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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啥都應義利明

   ----讀朱立熙《南韓KBS的儒商特輯》有感

   朱立熙《南韓KBS的儒商特輯》是一篇有理有據的好文章。作者介紹了他翻譯的KBS「儒家文明大長征」的特輯節目中關於「先義後利」的儒商精神。同樣都屬於「儒家文化圈」的中、台、韓、日四國，都把儒家思想反映在日常生活與商業文化里。韓國人相信，在二十一世紀這個亞洲人的世紀里，儒家文化發展出來的儒商精神，將要取代基督教文明的所引領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

   作者把「韓國這幾年的發展突飛猛進、台灣卻一路退步」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先義後利」這個儒商基本的信念的暫時性欠缺。此言於我心有戚戚焉。中國近現以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學術各方面一路退步的根本原因，何嘗不是儒家文化的持久衰微特別是義利觀的持久顛倒錯誤所致？

   不僅在儒商倫理中，在儒家個人倫理、社會倫理、政治倫理也一樣，義與利並不是衝突的。不僅不衝突，而且義亦是利，相輔相成。原儒義利觀（道德與利益的關係）是：先義後利，見利思義，以義制利，求利有道，利合乎義，義利並重，義利並得。

   儒家大經《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義之和就是利。可見原儒在講到義利問題時，義字本身就包含了正當適宜的利益因素在裏面，合情合理的利就是義，公利公益更是大義。原儒強調君子愛利，取之有道，要用道德統率利益，也就是說在追求利益的時候要接受道德的制約，而道德的行為必然給人帶來長遠的利益。

   從心靈的角度看，言論有理、行為合理、待人以誠、為友有信、愛財有道，在「低層」講能心安理得，就高處言則有希望證道立命，「透徹義利界，建立天地心」，豈非大利乎？從事業角度看，仁者人見人親，義者人見人敬，禮者人見人尊，智者人見人助，信者人見人信，幹什麼事業都順利些，豈非大利乎？古人云：利不若義，義不若意。意之使人，能動天地。在這裏，義、意一致。若不知義，哪能誠意？

   相反，取了不義之利，心不安，捫之有愧，一不利也；人不服或法不容，或後患無窮，二不利也。宋陳普《孟子-義利》詩寫得好：利出私情害萬端，義循天理樂而安。是非得失分霄壤，相去其初一發間。義利關頭，來不得絲毫苟且啊，義利之差雖一毫，其謬遂至於千里啊，為了眼前一時的不義之利，古今中外多少英雄身敗名裂甚至惹來殺身之禍。為義而死，縱不千古留芳，也是心安理得，但為利而亡，值得嗎？

   從社會角度看，一個道德普遍高尚、人人都很君子的社會，當然是各方面都好，都「合算」，豈僅交易成本低而已？在政治上，到了現代，更是義利一體矣。我在《道義，最大的利益！---小論儒家義利觀》中早已深刻指出：

   道義不是利益，卻是一切利益中最大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基礎和根本。仁者無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些古訓，最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個道理，世界各國的發展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個道理。君不見多數民主國家民富國強；而專制特權國家，民眾主活國家實力也都差？各國的富貧強弱，原因無比複雜，因「國」而異，但道義形象的優劣，也是其中要因之一。

   《資治通鑒》也有這樣一段關於義利之辨的精彩議論：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孟子的老師子思說，沒有仁義，何來利益？政治最講利益，仁義就是利益，利益是仁義的結果。司馬遷認為，孟子與子思的話，言辭有異而道理相同。子思對孟子強調利益，孟子對梁王強調道義，是為了因人設教。老梟認為，不論對個人還是對集體、對民眾還是對國家而言，儒家的義利觀都是最合情又合理、中正而適宜的。

   朱文指出，東方社會傳統文化輕商、輕利、反物質。東方社會確有此傾向，主要是佛道思想的深度浸潤所致，其次是后儒對原儒「大道」的偏離所致。原儒不輕利，如上所述；也不輕商，子貢就是大商家；更不反物質。《大易》講「曲成萬物」，《大學》講「格物致知」，可惜後世解偏了，把「格致」等視為純心靈的活動了。

   2007-6-23東海一梟

   首發《民主論壇》2007-6-23 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