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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者待人的冷與熱

   一曾有人含蓄批評我過於清高狂狷，不利團結、不利儒學宣傳及個人發展。我在《不許德殘智弱近身，謹向豪傑聖賢頂禮》中已有所說明：

   作為文化人，對民眾也好、官員也好、「嚮往民主的人」及民主人士也好，在思想文化上不僅不能迎合他們，而且負有引導的責任----至於他們接不接受引導，另一回事----不能因彼輩一時不理解或者永遠不認同而不盡心盡責。此外我沒有義務非見什麼人不可，既使對「嚮往民主的人」及民運人士也一樣---我不是民運領袖政治人物，親不親近他們，不至於影響到他們對民主的嚮往及追求。

   其實，「個人的發展」不是我關注的重心（全面地表述應為：我關注的重心不在個人外部的發展而在內部，而內部的圓滿必須藉助並通過外部的發展而達至），民運也不是我的全部追求，「團結」民主人士不是我的主要工作和責任（又，並非一掛民主人士的頭銜者，就是民主人士，就值得團結。）另外，老梟縱有「清高狂狷」之嫌，也未必「不利於儒學宣傳」，儒學的弘揚與一般思想宣傳是不同的。

   而且。我的「清高狂狷」並未「過於」----仍控制在儒家義理許可的範疇內。儒家朋友交往以德為目的，對交往行為有許多否定性規定，如「毋友不如己者」，不要濫交「損友」等等，都體現了這一特色。對孔子「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的教導，后儒解釋不一，後人褒貶紛紜，程頤所解最為中肯：「毋友不忠信之人」。陸九淵明確指出：「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為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為友哉？」（《陸九淵集》卷三十二）

   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后，邀請馬一浮來任教，馬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為由，堅辭不就。能說馬一浮「過於清高狂狷不利儒學的宣傳」嗎？（相比老馬，老梟謀一講席不得，不免慚愧，然非老梟之恥，乃時代之恥也）

   五省聯帥孫傳芳拜謁馬一浮，馬不見。馬的家人提議：可以推說不在家。馬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能因此說馬一浮「過於清高狂狷不利團結」或不夠儒家嗎？

   馬一浮拒見孫傳芳，與孔子拒見孺悲異曲同工：「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孔子何以不見孺悲，史籍中並未有明確記載。有說是因為孺悲「不由介紹」的。《儀禮-士相見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有說是孔子為了「發其蒙」的。李充說：「今不見孺悲者何？明非崇道歸聖，發其蒙矣」； 有說是孺悲得罪了孔子的。朱熹《集注》說：孺悲「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有說是孔子予以「聲教」的。張岱《四書遇》中說：「『取瑟而歌』，是以聲教也。既已耳提，何必面命？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天何言哉！」。有說是孔子「疾惡」的。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有說是孔子「不屑之教誨」的。程頤認為孔子的做法正是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見朱嘉《論語集注》卷九）

   統統都是臆測之詞，不足為憑。我想，孔子拒見孺悲，與馬一浮拒見孫傳芳一樣，不一定有什麼深意，不喜歡見這個人罷了。不想太失禮，故「辭以疾」，又不願撒謊，故「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三儒家待人接物，以仁義禮智信為基本原則，但具體態度則因人而異：不同儒者有不同的特點和表現，同一儒者對待不同的人，態度也各不相同。見了珍寶雙手抱，見了垃圾一腳踢。見英雄豎拇指，豈拍馬哉？遇狗熊揮大棒，非無禮也。

   不許德殘智弱近身，謹向豪傑聖賢頂禮，正是儒者本分。如馬一浮，對五省聯帥孫傳芳很「冷酷」，對文化同道熊十力卻極熱情（熊師本人也是很能「冷」的，他說過：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和）。據譚特立《理學大師馬一浮的佛學情》載：

   1929年，正在杭州的熊十力慕馬一浮之名，請當時浙江省圖書館長單不庵介紹欲結識馬一浮。單不庵知道馬一浮不輕易見客，便把這種情況告訴熊十力。熊十力遂將自己改定的《新唯識論》先寄給馬一浮。正當焦慮地等待迴音之際，忽一天，馬一浮居然親自上門來看望他了。馬一浮對熊十力說，之所以這麼長時間未來，是因為在拜讀他的大作。馬一浮是在讀了《新唯識論》才決定與熊十力相交的。此後兩人書信頻頻，相交甚篤（十力師不修邊幅，馬一浮卻莊重典雅，二人性格差異極大，后因在創辦書院問題上的分歧而失和，茲不詳）

   當今中國，別說熊十力那樣的風流人豪了，論個人品德，朝野間包括自由陣營中，連孫傳芳式的人物都希有之至（孫傳芳不僅知道尊重文化人，其拒不降日與虔心皈佛二事，亦足見一定水平的德與智）。老梟待人的態度，比起馬一浮諸位前輩，已是更加平易圓融熱情中庸了。然我再平易一百倍、情熱一千度，又向何人去表現呀？ 2008-6-1東海老人首發《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