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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所說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藝術、科技等人才；限於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難的精英們全部記錄下來以作紀念，讓我深感遺憾。
我無法想象，一個罪惡的政黨，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認誰是什麼就是什麼，要誰成什麼就成什麼；爾後幾十年過去了，再輕巧恩賜般地說給誰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那些所謂被一紙平反了的末亡人，不僅不以行動團結起來申訴國家賠償，追求申張公義，彰顯法理良知，懲治惡行劣制，竟仍會屁顛屁顛地重去參与邪黨的工作。這是出於何種心理和動機？又是為了何種難言之隱或無法言說的緣由？
也許，真如網友所言：我們都是受害者，我們也都是幫凶。
那麼我想，只有當我們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幫凶的時候，我們才能免於苦難與被害。
本卷內容皆來自網路，大部分通過「維基百科」搜得，對此深表感謝。整編中可能在人名、時間、地點、事件和職稱上有錯誤存在，這是要請讀者諸君原諒的。
——整編者

彭柏山：（1910年3月－1968年4月3日）原名彭冰山。作家。1925年，考入長江工業學校藝徒班學習。1929年，入上海江灣勞動大學政治經濟系學習，並開始文學創作。1930年在勞動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共黨。後來由於參加學生運動而遭校方開除。1931年，他參加了「左聯」領導下的文藝研究會，同年被中共黨派到湘鄂西蘇區，負責編輯湘鄂西蘇區雜誌《工人日報》。1932年，因湘鄂西蘇區的肅反形成大屠殺，省委特派員彭柏山從湘鄂西蘇區逃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情況。中共中央要求他立刻回到湘鄂西蘇區，但他並未奉命，而是留在了上海。1933年5月，上海黨組織做出了對彭柏山開除黨籍的處理。不久他與黨組織失去聯繫，也失去了工作，全家陷入貧困。1932年彭柏山回到上海時，由周揚介紹參加了「左聯」。1933年，彭柏山結識了胡風和魯迅，並獲得了他們在生活及文學創作上的幫助。一天，他在上海的亭子間一邊吃冷硬的大餅，一邊寫小說時，胡風進來。見此情景，胡風給了他兩塊錢，並將此事告訴了魯迅。魯迅當即囑胡風 「以後每個月在『上海左翼作家聯盟』的款項里提取幾塊錢」給彭柏山，作為其生活費。為支持「左聯」的青年作家們，魯迅還宴請了彭柏山等十位青年。很快，彭柏山完成了處女作、中篇小說《崖邊》，該小說是「較早反映蘇區人民生活的寫實篇章之一」。魯迅閱讀後，親自將它推薦給《作品》雜誌。1934年，思潮出版社出版的《作品》6月創刊號上刊登的首篇小說便是《崖邊》。寫完《崖邊》之後，彭柏山寫出了《皮背心》《懺逆》、《夜渡》、《槍》等四篇短篇小說。1934年5月，經「左聯」黨支部批准，他重新加入中共黨。彭柏山在「左聯」工作期間，曾任「左聯」大眾教育委員會書記。1934年11月17日，彭柏山被國民政府逮捕，投入蘇州監獄並受到折磨。1935年9月初，他化名「陳友生」，給魯迅寫了一封求救信。按照監獄方面的要求，他寫信必須用明信片，明信片上寫「周樹人大人收」，地址寫的是內山書店，信件由內山書店的老闆轉交魯迅。魯迅接信后，通過胡風知道了「陳友生」就是彭柏山，隨刻拿出五元，讓胡風寄給彭柏山。同時，魯迅還通過各種辦法營救彭柏山，並派人先送去衣物、藥品和《復活》、《死魂靈》、《波華利夫人》、《懺悔錄》等書。胡風將自己翻譯出來的《崖邊》日文稿寄往日本，經過魯迅的努力，1936年日本的《改造》雜誌刊登了《崖邊》。魯迅逝世前幾天，胡風將自己為彭柏山整理並出版的小說集《崖邊》寄給魯迅，1936年9月11日魯迅日記記有「谷非贈《崖邊》三本」。1937年八一三事變發生后，彭柏山獲得無條件釋放。此後，彭柏山在上海從事中共的文化工作。1938年，彭柏山奉派前往皖南新四軍軍部，參加新四軍。此後，他長期擔任政治宣傳領導工作。到1949年，他官至中共軍第三野戰軍第24軍副政委。1952年，由第24軍副政委調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當時，部長由陳望道兼任，但陳望道不到任，由彭柏山掌管全部事情。1953年，夏衍調往北京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副部長，彭柏山乃接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55年春夏，「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爆發。彭柏山將胡風過去寫給他的全部信件共60多封燒掉了。1955年5月19日凌晨，彭柏山在寓所被逮捕。一年後，彭柏山出獄，中央對其結論是：「開除黨籍，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降級處分，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此後，他先後在青海、廈門工作。1965年，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羅瑞卿批示：「此人（彭柏山）不適合在前線。」正在廈門工作的彭柏山當即被調往河南農學院工作。1968年4月3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彭柏山在河南被人用棍子活活打死。他的女兒彭小蓮回憶道，「一個活人，竟然被他們一棍子一棍子打死了。是父親去世三個月以後，才通知我的大姐小鈞去收屍。爸爸整個人被泡在醫院福爾馬林的藥水里，人已經面目全非，徹底變形了。但是被打傷的痕迹卻歷歷在目……」

彭慧：（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７月），原名彭漣清，文學家、詩人、翻譯家。小學畢業后進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就在她入學不久，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擔任該校校長，他教育學生破除封建禮教，鍛煉體魄，追求真理，彭慧深受其影響。１９２５年秋，彭漣清考入女師大后，積极參加各項進步活動。她和同學們一起去聽李大釗作報告，聽趙世炎講馬列主義課，向蕭三學唱國際歌。１９２６年，彭慧加入中共黨。１９２７年，彭慧被送往蘇聯學習，三年後回國，在上海擔任黨的地下工作，同時發表文學作品。在左聯的工作中，彭慧與穆木天相識相知，結成了終身伴侶。抗戰期間，彭慧先後在武漢、雲南、廣東、桂林等地輾轉，並在中山大學、桂林師範學院任教。抗戰勝利后，彭慧、穆木天和一些進步教授，團結文化教育界進步人士，建立了民主黨派組織，反對國民黨打內戰，要求人民民主，開展了各項進步活動，為此多次收到特務的恐嚇信。此後回到上海，繼續從事進步活動。＂新中國＂成立后，先後在東北師範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任教。１９５７年，彭慧被打成右派，並且被開除黨籍，撤銷教授職稱和其他各種職務。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彭慧陷入無休止的批鬥、勞改當中，小說手稿全部被抄走。因為彭慧的經歷，對她的審訊格外嚴酷，並且逼迫她寫誣陷左聯領導人的材料。彭慧的拒絕又為她招致更加殘酷的迫害。１９６８年初，彭慧被勒令遷出原來的住所，住在北師大校園內一間破舊的小平房內，不允許外出，不允許任何人探望。某日，在又一次鬥爭會後返回住處的途中，彭慧倒在北師大的操場上，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療，她被送回到校園角落無人照應的小平房后的第二天中午，61歲的女作家便離開了人世。身邊沒有一個親人，沒有留下一句話。 　

曾昭掄：（1899年5月25日－1967年12月8日），字雋奇，又字振鏊，號俊奇，又號叔偉，乳名聞。中國化學家，教育家，中國化學學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領導者之一。1920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8年改名清華大學）。1926年獲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央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武漢大學、輔仁大學教授。為中國科學社的早期骨幹，中國化學會的主要創始人之一。1945年底適美國「曼哈頓計劃」試爆原子彈成功，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向俞大維提議派人前往學習。曾昭掄與國民政府的核心人物俞大維、陳誠都是姻親，向俞大維推薦物理學家吳大猷與數學家華羅庚。經呈報蔣中正同意，軍政部考核后決定曾、吳、華三名科學家各帶兩名助手，華羅庚挑選了孫本旺和徐賢修，吳大猷挑選了李政道和朱光亞，曾昭掄挑選了唐敖慶和王瑞。曾昭掄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數理科學組)院士。1949年中共建國后，曾昭掄1951年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3年後，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兼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所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7年「反右」時，蒙受不白之冤。1958年4月，他應武漢大學校長李達之邀，經中央有關部門同意后，隻身一人前往武漢大學化學系執教。1961年發現罹患淋巴癌。1966年8月25日，他的妻子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絪被紅衛兵剝除上衣用皮帶抽打侮辱，憤而服毒自盡。曾昭掄亦作為「大右派」、「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當癌細胞開始轉移、病魔嚴重威脅著身體時，他不僅得不到必要的治療，也逃脫不了被隔離審查和批鬥的命運。不僅在肉體上受到了摧殘，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終於在1967年12月8日含冤離開了人世，終年68歲。

曾緘：（1892年－1968年），字慎言，中國近代文學家。曾緘曾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在此期間，他拜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黃侃為師，與黃侃交情甚篤，頗得文學詩詞之精髓。1917年從北大畢業后，到蒙藏委員會任職。1929年，曾緘至西康搜集康藏一帶的文獻，希望搜集所謂的當地「情歌」，久而不獲。後來，他從朋友處得到了由藏學家于道泉所譯的《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一書。由於該譯本是白話文，曾緘「深病其不文，輒廣為七言，施以潤色」，將它改譯為文言文。1939年，發表在《康導月刊》上。曾緘的文學造詣頗高，使得後來他的譯本最廣為流傳，被公認是所有第六世達賴喇嘛詩歌的漢譯古本中成就最高的一個，但他的譯本卻與藏語原文之意相去甚遠。他又以第六世達賴喇嘛的生平事迹為題材，創作了《布達拉宮辭》，同樣的成為了名篇。曾緘歷任雅安縣縣長、四川參議會議員、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教務長、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康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兼文學研究所主任等職。中共國成立之後，擔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寸鐵堪詩稿》。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後，被迫害致死。

曾卓：(1922年－2002年4月10日)原名曾慶冠。著名的作家、詩人、新聞工作者。1936年加入武漢民族解放先鋒隊，1940年加入全國作協，1944年任《詩文學》編輯，1950年任教於武漢大學中文系，1952年當選武漢市文聯副主席及作協副主席。1936年發表人生第一首現代詩《生活》，當時年僅14歲。至1939年，其詩歌創作進入第一個高峰，發表多篇詩歌、散文及社論于重慶進步刊物《文群》。與同為進步文藝工作者的綠原、史放、姚奔等一同創立刊物《詩墾地》。在此期間，其詩風受到艾青、胡風等「七月派」作者的極大影響。詩篇《門》、《母親》、《來自草原的人》、《鐵欄與火》等為其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反右中，因戰前與「右派」文人胡風有過交往，受到株連，長時間被國內打為「右派分子」或「胡風分子」。整個「胡風案」牽連2000餘人，曾卓作為其中「污點較重」者，遭到迫害、批鬥、污衊，命運令人扼腕。1979年終獲平反，重新回歸文藝界。

蔣蔭恩：（1910年8月14日－1968年4月），中國新聞記者、報刊雜誌主編、新聞教育家。1935年，蔣蔭恩畢業於燕京大學新聞系。1936年，任上海《大公報》記者。在《大公報》任職期間，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日軍在上海租界內製造了兩起傷亡嚴重的事件，其中一次是在大世界門口落下炸彈，蔣蔭恩正巧乘《大公報》報館的汽車路過此地，但幸免於難。1937年，轉任上海《大美早報》新聞翻譯兼文藝副刊編輯。1941年，任桂林《大公報》編輯主任。1942年起，從事新聞教育事業，先後在成都、北平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48年9月，受燕京大學委派，赴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任研究員，從事新聞學研究。蔣蔭恩於1949年10月1日夜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主任。蔣蔭恩曾發表書面意見，擁護中國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帝國主義武裝侵略台灣的發言。1952年院系調整后，調至北京大學，歷任北京大學總務長、北京大學辦公室主任、中文系新聞專業教授。1958年，北京大學新聞系併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蔣蔭恩改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授兼系副主任。蔣蔭恩還曾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員會委員、《中央民盟》編委會委員、民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文化大革命爆發后，蔣蔭恩受到殘酷迫害，於1968年4月被迫害致死。時任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長王鵬在＂炎黃春秋＂中寫道：據蔣的老同事徐鑄成回憶說：「有一位身歷其境的朋友告訴我，他最後一次遭到『批判』時，不容分說，遭到劈頭蓋臉的一頓毒打，幾乎體無完膚。思想上真也是不容易想得通的，他懸樑自盡了。第二天被造反派發覺后，繩子都解不下來，屍身被一個『司令』之類的人物，從樓上拖到樓下轉了一大圈，再從樓下拖上樓，作為是對『畏罪自殺』、『死不改悔』者的『示眾』。」真是慘不忍睹！

蔣彥永：（1932年10月4日－ ），中國當代著名外科醫師，中共軍少將軍銜。為中國之持不同政見者。蔣彥永學術著作甚豐，發表過《原發性腹膜后腫瘤的外科處理》等40多篇論文，並有《胃腸病學手術》、《普外手術併發病與局部解剖關係》、《原發性腹膜后腫瘤外科學》等專著問世。蔣彥永出身於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蔣抑卮曾留學日本，是當年中國第一家民族資本為主的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的創辦人。父親繼承祖業，成了銀行家。1949年進燕京大學醫學系，1952年加入北京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醫學系併入協和）學習，同年加入中共黨，1957年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總醫院工作，文革期間1967年12月遭下放到青海軍馬場勞改直至1971年10月，1972年重返中共軍301醫院。1980年代出任外科部主任，擅長腹膜后巨大腫瘤手術，曾為高官和平民動手術治療癌症，以其精湛醫術與拒收紅包贏得「清廉醫生」美譽。2003年4月3日，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公開稱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國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蔣彥永得悉言論后在翌日把掌握到的真實情況──包括他身處的301醫院與302醫院、309醫院的確診和疑似病例告訴給兩家媒體（央視國際頻道與香港鳳凰衛視）反映未果，四天後美國媒體《華爾街日報》與《時代周刊》得悉後主動找到蔣，蔣透過接受訪問從而把國內疫情公開，因而引發輿論之重視，中國政府公開了SARS防治工作的情況；同月世界衛生組織專家來華調查疫情，病例數字與蔣彥永掌握的基本相似，並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層重視，促進全面公布病例數字之餘，並同時免去張文康與孟學農職務。2004年8月，蔣彥永榮獲菲律賓的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據官方網站報導，蔣彥永「勇於揭露SARS疫症真相，從而拯救了不少生命」。2015年3月，蔣彥永向香港媒體揭露中共軍在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內腐敗內幕「冰山一角」，稱（解放軍總後勤部掌控）軍醫院普遍違法「擅自移植、買賣死囚器官」，勾結（周永康所掌控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公安、檢察院、法院，包括301解放軍總醫院都派車至刑場拉死囚「爭搶活鮮器官」。犯人一槍未被打死，即被拉回醫院手術台摘器官、移植給患者，手法慘無人道。1990年代初，蔣彥永寫過一封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但沒有引注意，2004年3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期間，通過毛澤東原秘書李銳向當局寫信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封信在互聯網上流傳著若干版本，但其真實性均存在爭議。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中，曾經不斷有中國人民解放軍使用達姆彈鎮壓民眾的說法，並且在因鎮壓而去世的學生身上發現此類子彈殘留彈頭的紀錄。時任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部主任的蔣彥永便曾親自加以證實。2019年3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蔣彥永寫信給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再次要求為六四事件正名。據外電報道與蔣友人、家人透露，2004年6月1日蔣彥永和妻子華仲尉從住所前往301醫院途中被當局「帶走」，但是中國政府聲明否認此事。華仲尉女士在被禁兩周后獲釋，蔣彥永醫生本人也已於2004年7月19日被釋放，此後一直對他實行監視居住，處在軟禁狀態。2005年3月22日重獲行動自由，但以非程序方式告知了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採訪。有消息稱，蔣彥永是受到軍方內部審查。2005年7月，蔣彥永準備與太太前往美國加州探望女兒蔣瑞時被禁止出境。蔣彥永提出解除與301醫院的所有關係、讓他退出解放軍部隊但未獲准許，但蔣彥永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稱生活和科研沒有受到任何限制。SARS后露面比較少是因為對流行病了解很少，沒什麼好說；而不能接受採訪的原因是先要得到醫院批准，否則就違背了軍隊有關紀律。

蔣牧良：（1901年－1973年2月），原名希仲。作家。1922年中學畢業。1923年考入長沙雅禮大學預科，后又轉入武昌高等師範旁聽。1925年投軍。參加了北伐戰爭。1930年春離開了部隊，考上南京訓練總監部司書。1932年到南京衛戍司令部當收發員。同年11月，他的處女作《高定祥》在當時最大文學刊物之一《現代》上發表，獲得讀者好評，被認為是繼茅盾《春蠶》發表后的又一篇反映農村生活的力作，受到魯迅的關注。從此，他積極投入寫作，僅一年多時間，就發表了20多短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同時還發表了大量的散文。1938年4月，由譚丕模介紹加入中共黨。此後，他根據黨組織的安排，曾到國民黨西北軍孫仲連部第三十一師做過統戰工作。行動被發覺后，回到家鄉。1944年赴湘西，參与《中國晨報》的籌辦並開始新聞編輯工作，先後擔任《中國晨報》、《中央日報》（湖南版）和《國民日報》副刊主編。1947年春，他輾轉上海、香港，終於與黨組織取得聯繫，並於同年8月重新入黨。從此，他更加積極為黨工作，協助周而復編輯《北方文叢》，參加茅盾主編的《小說》編委會。同時，他還抓緊進行寫作，發表了《老秀才》等小說，成為他創作上的又一個豐收期。＂新中國＂建立后，歷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員、《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理事。1958年當選為湖南省文聯副主席和作協湖南分會主席，為繁榮家鄉的文學創作做了大量工作。著有短篇小說集《銻砂》、《夜工》，中篇小說《旱》，報告文學、小說集《鐵流在西線》等。文革開始后遭受迫害，被停止工作和黨籍。1973年2月恢復黨籍和工作，但只7天，便一病不起，終年7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