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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者無礙，得大自在（新稿）

   一仁為一切忠信禮樂道德制度之本。仁與義禮智信及其它各種道德原素在一起時，仁為本；單說仁時，兼體用而言。仁亦體亦用，落實和呈現於個體生命中，就是大智大勇大善的三合一，一種內在大自由。

   仁作為儒家根本之道，于內為聖，象徵意志道德之自由；于外為王，追求社會政治之文明。朱熹對仁的認識頗為透徹：

   「仁流行到那田地時，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知者，仁之分別。」、「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朱子語類》）。

   儒者應為仁者。正人君子是仁者，賢人是高境界仁者，大人聖人是最高境界的仁者。仁者無論做什麼，怎麼做，都頭頭是道。只要出自本心即真心公心，隨心所欲又何妨？逾矩又何妨？孔子說，隨心所欲不逾矩，這個「矩」指「仁」，不是指一般世間禮法，更不是指苛政惡法。禮法不違仁本，仁者自然不會逾，禮法如有違仁道，仁者未必要遵守。

   仁者無礙。用佛家的話說，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可謂「習心一歇真如現，大道通時萬事通」，「得大自在力，無畏施眾生。」何以見得？

   二仁者可以「跑官」。孔子就有「千古跑官第一人」之稱。與眾不同的是，仁者是為理想、信念、仁愛而跑官，是為了追求理想政治、實現政治理想去當官，不是為權力財富個人享受。

   仁者可以求利。孔子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只要「見利思義」（《憲問》），求之有道，就不違仁。至於「求利當求天下利」，更是仁者題中應有之義。

   仁者可以開罵。該喜則喜，喜則笑，該怒則怒，怒則罵。朱子曰：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又曰：因是人有可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有可怒則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諸明鏡試懸，美物至則美，丑物至則丑。鏡何有美醜哉？（《朱子語類》）

   仁者可以惡人。孔子說，他厭惡那些好說別人壞話的人、居下位而誹謗在上位的人（注意，是毫無事實根據的誹謗而非合理批評或正義反抗。孔子主張在朝為官該對君主勿欺而犯、直言而諫）、好勇鬥狠而不懂禮節的人、果斷而頑固不通事情的人。子貢接下去說，他厭惡那些抄襲偷竊取別人的成果卻自為聰明的人、毫不謙遜卻自認為勇敢的人、揭發別人的隱私卻自認為直率的人。（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

   仁者可以不讓師尊。只要是正真之理，是正義之事，就應勇於追求，尊師更應重道，道之所在，對於老師也不必謙讓。或者說，求道時應尊師，行道時則應爭先。

   仁者可以不聽聖言。王陽明說「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答羅整庵少宰書》）認為，一切是非、包括孔子的是非都應以自心之是非、良知之可否為準！

   三仁者可以狎妓。詳見《原儒認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為理學辨誣之四》。

   仁者可以失信。一般情況下，言而有信是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但如果碰上特殊情況，當信與仁義發生衝突或矛盾時，就要棄信而取仁義，「惟義所在」了。不辨是非、不合仁義的「言必信行必果」不足取。如果明知言行非義仍固守不變，那就是「硜硜然小人哉」了。（詳見梟文《孔孟為何主張「言不必信」？》）

   仁者可以背盟。司馬遷《孔子世家》載：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斗而死。」斗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齣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這裏，孔子不遵守與蒲人的誓約是因為他是在受到脅迫的情況而盟誓的，這樣的盟誓不合道義，無須遵守。

   仁者可以報復。儒家與人為善，但又主張以直報怨。直者直道也。正直公道、合情合理的報復，符合君子風範，不違仁義。公羊家還有「大復讎」說，詳梟文《大復讎論》。仁者矚目于天下國家，求大仁，雖不乏婦人之仁，但不局限和受制於婦人之仁。

   仁者可以殺人。只要合乎道義，開罵是義憤，行刑是義刑，開戰是義戰，殺人是「天殺」（替天行道、代天而殺），連君王都可以殺（孟子叫「誅一夫」）。「為政焉用殺」、「殺一人而取天下不為也」是經，但是，在據亂世叢林里，在以殺才能止殺、殺人才能救世的時候，仁者之殺戒是不惜為民為國為天下而開的。

   自古儒林大將多。心學大宗師王陽明，大理學家曾國藩都是大軍事家。曾國藩有「曾剃頭」之稱，其手下許多湘軍將領及後來的淮軍領袖李鴻章等都是理學家。他們就是「替天行道」、「殺人手段救人心」、「霹靂手段菩薩心腸」的仁者典型。

   曾有人說：仁有殺伐之力，則不仁矣。我告訴他：仁宅義路，仁體義用。「殺伐」屬於義的範疇（當然了，間接也屬仁的範疇，因為仁是籠罩包括所有道德的）。懲惡即是揚善，威嚴也是慈悲。「殺伐之力」不一定「不仁」。只要「殺伐之力」使用正當，發揮合宜，合乎公益正義，就是義勇、義舉、義戰，而正當合宜地使用發揮「殺伐之力」者，就是義士、義師、義旗！

   對於任何外在的法律制度以及社會規範，合乎良知原則就遵守，否則就不必遵守。所以，在特定的時期或特殊情況下，仁者也會違約背盟，也會違法犯法（但絕不會犯罪）！

   制度方面也一樣，君主制合適就尊重君主制，民主時代到來就追求民主制，不僵化不保守也不激進。仁者懷抱太平大同理想，在歷史上尊重君王維護等級，以仁道導引君王，善化等級制；在民主制出現以後就追求民主，以王道引導民主制。

   四孔子非常重視通權達變，主張因地因時因人而制宜。《論語•子罕》："可與共學,未可以適道；可以適道,未可以立；可以立,未可以權"；《子罕》:"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毋就是權；《論語》第四章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做事，沒有一定的模式。「無適也，無莫也」就是權。故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

   但權道極難把握，象上述多數行為，如果小人去干，不論動機如何，結果肯定是不道德的，甚至成罪惡，況小人動機往往不良。唯有仁者，才能通權而不違經。守經（原則），幹什麼都行，甚至表面的壞事也能幹成實質的好事；小人背經，幹什麼都不行，崇高、美好、偉大的事，也往往會造成邪惡的業、結出齷齪的果。小人心術壞了，「窮斯濫矣」，沒有基本原則，沒有道德底線，幹什麼都亂來，往往把大事弄小，把好事弄糟、弄壞、弄砸！

   大人象西施，怎麼捧心皺眉都是嫵媚無限令人憐愛，如梟詩所寫：「隨心所欲不違經，信口開河亦動聽。恰似美人原絕代，蓬頭粗服自娉婷。」例如，太平天國破后，清江寧知府徐宗瀛為理學名臣，擬禁阻秦淮畫舫恢復舊觀。曾國藩為了繁榮地方，以「養活細民」為由恢復了秦懷河的遊樂事業，並帶頭冶遊，以示提倡，後人對此引為美談…

   這就是「大人（仁者）幹什麼都行」的典型（其實冶遊狎妓在古時屬於文人風流，不算什麼「壞事」）。大人當然不會幹黑道行邪道，但就算萬一淪落其中，也必會努力去把黑道干「白」、把邪道扳「正」。

   小人則象東施，怎麼效顰作態都醜陋。例子俯拾皆是，世間多少大事好事正事，被品性不良的小人及小人集團弄得虎頭蛇尾龍頭鼠尾臭名遠揚邪氣衝天一團糟啊。

   古詩云：大自在身天地並，妙光明性聖愚同。儘管人人皆有良知皆可為堯舜，但良知未致為愚，已致為聖。「大自在身天地並」的境界，唯大仁者大聖人才能達到。孟子脊樑，孔聖腦蓋，觸處無礙，得大自在！詩曰：

   不恕西瓜況暴秦，豈容玉質染風塵？儒家是我光明宅，我是儒家保護神！

   翅闊常嫌天地窄，網嚴不礙自由歌。妄心一歇真仁現，外道魔軍奈我何！

   五順及，東海大倡道德，高舉仁義，有些人便以為東海峻厲苛責，很難打交道。其實不然，我對別人的失誤過錯特別能夠理解和寬容，不把任何人看「死」。君子小人不是一成不變的。仁者不隨便從瑣事小節上「論斷」別人，即使確定對方為小人乃至惡人，也要留給自新之路、回頭之岸。人非聖非孰能無過？改了就是好同志，只要外有機緣，內能自省，小人也會成長為君子和大人。

   故仁者自治雖苛，待人頗慈，律己雖嚴，責人從寬，不責「備」小人，不求全于賢者。例如，管仲未成功時謀生無能，瑣事常敗，而且貪財怕死，德行有虧，但不僅鮑叔牙對管仲寬容友好，孔子也略其小節看大德，稱讚「九合諸候一匡天下」的管仲「如其仁，如其仁」。200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