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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維心亨」，需要有組織

   東海在《中華大憲章（徵求意見稿）》中提出成立儒家組織「中華儒學會」的設想和建議，有人引經據典振振有詞地反對曰：

   「儒家『維心亨』，無需組織。《中庸》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孔子說「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成立儒家組織，有『行險以徼幸』之嫌，是結黨，非君子所為。儒家的傳承，也不是靠組織形式而流傳至今的。」（注：該反對意見或引自趙宗來先生的文章《儒教「維心亨」：儒教無需組織》。）

   東海答：這種說法，讓我想起「儒家唯道德，無需制度法律」的觀點。兩者可謂異曲同工，都是未能圓滿把握乾元本體和良知本性的奧妙、未能全面理解「體用不二」的原則所致。

   有體必然有用，全體必然大用，立己必然立人，成己必然成物，通天必然通人，內聖必然外王。良法良制及各種良好組織機構，都是良知在政治、社會層面的作用和體現，同時，良法良制及各種良好組織，可以讓儒家的力量、良知的力量得到更集中更完善的傳達，故有助於良知的圓滿光明。

   《習坎》卦辭說「習坎，維心亨，行有尚。」。「亨」是通達、通暢之意。維心亨者，注重良知的剛中通達也（剛中：陽剛中正）。良知通達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表現和形式，在不同領域則需要藉助不同的手段。良好的制度法律和組織，是讓良知通達于政治、社會領域至關重要的渠道，這也是盡心盡性、成人成物、「修己以安百姓」至關重要的方式。

   《習坎》《象傳》說「水洊（洊音薦）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以成己立己，教事以成人成物利益世人。德行不常則大道難入，難以成就自己，教事不習則世人不悟，難以教育他人教化社會。而一定的組織，可以更好地開展文化教育道德教化，求之不得，何樂不為？

   至於成立儒家組織的時機、條件是否成熟，當局允不允許，什麼時候成立才恰到好處才不會有風險，是另一個問題----那不是需不需要的問題。例如東海設想的「中華儒學會」，恐怕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就沒有成立的條件，不僅沒有相應的人才，政治環境也不允許。

   必須指出的是，即使某些儒者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有所嘗試和努力，也不能斥之為小人。為了公益事業為了儒家的振興民眾的福祉「行險以徼幸」，縱嫌不智，也值得敬佩。正義、進步的事業總是難免風險的。儒家從來不怕「行險」，只是要求「行險而不失其信」，行險而不失其正。儒家明哲保身，是為了更好地傳道行道衛道或守死善道。儒家更有以身殉道、成仁取義的聖賢教導和道德要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這句話應該結合上下文看。《中庸》曰：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鍬，行乎夷鍬。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很顯然，小人行險以徼幸，是為了一己私利，是因為不甘於貧賤，與儒者甘願為國為民為道而奉獻而犧牲的精神完全是兩回事。

   另外，不僅私塾、書院、學會、網站之類，各種形式的儒家組織，包括東海建議成立的中華儒學會乃至未來儒家的政黨，與孔子所說君子不黨的「黨」，都有本質性的區別。古代地方組織，五百家為一黨。后指為了共同利益而結成的集團，在古代一般多用於貶義，所謂「尚黑為黨」。而儒家的任何組織團體，都應該是「因志同道合而形成的君子群體」。

   儒家強調無偏無黨、君子不黨、群而不黨等，是強調儒家不許結黨營私，不能結為「由私人利害關係結成的團體」，不能成為利益集團，但從來沒有哪個聖賢大儒說過儒者不許「團」結、不許結「社」、不許成「群」（指各種文藝、學術、興趣、道義乃至政治組織等）。現代文明政黨，其實也就是政治性的社團群體。

   連最不重視形式的、作為出世法的佛道兩家包括禪宗，自古以來都有各自的組織形式，有的組織還相當龐大或嚴密，何況強調入世強調干政強調「以道制勢」的儒家？何必自我局限呢。

   當然，具體到儒者個人，完全可以不去成立或參与任何儒家組織----這是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象東海就一向獨來獨往慣了，不喜歡任何組織性拘束。但作為儒者，不能通過曲解經典得出「儒家無須組織」的誤導性論斷，故有必要予以嚴肅的批評糾正。2010,1,2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1/01/02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