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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童書業：（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字丕繩，號庸安，別名吳流、馮鴻、馮梅、章卷益、卷益、童疑。中國歷史學家，著名先秦史專家和文物史專家。擅長繪畫和文物鑒定，童書業是顧頡剛的得意門生，並是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自幼體弱多病，四歲起多在家中請先生教授經史書畫，極少出門。1920年，在上海寰球小學短暫就讀。1923年，在其父童亢聆開辦的會計事務所作練習生，后又于聖舫濟英文專修學校進修一年半。十八歲時，童書業師從繆谷瑛學畫。1926年，經張是公介紹從王季歡（王修）學畫，后又經王季歡推薦跟從胡佩衡函授學畫。1928年，與蔣慶芳結婚，婚後被父親逼迫前往上海隨其工作，但不久后因庶母楊芸卿介紹，得以前往南京，擔任財政部書記官。在南京期間，童書業開始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響，思想大變。1930年，開始撰寫《論語解詁》。1933年，完成《論語解詁》。1934年，因家庭糾紛，父親受妾挑撥將童書業趕出，童書業被迫前往杭州，投靠學畫老師王季歡（王修），並在其指導下代其完成《版本述》，發表于《浙江圖書館館刊》，並經其介紹擔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附設印刷所校對員。童書業將其1933年所著《虞書疏證》寄予顧頡剛，並於《浙江圖書館館刊》發表《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收到顧頡剛賞識。1934年8月顧頡剛繼母去世，顧頡剛前往杭州奔喪，9月份順道拜訪童書業，並邀請其前往北平協助從事古史研究。1935年6月27日，童書業抵達北平，顧頡剛親往車站迎接，任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助教，是歷史學家顧頡剛的研究助理，並住在顧家，由於沒有文憑，薪水完全由顧頡剛提供。童書業併兼任有禹貢學會及其雜誌的編輯。1936年，童書業著成《春秋考信錄》（在1941年後因戰亂遺失，僅能于《春秋史》中第一章《西周史略》的註釋中略窺一斑），同年為求文憑進入京華美術學院學習。1937年9月，童書業前往上海，擔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兼任民立女子中學教員和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講師。1940年夏，受顧頡剛委託為齊魯大學撰寫《春秋史》，童書業即將北平時所錄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的講義進行整理修撰，到1941年6月完成，並以自己名字出版（此講義由童書業執筆，且修訂期間分處兩地無法商討，因此顧頡剛提議僅署童書業名）。1941年後，離開上海的童書業在江蘇省宜興、常州等地的中學輾轉授課。1945年，返回上海，受上海博物館楊寬的邀請，歷任上海博物館幹事、歷史部主任和總務部主任，並在復旦大學代課，同時擔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上海分校史地組教授、光華大學歷史系教授。1946年，童書業患有嚴重的強迫官能症，后在上海虹口醫院精神病專家粟宗華治療下基本康復，至1947年初已經基本恢復工作能力，並應中華書局舒新城邀請寫了《精神病與心理衛生》一書，並於1949年初由中華書局出版，此外，童書業也發表過許多其他有關精神病的文章。1949年8月，由楊向奎引薦出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此後先後擔任山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山東省科學委員會委員等職務。思想改造運動期間，童書業九次思想批判無法通過，后撰寫了《〈古史辨派〉的階級本質》與顧頡剛劃清界限，前後發表于山東大學校報上的自我批判文章達六十多篇。批判胡適運動期間，童書業又再一次對古史辨派進行攻擊。但均得到了顧頡剛的理解，認為其是不得已而為之。1955年，肅反運動時，與張維華、韓連琪被稱作山東大學歷史系三大反革命，罪名為「一夜之間殺了一千個共產黨員」（為其父親之妾所構陷）。由於反覆的運動，導致童書業再次出現了神經癥狀，一度向學校遞交請求書，承認自己為反革命，要求將自己管制起來。1961年，童書業開始撰寫《中國美術史札記》。1965年，開始寫《春秋左傳考證》，1967年下半年，寫出《春秋左傳札記》。文化大革命開始后，童書業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反共老手」，被抄家。童書業長期罹患肺病，1967年12月底，童書業出門為一女工治病，不幸感染風寒而發燒，1968年1月8日，因病不治逝世，其遺著《春秋左傳考證》和《春秋左傳札記》後由顧頡剛修訂作序出版。

儲安平：（1909年－1966年9月），現代學者、知識分子，五大右派之一。儲安平出生后六天即喪母，14歲喪父，依靠祖母、伯父儲南強撫養成人。儲南強肄業于江陰南菁書院，與黃炎培是同學，曾官南通知縣。1928年，儲安平入上海光華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英文系學習，愛好文學創作，為「新月派」後起之秀，1932年畢業。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編輯，同時在戲劇學校兼課。1934年，儲安平與光華大學同學端木露西結婚。1936年赴英國採風，后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或受到當時著名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羅德•拉斯基教授的影響。在英期間擔任無薪酬、只領稿酬的《中央日報》駐歐記者。1938年因抗戰學業未完，回重慶，先後任《中央日報》撰述、編輯，復旦大學教授，中央政治大學研究員。由於不堪忍受寫作「遵命文章」及拒絕入黨等原因，離開重慶。1940年8月後，輾轉于湘、桂之間。曾任國立師範學院教師（今湖南師範大學，學校時在湖南安化縣藍田鎮），講授英國史和世界政治概論。后在桂林擔任《力報》主筆和湖南辰溪《中國晨報》主筆。日軍侵佔桂林后返重慶。1945年11月與張稚琴創辦《客觀》周刊，任主編。1944年或1945年，與端木露西離婚。1946年春，儲安平離開《客觀》雜誌社，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任社長和主編，並使得《觀察》成為國共內戰時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時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各國政府與政治》等課程。1948年12月25日，蔣介石親自下令查封《觀察》雜誌和逮捕《觀察》工作人員，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觀察》事件」。此後，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時親自出面，以自己的影響力多方奔走，給當局施壓。並於1949年2月親自擔保和營救了包括美術家朱宣咸在內數位《觀察》進步人士出獄。《觀察》是宣傳「第三條道路」的代表，是當時中國一面進步民主運動的旗幟。查封《觀察》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悲歌。儲安平曾批判中國國民黨「七十天是一場小爛污，二十年是一場大爛污，爛污爛污，二十年來拆足了爛污」。中共國成立后，《觀察》復刊，儲繼續擔任主編至1950年終刊。文章多以遊記雜感為主，鮮見時評。1950年《觀察》終刊后，任新華書店副總經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總署發行局副局長。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並任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經胡喬木推薦任《光明日報》總編。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中共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共黨再次重申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在這種政策影響下，經歷胡風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識分子開始逐漸向中共提出批評和意見。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儲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稱「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面性的現象。」而且與中央也有很大關係。並且稱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對小和尚（基層和一般黨員）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中共高層）沒有人提意見。」並委婉地批評政府已經成為一黨天下，國務院12位副總理中無黨外人士，最後總結「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驚，動撼朝野。次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文章發表后，使毛澤東「一連幾天沒睡好覺」（據胡喬木兒子透露）。6月6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邀請黨外人士舉行座談。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首先發言，批評儲安平的「黨天下」的提法是嚴重的錯誤。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執筆的、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序幕從此拉開。此後，對儲安平鋪天蓋地的揭發、批判與控訴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劃清界限，同事紛紛「檢舉揭發」，儲安平陷入天下圍攻的局面。6月21日，儲安平在九三學社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擴大會議結束時「承認錯誤」，他說，他看到台灣和香港的「反動報紙」為他喝彩時「感到很沉重」，並表示「要認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並且交代同章伯鈞、羅隆基的關係」。7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上，儲安平作了題為《向人民投降》的發言，《人民日報》全文發表。然而對儲安平的批判並未因此而結束。1957年11月12日，作為《光明日報》總編輯的儲安平和《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被同時免職。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開的九三學社第四屆中委會第三次全會上，儲安平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職務被撤銷。1月3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召開，決定罷免儲安平人大代表的資格。此後，儲安平被一頂特大號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頭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儲被殘酷迫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作為著名「大右派」，儲安平也成為被「掃蕩」對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鬥后的儲安平投河自殺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學社，看管起來。1966年9月上旬失蹤，生死不明。同時對於其失蹤也有不同的說法：出家說、出走說、自殺說以及被打死說等不同的猜測和懷疑。也有人說他是先在青龍橋投河自殺未遂，接著又跳海自沉了，然而何時何地至今都是未知。

遇羅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著名《出身論》一文作者。遇羅克為資本家出身，父親為水電部高級工程師。從小學到高三畢業學習成績和品行一直優異，因出身屬於「黑五類」，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畢業后三次高考，成績優異，卻不被准許進入大學。遇羅克從兒時起便酷愛讀課外書，至被捕前，養成夜夜苦讀的習慣。生前記了大量的文稿、日記和讀書筆記（文革中因抄家風，不得不燒掉，只留下他最後的一本日記，亦成為給他定罪的內容；當局至今未歸還家屬）。他自小便文采超群，獨立思考，學習成績與品行優秀。他做過多種職業：農業工人、代課教師、研究所和首都圖書館的臨時工等等。他把一個小學學習成績最差的亂班在半年之內變為全校紀律與學習最優秀的班級，他在研究所與圖書館的工作也無可挑剔，但皆因「出身」問題不予轉正。1966年2月13日，遇羅克在《文匯報》上發表文章《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反對姚文元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遇羅克於1966年下半年寫下了著名的《出身論》一文，批判中共黨當權以來一直用於引導社會主流思想的血統主義、亦即血統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列舉事實反駁「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中共黨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權。該文被廣為傳播，影響巨大。1967年1月，在牟志京與遇羅文創辦的六期《中學文革報》每期的頭版頭條文章，皆是遇羅克以「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為筆名，圍繞出身與血統論問題所寫的力作；《中學文革報》期期被搶購一空，全國反響十分巨大；六期《中學文革報》上還有遇羅克用其他筆名所寫的文章。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戚本禹公開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被扣上莫須有的「大造反革命輿論」、「思想反動透頂」、「陰謀進行暗殺活動」、「組織反革命小集團」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運動高潮中，遇羅克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被宣判死刑，立即執行，時年27歲。其角膜在死後被移植給了一名勞動模範，尚有其他器官被割與其他病人。經大量歷史文獻和相關歷史人物的口述，查證遇羅克的死刑處決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來親自簽發（因為遇羅克自稱「有重大案情要細細交待」而獲得拖延），第二次（1970年3月5日真正執行那次）是中共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謝富治因癌症病重代由吳德簽發。死刑處決通知原文如下：「十、現行反革命犯遇羅克，男，二十七歲，北京市人，資本家出身，學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機械廠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動透頂，對我黨和射穢主義制度懷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來，遇犯散布大量反動言論，書寫數萬字的反動信件、詩詞和日記，惡毒地污衊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書寫反動文章十余篇，印發全國各地，大造反革命輿論；還網羅本市與外地的反壞分子十餘人，陰謀進行暗殺活動，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遇犯在押期間，反革命氣焰仍很囂張。」1978年冬天，遇羅克的母親王秋琳找到《光明日報》編輯、記者蘇雙碧，希望幫助為遇羅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告遇羅克無罪。當局對遇羅克的屍體無任何交代，只付給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幣作為撫恤金。遇羅克的日記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張照片都未歸還，只歸還了十幾張照片。

虞光裕：（1918年8月23日 －1970年5月30日 ），航空發動機專家。1941年畢業於中華民國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 。1944年後，在美國麥克唐納飛機工廠和英國格羅斯特飛機工廠從事設計工作。1949年回國。歷任華東軍區航空工程研究室技術員，瀋陽航空發動機製造廠科長、主任設計師，中國航空研究院發動機研究所總設計師。1956年領導試製成功我國第一台噴氣發動機。之後，他參与領導多種噴氣發動機的仿製和自行設計工作。他主持建設我國第一個航空發動機試驗基地，為自行研製航空發動機奠定基礎。虞光裕在1956年被授予二級工程師。1964年被授予技術中校軍銜。在文化大革命中，虞光裕遭受到迫害，到車間勞動。1970 年5月25日，在拆卸舊鍋爐勞動時，不幸被掉下來的通風管道砸傷，因流血過多，經搶救無效，於1970年5月30日停止了呼吸，終年5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