓死了人的話了，但災難鋪天蓋地般來了，人人都只想用什麼辦法填飽肚子。楊代緒列出當年農民的"代食品"清單的名字有：枇杷樹皮、干胡豆葉、干藤葉、芭蕉頭、棉花籽油、娃兒腸（一種豬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樹皮、干牛皮等。
1961年縣委《大事記》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驚人。病人要，一集中、二歸口、三休息、四治療。大抓代食品，以蕨巴為主。
1月18日：病情發展，死亡上升。15日統計，仁懷全縣有各種病人24342人，佔總人口的7.4%。其中，浮腫6399人，乾瘦病4939人，婦女停經、子宮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統計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縣現在還有各種病人26744人。其中，最嚴重的有66個生產隊，病人佔30－50%。
2月11、12、21日，縣裡連續開會，大意為：分析嚴峻局勢；整頓工作作風；大搞代食品；檢討反瞞產中打人、把個別向中央寫信的人關押致死的錯誤；在10天內堵住不正常死亡現象。
4月4日：至今全縣每天死亡人數仍在30人左右。縣委指出全黨全民共同努力，將全縣病人由2.6萬多人下降到1.9萬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產任務為1131.6萬斤，不包括茅台酒廠。培訓技術，取得經驗，全面交流。（原料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為了夏收到來，縣委決定，以生產隊為單位組織勞力集中收。口糧、種子、飼料由大隊統一掌管。生產隊的口糧由大隊定期發給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數猛然上升20%"。（據其它資料對比，換算出具體人數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縣裡決定，夏糧徵購3543.05萬斤，生產隊集體入倉910.4萬斤。夏糧任務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腫病、疳病4890人。但情況依然嚴峻。通報要求，各級黨委要一手抓生產、一手抓治病，"兩手都要硬"。
可能很多人難以理解，民間如此飢餓，茅台酒為什麼還在繼續生產、並且產量還在大躍進？
原因，一時難以說清。茅台酒廠集體署名的"紀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個細節，也許可以從中看到某些關聯性。
一九八九年秋天，《茅台酒廠志》的工作人員進京請老首長周林寫序時，七十八歲的周林向酒廠來人問道：「一九五八年，中央召開成都會議，有天晚飯後，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產萬噸，要保證質量的事，你們寫了沒有？」"
集體署名的文章接下來寫道："毛主席關心茅台酒廠的事，當然要寫，要名垂青史"。
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1958年讓周林把茅台酒年產搞上一萬噸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兩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傳略》，敘述"上萬噸"這個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產量太少，供不應求"。
人們可能還會疑問，這樣嚴重的飢荒，難道政府沒有救濟？有。在大飢荒中，仁懷來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自然災害"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合計發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計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濟。二是"生活困難救濟"名目下，1960-1962年，共發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濟。三是"困難費"名目下的救濟，1959--1961年三年合計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萬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濟。四、其他幫助，投入疾病專用款13萬元；1959年給麻風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發衣被款19177元；1961年發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飢荒中仁懷糧食市場有價無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豬油20元/斤，豬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麵條3.2元/斤。針對上述的救濟，我們可以換算如下：按單人得到的最高金額救濟種類計算，在大約佔全縣農民總數5%的受救濟農民中，一個人一年得到的救濟款，還不夠買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誰喝掉了飢餓年月生產的兩千多噸茅台酒？
誰想過給那些飢餓、貧窮、死亡的人們道歉？
－－http://edubridge.com/erxiantang/l2/maotai.htm

2014年8月15日 馮客教授談「中國大飢荒」：三個驚人的發現
前不久，香港大學教授、中國歷史學家馮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歷史著作《毛的大飢荒》（Mao""""s Great Famine）一書贏得英國塞繆爾R26;約翰遜文學獎。
日前馮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學府斯坦福大學，就這段中國歷史進行專題演講。他說，在查閱研究當年的歷史檔案中，他有三個驚人的發現。
1、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 其中包括兒童與孕婦
使他吃驚的第一個發現是，大躍進時頻繁濫用酷刑，而受刑對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兒童、婦女、更有孕婦。他說：「檔案局有非常詳細的報告，誰為什麼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廣東，孩子們被捆綁后推下水塘，一個12歲的小男孩被關進一個吊起的籠子。開始時我以為這隻是一個個例，但當我在其它檔案館 (調查時)，暴力(的記載)一次又一次地出現――異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壓。」
在研究中，他發現安徽阜陽有8百萬人，當地的歷史學家，非常詳細地記錄了大飢荒時的情況，數據顯示有240萬人死於非命。
檔案館有很多具體數據，多數來自於公安部，也有來自於統計局與省、縣62-64年的調查報告，通過這些數據，馮客估計「大飢荒」時代，中國至少有4仟5佰萬人死於非命。其中6-8%死於暴力。
2、很多在飢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餓死 而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
他的第二個意外發現，是在大飢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給予食物，而非無食
餓死。
馮客表示，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被沒收、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而為了滿足黨組織不斷下達的更高上交指標，許多地方對病者、弱者、反對者、開會睡覺著、所謂的壞因素和右派，採取了禁食的懲罰，這樣的例子在檔案中並不少見。例如，四川許多縣，80% 的人死於無食懲罰。
但大飢荒所造成的後果遠遠超過了死人，馮客表示，強硬的公社化手段導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環境的破壞，也導致了人性的惡化與人們在道德上的妥協。
他舉例「在湖南省的一個村莊里，一個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為這個孩子偷了一把糧食，這個父親三周后傷感而死。」從檔案史料中他發現，活埋在全國一次、一次地出現。
3、一切災難是由一個可怕的執政系統發動 並導致人民的道德墮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與一隊人同行，在淮河與黃河流域進行了3個月的調查，期間發現裸體死去的婦女和孩子，經調查發現她們為了要口飯吃，把身上的衣服變賣了。
在馮客的書中，不僅記載了大飢荒時的災難，也記載了人們的生存方式。在對民眾的採訪檔案中，馮客發現，「偷」是一個最決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為了能否存活的問題。「銷售員在店裡偷東西、協助人員開假髮票、在賬本上做花樣……」
「一個名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報到最高領導人，他的雙腿被鐵絲捆，有人用一塊十公斤的石頭砸他的背，他的一隻耳朵被剁，最後一個人用滾燙的工具烙他。為什麼?因為這個人偷了一個土豆」他說，
據檔案記載，1961年1月甘肅省發生了500起農民成群搶劫貨車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車中，4仟農民把貨車搶劫一光，有一次農民們從貨車上搶劫了軍服后，穿著軍服再搶劫了當地的糧庫。在湖南的一個縣，兩個月中30個糧庫被搶或被燒。
在強大的政治高壓下，人們失去了一切后開始墮落，社會也開始崩潰。馮客表示，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殘，鄰居之間互相盜竊，家庭中的弱者成為了被欺負的對象。有的為了孩子的未來，將孩子賣掉。被丈夫拋棄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對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還是孩子的生命選擇中痛苦掙扎，被逼將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殺。此時中國的自殺率急劇升高。
馮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農村的貧民，為了生存必須在道德上做出多種妥協，所以大破壞與墮落同步進行」。而這一切都是一個可怕的執政系統中執行著。－－https://bbs.wenxuecity.com/dajihuang/1342449.html

2015年3月21日 隆重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
一家報社，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把中國的糧食產量一舉提高到畝產萬斤、畝產十萬斤，這是什麼精神？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的樂觀精神，這是「官出數字、數字出官」的創造精神，這是「不管你們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
錢學森認為：只要充分調動農民勞動積極性，加大栽種密度，多施化肥，夜晚點上電燈讓稻田繼續進行光合作用，畝產萬斤完全可以在射穢主義中國率先實現。有三個人對錢學森的觀點提出批評，一個叫巴金的作家，一個叫方勵之的學者，一個叫袁隆平的農技員。爭論到了中南海，於是乎，巴金送進五七幹校，方勵之下放工廠，袁隆平發配到海南島的荒郊野外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人民日報自1948年創刊以來，堅持不說假話專說真話，這源於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
現在大家紀念人民日報畝產萬斤報道發表55周年，可見當年報道的感人之深。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一個做過中國夢的人。
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 （舊文）
五十年前，樸實的中國農民突然說起夢話，他們興奮而自豪地向全國、全世界宣布：他們種植的水稻，已經達到畝產「十三萬斤」！
那麼，畝產十三萬斤是個什麼概念呢？
簡單地說，就是誇大了將近兩百倍！
形象地說，就是你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幣，報紙以及領導卻告訴你說：同志，你現在有十三萬元人民幣了！
假如這六百五十元人民幣，真的跟買彩票中獎一樣，變成了十三萬元人民幣，那麼，中獎的人就是跟范進中舉一樣興奮地發瘋也值得。
可惜的是，范進中舉是真的，換言之，他瘋得也值。而我們畝產十三萬斤的衛星卻是假的，我們這個瘋，發得冤。
按說，像這樣連孩子都不會相信的謊言是騙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麼一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數還是我們的黨政領導。
因為偉大的領袖相信。 只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鄧拓用《偉大的空話》譏諷了一下，代價是以死謝罪。彭德懷用《萬言書》指正了一下，結果是憑空給他捏造一頂「反黨集團」的帽子。
在這種專制專橫氛圍下，誰願意直抒胸臆？
於是，說謊與欺騙很快在全黨全國成燎原之勢。疾風勁草，只能被燒焦。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為馬的方式，來區分路線鬥爭中的敵我。
畝產萬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為馬並列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虛構的，所以還是中國人厲害！
－－blog.creaders.net/u/5661/201505/219717.html

2015年6月1日 安徽大飢荒大量人吃人事件 吃法多樣慘不忍睹
城關公社葛魚池生產隊（《安徽省亳縣地名錄》254頁，以下簡稱《地錄》）[注：《安徽省亳縣地名錄》是亳縣地名委辦公室通過地名普查編寫於1984年8月出版的歷史資料。從1958年公社化開始，至1983年9月政社合一的體制全部解體，恢復了區（鎮）鄉體制。本文所用地名，均以原公社化時老公社和生產隊（村莊）名稱為準。]一個名叫實話的農民，於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餓死了，剩下一個八九歲的女兒由他收養，不久也餓死了，被其煮吃后，實話本人精神緊張，曾患病多年。
雙溝公社王閣大隊大王莊生產隊（《地錄》273頁）王玉珍是我的親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餓死）1960年春第三個孩子餓死了，他與我姐把孩子煮吃了。在吃后腹瀉不止，於3月28日前後，他倆和母親先後死去。他們死後，剩下一兒一女兩個孤兒，被送進大隊孤兒院，后被我和妹妹分養成人。
大楊公社劉匠大隊朱寨生產隊（《地錄》241頁）1960年春朱李氏在全家四口人餓死三口的情況下，自己極度飢餓已奄奄一息，她在已死未埋的女兒身上啃吃了幾塊生肉。當大楊煙酒專賣處主任任懷贊前去其家檢查時，她已處於半昏迷狀態，但還知道要饃、要飯。生產隊朱本善把其情況告訴任的同時，看到她在床前腹瀉拉下許多爛肉。事到如此地步，即使有饃、有飯、有醫、有葯也難得救，何況沒有搶救條件呢，最後生死不明。
十八里公社候橋大隊孫何灘生產隊（《地錄》233頁）吳××，1960年春其父餓死後，身上被割掉幾塊肉，當生產隊長找人掩埋時，發現屍體肉被割的事實，於是隊長指屍訓吳，你毫無良心，敢吃你爹的肉。吳低頭不語，默認了之。從此，在當地傳開了「吳××吃爹」的慘劇！
魏崗公社逯樓大隊陳營生產隊（《地錄》69頁）1960年5月24日，縣委生活檢查組長孫振林（共產黨員、縣文化館副館長）帶領檢查組去該隊檢查生活，在檢查中除群眾反映餓死人等問題處，普遍強烈反映本村馬××，喪盡天良、毫無人性，在其父餓死後，不僅吃了父肉，並煮熟以每斤1.6元出賣。因當地領導迴避，特向檢查組反映。孫聽彙報時亦表示管不了此事，我亦迴避。
城父公社龍台廟大隊韓老家生產隊（《地錄》256頁）一個名叫韓三的16歲青年，1960年春父母餓死以後，即與其弟韓四在一起生活。同年3月將其弟韓四打死吃肉。把頭和脊背放泥囤里，正在煮肉時被幹部發現。經審問供認殺弟吃肉的事實。因其未滿18歲，經公社黨委研究決定，將韓三抓送公社火箭營（公社小農場，勞武結合經常隨意關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關押，數日後在火箭營死亡。
觀堂公社集東一里張庄生產隊（《地錄》167頁）張韓氏一家四口人，1960年春餓死二人之後，身邊只剩下一個女兒，經常和她爭飯，又迫於飢餓人性喪失，打死了女兒煮吃。之後精神稍有失常，不斷叫喊女兒的名字，本人以後改嫁。
五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樓村（《地錄》114頁）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邊一個十來歲的女兒，經常與其爭飯，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楊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庄（《地錄》240頁）農民孫其龍一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餓死幾人之後，對其中活著的一個兒子（是禿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瀉，致使全家死亡。
古城公社洺北大隊西王莊（亦稱河西王，《地錄》293頁），1960年春全村有幾戶都吃人肉，大隊發現后，多次教育制止無效。大隊書記耿××下決心抓典型。有一次抓到王××的母親吃人肉的事實，將其捆綁毆打后，送公社火箭營關押，不久死亡。該庄吃人肉的問題得到制止。
據縣委生活檢查組組長（中共黨員、縣法院副院長）陸美（女）1960年彙報，在魏崗公社張任大隊檢查生活，大隊幹部向她彙報，蒿庄生產隊（《地錄》67頁）40多戶的村莊，約有10多戶吃人肉，幾乎天天夜裡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戶夜間下地看墳，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況，但也無法制止。
觀堂公社（集）東一里張庄（《地錄》167頁）1960年也是一個多戶吃人肉的村莊，吃人肉基本是半公開的，誰都知道誰吃，就是不說罷了。孤兒張催糧近門的奶奶就不斷用人肉加入張的稀飯中養活了他。
還有亳州市譙城區一位負責同志曾告訴我說，在那個年代里，吃人肉不算什麼秘密，他家村莊十里河公社（集）東南港小廟（《地錄》215頁）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一戶而是幾戶。吃過人肉，把骨頭都拋在庄附近麥田裡，收麥以後，白花花的人骨頭，扔的東一塊、西一塊，是他親眼看到的。
據農業銀行離休幹部王××述說：我家住五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樓村（《地錄》114頁）。1960年春，農民有不少因餓而吃人肉。為了制止問題的蔓延，大隊下決心抓典型示眾。村裡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一天剛把煮熟的人肉撈到大盆里就被幹部抓獲。幹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一起送到大場里，召開群眾大會準備批判鬥爭。會未開始，到場的人均聞到肉香，久餓難忍的農民，有人說我來嘗嘗，伸手拿一塊就吃，接著一哄而起，搶奪爭拿，亂成一團。轉眼把一盆人肉搶吃一光。王××說：「我愛人在場也搶吃一塊，並說很香。」幹部們尷尬驚呆，大會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據李玉顯、李興勤父子回憶：在雙溝公社（原康莊后改為李營大隊）后李營（后湖）生產隊（《地錄》276頁），1960年春吃人肉事屢有發生。農民李春祥家剛煮好一盆人肉，被村幹部逮了個正著。幹部認為人贓俱在，除大訓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開鬥爭大會，肉剛端出，就被飢餓的農民一哄而上、搶吃一空。幹部驚呆了，再也沒有辦法，只能收場。
尚振華是從縣級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崗位離休的。1990年代，我們經常見面談論大飢荒問題。他曾多次跟我說，他1960年在縣法院任秘書時審判的「特案」，大楊公社釣台生產隊（《地錄》239頁）張秀英（女）由於當時飢餓把自己餓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鄰居家的小孩。案發被捕，審訊供認不諱，判處死刑，正在辦理手續中監斃。
據老公安時振生的妻子李桂英述說：俺是農村人，1960年在本大隊（五馬公社李吉樓大隊）工作，分工到劉窪底生產隊（《地錄》114頁）檢查，發現兩個孤兒，男孩叫滿堂，15歲，女孩叫小卞，12歲，正在煮人肉吃。問其情況，他們說家裡大人餓死後，為不再餓死，就學別人吃人肉的辦法。他們準備了一條繩、一個扁擔、一把钁頭，白天看準新墳，夜晚前去扒屍。有時砍掉一條腿，有時砍掉兩支胳膊，用繩子捆好，小扁擔一挑，抬回家煮吃。雖經勸說，他們不聽還照吃不誤。由於多次吃沒事，最後一回吃多了，滿堂腹瀉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據后李營（后湖）李玉顯、李興勤父子等人回憶：雙溝公社康莊大隊中李營生產隊（《地錄》276頁）農民李學武的兒子李闖，1960年春趕店集（《地錄》279頁），在回家途中餓死在韓大庄北地路旁。天黑后被附近飢餓的農民用繩子系著脖子，扒光衣服，吊在韓大庄北地一棵樹上，一刀一刀把肉割光，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第二天當人們看到這具驚人的屍體后，消息迅速傳開。待李學武家人前去確認是李闖后，被運回家地里埋葬。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慘案，當地一些65歲以上的人至今還記憶猶新。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6/01/43095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