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毛左的精神領袖的基本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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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毛左的精神領袖的基本性質
作者 季鵬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文革中、後期的大事件,可稱為紅衛兵續篇,因為那些被趕下鄉的「知青」, 實際上就是當年的學生紅衛兵和其同齡夥伴。這場上山下鄉運動所造成的深遠影響,遠不止於于文革時期,它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嚴重阻滯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這壹事件需要有專著探討。這裏只能是概而述之。
壹、毛主義逆歷史潮流的傑作: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知識青年下鄉上山並不是文革的新創,早在50年代,在農業合作化初期,毛就已經提出這壹口號。1955年8月11日,毛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和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的社論,內中說:「新中國成立時間還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農業生產對於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是十分巨大的,現在需要量很大,以後的需要量更大。」同年9月,毛在壹篇關於農業合作社的經驗介紹的文章上批示:「壹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的到那裡去。農村是壹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從此掀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序幕。
秉承毛的這壹意旨,中共中央立即在正在制定的「農業十二年(1956-1967)發展綱要」中補上壹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這裏,首次提出了「下鄉上山」的概念,各地開始組織動員中小學畢業生「下鄉上山」。
60年代初,由於大躍進的失敗造成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又打起了將城鎮人口趕去農村的主意,因為按照毛共計劃經濟的規定,城鎮人口要由國家提供糧食等基本生活資料,還要承擔相應的公共福利支出;而壹旦把人攆去了農村,國家不僅可以完全撒手不管,而且,他每年還要向國家提供壹定的「農業稅」,這樣,就等於將壹個原來的「消費者」變成了「生產者」,壹減壹增,利莫大焉。於是,主持「壹線」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制定了在1962年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的計劃。到1963年6月統計,實際減少了城鎮人口2600萬人。毛澤東得知這壹消息后情不自禁地叫好, 說 :「我們中國人民,我們的廣大幹部,好呀!這就叫做兩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黨能辦到?!」
不過那次的「下鄉上山」並不是只針對「知青」的,而主要是針對大躍進中新增的幹部職工等城鎮人口。當然,其中也有相當部分「中小學生畢業生」和「待業」青年。當時還湧現了壹批所謂知青下鄉的先進典型人物,如邢燕子、呂玉蘭、董加耕、侯雋秀等。不過,總體上講,那些下鄉上山的知青還是「自願」去的,與後來文革那種作為政治運動驅趕有所不同。據統計,到1965年8月止,10年間累計下鄉上山的知青突破了100萬人。面對這壹偉大成績,同年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它叫好:「它為我們知識青年開創了壹條最廣闊的革命化道路」。
不過,到了文革初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發生了壹次小小的「逆轉」, 原因是那些早先下去的知青不由自主地捲入了紅衛兵運動,在批判劉少奇時他們發現:60年代初期那次知青下鄉上山是劉少奇主持發動的。於是他們將知青下鄉上山歸咎為「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要求「糾正」, 回城。儘管當局給了下鄉知青很多「高帽」、「頌揚」和安撫,但這些「根」在城裡的知青仍然要求脫離那片「廣闊天地」。1967年1月初,全國各地下鄉知青的代表聚會北京,壹致作出決定:立即返城,並要求參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同時還策劃建立全國性的知青聯絡組織。這時,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才慌了,立即在1967年1月11日發出警告:知青返城是受了「壞人利用,其發展的結果可能帶來性質上的變化」。 魔鬼終於露出了真面目。2月1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下發《關於處理下鄉上山知識青年外出串連、請願、上訪的通知》,嚴令「以種種借口長期在城鎮逗留」的知青,必須立即返回原所在單位「抓革命、促生產」。 同時嚴令撤銷所有的知青聯絡站。壹星期後,北京市公布了壹個全國性知青組織的名單,宣布它們為「非法組織」。平時對下鄉的知青滿口甜言蜜語的毛政權,第壹次露出了猙獰面目,老知青試圖「造反」的謀圖被鎮圧下去了。(但是,這些命令並不能完全生效,其後,大多數「老知青」仍然以各種方式回城,並且義無返顧參加造反派組織。)
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是早年那場運動的繼續和發展。1967年10月。北京壹群對文革無休止的鬥爭感到厭倦的中學生,自發倡議創辦「紅衛兵大學」,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到「廣闊天地」去干壹番事業。得到300多人響應和當局的極力支持。然而到了最後關頭,只有10人報名去了內蒙古錫林格勒盟插隊。
真正的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運動,是在1968年秋後紅衛兵的歷史使命終結之後。知青下鄉上山是與紅衛兵運動反向而行的,1967年元月以前,大中學校的學生紅衛兵在文革中唱主角;1967年元月以後,以上海「壹月風暴」為標誌,工人開始取代大中學生成為文革運動的主力。1968年秋季以後,毛要結朿文革,廹使紅衛兵全部退出了歷史舞台。為了處置這支龐大的年青隊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進入了文革的主題。
如何處置這個龐大的、暗藏危機的群體,成了當時的重大問題。應該說毛是早就有了這個打算的。在利用完之後,把這些青春期躁動不安、無所亊亊的青少年送到農村和邊疆去務農,交給軍隊和貧下中農去管理他們,消磨年青人的銳氣和他們身上沾染的文革戾氣,讓這些消費者變為生產者,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這是壹個多好的主意,壹個壹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啊。
就毛來說,將這些「知識青年」送去務農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含義,那就是將這些知識分子的接班人扼殺于萌芽之中。蓋因此時,毛對知識分子固有的仇視和厭惡,已經延續到了這些「知識青年」身上(清查「五-六」對紅衛兵的窮追猛打就是證明)。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的天然「接班人」, 也就是他未來潛在的「敵人」, 既然他不能將他們收進體制內供養起來,也不能都抓進監牢,就必須找壹個地方把他們監管起來並加以改造。毛記起五、六+年代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確認把這些人交給軍隊和農民是最好、最妥當的安排。將這些知青分散放逐到貧窮落後、荒涼之地去干最原始的苦役,就會把他們身上的「知識分子」氣質消磨殆盡,將他們徹底「改造」成為毛政權的馴服工具和新農奴。當然,這層意思是不能說出去的,但卻是有案可查的。早在延安時代,毛就提出了 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問題,所謂「結合」,就是按「工農兵」的模式改造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參加農業勞動是這種改造的基本途徑。
毛素來對所謂「舊教育制度」 深惡痛絕,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議會議上講的壹段話可作為他這壹思想的表白,他在會上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壹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稷、穗,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對我的孩子說:妳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是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妳們來學習。」 這段話把毛的反文明、反進步、崇尚原始、落後、愚昧的流氓惡棍和「山大王」本性暴露無遺了。從此,學生也成了他的改造對象。
文革中的知情下鄉上山運動,與此前的知青下鄉上山在提法上有壹個重要的不同點,那就是:以前號召知青下鄉上山,還美其名曰「培養革命接班人」。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壹體》,內中說:「知識青年要成為既有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又有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新壹代的農民、工人、士兵,新壹代的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這就是我們要培養的新型接班人。他們不僅將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幹,成為領導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基層幹部,並且從這支隊伍里,會湧現出各種人才,成為各個崗位上的骨幹和各級領導幹部的無盡源泉。」當年的知青,很多就是衝著這個「接班人」去的。可是,經過了文革,毛對這些青年學生再沒有給予過去那麼高的評價、寄予那麼大的希望了(假面具不要了)。作為文革中下鄉上山的正式號召的「最高指示」是這麼說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壹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毛的「最高指示」)這裏再沒有壹句「頌揚」、「勉勵」的話,更沒有當「接班人」的許諾,而是「很有必要」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這個從「接班人」到「接受再教育」的轉變,蘊涵著毛對文革紅衛兵「始亂終棄」這個既定的巨大、無恥的陰謀和騙局,表示毛對知識分子、對知識青年的態度進壹步惡化了。千百萬青年的命運就這樣被毛決定了。
1968年12月22日毛的「最新指示」成了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的總動員令,緊接著轟轟烈烈的下鄉上山運動就開展了。
這些響應號召的「知青」具體是什麼人呢?首先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學的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即後來所稱的「老三屆」,這些青少年形成了上山下鄉的首要對象和主體。後來,下鄉上山對象範圍進壹步擴大,包括所有城鎮的待業青年,其中有些只上過小學,或者根本沒有讀過書。
從這些人的經歷看,大多數都是當年的壹般紅衛兵和在校學生。後來他們中壹些頭面人物、骨幹分子在武鬥中被消滅了。革命的幻想破滅了,而這時學校又都停課、停止招生,書是讀不成了。工廠也關門了,百業雕零,就業無門,只能在家靠父母養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又壹次被撂在在迷茫的人生十字路口。
少數原教旨紅衛兵,則因為革命革到自家頭上而放棄了「革命」, 成了灰心喪氣的「逍遙派」。他們之中壹部分依靠父母的餘蔭為其安排了工作,或送去參軍,但也有些成了無所事事的「待業青年」,也被捲去了農村。毛的文革使整個壹代青少年都變成了社會的「棄兒」。
但是,知青們還很年青,加上自小受到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都不願意就此虛度年華,壹事無成,空度-生。青春的血液在體內奔流、衝撞著,大家都在尋找著自己未來的人生之路,但卻看不到什麼出路。
所以,這時毛髮出「去廣闊天地煉紅心」的號召,即使不是在他們黑暗的天空中劃過的壹道閃電,也是在他們無助的迷茫中指出了壹條生存的「出路」。雖然這條出路的前景不明,但似乎比沒有「出路」好。而且,從當時大多數知識青年的思想深處說,他們相信這種「下鄉上山」只是叫他們去「鍛煉」, 去「鍍金」, 鍛煉好了,就會讓他們回城裡工作的,畢竟他們的家在城市,根在城市。
就這樣,壹半是無奈,壹半是「賭博」,這些青年響應毛的號召,拿青春去「睹明天」,投身到毛默認的又壹個「陽謀」 陷阱中去了。
能夠把壹項人們本來不情願的事情,變成人們爭先恐後去「爭取」的運動,這是毛共「政治思想工作」的「絕活」,拿手好戲。這次知青「下鄉上山」就是這種本領的又-次展現。具體辦法簡單說就是:輿論壓頂,「嚴打」開路,政治動員,利益誘惑,軟硬兼施。
首先,毛利用掌握和壟斷的媒體和其他輿論、宣傳工具,製造出壹種鋪天蓋地的輿論氣勢和氛圍,輔以泰山壓頂式的政治動員和脅廹,使得整個社會沒有任何官方之外的聲音,沒有任何人敢對當局的說法有半點質疑,更沒有人敢公開說半個「不」字。知青父母,只能按照政府的腔調小心翼翼的徵求子女們的意見,生怕惹上「阻攔子女下鄉上山」,「破壞毛的偉大戰略部署」的罪名。在那個時代,家庭沒有隱私,父母與兒女之間沒有私情可言。
最重要的是當局還營造出壹種政治氛圍,使人們、特別是使當事的知青們和其家長強烈感覺到,下鄉上山去廣闊天地「煉紅心」,是唯壹選擇,也是毛和「黨」的壹種信任,壹種榮耀,如果不抓住這壹機會,失去這壹機遇,自己很可能被打入「另類」,喪送壹生。
當局是怎樣達到這壹效果呢?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通過製造政治待遇的「等級」,來促成人們的上述心理和氛圍。首先,就知青們「下鄉上山」的去處而言,毛共就造出了兩大等級、兩大類地區,第壹類是部隊的軍墾農場,它屬於部隊編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還有少許「工資」,這自然成了知青們的首選;次是去農村的生產隊插隊,剛去時雖然也有生活補貼,但以後就只能靠自己「自食其力」, 而且是當農民,比當「解放軍戰士」 自然矮壹截。這個去處自然就比部隊農場「低」壹等了。
有了這種等級差別,知青們自然爭著去部隊農場,於是,當局開出了去把部隊農場的 「條件」,主要是政審條件,它明確下列人員不予接收:
1、出身剝削積極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現不好的;
2、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
3、直系親屬被鎮壓(即處死)的;
4、有海外關係或社會關係複雜而不清楚的;
5、本人道德素質敗壞或思想反動者。
這樣,在實際招收中,「紅五類」子女自然就被軍墾農場優先錄取了。非紅五類知青要想到軍墾農場,就要托關係,走後門、憑「表現」,壹旦被農場接收,便自認為無尚光榮,「高人壹等」, 於是,壹種妳追我趕竟爭去「煉紅心」 的局面就形成了。
當然,到廣闊天地的農村去插隊,同樣也屬於「毛的革命戰士」,也算光榮;唯有不響應號召,不願去廣闊天地者,就有「不響應偉大領袖號召」、「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嫌疑了。誰能承受這種可怕的罪名呢?那就趕快去報名吧.……
為了讓魚兒們更加愉快地吞鉤,下鄉上山運動的組織者還讓部隊的軍墾農場來學校招「兵」,招兵的軍官給學生們現場宣講,現身說法介紹他們那裡的特點和生活環境,激起了同學們無限的遐想。北大荒來的人介紹那裡「棒打孢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的浪漫生活;西南邊陲西雙版納的蝴蝶王國和孔雀、大象樂園,引起青少年們無盡的憧憬和神往;就是大西北戈壁的「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也是夠壯美的.……當然,青年們也被告知,必須做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接受大自然的挑戰,同時希望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和汗水改變那裡的面貌,改造大自然,用自己的汗水和雙手繪畫出最靚最美的圖畫,用革命的青春譜寫壯麗的人生……
對於從小被用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出來的、將保爾·柯察金作為自己偶象和榜樣的這壹代青少年們來說,聽到「艱苦」、「奮鬥」、「挑戰」、「人生」這樣壹些詞句,不僅不害怕,反而立刻變得熱血沸騰,鬥志昂揚,人人磨拳擦掌,恨不能立刻奔赴遠方,投入那戰天鬥地,改變大自然的火熱鬥爭中去……
當然也有顧慮重重的人們,那就是知青們的家長。他們不可能像他們的孩子那樣單純、那樣浪漫,特別是壹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家長,他們估計,自己的孩子這壹去可能就要在農村、邊疆過壹輩子了;什麼「接班人」啊輪不到他們的孩子身上。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對子女們響應毛的號召,只能將淚水往肚裡吞了。可是,與家長們相反的是,越是這樣家庭的孩子,下鄉上山的意志越堅決,越急切,理由很簡單,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不論在學校或社會上,他們都受人歧視,低人壹等,擡不起頭,如今終於有了改變革命運的機會了,他們幻想,到了邊疆或農村,大家就都是響應偉大領袖號召的光榮戰士了,地位都平等了,再也不會受到歧視和欺辱了!多少回在夢裡都盼望這壹天,現在就要變成現實了,這壹機遇怎麼可以錯過呢!有的父母試圖與他們「商量」,他們就乾脆攤牌:與「罪惡的」家庭從此壹刀兩斷!還有的為了急於改變「狗崽子」的身份,用寫血書的方式向「組織」、向「黨」表決心:做黨的好孩子,做毛的好戰士,堅決紮根農村壹輩子……
於是,互相感染、互相激勵,很快匯成壹股下鄉上山的洪流。就這樣,先後有1700多萬知識青年(壹說2000萬,數字有多種說法)懷著夢想,懷著希望奔赴祖國的邊疆、農村,去實踐毛賦予他們偉大而崇高的使命。
二、被廣闊天地淹沒了的悲歌:對知青觸目驚心的摧殘
熱鬧過後是沈寂。告別了家人,告別了朋友,告別了城市,知青們來到了邊疆和農村,開始了真正戰天鬥地的生活。
環境惡劣超出想象。不過,憑著已被鼓動起來了的旺盛的戰鬥意志,知青們挺過了壹道道難關,當然,也開始有了「犧牲」,有了熱情過後的冷峻。奔赴黑龍江和內蒙古北國邊疆的知青去后不久就趕上了壹場「戰鬥洗禮」:參加支援珍寶島戰鬥的後勤支援和修築戰備公路。
1969年3月初爆發的中蘇珍寶島邊境衝突,在壹般人眼中不過是壹場小小的遭遇戰,報紙上的報道雙方出動的人數都不過幾十、百多人,傷亡也在二位數之內,好像是壹場微不足道的「衝突」。但這不是真相,真相是中國方面為此先做了數月之久的準備,調集了東北軍隊中最精銳部隊參戰,戰事直接由瀋陽軍區指揮並由中共中央軍委遙控。因此,它的後勤支援也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在黑龍江饒河縣,3月8日,軍隊當局命令組建擔架營,壹支以知青為主體的450人的擔架營頃刻組成。另有5000多知青報名參戰,他們們被賦予的任務是:站崗放哨、運送彈藥、搶救傷員。在執行任務中他們付出了鮮血,還產生了很多動人的故事,其中壹個故事是地處珍寶島附近的農墾兵團二十壹團某連十個女兵,偷偷地捎帶乾糧、擅自向珍寶島出發要去前線參戰。他們翻山越嶺跋涉了十多小時,才被團部發現攔截回來。
真正給知青們以「戰鬥洗禮」的是修築「二撫」戰備公路。為了對付蘇聯可能的侵入,中方決定在二龍山與撫遠縣之間的350公里舊道上修築全新的戰備公路。工程自1969年5月開始,11月結束,它經歷了黑龍江嚴酷的自然條件,可謂艱苦備嘗。
5月初,被初夏的陽光逐漸消融的北大荒荒原,所有道路上盈尺的冰雪全化成了水和泥濘,真正寸步難行。參加修路的數萬名知青和同樣數量的民工,從四面八方向自己的集結地奔波而去。知青們乘著沒有遮擋的大卡車,日夜兼程,由於道路艱難,又遭遇雨雪,迫於期限,不敢中途休息,在卡車上渡過了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好、熬到目的地,壹個個眼陷頰塌,虛弱不堪,有的已患病發燒,可等待他們的是要立即投入更加艱苦的戰鬥。
築路人的任務就是要在沿路附近的陡峭的山上,扶扡、掄錘、打炮眼,裝硝胺、安雷管,掄鎬、鍬裝、擡筐、往卡車上裝碎石,乘車將滿載的石料卸下鋪于低洼的路面。沒有壹道工序不是重體力勞動。知青們在沿途搭棚設帳,安營紮寨。在「搶在雨季之前,搶在敵人之前」的口號下,知青們沒日沒夜地趕工,春天,踩著積雪清山開路,到處的荊棘向人們張開利爪,壹不小心就被劃開血口。夏天,冒著密集蚊蟲的死死纏繞,吃不安、睡不寧。半年多的時間,日夜輪班,每班12小時,人停機器車輛不停。勞動的艱苦還是其次,飲水成了第壹難題。飲用的是雪水和溝坑裡的積水,溝坑裡的水,黃黃的,浮遊著蚊子的後代孑孓,燒開了壹股怪味,知青們只好捏著鼻子閉上眼睛往喉嚨里灌。就這樣的臟開水還供應不求,就只好自己刨坑取生水喝了。時間壹長,出現了大批痢疾患者,發燒、腹痛、便中帶血,拉出來的屎是紅紅的、細細的,像爛魚腸子,這就是所謂的「赤痢」。為防止疫情擴散,患者都被隔離治療,儘管採取了所能採取的治療措施,但仍有壹些患者長眠在北國荒原里,還有累死的、工傷事故致死的,不計其數。知青們硬是用他們的汗水和血肉,築成了這條350里長的二撫戰備公路。
剛來的時候,雖然已經出現營養不良的癥狀,但那時的衣著還算整齊。經過六、七個月日夜不停的「苦戰」,這時的知青們從外形上看,壹個個衣衫襤褸、面容憔悴,活像壹群「丐幫」大軍。生活的條件已經降到最低水平,除了做工,就是吃喝垃撒,為了生存,絕對沒有必要、也沒有餘力顧及「面子」了,就是那些正值青春年華、最愛美的女知青,也顧不得蓬頭垢面了,「活著就是勝利」,她們互相鼓勵著。絕大多數人算是熬了出來。
接下來在農場的日子也和戰備差不多。
在北大荒,人們每年最難熬的是夏天的麥收,秋天的豆收和冬天的挖排水溝這「三大戰役」。
1970年的麥收之戰,從7月15日打響,整整進行了三個月,猶如壹場超級「馬拉松」,耗盡了知青們的體能,年輕生命的潛能被挖掘到了極限。
北方夏日日照的時間特別長,知青們每天凌晨3點出工(天已大亮),晚上8點至9點收工(天才黑),每天四頓飯,連同拉、撒都在工地,勞動時間佔去生命的四分之三,每日勞動都有定額,要完成定額就要拼了小命地干。北大荒夏日的蚊蟲、小咬特別瘋狂,戴上防蚊罩憋氣,不戴,臉上即時糊滿了蚊蟲小咬,無奈的知青們只好將面部、脖子、手臂和裸露的腿部塗滿泥漿。收工回來,已經精疲力竭的知青們先將濕鞋甩在地上,濕褲子掛在繩上,做完了這些已經沒有丁點餘力了,倒頭就睡。這些東西是否己晾乾也管不了,第二天凌晨拿來又穿上出工,這時,保命才是第壹,其餘什麼也顧不上了。
就這樣,連軸轉的三個月的麥收剛完成,「豆收」又來了,壹切又如法炮製。
11月以後,又有了冬季修排水溝的任務。原來,這北大荒是低洼沼澤地,要想保住原有耕地或開墾新的耕地,就必須開挖排水溝,將水趕往壹個地方,這項工作大概要花壹個月。這時,兵團農場以團為單位要全部拉到野外作業,而此時野外已是零下40度到60度的酷寒。知青們的任務是,按照指定勘測好了的地位,鎬刨、鍬挖、硝胺炸、土筐擡、人工背......造出寬15米、深3米的排水溝來。然後,將各師、各團的排水溝互相連接,形成巨大的排水網。
在如此酷寒的條件下,人們的鎬頭下去,只是在堅硬的冰層上濺出幾點冰花,鑿下壹個白印痕。但是軍令如山,別無選擇,只有用蠻力刨開這堅如磐石的凍土層,才能往下挖出濕土,而且,每人每天的定額是2·5立方。可以想像,要完成這壹任務是多麼艱難,要付出多少體能,在如此奇寒之下,有的人仍然脫下上衣,穿著背心還在冒汗,他們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為北大荒墾荒地、獻糧食。青春年少時的死干硬拼,使大多數人在後來未老先衰,都落下了各種疾病,伴隨渡過艱難的餘生。
即使沒有「任務」,難得「休閑」的日子,在沒有保暖設施的簡陋土屋、帳篷里,依然是「火烤心頭暖,風吹背後寒」。北大荒有孢子、有野雞,但沒有浪漫。
苦難當然不只是北大荒的知青,各地都大同小異。
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是新建兵團,自己生產不了糧食,主要靠外運接濟。兵團轄屬的三師二十五團的「戰士」已經三個月不見白面,靠吃外地調來的地瓜窩窩頭度日,沒有蔬菜,有壹段時間也沒有鹽 ,但就是這種難咽的窩窩頭還吃不飽。可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築路的任務有增無減,還要搶時間,提前完成。壹天勞累下來,男生走路開始打晃,女生則累的邊走邊哭。等到開始收穫土豆、紅蘿蔔了,知青們顧不了許多,紛紛去伙房偷出來吃;土豆蘿蔔下了窖,又有收穫期稍晚的黃蘿蔔,照拿照吃。連長、指導員想制止,拿出幾個典型開批判會。可是飢餓的肚子不是嘴巴所能制止的。但只偷吃蘿蔔是解不了飢餓和嘴饞的,於是有人去馬廄牛圈偷喂牲口的豆餅來吃,還有去倉庫偷油的。批鬥會已經不起作用了,變成了嘻嘻哈哈壹笑散,大家都被此彼此了,還批判誰呢。
不過也有很出格的,那就是不僅偷「自家」的,而且去偷老鄉的狗殺了吃,還發生了有人偷偷跑進豬圈,從活豬身上割去壹大塊肉的事件。大豬偷不動就打小豬的主意,辦法是先把小豬趕進糞池中淹死了,然後趁夜晚將死小豬撈回,剖了煮食,結果吃了的人全部中毒。但是中毒壹次,依然阻止不了人們「偷吃」的慾望,生存的慾望……
北邊如此,南邊也異曲同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也屬於新建,起初雖然每人每月有定量糧食35斤,但吃的菜都是白水煮蘿蔔、煮白菜,後來沒有菜了,在開水中撒把鹽,全透明,人們稱之為「玻璃湯」。這些知青都是正在長身體時期的小青年,乾的又是重體力活,這35斤糧食哪裡夠?領導上貫徹「最高指示」: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忙不閑,半干半稀。可這稀飯吃了使人們心發慌,特別到了夜裡餓得睡不著,長夜漫漫盼天明。
有好事者將《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詞改了,哼著聊以自慰、解饞:
稀飯是鐵,乾飯是鋼;
稀飯不如乾飯香;
向著紅燒肉、回鍋肉;
還有肥肉、瘦肉、水煮肉;
還有雞蛋湯開火……
就是這種情況下,兵團的領導者和政工部門,又發起了吃「憶苦思甜餐」活動。
「憶苦思甜餐」是必須吃的,因為它是壹項政治任務。照理說,飢腸轆轆的知青們有「免費午餐」供應不是件大好事嗎?可是,誰知它原來是折磨人的把戲,用平時熬豬食那口大鍋熬制的「憶苦思甜餐」, 是在領導作了學毛者和憶苦思甜報告后,再分給大家享用的。領導們神色莊嚴肅穆守候在大鍋旁,每個戰士拿著印有「知識青年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的大搪瓷盅,井然有序地從大鍋前走過,領導們非常慷慨,總是大瓢大瓢的將搪瓷盅裝得滿滿的,壹邊說:「多吃點,明天幹活才有勁」。「忠不忠,看行動……」還有大喇叭在壹旁不斷重申「紀律」:「任何人不得離開會場,要互相監督,就地消化」。知青們領到這壹頓「寶餐」后才看清,它是黑乎乎黏黏稠稠的說不清由什麼東西熬成的糊,騰起壹股令人作嘔的怪氣,人們先用嘴巴喝下壹點試試味道,只覺得滿嘴泥沙亂鉆,苦澀、腥臭,分不清是草、是糠、是泥、是沙……但到這個時候,已別無選擇,只好屏住氣,閉上眼了囫圇吞下。有勇敢者則調侃叫道:「連死都不怕,還怕吃憶苦餐嗎」?
由於長期營養不良,衛生條件極差,加上人為製造的苦痛,壹些體質差的知青病倒了,開始有人永遠離去了,類似的事件在各單位接連發生了。除了病逝者,還有不堪負重失足墜崖者,有失蹤但死不見屍下落不明者,壹個叫翁佩華的雲南兵團女知青,在工地上找到壹個小土丘休息時,竟被野蜂蜇死。
雲南東風農場「因公殉職」的知青達85人!
他們是怎樣「因公殉職」的呢?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僅是壹句式記述:
北京知青戚宗生,患中毒性痢疾,堅持不下火線,不幸被病魔奪去生命;
昆明知青魏九齡,為搶救「階級姐妹」的生命,毅然用嘴吸蛇毒,中毒身亡。
上海知青金文,伐木時搶救戰友,被大樹壓死;
重慶知青劉渝蓉、萬順華因房屋倒塌遇難;
兵團第二師某團發生大面積惡性痢疾,壹周內死亡男女知青10餘人。
……
據有關部門報告,1971年度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由於事故、痢疾、自然災害、螞蟥、地蜂、毒蛇等致死的知青150餘人。另外,還有「自殺」、「失蹤」等,成都知青傅陽珍,17歲來兵團僅3個月零5天,1971年9月22日請假去團部衛生所看病,壹去不歸,下落不明。
上海知青朱壯華,1974年4月某夜上廁所失蹤,不見屍骨。
北京知青劉禮京,1973年元月失蹤。
除了這種零星死亡,還有更觸目驚心的集體「遇難」
1972年5月5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五師四十三團所在的錫林格勒草原發生火災,火借風勢,席捲大地……凡在草原生活過得人都知道,這種草原大火是不可能去「硬堵」、「撲滅」的,唯壹辦法是在火勢經過的地方開挖防火道,阻斷「火路」,讓火自己熄滅。可是,當四連發現火情,立即向團部請示時,值班的團參謀長拿出戰場上的英雄氣概,給四連發出了「把火堵在四連」的荒唐命令。連長堅決執行參謀長的命令,不準挖防火道,而是去撲滅。他對著全連官兵暴吼:「黨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我們要用自己的青春和鮮血去譜寫自己的歷史!」嚴令之下,180名官兵只好用掃把、麻袋等滅火工具「迎火而上」,結果是可以想象的:69名年輕生命被烈火吞噬,余者不同程度受傷。後來,他們還是被連隊副指導員違命開挖的防火通道才得救,大火被防火道截住,熄滅。
「兵團」是當年知青們下鄉上山的首選,知青和家長們都無比信賴全國人民的學習榜樣、 「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為了落實毛的號召,軍隊臨時擴建生產建設兵團。除了原來已有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外,從1968年到1970年又臨時緊急組建了黑龍江、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雲南、浙江、福建、山東、湖北11個「生產建設兵團」,另在西藏、廣西、江西新建29個「農建師」。 光上述12個農墾兵團就有戰士、幹部242萬人,加上家屬,共485萬人。
兵團各級領導幹部均由現役軍人擔任。兵團按部隊的建制,下設師、團、營、連、排、班,排長以上是管理者,是脫產幹部,由現役軍人擔任;班長由知青擔任,不脫產。
知青的家長把自己的孩子託付給了兵團,他們無條件相信:軍隊將以最好的管理、最大的熱情為這些遠離故土、親人的青少年提供健康成長的環境,兵團和農墾師將成為其樂融融的大家庭,他們的孩子將在那裡茁壯成長。
可惜美好的願望成了壹場噩夢。真可謂:可憐萬里農場骨,猶是父母夢中人!
相對於惡劣的環境,艱苦的勞動而言,知青們更加難以忍受的是殘酷的政治迫害。下面我們就看壹看這些「兵團」的各級領導者們是怎樣對待和教育管理這些到廣闊天地來「煉紅心」的知青的。
毛澤東之所以盛讚解放軍,首先是因為軍隊的階級鬥爭觀念特彆強,政治氣氛特別濃,是壹所真正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分配到兵團去的知青大部分都是響噹噹的「紅五類」,在城裡,在文革中,他們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只有他們去對「走資派」、「黑五類」實施「專政」。可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根正苗紅的革命後代到了兵團,卻成了「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狗崽子」。
在毛統治的中國,沒有不搞積極鬥爭的凈土。初到兵團的的知青,第壹課就是聽連長或指導員宣布各人的家庭成分,這家庭成分在各人的檔案里都記載著,不過這次宣布的卻不同於原來擋案中所記載的,很多原來 「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出身的,現在都變成「地主」、「資本家」了,這令這些紅五類子弟十分驚訝,紛紛查詢其故。原來,在部隊查階級成分比地方更勝壹籌,他們不但查父母的「成分」,而且上溯幾輩。於是,很多「革命家庭」就露出了「原形」,試想,在民國、在清末,能夠上中學、讀大學,出國留洋的學生的家庭,有幾個是「貧下中農」呢?於是,那些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搞地下工作的、從國民黨陣營中叛變過來的老幹部、老將軍、老黨員,紛紛被查出是「地主」、「 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成了鉆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的子女、孫輩,自然也就成了「反動家庭」出生的「狗崽子」了。
部隊的這壹招真厲害,壹下子就把那些趾高氣揚的自詡為根正苗紅的所謂幹部子弟,紅五類子弟的氣焰打了下去。軍隊的中下級軍官都是來自農村貧下中農家庭,他們可以經得起「查三代」,家庭里現在仍然窮得「響噹噹」,這樣就把知青中「高貴血統」者給比下去了!並且使他們低下頭老老實實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
在壹般人看來,部隊的階級鬥爭應該沒有什麼好抓的,因為大家都是「根正苗紅」嘛。但是,高度革命化的部隊幹部,仍然在雞蛋裏面挑出「骨頭」,照樣把階級鬥爭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黑龍江兵團的知青楊汝林,年齡較大,在兵團安了家。他雖然大致也跟其他知青壹樣窮,壹樣苦,但到底有壹個家,妻子能炒壹手好土豆絲,兵團的知青有半年沒有菜吃,有菜吃也是大白菜、大鍋清湯。楊汝林有時便叫小青年們到他家品嘗妻子的炒土豆絲,壹時傳為美食。去的人多了引起了連隊領導的注意。壹天,楊汝林被連指導員叫去,直截了當說他在搞「裴多菲俱樂部」。指導員對「裴多菲俱樂部」是什麼也講不清楚,就是認為楊汝林與小青年們吃吃喝喝不是「裴多菲俱樂部」是什麼?還有,去他家的知青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犯有錯誤,這都是政治問題,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另外,開小灶與大食堂對抗,這不是資本主義尾巴嗎?
楊汝林據理力爭,辨說自己完全無罪,也沒有錯誤。於是,開會鬥爭,從清晨2點開到晚上8點,連續19個小時的批鬥,但仍不能使楊汝林「認罪」,連隊領導決定「追窮寇」,打疲勞戰,晚上繼續批鬥。楊汝林被揪到當作鬥爭會場的食堂,只見牆上歪歪扭扭地寫著「打到裴多菲俱樂部的黑頭頭」,兩支蠟燭有氣無力的在黑暗中搖搖晃晃。坐在前排的人勉強打起精神,後排的則都在打瞌睡。但指導員不拍,他有壹幫積極分子打手,見楊汝林仍就不認罪,積極分子們壹擁而上,拳頭雨點般的落下,頃刻楊被打倒地,滿臉是血。大概指導員怕出人命,叫住了手,只好宣布:「押下去,隔離審查」!
楊汝林被關了五天禁閉,這期間連里派人對他進行了內調外查,結果壹無所獲,無奈,只好放了他。
楊汝林算不幸中的萬幸。不久,兵團又開展「壹打三反」運動,狠割資本主義尾巴。這壹回沒有找到楊汝林的問題,卻把住在連隊附近割草賣錢、「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壹個農村姑娘逼得撞火車自殺,血肉模糊,身首異處,慘不忍睹。
鬥爭、迫害知青蔚然成風,成了兵團的壹大景觀。這大概因為知青們都有點「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在高度「無產階級化」的部隊里,他們成為異類,自然成了「階級鬥爭」的對象。1973年7月4日,新華社第241號《國內動態》刊登了壹篇題為《關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摧殘迫害知識青年的情況反映》,內中說道:「(四師)第十八團有三十壹個單位,其中二十三個單位發生過不同程度捆綁吊打知青事件,刑罰有20種之多。倒如,吊半邊豬,猴子撈月,背扁擔,跪劈柴加踩杆子,跪磚渣,老牛扳樁,捆上後用鋼筋絞,吊在空中往牆上撞(撞鐘),夏天烤太陽,冬天洗冷水澡等等。」。看到這份文件內容后,中央領導責令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去實地調查,並寫出了調查報告。實際情況比新華社反映的還嚴重得多。調査報告稱:「……排以上幹部親自動手的48人,被打知青110人,遭受30幾種刑罰,有的被打致殘,有的內傷嚴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知青被拷打的原因絕大多數是罵人、打架、小偷小摸、不服管理、勞動偷懶,有的是看到幹部隨意吊打人,說了壹句批評的話,便被立即抓來吊打。上海市派去雲南慰問上海籍知青的慰問團了解到,沙川縣分配在壹師六團的知識青年,三年內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6人,自殺3人,其他20人都是非正常死亡。壹師壹團更為嚴重,捆綁吊打知青的部隊幹部達460人次,團部關押知青達314人,有的被關押達壹兩年之久。被關押的知青每天強迫頭頂烈日干10多小時的重體力勞動,壹天只准吃壹餐,二兩糧食(十六兩壹斤舊秤),稍有不滿便遭到毒打,其中有50多人被幹部強迫他們互相毒打……壹團十二營三連的北京知青李子敬與副營長吵了幾句,因害怕被批鬥吊打上吊自殺,9天後找到屍體,已腐爛。團領導宣布:「上吊自殺是背叛黨,背叛人民!」 該團的十營十連,80%的知青被批鬥,有個知青因為在開大會時放了個屁,被當場揪出來批鬥,罪名是「污染空氣」。
與吊打、武鬥男知青同時發生的還有強姦女知青。據云南省知青辦的不完全統計,雲南省生產建設兵團第壹師發生捆綁吊打知青事件729起,有的被活活打死,另有103名幹部姦汙女知青。
雲南省知青工作會議簡報報道說:雲南省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江洪洲講,據不完全統計,壹段時期,兵團各部捆綁吊打知青1000多人、姦汙女知青200多名,六營三連指導員左國生,長期姦汙壹上海女知青,男知青唐浩新試圖揭發,被左國生打成「反軍亂軍分子」,遭到殘酷報復。四師十八團141個連以上單位,發生捆綁吊打知青事件120多次,迫害知青240多人,姦汙女知青100多人。
捆綁吊打知青和姦污女知青當然不只是雲南,全國各地皆然。國務院知青辦的簡報11期透露:黑龍江兵團發生姦汙女知青365起;內蒙古兵團發生姦汙女知青247起;廣州兵團發生姦汙女知青193起,涉案人員中師級幹部2人,團級幹部38人。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工作會議第八期簡報上透露:從1968年至1973年,遼寧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1972年發生迫害知青案件126起,其中強姦女知青119起。江蘇、吉林兩省迫害知青案件中姦汙女知青的佔80%以上。遼寧、四川、河北、吉林等省沒有生產建設兵團,那裡發生的迫害知青案件是地方各級幹部所為。可見,迫害、姦汙知青是壹種全國性行為,各處皆然。
這種情況是由毛的知青政策和政治體製造成的,知青壹入兵團或地方農村、就變成當地軍隊、地方幹部的砧板肉、盤中餐,任由其宰割。很多知青因受不了苦役摧殘和難以言表的精神上的痛苦,產生了設法脫離「苦海」的強烈念頭,而當時要想脫離,只有通過招工、參軍、推薦上工農兵大學、辦理病退幾個渠道。但這些渠道規定的人數有限,求者眾,而供者寡,「競爭」自然十分激烈,而且不管什麼渠道,都要經過直接管理他們的軍隊或地方幹部的推薦,這些幹部就成了知青命運的主宰,也就為這些幹部對知青進行肆意摧殘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請看下面壹些個案材料
孫濤,45歲,雲南兵團壹師十八團的衛生隊長,姦汙衛生隊的女知青11人,3人墮胎。
李文峰,30歲,同上十八團二十連指導員,姦汙、猥褻女知青15人,其中兩名被姦汙者跳河自殺未遂。
刀世美,有婦之夫,雲南兵團司令部參謀,以引誘、欺騙、脅迫等手段,雞姦男知青20餘人。
袁侯新,四川南充軍分區副參謀長,在任南充地區革委會生產組長時,以安排知青工作為名,姦汙女知青90餘人。
黃硯田,49歲,黑龍江兵團十六團團長,姦汙、猥褻女知青數十人。
李耀東,48歲,黑龍江兵團十六團參謀長,姦汙、猥褻女知青數十人。
蔣小山,雲南兵團獨立壹營教導員兼黨委書記,利用調動工作、入黨、辦回城手續等手段,大肆姦汙女知青(材料上未寫明人數)。在他的獨立營內有外號「小燕子」的北京女知青,19歲,健美窈窕、朝氣蓬勃,為營部女籃中鋒,全營公認的美女。1971年,獨立營在整黨中要發展壹批黨員。入黨,是壹切美好事物的階梯,飛黃騰達的必備條件,因此人人都寫了入黨申請書,「小燕子」也不例外。壹天「小燕子」接到通知去營部接受「組織談話」,時間是晚上。
下面是記述的原文:
小燕子來到蔣小山的辦公室。
談話只進行了幾分鐘,教導員就不耐煩了,他直接了當的說:
「現在就看妳的態度了。」
「我.....黨叫幹啥就幹啥。」小燕子有些不知所措的說。
「好!今晚上妳要陪老子睡覺!」蔣小山啪的壹聲把手槍放在桌子上邊,邊解扣鈕邊說:「要入黨就好好的聽老子的話,老子就是組織!」
蔣小山遇到了不曾遇到過的拚死抵抗,小燕子還壹邊大聲呼救。往昔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暴女知青,也無人敢這樣反抗。他惱火了,抓起手槍把小燕子砸昏了,然後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強姦了她。這裡是他蔣小山的天下,他就是這裏的暴君,想怎麼干就怎麼干,任妳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小燕子「病了」。蔣小山又在衛生所的病床上多次強姦了小燕子。僅僅壹個月,小燕子臉瘦了壹圈,眼角布起細密的皺紋,19歲的少女,彷彿壹下子變成了老太婆。
小燕子沒有玩弄的價值了,蔣小山還有數不盡的新歡,蔣小山放過了她,推薦她上大學,推薦表格中黨組織意見壹欄的評語是:「黨叫幹啥就幹啥,壹切服從黨安排」。( 八十年代小燕子隻身去了美國,終身未嫁)
還值得壹提的是內蒙古兵團某團的衛生所所長,壹個當年的小八路,正營級幹部。他以學習毛澤東關於衛生工作的「六·二六指示」為幌子,「發明」了壹種「新針療法」,借看病的機會,讓接受診治的女知青脫光衣服,然後施暴。
1974年,中央不得已為此發了壹個26號文件,要求各級軍隊和地方保護女知青不再受侮辱,少數最典型的、罪大惡極者被判處死刑。但是,更多的則未受到追究,有的則按「通姦」給予紀律處分了事。26號文件下達之後的1975年,內蒙古兵團仍然發生壹千余起強姦知青案,就說明打擊效果非常有限。
(以上和後文的有關知青材料均取材於《老三屆朝歌》,丁曉禾編著,全文70萬字,2000年元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三、紮根農村成壹夢,十年夢醒爭回城
應該承認,絕大多數知青,當年都是抱著獻身共產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崇高史命感下鄉上山的,其中壹小部分人還做好了紮根廣闊天地壹輩子的打算。他們確實下定了決心,做出了很大犧牲試圖實施自己的夢想,可惜的是,後來嚴酷現實砸碎了他們的美夢,最後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除了極少數已經無法脫離者)帶著遺憾、帶著恐慌,義無反顧地逃離了那塊付出了他們的青春和血汗之地。
蔡立堅,北京姑娘,長辛店鐵路中學高二女生。她在文革大串聯的時候去延安時經過壹個叫杜家山的小村子,是個老革命根據地,她對這個小村產生了壹種難以割捨的情感,1968年春,蔡立堅排除各種阻力自己來到杜家山落戶。
當時當局還沒有號召知青去插隊,蔡的舉動走在了這壹運動的前面,自然引起當局的注意和表彰、讚揚,於是,記者們聞風而至,趕緊採訪這個先進典型。《人民日報》發表了《杜家山上的新社員》的長篇通訊 ,蔡立堅於是壹舉成名。在她的帶動和影響下,先後有100多位知青到這個只有5戶16口人的杜家山插隊落戶。杜家山火紅了好幾年,成為知青紮根廣闊天地的先進典型。
蔡立堅去杜家山當年冬天,偉大領袖正式發出知青下鄉上山的號召,蔡立堅得此消息,知道自己走對了路,激動得哭了起來。這時的杜家山已有十幾名知青,蔡立堅將他們召集在東卯大爺的土窯洞里,大家如癡如醉,壹遍又壹遍唱著語錄歌:「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壹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壹起來了.........」然後都爭著寫詩和朗誦,抒發無盡的革命豪情。
他們立下了在此紮根壹輩子的誓言,並且立即付諸行動。做工時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重活臟活搶著干,知青們互相幫助,互相關心,真的像兄弟姐妹壹樣。知青中有兩人叫汪道五、汪道平是親兄弟,出生於壹個日偽軍官家庭,為了這個家庭出身,兩兄弟受夠了歧視,飽嘗了屈辱。這次能夠到杜家山插隊,對他們來說,似乎是脫離了苦海的重生,臨走時他們對父母宣告:「從今天起,我們不再屬於妳們,而是屬於黨和貧下中農了!」
知青們妳追我趕,披星戴月地勞動,將全部精力、汗水灑給了杜家山,產生了不少動人故事,這些故事當時都有報道,這裏不細說了。
給他們第壹次「打擊」的是年底結算,才發現他們付出的勞動與收穫的果實不成比例,扣除公糧和儲備糧,社員的口糧每人只有150公斤,勞動分紅為每個工日0.38元。這些年青人幹活勁頭大,可吃的也多,八兩壹碗的大海碗,連女知青每餐也要吃上兩大碗。知青們來農村插隊初時是有國家的糧食供應的,但壹年後就得自力更生了。可這150公斤糧能吃幾個月呢?......還是政府特殊照顧,第二年開春后,政府又從上年冬天上交的1000多公斤公糧返回給了杜家山的知青。壹算賬,他們辛苦壹年,不但沒有為國家作貢獻,還欠了國家壹屁股債。
挨了這壹當頭棒喝,知青們的情緒稍稍受到影響,同時,日子長了,他們發現這裏的貧下中農覺悟不高,壹個被日本鬼子殺害了兩個親人的貧農老大娘,拐著小腳從隊里準備給牲口灌藥的香油偷偷倒出壹些拿回家去。貧農隊長則把好糧留下自己吃,把差的交公糧。
知青們心想:這就是我們接受「再教育」的「老師」嗎?
知青們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熱情高漲「學大寨」,修大寨式梯田,可農民們不願去。知青們只好拿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大道理來說服他們,農民無奈只好接受「教育」了。隊長帶領幾個年老農民懶洋洋地跟著知青出工,可出工不出力,農民們跟著隊長哼起了山西梆子:「這個事情弄不成呀....咿呀哼.........」
知青們的很多做法農民們不認可,農民們的想法知青們又不同意。知青們在背地裡指責農民「保守」、「懶漢懦夫思想」。於是有人公開提出了質疑:到底是他們教育我們還是我們教育他們?爭論不休,蔡立堅只好出來做結論:「就算是我們互相教育吧」。
不久,縣裡派了人到杜家山來抓「階級鬥爭」,可實在抓不出什麼名堂。壹天,聽到知青們叫蔡立堅「蔡包子」,來人大驚失色說:蔡立堅是知青的壹面旗幟,居然有人叫她「蔡包子」......這是人身侮辱!其實,叫姓蔡的「蔡包子」是北京學校里的「通稱」,它含有「戲稱」、「昵稱」之意,卻並無惡意。但經過縣裡幹部上綱上線,還組織開會批判,此後再也沒人敢呼「蔡包子」了。但從此後知青之間的親密無間的氣氛逐漸淡漠了。
日子長了,可杜家山貧窮的面貌半點也沒改變。吃的是沒菜少鹽的飯,而且吃不飽;住的是冬冷夏天漏雨的泥房子。年終分配,除了口糧,只有買鹽打醋的錢。來久了,知青們原來穿的衣服爛了,鞋子壞了,卻無法添補,又不好意思寫信叫家裡寄,只好自己縫縫補補,很快,就接近「丐幫」了。
最煩人的是開始有病了。原來以「樂天派」著稱的女知青張建華患了風濕性關節炎,並影響到了心臟,再也聽不到她有腔無調的歌聲了,只聽她有時痛得直喊「哎喲」;外號「詩人」的鄭浦偉再也無興緻寫詩了。女知青們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婦科病……
杜家山的知青再也無復當初的豪情滿懷、信心百倍了,於是有人偷偷地溜走了,軍心開始動搖。
但是知青的領頭人蔡立堅立場堅定,熱情不減當年。為了表示自己紮根在杜家山的決心,她與另壹個來杜家山的男知青結了婚,後來有了孩子,為了不影響勞動,把孩子送給了在榆次的奶奶撫養。
蔡立堅雖然名聲在外,但確實沒有得到什麼實際利益,壹年到頭苦幹,還欠下壹屁股債。上級見她付出太多,想把她調出杜家山,又推薦她上北京大學,可都被她拒絕了,還再三表示「不改變杜家山的面貌不離開。」可是不久的壹件事件給了她巨大打擊。那次上面來了招工指標,可緊接著又來了補充通知:招工第二天結束。於是市、縣的大小領導們紛紛連夜出動,開著小車為自己的子女辦好招工手續,招工指標全被他們佔去了。蔡立堅認為這種行為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在壹次大會上她氣憤地對此事給予了公開批評,獲得群眾熱烈的掌聲。但會後它她被告知:這是壹種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從此她與「組織」 有了無形的隔膜。
蔡立堅沒有過去那麼「紅」了。壹次,上級叫杜家山交「愛國糧」,蔡立堅算了算賬,如果交了就沒有種子、飼料糧了,因此她跑到縣上去說明。誰知,遭到了縣領導劈頭壹頓訓斥,還搬出「毛語錄」來壓她,她害怕了。回到杜家山說這愛國糧壹定要交,可知青們仍然不同意,知青們同樣用毛語錄來回敬縣領導。上、下雙方這場「語錄戰」使夾在中間的蔡立堅非常尷尬......,從此以後蔡立堅及杜家山再也不能上報紙了。
終於,傳來了毛死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揭批「四人幫」中,縣領導竟然將杜家山和蔡立堅作為「清查重點」。當時蔡立堅正在生第二個孩子,在北京坐月子,不等滿月,縣委下令將她隔離審查,帶回杜家山批鬥。還派去了工作組督陣。此刻的蔡立堅變成了四人幫的「走卒」。杜家山的知青和老鄉雖然與蔡立堅平日有諸多矛盾,但對縣委這種異常做法非常氣憤,為蔡鳴冤叫屈。對蔡的批鬥會也開不出什麼名堂,縣委工作組只好撤走了。
蔡立堅把自己關在屋裡,哭得非常傷心,她反思過去的壹切,對「黨」開始有了懷疑,但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堅守在杜家山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杜家山這面知青先進典型的大旗從此樹倒猢猻散,知青們紛紛各奔前程,回去了各自的老家。把當年「永遠紮根廣闊天地」的誓言忘得壹干二凈。只有蔡立堅壹人堅守在杜家山,守護著他們那些年開墾得來的「大寨田」和果園。在那些身敗名裂的日子里,只有杜家山的鄉親還信任她、關心她,老鄉們不喜歡大紅大紫的蔡立堅,卻對落魄的蔡立堅充滿了同情。他們給蔡立堅送吃的,還聯名給省縣各級領導寫信,要求給蔡立堅平反。
就這樣苦苦掙扎了兩三年,直到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發出「團結壹致向前看」的號召,中央有關部門想到了這個曾經紅極壹時的先進典型,給她平了反,安排在公社當副書記,後來又調到省委黨校工作。
杜家山已經沒有了知青的影子,它還是當年那樣貧窮。在那裡渡過了難忘的青春歲月的知青們,有的落下了終身殘疾,有的終身潦倒,有的現在有了壹個小康家庭。不管現在處境怎樣,都沒有人願意回憶在杜家山那段日子了。
還有壹個柴春澤,也值得提壹下。
下鄉前,柴春澤是內蒙古赤峰市第六中學紅衛兵的頭頭。畢業時,他響應領導號召,帶頭去偏遠的翁牛特旗玉田冪公社插隊當農民,成為當地的先進知青典型。真正使他出名的還是他下鄉后,接到父親壹封信,勸他回城去,併為他找到了工作。柴春澤立即回了壹封信,堅決回絕了父親的「好意」,表示自己決心在農村壹輩子。後來,柴春澤在壹次共青團代表大會上公開了父親的這封信,立刻引起了轟動。
新聞媒體傳播了柴春澤的事迹和他父親的信,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紫春澤成了全國新聞人物,柴春澤也就別無選擇,當起他的先進知青典型來。
農村的生活確實艱苦,開始還能吃上壹點鹹菜,不久,就只有白水了。柴春澤得了嚴重的胃病,但他堅持不下火線,在水利工地上,他幾次累的昏倒。幹部們想照顧他,給他送去壹碗羊肉,他立即倒在大鍋里和大家同甘共苦。柴春澤還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在100畝地里試種水稻,居然成功了。
他的表現贏得了廣泛嘉獎,下鄉的當年就入了黨,年底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後來還當了公社書記。他還刻苦學毛著,寫讀書筆記,談學習心得,很快就成了大紅人,到處作報告、談體驗,出席各種大小會議。他回赤峰市開會,卻「三過家門而不入」。母親想念兒子,聽說兒子回城了,滿大街找卻找不到。柴春澤偶爾給家裡寫信,全都是標準的「革命語言」,柴春澤成了真正的政治機器人。
由於表現突出,柴被選作中國青年代表團成員,於1975年3月赴日本訪問。出訪前他就不斷給自己打「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預防針,到日本壹有機會他就談學毛者,批判傳統觀念,卻無人理睬他。他看到日本的工人著裝整潔,便認為是偽裝的,參觀海底工程,故意挑毛病:「妳們這兒風景雖然好,卻有霧有煙,我們那裡風景好卻沒霧沒煙」。
回國后,他出席了全國學大寨會議,又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國慶招待會。招待會上,他見到了周恩來、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大寨的陳永貴和郭鳳蓮還送給他壹抔「大寨土」和壹個大寨「棃」。柴春澤這時已經飄飄然了,發著40度政治高燒。就在這時,壹位叫湯大明的湖北鄉村教師給他寫了壹封信,信中說:「妳每天過鬧市,進華堂,壹舉成名天下知,妳是壹只帶領知青走向屠場的『頭羊』,請妳懸崖勒馬!」階級鬥爭的「弦」蹦得很緊的柴春澤立刻意識到這是反革命分子的進攻,不但把信公之於眾,還組織批判。這樣壹來,遠在千里之外的湯大明便到了霉,很快就被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打入大牢。
但此事不久,又有壹個勇敢分子給柴春澤寫信,信中說:「妳知道妳們做下多大罪惡,全國下鄉青年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將來是多麼可怕,後代斷絕.......請妳不要帶這個頭!19名知青代表代表不了全國青年!」
這位寫信者吸取了湯大明的教訓,沒有署名,也就避免了牢獄之災。
風頭正健的柴春澤當然聽不進這些忠告。不過,令他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他卻栽在了他無限信賴的「黨」的手裡。原來此時正是中國政壇風雲詭異的季節,北京發出了「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令,從來緊跟「黨」的柴春澤立刻投入批鄧小平的激流中。誰知,不過幾個月,又風雲突變,柴春澤又變成了「四人幫」的「走狗」。鄧小平得勢了,他先被隔離審查,后被捕入獄,再后,又被解押到玉田冪去批鬥,上台批鬥他的包括了他的未婚女友劉立新。
在獄中,母親去探監,他想起當年自己對待父親的信的事,心存愧疚,感到對不起長輩,流下了愧悔的眼淚。
與前面講的蔡立堅壹樣,虧得新上台的鄧大人要收拾人心,不計前嫌,對他這個「批鄧」積極分子寬大為懷,柴春澤被無罪釋放。未婚妻也原諒了他,兩人重歸於好。坐了壹年大牢的柴春澤與劉立新結了婚,又回到了玉田冪,從此不再過問政治,過起了小日子,像其他農民壹樣,早出晚歸,春種秋收。
壹批批知青回城了,壹次又壹次招工指標下到村裡,可柴春澤就是不肯走,他想默默無聞地想在玉田冪了此壹生。後來,上級黨組織又恢復了他的黨籍,給他安排工作,他終於回城了,回到了父母的身邊。他被安排在遼河工程局,當了壹名電工。工余,他努力學習,這回不是學毛著,而是學習數理化和其他荒廢了多年的文化知識,他考上了電大。三年後,電大畢業,柴成了壹名大專生。電大分校校長看中了他,將他留在電大工作。
柴春澤「獲得新生」的消息不脛而走,媒體發表文章,大肆渲染「今日柴春澤」,「柴春澤浮沈記」,再次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許多人給他寫信,為他「跌到了,再起來」而欣慰、祝福。面對熱情的人們,柴春澤心境平淡,他只對他們說:「我本來是個平凡的人,是壹陣風把我吹到天上,接著又掉下來,我還是覺得生活在地上實在。」
以上兩位,應該是當年千百萬知青中的幸運者,絕大多數人沒有他們幸運,此時正在苦苦煎熬、掙扎。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毛政府還在大肆動員城鎮的知青下鄉上山,而先去的知青已經想著各種法子回城了。
為何要回城?為何剛剛宣誓「紮根農村壹輩子」就自食其言?其中原因在前面的敘述中大概已經作出了回答了。不過,除上述之外,需要補充另壹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當局對知青們的愛情的無情扼殺。
下鄉上山的知青去時多為十七、八、二十歲,正是多情、懷春的年紀,在農村幾年,就都是20好幾了,在當時,早已是應該結婚的年齡。可是,不知是出於何種考慮,各個生產建設兵團都制定出清規戒律:嚴禁談情說愛,違者與「反革命」同罪處理。
很快,這條違反人性的禁令就成為壓抑在知青男女心上的壹塊巨石。雖然部隊的軍規是那樣森嚴,但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乃至動物本能,還是壓抑不住的。由此,便演繹出了無數人間悲劇,進而引發成為掙脫這壹桎梏的回城浪潮的動力之壹。
先看兩例愛情殉葬者,故事都發生在雲南兵團。
小黃姑娘,長得白白凈凈,水靈靈的壹雙大眼睛很動人,加上性情活潑,愛笑愛鬧,很讓人「壹見鍾情」。
武裝排的男知青小江,趁壹次打水的機會,塞給小黃壹封示愛的信。
小黃那時才17歲,單純得像個孩子。接到這樣的信起初感到壹陣無由的欣喜,驕傲,畢竟正值豆蔻年華,內心深處的青春躁動使她興奮、新奇。可這種甜美、溫柔之感才不過幾分鐘,她便感到「大事不妙」,兵團首長早就三令五申,兵團戰士不許談戀愛,男女不許單獨談話。自己來兵團是「屯墾戍邊、反修防修」的,談情說愛不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嗎?何況還違犯了軍規軍令。想到這裏,她便認定這是壹件骯髒的醜事,應該向「組織」交待、竭發,她正在申請入團呢。於是,把信交到指導員手裡,「純潔」的她根本沒有考慮小江的反應和後果,她只是認為做了壹件應該做的事。
指導員壹看,立刻火冒三丈!居然膽敢明目張胆對抗淮軍令,這還了得!他馬上召開全連大會,當眾宣讀了小江給小黃的信,發動全連知青鬥爭批判。小江壹聽也氣炸了,不但不認罪,還跟指導員大聲吵起來。指導員豈有讓步之理,他立即命令兩個知青戰士,手持衝鋒槍將小江押起來。小江被關押在壹間小屋裡,心想:現在是敵我矛盾了,沒有生路了。他趁著押他的兩名知青半夜睡著之機,偷了武器溜了出來,第壹個想到的是殺了小黃解恨!哪知黑夜之中走錯了宿舍,事到臨頭,收手已不可能,索性對著屋內掃射。屋內共住有6人,兩死兩傷。槍聲驚破了營地,連隊緊急集合,向他拉開了追捕大網.......小江跑到曬場,爬上豆秧大垛,拉響了懷揣的手榴彈,瞬時火光衝天.....
後來人們在小江跑過的雪地上找到了壹本殘缺不全的《普希金詩集》,於是紛紛嘆息:是這本「毒草」害了小江性命......
另壹個故事的主人公叫沈東貴和童心娣。兩人都是上海浦東人,自幼青梅竹馬,兩小無猜。1970年兩人壹同來到雲南兵團某獨立團十連,下來之前童心娣母親怕女兒在外受人欺辱,匆忙由兩家父母給二人確定了未來的婚姻關係。
來到兵團第壹天,連隊開大會宣布紀律,其中壹條就是:知青不許談戀愛。
但沈、童自恃有父母做了主,彷彿獲得合法地位的壹對準夫妻,依然親密無間,勞動中互相幫助,生活中互相關心,對別人並不迴避。
連隊領導看著眼裡,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便大會批評,小會點名,指導員還親自找二人談話。不料這二人拒不認錯,亮明其「特殊身份」,試圖把二人關係「合法化」。領導惱火了,終於想出了「分拆鴛鴦」的法子,將男女分別分配在兩個不同地點做工,讓他們無法往來。
不料,愛情的力量是無窮的,越是分開,愛情之火燒的越旺,沈東貴每天晚上步行壹二十華里來看望童心娣,第二天凌晨又翻山越嶺趕回工地勞動。
連領導壹時無法可施,但同時壹個陰謀產生了:他們指派了壹些積極分子對這倆人暗中盯哨.....
壹天深夜,連隊突然響起了尖厲的集合哨聲,知青們夢中驚醒,慌慌張張跑到操場,只見操場早已點亮了壹盞大汽燈,沈、童二人壹絲不掛,用壹根繩子背靠背捆在壹起,被兩個戰士押到會場,女的披頭散髮,已無法站立,半癱倒在地。連長操著貴州口音罵罵咧咧,從驚愕中清醒過來的知青們費了好大勁才從連長的土話夾著髒話中弄清事情的原委,原來沈、童二人在橡膠林里幽會,正在盡情交歡,被盯哨者抓了個正著。
「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幹部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連長帶頭,壹些知青也跟著紛紛上陣,連吼帶罵,大會開了約壹小時,人們才疲憊不堪地離去。
連隊準備再開大會對兩人繼續批鬥並宣布處分。哪知,這二人卻找不到了,失蹤了,據有人說,看見二人趁黑夜向山林里走去......半個月後,壹個哈尼族獵人在密林深處發現兩具自縊的屍體,是兩個青年男女,他們緊緊擁抱在壹起,找到了愛情的歸宿。
隨著時間的推移,知青們的婚姻越來越成為了大問題。森嚴的軍規也不起作用了,談戀愛、半夜跑去幽會的事件越來越多,禁而難止,眼見 「法難責眾」。這時不知哪壹級首長批准改變了策略,不再硬性規定不準談戀愛,而是提倡知青們在兵團內結婚,或與當地農民結婚,以實現其永遠紮根農村的誓言。
可是,人們對這壹新政策卻不買賬,知青們已經嘗夠了當兵團戰士的滋味,現在日日夜夜都夢想著如何脫離這個無邊的「苦海」,而如果結了婚,恐怕就真要在這裏紮根壹輩子了。所以,絕大多數人選擇拖著,壹面加緊各種回城活動。
在農村插隊的知青也壹樣。幹了幾年,大家都清楚了在廣闊天地煉紅心是怎麼回事,正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再也沒有人真心實意要在那裡干壹輩子了。不過,也有很少數的例外,那主要是壹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特別是女知青,他們也看到有人回城了,但都是壹些成份好、家庭有背景、有關係的,像自己這種「黑五類」根本無望;還有的父母或已過世,或已自身難保,回城也不可能給他們找個像樣的工作。在這種絕望、消極思想支配下,只好選擇嫁個有飯吃、成份好、不受欺侮的貧下中農,了此壹生。
有的農村社、隊,因為窮,找媳婦難,便千方百計在留住女知青上打主意。他們出台「土政策」:凡留在當地嫁人的可以安排好壹些的工作,如去當小學教師,在生產隊當出納、會計,實在無法安排工作的,出工也可以記高分;而那些不肯在當地嫁人的女知青則被以各種方法刁難、壓迫,專叫干苦活、累活、刻意壓低工分等等。
但是,不管怎樣,選擇嫁當地農民(或娶當地農家女)的知青還是極少數的。知青們的「根」在城市,憑著壹股革命理想來農村干壹輩子的豪情壯志很快消失了,而城市情結永遠不會消失,何況已經親身體驗了城鄉差別是如此之巨大,農村的前途如此渺茫。
不過回城談何容易!當時脫離農村和生產兵團的正規渠道是:參軍、推薦上大學、招工、病退。參軍在當時幾乎是高幹特權階級子女的「專利」,沒有特殊背景或特殊表現的,可不在考慮之列;剩下的三條渠道也是僧多粥少,眾人擠破獨木橋。下面的實例可見壹斑。
推薦上大學:
上海女知青翁敏華從離開家來到黑龍江兵團的第壹天起,就盤算著上大學。當然,這是絕對機密,不能對任何人講的。她在兵團干過各種活,不管幹什麼,不管多苦多累,她都擠出時間來偷偷複習功課,重溫她的讀書夢。
機會終於來了,但名額少得可憐。
按文件上的規定,程序是這樣的:自己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考試合格。壹共要過四關,第壹關不算,實際上是過三關。
翁敏華早就作了這方面的準備,她在努力勞動的同時,注意搞好與各方面的關係,人緣也很好,所以,群眾推薦這壹關順利通過了。
最關鍵是「領導批准」。翁敏華為了能得到領導的批准,引起領導對他的同情和好感,下足功夫寫了壹份聲情並茂的長篇「申請書」。誰知,問題就出在這份申請書上,領導說翁的這份申請書對讀書表達得太強烈了,是個「大學迷」,有資產階級思想傾向。 對這種人,偏偏不予批准!
「完了!」當翁敏華得知這壹消息后,幾乎昏厥過去,淚水奪眶而出。她想不到自己滿懷激情嘔心瀝血寫下的申請書,反而成了自己的攔路虎,正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弄巧成拙了!壹年多來的勞苦,心血,看來是白費了,而且這壹回她的「大學迷」出名了,以後再也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了,讀書夢徹底破碎,只能當壹輩子「墾荒戰士」了。想著想著,眼淚撲撲往下掉,很快變成嚎啕痛哭。
其實,即使翁敏華不寫那份申請書,仍然可能被刷下,原因很簡單:僧多粥少。領導只能推薦他心目中的幸運兒,而要成為領導心中的幸運兒,可有「學問」了。
推薦名單公布后,沒有翁敏華的名字。不少人為她抱不平,去團部反映「不公」,但是,有什麼用呢?
招工:
程有謹出身的家庭有點「黑」,父母都戴有黑色的「帽子」。因此,他的兩個哥哥都去了農村插隊,他這個最小的老三,也不能倖免。經過母親的苦苦哀求,有關部門的頭頭答應分派他去壹個有米飯吃的地方:江西分宜,算是「照顧」。
可是18歲的程有謹卻是個十分好強、有志氣的小夥子,他在離家之初就在心裏盤算,壹定要在勞動中好好表現,爭取在兩個哥哥之前通過招工回上海,給父母壹個驚喜。主意已定,付諸行動。程有謹在勞動中出人意外的表現讓隊友和當地幹部大吃壹驚:他那瘦小的個子能挑150斤的重擔赤腳走十幾里路,能彎腰十幾個小時插秧不休息,不管颳風下雨,嚴冬酷暑,他從不歇息,最苦最累的活搶著干,手掌、腳掌都起了厚繭,活像壹個「老農」,壹次腳上皮膚潰爛了仍然泡在水田裡幹活,致使感染化膿,被人擡到幾十裡外的公社衛生院,醫生用手術刀給他剔除腐肉,不打麻醉,他咬著牙關硬是不哼壹聲。
由於表現突出,他被選中出席全縣知青先進分子代表大會。
可是,令他不解的事連接發生了,他所在的知青隊有幾次外地來招工、招生,那些表現不如他的知青都被選走了,而他像是被遺忘了壹樣,無人問津。他納悶了,終於沈不住氣問個「究竟」。壹位大隊幹部帶著同情的口吻告訴了他實情:「小程,妳拼死拼活的乾沒有用,招工組是看檔案抽人,按成分壹個個都排著隊呢。」
大隊幹部的話像壹盆冷水從頭澆下,把程有謹渾身涼透了。他不怕累,不怕幹活,就怕被歧視和遺忘。原來以為離開上海來到這遙遠偏僻的地方會改變被歧視的命運,哪知「天下烏鴉壹般黑」。天啊!到哪裡去找公道呢?
以後,集體戶里的知青壹個個都走了,進廠的、上學的、病退的、次壹等的,也在公社內謀了壹份臨時工的差事,成了半個吃「皇糧」的人。只剩下了當年「最先進」的他在那裡苦撐著慘淡度日,寒燈孤影相伴,說不出的凄涼。
他仍然被派去做各種苦工,學大寨 、修水利最累,他去了,而且仍然像當年那樣苦幹、硬撐,因為習慣了。終於有壹天,公社知青辦的頭頭通知他去談話,他似乎預感到命運將發生改變,急速趕到公社,知青辦頭頭正在椅子上閉目養神,少傾,才不冷不熱告訴他:「這次妳在水庫上表現不錯,經研究決定,推薦妳招工。」
程有謹止不住驚喜,生怕自己聽錯了,再問:「什麼?招工?」
「是的,招工。」頭頭說,「不過單位不太理想,是縣辦煤礦,但還是我們為妳爭取來的,妳可要好好珍惜哦。」
夢想成真!程有謹壹下子感到他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趕緊填表,去醫院體檢,壹切順利過關,就等錄取通知了。
這期間,他到處去打聽消息,才得知這次招工應招的都是上海知青,本地壹個也沒有,因為本地人都不願去,據說那個煤礦常常死人。但是,就是這個本地人都不願去的單位,程有謹還是名落孫山!因為有竟爭者,領導上借故把他刷下去了。從此,程有謹徹底死心了。他也不再去打聽什麼招工消息,老老實實繼續「煉紅心」,聽天由命準備當壹輩子農民。
誰知,1978年以後,由於中央政策改變,程有謹隨大流得以回到上海,並頂替他退休的母親進鋼鐵廠當了壹名國有企業工人。
現在看來,當時縣煤礦瞧不起他這個黑五類子弟,把他刷了下來未必不是件好事,否則,他也許早就被那黑暗世界吞沒了。
命運,就是這樣陰差陽錯。
病退:
上海姑娘葉瑩瑩漂亮能幹,被選為大隊幹部,大隊長與她左右不離,十分「親近」。別人都羨慕她會有個好的出路,可事實是相反,她的漂亮帶來了不幸。
原來這大隊長是當地的有名的採花大盜,他提拔葉瑩瑩當副大隊長是別有用心的,終於,他採取了行動。
那壹年的大年夜,別的知青都回家過年了,葉瑩瑩因為是大隊幹部,被留下來工作。晚上,大隊長約她到隊部的茅屋,說要安排壹些瑣事。時間經過精心計算,在他們約見的時刻,大茅屋前面正在放電影,人聲鼎沸,屋裡的動靜外面壹點也聽不見。
葉瑩瑩剛來到,大隊長急不可待,伸出壹雙油膩膩的大手壹把把葉瑩瑩摟住,接著,兩人開始了肉搏。終於,葉瑩瑩被壓在了下面,大隊長手、口並用,已經脫掉了她的外套、毛衣,眼看就要到手了。就在這時,突然有人猛烈地撞門。大隊長壹驚,像漏了氣的皮球壹樣,壹下子蔫了。他無可奈何站起慢慢地去開門,葉瑩瑩也趁機整理衣服、頭髮。
來的是縣裡巡回醫療隊的醫生,姓忻,忻醫生碰巧出診回來,路過此地,聽到了葉瑩瑩斷斷續續的呼救聲,便想進來看個究竟。進門之後,壹看這情景,忻醫生什麼都明白了。葉瑩瑩認識忻醫生,兩天前她患感冒還去他那裡要過葯。這時壹見這位救命恩人,眼淚嘩嘩往下淌,她拉著忻醫生的手卻壹句話也說不出來…….
就在他們二人相對無言之際,趁機溜出去的大隊長帶來幾個荷槍實彈的民兵,大隊長指著忻醫生說:「這傢伙強姦知青,馬上押送公社。」
民兵壹時不知所措,沒有動手。
大隊長背起「最高指示」:「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它就不倒。——妳們還不動手,壞人要溜走了!」
民兵們終於動手了,將這個「強姦犯」五花大綁押送去了公社。葉瑩瑩喊啞了嗓子大聲辯白,但無人聽她的.……
正在惶恐無援之際,萬幸,葉瑩瑩被省里來縣裡蹲點的老李看中,調她去公社組建文化站。這壹去五年,暫時跳出了大隊長的魔掌。至於那個賊喊捉賊、栽贓誣陷的大隊長,當然沒事,繼續作威作福當壹方的土皇帝。只是這時葉瑩瑩已在他的管轄之外,心裏很不是滋味……
不久風雲突變,不知又刮什麼風,省里來蹲點的老李被打倒了。葉瑩瑩的「保護傘」倒了,她感到大事不妙,「完了,我必須儘快離開這裏。」她主意已定。
幾天後,葉瑩瑩背著壹個大袋子,裏面裝著20斤青豆,這是她傾力搞到的壹點「禮物」,她想用這點禮物懇請醫生給她開個「病退」證明,脫離這個危險之地。她報的「病」需要放射科檢驗。壹來到放射科,她猛地傻眼了,原來放射科醫生就是當年救了她、又被當作「強姦犯」歷經磨難的忻醫生!忻醫生也壹眼認出了她,她不禁尖叫:「是妳?忻醫生.......」
忻醫生打量葉瑩瑩,五年沒見,她變化很大,頭髮間居然有了好幾縷白絲,壹身最樸素當地婦女打扮,全然不見了當年那個光彩照人的上海姑娘的影子,忻醫生感到了壹絲莫名的惆悵。
「妳哪裡不舒服?」
葉瑩瑩用手指了指喉嚨下面,聲音顫抖不清地說:「這……這裏很不好過。」
「食道有異物?」調光機前的忻醫生說,觀察了壹下,感覺不大對勁就又問:「妳吞進去的到底是什麼?」
「忻醫生,妳就證明是惡性腫瘤吧,我要作為知青病退.……」葉瑩瑩說著撲通壹聲跪倒在地板上,滿臉淚花。
忻醫生扶她起來,讓她坐在椅子上,懇切地說:「葉瑩瑩,我對妳還是了解的,妳吃過苦,受過罪,在忻醫生面前,妳不要怕,妳要對我直說啊……」
葉瑩瑩直望著忻醫生,她信任他,:「忻醫生,不瞞妳,我吞下了友誼牌油脂的鋁鐵盒蓋..……忻醫生大驚。接下來,葉瑩瑩啟開嘴,從下排牙齒的右邊解開結頭,把壹根細細的尼龍套套著的盒蓋緩緩地拉了出來,大概五分錢硬幣那麼大的鋁片上,帶著斑斑血絲,接著,葉瑩瑩便昏倒在她帶來的袋子旁。
忻醫生幫了她的忙,給她出具了有關病退的證明。再通過壹些關係,葉瑩瑩終於得以「病退」回到了上海。
上面幾個故事反映了壹般知青回城之路的無比艱辛,其實這幾位並不是最不幸的,比他們更艱辛、更可悲的角色多著呢。比如病退,壹位重慶女知青得知攝入過量的鹽分會導致腎衰竭,便拚命吃鹽,結果真的得了腎衰竭,也符合了病退條件。可回城半年後便撒手人寰!
前面講到,很多女知青為了回城,不得不獻出貞潔,獻出肉體;男知青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忍痛自殘!自殘雖然身痛心痛,但強於苦海無邊,強於隨時可能被吊打致殘的威脅。當今著名的旅居海外的民運理論家,《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就曾自斷手臂,以此得以回城。
令人憤憤不平的是,在回城這件事上,也拆射出這個「現代帝國」無處不在的等級特權「潛規則」,如果妳身為高幹子弟,那麼,回城、上學、參軍的大門都為妳敞開。當年身為高幹之子的秦曉著文回憶他與宋彬彬商量著選擇上大學,就象選擇「吃窩頭還是吃麵條」那樣。輕鬆愉快,沒有任何阻礙。又如習近平,當時他老子習仲勛雖然已被打倒,看似已經失勢,但終究身為紅朝正統高幹之子,仍然享有餘蔭,習挿隊后,入黨、提干壹路順風,1975年被推薦上清華。所以今日的「太子黨」 們,並不記恨毛澤東,毛澤東並沒有為難他們,歸根結底,毛給了他們特權,有了特權便有了壹切。沒有毛,他們便沒有今天。
真正給知青們以「特赦」、 為他們鋪就回城之路是中央新上台的鐵腕人物鄧小平。鄧大人知道毛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己經天怒人怨,得不償失,如赦免他們回城,可謂順天意,得民心,救知青於水火,挽黨國於危難。當然,最重要的是有助於他戰勝競爭對手。就鄧來說,這數以千萬計知青的命運,其實不過是他政治棋盤上的壹顆棋子罷了。
鄧小平復出的第壹招收買人心之舉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自1966年以來歷屆學生被剝奪的升學權利又重新獲得了,包括相當部分已在「廣闊天地煉紅心」的數以百萬計的知青通過考試脫離了「苦海」, 重新走進了高校課堂。接下來的1978年,鄧大人看準知青這顆棋子了。這壹年恰好是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運動的十周年。十年來,全國下鄉上山、支邊、墾荒的知青大約有2000萬人,到1978年,通過招工、參軍、上學、病退、頂替、落實政策以及開後門等合法和非法手段累計回城的約有壹半,即1000萬左右。尚在兵團、農村苦熬、引頸以望的仍有千萬之眾!
1000萬知識青年,這是決不可小覷的力量,加上他們的家庭、親屬,這是牽涉上億人之「人心」的大問題!這1000萬人中有200多萬是所謂「兵團戰士」,他們下去最早,又不能招工,還被軍隊的法規緊緊束縛著,完全看不到未來和希望,他們的忍耐快到極限了。
復出的鄧小平大人決心把這壹億「人心」拉向自己,此時他還未奪得「壹把手」寶座。
也就在這個時候,當政者也召開了壹次所謂下鄉上山工作會議。會議開了40天,最後形成了壹個決議,叫做「四十條」。「四十條」仍然高唱毛時期的老調,充分肯定文革以來下鄉上山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強調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與工農結合。」
「四十條」還有毒辣的壹著,它規定今後農場(兵團)知青壹律按照國營(農業)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知青政策的範圍。這就等於宣布原來200多萬兵團知青被剝奪了回城的權利,要永遠在那裡當國營農場工人。
「四十條」是當時以華國鋒為首的當權的「凡是派」指導下的產物,它表明了華氏死抱著毛主義不放的「兩個凡是」的頑固、死扳態度,跟鄧小平的靈機擅變形成鮮明的對比,由此也就預示了華氏被鄧氏取代的必然結局。
在全國知青會議期間,華國鋒和負責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多次到會場表態:要堅持按毛的「既定方針辦」,堅持下鄉上山的正確道路不動搖。會議期間曾產生過不同意見,但被華、陳壓下去了。
華國鋒們如此頑固地堅持毛的方針不動搖,壹方面是表示忠於毛,另方面他們也知道,下鄉上山中的幹部子女都已通過各種渠道回城了,堅持這壹政策不會對統治階級內部造成傷害。至於其他階層的人們的利益,根本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如果誰膽敢反抗,堅決鎮壓便是了。在這些毛主義者眼裡、心裏,根本沒有「民心」、「 民生」、「輿情」 的概念。
知青回城的風潮是從雲南刮起來的,雲南還有10萬「兵團」知青在邊疆的農場苦撐。引發最近壹波回城浪潮的導火線是壹個女知青孕婦由於醫療條件差和不合格醫生的失職導致孕婦與胎兒雙雙死亡,從而引發廣大知青的抗議浪潮。抗議很快轉變為返城的要求。當局採用了各種手段軟硬兼施,企圖阻止事態的擴大。但知青們通過各種鬥爭手段包括在鐵路卧軌的行動,達到了上京申訴的目的。不過,知青的頭領到達北京后,在當局的高壓與懷柔兩手策略的打壓之下,很快向當局投降,他們本人則被收買。頭頭的叛變導致雲南知青第壹波回城運動的失敗。
但是,廣大知青並沒有因此放棄鬥爭的打算,他們譴責了叛變的頭頭,重鎮旗鼓,有人主動站出來挑大樑擔當新的頭領,這樣,雲南知青又欣起了第二波回城浪潮。這壹回知青們的矛頭直指「四十條」妄圖抹殺知青「身份」,剝奪知青回城的權利的陰謀。不幸的是,這壹次又重蹈復轍,重新上演上次的悲劇:知青頭領再次被當局收買(允其回上海),臨陣逃脫。
在眼看失敗的緊急關頭,有三名勇士挺身而出,自願擔當領導重任,發誓帶領大家鬥爭到底,使運動起死回生。
這壹次鬥爭歷經驚濤駭浪,驚心動魄,但取得了最終勝利。勝利的根本原因是此時中央的領導大權已經開始從華國鋒向鄧小平轉移。此時,已是1979年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受到批判,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前的當權派逐步重新掌權。鄧小平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分辨知青回城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而且他知道干這件事對當權者有益無損,像平反冤假錯案壹樣能夠贏得民心,幫助他從「華派」手中進壹步奪取權力。
還在中央知青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就放出了壹個試探氣球,他說:「知青下鄉上山花了300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後來又加上壹個「國家也不滿意」 成為「四個不滿意」。)此說作為「小道消息」 散布開來,在廣大幹部和老百姓特別是廣大知青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力,成為與「四十條」相抗衡的依據。
不過,此時中央的「凡是派」依然有相當實力,他們打著忠於毛、忠於毛的革命路線的幌子,能迷惑不少人。在知青問題上,他們堅守剛剛召開的專門會議上作出的「四十條」決議,不肯退讓,反對「朝令夕改」。 兩派在知青問題上的最後較量在暗中進行……
但正是中央上層在知青問題上的分歧,正是鄧小平的含蓄表態,使得雲南當局在對待知青回城運動上有所收斂,不敢像過去對待壹切反政府活動那樣動輒斬盡殺絕。所以,雲南知青幾次大規模的「鬧事」,雖然當局曾壹再揚言要「算賬」,也曾出動軍警干涉、阻止,但卻沒有釀成大規模流血事件。這是與過去(以及以後)共產黨對待群體性反政府事件態度是大相徑庭的做法,也是雲南知青返城運動取得勝利的客觀條件。否則,即使知青人數再多,態度再堅決,也敵不住當局現代化武裝的「血洗」,就像10年後天安門「六四」事件那樣。
在雲南10萬知青回城怒吼的壯舉中,值得壹提的是對這壹事件的解決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壹位不大不小的人物,他就是作為中央派往雲南調查、處理知青問題的工作組組長魯田。魯田當時是農業部副部長兼農墾總局局長,他受命去雲南調查知青「鬧事」,實際上肩負的使命是捕滅這場返城運動之火,將知青們勸回農場去「抓革命、促生產」,實現將知青永遠禁錮在農村和邊疆農場的任務。但是,魯田這位「三八式」老革命本身也受到過文革之害,他的兩個孩子也當過插隊的知青。所以,在他心底存在著與知青們壹絲相通的感情,這促使了他後來不惜冒著再次被罷黜的政治風險,轉變了自己的角色,為知青們臨危請命。
魯田是在雲南邊陲的猛崗農場掀起的罷工、絕食浪潮后趕赴那裡「滅火」的,但是在那裡他看到的壹幅幅慘景使他震驚,觸動了他思想深處的變化。
在西雙版納,知青們請他吃壹種「鮮魚湯」。湯裏面其實沒有魚,只是壹種河裡長滿綠苔的河卵石熬的湯,苦澀、腥臭,難以下咽。知青們告訴他,他們壹年中至少有壹半時間都用這種湯做菜。
他看到了潮濕、低矮、疏不遮風、屋頂漏雨的知青茅房宿舍,屋裡長起了野蘑菇。
在猛臘農場,壹群男知青脫下上衣,露出了遍布全身的累累傷痕,那是兵團「教育」留下的永久紀念。壹組數據告訴他,知青中貧血率百分之百,患腸炎、胃炎、風濕性關節炎百分之百,女知青患婦科病百分之百,非正常死亡逐年上升,非正常死亡中自殺居首位。
他到達了猛崗農場。知青們已經接管了農場領導權,召開了數萬人的大會來歡迎他這個中央特使。開始,他仍然按照「中央精神」去勸慰知青們服從命令,安心在農場務農。知青們聽不下去了,壹位知青領袖跑上主席台慷慨陳詞,曆數知青們的種種不幸和苦難,說到動情處,泣不成聲。最後突然從懷中掏出利刀切開了自己的手腕……鮮血染紅了主席台,全場大亂。又壹位女知青跑上台抱住魯田的腿大哭,然後長跪不起,呼喊:「伯伯,救救我們吧」。女知青之舉像無言的號令,頓時,幾萬人齊刷刷地跪下地,幾萬條喉嚨放聲痛哭,哭聲驚天動地,在群山中迴響,在天地間悲鳴。
魯田的「理智」防線終於崩潰了。這時,他再也顧不了自己的身份、使命,站起來扶起下跪的女知青,淚流滿面向著話筒說:「知青同志們,孩子們,妳們起來吧,我決定,現在就通過電話向黨中央請示,反映妳們的回城願望與要求。」
接下去魯田與「黨中央」說了些什麼人們不曉,但知道他與北京的長話通了十多個小時,次日凌晨五時,魯田回到仍然未散的會場,聲音沙啞卻堅定地向大家宣告:「中央領導同志已明確表態——知青同志們,妳們的合理要求是應該得到滿足的。」他的話未落音,全場爆發出山呼海嘯般歡呼聲……
魯田為知青請命的直接結果是由國務院批准全國知青辦下發了壹個處理知青問題「六條」規定。「六條」的第壹條雖然仍然高唱「辦好農場,儘可能把知青穩定在農場中」這樣的調子,但這壹條實際上是為了維護當局和毛的「面子」的虛設、廢話,沒有人把它當回事了。其餘五條都是知青返城的具體方式、方法及有關規定。
「六條」為知青回城打開了壹扇門,這扇門壹打開,猶如開了閘的堤壩,激流洶湧而出,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了。
從1979年2月開始,雲南知青率先掀起了回城大潮,很快,這股浪潮席巻全國。有些地方的領導和管理知青的幹部仍企圖阻止這壹潮流,憤怒的知青再也受不了他們的欺壓了,返城的籲請變成暴力反抗,出現了毆打幹部、毀壞公物、搶劫商店、破壞交通等行為。這是10年怨恨的爆發,是飽受壓迫、欺凌的壹代人的怒吼!
到1979年底,各地能走、願走的知青已基本走光了。「10萬兵團戰士」的雲南,只剩下2000人留守空房。這留下的人都是已經結婚生子,「根」子無法移動的老知青,當時的情況是絕大多數知青們選擇了同居而不結婚的方式,以解決孤男寡女長處壹地的生理問題。這是當時狀況下無可奈何的理性選擇,知青們知道,壹旦名正言順地登記結婚,就等於自己對自己宣判「無期徒刑」,留在農場壹輩子了。只有完全無望的極少數知青選擇在當地紮根,結婚生子。
但是如今,回城大潮壹到,原來壹些知青的臨時性茍合或正式婚姻卻演變成了難以言表的人間悲劇,同居多年的真、假夫妻,如今要勞燕分飛,己經難割難捨;雖然主動釆取避孕措施,壹些人還是留下了孽緣:孩子。這些孩子是「黑人」,沒有戶口,身份「不明」,誰願意、誰敢將他們帶回城市,帶回父母身邊去呢?無奈之下,多數人選擇壹種殘忍的辦法:送給當地農民。例如,雲南的黎明農場某連,知青117人,已婚8人,未婚同居104人,有私生子9人。大返城時,離婚6人,送出孩子9人。那壹對未離婚的男女,回城後幾年也離了。又如猛捧農場,全場有知青9000多人,登記結婚415人,事實婚姻7000多人,非婚生子女200多人,大返城時,離婚300多人,孩子絕大多數送給了當地農民。
著名的「知青作家」葉辛寫了壹部叫做《孽債》的小說,就是說的這壹段悲情故事。小說后被改編為電影,賺了不少人的眼淚。很多女知青,回憶起當年與骨肉分離的那壹幕,仍然痛心疾首,淚流不止。此情此景,只怕是永遠不能愈合的傷口了。
後來有壹首題為《知青自述》的七律詩,不知作者之名,在壹定程度上道出了那-代青年的心路歷程,道出了知青的心聲:
在劫難逃壹代同, 無端投筆去從農。
汗落兩畝三分地, 志在全球壹片紅
紮根曾誇千歲柏, 回城爭擁壹窩蜂。
十年參悟知多少, 何止佛家四大空。
這是那個時代受難者覺悟后的自我懺悔、自我救贖的心聲,是由千萬知青十年血淚凝結成的知青上山下鄉「總結」。當然,也有壹些回城的「老知青」,後來有了工作,生活得不錯,為了取悅當局,卻在壹直在在高唱什麼「青春無悔」,說這段經歷給自己增添了寶貴的人生體驗,大大有利於其成長云云。彷彿不是毛死後他們僥倖被赦免得以苦海逃生 ,而是壹次去農村愉快的鍍金之旅。這除了表露其「好了傷疤忘了痛」之外,說得不好聽,就是向權力諂媚,忍賊作父了。不知除此之外還能說明什麼!
1980年,知青返城劃上了句號。至此,文革的知青下鄉上山運動,加上此前的下鄉上山運動,長達27年的這壹人類歷史上空前、罕見的人造災難終於落下帷幕。這裏沒有給知青運動以全面總結之意,那是專門學術研究課題。但是,面對如此壹場大浩劫,有思想者都應該說點什麼。
毫無疑義,知識青年下鄉上山運動充分暴露了毛主義的反文明、反歷史流潮的野蠻、落後、殘忍本質。
誰都知道,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就是城市產生、發展的過程,即城市化的過程,或者說人類社會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遞進的過程。可是,毛澤東當政之後,卻壹直推行著壹條與此反向的治國路線和政策,全力把城裡人往鄉下趕。知青下鄉上山即這壹政策的其重要組成部分。毛之所以這樣做,表面上看是為了解決日益沈重的就業壓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財政負擔。但實際上,它反映了毛主義倒行逆施的反動歷史觀、發展觀,及其反文明、反厲史潮流的治國方略。在毛當政的27年裡,他多次將城市人口驅趕下鄉,對留在城市的人口,也要求他們不定期地到農村去「勞動鍛煉」,去「支援農業」。到了文革,更發出了所謂「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業都辦成壹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小社會,與人類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城市人口佔比越來越高的客觀規律背道而馳。
毛實施這種反動的政策,首先是其不顧人民死活推行畸形工業化和相應的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毛為了壹己之欲,爭霸世界,壹意孤行突出發展軍亊工業和重工業,投入大,吸納勞動力少,不肯發展與民生密切相關、吸納勞動力多的輕工業和服務行業, 人為造成就業困難,製造勞動力「多餘」的假象,為其推行壓縮城鎮人口、向農村轉嫁負擔的政策提供依據。
其次,也是其強行推行所謂 「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毛式社會主義改造,實行單壹公有制,將直接為民生服務的個體小商小販和手工業、服務業趕盡殺絕。讓人民長久處於吃不飽穿不暖的「短缺」經濟之中。同時還製造出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對農民實行奴隸式盤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是毛這壹毒辣治國方略的產物。
其三,是前面提到過的,是對知識分子及其接班「幼苖」實行從根本上扼殺的毒計。
毛的這壹反動政策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可謂殺人不見血,它扼殺了壹代、甚至幾代中國青年,葬送了無數年青的生命,還給中華民族的發展造成了知識上的斷層,延緩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
但願人類永遠不再出現這種倒轉歷史的逆流。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文革中、後期的大事件,可稱為紅衛兵續篇,因為那些被趕下鄉的「知青」, 實際上就是當年的學生紅衛兵和其同齡夥伴。這場上山下鄉運動所造成的深遠影響,遠不止於于文革時期,它影響了幾代中國人,嚴重阻滯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對這壹事件需要有專著探討。這裏只能是概而述之。
壹、毛主義逆歷史潮流的傑作:知識青年下鄉上山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知識青年下鄉上山並不是文革的新創,早在50年代,在農業合作化初期,毛就已經提出這壹口號。1955年8月11日,毛的喉舌《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做好動員和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的社論,內中說:「新中國成立時間還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農業生產對於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是十分巨大的,現在需要量很大,以後的需要量更大。」同年9月,毛在壹篇關於農業合作社的經驗介紹的文章上批示:「壹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份子,應當高興的到那裡去。農村是壹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從此掀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序幕。
秉承毛的這壹意旨,中共中央立即在正在制定的「農業十二年(1956-1967)發展綱要」中補上壹條:「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這裏,首次提出了「下鄉上山」的概念,各地開始組織動員中小學畢業生「下鄉上山」。
60年代初,由於大躍進的失敗造成的經濟困難,中共中央又打起了將城鎮人口趕去農村的主意,因為按照毛共計劃經濟的規定,城鎮人口要由國家提供糧食等基本生活資料,還要承擔相應的公共福利支出;而壹旦把人攆去了農村,國家不僅可以完全撒手不管,而且,他每年還要向國家提供壹定的「農業稅」,這樣,就等於將壹個原來的「消費者」變成了「生產者」,壹減壹增,利莫大焉。於是,主持「壹線」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制定了在1962年減少2000萬城市人口的計劃。到1963年6月統計,實際減少了城鎮人口2600萬人。毛澤東得知這壹消息后情不自禁地叫好, 說 :「我們中國人民,我們的廣大幹部,好呀!這就叫做兩千萬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不是共產黨當權,哪個黨能辦到?!」
不過那次的「下鄉上山」並不是只針對「知青」的,而主要是針對大躍進中新增的幹部職工等城鎮人口。當然,其中也有相當部分「中小學生畢業生」和「待業」青年。當時還湧現了壹批所謂知青下鄉的先進典型人物,如邢燕子、呂玉蘭、董加耕、侯雋秀等。不過,總體上講,那些下鄉上山的知青還是「自願」去的,與後來文革那種作為政治運動驅趕有所不同。據統計,到1965年8月止,10年間累計下鄉上山的知青突破了100萬人。面對這壹偉大成績,同年9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為它叫好:「它為我們知識青年開創了壹條最廣闊的革命化道路」。
不過,到了文革初期,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發生了壹次小小的「逆轉」, 原因是那些早先下去的知青不由自主地捲入了紅衛兵運動,在批判劉少奇時他們發現:60年代初期那次知青下鄉上山是劉少奇主持發動的。於是他們將知青下鄉上山歸咎為「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 要求「糾正」, 回城。儘管當局給了下鄉知青很多「高帽」、「頌揚」和安撫,但這些「根」在城裡的知青仍然要求脫離那片「廣闊天地」。1967年1月初,全國各地下鄉知青的代表聚會北京,壹致作出決定:立即返城,並要求參加城市的文化大革命。同時還策劃建立全國性的知青聯絡組織。這時,毛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才慌了,立即在1967年1月11日發出警告:知青返城是受了「壞人利用,其發展的結果可能帶來性質上的變化」。 魔鬼終於露出了真面目。2月17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下發《關於處理下鄉上山知識青年外出串連、請願、上訪的通知》,嚴令「以種種借口長期在城鎮逗留」的知青,必須立即返回原所在單位「抓革命、促生產」。 同時嚴令撤銷所有的知青聯絡站。壹星期後,北京市公布了壹個全國性知青組織的名單,宣布它們為「非法組織」。平時對下鄉的知青滿口甜言蜜語的毛政權,第壹次露出了猙獰面目,老知青試圖「造反」的謀圖被鎮圧下去了。(但是,這些命令並不能完全生效,其後,大多數「老知青」仍然以各種方式回城,並且義無返顧參加造反派組織。)
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是早年那場運動的繼續和發展。1967年10月。北京壹群對文革無休止的鬥爭感到厭倦的中學生,自發倡議創辦「紅衛兵大學」,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到「廣闊天地」去干壹番事業。得到300多人響應和當局的極力支持。然而到了最後關頭,只有10人報名去了內蒙古錫林格勒盟插隊。
真正的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運動,是在1968年秋後紅衛兵的歷史使命終結之後。知青下鄉上山是與紅衛兵運動反向而行的,1967年元月以前,大中學校的學生紅衛兵在文革中唱主角;1967年元月以後,以上海「壹月風暴」為標誌,工人開始取代大中學生成為文革運動的主力。1968年秋季以後,毛要結朿文革,廹使紅衛兵全部退出了歷史舞台。為了處置這支龐大的年青隊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進入了文革的主題。
如何處置這個龐大的、暗藏危機的群體,成了當時的重大問題。應該說毛是早就有了這個打算的。在利用完之後,把這些青春期躁動不安、無所亊亊的青少年送到農村和邊疆去務農,交給軍隊和貧下中農去管理他們,消磨年青人的銳氣和他們身上沾染的文革戾氣,讓這些消費者變為生產者,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這是壹個多好的主意,壹個壹勞永逸的解決辦法啊。
就毛來說,將這些「知識青年」送去務農其實還有更深層的含義,那就是將這些知識分子的接班人扼殺于萌芽之中。蓋因此時,毛對知識分子固有的仇視和厭惡,已經延續到了這些「知識青年」身上(清查「五-六」對紅衛兵的窮追猛打就是證明)。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的天然「接班人」, 也就是他未來潛在的「敵人」, 既然他不能將他們收進體制內供養起來,也不能都抓進監牢,就必須找壹個地方把他們監管起來並加以改造。毛記起五、六+年代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確認把這些人交給軍隊和農民是最好、最妥當的安排。將這些知青分散放逐到貧窮落後、荒涼之地去干最原始的苦役,就會把他們身上的「知識分子」氣質消磨殆盡,將他們徹底「改造」成為毛政權的馴服工具和新農奴。當然,這層意思是不能說出去的,但卻是有案可查的。早在延安時代,毛就提出了 所謂「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結合」問題,所謂「結合」,就是按「工農兵」的模式改造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參加農業勞動是這種改造的基本途徑。
毛素來對所謂「舊教育制度」 深惡痛絕,1965年12月21日,毛在杭州議會議上講的壹段話可作為他這壹思想的表白,他在會上說:「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壹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稷、穗,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怎樣交換,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我曾對我的孩子說:妳下鄉去跟貧下中農說,就說是我爸爸說的,讀了十幾年書,越讀越蠢,請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師,向妳們來學習。」 這段話把毛的反文明、反進步、崇尚原始、落後、愚昧的流氓惡棍和「山大王」本性暴露無遺了。從此,學生也成了他的改造對象。
文革中的知情下鄉上山運動,與此前的知青下鄉上山在提法上有壹個重要的不同點,那就是:以前號召知青下鄉上山,還美其名曰「培養革命接班人」。1964年5月4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變成壹體》,內中說:「知識青年要成為既有高度的社會主義覺悟,又有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新壹代的農民、工人、士兵,新壹代的各行各業的勞動者,這就是我們要培養的新型接班人。他們不僅將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骨幹,成為領導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基層幹部,並且從這支隊伍里,會湧現出各種人才,成為各個崗位上的骨幹和各級領導幹部的無盡源泉。」當年的知青,很多就是衝著這個「接班人」去的。可是,經過了文革,毛對這些青年學生再沒有給予過去那麼高的評價、寄予那麼大的希望了(假面具不要了)。作為文革中下鄉上山的正式號召的「最高指示」是這麼說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壹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毛的「最高指示」)這裏再沒有壹句「頌揚」、「勉勵」的話,更沒有當「接班人」的許諾,而是「很有必要」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這個從「接班人」到「接受再教育」的轉變,蘊涵著毛對文革紅衛兵「始亂終棄」這個既定的巨大、無恥的陰謀和騙局,表示毛對知識分子、對知識青年的態度進壹步惡化了。千百萬青年的命運就這樣被毛決定了。
1968年12月22日毛的「最新指示」成了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的總動員令,緊接著轟轟烈烈的下鄉上山運動就開展了。
這些響應號召的「知青」具體是什麼人呢?首先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學的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畢業生即後來所稱的「老三屆」,這些青少年形成了上山下鄉的首要對象和主體。後來,下鄉上山對象範圍進壹步擴大,包括所有城鎮的待業青年,其中有些只上過小學,或者根本沒有讀過書。
從這些人的經歷看,大多數都是當年的壹般紅衛兵和在校學生。後來他們中壹些頭面人物、骨幹分子在武鬥中被消滅了。革命的幻想破滅了,而這時學校又都停課、停止招生,書是讀不成了。工廠也關門了,百業雕零,就業無門,只能在家靠父母養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又壹次被撂在在迷茫的人生十字路口。
少數原教旨紅衛兵,則因為革命革到自家頭上而放棄了「革命」, 成了灰心喪氣的「逍遙派」。他們之中壹部分依靠父母的餘蔭為其安排了工作,或送去參軍,但也有些成了無所事事的「待業青年」,也被捲去了農村。毛的文革使整個壹代青少年都變成了社會的「棄兒」。
但是,知青們還很年青,加上自小受到的理想主義、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都不願意就此虛度年華,壹事無成,空度-生。青春的血液在體內奔流、衝撞著,大家都在尋找著自己未來的人生之路,但卻看不到什麼出路。
所以,這時毛髮出「去廣闊天地煉紅心」的號召,即使不是在他們黑暗的天空中劃過的壹道閃電,也是在他們無助的迷茫中指出了壹條生存的「出路」。雖然這條出路的前景不明,但似乎比沒有「出路」好。而且,從當時大多數知識青年的思想深處說,他們相信這種「下鄉上山」只是叫他們去「鍛煉」, 去「鍍金」, 鍛煉好了,就會讓他們回城裡工作的,畢竟他們的家在城市,根在城市。
就這樣,壹半是無奈,壹半是「賭博」,這些青年響應毛的號召,拿青春去「睹明天」,投身到毛默認的又壹個「陽謀」 陷阱中去了。
能夠把壹項人們本來不情願的事情,變成人們爭先恐後去「爭取」的運動,這是毛共「政治思想工作」的「絕活」,拿手好戲。這次知青「下鄉上山」就是這種本領的又-次展現。具體辦法簡單說就是:輿論壓頂,「嚴打」開路,政治動員,利益誘惑,軟硬兼施。
首先,毛利用掌握和壟斷的媒體和其他輿論、宣傳工具,製造出壹種鋪天蓋地的輿論氣勢和氛圍,輔以泰山壓頂式的政治動員和脅廹,使得整個社會沒有任何官方之外的聲音,沒有任何人敢對當局的說法有半點質疑,更沒有人敢公開說半個「不」字。知青父母,只能按照政府的腔調小心翼翼的徵求子女們的意見,生怕惹上「阻攔子女下鄉上山」,「破壞毛的偉大戰略部署」的罪名。在那個時代,家庭沒有隱私,父母與兒女之間沒有私情可言。
最重要的是當局還營造出壹種政治氛圍,使人們、特別是使當事的知青們和其家長強烈感覺到,下鄉上山去廣闊天地「煉紅心」,是唯壹選擇,也是毛和「黨」的壹種信任,壹種榮耀,如果不抓住這壹機會,失去這壹機遇,自己很可能被打入「另類」,喪送壹生。
當局是怎樣達到這壹效果呢?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通過製造政治待遇的「等級」,來促成人們的上述心理和氛圍。首先,就知青們「下鄉上山」的去處而言,毛共就造出了兩大等級、兩大類地區,第壹類是部隊的軍墾農場,它屬於部隊編製,有基本的生活保障,還有少許「工資」,這自然成了知青們的首選;次是去農村的生產隊插隊,剛去時雖然也有生活補貼,但以後就只能靠自己「自食其力」, 而且是當農民,比當「解放軍戰士」 自然矮壹截。這個去處自然就比部隊農場「低」壹等了。
有了這種等級差別,知青們自然爭著去部隊農場,於是,當局開出了去把部隊農場的 「條件」,主要是政審條件,它明確下列人員不予接收:
1、出身剝削積極家庭的子女,本人表現不好的;
2、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子女;
3、直系親屬被鎮壓(即處死)的;
4、有海外關係或社會關係複雜而不清楚的;
5、本人道德素質敗壞或思想反動者。
這樣,在實際招收中,「紅五類」子女自然就被軍墾農場優先錄取了。非紅五類知青要想到軍墾農場,就要托關係,走後門、憑「表現」,壹旦被農場接收,便自認為無尚光榮,「高人壹等」, 於是,壹種妳追我趕竟爭去「煉紅心」 的局面就形成了。
當然,到廣闊天地的農村去插隊,同樣也屬於「毛的革命戰士」,也算光榮;唯有不響應號召,不願去廣闊天地者,就有「不響應偉大領袖號召」、「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嫌疑了。誰能承受這種可怕的罪名呢?那就趕快去報名吧.……
為了讓魚兒們更加愉快地吞鉤,下鄉上山運動的組織者還讓部隊的軍墾農場來學校招「兵」,招兵的軍官給學生們現場宣講,現身說法介紹他們那裡的特點和生活環境,激起了同學們無限的遐想。北大荒來的人介紹那裡「棒打孢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的浪漫生活;西南邊陲西雙版納的蝴蝶王國和孔雀、大象樂園,引起青少年們無盡的憧憬和神往;就是大西北戈壁的「大漠孤煙,長河落日」也是夠壯美的.……當然,青年們也被告知,必須做好艱苦奮鬥的思想準備,接受大自然的挑戰,同時希望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和汗水改變那裡的面貌,改造大自然,用自己的汗水和雙手繪畫出最靚最美的圖畫,用革命的青春譜寫壯麗的人生……
對於從小被用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出來的、將保爾·柯察金作為自己偶象和榜樣的這壹代青少年們來說,聽到「艱苦」、「奮鬥」、「挑戰」、「人生」這樣壹些詞句,不僅不害怕,反而立刻變得熱血沸騰,鬥志昂揚,人人磨拳擦掌,恨不能立刻奔赴遠方,投入那戰天鬥地,改變大自然的火熱鬥爭中去……
當然也有顧慮重重的人們,那就是知青們的家長。他們不可能像他們的孩子那樣單純、那樣浪漫,特別是壹些家庭成分不好的家長,他們估計,自己的孩子這壹去可能就要在農村、邊疆過壹輩子了;什麼「接班人」啊輪不到他們的孩子身上。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對子女們響應毛的號召,只能將淚水往肚裡吞了。可是,與家長們相反的是,越是這樣家庭的孩子,下鄉上山的意志越堅決,越急切,理由很簡單,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不論在學校或社會上,他們都受人歧視,低人壹等,擡不起頭,如今終於有了改變革命運的機會了,他們幻想,到了邊疆或農村,大家就都是響應偉大領袖號召的光榮戰士了,地位都平等了,再也不會受到歧視和欺辱了!多少回在夢裡都盼望這壹天,現在就要變成現實了,這壹機遇怎麼可以錯過呢!有的父母試圖與他們「商量」,他們就乾脆攤牌:與「罪惡的」家庭從此壹刀兩斷!還有的為了急於改變「狗崽子」的身份,用寫血書的方式向「組織」、向「黨」表決心:做黨的好孩子,做毛的好戰士,堅決紮根農村壹輩子……
於是,互相感染、互相激勵,很快匯成壹股下鄉上山的洪流。就這樣,先後有1700多萬知識青年(壹說2000萬,數字有多種說法)懷著夢想,懷著希望奔赴祖國的邊疆、農村,去實踐毛賦予他們偉大而崇高的使命。
二、被廣闊天地淹沒了的悲歌:對知青觸目驚心的摧殘
熱鬧過後是沈寂。告別了家人,告別了朋友,告別了城市,知青們來到了邊疆和農村,開始了真正戰天鬥地的生活。
環境惡劣超出想象。不過,憑著已被鼓動起來了的旺盛的戰鬥意志,知青們挺過了壹道道難關,當然,也開始有了「犧牲」,有了熱情過後的冷峻。奔赴黑龍江和內蒙古北國邊疆的知青去后不久就趕上了壹場「戰鬥洗禮」:參加支援珍寶島戰鬥的後勤支援和修築戰備公路。
1969年3月初爆發的中蘇珍寶島邊境衝突,在壹般人眼中不過是壹場小小的遭遇戰,報紙上的報道雙方出動的人數都不過幾十、百多人,傷亡也在二位數之內,好像是壹場微不足道的「衝突」。但這不是真相,真相是中國方面為此先做了數月之久的準備,調集了東北軍隊中最精銳部隊參戰,戰事直接由瀋陽軍區指揮並由中共中央軍委遙控。因此,它的後勤支援也是具有相當規模的,在黑龍江饒河縣,3月8日,軍隊當局命令組建擔架營,壹支以知青為主體的450人的擔架營頃刻組成。另有5000多知青報名參戰,他們們被賦予的任務是:站崗放哨、運送彈藥、搶救傷員。在執行任務中他們付出了鮮血,還產生了很多動人的故事,其中壹個故事是地處珍寶島附近的農墾兵團二十壹團某連十個女兵,偷偷地捎帶乾糧、擅自向珍寶島出發要去前線參戰。他們翻山越嶺跋涉了十多小時,才被團部發現攔截回來。
真正給知青們以「戰鬥洗禮」的是修築「二撫」戰備公路。為了對付蘇聯可能的侵入,中方決定在二龍山與撫遠縣之間的350公里舊道上修築全新的戰備公路。工程自1969年5月開始,11月結束,它經歷了黑龍江嚴酷的自然條件,可謂艱苦備嘗。
5月初,被初夏的陽光逐漸消融的北大荒荒原,所有道路上盈尺的冰雪全化成了水和泥濘,真正寸步難行。參加修路的數萬名知青和同樣數量的民工,從四面八方向自己的集結地奔波而去。知青們乘著沒有遮擋的大卡車,日夜兼程,由於道路艱難,又遭遇雨雪,迫於期限,不敢中途休息,在卡車上渡過了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好、熬到目的地,壹個個眼陷頰塌,虛弱不堪,有的已患病發燒,可等待他們的是要立即投入更加艱苦的戰鬥。
築路人的任務就是要在沿路附近的陡峭的山上,扶扡、掄錘、打炮眼,裝硝胺、安雷管,掄鎬、鍬裝、擡筐、往卡車上裝碎石,乘車將滿載的石料卸下鋪于低洼的路面。沒有壹道工序不是重體力勞動。知青們在沿途搭棚設帳,安營紮寨。在「搶在雨季之前,搶在敵人之前」的口號下,知青們沒日沒夜地趕工,春天,踩著積雪清山開路,到處的荊棘向人們張開利爪,壹不小心就被劃開血口。夏天,冒著密集蚊蟲的死死纏繞,吃不安、睡不寧。半年多的時間,日夜輪班,每班12小時,人停機器車輛不停。勞動的艱苦還是其次,飲水成了第壹難題。飲用的是雪水和溝坑裡的積水,溝坑裡的水,黃黃的,浮遊著蚊子的後代孑孓,燒開了壹股怪味,知青們只好捏著鼻子閉上眼睛往喉嚨里灌。就這樣的臟開水還供應不求,就只好自己刨坑取生水喝了。時間壹長,出現了大批痢疾患者,發燒、腹痛、便中帶血,拉出來的屎是紅紅的、細細的,像爛魚腸子,這就是所謂的「赤痢」。為防止疫情擴散,患者都被隔離治療,儘管採取了所能採取的治療措施,但仍有壹些患者長眠在北國荒原里,還有累死的、工傷事故致死的,不計其數。知青們硬是用他們的汗水和血肉,築成了這條350里長的二撫戰備公路。
剛來的時候,雖然已經出現營養不良的癥狀,但那時的衣著還算整齊。經過六、七個月日夜不停的「苦戰」,這時的知青們從外形上看,壹個個衣衫襤褸、面容憔悴,活像壹群「丐幫」大軍。生活的條件已經降到最低水平,除了做工,就是吃喝垃撒,為了生存,絕對沒有必要、也沒有餘力顧及「面子」了,就是那些正值青春年華、最愛美的女知青,也顧不得蓬頭垢面了,「活著就是勝利」,她們互相鼓勵著。絕大多數人算是熬了出來。
接下來在農場的日子也和戰備差不多。
在北大荒,人們每年最難熬的是夏天的麥收,秋天的豆收和冬天的挖排水溝這「三大戰役」。
1970年的麥收之戰,從7月15日打響,整整進行了三個月,猶如壹場超級「馬拉松」,耗盡了知青們的體能,年輕生命的潛能被挖掘到了極限。
北方夏日日照的時間特別長,知青們每天凌晨3點出工(天已大亮),晚上8點至9點收工(天才黑),每天四頓飯,連同拉、撒都在工地,勞動時間佔去生命的四分之三,每日勞動都有定額,要完成定額就要拼了小命地干。北大荒夏日的蚊蟲、小咬特別瘋狂,戴上防蚊罩憋氣,不戴,臉上即時糊滿了蚊蟲小咬,無奈的知青們只好將面部、脖子、手臂和裸露的腿部塗滿泥漿。收工回來,已經精疲力竭的知青們先將濕鞋甩在地上,濕褲子掛在繩上,做完了這些已經沒有丁點餘力了,倒頭就睡。這些東西是否己晾乾也管不了,第二天凌晨拿來又穿上出工,這時,保命才是第壹,其餘什麼也顧不上了。
就這樣,連軸轉的三個月的麥收剛完成,「豆收」又來了,壹切又如法炮製。
11月以後,又有了冬季修排水溝的任務。原來,這北大荒是低洼沼澤地,要想保住原有耕地或開墾新的耕地,就必須開挖排水溝,將水趕往壹個地方,這項工作大概要花壹個月。這時,兵團農場以團為單位要全部拉到野外作業,而此時野外已是零下40度到60度的酷寒。知青們的任務是,按照指定勘測好了的地位,鎬刨、鍬挖、硝胺炸、土筐擡、人工背......造出寬15米、深3米的排水溝來。然後,將各師、各團的排水溝互相連接,形成巨大的排水網。
在如此酷寒的條件下,人們的鎬頭下去,只是在堅硬的冰層上濺出幾點冰花,鑿下壹個白印痕。但是軍令如山,別無選擇,只有用蠻力刨開這堅如磐石的凍土層,才能往下挖出濕土,而且,每人每天的定額是2·5立方。可以想像,要完成這壹任務是多麼艱難,要付出多少體能,在如此奇寒之下,有的人仍然脫下上衣,穿著背心還在冒汗,他們是在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為北大荒墾荒地、獻糧食。青春年少時的死干硬拼,使大多數人在後來未老先衰,都落下了各種疾病,伴隨渡過艱難的餘生。
即使沒有「任務」,難得「休閑」的日子,在沒有保暖設施的簡陋土屋、帳篷里,依然是「火烤心頭暖,風吹背後寒」。北大荒有孢子、有野雞,但沒有浪漫。
苦難當然不只是北大荒的知青,各地都大同小異。
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是新建兵團,自己生產不了糧食,主要靠外運接濟。兵團轄屬的三師二十五團的「戰士」已經三個月不見白面,靠吃外地調來的地瓜窩窩頭度日,沒有蔬菜,有壹段時間也沒有鹽 ,但就是這種難咽的窩窩頭還吃不飽。可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築路的任務有增無減,還要搶時間,提前完成。壹天勞累下來,男生走路開始打晃,女生則累的邊走邊哭。等到開始收穫土豆、紅蘿蔔了,知青們顧不了許多,紛紛去伙房偷出來吃;土豆蘿蔔下了窖,又有收穫期稍晚的黃蘿蔔,照拿照吃。連長、指導員想制止,拿出幾個典型開批判會。可是飢餓的肚子不是嘴巴所能制止的。但只偷吃蘿蔔是解不了飢餓和嘴饞的,於是有人去馬廄牛圈偷喂牲口的豆餅來吃,還有去倉庫偷油的。批鬥會已經不起作用了,變成了嘻嘻哈哈壹笑散,大家都被此彼此了,還批判誰呢。
不過也有很出格的,那就是不僅偷「自家」的,而且去偷老鄉的狗殺了吃,還發生了有人偷偷跑進豬圈,從活豬身上割去壹大塊肉的事件。大豬偷不動就打小豬的主意,辦法是先把小豬趕進糞池中淹死了,然後趁夜晚將死小豬撈回,剖了煮食,結果吃了的人全部中毒。但是中毒壹次,依然阻止不了人們「偷吃」的慾望,生存的慾望……
北邊如此,南邊也異曲同工。雲南生產建設兵團也屬於新建,起初雖然每人每月有定量糧食35斤,但吃的菜都是白水煮蘿蔔、煮白菜,後來沒有菜了,在開水中撒把鹽,全透明,人們稱之為「玻璃湯」。這些知青都是正在長身體時期的小青年,乾的又是重體力活,這35斤糧食哪裡夠?領導上貫徹「最高指示」:忙時吃干,閑時吃稀,不忙不閑,半干半稀。可這稀飯吃了使人們心發慌,特別到了夜裡餓得睡不著,長夜漫漫盼天明。
有好事者將《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詞改了,哼著聊以自慰、解饞:
稀飯是鐵,乾飯是鋼;
稀飯不如乾飯香;
向著紅燒肉、回鍋肉;
還有肥肉、瘦肉、水煮肉;
還有雞蛋湯開火……
就是這種情況下,兵團的領導者和政工部門,又發起了吃「憶苦思甜餐」活動。
「憶苦思甜餐」是必須吃的,因為它是壹項政治任務。照理說,飢腸轆轆的知青們有「免費午餐」供應不是件大好事嗎?可是,誰知它原來是折磨人的把戲,用平時熬豬食那口大鍋熬制的「憶苦思甜餐」, 是在領導作了學毛者和憶苦思甜報告后,再分給大家享用的。領導們神色莊嚴肅穆守候在大鍋旁,每個戰士拿著印有「知識青年們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的大搪瓷盅,井然有序地從大鍋前走過,領導們非常慷慨,總是大瓢大瓢的將搪瓷盅裝得滿滿的,壹邊說:「多吃點,明天幹活才有勁」。「忠不忠,看行動……」還有大喇叭在壹旁不斷重申「紀律」:「任何人不得離開會場,要互相監督,就地消化」。知青們領到這壹頓「寶餐」后才看清,它是黑乎乎黏黏稠稠的說不清由什麼東西熬成的糊,騰起壹股令人作嘔的怪氣,人們先用嘴巴喝下壹點試試味道,只覺得滿嘴泥沙亂鉆,苦澀、腥臭,分不清是草、是糠、是泥、是沙……但到這個時候,已別無選擇,只好屏住氣,閉上眼了囫圇吞下。有勇敢者則調侃叫道:「連死都不怕,還怕吃憶苦餐嗎」?
由於長期營養不良,衛生條件極差,加上人為製造的苦痛,壹些體質差的知青病倒了,開始有人永遠離去了,類似的事件在各單位接連發生了。除了病逝者,還有不堪負重失足墜崖者,有失蹤但死不見屍下落不明者,壹個叫翁佩華的雲南兵團女知青,在工地上找到壹個小土丘休息時,竟被野蜂蜇死。
雲南東風農場「因公殉職」的知青達85人!
他們是怎樣「因公殉職」的呢?沒有更詳細的資料,僅是壹句式記述:
北京知青戚宗生,患中毒性痢疾,堅持不下火線,不幸被病魔奪去生命;
昆明知青魏九齡,為搶救「階級姐妹」的生命,毅然用嘴吸蛇毒,中毒身亡。
上海知青金文,伐木時搶救戰友,被大樹壓死;
重慶知青劉渝蓉、萬順華因房屋倒塌遇難;
兵團第二師某團發生大面積惡性痢疾,壹周內死亡男女知青10餘人。
……
據有關部門報告,1971年度雲南生產建設兵團由於事故、痢疾、自然災害、螞蟥、地蜂、毒蛇等致死的知青150餘人。另外,還有「自殺」、「失蹤」等,成都知青傅陽珍,17歲來兵團僅3個月零5天,1971年9月22日請假去團部衛生所看病,壹去不歸,下落不明。
上海知青朱壯華,1974年4月某夜上廁所失蹤,不見屍骨。
北京知青劉禮京,1973年元月失蹤。
除了這種零星死亡,還有更觸目驚心的集體「遇難」
1972年5月5日,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五師四十三團所在的錫林格勒草原發生火災,火借風勢,席捲大地……凡在草原生活過得人都知道,這種草原大火是不可能去「硬堵」、「撲滅」的,唯壹辦法是在火勢經過的地方開挖防火道,阻斷「火路」,讓火自己熄滅。可是,當四連發現火情,立即向團部請示時,值班的團參謀長拿出戰場上的英雄氣概,給四連發出了「把火堵在四連」的荒唐命令。連長堅決執行參謀長的命令,不準挖防火道,而是去撲滅。他對著全連官兵暴吼:「黨考驗我們的時候到了,我們要用自己的青春和鮮血去譜寫自己的歷史!」嚴令之下,180名官兵只好用掃把、麻袋等滅火工具「迎火而上」,結果是可以想象的:69名年輕生命被烈火吞噬,余者不同程度受傷。後來,他們還是被連隊副指導員違命開挖的防火通道才得救,大火被防火道截住,熄滅。
「兵團」是當年知青們下鄉上山的首選,知青和家長們都無比信賴全國人民的學習榜樣、 「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為了落實毛的號召,軍隊臨時擴建生產建設兵團。除了原來已有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外,從1968年到1970年又臨時緊急組建了黑龍江、內蒙古、蘭州、廣州、江蘇、安徽、雲南、浙江、福建、山東、湖北11個「生產建設兵團」,另在西藏、廣西、江西新建29個「農建師」。 光上述12個農墾兵團就有戰士、幹部242萬人,加上家屬,共485萬人。
兵團各級領導幹部均由現役軍人擔任。兵團按部隊的建制,下設師、團、營、連、排、班,排長以上是管理者,是脫產幹部,由現役軍人擔任;班長由知青擔任,不脫產。
知青的家長把自己的孩子託付給了兵團,他們無條件相信:軍隊將以最好的管理、最大的熱情為這些遠離故土、親人的青少年提供健康成長的環境,兵團和農墾師將成為其樂融融的大家庭,他們的孩子將在那裡茁壯成長。
可惜美好的願望成了壹場噩夢。真可謂:可憐萬里農場骨,猶是父母夢中人!
相對於惡劣的環境,艱苦的勞動而言,知青們更加難以忍受的是殘酷的政治迫害。下面我們就看壹看這些「兵團」的各級領導者們是怎樣對待和教育管理這些到廣闊天地來「煉紅心」的知青的。
毛澤東之所以盛讚解放軍,首先是因為軍隊的階級鬥爭觀念特彆強,政治氣氛特別濃,是壹所真正毛澤東思想大學校。分配到兵團去的知青大部分都是響噹噹的「紅五類」,在城裡,在文革中,他們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只有他們去對「走資派」、「黑五類」實施「專政」。可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根正苗紅的革命後代到了兵團,卻成了「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狗崽子」。
在毛統治的中國,沒有不搞積極鬥爭的凈土。初到兵團的的知青,第壹課就是聽連長或指導員宣布各人的家庭成分,這家庭成分在各人的檔案里都記載著,不過這次宣布的卻不同於原來擋案中所記載的,很多原來 「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家庭出身的,現在都變成「地主」、「資本家」了,這令這些紅五類子弟十分驚訝,紛紛查詢其故。原來,在部隊查階級成分比地方更勝壹籌,他們不但查父母的「成分」,而且上溯幾輩。於是,很多「革命家庭」就露出了「原形」,試想,在民國、在清末,能夠上中學、讀大學,出國留洋的學生的家庭,有幾個是「貧下中農」呢?於是,那些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搞地下工作的、從國民黨陣營中叛變過來的老幹部、老將軍、老黨員,紛紛被查出是「地主」、「 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成了鉆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他們的子女、孫輩,自然也就成了「反動家庭」出生的「狗崽子」了。
部隊的這壹招真厲害,壹下子就把那些趾高氣揚的自詡為根正苗紅的所謂幹部子弟,紅五類子弟的氣焰打了下去。軍隊的中下級軍官都是來自農村貧下中農家庭,他們可以經得起「查三代」,家庭里現在仍然窮得「響噹噹」,這樣就把知青中「高貴血統」者給比下去了!並且使他們低下頭老老實實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
在壹般人看來,部隊的階級鬥爭應該沒有什麼好抓的,因為大家都是「根正苗紅」嘛。但是,高度革命化的部隊幹部,仍然在雞蛋裏面挑出「骨頭」,照樣把階級鬥爭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
黑龍江兵團的知青楊汝林,年齡較大,在兵團安了家。他雖然大致也跟其他知青壹樣窮,壹樣苦,但到底有壹個家,妻子能炒壹手好土豆絲,兵團的知青有半年沒有菜吃,有菜吃也是大白菜、大鍋清湯。楊汝林有時便叫小青年們到他家品嘗妻子的炒土豆絲,壹時傳為美食。去的人多了引起了連隊領導的注意。壹天,楊汝林被連指導員叫去,直截了當說他在搞「裴多菲俱樂部」。指導員對「裴多菲俱樂部」是什麼也講不清楚,就是認為楊汝林與小青年們吃吃喝喝不是「裴多菲俱樂部」是什麼?還有,去他家的知青有的家庭出身不好,有的犯有錯誤,這都是政治問題,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另外,開小灶與大食堂對抗,這不是資本主義尾巴嗎?
楊汝林據理力爭,辨說自己完全無罪,也沒有錯誤。於是,開會鬥爭,從清晨2點開到晚上8點,連續19個小時的批鬥,但仍不能使楊汝林「認罪」,連隊領導決定「追窮寇」,打疲勞戰,晚上繼續批鬥。楊汝林被揪到當作鬥爭會場的食堂,只見牆上歪歪扭扭地寫著「打到裴多菲俱樂部的黑頭頭」,兩支蠟燭有氣無力的在黑暗中搖搖晃晃。坐在前排的人勉強打起精神,後排的則都在打瞌睡。但指導員不拍,他有壹幫積極分子打手,見楊汝林仍就不認罪,積極分子們壹擁而上,拳頭雨點般的落下,頃刻楊被打倒地,滿臉是血。大概指導員怕出人命,叫住了手,只好宣布:「押下去,隔離審查」!
楊汝林被關了五天禁閉,這期間連里派人對他進行了內調外查,結果壹無所獲,無奈,只好放了他。
楊汝林算不幸中的萬幸。不久,兵團又開展「壹打三反」運動,狠割資本主義尾巴。這壹回沒有找到楊汝林的問題,卻把住在連隊附近割草賣錢、「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壹個農村姑娘逼得撞火車自殺,血肉模糊,身首異處,慘不忍睹。
鬥爭、迫害知青蔚然成風,成了兵團的壹大景觀。這大概因為知青們都有點「小資產階級思想作風」,在高度「無產階級化」的部隊里,他們成為異類,自然成了「階級鬥爭」的對象。1973年7月4日,新華社第241號《國內動態》刊登了壹篇題為《關於雲南生產建設兵團摧殘迫害知識青年的情況反映》,內中說道:「(四師)第十八團有三十壹個單位,其中二十三個單位發生過不同程度捆綁吊打知青事件,刑罰有20種之多。倒如,吊半邊豬,猴子撈月,背扁擔,跪劈柴加踩杆子,跪磚渣,老牛扳樁,捆上後用鋼筋絞,吊在空中往牆上撞(撞鐘),夏天烤太陽,冬天洗冷水澡等等。」。看到這份文件內容后,中央領導責令有關部門組成調查組去實地調查,並寫出了調查報告。實際情況比新華社反映的還嚴重得多。調査報告稱:「……排以上幹部親自動手的48人,被打知青110人,遭受30幾種刑罰,有的被打致殘,有的內傷嚴重,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自殺」。知青被拷打的原因絕大多數是罵人、打架、小偷小摸、不服管理、勞動偷懶,有的是看到幹部隨意吊打人,說了壹句批評的話,便被立即抓來吊打。上海市派去雲南慰問上海籍知青的慰問團了解到,沙川縣分配在壹師六團的知識青年,三年內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6人,自殺3人,其他20人都是非正常死亡。壹師壹團更為嚴重,捆綁吊打知青的部隊幹部達460人次,團部關押知青達314人,有的被關押達壹兩年之久。被關押的知青每天強迫頭頂烈日干10多小時的重體力勞動,壹天只准吃壹餐,二兩糧食(十六兩壹斤舊秤),稍有不滿便遭到毒打,其中有50多人被幹部強迫他們互相毒打……壹團十二營三連的北京知青李子敬與副營長吵了幾句,因害怕被批鬥吊打上吊自殺,9天後找到屍體,已腐爛。團領導宣布:「上吊自殺是背叛黨,背叛人民!」 該團的十營十連,80%的知青被批鬥,有個知青因為在開大會時放了個屁,被當場揪出來批鬥,罪名是「污染空氣」。
與吊打、武鬥男知青同時發生的還有強姦女知青。據云南省知青辦的不完全統計,雲南省生產建設兵團第壹師發生捆綁吊打知青事件729起,有的被活活打死,另有103名幹部姦汙女知青。
雲南省知青工作會議簡報報道說:雲南省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江洪洲講,據不完全統計,壹段時期,兵團各部捆綁吊打知青1000多人、姦汙女知青200多名,六營三連指導員左國生,長期姦汙壹上海女知青,男知青唐浩新試圖揭發,被左國生打成「反軍亂軍分子」,遭到殘酷報復。四師十八團141個連以上單位,發生捆綁吊打知青事件120多次,迫害知青240多人,姦汙女知青100多人。
捆綁吊打知青和姦污女知青當然不只是雲南,全國各地皆然。國務院知青辦的簡報11期透露:黑龍江兵團發生姦汙女知青365起;內蒙古兵團發生姦汙女知青247起;廣州兵團發生姦汙女知青193起,涉案人員中師級幹部2人,團級幹部38人。全國上山下鄉知青工作會議第八期簡報上透露:從1968年至1973年,遼寧共發生摧殘知青和姦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河北省1972年發生迫害知青案件126起,其中強姦女知青119起。江蘇、吉林兩省迫害知青案件中姦汙女知青的佔80%以上。遼寧、四川、河北、吉林等省沒有生產建設兵團,那裡發生的迫害知青案件是地方各級幹部所為。可見,迫害、姦汙知青是壹種全國性行為,各處皆然。
這種情況是由毛的知青政策和政治體製造成的,知青壹入兵團或地方農村、就變成當地軍隊、地方幹部的砧板肉、盤中餐,任由其宰割。很多知青因受不了苦役摧殘和難以言表的精神上的痛苦,產生了設法脫離「苦海」的強烈念頭,而當時要想脫離,只有通過招工、參軍、推薦上工農兵大學、辦理病退幾個渠道。但這些渠道規定的人數有限,求者眾,而供者寡,「競爭」自然十分激烈,而且不管什麼渠道,都要經過直接管理他們的軍隊或地方幹部的推薦,這些幹部就成了知青命運的主宰,也就為這些幹部對知青進行肆意摧殘提供了充分的條件。請看下面壹些個案材料
孫濤,45歲,雲南兵團壹師十八團的衛生隊長,姦汙衛生隊的女知青11人,3人墮胎。
李文峰,30歲,同上十八團二十連指導員,姦汙、猥褻女知青15人,其中兩名被姦汙者跳河自殺未遂。
刀世美,有婦之夫,雲南兵團司令部參謀,以引誘、欺騙、脅迫等手段,雞姦男知青20餘人。
袁侯新,四川南充軍分區副參謀長,在任南充地區革委會生產組長時,以安排知青工作為名,姦汙女知青90餘人。
黃硯田,49歲,黑龍江兵團十六團團長,姦汙、猥褻女知青數十人。
李耀東,48歲,黑龍江兵團十六團參謀長,姦汙、猥褻女知青數十人。
蔣小山,雲南兵團獨立壹營教導員兼黨委書記,利用調動工作、入黨、辦回城手續等手段,大肆姦汙女知青(材料上未寫明人數)。在他的獨立營內有外號「小燕子」的北京女知青,19歲,健美窈窕、朝氣蓬勃,為營部女籃中鋒,全營公認的美女。1971年,獨立營在整黨中要發展壹批黨員。入黨,是壹切美好事物的階梯,飛黃騰達的必備條件,因此人人都寫了入黨申請書,「小燕子」也不例外。壹天「小燕子」接到通知去營部接受「組織談話」,時間是晚上。
下面是記述的原文:
小燕子來到蔣小山的辦公室。
談話只進行了幾分鐘,教導員就不耐煩了,他直接了當的說:
「現在就看妳的態度了。」
「我.....黨叫幹啥就幹啥。」小燕子有些不知所措的說。
「好!今晚上妳要陪老子睡覺!」蔣小山啪的壹聲把手槍放在桌子上邊,邊解扣鈕邊說:「要入黨就好好的聽老子的話,老子就是組織!」
蔣小山遇到了不曾遇到過的拚死抵抗,小燕子還壹邊大聲呼救。往昔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暴女知青,也無人敢這樣反抗。他惱火了,抓起手槍把小燕子砸昏了,然後在辦公室的地板上強姦了她。這裡是他蔣小山的天下,他就是這裏的暴君,想怎麼干就怎麼干,任妳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小燕子「病了」。蔣小山又在衛生所的病床上多次強姦了小燕子。僅僅壹個月,小燕子臉瘦了壹圈,眼角布起細密的皺紋,19歲的少女,彷彿壹下子變成了老太婆。
小燕子沒有玩弄的價值了,蔣小山還有數不盡的新歡,蔣小山放過了她,推薦她上大學,推薦表格中黨組織意見壹欄的評語是:「黨叫幹啥就幹啥,壹切服從黨安排」。( 八十年代小燕子隻身去了美國,終身未嫁)
還值得壹提的是內蒙古兵團某團的衛生所所長,壹個當年的小八路,正營級幹部。他以學習毛澤東關於衛生工作的「六·二六指示」為幌子,「發明」了壹種「新針療法」,借看病的機會,讓接受診治的女知青脫光衣服,然後施暴。
1974年,中央不得已為此發了壹個26號文件,要求各級軍隊和地方保護女知青不再受侮辱,少數最典型的、罪大惡極者被判處死刑。但是,更多的則未受到追究,有的則按「通姦」給予紀律處分了事。26號文件下達之後的1975年,內蒙古兵團仍然發生壹千余起強姦知青案,就說明打擊效果非常有限。
(以上和後文的有關知青材料均取材於《老三屆朝歌》,丁曉禾編著,全文70萬字,2000年元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
三、紮根農村成壹夢,十年夢醒爭回城
應該承認,絕大多數知青,當年都是抱著獻身共產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崇高史命感下鄉上山的,其中壹小部分人還做好了紮根廣闊天地壹輩子的打算。他們確實下定了決心,做出了很大犧牲試圖實施自己的夢想,可惜的是,後來嚴酷現實砸碎了他們的美夢,最後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除了極少數已經無法脫離者)帶著遺憾、帶著恐慌,義無反顧地逃離了那塊付出了他們的青春和血汗之地。
蔡立堅,北京姑娘,長辛店鐵路中學高二女生。她在文革大串聯的時候去延安時經過壹個叫杜家山的小村子,是個老革命根據地,她對這個小村產生了壹種難以割捨的情感,1968年春,蔡立堅排除各種阻力自己來到杜家山落戶。
當時當局還沒有號召知青去插隊,蔡的舉動走在了這壹運動的前面,自然引起當局的注意和表彰、讚揚,於是,記者們聞風而至,趕緊採訪這個先進典型。《人民日報》發表了《杜家山上的新社員》的長篇通訊 ,蔡立堅於是壹舉成名。在她的帶動和影響下,先後有100多位知青到這個只有5戶16口人的杜家山插隊落戶。杜家山火紅了好幾年,成為知青紮根廣闊天地的先進典型。
蔡立堅去杜家山當年冬天,偉大領袖正式發出知青下鄉上山的號召,蔡立堅得此消息,知道自己走對了路,激動得哭了起來。這時的杜家山已有十幾名知青,蔡立堅將他們召集在東卯大爺的土窯洞里,大家如癡如醉,壹遍又壹遍唱著語錄歌:「我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壹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壹起來了.........」然後都爭著寫詩和朗誦,抒發無盡的革命豪情。
他們立下了在此紮根壹輩子的誓言,並且立即付諸行動。做工時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重活臟活搶著干,知青們互相幫助,互相關心,真的像兄弟姐妹壹樣。知青中有兩人叫汪道五、汪道平是親兄弟,出生於壹個日偽軍官家庭,為了這個家庭出身,兩兄弟受夠了歧視,飽嘗了屈辱。這次能夠到杜家山插隊,對他們來說,似乎是脫離了苦海的重生,臨走時他們對父母宣告:「從今天起,我們不再屬於妳們,而是屬於黨和貧下中農了!」
知青們妳追我趕,披星戴月地勞動,將全部精力、汗水灑給了杜家山,產生了不少動人故事,這些故事當時都有報道,這裏不細說了。
給他們第壹次「打擊」的是年底結算,才發現他們付出的勞動與收穫的果實不成比例,扣除公糧和儲備糧,社員的口糧每人只有150公斤,勞動分紅為每個工日0.38元。這些年青人幹活勁頭大,可吃的也多,八兩壹碗的大海碗,連女知青每餐也要吃上兩大碗。知青們來農村插隊初時是有國家的糧食供應的,但壹年後就得自力更生了。可這150公斤糧能吃幾個月呢?......還是政府特殊照顧,第二年開春后,政府又從上年冬天上交的1000多公斤公糧返回給了杜家山的知青。壹算賬,他們辛苦壹年,不但沒有為國家作貢獻,還欠了國家壹屁股債。
挨了這壹當頭棒喝,知青們的情緒稍稍受到影響,同時,日子長了,他們發現這裏的貧下中農覺悟不高,壹個被日本鬼子殺害了兩個親人的貧農老大娘,拐著小腳從隊里準備給牲口灌藥的香油偷偷倒出壹些拿回家去。貧農隊長則把好糧留下自己吃,把差的交公糧。
知青們心想:這就是我們接受「再教育」的「老師」嗎?
知青們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熱情高漲「學大寨」,修大寨式梯田,可農民們不願去。知青們只好拿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大道理來說服他們,農民無奈只好接受「教育」了。隊長帶領幾個年老農民懶洋洋地跟著知青出工,可出工不出力,農民們跟著隊長哼起了山西梆子:「這個事情弄不成呀....咿呀哼.........」
知青們的很多做法農民們不認可,農民們的想法知青們又不同意。知青們在背地裡指責農民「保守」、「懶漢懦夫思想」。於是有人公開提出了質疑:到底是他們教育我們還是我們教育他們?爭論不休,蔡立堅只好出來做結論:「就算是我們互相教育吧」。
不久,縣裡派了人到杜家山來抓「階級鬥爭」,可實在抓不出什麼名堂。壹天,聽到知青們叫蔡立堅「蔡包子」,來人大驚失色說:蔡立堅是知青的壹面旗幟,居然有人叫她「蔡包子」......這是人身侮辱!其實,叫姓蔡的「蔡包子」是北京學校里的「通稱」,它含有「戲稱」、「昵稱」之意,卻並無惡意。但經過縣裡幹部上綱上線,還組織開會批判,此後再也沒人敢呼「蔡包子」了。但從此後知青之間的親密無間的氣氛逐漸淡漠了。
日子長了,可杜家山貧窮的面貌半點也沒改變。吃的是沒菜少鹽的飯,而且吃不飽;住的是冬冷夏天漏雨的泥房子。年終分配,除了口糧,只有買鹽打醋的錢。來久了,知青們原來穿的衣服爛了,鞋子壞了,卻無法添補,又不好意思寫信叫家裡寄,只好自己縫縫補補,很快,就接近「丐幫」了。
最煩人的是開始有病了。原來以「樂天派」著稱的女知青張建華患了風濕性關節炎,並影響到了心臟,再也聽不到她有腔無調的歌聲了,只聽她有時痛得直喊「哎喲」;外號「詩人」的鄭浦偉再也無興緻寫詩了。女知青們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婦科病……
杜家山的知青再也無復當初的豪情滿懷、信心百倍了,於是有人偷偷地溜走了,軍心開始動搖。
但是知青的領頭人蔡立堅立場堅定,熱情不減當年。為了表示自己紮根在杜家山的決心,她與另壹個來杜家山的男知青結了婚,後來有了孩子,為了不影響勞動,把孩子送給了在榆次的奶奶撫養。
蔡立堅雖然名聲在外,但確實沒有得到什麼實際利益,壹年到頭苦幹,還欠下壹屁股債。上級見她付出太多,想把她調出杜家山,又推薦她上北京大學,可都被她拒絕了,還再三表示「不改變杜家山的面貌不離開。」可是不久的壹件事件給了她巨大打擊。那次上面來了招工指標,可緊接著又來了補充通知:招工第二天結束。於是市、縣的大小領導們紛紛連夜出動,開著小車為自己的子女辦好招工手續,招工指標全被他們佔去了。蔡立堅認為這種行為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在壹次大會上她氣憤地對此事給予了公開批評,獲得群眾熱烈的掌聲。但會後它她被告知:這是壹種無組織、無紀律行為。從此她與「組織」 有了無形的隔膜。
蔡立堅沒有過去那麼「紅」了。壹次,上級叫杜家山交「愛國糧」,蔡立堅算了算賬,如果交了就沒有種子、飼料糧了,因此她跑到縣上去說明。誰知,遭到了縣領導劈頭壹頓訓斥,還搬出「毛語錄」來壓她,她害怕了。回到杜家山說這愛國糧壹定要交,可知青們仍然不同意,知青們同樣用毛語錄來回敬縣領導。上、下雙方這場「語錄戰」使夾在中間的蔡立堅非常尷尬......,從此以後蔡立堅及杜家山再也不能上報紙了。
終於,傳來了毛死四人幫被捕的消息,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揭批「四人幫」中,縣領導竟然將杜家山和蔡立堅作為「清查重點」。當時蔡立堅正在生第二個孩子,在北京坐月子,不等滿月,縣委下令將她隔離審查,帶回杜家山批鬥。還派去了工作組督陣。此刻的蔡立堅變成了四人幫的「走卒」。杜家山的知青和老鄉雖然與蔡立堅平日有諸多矛盾,但對縣委這種異常做法非常氣憤,為蔡鳴冤叫屈。對蔡的批鬥會也開不出什麼名堂,縣委工作組只好撤走了。
蔡立堅把自己關在屋裡,哭得非常傷心,她反思過去的壹切,對「黨」開始有了懷疑,但她別無選擇,只能繼續堅守在杜家山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杜家山這面知青先進典型的大旗從此樹倒猢猻散,知青們紛紛各奔前程,回去了各自的老家。把當年「永遠紮根廣闊天地」的誓言忘得壹干二凈。只有蔡立堅壹人堅守在杜家山,守護著他們那些年開墾得來的「大寨田」和果園。在那些身敗名裂的日子里,只有杜家山的鄉親還信任她、關心她,老鄉們不喜歡大紅大紫的蔡立堅,卻對落魄的蔡立堅充滿了同情。他們給蔡立堅送吃的,還聯名給省縣各級領導寫信,要求給蔡立堅平反。
就這樣苦苦掙扎了兩三年,直到中共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發出「團結壹致向前看」的號召,中央有關部門想到了這個曾經紅極壹時的先進典型,給她平了反,安排在公社當副書記,後來又調到省委黨校工作。
杜家山已經沒有了知青的影子,它還是當年那樣貧窮。在那裡渡過了難忘的青春歲月的知青們,有的落下了終身殘疾,有的終身潦倒,有的現在有了壹個小康家庭。不管現在處境怎樣,都沒有人願意回憶在杜家山那段日子了。
還有壹個柴春澤,也值得提壹下。
下鄉前,柴春澤是內蒙古赤峰市第六中學紅衛兵的頭頭。畢業時,他響應領導號召,帶頭去偏遠的翁牛特旗玉田冪公社插隊當農民,成為當地的先進知青典型。真正使他出名的還是他下鄉后,接到父親壹封信,勸他回城去,併為他找到了工作。柴春澤立即回了壹封信,堅決回絕了父親的「好意」,表示自己決心在農村壹輩子。後來,柴春澤在壹次共青團代表大會上公開了父親的這封信,立刻引起了轟動。
新聞媒體傳播了柴春澤的事迹和他父親的信,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紫春澤成了全國新聞人物,柴春澤也就別無選擇,當起他的先進知青典型來。
農村的生活確實艱苦,開始還能吃上壹點鹹菜,不久,就只有白水了。柴春澤得了嚴重的胃病,但他堅持不下火線,在水利工地上,他幾次累的昏倒。幹部們想照顧他,給他送去壹碗羊肉,他立即倒在大鍋里和大家同甘共苦。柴春澤還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在100畝地里試種水稻,居然成功了。
他的表現贏得了廣泛嘉獎,下鄉的當年就入了黨,年底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後來還當了公社書記。他還刻苦學毛著,寫讀書筆記,談學習心得,很快就成了大紅人,到處作報告、談體驗,出席各種大小會議。他回赤峰市開會,卻「三過家門而不入」。母親想念兒子,聽說兒子回城了,滿大街找卻找不到。柴春澤偶爾給家裡寫信,全都是標準的「革命語言」,柴春澤成了真正的政治機器人。
由於表現突出,柴被選作中國青年代表團成員,於1975年3月赴日本訪問。出訪前他就不斷給自己打「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預防針,到日本壹有機會他就談學毛者,批判傳統觀念,卻無人理睬他。他看到日本的工人著裝整潔,便認為是偽裝的,參觀海底工程,故意挑毛病:「妳們這兒風景雖然好,卻有霧有煙,我們那裡風景好卻沒霧沒煙」。
回國后,他出席了全國學大寨會議,又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國慶招待會。招待會上,他見到了周恩來、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大寨的陳永貴和郭鳳蓮還送給他壹抔「大寨土」和壹個大寨「棃」。柴春澤這時已經飄飄然了,發著40度政治高燒。就在這時,壹位叫湯大明的湖北鄉村教師給他寫了壹封信,信中說:「妳每天過鬧市,進華堂,壹舉成名天下知,妳是壹只帶領知青走向屠場的『頭羊』,請妳懸崖勒馬!」階級鬥爭的「弦」蹦得很緊的柴春澤立刻意識到這是反革命分子的進攻,不但把信公之於眾,還組織批判。這樣壹來,遠在千里之外的湯大明便到了霉,很快就被當作現行反革命分子打入大牢。
但此事不久,又有壹個勇敢分子給柴春澤寫信,信中說:「妳知道妳們做下多大罪惡,全國下鄉青年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照這樣下去中國的將來是多麼可怕,後代斷絕.......請妳不要帶這個頭!19名知青代表代表不了全國青年!」
這位寫信者吸取了湯大明的教訓,沒有署名,也就避免了牢獄之災。
風頭正健的柴春澤當然聽不進這些忠告。不過,令他自己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是,他卻栽在了他無限信賴的「黨」的手裡。原來此時正是中國政壇風雲詭異的季節,北京發出了「批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令,從來緊跟「黨」的柴春澤立刻投入批鄧小平的激流中。誰知,不過幾個月,又風雲突變,柴春澤又變成了「四人幫」的「走狗」。鄧小平得勢了,他先被隔離審查,后被捕入獄,再后,又被解押到玉田冪去批鬥,上台批鬥他的包括了他的未婚女友劉立新。
在獄中,母親去探監,他想起當年自己對待父親的信的事,心存愧疚,感到對不起長輩,流下了愧悔的眼淚。
與前面講的蔡立堅壹樣,虧得新上台的鄧大人要收拾人心,不計前嫌,對他這個「批鄧」積極分子寬大為懷,柴春澤被無罪釋放。未婚妻也原諒了他,兩人重歸於好。坐了壹年大牢的柴春澤與劉立新結了婚,又回到了玉田冪,從此不再過問政治,過起了小日子,像其他農民壹樣,早出晚歸,春種秋收。
壹批批知青回城了,壹次又壹次招工指標下到村裡,可柴春澤就是不肯走,他想默默無聞地想在玉田冪了此壹生。後來,上級黨組織又恢復了他的黨籍,給他安排工作,他終於回城了,回到了父母的身邊。他被安排在遼河工程局,當了壹名電工。工余,他努力學習,這回不是學毛著,而是學習數理化和其他荒廢了多年的文化知識,他考上了電大。三年後,電大畢業,柴成了壹名大專生。電大分校校長看中了他,將他留在電大工作。
柴春澤「獲得新生」的消息不脛而走,媒體發表文章,大肆渲染「今日柴春澤」,「柴春澤浮沈記」,再次在社會上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許多人給他寫信,為他「跌到了,再起來」而欣慰、祝福。面對熱情的人們,柴春澤心境平淡,他只對他們說:「我本來是個平凡的人,是壹陣風把我吹到天上,接著又掉下來,我還是覺得生活在地上實在。」
以上兩位,應該是當年千百萬知青中的幸運者,絕大多數人沒有他們幸運,此時正在苦苦煎熬、掙扎。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毛政府還在大肆動員城鎮的知青下鄉上山,而先去的知青已經想著各種法子回城了。
為何要回城?為何剛剛宣誓「紮根農村壹輩子」就自食其言?其中原因在前面的敘述中大概已經作出了回答了。不過,除上述之外,需要補充另壹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當局對知青們的愛情的無情扼殺。
下鄉上山的知青去時多為十七、八、二十歲,正是多情、懷春的年紀,在農村幾年,就都是20好幾了,在當時,早已是應該結婚的年齡。可是,不知是出於何種考慮,各個生產建設兵團都制定出清規戒律:嚴禁談情說愛,違者與「反革命」同罪處理。
很快,這條違反人性的禁令就成為壓抑在知青男女心上的壹塊巨石。雖然部隊的軍規是那樣森嚴,但最基本的「人之大欲」乃至動物本能,還是壓抑不住的。由此,便演繹出了無數人間悲劇,進而引發成為掙脫這壹桎梏的回城浪潮的動力之壹。
先看兩例愛情殉葬者,故事都發生在雲南兵團。
小黃姑娘,長得白白凈凈,水靈靈的壹雙大眼睛很動人,加上性情活潑,愛笑愛鬧,很讓人「壹見鍾情」。
武裝排的男知青小江,趁壹次打水的機會,塞給小黃壹封示愛的信。
小黃那時才17歲,單純得像個孩子。接到這樣的信起初感到壹陣無由的欣喜,驕傲,畢竟正值豆蔻年華,內心深處的青春躁動使她興奮、新奇。可這種甜美、溫柔之感才不過幾分鐘,她便感到「大事不妙」,兵團首長早就三令五申,兵團戰士不許談戀愛,男女不許單獨談話。自己來兵團是「屯墾戍邊、反修防修」的,談情說愛不是典型的「資產階級思想」嗎?何況還違犯了軍規軍令。想到這裏,她便認定這是壹件骯髒的醜事,應該向「組織」交待、竭發,她正在申請入團呢。於是,把信交到指導員手裡,「純潔」的她根本沒有考慮小江的反應和後果,她只是認為做了壹件應該做的事。
指導員壹看,立刻火冒三丈!居然膽敢明目張胆對抗淮軍令,這還了得!他馬上召開全連大會,當眾宣讀了小江給小黃的信,發動全連知青鬥爭批判。小江壹聽也氣炸了,不但不認罪,還跟指導員大聲吵起來。指導員豈有讓步之理,他立即命令兩個知青戰士,手持衝鋒槍將小江押起來。小江被關押在壹間小屋裡,心想:現在是敵我矛盾了,沒有生路了。他趁著押他的兩名知青半夜睡著之機,偷了武器溜了出來,第壹個想到的是殺了小黃解恨!哪知黑夜之中走錯了宿舍,事到臨頭,收手已不可能,索性對著屋內掃射。屋內共住有6人,兩死兩傷。槍聲驚破了營地,連隊緊急集合,向他拉開了追捕大網.......小江跑到曬場,爬上豆秧大垛,拉響了懷揣的手榴彈,瞬時火光衝天.....
後來人們在小江跑過的雪地上找到了壹本殘缺不全的《普希金詩集》,於是紛紛嘆息:是這本「毒草」害了小江性命......
另壹個故事的主人公叫沈東貴和童心娣。兩人都是上海浦東人,自幼青梅竹馬,兩小無猜。1970年兩人壹同來到雲南兵團某獨立團十連,下來之前童心娣母親怕女兒在外受人欺辱,匆忙由兩家父母給二人確定了未來的婚姻關係。
來到兵團第壹天,連隊開大會宣布紀律,其中壹條就是:知青不許談戀愛。
但沈、童自恃有父母做了主,彷彿獲得合法地位的壹對準夫妻,依然親密無間,勞動中互相幫助,生活中互相關心,對別人並不迴避。
連隊領導看著眼裡,認定這是「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便大會批評,小會點名,指導員還親自找二人談話。不料這二人拒不認錯,亮明其「特殊身份」,試圖把二人關係「合法化」。領導惱火了,終於想出了「分拆鴛鴦」的法子,將男女分別分配在兩個不同地點做工,讓他們無法往來。
不料,愛情的力量是無窮的,越是分開,愛情之火燒的越旺,沈東貴每天晚上步行壹二十華里來看望童心娣,第二天凌晨又翻山越嶺趕回工地勞動。
連領導壹時無法可施,但同時壹個陰謀產生了:他們指派了壹些積極分子對這倆人暗中盯哨.....
壹天深夜,連隊突然響起了尖厲的集合哨聲,知青們夢中驚醒,慌慌張張跑到操場,只見操場早已點亮了壹盞大汽燈,沈、童二人壹絲不掛,用壹根繩子背靠背捆在壹起,被兩個戰士押到會場,女的披頭散髮,已無法站立,半癱倒在地。連長操著貴州口音罵罵咧咧,從驚愕中清醒過來的知青們費了好大勁才從連長的土話夾著髒話中弄清事情的原委,原來沈、童二人在橡膠林里幽會,正在盡情交歡,被盯哨者抓了個正著。
「階級鬥爭,壹抓就靈」,幹部認為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連長帶頭,壹些知青也跟著紛紛上陣,連吼帶罵,大會開了約壹小時,人們才疲憊不堪地離去。
連隊準備再開大會對兩人繼續批鬥並宣布處分。哪知,這二人卻找不到了,失蹤了,據有人說,看見二人趁黑夜向山林里走去......半個月後,壹個哈尼族獵人在密林深處發現兩具自縊的屍體,是兩個青年男女,他們緊緊擁抱在壹起,找到了愛情的歸宿。
隨著時間的推移,知青們的婚姻越來越成為了大問題。森嚴的軍規也不起作用了,談戀愛、半夜跑去幽會的事件越來越多,禁而難止,眼見 「法難責眾」。這時不知哪壹級首長批准改變了策略,不再硬性規定不準談戀愛,而是提倡知青們在兵團內結婚,或與當地農民結婚,以實現其永遠紮根農村的誓言。
可是,人們對這壹新政策卻不買賬,知青們已經嘗夠了當兵團戰士的滋味,現在日日夜夜都夢想著如何脫離這個無邊的「苦海」,而如果結了婚,恐怕就真要在這裏紮根壹輩子了。所以,絕大多數人選擇拖著,壹面加緊各種回城活動。
在農村插隊的知青也壹樣。幹了幾年,大家都清楚了在廣闊天地煉紅心是怎麼回事,正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再也沒有人真心實意要在那裡干壹輩子了。不過,也有很少數的例外,那主要是壹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特別是女知青,他們也看到有人回城了,但都是壹些成份好、家庭有背景、有關係的,像自己這種「黑五類」根本無望;還有的父母或已過世,或已自身難保,回城也不可能給他們找個像樣的工作。在這種絕望、消極思想支配下,只好選擇嫁個有飯吃、成份好、不受欺侮的貧下中農,了此壹生。
有的農村社、隊,因為窮,找媳婦難,便千方百計在留住女知青上打主意。他們出台「土政策」:凡留在當地嫁人的可以安排好壹些的工作,如去當小學教師,在生產隊當出納、會計,實在無法安排工作的,出工也可以記高分;而那些不肯在當地嫁人的女知青則被以各種方法刁難、壓迫,專叫干苦活、累活、刻意壓低工分等等。
但是,不管怎樣,選擇嫁當地農民(或娶當地農家女)的知青還是極少數的。知青們的「根」在城市,憑著壹股革命理想來農村干壹輩子的豪情壯志很快消失了,而城市情結永遠不會消失,何況已經親身體驗了城鄉差別是如此之巨大,農村的前途如此渺茫。
不過回城談何容易!當時脫離農村和生產兵團的正規渠道是:參軍、推薦上大學、招工、病退。參軍在當時幾乎是高幹特權階級子女的「專利」,沒有特殊背景或特殊表現的,可不在考慮之列;剩下的三條渠道也是僧多粥少,眾人擠破獨木橋。下面的實例可見壹斑。
推薦上大學:
上海女知青翁敏華從離開家來到黑龍江兵團的第壹天起,就盤算著上大學。當然,這是絕對機密,不能對任何人講的。她在兵團干過各種活,不管幹什麼,不管多苦多累,她都擠出時間來偷偷複習功課,重溫她的讀書夢。
機會終於來了,但名額少得可憐。
按文件上的規定,程序是這樣的:自己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考試合格。壹共要過四關,第壹關不算,實際上是過三關。
翁敏華早就作了這方面的準備,她在努力勞動的同時,注意搞好與各方面的關係,人緣也很好,所以,群眾推薦這壹關順利通過了。
最關鍵是「領導批准」。翁敏華為了能得到領導的批准,引起領導對他的同情和好感,下足功夫寫了壹份聲情並茂的長篇「申請書」。誰知,問題就出在這份申請書上,領導說翁的這份申請書對讀書表達得太強烈了,是個「大學迷」,有資產階級思想傾向。 對這種人,偏偏不予批准!
「完了!」當翁敏華得知這壹消息后,幾乎昏厥過去,淚水奪眶而出。她想不到自己滿懷激情嘔心瀝血寫下的申請書,反而成了自己的攔路虎,正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弄巧成拙了!壹年多來的勞苦,心血,看來是白費了,而且這壹回她的「大學迷」出名了,以後再也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了,讀書夢徹底破碎,只能當壹輩子「墾荒戰士」了。想著想著,眼淚撲撲往下掉,很快變成嚎啕痛哭。
其實,即使翁敏華不寫那份申請書,仍然可能被刷下,原因很簡單:僧多粥少。領導只能推薦他心目中的幸運兒,而要成為領導心中的幸運兒,可有「學問」了。
推薦名單公布后,沒有翁敏華的名字。不少人為她抱不平,去團部反映「不公」,但是,有什麼用呢?
招工:
程有謹出身的家庭有點「黑」,父母都戴有黑色的「帽子」。因此,他的兩個哥哥都去了農村插隊,他這個最小的老三,也不能倖免。經過母親的苦苦哀求,有關部門的頭頭答應分派他去壹個有米飯吃的地方:江西分宜,算是「照顧」。
可是18歲的程有謹卻是個十分好強、有志氣的小夥子,他在離家之初就在心裏盤算,壹定要在勞動中好好表現,爭取在兩個哥哥之前通過招工回上海,給父母壹個驚喜。主意已定,付諸行動。程有謹在勞動中出人意外的表現讓隊友和當地幹部大吃壹驚:他那瘦小的個子能挑150斤的重擔赤腳走十幾里路,能彎腰十幾個小時插秧不休息,不管颳風下雨,嚴冬酷暑,他從不歇息,最苦最累的活搶著干,手掌、腳掌都起了厚繭,活像壹個「老農」,壹次腳上皮膚潰爛了仍然泡在水田裡幹活,致使感染化膿,被人擡到幾十裡外的公社衛生院,醫生用手術刀給他剔除腐肉,不打麻醉,他咬著牙關硬是不哼壹聲。
由於表現突出,他被選中出席全縣知青先進分子代表大會。
可是,令他不解的事連接發生了,他所在的知青隊有幾次外地來招工、招生,那些表現不如他的知青都被選走了,而他像是被遺忘了壹樣,無人問津。他納悶了,終於沈不住氣問個「究竟」。壹位大隊幹部帶著同情的口吻告訴了他實情:「小程,妳拼死拼活的乾沒有用,招工組是看檔案抽人,按成分壹個個都排著隊呢。」
大隊幹部的話像壹盆冷水從頭澆下,把程有謹渾身涼透了。他不怕累,不怕幹活,就怕被歧視和遺忘。原來以為離開上海來到這遙遠偏僻的地方會改變被歧視的命運,哪知「天下烏鴉壹般黑」。天啊!到哪裡去找公道呢?
以後,集體戶里的知青壹個個都走了,進廠的、上學的、病退的、次壹等的,也在公社內謀了壹份臨時工的差事,成了半個吃「皇糧」的人。只剩下了當年「最先進」的他在那裡苦撐著慘淡度日,寒燈孤影相伴,說不出的凄涼。
他仍然被派去做各種苦工,學大寨 、修水利最累,他去了,而且仍然像當年那樣苦幹、硬撐,因為習慣了。終於有壹天,公社知青辦的頭頭通知他去談話,他似乎預感到命運將發生改變,急速趕到公社,知青辦頭頭正在椅子上閉目養神,少傾,才不冷不熱告訴他:「這次妳在水庫上表現不錯,經研究決定,推薦妳招工。」
程有謹止不住驚喜,生怕自己聽錯了,再問:「什麼?招工?」
「是的,招工。」頭頭說,「不過單位不太理想,是縣辦煤礦,但還是我們為妳爭取來的,妳可要好好珍惜哦。」
夢想成真!程有謹壹下子感到他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趕緊填表,去醫院體檢,壹切順利過關,就等錄取通知了。
這期間,他到處去打聽消息,才得知這次招工應招的都是上海知青,本地壹個也沒有,因為本地人都不願去,據說那個煤礦常常死人。但是,就是這個本地人都不願去的單位,程有謹還是名落孫山!因為有竟爭者,領導上借故把他刷下去了。從此,程有謹徹底死心了。他也不再去打聽什麼招工消息,老老實實繼續「煉紅心」,聽天由命準備當壹輩子農民。
誰知,1978年以後,由於中央政策改變,程有謹隨大流得以回到上海,並頂替他退休的母親進鋼鐵廠當了壹名國有企業工人。
現在看來,當時縣煤礦瞧不起他這個黑五類子弟,把他刷了下來未必不是件好事,否則,他也許早就被那黑暗世界吞沒了。
命運,就是這樣陰差陽錯。
病退:
上海姑娘葉瑩瑩漂亮能幹,被選為大隊幹部,大隊長與她左右不離,十分「親近」。別人都羨慕她會有個好的出路,可事實是相反,她的漂亮帶來了不幸。
原來這大隊長是當地的有名的採花大盜,他提拔葉瑩瑩當副大隊長是別有用心的,終於,他採取了行動。
那壹年的大年夜,別的知青都回家過年了,葉瑩瑩因為是大隊幹部,被留下來工作。晚上,大隊長約她到隊部的茅屋,說要安排壹些瑣事。時間經過精心計算,在他們約見的時刻,大茅屋前面正在放電影,人聲鼎沸,屋裡的動靜外面壹點也聽不見。
葉瑩瑩剛來到,大隊長急不可待,伸出壹雙油膩膩的大手壹把把葉瑩瑩摟住,接著,兩人開始了肉搏。終於,葉瑩瑩被壓在了下面,大隊長手、口並用,已經脫掉了她的外套、毛衣,眼看就要到手了。就在這時,突然有人猛烈地撞門。大隊長壹驚,像漏了氣的皮球壹樣,壹下子蔫了。他無可奈何站起慢慢地去開門,葉瑩瑩也趁機整理衣服、頭髮。
來的是縣裡巡回醫療隊的醫生,姓忻,忻醫生碰巧出診回來,路過此地,聽到了葉瑩瑩斷斷續續的呼救聲,便想進來看個究竟。進門之後,壹看這情景,忻醫生什麼都明白了。葉瑩瑩認識忻醫生,兩天前她患感冒還去他那裡要過葯。這時壹見這位救命恩人,眼淚嘩嘩往下淌,她拉著忻醫生的手卻壹句話也說不出來…….
就在他們二人相對無言之際,趁機溜出去的大隊長帶來幾個荷槍實彈的民兵,大隊長指著忻醫生說:「這傢伙強姦知青,馬上押送公社。」
民兵壹時不知所措,沒有動手。
大隊長背起「最高指示」:「凡是反動的東西,妳不打,它就不倒。——妳們還不動手,壞人要溜走了!」
民兵們終於動手了,將這個「強姦犯」五花大綁押送去了公社。葉瑩瑩喊啞了嗓子大聲辯白,但無人聽她的.……
正在惶恐無援之際,萬幸,葉瑩瑩被省里來縣裡蹲點的老李看中,調她去公社組建文化站。這壹去五年,暫時跳出了大隊長的魔掌。至於那個賊喊捉賊、栽贓誣陷的大隊長,當然沒事,繼續作威作福當壹方的土皇帝。只是這時葉瑩瑩已在他的管轄之外,心裏很不是滋味……
不久風雲突變,不知又刮什麼風,省里來蹲點的老李被打倒了。葉瑩瑩的「保護傘」倒了,她感到大事不妙,「完了,我必須儘快離開這裏。」她主意已定。
幾天後,葉瑩瑩背著壹個大袋子,裏面裝著20斤青豆,這是她傾力搞到的壹點「禮物」,她想用這點禮物懇請醫生給她開個「病退」證明,脫離這個危險之地。她報的「病」需要放射科檢驗。壹來到放射科,她猛地傻眼了,原來放射科醫生就是當年救了她、又被當作「強姦犯」歷經磨難的忻醫生!忻醫生也壹眼認出了她,她不禁尖叫:「是妳?忻醫生.......」
忻醫生打量葉瑩瑩,五年沒見,她變化很大,頭髮間居然有了好幾縷白絲,壹身最樸素當地婦女打扮,全然不見了當年那個光彩照人的上海姑娘的影子,忻醫生感到了壹絲莫名的惆悵。
「妳哪裡不舒服?」
葉瑩瑩用手指了指喉嚨下面,聲音顫抖不清地說:「這……這裏很不好過。」
「食道有異物?」調光機前的忻醫生說,觀察了壹下,感覺不大對勁就又問:「妳吞進去的到底是什麼?」
「忻醫生,妳就證明是惡性腫瘤吧,我要作為知青病退.……」葉瑩瑩說著撲通壹聲跪倒在地板上,滿臉淚花。
忻醫生扶她起來,讓她坐在椅子上,懇切地說:「葉瑩瑩,我對妳還是了解的,妳吃過苦,受過罪,在忻醫生面前,妳不要怕,妳要對我直說啊……」
葉瑩瑩直望著忻醫生,她信任他,:「忻醫生,不瞞妳,我吞下了友誼牌油脂的鋁鐵盒蓋..……忻醫生大驚。接下來,葉瑩瑩啟開嘴,從下排牙齒的右邊解開結頭,把壹根細細的尼龍套套著的盒蓋緩緩地拉了出來,大概五分錢硬幣那麼大的鋁片上,帶著斑斑血絲,接著,葉瑩瑩便昏倒在她帶來的袋子旁。
忻醫生幫了她的忙,給她出具了有關病退的證明。再通過壹些關係,葉瑩瑩終於得以「病退」回到了上海。
上面幾個故事反映了壹般知青回城之路的無比艱辛,其實這幾位並不是最不幸的,比他們更艱辛、更可悲的角色多著呢。比如病退,壹位重慶女知青得知攝入過量的鹽分會導致腎衰竭,便拚命吃鹽,結果真的得了腎衰竭,也符合了病退條件。可回城半年後便撒手人寰!
前面講到,很多女知青為了回城,不得不獻出貞潔,獻出肉體;男知青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忍痛自殘!自殘雖然身痛心痛,但強於苦海無邊,強於隨時可能被吊打致殘的威脅。當今著名的旅居海外的民運理論家,《北京之春》主編胡平,就曾自斷手臂,以此得以回城。
令人憤憤不平的是,在回城這件事上,也拆射出這個「現代帝國」無處不在的等級特權「潛規則」,如果妳身為高幹子弟,那麼,回城、上學、參軍的大門都為妳敞開。當年身為高幹之子的秦曉著文回憶他與宋彬彬商量著選擇上大學,就象選擇「吃窩頭還是吃麵條」那樣。輕鬆愉快,沒有任何阻礙。又如習近平,當時他老子習仲勛雖然已被打倒,看似已經失勢,但終究身為紅朝正統高幹之子,仍然享有餘蔭,習挿隊后,入黨、提干壹路順風,1975年被推薦上清華。所以今日的「太子黨」 們,並不記恨毛澤東,毛澤東並沒有為難他們,歸根結底,毛給了他們特權,有了特權便有了壹切。沒有毛,他們便沒有今天。
真正給知青們以「特赦」、 為他們鋪就回城之路是中央新上台的鐵腕人物鄧小平。鄧大人知道毛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己經天怒人怨,得不償失,如赦免他們回城,可謂順天意,得民心,救知青於水火,挽黨國於危難。當然,最重要的是有助於他戰勝競爭對手。就鄧來說,這數以千萬計知青的命運,其實不過是他政治棋盤上的壹顆棋子罷了。
鄧小平復出的第壹招收買人心之舉是在1977年恢復高考。自1966年以來歷屆學生被剝奪的升學權利又重新獲得了,包括相當部分已在「廣闊天地煉紅心」的數以百萬計的知青通過考試脫離了「苦海」, 重新走進了高校課堂。接下來的1978年,鄧大人看準知青這顆棋子了。這壹年恰好是文革中知青下鄉上山運動的十周年。十年來,全國下鄉上山、支邊、墾荒的知青大約有2000萬人,到1978年,通過招工、參軍、上學、病退、頂替、落實政策以及開後門等合法和非法手段累計回城的約有壹半,即1000萬左右。尚在兵團、農村苦熬、引頸以望的仍有千萬之眾!
1000萬知識青年,這是決不可小覷的力量,加上他們的家庭、親屬,這是牽涉上億人之「人心」的大問題!這1000萬人中有200多萬是所謂「兵團戰士」,他們下去最早,又不能招工,還被軍隊的法規緊緊束縛著,完全看不到未來和希望,他們的忍耐快到極限了。
復出的鄧小平大人決心把這壹億「人心」拉向自己,此時他還未奪得「壹把手」寶座。
也就在這個時候,當政者也召開了壹次所謂下鄉上山工作會議。會議開了40天,最後形成了壹個決議,叫做「四十條」。「四十條」仍然高唱毛時期的老調,充分肯定文革以來下鄉上山工作取得的「偉大成就」,強調今後,「仍然要有計劃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下鄉上山,與工農結合。」
「四十條」還有毒辣的壹著,它規定今後農場(兵團)知青壹律按照國營(農業)企業職工對待,不再列入國家知青政策的範圍。這就等於宣布原來200多萬兵團知青被剝奪了回城的權利,要永遠在那裡當國營農場工人。
「四十條」是當時以華國鋒為首的當權的「凡是派」指導下的產物,它表明了華氏死抱著毛主義不放的「兩個凡是」的頑固、死扳態度,跟鄧小平的靈機擅變形成鮮明的對比,由此也就預示了華氏被鄧氏取代的必然結局。
在全國知青會議期間,華國鋒和負責農業的副總理陳永貴多次到會場表態:要堅持按毛的「既定方針辦」,堅持下鄉上山的正確道路不動搖。會議期間曾產生過不同意見,但被華、陳壓下去了。
華國鋒們如此頑固地堅持毛的方針不動搖,壹方面是表示忠於毛,另方面他們也知道,下鄉上山中的幹部子女都已通過各種渠道回城了,堅持這壹政策不會對統治階級內部造成傷害。至於其他階層的人們的利益,根本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如果誰膽敢反抗,堅決鎮壓便是了。在這些毛主義者眼裡、心裏,根本沒有「民心」、「 民生」、「輿情」 的概念。
知青回城的風潮是從雲南刮起來的,雲南還有10萬「兵團」知青在邊疆的農場苦撐。引發最近壹波回城浪潮的導火線是壹個女知青孕婦由於醫療條件差和不合格醫生的失職導致孕婦與胎兒雙雙死亡,從而引發廣大知青的抗議浪潮。抗議很快轉變為返城的要求。當局採用了各種手段軟硬兼施,企圖阻止事態的擴大。但知青們通過各種鬥爭手段包括在鐵路卧軌的行動,達到了上京申訴的目的。不過,知青的頭領到達北京后,在當局的高壓與懷柔兩手策略的打壓之下,很快向當局投降,他們本人則被收買。頭頭的叛變導致雲南知青第壹波回城運動的失敗。
但是,廣大知青並沒有因此放棄鬥爭的打算,他們譴責了叛變的頭頭,重鎮旗鼓,有人主動站出來挑大樑擔當新的頭領,這樣,雲南知青又欣起了第二波回城浪潮。這壹回知青們的矛頭直指「四十條」妄圖抹殺知青「身份」,剝奪知青回城的權利的陰謀。不幸的是,這壹次又重蹈復轍,重新上演上次的悲劇:知青頭領再次被當局收買(允其回上海),臨陣逃脫。
在眼看失敗的緊急關頭,有三名勇士挺身而出,自願擔當領導重任,發誓帶領大家鬥爭到底,使運動起死回生。
這壹次鬥爭歷經驚濤駭浪,驚心動魄,但取得了最終勝利。勝利的根本原因是此時中央的領導大權已經開始從華國鋒向鄧小平轉移。此時,已是1979年1月中、下旬,中共中央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以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受到批判,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前的當權派逐步重新掌權。鄧小平以其敏銳的政治嗅覺分辨知青回城是大勢所趨,民心所向,而且他知道干這件事對當權者有益無損,像平反冤假錯案壹樣能夠贏得民心,幫助他從「華派」手中進壹步奪取權力。
還在中央知青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就放出了壹個試探氣球,他說:「知青下鄉上山花了300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後來又加上壹個「國家也不滿意」 成為「四個不滿意」。)此說作為「小道消息」 散布開來,在廣大幹部和老百姓特別是廣大知青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力,成為與「四十條」相抗衡的依據。
不過,此時中央的「凡是派」依然有相當實力,他們打著忠於毛、忠於毛的革命路線的幌子,能迷惑不少人。在知青問題上,他們堅守剛剛召開的專門會議上作出的「四十條」決議,不肯退讓,反對「朝令夕改」。 兩派在知青問題上的最後較量在暗中進行……
但正是中央上層在知青問題上的分歧,正是鄧小平的含蓄表態,使得雲南當局在對待知青回城運動上有所收斂,不敢像過去對待壹切反政府活動那樣動輒斬盡殺絕。所以,雲南知青幾次大規模的「鬧事」,雖然當局曾壹再揚言要「算賬」,也曾出動軍警干涉、阻止,但卻沒有釀成大規模流血事件。這是與過去(以及以後)共產黨對待群體性反政府事件態度是大相徑庭的做法,也是雲南知青返城運動取得勝利的客觀條件。否則,即使知青人數再多,態度再堅決,也敵不住當局現代化武裝的「血洗」,就像10年後天安門「六四」事件那樣。
在雲南10萬知青回城怒吼的壯舉中,值得壹提的是對這壹事件的解決起到重要推動作用的壹位不大不小的人物,他就是作為中央派往雲南調查、處理知青問題的工作組組長魯田。魯田當時是農業部副部長兼農墾總局局長,他受命去雲南調查知青「鬧事」,實際上肩負的使命是捕滅這場返城運動之火,將知青們勸回農場去「抓革命、促生產」,實現將知青永遠禁錮在農村和邊疆農場的任務。但是,魯田這位「三八式」老革命本身也受到過文革之害,他的兩個孩子也當過插隊的知青。所以,在他心底存在著與知青們壹絲相通的感情,這促使了他後來不惜冒著再次被罷黜的政治風險,轉變了自己的角色,為知青們臨危請命。
魯田是在雲南邊陲的猛崗農場掀起的罷工、絕食浪潮后趕赴那裡「滅火」的,但是在那裡他看到的壹幅幅慘景使他震驚,觸動了他思想深處的變化。
在西雙版納,知青們請他吃壹種「鮮魚湯」。湯裏面其實沒有魚,只是壹種河裡長滿綠苔的河卵石熬的湯,苦澀、腥臭,難以下咽。知青們告訴他,他們壹年中至少有壹半時間都用這種湯做菜。
他看到了潮濕、低矮、疏不遮風、屋頂漏雨的知青茅房宿舍,屋裡長起了野蘑菇。
在猛臘農場,壹群男知青脫下上衣,露出了遍布全身的累累傷痕,那是兵團「教育」留下的永久紀念。壹組數據告訴他,知青中貧血率百分之百,患腸炎、胃炎、風濕性關節炎百分之百,女知青患婦科病百分之百,非正常死亡逐年上升,非正常死亡中自殺居首位。
他到達了猛崗農場。知青們已經接管了農場領導權,召開了數萬人的大會來歡迎他這個中央特使。開始,他仍然按照「中央精神」去勸慰知青們服從命令,安心在農場務農。知青們聽不下去了,壹位知青領袖跑上主席台慷慨陳詞,曆數知青們的種種不幸和苦難,說到動情處,泣不成聲。最後突然從懷中掏出利刀切開了自己的手腕……鮮血染紅了主席台,全場大亂。又壹位女知青跑上台抱住魯田的腿大哭,然後長跪不起,呼喊:「伯伯,救救我們吧」。女知青之舉像無言的號令,頓時,幾萬人齊刷刷地跪下地,幾萬條喉嚨放聲痛哭,哭聲驚天動地,在群山中迴響,在天地間悲鳴。
魯田的「理智」防線終於崩潰了。這時,他再也顧不了自己的身份、使命,站起來扶起下跪的女知青,淚流滿面向著話筒說:「知青同志們,孩子們,妳們起來吧,我決定,現在就通過電話向黨中央請示,反映妳們的回城願望與要求。」
接下去魯田與「黨中央」說了些什麼人們不曉,但知道他與北京的長話通了十多個小時,次日凌晨五時,魯田回到仍然未散的會場,聲音沙啞卻堅定地向大家宣告:「中央領導同志已明確表態——知青同志們,妳們的合理要求是應該得到滿足的。」他的話未落音,全場爆發出山呼海嘯般歡呼聲……
魯田為知青請命的直接結果是由國務院批准全國知青辦下發了壹個處理知青問題「六條」規定。「六條」的第壹條雖然仍然高唱「辦好農場,儘可能把知青穩定在農場中」這樣的調子,但這壹條實際上是為了維護當局和毛的「面子」的虛設、廢話,沒有人把它當回事了。其餘五條都是知青返城的具體方式、方法及有關規定。
「六條」為知青回城打開了壹扇門,這扇門壹打開,猶如開了閘的堤壩,激流洶湧而出,再也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擋了。
從1979年2月開始,雲南知青率先掀起了回城大潮,很快,這股浪潮席巻全國。有些地方的領導和管理知青的幹部仍企圖阻止這壹潮流,憤怒的知青再也受不了他們的欺壓了,返城的籲請變成暴力反抗,出現了毆打幹部、毀壞公物、搶劫商店、破壞交通等行為。這是10年怨恨的爆發,是飽受壓迫、欺凌的壹代人的怒吼!
到1979年底,各地能走、願走的知青已基本走光了。「10萬兵團戰士」的雲南,只剩下2000人留守空房。這留下的人都是已經結婚生子,「根」子無法移動的老知青,當時的情況是絕大多數知青們選擇了同居而不結婚的方式,以解決孤男寡女長處壹地的生理問題。這是當時狀況下無可奈何的理性選擇,知青們知道,壹旦名正言順地登記結婚,就等於自己對自己宣判「無期徒刑」,留在農場壹輩子了。只有完全無望的極少數知青選擇在當地紮根,結婚生子。
但是如今,回城大潮壹到,原來壹些知青的臨時性茍合或正式婚姻卻演變成了難以言表的人間悲劇,同居多年的真、假夫妻,如今要勞燕分飛,己經難割難捨;雖然主動釆取避孕措施,壹些人還是留下了孽緣:孩子。這些孩子是「黑人」,沒有戶口,身份「不明」,誰願意、誰敢將他們帶回城市,帶回父母身邊去呢?無奈之下,多數人選擇壹種殘忍的辦法:送給當地農民。例如,雲南的黎明農場某連,知青117人,已婚8人,未婚同居104人,有私生子9人。大返城時,離婚6人,送出孩子9人。那壹對未離婚的男女,回城後幾年也離了。又如猛捧農場,全場有知青9000多人,登記結婚415人,事實婚姻7000多人,非婚生子女200多人,大返城時,離婚300多人,孩子絕大多數送給了當地農民。
著名的「知青作家」葉辛寫了壹部叫做《孽債》的小說,就是說的這壹段悲情故事。小說后被改編為電影,賺了不少人的眼淚。很多女知青,回憶起當年與骨肉分離的那壹幕,仍然痛心疾首,淚流不止。此情此景,只怕是永遠不能愈合的傷口了。
後來有壹首題為《知青自述》的七律詩,不知作者之名,在壹定程度上道出了那-代青年的心路歷程,道出了知青的心聲:
在劫難逃壹代同, 無端投筆去從農。
汗落兩畝三分地, 志在全球壹片紅
紮根曾誇千歲柏, 回城爭擁壹窩蜂。
十年參悟知多少, 何止佛家四大空。
這是那個時代受難者覺悟后的自我懺悔、自我救贖的心聲,是由千萬知青十年血淚凝結成的知青上山下鄉「總結」。當然,也有壹些回城的「老知青」,後來有了工作,生活得不錯,為了取悅當局,卻在壹直在在高唱什麼「青春無悔」,說這段經歷給自己增添了寶貴的人生體驗,大大有利於其成長云云。彷彿不是毛死後他們僥倖被赦免得以苦海逃生 ,而是壹次去農村愉快的鍍金之旅。這除了表露其「好了傷疤忘了痛」之外,說得不好聽,就是向權力諂媚,忍賊作父了。不知除此之外還能說明什麼!
1980年,知青返城劃上了句號。至此,文革的知青下鄉上山運動,加上此前的下鄉上山運動,長達27年的這壹人類歷史上空前、罕見的人造災難終於落下帷幕。這裏沒有給知青運動以全面總結之意,那是專門學術研究課題。但是,面對如此壹場大浩劫,有思想者都應該說點什麼。
毫無疑義,知識青年下鄉上山運動充分暴露了毛主義的反文明、反歷史流潮的野蠻、落後、殘忍本質。
誰都知道,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就是城市產生、發展的過程,即城市化的過程,或者說人類社會由農業經濟向工業社會、信息社會遞進的過程。可是,毛澤東當政之後,卻壹直推行著壹條與此反向的治國路線和政策,全力把城裡人往鄉下趕。知青下鄉上山即這壹政策的其重要組成部分。毛之所以這樣做,表面上看是為了解決日益沈重的就業壓力,以及由此造成的財政負擔。但實際上,它反映了毛主義倒行逆施的反動歷史觀、發展觀,及其反文明、反厲史潮流的治國方略。在毛當政的27年裡,他多次將城市人口驅趕下鄉,對留在城市的人口,也要求他們不定期地到農村去「勞動鍛煉」,去「支援農業」。到了文革,更發出了所謂「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業都辦成壹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小社會,與人類社會分工越來越細密、城市人口佔比越來越高的客觀規律背道而馳。
毛實施這種反動的政策,首先是其不顧人民死活推行畸形工業化和相應的經濟政策的必然結果。毛為了壹己之欲,爭霸世界,壹意孤行突出發展軍亊工業和重工業,投入大,吸納勞動力少,不肯發展與民生密切相關、吸納勞動力多的輕工業和服務行業, 人為造成就業困難,製造勞動力「多餘」的假象,為其推行壓縮城鎮人口、向農村轉嫁負擔的政策提供依據。
其次,也是其強行推行所謂 「社會主義改造」的結果。毛式社會主義改造,實行單壹公有制,將直接為民生服務的個體小商小販和手工業、服務業趕盡殺絕。讓人民長久處於吃不飽穿不暖的「短缺」經濟之中。同時還製造出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對農民實行奴隸式盤剝,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就是毛這壹毒辣治國方略的產物。
其三,是前面提到過的,是對知識分子及其接班「幼苖」實行從根本上扼殺的毒計。
毛的這壹反動政策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可謂殺人不見血,它扼殺了壹代、甚至幾代中國青年,葬送了無數年青的生命,還給中華民族的發展造成了知識上的斷層,延緩了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
但願人類永遠不再出現這種倒轉歷史的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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