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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吳真

在人類步入現代文明的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卻與「文明誠信、公正法治」的世界大同背道而馳。中華本是文明古國，禮儀道德深入人心，敬老愛幼更是上古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美德，可是到了今天，南京壹樁「彭宇案」讓這壹源遠流長的愛心奉獻戛然而止，「彭宇案」中南京法院沒有出示彭宇撞人的任何證據，僅憑「不是妳撞的妳為什麼要送她去醫院」的主觀臆斷就裁定彭宇賠償，在中共不顧社會輿論壹意孤行維持原判后，從此潘多拉之盒便被打開並引發了日後「老人扶不起」的連鎖反應；與之如出壹轍的是，雷州市中共法院同樣也沒有出示海外媒體報道「王健林談及習近平家族持有萬達股份」是「不實報道」的任何證據，更沒出具我本人「明知是不實報道」的理由，整個判決書就壹句「明知是不實的信息仍然轉載」便把我投入黑獄囚禁牢籠。由此可見，獨裁專制下的不獨立司法是多麼的任性和蠻橫，在那面五星紅旗的遮天蔽日之下中國的司法面目猙獰毫無公正可言。如果說「老人扶不起」只是偶發事件，那麼，「撞瓷」就屬於職業化的了，在今天的中國就有這麼壹群人，專門假裝被車撞傷訛人錢財。當今中國人的道德滑坡和人性墮落與現代文明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比，而這壹切的罪惡根源正是腐敗黑暗、腐朽無能的中共「人治」在作祟。

去年，電網公司在我本地全面更換智能電錶，由於舊式電錶的數量龐大，所以各地的供電部門便雇傭民工換裝。我於2017年年底出獄后處境窘迫，便有人介紹我去換裝電錶賺點糊口錢。因聞安裝電錶的工錢大都拖欠上年甚至更長時間才結帳，所以當時我就婉拒了。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但凡是被私人老闆承包下的項目工程，民工的工錢大多都很難追討。比如前兩年，我家大嫂到鄰村幹活，工錢被拖欠了壹年多死活不給，之後該工程被轉包，欠薪民工找到新老闆要求扣下前時的工資，這才要回早出晚歸的血汗錢。今天的中國，「拖欠工薪」已形成為社會主義的「特色國情」——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確實存在，只是站到了罪惡的那壹邊。

今年春節過後，村裡人的親戚也包攬有更換電錶的項目，經推薦便應了下來，壹來是熟人的親戚當老闆稍為安心，二來因生活所迫也只能硬著頭皮上。我們壹行幾人接到的單子是更換雷州市松竹鎮東井村及其周圍村的部分三相電錶。在經濟欠發達的湛江地區，農村使用三相電錶較為少見，壹個村莊壹般也就兩三個，多用於農田灌溉、村集體飲用水、戲劇文化樓和學校等。然而，到了東井村才發現，這壹帶村莊有壹副業，就是印製「冥幣」（陰間的錢幣），由於都是家庭作坊式生產，故東井村及其鄰近村莊的三相電錶用戶頗多。毋庸置疑，這壹副業的經濟收益顯然比耕種水稻的農業生產要高得多。因此可以判斷這壹帶村莊的生活水平應該不差。事實上，村民們的精神面貌的確有別於他處村莊。然而，令人詫異的是，在家庭作坊棋布的東井村村委會內卻駐紮著壹支來自佛山順德的「扶貧」小組，看到眼前的這壹幕，我頓時懵逼了……果然是「壹扶就脫貧」，政績卓著彰顯！

當我們壹行開始替用戶更換電錶后才發覺，村民們對我們懷有深深的敵意，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成了最不受歡迎的人，被謾罵侮辱成了日常。村民們抱怨，自去年更換了新電錶后（指單相照明電錶）他們繳交的電費大幅度提高，甚至有的聲稱翻倍增加，「我就說共產黨哪有這麼好心免費給我們換裝電錶，原來是為了宰我們！什麼『智能電錶』，分明就是『跑得快電錶』。」村民們壹致認為這是中共政府在變著法子坑他們。由於用戶感覺到自身的利益受到損害，又拿龐大的中共集團沒辦法，轉而遷怒於更換電錶的民工。從理論上來說，智能電錶的靈敏度要比舊式的機械電錶高得多，更換智能電錶后的用電量應該會比原來的機械電錶略有增加，但是差距不會太大，至於村民們反映電量增加壹半甚至翻倍，這就不合常理了，問題出在哪裡不得而知。為了緩解與村民們的不愉快氣氛，我們總是保持克制和遷就，包括在更換電錶時儘可能的避免給用戶用電造成不便，比如，更換學校的電錶我們會避開中午和傍晚，因為放學后老師們會集中用電；對於壹些規模略大的家庭作坊，我們會選擇在中午或傍晚等他們收工后再更換，寧願自己餓著肚子幹活也不敢耽誤他們生產。即便如此，也換不來村民用戶的歡心和理解——電錶跑得快跟我們安裝工有半毛錢關係嗎？不可理喻。

為製造和諧氣氛，通常我們會跟用戶拉拉家常，在壹次的閑話中，我提到周圍村莊有這麼多的家庭作坊，想必生活水平應該不錯，雖然不敢說大富，但小康應該是有的。不料竟引來意外話題，該用戶的女主人滿肚子牢騷：「可是也有窮人啊，我們村的那幾個孤兒寡母日子就很艱難，大家都想著能夠享受低保，誰知落了空，拿低保的竟然是村子裏面有高樓豪宅的人……」以我幾十年來的所見所聞，中共的「扶貧」飽受爭議不得人心，群眾百姓總是怒斥有樓有車者享受低保補貼——小時候，我村有壹扶貧對象是專門放養牛群的老頭，那年頭，賣掉壹兩頭牛就能蓋壹座瓦房了，而我家住的卻是茅草房。成年後，我在父母的老屋壹角蓋了壹間簡易房居住，歷經二十多年的風雨剝蝕，原來的簡易房如今早已成了危房，暴風驟雨來襲時屋頂漏水牆壁裂痕房子搖搖欲墜，可是村子裏面每年的「危房改造」指標始終沒有我份，而我卻壹直想不出來整個村子裏面還有誰家住著危房。2014年我通過強爭和信訪終於爭取到壹個名額並送到附城鎮政府規劃辦，惱羞成怒的村委會和「不能講法律」的附城鎮「流氓」政府卻故意刁難壹直擱置。年復壹年的「危房改造」總是不知花落誰家。在2014年湛江地區的2.5億元「茅草房改造工程」中，我附城鎮北營村也有村民舉報村幹部虛報數十座茅草房冒領扶貧資金，揭發數年無結果。如果村民的反映屬實，這顯然不是壹個村幹部能幹的事——水很深。壹言蔽之，群眾眼中的中共式「扶貧」實質是「扶貪」，乾的是「貧者不扶，扶者不貧」的勾當。在香港，若有市民貪心不足冒領「綜援」將會被提起公訴控告其詐騙，所以在香港基本沒人膽敢染指政府援助金（只有個別案件）。而在中國大陸，人人卻以爭當「貧困戶」為榮，錢這東西雖然多多益善，但如今對於有錢人來說，那壹點扶貧款其實並不重要，關鍵是能拿到扶貧名額就特別有面子，表示「有關係、關係硬」。壹邊是違法必究，壹邊是包庇縱容。正是如此，脫離中共腐朽統治的香港其全球清廉指數的排名總是在前十幾名，而黑暗腐敗的中共政府2012年後的排名壹直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的77-100之間徘徊。他日香港台灣倘若落入中共之手，相信「人人爭當貧困戶」的妖風邪氣很快會在港台彼岸落地生根枝繁葉茂，「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和「不能講法律」的流氓政治形態將會蔓延至港台。

更換電錶的工作每天都在忙碌中有序進行，每天領取多少材料完成多少更換都有登記和筆錄務必核對無誤。直到有壹天，在收工后清點材料時發現當天完成的電錶更換數目與所剩下的電錶數量不相符——電錶少了壹只。我們幾人很納悶，因為這三相電錶既不能賣錢壹般家庭又用不上，被偷竊的可能性不大。由於事出蹊蹺，此後每次拆箱取表時我都敞開箱子檢查清點，果不其然，沒多久就發現了原本應裝四隻電錶的箱子裏面只有三隻電錶！之後又發現了壹次。提供三相電錶的是壹家生產醫療儀器的寧波三星企業，本以為能為國家電網企業生產電錶的單位絕對是個可信賴的正規企業，可萬萬沒想到，手段竟然是如此的下三濫——該公司坑的不是財大氣粗肥得流油的國家電網企業，而是我們這些累死累活的安裝民工，因為少了電錶老闆要扣我們工錢的，據說壹只三相電錶的價錢要五、六百塊！聽壹位管工的大姐說，去年也聽到別的安裝工說過電錶不夠數的事，搞得大家在領取電錶時不得不當場開箱檢查。

為了多賺點生活費，安裝電錶的民工通常都是「晨出夜歸」埋頭苦幹，至於何時能拿到工錢誰也說不準，平時老闆會借點伙食費用給民工維持生活。由於就業艱難，即使是萬般不如意也沒人願意退出，包括我——由於是帶電作業，平時我們都得小心翼翼。然而天有不測風雲，壹天，因分心和大意，接線時造成兩相火線相撞，短路產生的強烈高溫瞬時燒傷了我的右手，由於疼痛難忍當時就回了家——別跟我扯什麼工傷，僧多粥少的環境下老闆不炒掉妳就知足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啊。由於擔心失去生計，所以僅歇了三天疼痛稍減后便又匆匆帶傷復出勞作。起早摸黑的好不容易完成了手中的單子，大夥合計著跟老闆借點伙食費接著干第二單，因為前段的伙食費用都是大夥湊的錢，近壹個月下來大家都囊中羞澀手頭拮据。然而，借伙食費的事老闆那邊卻不見有回應，而離結帳之日又遙遙無期，進退兩難之下思量再三權衡利弊后只得放棄——才就業，又失業。中共年年鼓吹國家經濟增長，可個人的就業卻是如此艱難，這與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國內的媒體網路更是壹面倒的激情澎湃鬥志昂揚，日夜叫囂「趕俄超美、傲視亞歐」，彷彿讓人又回到那個亢奮狂熱打雞血的「大躍進」年代。似乎，偉大英明領袖、導師和舵手毛澤東的衣缽已被偉大英明領袖、導師和舵手以及引領世界潮流航標的習近平繼承了下來。

當今中國社會的爾虞我詐已經毫無底線，步步驚心步步設防還是防不勝防。犯法的牟利太高，犯罪的成本太低，何樂而不為？俗話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今天中國社會的人心險惡道德敗壞，實是上行下效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