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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精神和君子責任

   為人為學有兩大忌：一忌鄉訕，憤世嫉俗，逮誰罵誰，既批盜賊小人也批聖賢君子，喪失了是非正邪的基本判斷和標準。甚至將聖賢與盜賊等同起來，或者將盜賊縱橫的責任推給聖賢，妄言什麼「聖賢不死，盜賊不止。」

   二忌鄉愿，見誰贊誰，見到君子贊君子，見到小人贊小人，見到盜賊贊盜賊，見到極權主義、極端主義分子也讚美不已。

   犯此兩忌，便是自絕於正道，更自絕於儒家。也唯有儒家，對鄉愿、鄉訕最能明辨，最為警惕。因為儒家最重視是非善惡的明辨。司馬遷說：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太史公自序》）

   意謂《春秋》一書，上以彰明三王的政道，下以明辨人事的綱紀，分別嫌疑，明辨是非，判定猶豫，表彰善人，痛斥惡人，尊敬賢人，賤視不肖，保存已亡之國，繼續已絕之世，敝者補之，廢者起之，這些都是實踐王道的重大事項。

   「人事之紀」，紀為綱紀，即人事的紀律，人倫的禮法。《禮記曲禮上》雲：「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太史公自序》後文有「春秋辨是非， 故長於治人」雲，可見「明是非」之重要。

   「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是「上明三王之道」的思想前提和基礎。接著，首先要「善善惡惡」。《公羊傳》曰：「善善及其子孫，惡惡止其身。」東漢楊終建初元年上疏雲：「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其次要「賢賢賤不肖」。《說苑•尊賢》：「子路問于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然後繼之以「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等。

   這是司馬遷對《春秋》內容的概括和精神的總結。《春秋》精神即聖人、聖經精神，每一個聖人之徒都有責任遵循之、維護之、弘揚之。儒者沒有權位推行王道，不能在政治上表彰善良打擊邪惡重用賢良排斥不肖，也有責任在理義上「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並讚美善良批判邪惡表彰賢良鄙棄不肖。這都屬於「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的努力。

   本來，儒家最勇於善善惡惡，也最善於明是非，辨正邪。但現今馬學在上，儒家剛剛一陽來複，本來面目尚不清晰。而一些儒生於儒經儒理一知半解，是非不明黑白混淆，甚至淪為鄉愿鄉訕而不自知，缺乏見識故。

   知識很重要，見識更重要。《中庸》誠之五法：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要知識豐富，博學既可，連審問、慎思都可以忽略。但若沒有審問慎思的努力，知識就無法升為智慧，變成見識。無智無識，知識越豐富，所知障越嚴重。

   如果學習的是錯誤的文化道德知識，問題就更嚴重了。就像絕大多數大陸學者，不僅有知識無見識而已，而是思想反常，故正邪顛倒者有之，信邪頌賊者有之，認賊作父、認父做賊者有之。對這些學者進行正義批判，也是君子的責任。

   見識有賴於博學，更有賴於審問慎思。有見識方能明辨，能明辨方可篤行。明辨是非，明察人事，知人知法，篤行起來才不會離經悖道。此唯聖賢君子能夠，非任何異端外道所能也。2019-5-2首發於崇儒學堂公眾號

（2019/05/03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