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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雜論（四）

   東海大紅自有時或謂東海想當網紅。一哂。區區網紅何足道，我何至於那麼淺短狹隘。但我確實自信必將大紅于天下。一紅之後就很難暗淡下來了，一紅就是千秋萬代。

   這個自信根源於四自信，即仁本主義的文化自信、理論自信、道德自信和道路自信。東海潮起自有時，直掛旭日滿天紅。東海大紅之日，即儒家大興、國家大幸之時也。

   至於將來要「將」多久，不好逆料，主要取決於儒家復興的速度和高度。也許幾年十幾年，也許在我死後。順其自然，無所謂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此疾我可以免矣。

   我的擔心據報道，美國民眾對華負面情緒達歷史最高點。這是非常值得國人和華人警惕的。這裏的對華，實質是對馬。但也有很多美國人和西方人不明華馬之別，將兩者混為一談。

   不僅美國，新冠病毒蔓延以來，全球大多數國家的民眾，對華負面情緒都已急遽上升。

   民主自由社會、正常社會的民意，可以迅速凝聚為國家意志，上升為國家力量。各國民眾的敵意，很容易轉化為各個國家的敵對行動。東海最擔心的一件事，是中國人民和一些華人將又一次被迫為馬幫的惡言惡行埋單。馬幫作惡，儒家吃藥；馬幫有罪，國家埋單；馬幫之恥，吾民蒙羞。這是現中國三大悲哀。

   馬邦弱勢三特色馬邦弱勢群體有三大特色：一是熱衷於助惡，充當五毛和自干五，為極權主義幫忙；二是熱衷於仇善，與特權階級同心同德同仇敵愾。

   說真話做好事的人，真正愛國愛民維護人民利益的人，努力為弱勢群體發聲的人，最容易受到弱勢群體的排斥、誣衊、咒罵、攻擊乃至危害。反孔反儒反自由，也是一種文化性的仇善。

   第三，熱衷於欺弱，弱者受侮，揮刀向更弱者。弱勢群體之間，相互嫉恨相互危害，落井下石，自相殘殺。

   以上三個特色，在所有極權社會的民眾身上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在馬民身上表現得特別普遍、持久和深刻。

   所以，馬民遭受的奴役特別沉重，蒙受的冤屈特別深重，無數人常常求告無門，甚至一死了之。蓋他們相互之間既無法守望相助，共同抗爭，願意救助他們的人和力量又被他們直接或幫著摧毀了。

   擊一個雙重三昧的蒙或說：「本土儒教的人之初，性本善與西方基督的人之初，性本惡這兩種本質完全相反的文化基礎，歷經幾千年後造就出了完全相反的兩種結果！兩種結果之優劣高下立判！」

   這是昧於中西文化、文明和歷史的雙重三昧分子的混扯。略駁三點：

   其一、儒家性善論對人性之惡有著深刻的認識，所導出來的王道禮制，強調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制之以法，其正義性文明性，既非西方古代政教合一的神本主義政治可以望塵，也非西方現代自由主義法治所能比擬。

   其二、歷史上，中國儒家文明的高優輝煌和西方耶教政治的低劣黑暗，對比鮮明。其三、論人性論，儒家是性善論，自由主義不明本性，然其主流強調人性之善，可稱為準性善論或西式性善論。

   耶教原罪論，可稱為西式性惡論。馬家之「社會關係總和論」和對「階級性」的強調，可稱為準性惡論或馬家性惡論。

   權貴未必不餓死有人擔心飢荒重現。答曰：窮人未必餓死，權貴未必不餓死。對方不服：那三年餓死的都是窮人，沒聽說有錢有勢的人家有餓死的。

   答曰：那三年前後，大大小小權貴被迫害至死者，多乎哉太多了，比起餓死者只多不少。善惡到頭終有報啊。人事無常，命運五常，權貴餓死，也非罕見。一代霸主齊桓公、一代雄主趙武靈王、富可敵國的鄧通和兩個著名的奸相蔡京嚴嵩，都堪稱權貴之大者，都是活活餓死的。

   關於標準很多紛爭都是因為標準不同產生的。

   人世間有三種東西，最容易引起爭論、爭鬥、鬥爭乃至戰爭。它們是權力、利益和思想。三者相輔相成，權力、利益之爭也往往表現為或化妝成思想之爭。

   思想的核心是三觀。不同的思想體系必有不同的三觀，不同的三觀必有不同的標準，包括道德標準、價值標準和政治標準。標準不同，對於是非、正邪、善惡、華夷、人禽、聖賢盜賊、文明野蠻等等的判斷就不同。

   邪派思想反常，故標準顛倒；雜家思想混雜，故標準混亂；人本思想有相當的正確性和正義性，故標準正常；仁本思想最為中正精純，故標準最為正確正義。故儒家社會最為文明和諧，自由社會次之。邪雜思想主導的社會，惡性爭論特別茂盛，很容易發展為鬥爭和戰爭，包括內戰和外戰。

   家醜、國丑和極權之丑家醜不外揚，可成立；國丑不外揚，不成立。家事國事天下事，雖然不無可比性，終究性質大不同。而極權主義之丑，不是一般的國丑，而是罪惡，人人得而揭露之，人人得而批判之。

   揭露和批判極權主義的思想、道德、政治、制度特權階級之罪惡，匹夫有責。為之遮掩粉飾是助惡和三幫，是對國家、對人民和對人類的犯罪！

   說家醜不可外揚者，真把自己當成趙家人了。它們不知道，這隻會給自己製造災難和帶來惡報！

   關於自由不同的文化體系，所倡導的自由，性質、內涵和含義大不同。論品質，仁本主義的自由最優，有禮法雙重邊界和保障；人本主義的自由次之，以法律為邊界和保障；民粹主義的自由最劣，無法無天。

   至於神本主義和物本主義的自由，都是偽自由。神本物本兩種文化體系和政治模式，都具有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權、反自由性。

   荊州又現女中豪據報道，湖北大學教師梁艷萍發布不當言論，校方成立調查組深入調查。梁艷萍先生，現為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略覽其微博言論，正理堂堂，大當特當，言人所不敢言。其《直面對沖，迎頭相撞是方方》一文結尾說：

   「我們別無選擇，只有直面對沖，迎頭相撞。我們不能留給後代美麗的符號，至少我們可以留給他們可能美好的希望！」

   不，梁艷萍和方方們，就是這個時代美麗的符號和希望。希望這樣的豪傑之士越來越多，希望越來越多的人與政治反動派和思想反常派直面對沖迎頭相撞，撞響新啟蒙和大變革的大呂洪鐘，以喚醒沉眠已久的中華民族之魂，並重建新一輪的中華文明之美。讓我們共同努力！

   儒生四誡元士《誡子弟書》提出不做偽儒、犬儒、腐儒、小人儒四個要求，頗有時代針對性。極權主義之下，即使儒家學者，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輕則腐儒小人儒，重則偽儒犬儒矣。必須誡此四病，才能成為真儒、正儒、通儒和大人儒。特與諸君共勉。

   豺狼當道，儒者何為豺狼當道的時候，儒者可以有三種態度和選擇。問罪豺狼，毫無疑問是最正確、正義的選擇，其次是退而求其次，問罪狐狸；其次是無道則隱，明哲保身。最不堪最不儒家的表現是，逢迎豺狼，為虎作倀，並向問罪豺狼者問罪。這種三幫分子，不僅非儒，而且非人。

   馬路三條馬路不行，無數血淋淋的事實證明，馬家左中右三條路線都是邪路和絕路，都行不通。前三十年左，維持不下去；后三十年右，維持不下去。

   繼之以馬中，試圖調和左右矛盾，並雜取諸家文化以自飾。所謂馬魂中體西用，雜成一團亂麻。不到十年，難以為繼矣，非更旗改路不可。

   若不能主動更新，難免被動改革。人若不能改之，天道和天下亦有以革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非特權階級的人力所能阻攔也。

   若能主動更新，無論選中路還是西路，都可以為國為民立下大功。但這個歷史性的時機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而今基本已逝。被迫轉型，社會代價和特權階級的代價都將特別沉重。嗚呼哀哉，為吾民吾國哀，亦為馬幫和當局哀！

   關於方方的兩條底線是正常人也會毫不猶豫地站在方方一邊，遑論正人君子。

   對於方方日記，當然可以不讚揚支持，可以質疑批評，但有底線，不能上綱上線誣衊攻擊，不能支持言論治罪和政治迫害。突破了這兩條底線，就反常化非人化了，就成了極權主義的幫凶助惡，就是邪惡之徒。

   走在通往監獄的道路上熱衷於言論控制和信息封鎖，是古今中西極權主義不謀而合的共性、惡習和持之以恆的內在衝動。蓋極權都怕光，理論錯漏百出，實踐罪惡累累，需要謊言巧言的粉飾，需要暴力欺詐的維護，故特別害怕真理正義的批判和事實真相的曝光。

   對真理真相的恐懼敵視防範，伴隨著極權主義的始終。極權不滅，惡習難改。狼改不了吃肉，狗改不了吃屎，此之謂也。

   在後極權時期，在修正主義路線上，言論控制和信息封鎖會有所寬鬆。但以言治罪的惡法依舊，極權主義的本性未改，最寬容也有限，最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沒有法律保障，很容易反彈。你以為安全了，那高懸著的法律之劍可能忽然間就掉了下來。

   東海雖然真言直發猖狂了大半輩子，至今不敢絲毫大意，不敢放棄必要的準備。因為我深知監獄的大門隨時可以為我大開。借用馬雲的一句名言：我一直走在通往監獄的道路上。何為義理之勇？特此現身說法。小詩《言懷》曰：

   如果血色的石頭能夠終結百年長夜我樂意向所有頑石一點不剩地噴洒滿腔熱血

   文明度一個國家的文明度，取決於主體文化的正確度、政治制度的正義度、領導集團的道德度，還取決於對弱勢群體的關懷程度。四個度相輔相成，其中主體文化即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最關鍵，對一個國家的文明度具有最高決定性。文化不行，一切不行。

   曙光在前中國人民已經為反孔反儒和崇馬崇毛付出了空前慘重的代價，百年浩劫的代價。雖然國難未已，人禍未已，終究有限，不可能再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何況儒家回來了。最近流行一句話：「沒有一個冬天不能逾越，沒有一個春天不會來臨，冬季的黑夜儘管漫長，但依然遮擋不住黎明的曙光。」

   特以此與同道們和同胞們共勉！曙光在前，極權黑暗勢力猖獗太久了，滅亡之期不遠了。

   信鬼神好於信螞鬣某些官員被批「不信螞鬣信鬼神」。其實不信螞鬣比信螞鬣好，信鬼神比信螞鬣好。信螞鬣的拜物教徒是無所畏懼的，信鬼神則多多少少有所敬畏。儒家雖不信仰鬼神，但相信鬼神的存在。

   美蘇之爭美蘇之爭，是文明和野蠻、正義和邪惡之爭。假如當時勝出的是蘇聯，那不僅是美國和世界人民的災難，同樣是蘇聯人民的災難。好在邪不勝正，滅亡的必須也必然是野蠻邪惡的蘇聯。蘇聯的滅亡是全人類的幸運，是蘇聯人的新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辟邪除惡，人人有責，天下有責。

   極權和自由不少人以自由社會也有種種問題來為極權辯護，若非裝傻，就是太傻。

   無論古現未，永遠沒有十全十美、沒有問題的社會。即使王道社會，同樣也會問題重重舊去新來，遑論自由社會。

   但極權和自由兩種社會的問題，性質大不同。極權主義慣於製造和擴大問題，把小問題變成大問題，把大問題變得越來越大，直到災難化。極權主義的文化和制度就是問題的根本和災難的源頭。故極權之下，人民苦難、人道災難無窮無盡。

   自由政治民主制度，當然缺陷多多，但有一定的正義性文明性，對於種種政治社會問題，能夠不斷發現和解決，讓社會保持基本健康和生機活力，讓人民享有人權自由和人格尊嚴。

   改善命運的根本大法一個人飽受凌辱、苦難深重、災殃不斷，必有其自身原因，即內因。惡果累累必有其相應的惡因惡業。凡夫畏果菩薩畏因，只有不再種惡因，並多多造善業，改良自己的言論行為，才能從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命運。

   一味自我辯護、讚美。或者一味責怪、批判、卸責歸罪於別人，只能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從失敗走向失敗，直到滅亡。一個人如此，一個家庭家族如此，一個國家和民族，同樣如此。

   從文化入手政治與社會，在道德上具有相應性。政治之惡與社會之惡，相輔相成，相依為命。惡政治包括邪惡的文化、制度和特權階級，都是從惡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惡政治成功建立后，又進一步惡化社會。

   或問：政治和社會，何者更根本？答曰：論因果，社會之惡在先，社會之惡孕育政治之惡；論政治，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萬民有惡，社會太惡，惡在上層建築。

   欲改良政治，須改良道德，包括政治道德和社會道德，官德和民德。欲改良道德，從文化入手最為有效。弘儒辟馬，依據仁本主義五觀批判物本主義思想和政治，是改良社會、改良政治的最佳方法。對於西方人本主義文化和文明，則可引為同盟。

   社會性惡報從因果上講，以惡制惡也是惡報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在極權社會特別盛興。上上下下惡成一團，支持極權主義的弱勢群體和堅持極權主義的特權階級，彷彿天作之合。弱勢群體飽受奴役相互投毒，特權階級熱衷內鬥自相殘殺，無非報應。

   多行不義必自斃，極權主義的堅持者和支持者，無論被誰所斃，本質上都是自斃。極權主義的興起、成功和維持，本身就是惡社會的一種報應，一種社會性惡報。就這個意義上說，極權主義也是「奉天承運」而來的。一個社會壞到一定程度，就不配享受仁政良制，就與極權主義相應。就像信魔拜鬼者最容易招致魔鬼一樣。

   本性超越善惡，習性善惡有別或說：「對於「性若不善，則施教與受教何以可能」「性若善，施教與受教又有何必要」這一困擾儒學二千多年的迷思，主流儒學研究界至今尚未找到清晰的出路。」

   東海曰：這也太小看儒家了。因為本性至善，施教與受教自有可能性；因為習性易惡，施教與受教自有必要性。性善論是就本性至善而言，並非否定人類的惡習。

   底線和高標正常社會的一些道德底線，在馬邦已經成為道德高標乃至高不可攀。例如，不告密，不講假話，不損人利己，不坑蒙拐騙，為官不貪污受賄，不巧言令色足恭，諸如此類，十幾億人中能做到者有幾？

   好一座大山馬邦人為什麼普遍貧困？因為負擔太重！為什麼負擔重？因為存在著一個龐大的特權階級，最多的財富也經不起它們無度的貪腐、浪費和全世界拋撒。

   這個特權階級人數之龐大、胃口之貪婪、道德之敗壞、手段之惡毒、對人民政治壓迫、經濟剝奪之沉重，都是史無前例的。若不移走背脊和頭頂這座大山，中國人民永無共同富裕之望，永無翻身解放之時！

   思想就是法外之地流行一句話：網路不是法外之地。東海學舌曰，思想領域就是法外之地。

   只有非禮的思想，沒有非法的思想。思想問題可以言論解決，也可以紀律解決，唯獨不能法律解決。

   無論什麼思想，無論她怎樣不當不正、反常反動、錯誤荒謬，法律都不能懲罰。即使是可能產生「即時而重大的危險」的思想性言論，政府也只能適當禁止，不能入邢罪。這就是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正義。

   以言治罪的法律，是典型的惡法。當然，這裏的思想指的是高價值言論。對於低價值言論，如謊謠誹謗人身攻擊等等，可在民法中制定相應條例予以懲處。

   四種衝突文明的衝突不難解決，不難依禮依法依照一定的規則文明地解決。文明與野蠻的衝突，野蠻與野蠻的衝突，野蠻內部的衝突，都難以解決，往往愈演愈烈，很容易發展為惡性爭鬥、鬥爭乃至戰爭。戰爭是這三種衝突最慘烈解決方式。

   國家和人民不是國家養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養育了國家。人民愛不愛國不是問題，國家愛不愛民才是問題。人民不愛國，必然是國家不可愛，不愛民。

   國家好不好，可不可愛，愛不愛民，關鍵在政治。國家的問題，主要是上層建築和領導集團的問題。

   君子和淑女別人是否敬愛不重要，自己是否可敬可愛最重要，是否有德最重要。男有德為君子，女有德為淑女。有德，特指有得於中道。

   君子未必人人敬重，但必是可敬的，必有人敬之；淑女未必人人喜愛，但必是可愛的，必有人愛之。遇君子而不知敬，遇淑女而不能愛，是遇者的損失，于君子淑女何損也。

   人世間最值得慶賀的大喜事有二：於國，是君子而得權位；於家，是君子而得淑女。君子為國，替天行道；淑女持家，天作之合，欲不和諧幸福都不可能。

   民本和民主民本和民主，相通不相同。以民為本，意味著人民是政治的最高目的，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在政治上，該以民為主就以民為主，該為民作主就為民作主。

   對於人民，儒家追求君師之位。主權在民，但選舉權不在民眾而在精英。在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理想實現之前，民眾對於君主只有否決權，沒有選舉權。

   為何強調三權分立為什麼強調主權在民？因為君主之權位只能建立在自由的民意之上，民眾支持則當仁不讓，民眾反對則退而不爭。革命不妨暴力行之，君位不許暴力奪之，不許霸王硬上弓。師位也是如此，不可強為人師。

   為什麼強調治權在君教權在儒？君主上位，政府成立，要負起政治和教育的責任，作之君作之師。王道政治，尊重民意但不唯民意。民意正確則從之，有誤則導之。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導之以德，包括以儒為主的文化啟蒙和以身作則的道德教化。齊之以禮，禮指禮制，包括禮樂刑政。為民眾樹立禮的標杆，導之向上，向官員看齊；同時設立法的禁區，禁止和懲罰罪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惡制與惡民或問惡制與人民的關係。東海曰：惡制的建立有賴於一定的民意支持，即一定數量的愚民暴民刁民賤民的支持，惡制建立以後，又進一步惡化社會惡化民眾，讓惡民越來越多，惡得越來越深。當然，人民的命運也越來越惡化，為支持惡制付出相應的代價。

   極權暴政的社會底盤有一篇題為《滾床單為什麼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的文章說：「中國滾床單在95年曆程中，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戰勝無數艱難險阻最終勝利，最根本原因在於，滾床單始終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得到支持的原因判斷錯誤，但始終得到相當數量的民眾的支持沒錯。不僅滾床單，古往今來任何極權主義都有相應的民意基礎。這是極權暴政的社會底盤。暴政暴民，惡制惡民，相輔相成。沒有一定數量的愚民刁民賤民暴民的支持，極權主義是無法建立和維持的。

   因此，愚民弱民、惡化民眾是極權主義始終一貫的努力和追求。它們最怕的就是正知正見的擴散和民德民智的提升。

   愛國必須真而正圍繞方方日記的爭論，有人呼籲：「停止窩裡斗，將視角轉向國家大事，轉向國際形勢，轉向國家面臨的危機，團結一致、群策群力，幫國家挺過這次史無前例的危機！」

   一言二誤。其一，把是非正邪之爭說成窩裡斗，犯了折中主義和鄉愿的錯誤，把極端反常反動的邪徒惡勢力看成自家人了。

   其二，把自己當成趙家人了。顧炎武先生早就指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國家興亡，匹夫無責；趙家興亡，匹夫更無責。大是大非、正邪善惡之爭關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君子責任更重。批判邪知邪見，弘揚真理正義，這是興天下，也是真正的愛國救國。

   兩大錯誤，同歸於一個原因：自作多情，用錯了情，或欲愛國，實為助惡！首發於北京之春

(庚子雜論（四） 全文完)（2020/05/2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