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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家主義說起---關於中國的現狀和出路

   一儒家在政治上是民本主義，以民為本，反對法家的以君為本和馬家的以黨為本，也反對國家主義以國家為本為最高、唯一的價值歸依。也就是說，儒家愛國，但不認同國家主義，反對國家至上、國家崇拜。

   （同樣，儒家愛民族、社會、集體，但不認同民族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等。只有儒家仁義、良知、中庸、誠信諸原則才有「主義」的資格，此外任何主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即使是好的良性的主義，也是不中正、有偏頗的。）

   荀況認為，國家權力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適應民眾需要，為解決民眾之間爭奪物質生活資料而產生的。國家應該以國民的利益為利益。從憲政主義的國家理性來看，國家只能是這樣一種有效的政治實體：

   它是有限的，受到公民權力強有力制約的國家的權力體系，這些權力體系的合理性是由法律或憲法所規定，其正當性由個人權利的價值、道德權利的價值以及宗教使命的價值支撐。易言之，國家扮演的是一個有效的管理者的角色，以保障個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權利而獲得合法性。

   不過，國家本位雖不符合儒家標準，但比起「君本位」和「黨本位」來，終究要進步文明多多，多少與人民利益有所符合----至少不完全違背。五四時期，以曾琦、李璜、左舜生、陳啟天、余家菊等為代表人物國家主義派的一系列思想觀點和行動綱領，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

   國家主義派曾遭到李大釗們的嚴厲批判，說他們反蘇反共「反赤」反人民反革命。這倒並非栽贓。國家主義確是反對階級鬥爭和馬克思主義，曾「惡毒攻擊」列寧領導的蘇聯是強權者，「攻擊」共產黨賣國。

   國家主義派主張：「南京同人須標揭新國家主義作為教育上努力之目標，以期覺醒現在一般教育者之迷夢，而造成中華民國之教育，不要徒事販賣洋貨。」(《少年中國》第4卷第8期，1923年12月)儘管「標揭新國家主義作為教育上努力之目標」有誤，終究比「徒事販賣」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之洋貨好得多。

   東海儘管對國家主義「以國家為前提」的方針不認同，但十分讚賞國家主義的某些觀點，讚賞他們「內懲國賊，外爭國權」的綱領。不過，當今中國，主權問題不大，內爭人權才是當務之急。

   二「解放」以來，人權問題比滿清當國及日寇入侵時代更為嚴重。無論是前三十年的政治挂帥還是后三十年的經濟挂帥，人民的自由權利和尊嚴都缺乏基本保障，比亡國奴還不如。想起來真令人痛徹心肺：回歸前的香港澳門這些殖民地的民眾所享有的各種基本權利保障，居然是號稱站起來當家作主的大陸人民望塵莫及的。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和反華勢力不在國際而在國內。民之大患、族之大患在心腹啊。

   儘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大多數弱勢群體並未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果，底層民眾的生活、醫療依然缺乏基本保障，他們的謀生渠道和生存空間日見逼窄，無數人被各種苛政逼得走上歪門邪道，甚至被逼成「與汝偕亡」的「恐怖分子」。

   國民動輒違法犯法。公權力要依法整人，太容易了。尋釁滋事、行賄販毒、非法經營、煽動鬧事、賭博涉黃、嫖娼賣淫、黑社會…要整人，一抓一個準，罪名都是現成的；如果你是搞企業的，整起來就更方便了，偷稅漏稅、非法經營、非法集資、虛假註冊，倒賣土地…罪名有上百個，總有一項「適合」的。

   就拿偷稅漏稅來說，如果依法納稅，只怕大多數商企人士及個體戶能否維持和生存都成問題。有學者指出，中國稅負之高，即使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國家之一。這等於逼著他們犯法呀。

   中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歌功頌德之聲四起。其實，中國經濟暫時性的成就，有賴於對民眾的「利誘」、壓制和剝奪，有賴於對自然資源的巨大浪費和對自然環境的恣意破壞，付出的代價、留下的後果極其沉重，利在特權階級，害留子孫後代。

   這種背離了基本道德精神的惡性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這樣的國富兵強也是靠不住的。秦始皇中國、希特勒德國都曾經很富強，說垮就垮了。毛氏說的不錯：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一切反道德、反文明、反民心民意和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派，無論怎樣不可一世，都是持而不堅、堅而不久的。

   三不僅文革而已，六十年來，中華文化、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和錦繡山河，都遭遇了空前的浩劫。政治黑暗的程度，唯秦始皇和五胡亂華時代差堪彷彿，而道德之淪喪、社會之潰敗、自由度之低下、腐敗現象之嚴重等等，又非秦始皇和五胡亂華時代可比。

   論自由度，「萬惡的解放前」也比現在高得多。有人看了歌頌大片《建黨偉業》，發現影片透露了以下史實：那時的中國人集會、遊行、發表演說是允許的，中國的北洋時期對知識分子是非常善待的；那時辦報紙和刊物是隨便的，有人看就有市場；周恩來在獄中還可以和眾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鬧事，搞集體絕食進行獄中鬥爭——居然還獲勝了……諸如此類。這真是一個令人笑不出來的冷笑話和黑色幽默。

   一葉知秋。日前，因一條罵官員、發牢騷的微博就被勞教一年，這個案例非常典型地暴露了中國的人權狀況是何等糟糕，言論環境何其恐怖。牢騷話固然不雅，可是，做出勞教決定的人物和勢力更加齷齪。勞教本屬毛時代遺傳下來的惡法，祭出這條惡法來製造文字獄，可謂惡上加惡。

   防民之口、封鎖異議、迫害異己、製造文字獄的政權，一定是反動的，其領導人不論是否主使者甚至不論知不知情，都難逃其責，難洗其恥。與秦始皇喜歡刻石立碑一樣，馬家政權最喜歡自我歌頌了。殊不知沒有言論自由批評自由，歌頌讚美就不論真假都沒有意義，或只有負面意義----反襯出被歌頌讚美的人物和勢力是多麼專制霸道無恥。

   論腐敗，當今腐敗的嚴重程度和貪官污吏之眾多，任何王朝的末期都望塵莫及。所謂的公僕已成公害無異盜賊，所謂的政府就是「正腐」彷彿賊窩。就拿貪官外逃一事來說，據日前央行網站刊發《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報告引用的中國社科院的調研資料披露：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外逃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至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人民幣。

   有學者指出，從1840年鴉片戰爭一直到20世紀初這60多年裡，中國簽訂的各種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有幾十個之多，共賠款8.5519億兩的白銀。約等於800億人民幣。外逃貪官席捲的資金10倍于清廷歷年賠款總和。觸目驚心啊！而且，這還是公開的數據（你知道的），而且不包括2008年6月以後，因為該報告由央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課題組完成，完成時間為2008年6月。

   秋風儒友高呼：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國民黨時代，危險來自於外敵；而現在，危險來自於內賊，來自於制度的落後政治的野蠻。比起國土，文化的淪陷、人心的淪陷更可怕更危險。

   國民黨時代是「國破山河在」，現在，中華徹底蠻夷，山河滿目瘡痍，官民道德降到了歷史最低點，而且道德環境與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人文環境一起還在加速度、無限度地惡化下去，中國正從「不適合正人君子居住」向「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方向狂飆突進。

   四黃宗羲說：「天下為主，君為客。」法家是君為主天下為客，馬家是黨為主天下為客。孟子說：「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法家是君為重社稷次之民為輕，國家主義是國家為重民為輕，馬家是黨為重國家次之民為輕。

   2009年戴秉國在紐約說：中國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維護基本制度和體制安全，其次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第三才是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大意）此言可以視為「黨為重國家次之民為輕」的「現代性」和極端化之表達。

   把一種黨本位、特權本位的「基本制度和體制」視為中國的第一核心利益，其專制主義特權主義立場，昭然若揭。

   儒家、國家主義和「黨本主義」都講愛國，實質各不不同。儒家先愛民后愛國，愛國但不主義；國家主義只講愛國，儘管有問題，卻是真愛國、真把國家當一回事的。「黨本主義」的愛國主義則是用來忽悠人民的，堂皇的旗子後面，隱藏的是害國禍國惡跡累累的「共產主義幽靈」。（馬克思主義實質上也是反國家主義的。）

   在黨主社會，所謂的愛國主義者，不是愚民就是刁民，不是奴隸就是奴才。愚民和奴隸是被忽悠的，刁民和奴才是幫助統治階級忽悠愚民和奴隸的，輕則為愛國秀，重則為愛國賊-----打著愛國主義旗子的賊。難怪有句名言說，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

   名實乖離，是法家更是馬家及毛家的特色。秦始皇是千古大盜悍賊，卻到處刻石勒碑自我頌聖；毛氏高倡「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實質上是極端的利己主義，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有人將毛氏與墨子相提並論，認為兩者都是利他主義，殊不知墨子「摩頂至踵以利天下」是真，毛氏的利他主義全假，是僅僅留在口頭上的。

   因此，儒家愛國，但對愛國主義保持高度警惕。正如陳獨秀所說：

   「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麼。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蓋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也何居?」

   儒家愛國，但不會盲目地愛國，在愛之前，會先問清楚國是誰的國，它「姓」什麼，國家利益與人民利益是否一致、一致到什麼程度；儒家愛的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真正的中華，而不是奴隸之國蠻夷之國反中華反人民之國，不是秦始皇馬克思們的暴力機器。

   五儒家法家馬家都講黨，形似而實異。法家馬家要求的忠君和忠於黨是無條件的，儒家的忠則有條件，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君主不仁不義，君主利益與國家國民之利益嚴重衝突，臣就可以不臣，可以逃離甚至誅殺之。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

   儒家既主張忠君又支持湯武革命，彷彿矛盾，實不矛盾。儒家義理中，似乎互不相容其實言各有當之處甚多，學者宜好好領會。儒家的忠，從根本上說，是忠於良知忠於道統忠於民本原則，儒家愛國更要仁民、親民，吉凶與民同患。

   在這個時代，最好的仁民親民工作，無疑是反專制、反特權、爭人權、爭自由、醒人心，這是當今儒者的「工作重心」，也是仁人志士最好的愛國行動。興儒弘道，更是「華人」愛國愛民題中應有之義。良制良法的建設、良風良俗的恢復，都有賴於儒家的復興良知的光明。所謂明體達用，明道救世，良知是體、是道，改制立法移風易俗則是救世之用。

   向儒家回歸，是當局浴火重生的最好出路；行儒家憲政，是中國長治久安的光明大道。（儒家憲政的基本義理和主張詳見東海《儒家憲政綱要徵求意見稿》）為儒家爭地位，就是為良知爭地位；為儒家爭自由，就是為社會爭自由；為儒家做衛士，就是為中華做衛士----因為儒家是中華文化的最高代表和中華文明的主要締造者。只有仁本主義才能救人民救中國，才能復興真中華，建設新中華。2011-6-16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東海儒者余樟法的新浪草堂：http://blog.sina.com.cn/donhai5

(關於中國的現狀和出路 全文完)（2011/06/1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