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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f【羅輝】讀史指南：《春秋大義——一個儒者的歷史隨筆》作者：羅輝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初五日庚寅耶穌2016年11月4日

   【東海附言】這是我見到的東海叢書的第一篇讀書心得，頗得我心，特轉發共賞。東海叢書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出版，其中《四書要義》、《春秋大義》、《大人啟蒙讀本》等三本已上市，歡迎舊雨新朋支持。團購電話： 13910419488 網上購買：噹噹網、孔夫子舊書網、淘寶（淘寶地址https://shop155566500.taobao.com）、立品圖書微店（立品圖書微信號：tobebooks）東海2016-11-6

   歷史到底是由誰來書寫？走在大街上找個人一問，他一般會回答說，「哪個贏了就哪個說了算」。如果去問那些似乎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他可能會曖昧地說：「歷史是為政治服務的」。這裏面有人們面對現實的痛恨和無奈，也有惡習習慣使自然的回答。然而，當人們讀到文天祥《正氣歌》中：「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時，沒有不為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太史三兄弟和晉國太史董狐那種不畏邪惡秉筆直書的精神所讚歎。這說明人心還是不死的，良知還是永存的。只是人們見慣了暴力和欺詐橫行無忌，故而使人們懷疑一切、不相信一切。不過還好，儘管人們懷疑一切，但我們還有文天祥，還有齊太史兄弟，還有董狐們。我們中國的歷史，從《史記》到《明史》二十四史，中華文明史，實際就是文天祥、齊太史兄弟、董狐們寫的。讀者可能笑話我，你是在說瘋話吧，二十四史怎麼是他們寫的？而我要回答卻是認真的，沒有錯，歷史是由儒家寫的。余東海先生新作《春秋大義——一個儒者的歷史隨筆》第一篇文章即是如此告訴我們——《歷史是由儒家寫的》。

   《春秋大義》一書是余先生近年讀史心得文章的選集，雖僅二十四篇又附文兩篇，然無不秉著夫子「『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之理想，重申春秋決獄之精神，為城地立心，向時代發話」（孫齊魯先生序語）。全書篇目基本按照歷史順序編排，為我們當代人閱讀中國歷史掃清許多障礙，也為我們理解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解決許多重大問題。除前面筆者提到的作者告訴我們歷史只有儒家才有資格、能力編寫之外，主要還告訴我們：

   中國五千年文明是怎樣的一個脈絡？

   歷史有著各個時期的盛衰興亡，中國如此，世界各國無不如此。然而中國自晚清以後受到外國的侵略刺激，故尤其自五四以來，知識界普遍失去對本土文化信心，加上受小說、野史、戲說等影響，從而隨意曲解歷史，抺黑歷史。莫名其妙的歷史循環論調、黑暗的封建專制之說等等，不無充斥于各種正規歷史書籍之中。基於如此種種，余東海先生本著儒家大義的最高精神，以為人類歷史發展脈絡，歸根結底，是良知和惡習的鬥爭史，但「由於惡習深重，人類進步的道路註定無限曲折，充滿艱險；」而「由於良知不滅，人類終將穿越一切艱難險阻，向著理想前進不已。」

   具體到中國五千年歷史，先生以文化、文明與野蠻、黑暗二端論華夷之辨理念，辨析各代各朝主導文化、政治模式、制度架構、社會狀態、物質科技的發展程度等諸方面，對各君臣品格和政治措施也做了全方位觀察，從而折中一是，認為夏商周漢唐宋為中華政治之正統，元明清民（民國）為中華政治之偏統。而在《【儒家網專訪之三】習近平終結了持續百年的「去中國化運動」》，余東海先生對中華歷史脈絡又順俗以「中華度」概念表示其儒化（即中華化和文明化）程度。「中華文明以政治文明為核心，輔以物質文明和科技文明。我以「中華度」這個概念表示文明指數。論中華度，堯舜禹時代最高，百分之九十以上；夏商周次之，百分之八十以上；漢唐宋又次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元明清最低，但也及格了。」

    「凡是儒化程度較高的社會，文明程度也高；凡是異端邪說佔上風的時代，文明必遭破壞，野蠻必佔上風，這已成為中國的歷史規律。」而中國歷史幾千年的大發展過程，則是「從戰國開始繞了一個大彎，漢朝轉回來了；從民國開始繞了一個更大的彎，至今未完全轉回來。」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嗎？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是民間頗為流行的一種說法，就是當今許多知識分子在五四以來失去「良知」文化的培育之後，對於此一問題也是茫然；而厚黑學、狼哲學、醜化歷史學說的泛濫使得一般大眾更是徹底迷失。如體現在歷史上，比如人們對劉邦項羽之爭、外族蒙元取代宋朝、外族等滿清取代明朝等歷史現象，以為是流氓戰勝貴族、野蠻戰勝文明而稱王，果然歷來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然而歷史事實果是如此嗎？

   本書中先生以為對歷史不能簡單粗暴在表面理解。如劉邦項羽之爭，項羽雖出身貴族，有拔山之力、見人恭敬慈愛，實乃匹夫之勇、小仁小義。他自命霸王、坑降卒、殺子嬰、弒義帝種種不道，反映的都是其實際上的狹隘殘暴、嫉賢妒能、師心自用、頑固自是。「小節或有可觀，大處一無可取。雖囂張一時，莽夫加屠夫而已，非真英雄也，其敗亡是必然的、遲早的事。」而劉邦雖然出身底層，不拘小節，但看其舉義前放走徒卒和舉義時慷慨接受眾人推舉為首領的擔當，顯示出其天性豪邁豁達，寬宏大度。加上其對儒家由輕蔑排斥到尊崇器重，其德性也產生質的飛躍，智慧也隨之提高，有智有勇，知人善任，善於納諫，樂於從善，故其勝之也宜。

    「儒家不以成敗論英雄，而是以品格論英雄，以德性論英雄。德高者勝為順淘汰，德劣者勝為逆淘汰。德高者雖敗猶榮，德劣者縱成功，也是賊寇。」

   元朝取代宋朝是正統王朝的衰落期敗於偏統王朝的興盛期。元朝雖是異族統治，但經過忽必烈確立儒學為治國理念和指導思想，實現除舊布新的大轉型，蒙元從而由崇力向崇德升進、文明向野蠻靠攏，從夷狄向中華進化，漢化了。而南宋到了晚期，奸臣當道，排斥正學和正人，朝廷淪為君昏臣奸、禮崩樂壞，違反了「敬天保民」的道統精神，失去中華代表性和天道合法性。

   清朝取代明朝則是偏統王朝的衰落期敗於偏統王朝的興盛期。清初入關前就尊孔尊儒，重用儒家。入關后第二個月，即祭孔，並成為定例，並尊奉四書五經為最高經典，能夠以儒家為指導思想，政治為德制，制度為禮制。而明王朝本來就尊儒不夠，當時李闖和殘明特別惡劣腐敗，人心盡失。民心思定，清朝收拾殘局，重建秩序有其歷史大勢的必然性。

   對於歷史進程的敵對雙方，作者認為：「敵對雙方有各種情況，並非都有正邪之別，除了一方正善一方邪惡，有的雙方都邪惡，有的雙方都有不同程度的正義性。按照同德度力原則，雙方力量差不多，德高者勝；反過來也成立。同德度力，雙方力量都有一定正義性的時候，或者說雙方正邪對比不太懸殊的時候，力大者勝。」「元對宋，明對元，清對明，雙方都有一定的正義性，同行度力，力大者勝。」民國取代清朝，也是如此情況。

   儒化王朝官員普遍清廉，可以以宋朝為例。

   余東海先生在《宋朝官場清廉度秦后最高》一文，通過檢索史書、筆記、名人軼事諸書大量記載，並就學者根據史籍做過的統計，認為宋朝官場清廉度秦后最高。宋朝官員清廉的原因並不是如某些學者所講的高薪養廉，而是因為受到儒家道德教化和宋朝禮制約束而形成。宋朝君王和大臣大都仁厚，大小官員們潔身自愛。在當時真正樹立了以廉潔為榮、貪污為恥的官風，從朝廷到地方，從高官到小吏，上上下下清官廉吏多如牛毛，貪污乃特殊現象。宰相中象秦檜、韓侂胄等貪腐屬於極個別現象。

   今人誤解歷史，乃是因為今人多不讀、不熟歷史，又深受小說、戲說的影響，故而想當然地認為古代王朝都是腐敗透頂。豈不知，大凡受儒家文化指導王朝的官員們絕大多數是從儒生中選拔出來的，文化底蘊一般都非常醇厚，人格相對來說比較健全，再加上歷代的政治設置都有非常嚴格的監管制度，因此歷朝歷代的官員都是以清廉為主流。儒家王朝崇尚清廉儉樸，國人對於官員奢侈的容忍度也特別低。只是到了王朝末期，腐敗現象會多起來，但儒式王朝無論怎麼腐敗糜爛，都是有限度的，並且歷代王朝那怕到了末期，也都不乏清正之士奮起而欲力挽狂瀾。

   東海先生並認為，當時若有官財公開制，落實起來必毫無障礙，就像三代若是發明了民主制，實踐起來順理成章一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語出《詩經》，許多人相當然地認為中國歷史上的土地完全歸屬於皇朝所有，甚至不少學者也針對歷史不同時代對此也有這種不同程度的傾向認識。余東海先生在《儒家的土地所有制》一文中綜合典籍記載和學者研究，有著自己獨到見解。

   在先秦三代時期的井田制，其具有雙重性：公有（國有）和私有兩種性質的統一。商時公有（國有）成分偏重，周后「九夫為井」之制，私有元素增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有是名義，取其代表含義而已。

   井田制有國有性質，與現在的國有制、公有制不同；井田制又有私有性質，「耕者有其田」，但與秦漢以後和現代西方的私有制不同的是，土地不能買賣。中國自漢唐至明清，歷代王朝都是實行土地私有制，以私有為主，公有為輔。公有形式有國家和集體所有多種，如官田、學田、寺田、屯田、族田等分別屬於政府、學府、寺廟、軍隊、家族。

   中國古代雖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土地私有制的法律觀念，但是國民擁有著土地的實際所有權。歷朝歷代無論王朝怎樣更替，都不影響民間土地買賣和繼承，也不改變土地的私有性質。土地私有，家族沿襲，私人產權和和私產安全都獲得歷代禮制的保護。

   儒家不需要為清朝背黑鍋

   清末以來，多數學者將清朝衰敗和滅亡的原因歸結儒家，東海先生認為，其實是完全搞反了。清朝末期的衰敗不但不是尊儒的緣故，恰恰是因為尊儒不到位緣故。尊儒是清朝的成功和清初的興旺的根本原因。從多爾袞開始，清朝就尊孔重用儒家，頗受儒家影響。順治時又進一步尊儒，順治帝不顧滿清大臣的反對，倚重漢官，迅速而牢固地樹立起儒家的意識形態地位，為康乾盛世打下了堅實的文化道德根基。接著康熙在位的六十一年，康熙本人幼好儒家，樂學不倦，在其治理下，清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幅員最遼闊、經濟最富庶、人口最眾多的帝國。

   但清朝畢竟是偏統政權，首先其得國太血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殺導致清朝建國以來一直到其滅亡，漢族人反清活動就從未停止過；加上其多次大興文字獄，以及滿族主義、君本位傾向，大大地拉低了清朝的文明度和中華性。「仁義不足，故開國多殺戮，治國太狹隘，都有違儒家義理。有此兩障礙在，清朝再怎麼尊孔尊儒，也無法進入中華正統行列。」

   但清朝作為歷史上儒家政權最差勁的一個，還是有底線的，不低於60分，具有一定的文明性、寬容性。比如建政以來，大儒、大德、賢臣、清官、仁人、義士層出不窮，中期之前還能受到各國一定的尊重。到了晚期，體制內還能夠出現包括光緒帝在內的洋務派和立憲派，試圖救國救世，存在自我更化的動力和作為。

    「滿清之能尊儒，此清王朝初期所以興隆也，然其滿族主義、君本位傾向、民族歧視及文字獄諸節，又嚴重偏離王道政治，至其中後期尊儒尤失實，故其衰敗淪亡也宜。」

   對於陽明心學的認識

   對於陽明心學，先生也有見解獨到之處。長期以來人們一般都以王學末流認為良知現成而不去做為善去惡的工夫來批評陽明心學，以為成了禪學化，顯然是不公允的。東海先生認為王陽明所論良知心性恰恰是對於孔孟之道一次繼承性發展，「是對儒家內聖學的一次提升和光大」。而王陽明學說確有偏頗之處在於：王陽明對大學八條目中的「致知」的所偏解。他僅將「物」理解為心性，將「格物」狹隘化為「格心」，將「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全都局限於心性修養。這樣就容易導致良知狹隘化、儒學單調化、世界虛擬化。大學八條目歸結于修身齊治平，重在政治實踐；誠正，重在道德實踐；格致則重在科學實踐（政治科學等實踐在根本上可納入道德實踐）。格物致知的「物」包括自然、社會、肉體、精神等一切現象，這裏指物質現象，格致學即自然科學。如果象王陽明那樣把格物的「物」理解為「心」，與「誠意正心」就重複了。可以說，這也是東海先生言人之所未言，並且這樣評說于陽明心學應是很公允的。

   最後《向日本索賠》一文，字裡行間先生雖然行文非常平和，敘述了外國侵略我國還要我國賠款，抗勝利國共兩黨爭相「以德報怨」于日本，以及近期民間向日本索賠的無果。但日人侵華，為我國帶來三千五百萬人民生命的死亡（教科書上是說五千多萬，去年紀念抗戰有關資料報道也是說五千多萬，而二戰期間總人口死亡不過一億多，中國軍民死亡佔了二戰中全世界死亡的一半。），無數財產的毀滅，大好河山的支離破碎。而戰爭結束，日本戰敗，國共爭相與仇敵言所謂的「以德報怨」比度量，完全不顧中國人幾千年來持守的儒家「以直報怨」的中道原則，對戰爭賠償輕輕一句話就勾銷。這豈不是視仇敵比自己的生身父母還好，而視國人生命為芻狗不如？！近代以來，日本等帝國主義國家（日本也是主角）在中國大地上燒殺搶掠完之後，還要中國人民賠償燒殺搶掠的「勞動損失」等，而國共兩黨面對抗戰勝利后理所當然應該取得的一點補償隨便一句以德報怨就放棄，這叫中國億萬死去的怨魂、活著的生靈的這口怨氣如何伸展？當今國人互相投毒、動輒相互殘殺恐怕與此積攢的戾氣也有關吧！

   此外，先生儒家生死觀、信義觀、關於儒學修養等對照歷史人物及事件進行了闡述，對酷吏辨誣、為朱子洗冤、儒家文化對西方影響、儒眼看二十四孝等文章，為我們帶來一個個的意想不到的新的而又中肯的論斷。

   《春秋大義》一書篇幅不是太長，讀著讓人意味實猶不盡，卻也是縱論了中華上下五千年。《三字經》說：「經子通，讀諸史。」我想，只要粗粗明了儒經基本義理是怎麼回事，那麼《春秋大義》一書，正可為我們閱讀中華五千年歷史提供方便指導。我不知道作者寫這些歷史筆札的初衷是什麼，但本書所具有的此種意義卻是肯定的。羅 輝丙申年十月初五日西曆2016年11月4日

(Zf【羅輝】讀史指南：《春秋大義——一個儒者的歷史隨筆》 全文完)（2016/11/06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