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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和命運的關係

   余東海

   道德命運，關係緊密。個人、家庭、家族和國家的命運的好壞，無不取決於道德的高低優劣。命運無常，會不斷變化，或變好，或變壞，或改良，或惡化，而變化的關鍵在道德。關此，儒家經典有大量闡述。

   孔子說：

   「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

   孔子又說：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為此乎？」（《禮記表記》）

   孔子對舜帝道德修養作了全方位的高度讚美。舜是聖王，聖人而為王者，堯帝所讓、天命所授的天子，位祿名壽俱大，命運可謂好到了極點。而這正是其大德、大孝的作用。

   大德之人往往命運也好，即使原來不好，也會逐漸好起來，或者逢凶化吉，遇難呈祥。舜就是很好的例子。舜本來不幸，出身寒微，曾先後以農耕、漁業、陶工、商貿為生；更加不幸的是，他的家庭環境曾經非常惡劣，「父頑、母嚚、象傲」。親父後母和同父異母的弟弟串通一氣，必欲置之於死地，可謂凶極。

   但舜始終對父母孝順，對弟弟友善，表現出非凡的品德。舜在家人要加害於他的時候，及時逃避；稍有好轉，馬上回到他們身邊，儘可能給予幫助，成為實踐孝道的最佳典範。於是，舜孝聲遠播。堯帝經過考察，禪以帝位。

   《尚書•堯典》說：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

   帝堯節儉，明察，文雅，深思，溫和寬容。他忠實禮讓，光輝普照四方，達于天地。能發揚大德，使九族親和。九族親和以後，又辨明其他各族的政事。眾族的政事辨明以後，又協調萬國諸侯，天下萬民也相遞友好和睦起來。

   帝堯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最佳典範。他個人和政治的成功，就是一種道德的成功。道德的力量和功效何其大也。

   孟子有「仁者無敵」論（《孟子梁惠王上篇》）和「君子必勝」論（《孟子•公孫丑下》），也是對道義的巨大威力的強調。仁者無敵即王者無敵，這是《春秋》之義，《鹽鐵論•世務篇》說：「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賓服，莫敢受交也。」

   《易經》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家庭如此，個人和國家也一樣，將「家」字改為「人」或「國」，此言同樣成立。商朝革命元勛伊尹，在把政權歸還給太甲，將要告老回其私邑的時候，對太甲作了一大段道德教誨，將道德和君位國運的關係講得非常透徹。他說：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於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尚書咸有一德》）

   大意是說：唉呀！上天難信，天命無常。經常修德，保持君位；德不正常，九州因此會失掉。夏桀不能經常修德，怠慢神明虐待人民。皇天不佑，觀察萬方，開導佑助擁有天命者，眷念尋求純德的君王，使他為百神之主。只有伊尹和成湯有純一之德，能合天心，接受上天的明令，因此擁有九州的民眾，於是革除了夏王的虐政。這不是上天偏愛我們商朝，而是上天佑助純德的人；不是商朝求請於人民，而是人民歸向純德的人。德純一，行動起來無不吉；德不純一，行動起來無不凶。吉和凶不出差錯，雖然在人，上天降災降福，卻在於德。

   道德是改變命運的關鍵。舜帝因為實踐孝道改良了厄運，桀紂則是相反的例子，因為違背道德而惡化了命運。它們生而為帝，本來命運極好，可是胡作非為，背天虐民，結果國破人亡，為天下笑。

   還有王莽，本來位高權重，朝野推崇，可他不自珍惜，不知止步，陰謀篡位，又大搞復古主義。《中庸》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王莽生乎漢世，返用周禮，災及其身，家破人亡，為這句聖言作了最好的註腳。

   《易經》說：「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舜帝是積善成名，桀紂和王莽則是積惡亡身。

   個人命運取決於個人德性，國家命運取決於社會共業，即整個社會的道德。其中民德取決於官德，官德取決於君德。君德最為關鍵。所以儒家特彆強調「正君心」和「格君心之非」。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論語為政篇》）孟子說：「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

   董仲舒說：「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于正」雲（《資治通鑒》所錄董仲舒對策語）。朱熹說：「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朱子語類》）

   朱熹又說：「德不配位，必有災殃；倫常乖蹇，立見消亡。」（《朱子治家格言》）儒家強調德位相稱，地位越高，道德責任要求就越高，位高德低，位難持久，災易降臨，後患無窮，防不勝防；倫常乖舛，意謂違反五倫，如父子相殘、夫婦相鬥、長幼顛倒、君臣不義、朋友欺詐，那麼，馬上就會大禍臨頭。

   一些人本來命運很好，風生水起，位高權重，然其興也勃其衰也速，輕則身敗名裂，重則家破人亡，根本因就是德不配位，智不配權。中華民族也是這樣，本來命運很好，可惜近人德殘智弱，自毀豐厚的文明遺產和偉大的民族魂，把赤縣神州弄成鬼域一般。

   或說朱子此言只適合儒家的道德社會，不適合反道德、逆淘汰的馬家社會。答：都適合，因果律在任何社會都同樣起作用。只不過，在馬家社會，「倫常乖舛」者消亡的時間可能滯后，「德不配位」者遭遇的災殃更加難測。

   缺德不利。荀子說：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三必窮：為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偝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人有此三數行者，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荀子非相篇》）

   六種表現都是缺德，很容易導致命運惡化而自陷窮困。

   《易經》說厚德載物。一切物質利益財富權位科技等等都是物，都需要相應的德才能承載之。反之，德薄則難以載物，載不動權力和利益。《繫辭》說：「德薄而位尊，知少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也。」鮮不及，意謂很少不遭到兇險災禍的。又警告說：「負且乘，致寇至。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國語》說：「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福而服者眾，必自傷也。」

   故為人為政都忌薄。劉向說：「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做人也一樣，「宜厚之而可」，立品要厚實，宅心要仁厚，待人要寬厚。

   去儒家化和唯物化之後，大多數中國人的命就越來越薄，即使強權集團富貴人家，大多持而不堅堅而不久，根本原因在於缺德，有一定儒佛道修養者不難明白此理。命薄皆緣心地薄，德明自有眼光明，此之謂也。

   德性不夠，載不動物，反而身為物役，甚至為物所害。很多年前曾聽人說某某官員財富數以千億計，說者無限羡慕，我聽得脊樑發冷。如此巨額財富，就是來路正當，也非幸事，何況非法所得。這不是德不配位、位高德低的問題，而是極度缺德，貧困至極。這種巨額不義之財，就像不定時炸彈，若不炸死自己，也必炸毀子孫，無可僥倖。巨額惡業如影隨形，無可逃避也。

   當然，從利益角度言，厚德未必一定有利，平安；缺德也未必一定不利，不安。世事難免有例外。荀子說：「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污僈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荀子榮辱篇》）

   不過，儒家是超越物質和外在利益的，認為道德本身就是幸福和吉祥。孔子說：「仁者壽」， 仁是大德，壽是大福，五福之一。

   《尚書》名篇《洪範》說五福六極，五福為：「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將「攸好德」列為其中之一。所謂攸好德，就是追求美德，具備正確的道德知識，懂得道德的重要性。六極為：「凶短折、疾、憂、貧、惡、弱」，六極意謂六種懲罰，惡的本身就是一種懲罰。

   道德對於吉凶禍福具有決定性作用，道德與吉祥可以划等號。《易經未濟卦六五》說：「貞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貞是貞正，堅守正道和正義就吉利；孚是誠信，有誠信就吉利。

   對於君子大人來說，外在的境況遭遇是無所謂吉凶的，吉固然吉，凶也是吉，一切皆吉，無所不吉，無往而不自得。《易經》困卦卦辭說：「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處於困境，有言不信，但大人仍然吉。陸九淵說：「『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窮困則隕獲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益通。」（《陸九淵集》）

   孟子說：「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一般情況下，得其天年而死是正命，但若是為了道義，盡其道而死，也是正命，也是大吉。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成就良知萬古輝煌，死而不亡，那是儒者的光榮和幸運。所以說，君子無不吉。2015-3-16

   首發於南華早報中文網

（2015/05/04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