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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老人：暴戾小說

   義氣堪除暴，仁風可致和一到處瀰漫著、蒸騰著、鬱勃著、交織著暴戾之氣。

   農民市民弱勢群體暴戾，商界政界強勢集團更暴戾；學痞文痞御用文奴暴戾，民主自由陣營也暴戾；沒禮貌沒教養、言辭粗俗野蠻的人暴戾，有禮貌有教養、言辭溫柔敦厚的人尤暴戾；沒有宗教信仰、沒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人暴戾，有宗教信仰、受過西方文明洗禮的人特暴戾…

   欺人者與被欺者、騎人者與被騎者，迫害者與反抗者，都是吃狼奶長大的，都成了暴戾之狼，東海也不例外。出身底層、浪跡江湖，少年時也是很沾染了些野莽之風暴戾之氣的。總算受過傳統熏陶，有其氣而沒成「行」，沒有犯下什麼罪惡。在網上亦時有「語言暴力」，後來皈儒，逐步自我修改除暴致和，回首當年，常感自慚。

   比起言辭暴戾，行為上的暴戾是更可怕更可惡的，而用「文明」包裝起來的暴戾野蠻，尤為可惡。比如，客客氣氣地造謠撒謊、文質彬彬地坑蒙拐騙、以上帝的名義排斥異己、以自由的面目爭名奪利等等。為一般暴戾之徒所傷，多少還有伸冤之望，被民主自由上帝博愛等名義所傷，被冠冕堂皇的偽君子真暴徒所害，連叫屈的地方都沒有。

   當然，在特定情況下，本著治病救人意願和舍己利他精神，某些針對暴戾行為包括惡行和罪行的 「言辭粗暴」，不屬於暴戾範疇。相反，那正是仁心義氣和內在文明的特殊表現。如孔孟之罵，如歷代仁人志士為暴政惡徒的抨擊詛咒，罵專制特權為流氓強盜，真言直語，獅吼棒喝，非「暴戾」也，大仁愛也。這是首先要說明的。

   還有，儒家反對暴戾，強調製怒、不遷怒，但不是絕對不怒。何晏注論語說聖人無喜怒哀樂，是錯的，將道家與儒家弄混了。孔孟和歷代大儒都是至性至情、敢言敢怒之人。不同在於，常人喜怒哀樂出於私心，故不正不善，聖人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謂之和」。聖人之怒不違中和之道，正義之怒並非暴戾之氣。

   二利己主義哲學最容易引發暴戾之氣。

   楊朱的利己主義是專門利己毫不利人，但也不會、不許損人。但在事實上這個界域很難守住。所以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楊朱的利己主義只有理論價值而缺乏實踐意義。

   極端唯我，自我中心，專門利己，心目中沒有他人，毫不顧及他人，在社會交往中，必然有意無意地給他人造成損害（另復須知，包括信仰和道德在內的一切「東西」都會被利己主義者利用來作為利己的工具。）。易言之，利己不是惡，但如果成了主義、走向極端而沒有利他精神的制約，利己很容易滑向損人。

   在法律比較健全、制度比較文明的國度，利己主義弊少利多，于經濟、科學之發展和物質之文明不無推動作用，但在轉型期的社會，其危害性就大了。利己主義與物質主義享樂主義專制主義等都只隔了一層薄紙，專制主義屬於政治利己主義，即利己主義在政治上的極端表現，其餘黑惡勢力則是利己主義在社會層面的惡牲發作。政治上的專制暴戾，最容易誘發個人暴戾、社會暴戾乃至家庭暴戾，十年浩劫，殷鑒不遠。

   利己主義者不僅一切行為從自利出發，其對一切人和事的觀察和分析也多從利益層面和惡的一面著眼，總是充滿惡意猜疑，賊眼看人，任何好人好事，都會被他們從中「找」出「惡」來。（這類人可憐、可鄙又可厭，與之打交道會非常累，根本無法正常勾通達成良性默契，唯一的辦法就是離得遠些再遠些，縱發慈悲幫助他們，也要保持距離，且不要讓他們知道為佳。）

   不少人包括一些名家將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混為一談。其實兩者性質大不同。兩者都注重「個人」利益，但個人主義的「個人」指的是社會每一個人，個人主義不乏利他精神，利己主義則只有自己、只顧自己。

   一個群體中，奉行利己主義哲學者多了，將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混為一談者多了，必然充滿暴戾之氣，充滿內部爭鬥和鬥爭。這種群體，不論打著什麼招牌、從事什麼事業，都很難成什麼氣候。

   三暴戾之氣傷己。醫學證明各種負面情緒及意念都是健康的毒藥，這還是表層的自傷，佛教認為惡意惡念即造惡業，那才是深層的自傷自誤。至於暴戾之言、暴戾之行造業更大，傷已復傷人，嚴重者還會犯法犯罪。害人必害己，因果有報應，自他非截然，良知原一體。智者不可不知，仁者不可不慎。

   暴戾之氣顯化為暴戾之行、惡習惡性惡意惡念顯化為惡言惡語惡行罪行，很容易。良法良制可以限制惡行罪行，但對於惡習惡性惡意惡念乃至某些惡言惡語，法律制度就無能為力了，那是文化和道德管轄的範圍。

   暴戾作為一種人文病毒，源於更深刻的人性病毒：貪嗔痴為三毒。瞋直接導致戾氣暴行，貪痴導致利己主義、引發暴戾之氣。三毒相輔相成，一而三，三而一，皆無明所致。所以對於暴戾，只有直指心性的文化和道德才能「治根」。中華文化在這方面最有優勢，儒家的仁義、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清虛，都是直指本心的，都是除暴戾致和諧的妙藥。

   儒家尤為標本兼治、內外兼顧、身心兼修的無上大葯。如孝道、恕道、王道、中庸之道、誠信原則、節慾思想、和諧思想、人道主義思想等等，都非常對症。好借仁風驅暴戾，須憑義氣致和諧，此之謂也。

   四儒家最能對治和消化個人家庭社會及政治生活中的暴戾之氣。然須說明一下，秦漢之後專制主義不斷強化，對儒家的扭曲利用和負面影響不斷加大，歷代儒家群體對儒家經典和孔孟之道不同程度地有所選擇、有所偏離甚至有所違背。有學者指出「秦漢之後，儒者解經多暴戾之氣。」並舉例說明：

   ［《春秋公羊傳》隱八年三月有雲：「鄭伯使宛來歸陃。」陃為鄭湯沐之邑，鄭以之予魯，固非禮也。何休解之曰：「歸陃書者，甚惡鄭伯無尊事天子之心，專以湯沐邑歸魯，背叛當誅也。」《論語》之「八佾」曰：「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朱熹集注引范氏曰：「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又引謝氏曰：「季氏忍此，則雖弒父于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經書或無「當誅」之言，聖人或無「不容誅」之心，而注者以必誅之罪闡發之，此經書註解中俯拾皆是者也。聖人之言，唯多「吾不知其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吾不與語矣」諸語，何嘗有逾禮必殺之言？蓋秦漢之後，士大夫多暴戾之氣，衛扞名教之心拳拳，護維三綱之情切切，故於逾君臣禮者，多以為犯必誅之罪，此與聖人之意遠矣。讀者能不慎乎！」］

   「后儒解經有暴戾之氣」，這是歷史的事實，也是歷史的無奈，卻值得當代儒家及政治家警惕。

   五儒家學說以道制勢，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及具體的人物人群身上，也往往會「為勢所制」、「道屈于勢」，這是發生在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之間的作用和反作用現象。之所以「秦漢之後，士大夫多暴戾之氣，衛扞名教之心拳拳，護維三綱之情切切，故於逾君臣禮者，多以為犯必誅之罪，此與聖人之意遠矣。」根本原因，就是儒家「為勢所制」、被政治權力「反作用」了。

   好在後儒解經雖不無暴戾之氣，非常輕微，儒家源頭清根子正，無論怎麼被「反作用」，被沾染了暴戾之氣，都有限，都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儒家原則上的真理性、文明性和先進性，更正亦不難。換了別的學說，比如法家馬家乃至基家（基督教），早就一發不可收拾矣。法家姑不論，馬家基家殷鑒不遠，中外歷史當代史的事實昭彰著呢。

   對於法、馬、基諸家而言，暴戾之氣不是外來、不是後起、不是被沾染的，而是深藏在它們的經典、教義及原則性思想之中，是一種先天性的存在。略有法馬基諸家常識、讀過它們的經典者，當知東海所言不誣。制度的文明進步可以克製法馬基諸家的暴戾之氣，不讓轉化為惡言惡行和罪行，但無法根除之。

   儒家不妨「原教旨」，甚至孔孟之道「原教旨」比後來的儒家更寬容、開明和廣大，而馬家基家就不能原教旨，要堅持或信仰，就必須搞修正主義，道理就在這裏。但修正主義治標不治本，亦無法根除其暴戾之氣。只要它們的經典、教義及原則性思想沒有得到更正，只有外在條件合適，其暴戾之氣仍然發作出來。東海老人2009-9-6首發《民主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