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創始人的反民主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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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創始人的反民主本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8年9月22日
作者 周明河
最近壹個時期，在各微信群與QQ群等有關於孫文的討論非常之多，不管具體的爭議如何，這自然不是壹個壞現象，至少它會刺激我們的思考，促使我們不斷去找尋歷史的真相，探尋有關於民主自由的真諦，甚至於去沈思關於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等相關議題（明河評：不乏壹些幼稚的孫粉將問題簡單化，對不同意見者肆意謾罵、抹黑）。
筆者不才，也熱情洋溢地加入了這場「揚孫抑孫」的大爭論之中，愈發使得我覺得有必要抽出壹個專門的時間來深入地研究壹下孫文的生平與思想，至少要把其大致的脈絡梳理清楚。
正是有鑒於此，我重讀了孫文的《三民主義》（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年版），開始試圖以此著手，來首先對孫文的思想進行壹番點評——當然，囿於學識之有限，本文僅供參考，並望閱者諸君多提寶貴意見。
壹、孫文的才學造詣明顯不如梁、宋諸輩
曾經積极參与過反清革命、宋教仁的日本好友北壹輝（1883—1937），壹度對孫文有諸多的批評，其中他認為孫氏完全不熟悉中國國情，因而不能掌握中國的民情，比如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孫文等人便以出讓漢冶萍公司的權益來換取日本方面的借款，這種「癡人說夢、飲鴆止渴而自我不察的無知行為」，頓時引起全國輿論嘩然，造成南京臨時政府頓失民氣。
筆者壹向也認為，孫文早年就離家在外（1879到1883在夏威夷檀香山，以後又長期在香港求學），且長年流亡海外（自1895年到辛亥革命這個時期他幾乎沒有到過中國內地），從時間和閱歷上便不足以對中國國情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其本身確實可能學業不精、思考不足，因此出現下面這些荒誕之言論也就不足為奇了，試舉例如下：
「外國人說中國人是壹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壹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壹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明河評：此處可見孫氏完全未找到中國問題的癥結，竟然把帝制高壓之下中國人的原子化狀態視作「自由」太多造成的。】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用方法也不能相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壹片散沙。【明河評：其實中國民間社會的江湖團體、宗教團體還是很多的，甚至於能量也非常巨大，但這往往並非尋求社會改良的力量。】因為是壹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水和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壹塊堅固石頭壹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裡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用錯了自由的壞處，我們革命黨，從前之所以被袁世凱打敗的原故，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明河評：如何才能做到革命黨的團結？自然是需要黨魁的獨攬壹切，實際上這恰是背離民主政黨的動因。】」（P93）
「中國以前的不平等，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麼厲害。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明河評：孫文此處對中國先秦社會的定性，比粗暴地把秦漢以後的帝制社會定性為「封建社會」的M派強壹些，但他基於對西方歷史的驚人無知，卻得出了壹個荒唐的結論。】……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麼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什麼利害。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雖然是專制，二千多年以來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因為不覺得痛苦，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鬥。【明河評：此處孫文對於中國曆來政治的認知幾乎達到了極其可笑的地步，中國帝制之下所產生的某些諸如朱元璋壹類的皇帝甚至已經接近於「准極權統治」，這在人類古代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P99）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民權的先進國家，把民權實行了壹百多年，至今只得到壹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還是很難解決。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壹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夠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明河評：往往就是這類毫無自知之明、好高騖遠的所謂「領袖人物」，不僅僅是搞出了壹些欺世盜名的、非驢非馬、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且還對整個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危害，因為他們掌握了巨大的權力。】」（P122）
「我們現在實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明河評：這真是壹個不倫不類的比喻，大概只有腦子裡壹團漿糊的人才能夠做到。】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復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和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和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明河評：很顯然在孫氏頭腦里嚮往的還是壹個強勢而高效的政府，固然他的初衷是不錯的，但他基於對權力運作的無知，從而得出了壹個錯誤的觀念。】」（P135）
以上僅舉數例吧，諸君即可略窺壹斑。
孫文之種種無知，還有很多其他旁證，比如說在李提摩太的回憶錄里，李提摩太就提到了自己與孫文的多次交談，他對孫的總體印象很不好：李氏對中國問題的看法相當深刻，比如孫文認為只要推翻滿清統治、讓漢人取而代之就可以實現政治改良，這讓李提摩太大吃壹驚，他認為那不過是把壹枚硬幣翻了過來而已。李、孫二人諸如此類的爭論還有很多，李氏也非常反對孫氏的激進、冒進主張（可以參見蘆笛的《百年蠢動》里的相關章節）；對於1912年孫的讓位於袁，李提摩太還特意評論道：「這是他壹生中走得最聰明的壹步，他認為自己沒有從政的經驗，而袁世凱大概是中國最有經驗的政治家。」
無獨有偶，那位曾經在1912年被時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任命為「中華民國外務高級參議」的澳大利亞籍知名記者端納，他與孫有過相當深入的接觸，而孫文給他留下了極端不堪的印象，這不僅充斥于端納的個人回憶錄里，也散見於他的私人通信中，比如他在給友人莫理循的信中曾經寫道：
「經常圍繞在他周圍的儘是些認識膚淺、年輕的烏合之眾和剪掉辮子的政客。請別見怪，孫沒有頭腦，自己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他是壹幫意欲囊括壹切而壹無所失的幕後操縱人手中的工具。【明河評：端納此言從某個側面驗證了我先前的壹個判斷，即二次革命前後的孫文不過是陳其美的「壹枚棋子」，野心勃勃的陳其美不過是要拉毫無嫡系力量卻享有壹定虛名的孫文做虎皮而已。】……要是他真愛國，就應該克制自己，讓國家在袁的統治下站住腳【明河評：以端納此言，可見他是真正關心中國前途的外國友人，也是像李提摩太壹樣的穩健派。】……應當把孫中山、黃興這夥人抓起來驅逐出這個租界和這個國家……孫中山僅僅是個可憐的、沒有受過教育的、低能的庸醫！我講這些，只是因為他每次開口講話，就顯出低能。請相信我，雖然我對妳說這些話，但對孫個人沒有懷恨之心，但當我看到他的政策怎樣拖了這個富麗國家的後腿的時候，我的血液就沸騰起來了……我認為孫中山是個騙子，不過我得趕緊補充壹句，他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我們是好朋友。但在政治上，我不支持他的低能、他露骨的壞心眼和他嚇唬外國人和中國人的那股勁頭。」（參見《端納檔案》P74）
當然，由於孫文的作風專斷、獨攬革命資金及種種不光彩的作為，來自革命黨內部的對於孫文的指責和質疑更是數不勝數，宋教仁在1910年12月同日本籍人士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就特意壹針見血的指出：「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二、划蛇添足的制度設計
西方近代的民主憲政制度，所建立的根基之壹，便是對於人性惡的防範意識，比如美國憲法法官兼歷史學家艾茲摩爾在《美國憲法的基督教背景》壹書中就指出：「基於人有罪的觀點，清教徒拒絕給予個人過多的權力。權力有腐敗趨勢，並且可以被用來打壓別人。因此，統治者的權力必須予以妥善地監督。」
而孫文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僅將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三種，更把人分為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種——其實這種區分人的方法完全是中國傳統哲學里的，根本不是認真吸取近現代西方文明結晶的體現。
大概正是基於這種過時的、糊塗的認識，孫文破天荒地提出了壹個「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理論。這種理論最早的提出，應該是1906年孫文所主持制定的《革命方略》里所提出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其中「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時間長達九年。
很顯然，以上理論首先在人性上就是站不住腳的，未能妥善地處理人性與權力的關係；其次，它過分理想化，大大低估了國家運作的複雜程度，而這種異想天開的觀念最終的確也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在《三民主義》中，孫文又破天荒地提出了權、能分開的主張，即所謂民眾有權、政府有能，以免民眾隨時給政府難堪（下文還將提及這個問題）——它的實質是什麼呢？無非也是給人民畫了壹張「當家做主」的大餅，而事實上民眾根本無從監督和制衡政府！
1936年5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遺教」(即「五權憲法」理論)，公布了壹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其中對於國家的制度設計除了有壹個所謂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民大會」之外【後面還將對此有所評述】，還有這樣幾條非常關鍵的地方：
1、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2、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壹人，政務委員若干人，由總統任免之。
3、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壹人，任期三年，由總統任命之。
4、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壹人，任期三年，由總統任命之。
很顯然，這種制度安排下的總統的權力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於作為三權之壹的司法權居然也沒有真正獨立出來（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不僅有9人，而且均由美國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只要忠於職守，可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核不得免職）——按照孟德斯鳩的說法：
「立法權和行政權為同壹個人或同壹個官廳並攬時，就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人們有可能懼怕這個君主或者這個參議院制定壹些暴虐的法律來暴虐地執行。如果不把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開，也沒有自由可言。如果司法權和立法權集於壹身，支配公民生命與自由的權力就是專斷的；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和行政權集於壹身，法官就可以有壓迫的力量了。如果由同壹個人或同壹個要人團體、貴族團體或人民團體來行使這三種權利，即制訂法律的權力，執行公共決議的權力，和審理罪行或個人爭端的權力，那就壹切都完了。」
此外，孫文還「獨出心裁」地從行政機構中弄出了壹個並立的考試院。當然，如果僅止於此的話還不算錯得離譜，偏偏孫文又破天荒地將監察權從立法機關當中分離出來，從而產生了壹個同立法院並立的監察院。在《三民主義》中，孫文給出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國會權力太大，就會弄得政府動輒得咎，因此只能把彈核權從國會分離出來，才能讓政府「自由」。
大家不難想象，這種制度設計下的政府究竟會是壹個怎樣的政府？對此進行批評的人士很多，比如高華就曾經指出：孫氏的權能分開、萬能政府的主張，雖然是自認為超越英美民主制度的新的思想貢獻，但終究只是反映了他主觀上的壹種美好願望而已。「因為在無所不能的『諸葛亮』式的治權下，人民所擁有的『四權』（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僅是壹個擺設。」
五權分立、加強政府職能的主張，並未得民主之三昧，高華又對此批評道：「乍看起來，五權分立是三權分立的擴大和進壹步分割權力，實則監察權與考試權的分立乃是為了消弱議會對行政的牽制，而進壹步加強行政權力。因此，『權能分開』學說完全可能被轉化為壹種加強政府高度集中的理論。」
行政權獨大，壹直是中國政治的痼疾，是滋生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的溫床，如果孫文看透了這壹點，那麼只能說明他的目標根本不是什麼「限政」。
很顯然，孫文雖然成長於壹個較為西化的社會環境中，又多年遊歷歐美，思想上可能確實受到了壹些西方的人道主義與民主主義思想的浸染，但是其不足之處還是很明顯的，比如其思維中的「不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邏輯就相當明顯。
也不得不說，孫文終究是壹個中國人，壹個深受中國傳統觀念及歷史影響的人。按照他自己的交代，他之所以想到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問題，就是受到古代中國的啟發：「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就中國政府權的情形講，只有司法、立法、行政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餘監察權和考試權還是獨立的。」（P155）【明河評：孫文的制度設計其實就是壹種划蛇添足的中西結合、內閣制與總統制結合的大雜燴，恰恰說明了他對於民主憲政理念及實踐經驗的模糊認識。事實上，也是基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模糊認識，完全沒有看透帝制中國皇權高於壹切、監察權往往形同虛設的本質。】
講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了：孫文先生是真正的民主憲政追求者嗎？他的理想目標到底是什麼？
其實《三民主義》里已經大致給出了我們答案，這個答案就是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及明治時期的日本：「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壹樣的迅速。」（P136）【明河評：求國強與求民主、救亡與啟蒙是觀察晚清民國思想界的兩條主線，那些走火入魔的激進主義者無壹不是把國家強大看得高於壹切，就像先秦的法家壹樣。由此可見，在孫文的心目中，他也是更為看重國家之強大的。在壹百年前的略顯叢林化的世界格局下，這種思想多少令人同情，只是孫文的不同之處在於「成功必自我出」，中國的強大必須要在他與他的黨的帶領下，而不能交給袁世凱及北洋方面來完成。】
但是在宋教仁看來，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頂多算是壹個「武人專制」的半立憲國家，雖然日本的確實現了迅速的強大，但它還不是真正的民主憲政國家，「不足為中國效法，至少在政治上不足效法」。袁世凱其實也壹直心儀日本模式，但是作為自負先知先覺的、對美國憲法批評多多的孫大思想家，為什麼就沒有提出更為高遠也更為契合民主憲政真理念的壹套制度設計呢？
答案其實只有壹個，作為半吊子的、沒有壹點自知之明、妄自尊大的孫逸仙假博士，根本就沒有弄明白民主憲政的分權、制衡的核心理念，不僅如此，他的個人行為中也從來沒有體現過任何壹點現代文明人士所具有民主、寬容、節制、誠實、謙虛、博愛的氣質。相反，到了他的晚年，其思想中的自由色彩更趨於淡化，以致乾脆變成了列寧的同路人。
時至今日，還有人受到KMT「造神運動」的影響，想當然地把孫文視作「民主憲政」理念引入中國的第壹人，這真是莫大的誤會！因為孫氏不僅從來不具備理解「民主憲政」的能力（理解這個問題確實不容易，也許當時的中國只有少數幾個下了苦功的聰慧之士明白了此中真諦，比如宋教仁與梁啟超），也更非此類觀念最早的引入者。
在1840年代所出版的《瀛環志略》壹書中，作者徐繼畬對美國的制度推崇備至，儘管當時的美國並不強大。而在1876年作為首屆駐英國公使的郭嵩燾，不僅僅是熟知洋務的第壹人及出使西方第壹人，甚至也可能是最早窺透英國政治制度之堂奧並對其推崇備至的第壹人（孫文在《倫敦蒙難記》里吹噓自己接觸到了英國上層人士，其實完全是撒謊，而郭嵩燾作為駐外時節倒是親眼見證了英國議會、政府運行的情狀，並由衷折服）——當然，郭也成了保守派打擊的重點對象。
如果真的勉強要推選「中國憲政啟蒙百年第壹人」，那麼此人無疑是梁啟超；而欲推選「中國的憲政之父」，那麼曾經深度參与憲政構建的先驅便是宋教仁。而如果真正要追溯民主中國的左派或右派傳統，那麼思想上略微保守的梁啟超則無疑可謂中國的右派之父，而思想上略微有些激進的宋教仁則無疑是左派之父！
那麼孫文到底是什麼？他是中國的「革命之父」或「革命黨教父」！
三、革命的化身絕不等於民主的化身
很多人在為孫文辯解時指出：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孫文在認識上有其歷史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在20世紀初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經較為發達和成熟，如果孫文真的謙虛壹點、刻苦壹點，以他的海外閱歷其實並不難看清民主憲政的真諦，偏偏他是那樣的輕浮草率和自以為是。
比如在《三民主主義》里孫文講到壹件事：他曾經就自己的「五權憲法」理念講給很多專家學者聽，但是人家都不以為然，後來他又把自己的這套觀念講給壹個在美國的獲得法學學士的留學生，兩個人討論了足足兩個星期，那個留學生最終被孫文的主張所折服；可是等到幾年後，這位留學生經過了憲法學的專門深造以後，就委婉地表示道：「五權憲法，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這個恐怕是不行的。」
在下壹篇文章里，筆者會專門就宋教仁的生平和思想進行壹番評述，才識出眾的宋教仁可謂領悟了民主憲政的真諦，比如說他與梁啟超都意識到了分權、制衡的重要，提出不僅本黨要強盛，也「希望反對黨亦發達，能至旗鼓相當而後已。誠以政黨須有道德，其態度固應如是也」（梁啟超曾經提出過壹個「真正政黨」所應具備的包括「寬容」在內的六個方面，他也著重指出：對於他黨，「不可有嫉忌破壞之心，且尤必望他黨之能發達」）。
宋教仁有鑑於當時法國政治的混亂，及德國、日本政治的專制氣息，以及對照搬美國總統制的憂慮（擔心總統權力太大就會容易造成專制復辟），為了兼顧穩定和效率，宋教仁所心儀的正是當時英國的兩黨制的責任內閣制——只是他希望是在共和國的框架下，而作為其反對派知音的梁啟超卻可以接受君主立憲模式。
對於推翻專制集權的滿清以後，宋教仁也明確地提出了在大局初定以後要立即實行民主憲政，而反對「軍法」、「約法」的革命程序。在作為壹部准憲法的《鄂州約法》里，宋教仁作為主要的起草人，其中規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議會在約法實行后三個月內開設。
宋教仁壹向擔心革命以後有功的軍人要實行武人政治，所以他也意識到革命必須經過充分準備（不能像孫文那樣整天小打小鬧），並且要在中部核心地區率先發動（不能像孫文那樣在邊遠地區瞎鬧騰，以致白白犧牲），然後爭取迅速的成功，以免造成軍人勢力尾大不掉【明河評：辛亥革命的發動，是宋教仁等領導下的中部同盟會努力的結果。但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倉促的，有些出乎宋教仁的預料，他事後曾經反思道：如果再有兩年的準備時間，到1913年發動革命也許最佳。】
宋教仁認為在革命成功以後要立即實行民主憲政，所以也就不主張採取總統權力較大的總統制，而選擇政府受議會制約較大的內閣制（不管是否可行，這種思路是不錯的）——宋教仁在晚清民初從來都是這個主張，反而是孫文較為反覆、投機，在自己有望做總統時，堅決主張總統制，及至看到已無緣總統寶座時，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才同意了宋教仁的主張——孫文的這種「因人立法」或「因人修法」，極為缺乏誠意，乃至給民初政治開了壹個很壞的頭兒。
另外，宋教仁壹直對日本的野心有所防範和有所抵制（比如撰寫了《間島問題》），可是孫文對此卻麻木無知，甘心成為日本方面破壞中國穩定的壹顆不自覺的棋子——孫文晚年又慌不擇路地上了蘇聯人的賊船，這種舉動並非是偶然的——而孫文的政治盲動還在於他可以從壹個極端走到另壹個極端，這便是忽而與某「帝國主義」勾結，忽而又去打倒某「帝國主義」，而義和團式的欠揍必然會挨打！
其實，壹個人在思想上無論多麼得幼稚或者荒誕，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孫文這種人卻在不擇手段地強推個人主張（即使學說再偉大，也不應該強推），以至於把中國社會僅有的壹點民主憲政的希望給掃除殆盡，乃至於遺留下無窮禍患……
在1913年2月21日的《民立報》上，刊發了壹篇短評文章，其中指出：「聽孫先生演說，理想高遠，是壹大哲學家；聽黃先生演說，誠坦動人，是壹大實行家；聽宋先生演說，條分縷析，是壹大政治家。」這位作者的評論，似乎也從壹個側面再次說明了孫文、黃興、宋教仁三人的不同特點。而更為有說服力的是，這種輿論幾乎是當時的壹種共識，可見三人所給人產生的不同印象——實際上，孫文這種半吊子的哲學家也早已被人視作「空想家」！但他的不同之處在於，缺乏底線的「孫大炮」藉助民國亂世及險惡的國際環境，居然殺出了壹條「血路」！
最後，再壹次強調，孫文的骨子裡其實是壹個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者，他從來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者【明河評：中山陵的帝王氣派和勞民傷財，無非是孫文思想的壹種延伸和表露。就像章太炎批評的，袁世凱不過是壹個人做了皇帝，而國民黨卻是壹個黨做了皇帝。】，在他身上，其實最顯明的體現就是所謂「革命精神」——孫文不失為中國「革命拜物教」的創立者，是中國激進革命及個人崇拜的先驅，為以後更為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
因此筆者曾經反覆強調，其實孫與鄧右之間根本不是什麼敵對關係，相反卻有壹種傳承與遞進關係，鄧右共產黨也從來不拿孫當外人。
最近壹個時期，在各微信群與QQ群等有關於孫文的討論非常之多，不管具體的爭議如何，這自然不是壹個壞現象，至少它會刺激我們的思考，促使我們不斷去找尋歷史的真相，探尋有關於民主自由的真諦，甚至於去沈思關於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等相關議題（明河評：不乏壹些幼稚的孫粉將問題簡單化，對不同意見者肆意謾罵、抹黑）。
筆者不才，也熱情洋溢地加入了這場「揚孫抑孫」的大爭論之中，愈發使得我覺得有必要抽出壹個專門的時間來深入地研究壹下孫文的生平與思想，至少要把其大致的脈絡梳理清楚。
正是有鑒於此，我重讀了孫文的《三民主義》（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年版），開始試圖以此著手，來首先對孫文的思想進行壹番點評——當然，囿於學識之有限，本文僅供參考，並望閱者諸君多提寶貴意見。
壹、孫文的才學造詣明顯不如梁、宋諸輩
曾經積极參与過反清革命、宋教仁的日本好友北壹輝（1883—1937），壹度對孫文有諸多的批評，其中他認為孫氏完全不熟悉中國國情，因而不能掌握中國的民情，比如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初，孫文等人便以出讓漢冶萍公司的權益來換取日本方面的借款，這種「癡人說夢、飲鴆止渴而自我不察的無知行為」，頓時引起全國輿論嘩然，造成南京臨時政府頓失民氣。
筆者壹向也認為，孫文早年就離家在外（1879到1883在夏威夷檀香山，以後又長期在香港求學），且長年流亡海外（自1895年到辛亥革命這個時期他幾乎沒有到過中國內地），從時間和閱歷上便不足以對中國國情有較為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其本身確實可能學業不精、思考不足，因此出現下面這些荒誕之言論也就不足為奇了，試舉例如下：
「外國人說中國人是壹片散沙，我們是承認的，但是說中國人不懂自由，政治思想薄弱，我們便不能承認。中國人為什麼是壹片散沙呢？由於什麼東西弄成壹片散沙呢？就是因為是各人的自由太多。由於中國人自由太多，所以中國要革命。【明河評：此處可見孫氏完全未找到中國問題的癥結，竟然把帝制高壓之下中國人的原子化狀態視作「自由」太多造成的。】中國革命的目的與外國不同，所用方法也不能相同。到底中國為什麼要革命呢？直接了當說，是和歐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歐洲從前因為太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為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壹片散沙。【明河評：其實中國民間社會的江湖團體、宗教團體還是很多的，甚至於能量也非常巨大，但這往往並非尋求社會改良的力量。】因為是壹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像把水和士敏土參加到散沙裡頭，結成壹塊堅固石頭壹樣。中國人現在因為自由太多，發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學校內的學生是這樣，就是我們革命黨裡頭，也有這種毛病。所以從前推倒滿清之後，至今無法建設民國，就是用錯了自由的壞處，我們革命黨，從前之所以被袁世凱打敗的原故，就是為了這個理由。【明河評：如何才能做到革命黨的團結？自然是需要黨魁的獨攬壹切，實際上這恰是背離民主政黨的動因。】」（P93）
「中國以前的不平等，沒有從前歐洲的那麼厲害。歐洲兩百多年以前，還是在封建時代，和中國兩千多年以前的時代相同。因為中國政治的進化早過歐洲，所以中國兩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明河評：孫文此處對中國先秦社會的定性，比粗暴地把秦漢以後的帝制社會定性為「封建社會」的M派強壹些，但他基於對西方歷史的驚人無知，卻得出了壹個荒唐的結論。】……歐洲人民在兩三百年以前的革命，都是集中到自由、平等兩件事。中國人向來不懂什麼是爭自由平等，當中原因，就是中國的專制和歐洲比較實在沒有什麼利害。而且中國古時的政治雖然是專制，二千多年以來雖然沒有進步，但是以前改良了很多，專制淫威也減除了不少，所以人民便不覺得十分痛苦，因為不覺得痛苦，便不為這個道理去奮鬥。【明河評：此處孫文對於中國曆來政治的認知幾乎達到了極其可笑的地步，中國帝制之下所產生的某些諸如朱元璋壹類的皇帝甚至已經接近於「准極權統治」，這在人類古代史上都是非常罕見的。】」（P99）
「今天所講的大意，是要諸君明白歐美民權的先進國家，把民權實行了壹百多年，至今只得到壹種代議政體。我們拿這種制度到中國來實行，發生了許多流弊。所以民權的這個問題，在今日還是很難解決。我以後對於民權主義還要再講兩次，便把這個問題在中國求壹個根本解決的辦法。我們不能解決，中國便要步歐美的後塵；如果能夠解決，中國便可以駕乎歐美之上。【明河評：往往就是這類毫無自知之明、好高騖遠的所謂「領袖人物」，不僅僅是搞出了壹些欺世盜名的、非驢非馬、似是而非的東西，而且還對整個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危害，因為他們掌握了巨大的權力。】」（P122）
「我們現在實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有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明河評：這真是壹個不倫不類的比喻，大概只有腦子裡壹團漿糊的人才能夠做到。】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復轍，便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和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發展，中國要分開權與能是很容易的事，因為中國有阿斗和諸葛亮的先例可援，如果政府是好的，我們四萬萬人便把他當諸葛亮，把國家的全權都交到他們，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歐美人民對於政府不知道分別權與能和界限，所以他們的民權問題發生了兩三百年，至今還不能解決。【明河評：很顯然在孫氏頭腦里嚮往的還是壹個強勢而高效的政府，固然他的初衷是不錯的，但他基於對權力運作的無知，從而得出了壹個錯誤的觀念。】」（P135）
以上僅舉數例吧，諸君即可略窺壹斑。
孫文之種種無知，還有很多其他旁證，比如說在李提摩太的回憶錄里，李提摩太就提到了自己與孫文的多次交談，他對孫的總體印象很不好：李氏對中國問題的看法相當深刻，比如孫文認為只要推翻滿清統治、讓漢人取而代之就可以實現政治改良，這讓李提摩太大吃壹驚，他認為那不過是把壹枚硬幣翻了過來而已。李、孫二人諸如此類的爭論還有很多，李氏也非常反對孫氏的激進、冒進主張（可以參見蘆笛的《百年蠢動》里的相關章節）；對於1912年孫的讓位於袁，李提摩太還特意評論道：「這是他壹生中走得最聰明的壹步，他認為自己沒有從政的經驗，而袁世凱大概是中國最有經驗的政治家。」
無獨有偶，那位曾經在1912年被時任臨時大總統的孫文任命為「中華民國外務高級參議」的澳大利亞籍知名記者端納，他與孫有過相當深入的接觸，而孫文給他留下了極端不堪的印象，這不僅充斥于端納的個人回憶錄里，也散見於他的私人通信中，比如他在給友人莫理循的信中曾經寫道：
「經常圍繞在他周圍的儘是些認識膚淺、年輕的烏合之眾和剪掉辮子的政客。請別見怪，孫沒有頭腦，自己拿不出任何解決問題的辦法。他是壹幫意欲囊括壹切而壹無所失的幕後操縱人手中的工具。【明河評：端納此言從某個側面驗證了我先前的壹個判斷，即二次革命前後的孫文不過是陳其美的「壹枚棋子」，野心勃勃的陳其美不過是要拉毫無嫡系力量卻享有壹定虛名的孫文做虎皮而已。】……要是他真愛國，就應該克制自己，讓國家在袁的統治下站住腳【明河評：以端納此言，可見他是真正關心中國前途的外國友人，也是像李提摩太壹樣的穩健派。】……應當把孫中山、黃興這夥人抓起來驅逐出這個租界和這個國家……孫中山僅僅是個可憐的、沒有受過教育的、低能的庸醫！我講這些，只是因為他每次開口講話，就顯出低能。請相信我，雖然我對妳說這些話，但對孫個人沒有懷恨之心，但當我看到他的政策怎樣拖了這個富麗國家的後腿的時候，我的血液就沸騰起來了……我認為孫中山是個騙子，不過我得趕緊補充壹句，他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我們是好朋友。但在政治上，我不支持他的低能、他露骨的壞心眼和他嚇唬外國人和中國人的那股勁頭。」（參見《端納檔案》P74）
當然，由於孫文的作風專斷、獨攬革命資金及種種不光彩的作為，來自革命黨內部的對於孫文的指責和質疑更是數不勝數，宋教仁在1910年12月同日本籍人士串戶真左樹的談話中，就特意壹針見血的指出：「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二、划蛇添足的制度設計
西方近代的民主憲政制度，所建立的根基之壹，便是對於人性惡的防範意識，比如美國憲法法官兼歷史學家艾茲摩爾在《美國憲法的基督教背景》壹書中就指出：「基於人有罪的觀點，清教徒拒絕給予個人過多的權力。權力有腐敗趨勢，並且可以被用來打壓別人。因此，統治者的權力必須予以妥善地監督。」
而孫文卻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僅將人分為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三種，更把人分為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種——其實這種區分人的方法完全是中國傳統哲學里的，根本不是認真吸取近現代西方文明結晶的體現。
大概正是基於這種過時的、糊塗的認識，孫文破天荒地提出了壹個「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的理論。這種理論最早的提出，應該是1906年孫文所主持制定的《革命方略》里所提出的「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其中「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時間長達九年。
很顯然，以上理論首先在人性上就是站不住腳的，未能妥善地處理人性與權力的關係；其次，它過分理想化，大大低估了國家運作的複雜程度，而這種異想天開的觀念最終的確也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在《三民主義》中，孫文又破天荒地提出了權、能分開的主張，即所謂民眾有權、政府有能，以免民眾隨時給政府難堪（下文還將提及這個問題）——它的實質是什麼呢？無非也是給人民畫了壹張「當家做主」的大餅，而事實上民眾根本無從監督和制衡政府！
1936年5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遵照創立中華民國之孫先生之遺教」(即「五權憲法」理論)，公布了壹個《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其中對於國家的制度設計除了有壹個所謂的社會主義性質「國民大會」之外【後面還將對此有所評述】，還有這樣幾條非常關鍵的地方：
1、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2、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壹人，政務委員若干人，由總統任免之。
3、司法院設院長副院長各壹人，任期三年，由總統任命之。
4、考試院設院長副院長各壹人，任期三年，由總統任命之。
很顯然，這種制度安排下的總統的權力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於作為三權之壹的司法權居然也沒有真正獨立出來（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不僅有9人，而且均由美國總統徵得參議院同意後任命，只要忠於職守，可終身任職，非經國會彈核不得免職）——按照孟德斯鳩的說法：
「立法權和行政權為同壹個人或同壹個官廳並攬時，就沒有自由可言，因為人們有可能懼怕這個君主或者這個參議院制定壹些暴虐的法律來暴虐地執行。如果不把司法權與立法權和行政權分開，也沒有自由可言。如果司法權和立法權集於壹身，支配公民生命與自由的權力就是專斷的；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和行政權集於壹身，法官就可以有壓迫的力量了。如果由同壹個人或同壹個要人團體、貴族團體或人民團體來行使這三種權利，即制訂法律的權力，執行公共決議的權力，和審理罪行或個人爭端的權力，那就壹切都完了。」
此外，孫文還「獨出心裁」地從行政機構中弄出了壹個並立的考試院。當然，如果僅止於此的話還不算錯得離譜，偏偏孫文又破天荒地將監察權從立法機關當中分離出來，從而產生了壹個同立法院並立的監察院。在《三民主義》中，孫文給出這樣做的理由是：如果國會權力太大，就會弄得政府動輒得咎，因此只能把彈核權從國會分離出來，才能讓政府「自由」。
大家不難想象，這種制度設計下的政府究竟會是壹個怎樣的政府？對此進行批評的人士很多，比如高華就曾經指出：孫氏的權能分開、萬能政府的主張，雖然是自認為超越英美民主制度的新的思想貢獻，但終究只是反映了他主觀上的壹種美好願望而已。「因為在無所不能的『諸葛亮』式的治權下，人民所擁有的『四權』（選舉、罷免、創製、複決）僅是壹個擺設。」
五權分立、加強政府職能的主張，並未得民主之三昧，高華又對此批評道：「乍看起來，五權分立是三權分立的擴大和進壹步分割權力，實則監察權與考試權的分立乃是為了消弱議會對行政的牽制，而進壹步加強行政權力。因此，『權能分開』學說完全可能被轉化為壹種加強政府高度集中的理論。」
行政權獨大，壹直是中國政治的痼疾，是滋生專制主義、官僚主義的溫床，如果孫文看透了這壹點，那麼只能說明他的目標根本不是什麼「限政」。
很顯然，孫文雖然成長於壹個較為西化的社會環境中，又多年遊歷歐美，思想上可能確實受到了壹些西方的人道主義與民主主義思想的浸染，但是其不足之處還是很明顯的，比如其思維中的「不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邏輯就相當明顯。
也不得不說，孫文終究是壹個中國人，壹個深受中國傳統觀念及歷史影響的人。按照他自己的交代，他之所以想到考試權和監察權的問題，就是受到古代中國的啟發：「中國古時舉行考試和監察的獨立制度，也有很好的成績……就中國政府權的情形講，只有司法、立法、行政是由皇帝拿在掌握之中，其餘監察權和考試權還是獨立的。」（P155）【明河評：孫文的制度設計其實就是壹種划蛇添足的中西結合、內閣制與總統制結合的大雜燴，恰恰說明了他對於民主憲政理念及實踐經驗的模糊認識。事實上，也是基於他對於中國歷史的模糊認識，完全沒有看透帝制中國皇權高於壹切、監察權往往形同虛設的本質。】
講到這裏，我們不禁要問了：孫文先生是真正的民主憲政追求者嗎？他的理想目標到底是什麼？
其實《三民主義》里已經大致給出了我們答案，這個答案就是俾斯麥時期的德國及明治時期的日本：「現在歐美民權發達的國家，人民對於政府都沒有這種態度，所以不能利用有本領的人去管理政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弄到在政府之中的人物都是無能，所以弄到民權政治的發達反是很遲，民主國家的進步反是很慢，反不及專制國家的進步，像日本和德國那壹樣的迅速。」（P136）【明河評：求國強與求民主、救亡與啟蒙是觀察晚清民國思想界的兩條主線，那些走火入魔的激進主義者無壹不是把國家強大看得高於壹切，就像先秦的法家壹樣。由此可見，在孫文的心目中，他也是更為看重國家之強大的。在壹百年前的略顯叢林化的世界格局下，這種思想多少令人同情，只是孫文的不同之處在於「成功必自我出」，中國的強大必須要在他與他的黨的帶領下，而不能交給袁世凱及北洋方面來完成。】
但是在宋教仁看來，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頂多算是壹個「武人專制」的半立憲國家，雖然日本的確實現了迅速的強大，但它還不是真正的民主憲政國家，「不足為中國效法，至少在政治上不足效法」。袁世凱其實也壹直心儀日本模式，但是作為自負先知先覺的、對美國憲法批評多多的孫大思想家，為什麼就沒有提出更為高遠也更為契合民主憲政真理念的壹套制度設計呢？
答案其實只有壹個，作為半吊子的、沒有壹點自知之明、妄自尊大的孫逸仙假博士，根本就沒有弄明白民主憲政的分權、制衡的核心理念，不僅如此，他的個人行為中也從來沒有體現過任何壹點現代文明人士所具有民主、寬容、節制、誠實、謙虛、博愛的氣質。相反，到了他的晚年，其思想中的自由色彩更趨於淡化，以致乾脆變成了列寧的同路人。
時至今日，還有人受到KMT「造神運動」的影響，想當然地把孫文視作「民主憲政」理念引入中國的第壹人，這真是莫大的誤會！因為孫氏不僅從來不具備理解「民主憲政」的能力（理解這個問題確實不容易，也許當時的中國只有少數幾個下了苦功的聰慧之士明白了此中真諦，比如宋教仁與梁啟超），也更非此類觀念最早的引入者。
在1840年代所出版的《瀛環志略》壹書中，作者徐繼畬對美國的制度推崇備至，儘管當時的美國並不強大。而在1876年作為首屆駐英國公使的郭嵩燾，不僅僅是熟知洋務的第壹人及出使西方第壹人，甚至也可能是最早窺透英國政治制度之堂奧並對其推崇備至的第壹人（孫文在《倫敦蒙難記》里吹噓自己接觸到了英國上層人士，其實完全是撒謊，而郭嵩燾作為駐外時節倒是親眼見證了英國議會、政府運行的情狀，並由衷折服）——當然，郭也成了保守派打擊的重點對象。
如果真的勉強要推選「中國憲政啟蒙百年第壹人」，那麼此人無疑是梁啟超；而欲推選「中國的憲政之父」，那麼曾經深度參与憲政構建的先驅便是宋教仁。而如果真正要追溯民主中國的左派或右派傳統，那麼思想上略微保守的梁啟超則無疑可謂中國的右派之父，而思想上略微有些激進的宋教仁則無疑是左派之父！
那麼孫文到底是什麼？他是中國的「革命之父」或「革命黨教父」！
三、革命的化身絕不等於民主的化身
很多人在為孫文辯解時指出：在那個時代的中國，孫文在認識上有其歷史局限性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這完全是無稽之談，在20世紀初的西方，民主制度已經較為發達和成熟，如果孫文真的謙虛壹點、刻苦壹點，以他的海外閱歷其實並不難看清民主憲政的真諦，偏偏他是那樣的輕浮草率和自以為是。
比如在《三民主主義》里孫文講到壹件事：他曾經就自己的「五權憲法」理念講給很多專家學者聽，但是人家都不以為然，後來他又把自己的這套觀念講給壹個在美國的獲得法學學士的留學生，兩個人討論了足足兩個星期，那個留學生最終被孫文的主張所折服；可是等到幾年後，這位留學生經過了憲法學的專門深造以後，就委婉地表示道：「五權憲法，各國都沒有這個東西，這個恐怕是不行的。」
在下壹篇文章里，筆者會專門就宋教仁的生平和思想進行壹番評述，才識出眾的宋教仁可謂領悟了民主憲政的真諦，比如說他與梁啟超都意識到了分權、制衡的重要，提出不僅本黨要強盛，也「希望反對黨亦發達，能至旗鼓相當而後已。誠以政黨須有道德，其態度固應如是也」（梁啟超曾經提出過壹個「真正政黨」所應具備的包括「寬容」在內的六個方面，他也著重指出：對於他黨，「不可有嫉忌破壞之心，且尤必望他黨之能發達」）。
宋教仁有鑑於當時法國政治的混亂，及德國、日本政治的專制氣息，以及對照搬美國總統制的憂慮（擔心總統權力太大就會容易造成專制復辟），為了兼顧穩定和效率，宋教仁所心儀的正是當時英國的兩黨制的責任內閣制——只是他希望是在共和國的框架下，而作為其反對派知音的梁啟超卻可以接受君主立憲模式。
對於推翻專制集權的滿清以後，宋教仁也明確地提出了在大局初定以後要立即實行民主憲政，而反對「軍法」、「約法」的革命程序。在作為壹部准憲法的《鄂州約法》里，宋教仁作為主要的起草人，其中規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議會在約法實行后三個月內開設。
宋教仁壹向擔心革命以後有功的軍人要實行武人政治，所以他也意識到革命必須經過充分準備（不能像孫文那樣整天小打小鬧），並且要在中部核心地區率先發動（不能像孫文那樣在邊遠地區瞎鬧騰，以致白白犧牲），然後爭取迅速的成功，以免造成軍人勢力尾大不掉【明河評：辛亥革命的發動，是宋教仁等領導下的中部同盟會努力的結果。但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倉促的，有些出乎宋教仁的預料，他事後曾經反思道：如果再有兩年的準備時間，到1913年發動革命也許最佳。】
宋教仁認為在革命成功以後要立即實行民主憲政，所以也就不主張採取總統權力較大的總統制，而選擇政府受議會制約較大的內閣制（不管是否可行，這種思路是不錯的）——宋教仁在晚清民初從來都是這個主張，反而是孫文較為反覆、投機，在自己有望做總統時，堅決主張總統制，及至看到已無緣總統寶座時，為了限制袁世凱的權力，才同意了宋教仁的主張——孫文的這種「因人立法」或「因人修法」，極為缺乏誠意，乃至給民初政治開了壹個很壞的頭兒。
另外，宋教仁壹直對日本的野心有所防範和有所抵制（比如撰寫了《間島問題》），可是孫文對此卻麻木無知，甘心成為日本方面破壞中國穩定的壹顆不自覺的棋子——孫文晚年又慌不擇路地上了蘇聯人的賊船，這種舉動並非是偶然的——而孫文的政治盲動還在於他可以從壹個極端走到另壹個極端，這便是忽而與某「帝國主義」勾結，忽而又去打倒某「帝國主義」，而義和團式的欠揍必然會挨打！
其實，壹個人在思想上無論多麼得幼稚或者荒誕，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孫文這種人卻在不擇手段地強推個人主張（即使學說再偉大，也不應該強推），以至於把中國社會僅有的壹點民主憲政的希望給掃除殆盡，乃至於遺留下無窮禍患……
在1913年2月21日的《民立報》上，刊發了壹篇短評文章，其中指出：「聽孫先生演說，理想高遠，是壹大哲學家；聽黃先生演說，誠坦動人，是壹大實行家；聽宋先生演說，條分縷析，是壹大政治家。」這位作者的評論，似乎也從壹個側面再次說明了孫文、黃興、宋教仁三人的不同特點。而更為有說服力的是，這種輿論幾乎是當時的壹種共識，可見三人所給人產生的不同印象——實際上，孫文這種半吊子的哲學家也早已被人視作「空想家」！但他的不同之處在於，缺乏底線的「孫大炮」藉助民國亂世及險惡的國際環境，居然殺出了壹條「血路」！
最後，再壹次強調，孫文的骨子裡其實是壹個唯我獨尊的專制主義者，他從來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者【明河評：中山陵的帝王氣派和勞民傷財，無非是孫文思想的壹種延伸和表露。就像章太炎批評的，袁世凱不過是壹個人做了皇帝，而國民黨卻是壹個黨做了皇帝。】，在他身上，其實最顯明的體現就是所謂「革命精神」——孫文不失為中國「革命拜物教」的創立者，是中國激進革命及個人崇拜的先驅，為以後更為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開闢了道路！
因此筆者曾經反覆強調，其實孫與鄧右之間根本不是什麼敵對關係，相反卻有壹種傳承與遞進關係，鄧右共產黨也從來不拿孫當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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