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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前面己經論證，毛的「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完全是「有計劃、有預謀」的行為。自「鳴放」后不久，毛即發出壹系列指示，準備「秋後算帳」。拋開《事情正在起變化》壹文不說，5月14日，即大鳴大放啟動不久，中共中央就下發了《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指示明確要求，對於在鳴放中的「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行，必須原樣地不加修飾地報導出來。對於壹些反共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應立即加以糾正。」5月16日，毛又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關於對待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指示在肯定整風中黨外人士批評的有益方面之後，指出「社會上帶有反共情緒的躍躍欲試，發表壹些帶煽動性的言論……」要求各地好好掌握形勢，設法團結多數中間力量，逐步孤立右派，奪取勝利。

5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加強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文中認為北京、上海各地的右派分子的言論頗為猖狂，各地黨報應在繼續登載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的同時，注意刊登壹些批評某些反動論點或批評某些錯誤觀點的言論，要求各地宣傳部門要分類研究右派的「反動言論」， 為反擊做準備。5月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擬定了壹批題目，發給指定作者和審稿人，限期交稿，作反擊之用。

6月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緊時間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指示要求省市壹級機關、大專院校及地市壹級機關用大鳴大放方法整風要加緊進行，要使建設性的批評與牛鬼蛇神（即所謂「破壞性批評」）都放出來，以便分別處理。

僅僅過了兩天，6月8日，運動突然轉向，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的反右鬥爭信號彈，同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準備》的黨內文件。由此可見，六教授會議確是運動的轉折點，毛已經急不可待了。

至此，毛完成了由「陰謀」 向「陽謀」轉變的全過程。

後來，毛在各個場合講明了他的整個戰略意圖，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中，毛說：「這是壹場大仗（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壹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爛，只潰爛壹小部分（這部分潰爛正好，擠出了膿色），利益極大。」

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毛告訴他的高幹們：「大量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麼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妳們壹篇講話為什麼不早講？為什麼沒有早講，我們不是早已講過壹切毒草必須鋤掉嗎？……」

毛還告訴他的高幹們：「共產黨整風告壹段落後，我們將將建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實行整風。」這是毛開展整風的真正用意之壹，即以共產黨整風為名，引導亦即強令民主黨派和非黨知識分子整風，即進行又壹輪思想改造——馴化運動。

在毛為7月1日《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文匯報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中，他除了編造出壹個「章羅同盟」，和「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民盟右派系統」外，還表演、示範了他的流氓無賴手段：文中說：「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這個期間……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壹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報紙在這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資產階級猖狂進攻不予回擊」——這－切都是他的戰略部署——因此，《人民日報》這樣做是「執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正確的。然而《文匯報》響應他的號召大登各種「資產階級右派」向共產黨「猖狂進攻」的文章（即大鳴大放的報導或發言記錄），毛卻擺出另壹付面孔，大肆斥責，說是想「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妳看，同樣的做法，同樣是響應他的號召，執行他的指示，他的黨報正確、有功；而民主黨派的報紙則罪該萬死！在運動之初，這個毛還公開讚賞《文匯報》辦得好，還親自召見該報的總編，鼓勵有加。轉眼之間，他不認賬了，「反戈壹擊」了。

毛在這篇社論中正式宣布：他以前號召整風、鳴放等等都是假的，是「引蛇出洞」，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其流氓無賴嘴臉令人震驚！

在這篇文章中毛還告訴他的下屬如何狡辯。如他說原來說的「言者無罪」己不適用於向共產黨進攻的右派了，因為「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如何叫「行」？毛沒有解釋，總之，「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7月9日毛在上海乾部會議的講話）中，毛說出了他在整風鳴放中的心態：「右派進攻的時候，我們的政策是這樣，就是只聽不說。有那麼幾個星期，硬著頭皮，把耳朵扯長壹點，就聽，話是壹句不說。」「壹個時候，兩三個星期，天昏地暗，日月無光，好像是有利於資產階級。我們講硬著頭皮頂住，也就是兩三個星期，睡不著覺，吃不下飯。」如果把這些話與在發動整風之初、他到處煽風點火、鼓勵人們鳴放，還裝出壹付彌勒佛的笑臉對照來看，就活畫出壹個魔鬼搖身壹變冒充「天使」的卑鄙、無恥、下流，活畫出壹個古今少有的大騙子、大流氓的形象！

在這個講話中，毛不忘對知識分子污衊、咒罵壹番。他老調重彈：「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的。」「妳看誰人知識高呀？還是那些不識大字的人，他們知識高。」知識分子最無知，大字不識的人最有知識，這就是毛的邏輯。毛對知識分子的本能仇恨，正好說明了他發動反右派運動的真實目的，就是要整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貶為等外賤民，再次表現了毛主義的反人類、反文明、反人性的本質。

再從毛的表演看，毛這次在整風、反右運動中，完全使出了他在與國民黨二十多年鬥爭中所使用的－整套戰術和手段，如兩面三刀、翻雲復雨、言而無信、倒打壹耙、偷梁換柱、無中生有、笑裡藏刀、使刁撒潑等等。在對運動的布署、指揮、操控上，也完全是對敵軍事鬥爭的－套，如兵不厭詐、瞞天過海、欲擒故縱、分化瓦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默認陷阱等等。而且使用的也是軍事術語，如「引蛇出洞，聚而殲之」，「分割包圍，各個擊破」，「圍剿、開火」等等。可見，毛壹開始就將這場運動定性為壹場對敵鬥爭，壹場大戰役。再放開來看，毛在所有他發動、指揮的運動中，也無不釆取這些手段、謀略。如果說在戰爭中遵行兵不厭詐的「詭道」無可指責，那麼，在和平時期，在治國安邦、建設國家、發展經濟中、壹句話，在對待自己的臣民百姓中，仍然使用這壹套，就足見其把民眾始終當作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反人民、與民眾為敵的本質，從而其惡魔、暴君面目暴露無遺。而在此次運動中，毛自創的「陽謀」壹說，更堪稱古今中外無恥之尤了！

毛的這種作派和心理充分反映了這個流氓地痞、草根出身的暴君在依靠其騙術和權術取得 「成功」后的驕橫和自信，他已經堅信他的壹套戰無不勝，「放之四海而皆準」。他堅信他還可以更上壹層樓，當上世界大帝，讓全世界葡伏在毛主義腳下。

毛非常清醒，在他要征服、馴服的所有人群中，在實現他的宏圖大志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是他最大的敵人、最大的「心患」，因為知識分子不容易愚化，不容易變成馴服工具。所以這是他最為耽心、最為忌恨的人群。從建國伊始，毛就不停頓地整肅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早成了驚弓之鳥。可是毛仍然不肯放過，他認定「馴服」都是假裝出來的。而且，非常無奈，他還要知識分在當教師，做學問，寫文章，他們還不像夾著尾巴的「狗」，這讓他感到氣憤難平。

在上海召開的幹部會上他從頭到尾都在開罵：「「知識分子把尾巴壹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過去知識分子這個『毛』是附在五張皮上 ……『皮之不存』……這五張皮都沒有了」，「現在，知識分子附在什麼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即附在無產階級身上。誰給他飯吃?就是工人、農民」。在毛看來，知識分子都是寄生蟲，剝削者，不勞而食 。所以，作為「工人、農民」的「代表」的他，動不動就說：「不給他開飯！」在這次講話中，毛點名罵了若干所謂知識分子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王造時、 陸飴、陳仁炳、彭文應、吳茵、孫大雨等。全篇講話從頭到尾充滿了仇恨和復讎的快樂，言語間充斥著痞氣、流氣、霸氣。

這時，毛已開動他的全部宣傳機器和鎮壓機器，對「右派」颳起了十二級颱風，在恐布高壓和滅頂之災的鎮懾下，絕大多數被當局指定為右派者紛紛被迫檢討、認罪。但毛並不因此放過他們，毛髮話：對右派就是要急風暴雨！因為他們對共產黨整風不是和風細雨，現在要叫他們自己嘗嘗急風暴雨的滋味……

首先遭打擊的當然是以章伯鈞、羅隆基及其代表的民盟。但是，毛從來認為光孤立地打擊幾個頭頭不過癮，不足以顯露對方的「罪行」，於是他想起在批鬥高崗、饒漱石時他成功地製造了壹個「高饒反黨集團」的經驗，後來他運用此經驗又製造了多個反黨「集團」、「聯盟」，如「 胡風反革命集團」等，效果都很不錯。這時毛對「集團」己經著迷了，於是決定再製造壹個「章伯鈞—羅隆基同盟」（ 又稱「章羅聯盟」），把運動推向高潮……

為什麼壹定要做成壹個集團呢？我們的後人和外國人可能不懂得其中的奧妙，所以還要加以說明。首先，成為壹個「集團」，就比單槍匹馬性質不同了，單槍匹馬不可能打天下，不可能推翻共產黨取而代之；而「集團」就可能做到，為此集團就必須「有計劃、有綱領、有組織」地開展活動，「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于基層」；其次，有了集團，還可以「上掛下聯」，把文章按需要做大，在橫向，凡是想要「打倒」或「批臭」的都可以算進這個集團中去，在縱向，它的組織系統可以從中央下伸到省、到市，到縣、到基層單位。「胡風集團」就圈進了幾千人，後來的「彭德懷反革命集團」、「劉少奇叛徒集團」圈進的人就更多了，單是「屬於」「劉少奇集團」而被判罪或受到其他處分的就達兩萬多人。

再者，做成「集團」之後，才能震醒國人，發揮最大的轟動效應，使廣大人民「大吃壹驚」，從而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並因此使全國人民受到教育，團結到毛和共產黨周圍。

不過，既為集團，就要有相應的佐證材料，如集團的計劃、綱領、組織系統、活動和聯繫的方式方法等等。這些在壹般人看來很神秘、或者很可怕的東西，在毛澤東眼裡，都是小菜壹碟，他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當年子虛烏有的「AB團」不是照樣轟轟烈烈地搞了起來，照樣處死了數萬「AB團成員」嗎？延安的「搶救」 和「鋤奸」運動不是照樣「有根有據」地抓獲了壹萬五千多名「特務」嗎？毛澤東確信天下沒有他辦不成的事情，(所以後來他禁不住慨嘆：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起碼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是如此。

所以，在7月1日毛為文匯報寫的社論中，就正式宣布了由他欽定的「章羅聯盟」和「羅隆基—浦修熙—文匯報民盟右派系統」。這篇文章的最後，有壹段殺氣騰騰的話：「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主席為章伯鈞—筆者），壹模壹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這時民盟經和文匯報經過改組已是中共代理人掌權了，都非常配合，立即表態接受這個御賜的封號。因為誰都知道，此時毛的鎮壓機器已經開動，磨刀霍霍，只要毛壹聲令下，所有膽敢「對抗運動」者都會被投進黑牢監獄，甚至推上斷頭台。誰還敢與毛爭辯呢。

毛非常自信，他知道，在他的恐怖高壓下，知識分子會很快投降，按他的要求交待問題的。不投降只有死路壹條，而人不到完全絕望，總是不願死的。在7月9日他對上海乾部們的講話中，他就德意洋洋如此描繪右派們：「他看到哪裡有壹根稻草就想抓，因為他要沈下去了。好比黃浦江里將要淹沒的人壹樣，哪怕是壹根稻草，他都想抓。」

章伯鈞就有些類似於毛說的情況。當毛氣勢洶洶地將他封為中國第壹號右派時，他預感到可能大難臨頭，所以對家裡人說：「老毛是要借我的頭，解決國家的困難了。」這說明他已作了死的最壞打算。但他轉而又想到，自己確實沒有「反共、反毛」，也沒有把柄在毛手裡。毛知道，手無寸鐵的民盟不可能對共產黨的統治構成威脅，他只是想在共產黨的大鍋分壹點殘羹剩飯而已。至於「六六六」事件的真相，毛也應該知道，毛之所以要公然指鹿為馬地說民盟要造反，章伯鈞要奪權，不過是「形勢的需要」而已。從這個角度來看，章伯鈞又估計毛也許只是要借他的「罪名」來嚇壹嚇全國人民，可能並不真要借他的人頭。不過他知道，前提條件是他必須配合、順從，否則毛惱羞成怒，就難說了。考慮到這壹點，章決定有條件地配合。

就在這時，毛拋出了「章羅同盟」壹說。這種說法的荒謬性是包括周恩來在內所有中國政府高層人士都清楚的，章、羅二人因權力和個人意氣之爭，從民盟成立之日起十有餘年來，齟齬不斷，這在民盟內部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以致周恩來等共產黨人也都知道，周在給民盟做統戰工作時，也分別在不同場合找二人中的壹位，而不是把他們招來壹起談。故章伯鈞的女兒章飴和在《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

……從1946到1949年，在民盟終於有了壹個人稱「無形組織」的小集團，其基本成員連羅隆基在內共有十位……這個無形組織的宗旨，用羅隆基的話來說，它的「主要對象是章伯鈞，是不讓章伯鈞獨霸民盟的組織委員會」……壹邊是章、史（良） 聯手的當權派，……壹邊是羅隆基、張東蓀為首的非當權派…… 這個情況，別說是具體管理民主黨派的統戰部，就是毛澤東、周恩來也心知肚明。1949年召開第壹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會前，周恩來拿著民盟出席會議的名單，都是先和沈鈞如、章伯鈞商量，再與羅隆基、張東蘇蓀討論，而決不把這水火不容的章羅兩派攪合在壹起。

最初，對這個子虛烏有的「章羅聯盟」章伯鈞也很氣憤，不予承認。后仔細想想，這關係到毛是否借他的「人頭」的問題，不可不慎。后章氏拋出了他的「政治設計院」實是緣于毛澤東的首創這壹「殺手鐧」。這壹「反擊」，也令毛驚心。經過彭真居中調停，毛應允以從輕發落相交換。章就梯下階，也就將「同盟」認可了。

可是，羅隆基對毛封給他這個「章羅聯盟」卻進行了十分頑強的抵抗，直到11月7日，這時已經被批鬥了四、五個月的羅隆基，在交待他與章伯鈞的關係時仍然是：

「我同章伯鈞的認識有二十年的歷史，共同在民盟工作也有十七年的歷史。我同他有過長期的鬥爭……我同他的合作是始終有戒心的，兩人從來就是在合作中鬥爭，在鬥爭中合作……兩年來我同章伯鈞就沒有私人相約聚談過壹次。」

「當時許多民盟的負責同志，如周新民、徐壽軒、沈志遠、潘大逹等十幾人，都認為要搞好民盟，章羅兩人應該合作……章伯鈞本人壹次在民盟總部同我爭吵時，當面說：『中共中央統戰部對在民盟（內部）不合作的態度不滿』……為了省麻煩起見，我決定對章伯鈞讓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沒有什麼私人的勾結，秘密的陰謀。」

「壹年多來，我同章伯鈞的合作，絕對只限於民盟的工作範圍。章伯鈞在農工民主黨和《光明日報》的事情，他絕對沒有對我談過，我也無權過問。」

「以上是我同章伯鈞壹年多來在民盟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絕對沒有捏造，絕對沒有隱瞞。事實俱在，可以追查。」

此時羅隆基不了解章伯鈞承認這個「聯盟」的內外原因，章也無法尚他解釋，就只好充當儍瓜，任憑羅的指斥。當然，章伯鈞對自己繳械投降，也心有不甘，所以他只承認思想上、客觀上有這個「聯盟」，但沒有組織形式。所以他並不是真的完全「認罪」。只是他知道反抗沒有用處，只會徒增苦難，故對女兒章飴和說：「我早年之所以脫黨，就因為目睹了它內部的殘酷和黑暗。如果我不低頭，就沒有辦法。黨是不會認錯的，只有我認錯。如果我堅持下去，事情就越搞越大，連累的人就會越來越多。共產黨決心整起人來，是很有辦法的……」

這是章伯鈞的無奈和悲哀。說到底，是當年民主黨派選擇了共產黨的結果。而民主黨派之所以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選擇中共，除了因為毛的統戰手段高明之外，就是無奈，因為這些黨派和人士從抗戰前到抗戰中、抗戰後，都在不斷與執政的國民黨爭鬥，都在辱罵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們與國民黨當局已經結「仇」，沒有和解的餘地了。而當時毛和共產黨卻許諾在未來建立壹個多黨聯合執政的民主中國。這樣，他們只好選擇地倒向共產黨了。

然而，當形勢發展到今天，民主黨派不再是中共的助手和必須拉攏的夥伴之後，這些民主黨派頭頭才認識了毛和共產黨的本質和真相，可是世界上哪有後悔葯啊！

6月中旬，羅隆基還在東南亞國家訪問，從報紙上得知道章伯鈞已經承認了所謂的「章羅聯盟」時，火冒三丈地打來長途電話質問章：「章伯鈞，誰和妳聯盟了！……」，

電話那邊的章只能默不作聲任憑羅的訓斥。當羅回到北京找到他家，在質問、怒吼夠了壹頓之後，將隨身帶來的壹根自由棍壹拆兩斷，以表示與他從此壹刀兩斷，章伯鈞仍然不出壹聲，彷彿無心無肺……

但後來的結果表明，章伯鈞是對的，正是所謂大智若愚。當被足足批鬥拆騰了半年多之後，羅隆基終於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貴的頭顱，被迫承認了「章羅聯盟「。也許這時他才知道自己並不比章伯鈞高明。後來，他又自食其言，主動與章修好……

有關章羅聯盟及圍剿羅隆基的這壹大鬧劇，由於具體情節較多，筆者將其放在本篇之附錄中敘述，在此就不多佔篇幅了。

下面還介紹兩位「陽謀」的犧牲者，他們分別可代表兩種不同類型的受害者。

壹個是被無中生有、弄假成真的「殺人犯」，把壹個共產黨的功臣弄成「敵人」這－大冤案中的冤大頭葛佩琦。

還在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三名大右派的「三大右派言論」尚未成為全國批判的重點之前，有壹位最早「出名」並引起全國轟動的右派，此人就叫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師，其右派言論有點嚇人，叫做「要殺共產黨！」

事情是這樣的：葛佩琦本來是不想參加學校的鳴放座談會的，這倒不是因為他沒有意見可提，而是他認為這個會與他的身份不符，被邀請參加座談會的都是黨外人士，而據葛自己說，他是1938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可是黨組織不承認），資格比很多「校領導」還老，如今卻叫他參加黨外人士的座談會，這不是降低了他的身份、「玷污」他的人格了嗎？所以，校黨委曾兩次通知他去開座談會，他都置之不理。第三次，是系黨總支壹位負責幹部親自送來通知，並十分懇切、十分嚴肅地對他說：

「這是校黨委第三次請妳去了，妳再不去，可不太適合。」

考慮到以後還將吃學校這碗飯，葛佩琦妥協了，勉強去了，這－天是1957年5月24日。

可以想見，葛佩琦因黨籍問題，以及與黨籍相關的十幾年的地下工作經歷長期得不到承認、解決，並遭遇學校方面出奇的「冷遇」，肚子里自然窩了火。會場起初有點冷清。但當會議主持人、人大黨委書記胡錫奎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等等這些毛反覆申明過的話壹再重複之後，壹些人終於發言了。隨後葛也跟著發了言。

葛發言的內容很多，大抵包括：儘快弄清他的黨籍問題，不應該長期以來對他冷若冰霜；搞外行領導內行會出笑話，應該尊重人才；黨群關係比過去差多了，責任在黨。接下去他講了幾句後來惹禍的話：「……看到生活中這些現象，我不但感到生氣，也還有點擔憂；像現在這樣的黨群關係，如果再發生對敵鬥爭的形勢，還需要做地下工作，群眾便難再保護我們，我們就很有可能被敵人殺掉……」

27日，人大的內部刊物《人大周報》刊載了葛的發言，內中是：黨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搞得不好，群眾可以殺共產黨人，打倒妳們，推翻妳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不為人民服務……

憤怒的葛佩琦當天下午來到校黨委、找到校黨委副書記兼副校長聶真質問：

「《人大周報》如此斷章取義，不是有意陷害我嗎？」

聶真倒很通情達理似的告訴他：

「葛佩琦同志，妳不要著急，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登錯了，可以更正嘛。」

可是下壹期的《人大周報》並未更正。倒是6月8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了葛的那次發言，標題是：《人大教師葛佩琦發表反共言論》，內文中的葛佩琦說：

「我要重複壹遍，若妳們再不改，不爭口氣，再腐化下去，那麼總有這麼壹天，群眾要起來推翻共產黨，殺共產人。這也是合符社會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是沒有用的……」

葛佩琦看了，吃驚之外，倒吸了壹口冷氣，他知道在《人民日報》刊登他的這種「言論」意味著什麼，難道他們真要置我死地？……但他還存在壹絲幻想，心想堂堂中央黨報總該實事求是吧。於是當天立即寫了壹封要求更正的簡訊，第二天壹大清早親自送到《人民日報》社。信中雲：

「編輯同志：

6月8日妳報刊登我的那個發言，有些地方和原意有出入，請予更正。我重複壹遍，……應改為：

在這次整風中，如果黨內同志不積極改正缺點，繼續爭取群眾的信任，那不僅可能自取滅亡，而且發展下去，可以危及黨的生存。」

葛佩琦 1957年6月9日

《人民日報》自然相信共產黨組織提供的材料，而不會理會壹個右派分子的話。就在6月8日當天，該報就配發了三篇批判葛的文章。緊接著，又豋刊各地工農和各界人士、包括葛的學生聲討、批判、咒罵他的如潮水般洶湧而來的信件、文章，大有要將他淹沒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勢。

接下來，全國的大小報紙、刊物也不約而同地競相轉載葛佩琦的反動言論，而且將全部內容簡化為9個字，即「葛佩琦要殺共產黨人」。

6月8日，正是毛為《人民日報》寫的《這是為什麼？》的社論發表的同壹天，是毛吹響向右派「反擊」號角的第壹天，是中共由整風向反右轉軌第壹天，是陰謀轉「陽謀」的第壹天，也是敲響中國知識分子喪鐘的壹天。這壹天，配發葛佩琦的「發言」顯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因為「殺共產黨人」這句話響亮、乾脆，通俗易懂，婦孺皆曉，以此作為右派言論的代表，可以起到「划龍點睛」而又「振聾發聵」的作用。有利於迅速將全國人民對右派的仇恨之火點燃起來，讓全國人民投入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鬥爭中去……

果然，葛佩琦的這壹「招牌言論」，立即傳遍全國大街小巷、窮鄉僻壤。人們壹提起右派，就知道那是些要殺共產黨的「殺人犯」，怎麼能不同仇敵愾、義憤填膺！

這時，即使葛佩琦有張飛那樣大的嗓門，也無人能聽到他的吶喊、抗議聲了。何況，很快、葛就被逮捕，失去了「話語權」。

壹樁天大的冤案就由此鑄就了。

說到葛佩琦的奇冤，只有了解他的問題全部真相后才會信服，而這個真相是二十余年後才為人們所知曉的。原來，葛佩琦本名葛畔珩，出身貧寒，山東平度縣人。1933年，靠半工半讀自學完成學業的葛畔珩考取了北京大學物理系，但因既沒有初中畢業文憑，更沒有高中畢業文憑，眼看難以跨進校門。這時，恰巧有個叫葛佩琦的新生報到了到卻不來上學，同情他的老師叫他頂替那個學生。從此，葛畔珩便變成了葛佩琦。葛佩琦在北大除了學習，還積极參加社會活動，是「壹二·九」運動積極分子。后又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還當選學校學生會副主席。日寇佔領北平后，他投筆從戎，投入豫東的抗日游擊隊，並在游擊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時為1938年。

不知什麼原因，共產黨派他去做秘密地下工作。他干出了出色的、驕人的成績：單獨策反偽軍壹個團；參与策反壹個偽軍師，將他們編入了共產黨控制的部隊。

大概是他的地下工作出色，黨便繼續叫他擔任這種「鼴鼠」的角色。在國共內戰時期，葛佩琦打入國民黨第壹戰區司令部，並建立了壹個地下聯絡站，獲取了大量情報。後來葛佩琦被調去瀋陽，任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部少將督察和東北通訊處處長。他利用職務掩護，將大量敵軍高度機密的情報，通過自己的單線的「上線」聯繫人李年，再經過秘密電台不斷地送到延安毛澤東的案頭，為共軍奪取遼瀋戰役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然而不幸的是，1947年底他的單線聯繫人李年被捕，不久，他的黨組織關係所在的領導人趙耀武也在西安落入國民黨之手。雖然葛佩琦提心弔膽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李、趙都沒有出賣他。可是，從此，他的地下共產黨員身份和傳奇式的地下工作經歷與功勛，也隨著李、趙的「失蹤」而消失了……

毛共建國以後，經曾為共產黨提著腦袋在敵人心臟里幹了十多年地下工作，戰果輝煌、功勛卓著的葛佩琦，突然成了「黨外人士」。他當然心有不甘，不肯罷休。他不斷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要求調查他的歷史，並提供了有力的線索：在抗戰勝利后，由黨中央社會部西安地下情報組派去東北作「鼴鼠」的並不是他壹個人，而是壹批人，光是與葛佩琦在同壹情報組的就有四人，有的人還健在，要查清他的身份並不難。又據後來知道，葛報告中的情況已被中共華北局以函調方式證實。但葛後來到人民大學任教，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調查材料似乎沒有轉來，人大黨委會仍然確定他為非黨人士。葛為此多次找人大校黨委和系黨總支要求查明，但均如泥牛入海。這就是葛佩琦對共產黨不滿的原因。

1957年12月24日深夜，葛佩琦突然被警察從家中帶走，關進北京草嵐子監獄，從此開始了長達壹年的審訊。

審訊人員的興趣和重點是他這個「國民黨軍少將」有哪些罪惡，對於葛佩琦的解釋和聲明根本不聽。起初葛堅持自己是共產黨員和黨的地下工作者，並且多次提供調查線索，希望查明他的歷史。但每次都被審訊人員呵斥：

「混蛋！妳是雙手沾滿革命人民鮮血的國民黨少將，怎麼會是共產黨員？妳這是在公開污衊共產黨！我警告妳……若不老實，就將罪上加罪！」

從審訊人員殺氣騰騰、壹次比壹次盛怒的表情里，葛佩琦知道，他的任何申辯都毫無用處，只會增加自己的「罪惡」，於是他不再堅持重新調查自己的歷史了。

1959年2月，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向北京中級法院提起公訴，公訴詞除認定葛佩琦是「歷史反革命」外，還指控他是現行反革命——借黨整風之機，惡毒攻擊和污衊黨的政策和歷次政治運動，叫囂要殺共產黨人，推翻人民政權……

法院以反革命罪狀判處葛佩琦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葛妻朱秀玲是人民大學副教授，因得知丈夫的可怕罪行，加上本有疾病，接到丈夫的判決書，壹下子就暈倒過去。后癱倒在床6年。大女兒在北大附中讀高三，門門功課在九十分以上，結果高考時沒有任何壹家學校接受她。她痛哭無語，無奈只好休學在家，後來便專門照顧生活不能自理的母親。老三、老四都送給了親友，老五本來也有人想接養，但壹聽是葛佩琦的女兒，堅決拒絕了。

為了孩子們的前途，後來朱秀玲與葛佩琦辦了離婚手續，五個子女均改為朱姓。這是當時很多犯人妻子的通行做法。

由於葛佩琦當年右派的名氣太大，那句「要殺共產黨」的名言太嚇人，加上可怕的歷史反革命罪行，使他在後來右派甄別、改正時遇到了比壹般右派更大的困難，曾經多次碰壁，使他幾乎絕望。後來還是友人指點，讓他親自找到了當時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在胡耀邦的過問下，葛佩琦的雙重冤案才得以徹底平反，葛重見天日。當然，他曾經為共產黨、為毛做出的那些「重大貢獻」，那些輝煌的業績，算是打了水漂了。

平反之後的葛佩琦，據說在有人造訪時仍然念念不忘大談他當年做地下工作時入龍潭、闖虎穴、過五關斬六將的輝煌，只是在說到受到共產黨二十多年監牢的報償時，臉上才掠過壹絲陰影。也有記載說，葛曾經對友人說：「早知是這樣，當年還不如跟他們（指國民黨官兵）去台灣好了!」

葛晚年還寫了壹本回憶他做共產黨地下工作經歷的小冊子。不過，當局壹直未准出版。筆者認為這不僅是擔心共產黨地下工作方法被泄露，更主要是從政治影響方面考慮：壹個當年要殺共產黨的大右派，怎麼搖身壹變成了共產黨的英雄？

葛佩琦的悲劇在於：他畢竟是個知識分子，而且又對現狀、對自己的遭遇不滿，還以老共產黨員的口吻說了出來，於是，變成毛澤東的靶子就是必然的了。本來是共產黨對不起葛佩琦，結果葛反而變成了毛共的罪人，差點坐穿牢底。歷史總是被毛澤東顛來倒去，千千萬萬如葛佩琦式的人物的命運也就被如此顛倒了。

還有另壹個陽謀受害者，叫徐鑄成，此人則是另壹翻景象。

徐沒有葛佩琦的光榮歷史，但是也是壹個左派，對「黨」忠誠而且有些貢獻。他是壹個老報人，報界元老，雖然他不是共產黨員，卻壹直用筆桿在為黨服務。 1956冬，徐被告知，曾被兩度「停刊」的《文匯報》復刊為日報，並任命他為總編，要求他把這張報祇辦成有「書卷氣」的「讀書人」的報紙。徐受到極大的鼓舞。其時，正是毛提出的「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全國風靡的時候，徐決心大幹壹場。（從後來看，恢復《文匯報》也是毛的「釣魚」策略之壹。）

《文匯報》的開場之作是敲了壹通「電影的鑼鼓」。《文匯報》是當時少有的設在上海的全國性報紙，而上海是中國電影業的發祥地，大批電影工作者和電影人才聚集在上海。上海電影的狀況即是全國電影狀況的縮影。從總體上看，由於建國后毛對電影的嚴格控制，像所有其他藝術形式壹樣，電影業也處於枯萎雕零之中，70%的影片收不回成本，群眾對那些完全當作政治的圖解和傳聲筒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電影既不感興趣，又敢怒不敢言。電影工作者也處於茍延殘喘的狀態，大部分人沒有「工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文匯報》發起了壹場題為「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

討論猶如壹石激起千層浪，人們紛紛指出國產電影片的癥結所在，矛頭不約而同指向了毛的文藝方針和嚴格的審查制度。

演員們直呼：「請尊重人，我是演員，我要演戲！」

導演們則強調：「導演應該是影片生產的中心環節。」

資深電影藝術家呼籲：要「尊重電影藝術的傳統……」

這場討論歷時達三個月，影響巨大，應該看作《文匯報》在整風鳴放前的主要功績。可是，它卻遭遇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張春橋組織的圍攻。

令徐鑄成意想不到的是，最高領袖對他這種「放」得幾乎有些「過分」的行動，不僅未加譴責或表示不滿，反而給了他讚揚和鼓勵，這使他原來的壹顆懸著的心完全放了下來。

那是徐被邀請去參加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之時，1957年3月10日下午，他與各大報同行、《人民日報》、《大公報》、《解放日報》、《新聞日報》、《新民晚報》的總編們，被毛召到豐澤園的住屋單獨接見，令老總們受寵若驚。

接見時沒有其他人陪同，只有壹個當時人們還不十分熟悉的康生作陪（這種安排頗令人感到毛另有深意，因為康生並不是黨的意識形態主管，也沒有文化部門的職務，而是中共政治特務頭子）。

徐壹進毛的書屋，康生立即起立向毛介紹說：

「主席，這就是徐鑄成同志。」

毛立即伸出壹雙大手，將徐的手緊緊握住，彷彿知心老友久別重逢：

「妳就是徐鑄成同志？妳們《文匯報》辦得好啊，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活潑。我下午起身，必先找妳們的報紙看，然後再看《人民日報》，有功夫再翻翻其他的報紙。」

受到毛的讚揚，原來因「電影的鑼鼓」遭到圍攻帶來的沮喪心情，在徐鑄成心中立即消融了。

在座談會開始后，徐 小心謹慎而又充滿真誠地問：

「我們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對馬列主義還沒有學好，在報紙上如何展開雙百方針，感到心裏沒有底。抓緊了，怕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放鬆了，又怕犯了修正主義錯誤，請問主席，該如何是好？」

毛沒有教給徐鑄成不犯錯誤的法寶，卻有些顧左右而言他。他含笑地談了半個多小時，在談話中，他明確地支持《文匯報》敲的這壹場「電影的鑼鼓」，接著便大講儘可能避免片面性，這大概就是毛教給的不犯錯誤的法寶了。不過，接下來毛的話使徐大為感動：

「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延安辦報，歷史也短，全國性辦報沒有經驗。辦學、搞出版、科學研究都是這樣。全國有500萬左右知識分子，其中共黨員不過是壹個小指頭。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壹點道理。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是行政領導，政治領導……

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本來在心裏積累了很久，去年已經講了幾次，後來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陳、馬他們的文章（指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陳其通等四人聯名批判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文章—筆者）。他們是憂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亂，他們的方針是反中央的方針，用的是壓的辦法，不能說服人。想到會有人以為他們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見，因此覺得有好好談談的必要……

年內要開始整風，要用小民主的辦法，在小民主面前，再加兩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先整共產黨。現在我們有些同志裝腔作勢，他們沒有本錢，又要做官，不擺架子就不行……」

徐鑄成也算有經驗、有閱歷的老知識分子，當時萬萬沒有想到毛的那番談話原來是他「引蛇出洞」策略的壹個部分。毛沒有告訴他不犯錯誤的「法寶」，目的就是要他犯「錯誤」。而且，毛也確實沒有什麼使別人不犯錯誤的法寶，因為沒有人犯錯誤，這階級鬥爭不就熄滅了嗎？況且犯不犯錯誤，標準全在他心裏，而且是每天24小時、每年360天都在變幻。即使他當時教給妳不犯錯誤的「箴言」，妳也照著去做了，但也不能保證妳不犯錯誤，因為第二天毛可能宣布他頭天的話是「放屁」，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說過……

徐先生壹回到文匯報駐京辦事處就激動得不行，等不及辦事處主任浦熙修回來，他就先召集有關人員傳達毛接見時的講話，向他們交代了年內將要開展的整風，並特彆強調：在眼下宣傳貫徹毛的雙百方針和在未來的整風運動中，《文匯報》壹定要大張旗鼓而又切切實實反映主席的指導思想，要反映知識分子的心聲，以體現本報的特色。徐壹再勉勵大家壹定要不辜負毛的教導和對文匯報的殷切期望。

浦熙修回來后，徐又將毛講話內容向浦女士反覆作了交待。這很可能就是後來浦女士對整風大鳴大放的導報那麼賣力的原因，因為浦壹貫最聽黨的話，特別是毛的話。

令徐鑄成激動的消息還接踵而來，當時決定組織中國新聞界代表團訪問蘇聯，起初內定徐鑄成為副團長，後來改為任團長。這當然也是「黨」對他的最大信任、最大的榮譽了。

這趟出國門對徐來說確是意外的幸運，因為他這壹去44天，等待他回來時，整風的鳴放階段已經過去了。《文匯報》在那段時間遵照他這個總編的囑咐，開足馬力、全力以赴地報道全國大鳴大放的消息，大量登刊知識分子們鳴放文章，可謂殫精竭慮、不遺餘力。

《文匯報》之所以如此下勁、賣力，還因為早在整風正式開始前，上海市委辦公室就通知在家的副總編輯欽本立，說偉大領袖毛要親自到《文匯報》看看，並交代要保密。從此，全報社人馬就望穿秋水，日夜等待毛的臨幸。可後來，忽然又來了通知，毛因故不能到上海，因此也就不能到文匯報來了。為彌補這壹遺憾，特派遣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壹作為他的代表到報社看望大家。

陸定壹見到欽本立的第壹句話就是：

「妳們的報紙辦得好，有生氣，有情況，有主意，有辦法。」

進了總編辦公室，陸定壹開玩笑地說：「妳看我來當貴報的總編輯好不好？」

陸定壹主要是傳達壹種信息，即毛和中央高層對《文匯報》的高度評價和由衷的讚賞。

陸定壹還表白，自己是受到毛的委託來鼓勵《文匯報》積極大鳴大放的，希望大家不要辜負偉大領袖的期望。

中國的知識分子素來有「士為知己者死」的傳統，《文匯報》碰到的「知己」不是壹般人，而是偉大領袖、壹國之君，妳說他們怎不感恩圖報、肝腦塗地，萬死不辭？

於是文匯報全體上下，特別是駐京辦事處那位女主任浦熙修（這時她已升任副總編），使出渾身解數，作出十二分努力，為偉大領袖發動的整風運動、為大鳴大放鼓吹、造勢。那段日子，浦主任真的是廢寢忘食、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對整風鳴放的報道和造勢之中。她不僅像壹位女將那樣運籌帷幄，指揮她的各路人馬，還親自身先士卒，深入第壹線採訪，親自出馬組織京城知識界名流座談，壹時間，浦的辦公場所簡直成了京城知識界名流的沙籠。

就這樣，在大鳴大放的壹個多月的時間里，《文匯報》全體人馬夜以繼日、馬不停蹄，為整風鳴放殫精竭慮，手腦並用，全力以赴。他們生怕辜負了偉大領袖的期望，他們感到雖苦尤榮，覺得自己為毛、為黨盡到了壹份應盡的責任……

誰知，就在他們沾沾自喜、以為為整風運動立下了頭功的時候，6月8日，壹篇《人民日報》的社論《這是為什麼?》猶如壹顆重磅原子彈在中國大地爆炸，特別是在《文匯報》的同仁們心中爆炸，壹時間，所有的人全慒了，有的頭暈目眩，天旋地轉，幾乎暈厥過去。

稍為清醒過來之後，才知道是政治風向突然來了個180度轉向，而且這轉向來自最高層，就是那位令他們日夜感念的「國君知己」。可是他們百思不得其解：這怎麼可能呢？究竟是怎麼回亊？……

其實，6月8日的社論只是發出了壹個信號彈，不是真正的主火力，很快，真正的打擊來了，文匯報被掀了個底朝天，全體成員忙不疊地檢討、檢查，痛心疾首，暈頭轉向。7月1日，壹篇叫做《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的人民日報社論令文匯報跌落萬丈深淵。而且，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這篇社論乃毛澤東親筆所為，文中，毛數落了文匯報的種種「罪行」：

「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時期挂帥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明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壹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壹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壹個民盟右派系統。」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中和整風過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壹模壹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

毛以掩飾不住的仇恨筆觸指斥文匯報中的民盟右派：「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于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為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這罪名的確使人吃驚！文匯報的同仁們個個膽戰心驚，全都亂了方寸。

在毛的強大高壓恐怖下，文匯報被迫以報社的名義作了檢討。但毛卻認為這個檢討是遠遠不夠的，不深刻的。毛引用文匯報的檢討原文：

「我們片面地錯誤地理解了黨的鳴放政策，以為只要無條件地鼓勵鳴放，就是幫助黨進行整風；多登正面的意見或對錯誤的意見進行反批評，就會影響鳴放。」

這是真心話，也是當時毛對各報紙的指示。文匯報是忠實執行這壹指示，才落到如此地步的。

對此，毛是如何辯解的呢？他先是在這篇文章中不得不承認：

「在壹個時期內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見，對錯誤意見不作反批評，是錯了嗎？本報及壹切黨報，在五月八日到六月七日這個時期，執行著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這樣做的。」

黨報這樣做是對的！但文匯報這樣做（而且是毛親自要求它這樣做）卻是居心叵測，包藏禍心，是犯了大罪，罪該萬死！毛欺騙了文匯報，欺騙了天下百姓，這時卻倒打壹耙，反說文匯報是「是壹場欺騙」。這就是毛澤東的強盜邏輯，騙子哲學。

毛接下去說：

「文匯報在春季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

根本無理可說，只由他說了算，十足的流氓強盜嘴臉。他進壹步指斥：

「文匯報至今不準備批判自己大量違反事實的反動新聞，大量刊發的反動言論，大量採用過的當作向無產階級進攻的反動編排。」

就這樣，毛將他的痞子作風、流氓哲學不僅帶進中國的政治領域，也帶進文化領域，使這種惡劣的文風在中國文壇大行其道，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頂點……近來看到壹位「異見人士」居然說，「毛澤東的白話文章，就連白話創始人胡適讀了都佩服不已，認定白話文寫作，毛澤東首屈壹指。」「他的文章寫得實在太生動太形象了，真可謂為中國民眾喜聞樂見」。不知這位先生指的是毛氏哪些大作？不過筆者從毛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開始，到反右時的罵人文章，從不見毛的文章有任何「最優秀白話文」的影子，有的只是流氓潑皮的無賴，強盜暴君的蠻不講理，以勢壓人，以及潑婦罵街、村夫撒野的「本事」。毛是將中國文人優良的文風徹底破壞、顛復的罪魁！

毛的文章和言論是從來不準人反駁、辯論的。可憐的文匯報報人們，在挨了這蠻橫無理、劈頭蓋臉的壹頓棍棒后，不但不敢申辯、反駁，還可憐兮兮的如喪考妣般忙不疊去討饒、認罪，完完全全成了壹批喪家之犬。下面是毛的7月1日社論發表后，文匯報的秀才們連夜通宵達旦製作的請罪書、即《文匯報》7月2日社論《向人民請罪》中的壹部分：

昨天是黨的生日。我們在黨的生日受到黨報所作的愛之以德的批評，既感到溫暖，又感到慚愧。文匯報壹錯再錯，不但在政治上對不住人民和黨，而且在道義上，也對不住人民和黨。文匯報是在黨的領導和人民的支持下長大的，如今我們對人民對黨，卻以怨報德，人而無良，何以至此？

所以，我們在這壹時期，有的吃不下飯，有的睡不著覺，有的外出採訪無臉見人，有的收到讀者來信感到無地自容。痛定思痛，悲憤莫已。現在我們在感愧交並的心情激動之下，向全國人民請罪！

我們發誓，將文匯報從資產階級的政治方向的危險道路，扭轉到社會主義的人民新聞事業的光明大道上來……

多麼可憐、多麼可悲、多麼可恥！人家打了它的臉，它說感到「很溫暖」，右臉挨打了，希望再打左臉。明明是對方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卻要說自己「以怨報德」，現在「無地自容」……

當然，凡是當年毛式運動的過來人，都知道這種檢討是被迫的，是必須寫的，否則將有更多更大的苦難在等待妳。怕死、怕折磨，這是人性的普遍弱點，只不過文匯報的報人們的軟骨病更嚴重些，說出的話更讓人起雞皮疙瘩。毛於是抓住了這壹弱點來折磨這些可憐蟲！特別奇怪的是，他明明知道整個鳴放期間徐鑄成都不在國內，可卻揪住這位曾被他大力表揚過的老報人不放。這種痞勁確實罕見。

徐鑄成從蘇聯回到北京，再到上海已是9月初了。這時鳴放早已過去，反擊也進入了尾聲。徐忙於寫他的訪蘇見聞記，隔天壹篇，晝夜伏案。而在此前，所謂《文匯報》猖狂向黨進攻的那些日子，他不在國內。但作為報紙負責人，即使在國外，他也關心國內動向，並且天天看自己的報紙。徐以他老報人的經驗和嗅覺，感到文匯報的壹些標題有些鋒芒太露，似不合辦報的傳統技法。但他當時不好干預。回到北京后，與欽本立通電話，問到為何標題的火藥味那麼重，欽答曰：那都是中共上海第壹書記柯慶施要求那麼做的，那段時間，柯書記天天給文匯報打電話，髮指示，要文匯報為大鳴大放添力鼓勁，火上澆油……

徐於是壹切都明白了，但有什麼辦法。

在划右派前夕，《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作為黨內高幹，得消息之先，立即給欽本立、徐鑄成打電話，要他們採取主動，先行自我檢查，以圖減輕處分。徐在驚愕之餘，也對鄧拓的「哥們情」十分感激。但他還是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怎麼檢查，鄧拓無法向他們多作解釋，徐也無從多問。可憐的徐老先生只感到壹陣眩暈，隨即天旋地轉，知道大難臨頭了。

可是作為老共產黨員的欽本立還未喪失人性和知識分子的良心，接完鄧拓的電話，他首先想到的是救人、救報！第壹個要救的是徐鑄成！

欽本立挺身而出，當即求見柯慶施，說明《文匯報》這段時期如果有問題，應由自己負責，因為徐鑄成遠在蘇聯訪問；徐回到上海報社后，也未主持報社工作。只是參加過市委召開的壹次宣傳工作會議，在會上發言講了文匯報如何「拆牆」（拆黨員與非常人士之間的「牆」），那也是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彥兩次去徐鑄成家登門動員，徐才「奉命」講的。總之，徐鑄成無論如何不應划為右派。

柯慶施聽后似乎還很通情達理，幾乎全部接受了欽的意見，他說：「徐的問題只作為認識問題，不作政治問題；徐還當他的總編輯，還將有職有權。」

欽本立壹聽，大感慰藉，心中壹塊石頭落了地。他想到：只要徐鑄成這個桅杆不折，《文匯報》這艘船就不會沈沒……

但是就在欽本立回去報社傳達柯慶施的指示兩天後，市裡壹位大人物對徐鑄成進行點名批判。徐老先生再次提心弔膽，驚魂不定。為了安慰徐，欽本立拉上他壹道再次求見柯大人。

那知，才過了兩三天，柯慶施大人的「臉」已完全變了，柯不愧毛的好學生，單是這「變臉」之術就學得很到家。

柯以高高在上的、冷漠的、傲慢的態度，當著欽、徐的面，說了那段後來在知識分子中廣為流傳的「名言」：「中國的知識分子，用兩個字可以概括，壹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就翹尾巴。」

徐鑄成被弄得由白臉變成紅臉，又由紅臉又變成白臉，無言以對。只好聽「天」由命了。

毫無疑問，柯慶施在這兩天內親自請示了毛，得到毛的聖旨，他們的臉才變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惡毒。

之後，徐赴京出席全國人大壹屆四次會議（他是全國人大代表）。會議期間，看到《光明日報》壹篇署名文章，揭發他去年在民盟新聞小組會上說過：文匯報復刊后，壹切聽羅隆基指揮……這可是不好的兆頭，更不是事實。他想起來辯駁，但無人理睬他了。真實的情況是：徐鑄成不僅沒有說過這話，更沒做過羅隆基的馬前卒，而且，他還二次退過羅隆基給《文匯報》的稿件，這在當時是很不平常的行為，因為羅作為民盟中央副主席，其文章「所向披靡」，別的報紙求之尚且不得……以至羅後來在民盟中央壹次會議上憤憤地說：「文匯報還說是什麼知識分子的報紙，竟連我的稿子也不登……」

可是這時這位中國報人的元老，也沒有發表文章為自己辯護的權利了。

不過徐鑄成仍然暗中自我安慰：總算沒有將自己歸入「章羅同盟」。由此可見，毛也許會對他網開壹面。

毛當然不會忘記「關照」這位老報人。也就在這時，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特地到《文匯報》駐京辦事處找到徐鑄成，轉告偉大領袖的話，劉說：「毛主席十分關心妳，毛主席昨天接見趙超構同志，我也在座。毛主席特別提到妳，說：『徐鑄成同志的包袱比妳（指趙超構）重，但無論怎麼樣的包袱丟了就好了。』所以特地叫我向妳轉達他的話。」

徐聽到此話，既表示感激，又感到納悶，感激的是在無數知識分子、包括文匯報的浦熙修等人都被批鬥將喊天哭地的時候，毛卻對他如此關愛，如此「溫柔」，稱他「同志」，又叫他丟下包袱；納悶的則是：毛說他的「包袱重」。包袱重，也即問題多、問題大。但他徐鑄成的問題「多」在哪裡、「大」從何來？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鳴放時他不在國內，他也沒有說過壹句出格的話，更沒有放過「毒」。如今毛卻說他的包袱重，看來這不是壹句好兆頭的話。聯想到那次在豐澤園接見時，毛對文匯報讚揚有加，如今對文匯報卻殺氣騰騰大加討伐，短短兩個月，冰炭兩重天！這使他對毛的話不禁打起了寒顫……

果然，曾被毛親切接見、讚揚，而且他自己也認為壹貫聽黨的話，沒有做過錯事的徐老先生，最終被毛欽定為「右派」……

當然，受難的絕不止徐壹人，既然毛說文匯報有個右派系統，那就不止壹兩個人，結果是，6名編委、15名記者編輯同時落網。完成了「右派系統」的指認。

徐先生對自己被划為右派、打入另冊總有些於心不甘，耿耿於懷。其實徐的錯誤或罪名只有壹條：那就是他是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新聞界的頭面人物。既然文匯報反動透頂，那麼他這個總編能逃脫嗎？

所以，划他壹個壹般右派，應該是毛對他的寬大為懷了。

徐鑄成後來著有《「陽謀」親歷記》壹書。

關於反右派運動的情況，及由它派生出來的光怪陸離的眾生相，包括對右派分子的處分、發落、下場，由於篇幅關係此處從略。壹些較有代表性的故事，則放在「附錄」之中，作為歷史見證，供讀者參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