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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文化精英＂，是泛指文化、艺术、科技等人才；限于自身能力，不能把受难的精英们全部记录下来以作纪念，让我深感遗憾。
我无法想象，一个罪恶的政党，能鼓噪人民任意指认谁是什么就是什么，要谁成什么就成什么；尔后几十年过去了，再轻巧恩赐般地说给谁平反了就平反了。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那些所谓被一纸平反了的末亡人，不仅不以行动团结起来申诉国家赔偿，追求申张公义，彰显法理良知，惩治恶行劣制，竟仍会屁颠屁颠地重去参与邪党的工作。这是出于何种心理和动机？又是为了何种难言之隐或无法言说的缘由？
也许，真如网友所言：我们都是受害者，我们也都是帮凶。
那么我想，只有当我们不再怯弱，不再去做帮凶的时候，我们才能免于苦难与被害。
本卷内容皆来自网络，大部分通过“维基百科”搜得，对此深表感谢。整编中可能在人名、时间、地点、事件和职称上有错误存在，这是要请读者诸君原谅的。
——整编者

童书业：（1908年5月26日－1968年1月8日），字丕绳，号庸安，别名吴流、冯鸿、冯梅、章卷益、卷益、童疑。中国历史学家，著名先秦史专家和文物史专家。擅长绘画和文物鉴定，童书业是顾颉刚的得意门生，并是古史辨派的主要代表之一。自幼体弱多病，四岁起多在家中请先生教授经史书画，极少出门。1920年，在上海寰球小学短暂就读。1923年，在其父童亢聆开办的会计事务所作练习生，后又于圣舫济英文专修学校進修一年半。十八岁时，童书业师从缪谷瑛学画。1926年，经张是公介绍从王季欢（王修）学画，后又经王季欢推荐跟从胡佩衡函授学画。1928年，与蒋庆芳结婚，婚后被父亲逼迫前往上海随其工作，但不久后因庶母杨芸卿介绍，得以前往南京，担任财政部书记官。在南京期间，童书业开始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思想大变。1930年，开始撰写《论语解诂》。1933年，完成《论语解诂》。1934年，因家庭纠纷，父亲受妾挑拨将童书业赶出，童书业被迫前往杭州，投靠学画老师王季欢（王修），并在其指导下代其完成《版本述》，发表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并经其介绍担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刷所校对员。童书业将其1933年所著《虞书疏证》寄予顾颉刚，并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发表《评顾著〈尚书研究讲义〉》，收到顾颉刚赏识。1934年8月顾颉刚继母去世，顾颉刚前往杭州奔丧，9月份顺道拜访童书业，并邀请其前往北平协助从事古史研究。1935年6月27日，童书业抵达北平，顾颉刚亲往车站迎接，任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助教，是历史学家顾颉刚的研究助理，并住在顾家，由于没有文凭，薪水完全由顾颉刚提供。童书业并兼任有禹贡学会及其杂志的编辑。1936年，童书业著成《春秋考信录》（在1941年后因战乱遗失，仅能于《春秋史》中第一章《西周史略》的注释中略窥一斑），同年为求文凭進入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37年9月，童书业前往上海，担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任民立女子中学教员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讲师。1940年夏，受顾颉刚委托为齐鲁大学撰写《春秋史》，童书业即将北平时所录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讲义進行整理修撰，到1941年6月完成，并以自己名字出版（此讲义由童书业执笔，且修订期间分处两地无法商讨，因此顾颉刚提议仅署童书业名）。1941年后，离开上海的童书业在江苏省宜兴、常州等地的中学辗转授课。1945年，返回上海，受上海博物馆杨宽的邀请，历任上海博物馆干事、历史部主任和总务部主任，并在复旦大学代课，同时担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上海分校史地组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童书业患有严重的强迫官能症，后在上海虹口医院精神病专家粟宗华治疗下基本康复，至1947年初已经基本恢复工作能力，并应中华书局舒新城邀请写了《精神病与心理卫生》一书，并于1949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童书业也发表过许多其他有关精神病的文章。1949年8月，由杨向奎引荐出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后先后担任山东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山东省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思想改造运动期间，童书业九次思想批判无法通过，后撰写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与顾颉刚划清界限，前后发表于山东大学校报上的自我批判文章达六十多篇。批判胡适运动期间，童书业又再一次对古史辨派進行攻击。但均得到了顾颉刚的理解，认为其是不得已而为之。1955年，肃反运动时，与张维华、韩连琪被称作山东大学历史系三大反革命，罪名为“一夜之间杀了一千个共产党员”（为其父亲之妾所构陷）。由于反复的运动，导致童书业再次出现了神经症状，一度向学校递交请求书，承认自己为反革命，要求将自己管制起来。1961年，童书业开始撰写《中国美术史札记》。1965年，开始写《春秋左传考证》，1967年下半年，写出《春秋左传札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童书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反共老手”，被抄家。童书业长期罹患肺病，1967年12月底，童书业出门为一女工治病，不幸感染风寒而发烧，1968年1月8日，因病不治逝世，其遗著《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后由顾颉刚修订作序出版。

储安平：（1909年－1966年9月），现代学者、知识分子，五大右派之一。储安平出生后六天即丧母，14岁丧父，依靠祖母、伯父储南强抚养成人。储南强肄业于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是同学，曾官南通知县。1928年，储安平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英文系学习，爱好文学创作，为“新月派”后起之秀，1932年毕业。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同时在戏剧学校兼课。1934年，储安平与光华大学同学端木露西结婚。1936年赴英国采风，后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或受到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哈罗德•拉斯基教授的影响。在英期间担任无薪酬、只领稿酬的《中央日报》驻欧记者。1938年因抗战学业未完，回重庆，先后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由于不堪忍受写作“遵命文章”及拒绝入党等原因，离开重庆。1940年8月后，辗转于湘、桂之间。曾任国立师范学院教师（今湖南师范大学，学校时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后在桂林担任《力报》主笔和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主笔。日军侵占桂林后返重庆。1945年11月与张稚琴创办《客观》周刊，任主编。1944年或1945年，与端木露西离婚。1946年春，储安平离开《客观》杂志社，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并使得《观察》成为国共内战时期著名的自由刊物。同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1948年12月25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查封《观察》杂志和逮捕《观察》工作人员，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观察》事件”。此后，著名“七君子”之一王造时亲自出面，以自己的影响力多方奔走，给当局施压。并于1949年2月亲自担保和营救了包括美术家朱宣咸在内数位《观察》進步人士出狱。《观察》是宣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是当时中国一面進步民主运动的旗帜。查封《观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悲歌。储安平曾批判中国国民党“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中共国成立后，《观察》复刊，储继续担任主编至1950年终刊。文章多以游记杂感为主，鲜见时评。1950年《观察》终刊后，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并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经胡乔木推荐任《光明日报》总编。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中共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共党再次重申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经历胡风案等一系列批判事件后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中共提出批评和意见。6月1日，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召集的座谈会上，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称“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面性的现象。”而且与中央也有很大关系。并且称在百花政策后“大家对小和尚（基层和一般党员）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中共高层）没有人提意见。”并委婉地批评政府已经成为一党天下，国务院12位副总理中无党外人士，最后总结“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此文一出石破天惊，动撼朝野。次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醒目标题显着位置全文刊登。文章发表后，使毛泽东“一连几天没睡好觉”（据胡乔木儿子透露）。6月6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首先发言，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提法是严重的错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执笔的、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序幕从此拉开。此后，对储安平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子女被迫划清界限，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天下围攻的局面。6月21日，储安平在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扩大会议结束时“承认错误”，他说，他看到台湾和香港的“反动报纸”为他喝彩时“感到很沉重”，并表示“要认真地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并且交代同章伯钧、罗隆基的关系”。7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储安平作了题为《向人民投降》的发言，《人民日报》全文发表。然而对储安平的批判并未因此而结束。1957年11月12日，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在1958年1月18日至24日召开的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委会第三次全会上，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被撤销。1月3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决定罢免储安平人大代表的资格。此后，储安平被一顶特大号的“大右派分子”的帽子死死地扣在头上。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储被残酷迫害。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储安平也成为被“扫荡”对象。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1966年9月上旬失踪，生死不明。同时对于其失踪也有不同的说法：出家说、出走说、自杀说以及被打死说等不同的猜测和怀疑。也有人说他是先在青龙桥投河自杀未遂，接着又跳海自沉了，然而何时何地至今都是未知。

遇罗克：（1942年5月1日－1970年3月5日），著名《出身论》一文作者。遇罗克为资本家出身，父亲为水电部高级工程师。从小学到高三毕业学习成绩和品行一直优异，因出身属于“黑五类”，1957年父母均被打成“右派”；因此他高中毕业后三次高考，成绩优异，却不被准许進入大学。遇罗克从儿时起便酷爱读课外书，至被捕前，养成夜夜苦读的习惯。生前记了大量的文稿、日记和读书笔记（文革中因抄家风，不得不烧掉，只留下他最后的一本日记，亦成为给他定罪的内容；当局至今未归还家属）。他自小便文采超群，独立思考，学习成绩与品行优秀。他做过多种职业：农业工人、代课教师、研究所和首都图书馆的临时工等等。他把一个小学学习成绩最差的乱班在半年之内变为全校纪律与学习最优秀的班级，他在研究所与图书馆的工作也无可挑剔，但皆因“出身”问题不予转正。1966年2月13日，遇罗克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和机械唯物论進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反对姚文元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遇罗克于1966年下半年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一文，批判中共党当权以来一直用于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血统主义、亦即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列举事实反驳“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中共党政策，提倡民主和人权。该文被广为传播，影响巨大。1967年1月，在牟志京与遇罗文创办的六期《中学文革报》每期的头版头条文章，皆是遇罗克以“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为笔名，围绕出身与血统论问题所写的力作；《中学文革报》期期被抢购一空，全国反响十分巨大；六期《中学文革报》上还有遇罗克用其他笔名所写的文章。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公开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被扣上莫须有的“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阴谋進行暗杀活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27岁。其角膜在死后被移植给了一名劳动模范，尚有其他器官被割与其他病人。经大量历史文献和相关历史人物的口述，查证遇罗克的死刑处决令一共有2次，第一次是1968年1月周恩来亲自签发（因为遇罗克自称“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而获得拖延），第二次（1970年3月5日真正执行那次）是中共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因癌症病重代由吴德签发。死刑处决通知原文如下：“十、现行反革命犯遇罗克，男，二十七岁，北京市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分，北京市人民机械厂徒工。其父系反革命分子，其母系右派分子。遇犯思想反动透顶，对我党和射秽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一九六三年以来，遇犯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书写数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恶毒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书写反动文章十余篇，印发全国各地，大造反革命舆论；还网罗本市与外地的反坏分子十余人，阴谋進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遇犯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很嚣张。”1978年冬天，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找到《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希望帮助为遇罗克平反。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当局对遇罗克的尸体无任何交代，只付给了父母二千元人民币作为抚恤金。遇罗克的日记以及全家人的上千张照片都未归还，只归还了十几张照片。

虞光裕：（1918年8月23日 －1970年5月30日 ），航空发动机专家。1941年毕业于中华民国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 。1944年后，在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和英国格罗斯特飞机工厂从事设计工作。1949年回国。历任华东军区航空工程研究室技术员，沈阳航空发动机制造厂科长、主任设计师，中国航空研究院发动机研究所总设计师。1956年领导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之后，他参与领导多种喷气发动机的仿制和自行设计工作。他主持建设我国第一个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为自行研制航空发动机奠定基础。虞光裕在1956年被授予二级工程师。1964年被授予技术中校军衔。在文化大革命中，虞光裕遭受到迫害，到车间劳动。1970 年5月25日，在拆卸旧锅炉劳动时，不幸被掉下来的通风管道砸伤，因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1970年5月30日停止了呼吸，终年5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