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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集中共第一代党匪的主要人物，并通过每位些许的历史事件来显现其人的恶劣禀性，同时也将一些被埋没的历史真相再次向世人公开。所有内容皆来自网络。人们可以看到，但凡卷入了这似绞肉机的共产体制，如不尽早脱离，像陈独秀、张国涛等，那么其结果，不是为争权夺利在倾轧互斗中悲惨痛苦地被灭亡，能活下来的，就几近魔鬼了。与前两卷相同，每篇取大概要义，并附上链接网址；阅者欲知详情，把文章题目或网址输入互联网即可。
－－整编者注
谁喝掉了大饥荒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贵州省不是我的家乡，但来贵州第二年发现的一组中国名酒茅台酒的数据，让我产生了与山西省家乡同等重量的记忆。这是我如此投入讲述被掩埋真相的原因。
五年中，断断续续地发现、积累，一组数据变成一系列数据。
这组数据的起点是，1959、1960、1961三年，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饥饿的年代，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
按照茅台酒粮酒生产5：1的比例计算，即生产一斤酒，耗费粮食五斤，2079吨茅台酒，耗去原粮约1.04万吨。
也许有人会质疑：茅台酒是窖藏生产，入库窖藏时间为4年以上。按照这个逻辑，1959-1961年生产出的酒，应该是1955-1957年先行生产出来放在窖中的，没占用饥饿年月的粮食。
那么，饥荒蔓延全国的1959－1961年茅台酒厂是否使用了当年的粮食？查阅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比文章第5段理论计算的耗粮量还多：这三年实际用粮1.13万吨，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
线索到了这里，一连串的疑问自然产生。一是，这些粮食来源何处？二是，当时仁怀农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三是，全中国缺粮的年月，为什么茅台酒厂能有多余粮食生产奢侈性消费品？四是，国有企业为什么没有主动慈善救济民间的自觉？五是，这些酒，哪里去了？六是，茅台的后来人，是否给饥饿受难、甚至死于饥饿的人们道歉了？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援。各地调粮数据为：
遵义地区11万斤、毕节地区29万斤、铜仁地区10万斤、黔东南地区12万斤、贵阳市7万斤、湄潭县1万斤、习水县10万斤、铜梓县10万斤、正安县1万斤、赤水县4万斤、务川县1万斤、熄峰县1万斤、仁怀县20万斤，共计117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省江津县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茅台酒。饥荒年代的这个单年生产茅台酒记录，直到改革开放、"中国重新出发"的1978年才被超过。
"端午踩曲，重阳下沙"，是茅台民间形容酿酒的过程的谚语。曲，是麦子，如同药引子，在端午前后制作。沙，是高粱做成，把带壳的高粱磨碎蒸煮谓之生沙；下沙，是把多次蒸煮的生沙过滤为熟沙之后，拌入谷壳按工序投入窖中密封、发酵过程的俗称。也因此，有诗人说，茅台酒提了高粱之"精"，取小麦之"魂"。
但是，1959年的仁怀没有诗意，只有"饿魂"。
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仁怀的饥饿，爆发在1959年的"端午"至"重阳"之间的7月份。
当地文件记载：
截止1959年7月16日，仁怀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其中，大同如果加上其他病种，人数达到27.7%。调查者在调查途中，亲眼看到4个青壮年在回家途中昏倒死去。
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進”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
仁怀干部杨代绪说：这个时候可以讲饿死了人的话了，但灾难铺天盖地般来了，人人都只想用什么办法填饱肚子。杨代绪列出当年农民的"代食品"清单的名字有：枇杷树皮、干胡豆叶、干藤叶、芭蕉头、棉花籽油、娃儿肠（一种猪草）、酒糟、玉米芯、梧桐树皮、干牛皮等。
1961年县委《大事记》摘要：
1月1日：目前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病人要，一集中、二归口、三休息、四治疗。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
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
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
2月11、12、21日，县里连续开会，大意为：分析严峻局势；整顿工作作风；大搞代食品；检讨反瞒产中打人、把个别向中央写信的人关押致死的错误；在10天内堵住不正常死亡现象。
4月4日：至今全县每天死亡人数仍在30人左右。县委指出全党全民共同努力，将全县病人由2.6万多人下降到1.9万多人。
4月8日：今年代食品生产任务为1131.6万斤，不包括茅台酒厂。培训技术，取得经验，全面交流。（原料为前述草本植物）
4月26日：为了夏收到来，县委决定，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力集中收。口粮、种子、饲料由大队统一掌管。生产队的口粮由大队定期发给食堂。
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
7月20日:截止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但情况依然严峻。通报要求，各级党委要一手抓生产、一手抓治病，"两手都要硬"。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并且产量还在大跃進？
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一九八九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進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七十八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一九五八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主席散步，主席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集体署名的文章接下来写道："毛主席关心茅台酒厂的事，当然要写，要名垂青史"。
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一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著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
人们可能还会疑问，这样严重的饥荒，难道政府没有救济？有。在大饥荒中，仁怀来自政府的救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自然灾害"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合计发放132052元。受助人合计18557，三年平均每人7.1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2.3元救济。二是"生活困难救济"名目下，1960-1962年，共发257873元，受益人153930人，平均三年每人1.7元，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0.56元救济。三是"困难费"名目下的救济，1959--1961年三年合计164527元，受益人13695名，平均三年每人得到12元，在一万余名受助者中，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到4元救济。四、其他帮助，投入疾病专用款13万元；1959年给麻风病院寒衣款1160元；1960年在全市发衣被款19177元；1961年发布票15000尺、棉花1200斤、衣被款17000元。
而大饥荒中仁怀粮食市场有价无市。1961年的黑市上，菜油32元/斤，猪油20元/斤，猪肉15元/斤，大米3元/斤，面条3.2元/斤。针对上述的救济，我们可以换算如下：按单人得到的最高金额救济种类计算，在大约占全县农民总数5%的受救济农民中，一个人一年得到的救济款，还不够买到一公斤黑市大米。
谁喝掉了饥饿年月生产的两千多吨茅台酒？
谁想过给那些饥饿、贫穷、死亡的人们道歉？
－－http://edubridge.com/erxiantang/l2/maotai.htm

2014年8月15日 冯客教授谈“中国大饥荒”：三个惊人的发现
前不久，香港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冯克.（Frank Dikotter）以他的历史著作《毛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一书赢得英国塞缪尔R26;约翰逊文学奖。
日前冯客教授在美西世界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就这段中国历史進行专题演讲。他说，在查阅研究当年的历史档案中，他有三个惊人的发现。
1、大跃進时频繁滥用酷刑 其中包括儿童与孕妇
使他吃惊的第一个发现是，大跃進时频繁滥用酷刑，而受刑对像不光有成年人，也有儿童、妇女、更有孕妇。他说：“档案局有非常详细的报告，谁为什么原因被打死，使用哪些酷刑。例如，在广东，孩子们被捆绑后推下水塘，一个12岁的小男孩被关進一个吊起的笼子。开始时我以为这只是一个个例，但当我在其它档案馆 (调查时)，暴力(的记载)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异常程度的酷刑和政治高压。”
在研究中，他发现安徽阜阳有8百万人，当地的历史学家，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大饥荒时的情况，数据显示有240万人死于非命。
档案馆有很多具体数据，多数来自于公安部，也有来自于统计局与省、县62-64年的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数据，冯客估计“大饥荒”时代，中国至少有4仟5佰万人死于非命。其中6-8%死于暴力。
2、很多在饥荒中死去的人不是饿死 而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
他的第二个意外发现，是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人，很多是因被禁止给予食物，而非无食
饿死。
冯客表示，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被没收、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而为了满足党组织不断下达的更高上交指标，许多地方对病者、弱者、反对者、开会睡觉着、所谓的坏因素和右派，采取了禁食的惩罚，这样的例子在档案中并不少见。例如，四川许多县，80% 的人死于无食惩罚。
但大饥荒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过了死人，冯客表示，强硬的公社化手段导致了房屋、交通、土地和环境的破坏，也导致了人性的恶化与人们在道德上的妥协。
他举例“在湖南省的一个村庄里，一个人被迫活埋自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偷了一把粮食，这个父亲三周后伤感而死。”从档案史料中他发现，活埋在全国一次、一次地出现。
3、一切灾难是由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发动 并导致人民的道德堕落
此外，1961年9月胡耀邦与一队人同行，在淮河与黄河流域進行了3个月的调查，期间发现裸体死去的妇女和孩子，经调查发现她们为了要口饭吃，把身上的衣服变卖了。
在冯客的书中，不仅记载了大饥荒时的灾难，也记载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在对民众的采访档案中，冯客发现，“偷”是一个最决定性的生活策略，能否偷成为了能否存活的问题。“销售员在店里偷东西、协助人员开假发票、在账本上做花样……”
“一个名为王字尤(音)的男子，此人被报到最高领导人，他的双腿被铁丝捆，有人用一块十公斤的石头砸他的背，他的一只耳朵被剁，最后一个人用滚烫的工具烙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偷了一个土豆”他说，
据档案记载，1961年1月甘肃省发生了500起农民成群抢劫货车的事例，在1月底的一次劫车中，4仟农民把货车抢劫一光，有一次农民们从货车上抢劫了军服后，穿着军服再抢劫了当地的粮库。在湖南的一个县，两个月中30个粮库被抢或被烧。
在强大的政治高压下，人们失去了一切后开始堕落，社会也开始崩溃。冯客表示，为了生存，人们被迫只好被迫互相摧残，邻居之间互相盗窃，家庭中的弱者成为了被欺负的对象。有的为了孩子的未来，将孩子卖掉。被丈夫抛弃的女子，不知如何面对孩子的哭泣，在保全自己还是孩子的生命选择中痛苦挣扎，被逼将孩子邦在背上跳河自杀。此时中国的自杀率急剧升高。
冯客表示，“真正的不幸是普通的人民、尤其是农村的贫民，为了生存必须在道德上做出多种妥协，所以大破坏与堕落同步進行”。而这一切都是一个可怕的执政系统中执行着。－－https://bbs.wenxuecity.com/dajihuang/1342449.html

2015年3月21日 隆重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
一家报社，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的粮食产量一举提高到亩产万斤、亩产十万斤，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乐观精神，这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创造精神，这是“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自信精神。
钱学森认为：只要充分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加大栽种密度，多施化肥，夜晚点上电灯让稻田继续進行光合作用，亩产万斤完全可以在射秽主义中国率先实现。有三个人对钱学森的观点提出批评，一个叫巴金的作家，一个叫方励之的学者，一个叫袁隆平的农技员。争论到了中南海，于是乎，巴金送進五七干校，方励之下放工厂，袁隆平发配到海南岛的荒郊野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人民日报自1948年创刊以来，坚持不说假话专说真话，这源于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现在大家纪念人民日报亩产万斤报道发表55周年，可见当年报道的感人之深。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做过中国梦的人。
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 （旧文）
五十年前，朴实的中国农民突然说起梦话，他们兴奋而自豪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他们种植的水稻，已经达到亩产“十三万斤”！
那么，亩产十三万斤是个什么概念呢？
简单地说，就是夸大了将近两百倍！
形象地说，就是你有六百五十元人民币，报纸以及领导却告诉你说：同志，你现在有十三万元人民币了！
假如这六百五十元人民币，真的跟买彩票中奖一样，变成了十三万元人民币，那么，中奖的人就是跟范進中举一样兴奋地发疯也值得。
可惜的是，范進中举是真的，换言之，他疯得也值。而我们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却是假的，我们这个疯，发得冤。
按说，像这样连孩子都不会相信的谎言是骗不了人的。但悲哀的是，就有那么一大批人相信。其中，大多数还是我们的党政领导。
因为伟大的领袖相信。 只要他老人家相信，大家就相信。
邓拓用《伟大的空话》讥讽了一下，代价是以死谢罪。彭德怀用《万言书》指正了一下，结果是凭空给他捏造一顶“反党集团”的帽子。
在这种专制专横氛围下，谁愿意直抒胸臆？
于是，说谎与欺骗很快在全党全国成燎原之势。疾风劲草，只能被烧焦。
有史家言，他是用指鹿为马的方式，来区分路线斗争中的敌我。
亩产万斤可以和皇帝的新衣、指鹿为马并列为三大自欺欺人之名作，皇帝的新衣是虚构的，所以还是中国人厉害！
－－blog.creaders.net/u/5661/201505/219717.html

2015年6月1日 安徽大饥荒大量人吃人事件 吃法多样惨不忍睹
城关公社葛鱼池生产队（《安徽省亳县地名录》254页，以下简称《地录》）[注：《安徽省亳县地名录》是亳县地名委办公室通过地名普查编写于1984年8月出版的历史资料。从1958年公社化开始，至1983年9月政社合一的体制全部解体，恢复了区（镇）乡体制。本文所用地名，均以原公社化时老公社和生产队（村庄）名称为准。]一个名叫实话的农民，于1960年春吃了自己的侄女。因其哥嫂都饿死了，剩下一个八九岁的女儿由他收养，不久也饿死了，被其煮吃后，实话本人精神紧张，曾患病多年。
双沟公社王阁大队大王庄生产队（《地录》273页）王玉珍是我的亲姐夫，他家七口人（其祖母1959年春饿死）1960年春第三个孩子饿死了，他与我姐把孩子煮吃了。在吃后腹泻不止，于3月28日前后，他俩和母亲先后死去。他们死后，剩下一儿一女两个孤儿，被送進大队孤儿院，后被我和妹妹分养成人。
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生产队（《地录》241页）1960年春朱李氏在全家四口人饿死三口的情况下，自己极度饥饿已奄奄一息，她在已死未埋的女儿身上啃吃了几块生肉。当大杨烟酒专卖处主任任怀赞前去其家检查时，她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还知道要馍、要饭。生产队朱本善把其情况告诉任的同时，看到她在床前腹泻拉下许多烂肉。事到如此地步，即使有馍、有饭、有医、有药也难得救，何况没有抢救条件呢，最后生死不明。
十八里公社候桥大队孙何滩生产队（《地录》233页）吴××，1960年春其父饿死后，身上被割掉几块肉，当生产队长找人掩埋时，发现尸体肉被割的事实，于是队长指尸训吴，你毫无良心，敢吃你爹的肉。吴低头不语，默认了之。从此，在当地传开了“吴××吃爹”的惨剧！
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生产队（《地录》69页）1960年5月24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共产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带领检查组去该队检查生活，在检查中除群众反映饿死人等问题处，普遍强烈反映本村马××，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在其父饿死后，不仅吃了父肉，并煮熟以每斤1.6元出卖。因当地领导回避，特向检查组反映。孙听汇报时亦表示管不了此事，我亦回避。
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生产队（《地录》256页）一个名叫韩三的16岁青年，1960年春父母饿死以后，即与其弟韩四在一起生活。同年3月将其弟韩四打死吃肉。把头和脊背放泥囤里，正在煮肉时被干部发现。经审问供认杀弟吃肉的事实。因其未满18岁，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将韩三抓送公社火箭营（公社小农场，劳武结合经常随意关押人的地方，下同）扣留关押，数日后在火箭营死亡。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生产队（《地录》167页）张韩氏一家四口人，1960年春饿死二人之后，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经常和她争饭，又迫于饥饿人性丧失，打死了女儿煮吃。之后精神稍有失常，不断叫喊女儿的名字，本人以后改嫁。
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王××的老婆王×氏（1922年生人）身边一个十来岁的女儿，经常与其争饭，1960年春被其打死煮吃。
大杨公社丁固李集西南邵庄（《地录》240页）农民孙其龙一家八口人，1960年春，在饿死几人之后，对其中活着的一个儿子（是秃子）打死吃肉。因吃人肉引起家人腹泻，致使全家死亡。
古城公社洺北大队西王庄（亦称河西王，《地录》293页），1960年春全村有几户都吃人肉，大队发现后，多次教育制止无效。大队书记耿××下决心抓典型。有一次抓到王××的母亲吃人肉的事实，将其捆绑殴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不久死亡。该庄吃人肉的问题得到制止。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中共党员、县法院副院长）陆美（女）1960年汇报，在魏岗公社张任大队检查生活，大队干部向她汇报，蒿庄生产队（《地录》67页）40多户的村庄，约有10多户吃人肉，几乎天天夜里有人下地扒死人，弄得好多死人户夜间下地看坟，防人扒吃。公社也知道情况，但也无法制止。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地录》167页）1960年也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吃人肉基本是半公开的，谁都知道谁吃，就是不说罢了。孤儿张催粮近门的奶奶就不断用人肉加入张的稀饭中养活了他。
还有亳州市谯城区一位负责同志曾告诉我说，在那个年代里，吃人肉不算什么秘密，他家村庄十里河公社（集）东南港小庙（《地录》215页）1960年春吃人肉的不是一户而是几户。吃过人肉，把骨头都抛在庄附近麦田里，收麦以后，白花花的人骨头，扔的东一块、西一块，是他亲眼看到的。
据农业银行离休干部王××述说：我家住五马公社泥店集西南王楼村（《地录》114页）。1960年春，农民有不少因饿而吃人肉。为了制止问题的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村里王××的前妻多次吃了人肉，一天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大盆里就被干部抓获。干部把本人和煮的熟肉一起送到大场里，召开群众大会准备批判斗争。会未开始，到场的人均闻到肉香，久饿难忍的农民，有人说我来尝尝，伸手拿一块就吃，接着一哄而起，抢夺争拿，乱成一团。转眼把一盆人肉抢吃一光。王××说：“我爱人在场也抢吃一块，并说很香。”干部们尴尬惊呆，大会不宣而散，不了了之。
据李玉显、李兴勤父子回忆：在双沟公社（原康庄后改为李营大队）后李营（后湖）生产队（《地录》276页），1960年春吃人肉事屡有发生。农民李春祥家刚煮好一盆人肉，被村干部逮了个正着。干部认为人赃俱在，除大训李春祥家人以外，喊人开斗争大会，肉刚端出，就被饥饿的农民一哄而上、抢吃一空。干部惊呆了，再也没有办法，只能收场。
尚振华是从县级亳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岗位离休的。1990年代，我们经常见面谈论大饥荒问题。他曾多次跟我说，他1960年在县法院任秘书时审判的“特案”，大杨公社钓台生产队（《地录》239页）张秀英（女）由于当时饥饿把自己饿死的小孩吃了。不久又打死邻居家的小孩。案发被捕，审讯供认不讳，判处死刑，正在办理手续中监毙。
据老公安时振生的妻子李桂英述说：俺是农村人，1960年在本大队（五马公社李吉楼大队）工作，分工到刘洼底生产队（《地录》114页）检查，发现两个孤儿，男孩叫满堂，15岁，女孩叫小卞，12岁，正在煮人肉吃。问其情况，他们说家里大人饿死后，为不再饿死，就学别人吃人肉的办法。他们准备了一条绳、一个扁担、一把镢头，白天看准新坟，夜晚前去扒尸。有时砍掉一条腿，有时砍掉两支胳膊，用绳子捆好，小扁担一挑，抬回家煮吃。虽经劝说，他们不听还照吃不误。由于多次吃没事，最后一回吃多了，满堂腹泻不止而死，其妹不敢再吃。
据后李营（后湖）李玉显、李兴勤父子等人回忆：双沟公社康庄大队中李营生产队（《地录》276页）农民李学武的儿子李闯，1960年春赶店集（《地录》279页），在回家途中饿死在韩大庄北地路旁。天黑后被附近饥饿的农民用绳子系着脖子，扒光衣服，吊在韩大庄北地一棵树上，一刀一刀把肉割光，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第二天当人们看到这具惊人的尸体后，消息迅速传开。待李学武家人前去确认是李闯后，被运回家地里埋葬。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骨架惨案，当地一些65岁以上的人至今还记忆犹新。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6/01/43095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