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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傅作恭：（1920年－1960年），中国著名政治军事人物傅作义的堂弟。傅作恭成年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园艺专业就读。抗战时期，金陵大学因南京而迁往四川成都办学，傅作恭随之到成都就读。毕业后便到时任抗日战争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的二哥傅作义下辖的绥远省工作，先后担任绥远陕坝农场场长和奋斗小学校长，其中奋斗小学为傅作义创办。1950年8月，傅作恭从绥远到北京探望傅作义时，恰好遇见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邓宝珊。受邓宝珊邀请到甘肃工作，后任甘肃省林业厅造林科科长，曾主持开展了多项甘肃省的植树造林工作和兰州市的绿化工作。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相继爆发，傅作恭被甘肃省林业部门划为右派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份子”，开除公职，并被送到酒泉市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恰逢三年大饥荒，夹边沟农场关押劳教人员远超农场可自给自足的数量，当时农场管教和上级部门又按照“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未给农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致使在夹边沟农场的部分劳动教养人员因饥饿等原因死亡。傅作恭写信向傅作义反映了夹边沟农场的问题和个人的生活困难。收到信后，傅作义让警卫秘书给傅作恭寄钱，并向中共党中央反映了甘肃夹边沟农场的问题。中共党中央派出中纪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钱瑛为组长、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为副组长的中央检察团，赴甘肃夹边沟等地進行实地调查，并及时将调查情况上报中央、通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但当中央检察团来到夹边沟农场实地调查时，傅作恭在1960年冬季的某一天，在场部的猪圈边找猪食吃时，一头倒下，就再也没能起来。
　　
傅惜华：（1907年－1970年12月23日），又名宝泉，北京满族，富察氏。戏曲研究家、俗文学研究专家和藏书家。1931年，傅惜华在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创办的北平国剧学会任编辑部主任，代理事长，并参与主编了《国剧画报》、《戏剧丛刊》。他曾与傅芸子主编《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1941年后，没有上过大学的傅惜华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戏曲。中共建国后，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图书馆馆长等。正当其忙于笔耕、忘我工作时，病魔残酷向他袭来。中风使他半身瘫痪，右手不能拿笔写字。他以坚强的毅力开始练习用左手写字，先后记录了万余张卡片。《北京传统曲艺总录》、《清代杂剧全目》、《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以及未能出版的《清代传奇全目》等著作，就是他重病之后编著的。著有《缀玉轩藏曲志》、《中国小说史略补编》，编有《戏曲选》、《中国古典戏曲总录》、《子弟书总目》、《元代杂剧全录》、《北京传统曲艺总录》 、《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上下）》（1981年，该书才得以出版）、《白蛇传集》，参加编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傅惜华和家人不断地遭到批斗。一天，来了一群造反派，把他和一家老小关在一间小屋里不准出来，然后把他几十年来苦心收藏的数万册图书、一些珍贵的字画以及其他物品装了满满的二卡车扬长而去。书被抄走的当天，面对空空如也的碧蕖馆，全家人的悲愤和抑郁可想而知。夫人自残后于1969年1月10日无望地离开人世。在悲痛与疾病折磨中，1970年12月23日，傅惜华被送医院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含冤而逝。
　　
傅乐焕：（1913年－1966年5月23日），中国历史学家，专攻辽金元史，傅斯年堂侄。与冯家升、陈述 (历史学家)并称为“辽史三大家”。傅乐焕1913年出生在山东济南，年幼在济南求学，因父丧而中断学业，幸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在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书记员。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再次進入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1942年发表《辽代四时捺钵考》，该项研究成果获中央研究院“杨铨奖金”，他也被聘为副研究员。1947年前往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留学。1950年，以《捺钵与斡尔鲁朵》一书获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拒绝来自各方面的利诱，排除种种干扰，于1951年毅然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因院系调整前往中央民族学院任职。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先后在研究部、历史系工作，曾任历史系副主任、院工会副主席等职，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期间，与学术大师、史学界"二陈"之一的陈垣侄女结婚，并陆续有了三个女儿。在相对安静舒心的生活环境中，傅乐焕埋头治史，先后参加并领导对满族、达斡尔族的民族识别工作和调查研究，发表了《关于达斡尔的民族成份和识别问题》等研究成果，主编了《满族简史》、《金史》，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图集》，校点《二十四史》，参与编纂《辞海》、《中国地震史料辑录》，编辑《中国历史小丛书》等，对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研究事业做出了划时代贡献，并以此跻身于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辽金史学专家之列。1966年文革开始，傅乐焕成为中央民族学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的"反动"外，更为致命的是他与傅斯年的关系。一时间，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使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他最终选择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证明自己"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士大夫的气节与骨气。主意打定，傅乐焕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选好的陶然亭，纵身投湖而亡。

彭文应：（1904年6月27日－1962年12月15日），五大右派之一。1917年，年仅13岁的彭文应考入清华学校，在江西省近2000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擅写政论，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1925年，彭文应、高士其一同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高士其学化学，彭文应学政治学。自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彭文应又進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1932年学成归国，出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刚刚回国，彭文应便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第四期上发表了《射秽主义之路比较可通》一文。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工农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围剿，彭文应撰写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刊登在1933年《自由言论》杂志一卷六期上，文章称： “先剿匪，后抗日，这是两年来政府坚决不变的政策。国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过，帝国主义可以携手，但是共产党必须铲除，政敌必须消灭。这又是两年来政府始终如一的态度。”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屎、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彭文应赞同射秽主义，同情并支持中共党。1947年民盟被中国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解散”后，民盟“一边倒”向了中共党，并转入地下斗争。1947年12月2日，民盟上海市地下支部，彭文任主任委员，有成员500余人。梅蒸棣（1948年时任国立复旦大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回忆称，约在1948年，经孙大雨介绍，彭文应给梅蒸棣捐了一笔钱，彭文应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1949年5月初，中共军進逼上海市，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乃下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当时，彭文应正躲藏在江西老乡刘之纲开办的申江医院。1949年5月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务闯入该医院，当场逮捕院长刘之纲，后来险些将其活埋。彭文应则及时跳出窗口，爬上屋顶，从而免遭逮捕。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瑢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虽未被逮捕，但因受惊吓而埋下病根。彭文应的三姨（即邓世瑢的姊妹）邓世琳及司机则被特务逮捕，其中邓世琳在狱中受到非人的凌辱。1949年5月27日，中共军占领上海，一直躲藏的彭文应才重新上街。他在街头举起小红旗，和民众一起欢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共国成立后，彭文应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在朝鲜战争中，1951年，彭文应参加了第一届中国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共志愿军指战员。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彭文应逢人便说：“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在反右运动中，民盟成为重点受打击对象，遭到严重打击。民盟中委与候补中委59人被打右派，占盟员总数五分之一的6000余名盟员也被打成右派。作为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也在劫难逃。与他一同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民盟上海市主委沈志远，副主委陈仁炳，宣传部主任徐铸成。在反右运动初期，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两度提到陈仁炳：“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1957年7月19日《解放日报》刊发了张春桥撰写的署名“常孰”的《质问彭文应》一文，攻击彭文应，直指其是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1958年张春桥出版《今朝集》一书时，将《质问彭文应》也收入其中。《质问彭文应》一文发表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彭文应的文章。短短3个月内，除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一文外，仅《解放日报》便发表了近20篇同类型的文章。上述报刊发表的文章有《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彭文应反党原形進一步暴露》、《反党好汉彭文应》、《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等等。1957年8月2日，《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印发，其中将彭文应的“严重反党言行”被分别编为八类。其中有： “射秽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在遭受十多次批斗会后，仍然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就在妻子邓世瑢逝世的次日，彭文应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谈会上申辩称：“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他重申：“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射秽主义。” 数天后，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又称：“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在被打成右派之后，彭文应一直拒绝“低头认罪”。有位朋友劝他说：“你不承认错误就算了，不要再去辩论去上书了。” 他回答说：“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所有职务，保留民盟盟籍，原有工资津贴随之全部取消，他成了没有丝毫收入的无业人员。当时，他的子女尚未成年，还有长辈需要赡养。他不再住在每月租金83元的洋房，率全家赶紧迁入了重庆南路的一间仅有15平方米的房子。彭文应连一篇检讨也不写，当时一位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多次登门劝他：“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却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射秽主义的。我没有错！”彭文应的老友王造时也曾好心劝过彭文应。王造时遗存的一份“思想汇报” 中载有：“和彭文应谈话比较久，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射秽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着党走的……”1961年3月18日，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之下，在家中吞服了安眠药、碎玻璃、针，被彭文应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得以转危为安。1961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其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宿舍内再度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年仅19岁。彭志平的死，是彭文应在妻子去世后遭到的最大打击。1958年下半年，上海许多“右派分子”被集中至郊区劳动，其中包括彭文应。但彭文应事先声明：“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進行劳动改造的！”在次子彭志平自杀身亡后，彭文应衰老得很快。1962年11月，彭文应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前来，亲自将其送入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关照。彭文应的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纷纷来到医院看望。30多天后，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逝世，享年58岁。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彭文应及其妻子、次子的墓被全部毁灭。198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该请示报告中，认为不属于错划的右派共5人，即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此即后来俗称的“五大右派”。中共中央认为应对他们“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除了这五名中央认定的右派分子外，还有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也被认为不属于错划，总计不足百人。

彭康：（1901年8月26日－1968年3月28日），原名彭坚，笔名彭嘉生，江西萍乡人。中国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１９２７年回国投身革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参加中共党。彭康是２０、３０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屎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1952年被任命为交通大学校长，1956年主持交通大学西迁工作，1959年交通大学分立后被任命为西安交通大学首任校长。1968年3月死于文革迫害。

彭子冈：（1914年－1988年），原名彭雪珍，笔名子冈，女记者。为中共新闻界＂四大花旦＂之一。十二三岁开始写作，中学时便开始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为叶圣陶所赏识。在淞江二中读初三时，她的作文《我的燕子》获得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杂志命题的文艺竞赛第二名。三个月后，她又以《学校生活日记一则》获该杂志命题文艺竞赛第一名。女中校长赠送给她一柄团扇，上面亲自书写了“为校争光”四字。此后又三次参加《中学生》杂志举办的全国作文比赛，第一次得亚军，后两次都夺魁。1936年春，彭子冈在上海沈兹九老师手下《妇女生活》杂志担任助理编辑并采写专稿，多有建树。她曾采访过江西革命根据地和探访囚禁狱中的“七君子”，在北京采访过女作家冰心，在上海参加了鲁迅的葬仪，并写出了具有新闻报道、历史文献和文学欣赏三重价值的特写《伟大的伴送》。抗战爆发后，彭子冈撤退到武汉，進入《大公报》任外勤记者。1938年加入中共党。1945年8月，她发表了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这期间，彭子冈还写了大量感情真挚细腻、文笔俊逸极富感染力的通讯、报告文学，如《官厅少年》、《老邮工》、《雪亮的眼睛》等。1949年后先后任《進步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1954年起编《旅行家》杂志。1957年，时为《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子冈成为“右派”之初，她公开表示不服，声明“辞职不干了，准备回家当家庭妇女”。在批判会上，她依然不自觉地为自己在“鸣放”中的意见辩护。子冈被罗织落网的真正原因还是她的口无遮拦，她公然表示不赞成搞政治运动，说那既费时，又无益，这些话触及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显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祸。许多人还揭发她在《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蓄意”加入毛泽东在张治中家客厅中打碎一只盖碗的细节，说毛泽东“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更是“恶毒污蔑领袖”。受到点名批判，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月发30元生活费，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1979年获得平反，重新担任《旅行家》杂志主任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