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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傅作恭：（1920年－1960年），中國著名政治軍事人物傅作義的堂弟。傅作恭成年後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園藝專業就讀。抗戰時期，金陵大學因南京而遷往四川成都辦學，傅作恭隨之到成都就讀。畢業后便到時任抗日戰爭第十二戰區司令長官的二哥傅作義下轄的綏遠省工作，先後擔任綏遠陝壩農場場長和奮鬥小學校長，其中奮鬥小學為傅作義創辦。1950年8月，傅作恭從綏遠到北京探望傅作義時，恰好遇見時任甘肅省政府主席的鄧寶珊。受鄧寶珊邀請到甘肅工作，後任甘肅省林業廳造林科科長，曾主持開展了多項甘肅省的植樹造林工作和蘭州市的綠化工作。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相繼爆發，傅作恭被甘肅省林業部門划為右派分子，打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反動學術權威、極右份子」，開除公職，並被送到酒泉市的夾邊溝農場「勞動教養」。由於恰逢三年大飢荒，夾邊溝農場關押勞教人員遠超農場可自給自足的數量，當時農場管教和上級部門又按照「右派就是反動派」的邏輯未給農場提供充足的糧食，致使在夾邊溝農場的部分勞動教養人員因飢餓等原因死亡。傅作恭寫信向傅作義反映了夾邊溝農場的問題和個人的生活困難。收到信后，傅作義讓警衛秘書給傅作恭寄錢，並向中共黨中央反映了甘肅夾邊溝農場的問題。中共黨中央派出中紀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任錢瑛為組長、公安部副部長王昭為副組長的中央檢察團，赴甘肅夾邊溝等地進行實地調查，並及時將調查情況上報中央、通報給中共中央西北局。但當中央檢察團來到夾邊溝農場實地調查時，傅作恭在1960年冬季的某一天，在場部的豬圈邊找豬食吃時，一頭倒下，就再也沒能起來。
　　
傅惜華：（1907年－1970年12月23日），又名寶泉，北京滿族，富察氏。戲曲研究家、俗文學研究專家和藏書家。1931年，傅惜華在梅蘭芳、齊如山等人創辦的北平國劇學會任編輯部主任，代理事長，並參与主編了《國劇畫報》、《戲劇叢刊》。他曾與傅芸子主編《華北日報•俗文學》周刊，1941年後，沒有上過大學的傅惜華在北京大學開始講授中國文學、戲曲。中共建國后，在中國戲曲研究院任研究員、圖書館館長等。正當其忙於筆耕、忘我工作時，病魔殘酷向他襲來。中風使他半身癱瘓，右手不能拿筆寫字。他以堅強的毅力開始練慣用左手寫字，先後記錄了萬余張卡片。《北京傳統曲藝總錄》、《清代雜劇全目》、《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以及未能出版的《清代傳奇全目》等著作，就是他重病之後編著的。著有《綴玉軒藏曲志》、《中國小說史略補編》，編有《戲曲選》、《中國古典戲曲總錄》、《子弟書總目》、《元代雜劇全錄》、《北京傳統曲藝總錄》 、《中國古典文學版畫選集（上下）》（1981年，該書才得以出版）、《白蛇傳集》，參加編校《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傅惜華和家人不斷地遭到批鬥。一天，來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關在一間小屋裡不準出來，然後把他幾十年來苦心收藏的數萬冊圖書、一些珍貴的字畫以及其他物品裝了滿滿的二卡車揚長而去。書被抄走的當天，面對空空如也的碧蕖館，全家人的悲憤和抑鬱可想而知。夫人自殘後於1969年1月10日無望地離開人世。在悲痛與疾病折磨中，1970年12月23日，傅惜華被送醫院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含冤而逝。
　　
傅樂煥：（1913年－1966年5月23日），中國歷史學家，專攻遼金元史，傅斯年堂侄。與馮家升、陳述 (歷史學家)並稱為「遼史三大家」。傅樂煥1913年出生在山東濟南，年幼在濟南求學，因父喪而中斷學業，幸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在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書記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6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再次進入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1942年發表《遼代四時捺缽考》，該項研究成果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他也被聘為副研究員。1947年前往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留學。1950年，以《捺缽與斡爾魯朵》一書獲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后，拒絕來自各方面的利誘，排除種種干擾，於1951年毅然返回祖國，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因院系調整前往中央民族學院任職。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先後在研究部、歷史系工作，曾任歷史系副主任、院工會副主席等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期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份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与編繪《中國歷史圖集》，校點《二十四史》，參与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1966年文革開始，傅樂煥成為中央民族學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這個劫數除了學術上的"反動"外，更為致命的是他與傅斯年的關係。一時間，傅樂煥成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實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陸的特務"、"潛伏在人民內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府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連續的批鬥、關押、逼迫交代與殘酷折磨，使傅樂煥身心痛苦至極、哀傷至極。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凄慘境況中，他最終選擇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證明自己"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與骨氣。主意打定，傅樂煥從關押的一間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選好的陶然亭，縱身投湖而亡。

彭文應：（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五大右派之一。1917年，年僅13歲的彭文應考入清華學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擅寫政論，曾任《清華周刊》總編輯、學生評議部部長。1925年，彭文應、高士其一同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留學，高士其學化學，彭文應學政治學。自該校獲得學士學位后，彭文應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1932年學成歸國，出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剛剛回國，彭文應便在王造時主編的《主張與批評》第四期上發表了《射穢主義之路比較可通》一文。針對南京國民政府對中國工農紅軍及其根據地的圍剿，彭文應撰寫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刊登在1933年《自由言論》雜誌一卷六期上，文章稱： 「先剿匪，后抗日，這是兩年來政府堅決不變的政策。國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過，帝國主義可以攜手，但是共產黨必須剷除，政敵必須消滅。這又是兩年來政府始終如一的態度。」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並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竊，租界擄人的綁匪，貪贓枉法的貪官，賣國失地的國賊。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滅的，乃是信仰馬克屎、服膺列寧的青年，贊成土地公有、產業國營、打倒帝國主義的一部分人民，和無數窮苦無告、無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農、失業同胞。」彭文應贊同射穢主義，同情並支持中共黨。1947年民盟被中國國民黨宣布為「非法組織」而被迫「解散」后，民盟「一邊倒」向了中共黨，並轉入地下鬥爭。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員，有成員500餘人。梅蒸棣（1948年時任國立復旦大學中共地下黨總支委員）回憶稱，約在1948年，經孫大雨介紹，彭文應給梅蒸棣捐了一筆錢，彭文應講明是支持學生反蔣運動的。1949年5月初，中共軍進逼上海市，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乃下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 當時，彭文應正躲藏在江西老鄉劉之綱開辦的申江醫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務闖入該醫院，當場逮捕院長劉之綱，後來險些將其活埋。彭文應則及時跳出窗口，爬上屋頂，從而免遭逮捕。彭文應的妻子鄧世瑢剛生完孩子，身體虛弱，雖未被逮捕，但因受驚嚇而埋下病根。彭文應的三姨（即鄧世瑢的姊妹）鄧世琳及司機則被特務逮捕，其中鄧世琳在獄中受到非人的凌辱。1949年5月27日，中共軍佔領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應才重新上街。他在街頭舉起小紅旗，和民眾一起歡呼：「解放軍萬歲！」、「共產黨萬歲！」中共國成立后，彭文應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並被推選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在朝鮮戰爭中，1951年，彭文應參加了第一屆中國赴朝慰問團，到朝鮮慰問中共志願軍指戰員。從朝鮮戰場回來后，彭文應逢人便說：「我看到了新中國的力量！」在反右運動中，民盟成為重點受打擊對象，遭到嚴重打擊。民盟中委與候補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員總數五分之一的6000餘名盟員也被打成右派。作為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也在劫難逃。與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還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沈志遠，副主委陳仁炳，宣傳部主任徐鑄成。在反右運動初期，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乾部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兩度提到陳仁炳：「在你們上海，就是什麼王造時，陸詒，陳仁炳，彭文應，還有一個吳茵，這麼一些右派人物出來搗亂。右派一搗亂，中間派就搞糊塗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個地方越亂越好，亂得越透越好。這是一條經驗。」「民主黨派現在作風問題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條路線的問題。是走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孫大雨那種反革命路線，還是走什麼路線？首先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報》刊發了張春橋撰寫的署名「常孰」的《質問彭文應》一文，攻擊彭文應，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的右派分子。後來，1958年張春橋出版《今朝集》一書時，將《質問彭文應》也收入其中。《質問彭文應》一文發表前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應的文章。短短3個月內，除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一文外，僅《解放日報》便發表了近20篇同類型的文章。上述報刊發表的文章有《彭文應有嚴重反黨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機關盟員予以揭發》、《彭文應反黨原形進一步暴露》、《反黨好漢彭文應》、《彭文應借視察尋找火種》、《彭文應的「太過」與「不及」》等等。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印發，其中將彭文應的「嚴重反黨言行」被分別編為八類。其中有： 「射穢主義社會中，官多了，官僚主義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義？只有民主！」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應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應在遭受十多次批鬥會後，仍然不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就在妻子鄧世瑢逝世的次日，彭文應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談會上申辯稱：「從五次『圍剿』時我就開始擁護共產黨了。……幾十年來沒有做過一件反黨的事情；相反，我是為黨為人民做事。」他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兒女擔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射穢主義。」 數天後，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他又稱：「譬如反革命分子，他處處找大廈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廈；我也來談這裡有缺點，那裡的窗子破了，我是來為大廈補缺的，為的卻是使大廈更好。」在被打成右派之後，彭文應一直拒絕「低頭認罪」。有位朋友勸他說：「你不承認錯誤就算了，不要再去辯論去上書了。」 他回答說：「那不行，這是重要的原則問題，一定要講清楚。絕不能把幫助救火的人，說成是趁火打劫，這是完全錯誤的，我一定要講清楚。」1958年4月，彭文應被撤銷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等所有職務，保留民盟盟籍，原有工資津貼隨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沒有絲毫收入的無業人員。當時，他的子女尚未成年，還有長輩需要贍養。他不再住在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率全家趕緊遷入了重慶南路的一間僅有15平方米的房子。彭文應連一篇檢討也不寫，當時一位負責統戰工作的幹部多次登門勸他：「只要你承認下來，寫幾十個字，什麼都解決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應卻說：「我是你們的朋友，你們把我當敵人，我不是反黨反射穢主義的。我沒有錯！」彭文應的老友王造時也曾好心勸過彭文應。王造時遺存的一份「思想彙報」 中載有：「和彭文應談話比較久，我們談了兩個鐘頭。他還是老一套，首先說他不懂為什麼他是反黨反射穢主義其次從歷史上說明他是擁護黨、跟著黨走的……」1961年3月18日，彭文應的次子彭志平在極度苦悶之下，在家中吞服了安眠藥、碎玻璃、針，被彭文應及時發現，送往醫院搶救，得以轉危為安。1961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其就讀的上海師範學院宿舍內再度服安眠藥自殺身亡，年僅19歲。彭志平的死，是彭文應在妻子去世后遭到的最大打擊。1958年下半年，上海許多「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郊區勞動，其中包括彭文應。但彭文應事先聲明：「我是來參加勞動鍛煉的，不是作為右派來進行勞動改造的！」在次子彭志平自殺身亡后，彭文應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應心臟病加重。王造時聞訊前來，親自將其送入廣慈醫院，並請該院副院長張義明關照。彭文應的好友劉海粟、孫大雨等人聞訊后紛紛來到醫院看望。30多天後，1962年12月15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逝世，享年58歲。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彭文應及其妻子、次子的墓被全部毀滅。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發布通知，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該請示報告中，認為不屬於錯划的右派共5人，即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此即後來俗稱的「五大右派」。中共中央認為應對他們「維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應改正。」除了這五名中央認定的右派分子外，還有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也被認為不屬於錯划，總計不足百人。

彭康：（1901年8月26日－1968年3月28日），原名彭堅，筆名彭嘉生，江西萍鄉人。中國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就讀於鹿兒島第七高等專科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１９２７年回國投身革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參加中共黨。彭康是２０、３０年代滬上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先後翻譯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和普列漢諾夫的《馬克屎主義的根本問題》等經典哲學著作。1952年被任命為交通大學校長，1956年主持交通大學西遷工作，1959年交通大學分立后被任命為西安交通大學首任校長。1968年3月死於文革迫害。

彭子岡：（1914年－1988年），原名彭雪珍，筆名子岡，女記者。為中共新聞界＂四大花旦＂之一。十二三歲開始寫作，中學時便開始向《中學生》雜誌投稿，為葉聖陶所賞識。在淞江二中讀初三時，她的作文《我的燕子》獲得葉聖陶主編的《中學生》雜誌命題的文藝競賽第二名。三個月後，她又以《學校生活日記一則》獲該雜誌命題文藝競賽第一名。女中校長贈送給她一柄團扇，上面親自書寫了「為校爭光」四字。此後又三次參加《中學生》雜誌舉辦的全國作文比賽，第一次得亞軍，后兩次都奪魁。1936年春，彭子岡在上海沈茲九老師手下《婦女生活》雜誌擔任助理編輯並采寫專稿，多有建樹。她曾採訪過江西革命根據地和探訪囚禁獄中的「七君子」，在北京採訪過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參加了魯迅的葬儀，並寫出了具有新聞報道、歷史文獻和文學欣賞三重價值的特寫《偉大的伴送》。抗戰爆發后，彭子岡撤退到武漢，進入《大公報》任外勤記者。1938年加入中共黨。1945年8月，她發表了轟動大後方的新聞特寫《毛澤東先生到重慶》。這期間，彭子岡還寫了大量感情真摯細膩、文筆俊逸極富感染力的通訊、報告文學，如《官廳少年》、《老郵工》、《雪亮的眼睛》等。1949年後先後任《進步日報》和《人民日報》記者，1954年起編《旅行家》雜誌。1957年，時為《旅行家》雜誌主編的子岡成為「右派」之初，她公開表示不服，聲明「辭職不幹了，準備回家當家庭婦女」。在批判會上，她依然不自覺地為自己在「鳴放」中的意見辯護。子岡被羅織落網的真正原因還是她的口無遮攔，她公然表示不贊成搞政治運動，說那既費時，又無益，這些話觸及了當時最敏感的問題。顯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禍。許多人還揭發她在《毛澤東先生到重慶》文中，「蓄意」加入毛澤東在張治中家客廳中打碎一隻蓋碗的細節，說毛澤東「彷彿來自鄉野的書生」更是「惡毒污衊領袖」。受到點名批判，被定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取消工資級別，每月發30元生活費，遣送北大荒勞動改造。1979年獲得平反，重新擔任《旅行家》雜誌主任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