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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人事---《中華歷史精神》之二余東海著

   （一）人格有貴賤歷史由具體的人物和事件構成，歷史即人事。人事自當以人為主，事為輔。錢穆先生指出中西歷史學的區別，西方重事更重於人，中國重人更重於事。沒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人與事關係，是本末關係，本末不二而有別。中國人論歷史論人事，都把重心放在人上。

   人有人格。人格有兩種，一種是作為人類的人格，本質人格，這是平等的。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性相近，非常接近，差不多。人之初，雖然就有了習性，但差別很小。作為人類的人格，也是法律人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子小人，一視同仁，只要是人，就有人權。

   另一種是道德人格，高低優劣，因人而異，有君子有小人，有聖賢有盜賊。人之貴賤因此而別。

   宇宙萬物和人類，都有尊卑之分貴賤之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易經繫辭》一開頭就強調了天地尊卑有差和萬物貴賤異位。尊卑有差，乾坤才能穩定而生機勃勃；貴賤有異，萬物才能安分而各享自由。如果天地完全平等，萬物位序無異，秩序就不存在，世界就會亂套。

   萬物皆資于乾元而始，故萬物一體。然在現象界，萬物有尊卑貴賤之別，秩序井然，不容混同。人貴于萬物，動物貴于植物，植物貴于其它。儒家四本：道德是仁本位，政治是民本位，宇宙是天（天道乾元）本位，在人與神、人與萬物的關係中是人本位。

   人類有貴有賤。區別人類貴賤的標準是德，有德者貴，無德者賤。聖賢最貴，盜賊至賤。德就是人格，無德就無人格，輕則非人化，重則盜賊化。盜賊多了，佔了上風，形成勢力，成了氣候，居於尊位，道德就會一瀉千里，整個國家就會非人化，最後人種都會退化。

   聖賢是君子之大，盜賊是小人之尤。前者代表善良、文明和光明，後者代表邪惡、野蠻和黑暗。但盜賊最擅扮演聖賢，並反過來將聖賢抹黑為盜、栽贓為賊。為不被識破和方便顛倒黑白，盜賊必會利用邪說對人洗腦，將正常的是非標準價值觀顛覆掉，讓人們與他一起詆毀聖賢、消滅君子…

   人類漫長史，善與惡此消彼長，聖賢與盜賊亦此起彼伏甚至相對並立。有盜賊起，必有聖賢出；有毒藥，必有解藥生。只有到實現大同，沒了盜賊，人人聖賢，「聖賢」這個名號也就用不著了。在這個意義上，「聖賢不死盜賊不止」的觀點可以成立---正確說法應是：盜賊不死，聖賢不止。

   聖賢與盜賊的顛倒是人世間最大的顛倒。一個社會如果詆毀聖賢而推崇盜賊，那就不可救藥。

   儒學是道德學也是智慧學，讓人擁有知人之明和擇法之眼，以區分聖佛與賊魔，辨別真理與邪說。可惜五四打孔，把這面最有效的照妖鑒魔鏡打碎了。從此，很多人已成了善惡不分的睜眼瞎。明明是不仁不義的盜賊妖魔在吃人，人們偏把矛頭指向仁義和聖賢，正好幫了盜賊的大忙。

   道德人格有貴賤之別，所以平等是相對的，尊重也是相對的，歧視並非絕對不可以。法律歧視不應該，道德歧視應該；種族歧視不應該，賤族歧視應該；宗教歧視不應該，邪教歧視應該；歧視弱勢群體不應該，歧視惡勢群體應該。任何邪惡勢力，無論是政治性、社會性還是宗教性的，無論它們強弱貧富，都不配獲得法律之外的尊重。應該理直氣壯地鄙視、歧視之。

   對於罪惡，不僅應該歧視，還應該予以相應的懲罰。對於罪惡，文明政府理當義刑，受害人家可以義殺，正義力量不妨義戰。法律懲罰是義刑，個體復讎是義殺，發動戰爭是義戰。

   仁政德治，有禮有法，不是一味的寬，也不是一味的嚴，而是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寬嚴結合。殺不殺不是問題，義不義才是問題。孟子說：「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解釋：「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以生道殺人，就是義刑義殺，大仁大義。王夫之在《宋論》中有一句話，是對孟子此言很好的註解。王夫之說：「小人之不容於君子，黜之、竊之、誅之，以大快於人心，而要必當於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稱情。情得法伸，奸以永懲，天下咸服，而小人亦服於其罪而莫能怨。」

   注意，某些宗教所謂的聖戰，實非聖戰，而是大不義之戰，是對聖字的嚴重侮辱。真正聖戰，必是仁義之師和正義之戰，或衛道攘夷，或衛國禦寇，或保良剿匪，或弔民伐罪，所針對的必是窮凶極惡的惡政府、惡勢力和犯罪集團。某些宗教戰爭如太平天國和同治回亂，恰是正義之師必須予以平定的。

   一味反戰是不義的，反對正義戰爭更是大不義，也是愚昧、怯懦和冷漠的表現。西方民眾反戰，或由於正邪不分，婦人之仁；或不願幫助別人，見義不為；或希望置身事外，只要本國平安無事，哪管異族水深火熱。對於某些邪惡政權，戰爭是摧邪顯正、體現正義的重要或最佳方法。

   例如，對於恐怖主義就應該大義凜然，對其行為堅決開展「武器的批判」，對其思想更應高舉「批判的武器」。西方在這兩方面都做得很不夠。宗教恐怖主義不可怕。民眾對恐怖分子矇昧無知的同情尊崇，政府對恐怖勢力無原則的綏靖縱容，才是最可怕的。不卜可知，一些西方國家將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

   有基督教教宗主張用「愛的武器」戰勝恐怖主義。殊不知，單純的「愛的武器」，婦人之仁也，無助於戰勝恐怖主義，反而會助長其氣焰，或者被恐怖極端勢力所利用。這不是仁慈，是愚蠢和不負責任。對於恐怖主義，必須大仁大義，嚴密防範之，嚴肅批判之，並輔之以義刑義殺義戰，必要時或重典峻法，嚴厲懲罰之；或以武止戈，堅決消滅之！

   沒有「愛的武器」是不行的，僅有「愛的武器」是不夠的。在天下太平大同之前，愛必須帶上武器，愛必要時要通過武器才能體現和表達。顯正有賴於摧邪，懲惡有利於揚善，摧邪懲惡是仁愛題中應有之義。摧邪懲惡離不開武器。沒有武器的愛，不是婦仁，就是偽善。

   儒家以「愛的武器」為本為主，以「武器的愛」為末為輔，本末不二，相反相成。立人利人，與人為善，愛人愛物，成人成物，親親仁民，富之教之，這是「愛的武器」；懲惡罰罪，報怨復讎，敬天保民，替天行道，弔民伐罪，離不開義刑義殺義戰，這是「武器的愛」。唯王道政治和聖賢君子最善於使用「愛的武器」和「武器的愛」。

   （二）聖賢和豪傑在人類中，聖賢君子是盜賊惡寇的天敵。「聖賢集團必勝盜賊勢力」，道理很簡單：聖賢作為君子之大者，除了大仁大勇，還有大智慧，聖王在上，聖賢成團，智慧如海，足以對付任何奸詐邪惡勢力。武王說「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文母也。

   聖賢也是人類最尊貴者。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反過來，聖賢無過，不會犯錯誤。為什麼呢？因為聖賢仁智勇俱高，聖人更是言行圓滿，德性圓滿。孔子說，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者不惑。有人問程顥：「聖人有過乎？」程顥說：「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為聖人矣。」

   聖賢大勇，勇者不懼。以儒為懦或奴，是最大的誤會和無知，蠢材也。儒家群體中，最多勇者，最少懦夫。日本崇儒，是漢唐宋的小學生，其武士道精神就源於儒家勇德，只是根基不固走火入魔了。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日本人是懦夫。

   聖賢大智，智者不惑，不惑就不會犯錯誤，不惑就有「三明」，一是自知之明，二是知人之明，三是擇法之明。法這個字，在佛教中意蘊深廣，指事物及現象，也指佛法和各種思想觀念。這裏擇法之明，意謂對古今中外各種文化思想觀點和意識形態，都能明辨其高低、優劣、是非、正邪和善惡，不會受到迷惑。

   胡適也強調不受人惑，自以為不受人惑。他有一段話流傳廣泛，儼然名言：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真能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堪稱智者，達理明辨；真能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不愧先生，先知先覺。可惜這段話暴露了胡適自己的淺薄糊塗。人有大小正邪，理有真偽是非，文化有高低優劣，孔朱與馬列豈能一視同仁，真理與謬論豈能混為一談，文化教育與邪說洗腦豈能相提並論？豈能將學儒學、重仁道、存天理視為「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

   胡適分不清楚教育和洗腦的區別。

   教育是建立人格，洗腦是敗壞人格；教育是培養仁愛，洗腦是培養仇恨；教育是開發智慧，洗腦是遮蔽心智；教育是建設文明，洗腦是導向野蠻；教育是推動社會進步，洗腦是阻礙歷史發展。儒學的真理性正義性特別高，最適合用於教育；馬學則是極權主義與民粹主義媾合產生的歪理邪說，最適合用於洗腦。

   胡適是好人糊塗，因其好心腸有聲望，辦起壞事來迷惑性特別大。其早年反孔反儒的叫囂和「國民政府把小學語文課本一律改成白話文」的建議，晚年「中國不但沒有物質文明也沒有精神文明」的武斷，都是誤民誤國的壞事，偏偏他幹得理直氣壯，贏得彩聲陣陣。以盲導盲，越啟越蒙，蒙人蒙己，如是啟蒙，實為蒙啟。

   最重要的啟蒙是仁義啟蒙。如果意誠心正，仁性光明，允執厥中，自然人格獨立，自有相當判斷力，對優劣、是非、善惡、正邪、華夷、君子小人等等作出相當正確的判斷。論判斷力，聖賢最高，君子次之，士又次之，小人極低，惡人最低，常常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既不知人也不知己更不知幾。

   聖賢既是勇者也是智者，自然不受人惑。儒家將智慧納入道德範疇，五常道將智放在第四位，三達德將智放在第二位。內而格致誠正，外而齊治平；大而修身，小而保身，都有賴於智慧。徐幹《中論》說：

   「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偽，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攘禍於忽杪，求福于未萌；見變事則逹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謬乎！」（《中論智行篇》）

   徐幹認為，殷有三仁，微子去之，智慧最高；箕子為之奴，次之；比干諫而死，智慧最差。春秋時代，徐偃王、魯隱公、宋襄公、晉伯宗、叔孫豹等人，各有優點，但都智慧不足，所以下場不好，為春秋經所譏。

   儒者必須有智，聖賢必有大智。周公姜尚伊尹傅說原是儒家聖賢，王陽明曾國藩也是儒之大者，無不克敵制勝用兵如神，自不待言。自古儒將厲害者眾，著名者如先軫孫武田穰苴陳湯鄧禹關公陸遜李靖郭子儀範仲淹虞允文辛棄疾袁崇煥胡林翼左宗棠等等。便是邪教中人如石達開，盜賊集團中人如李岩，略沾儒味，就大不同。

   世俗對智慧理解往往有誤。孫臏識破龐涓裝瘋賣傻，擺脫殺身之禍，被看做智慧象徵；韓信戰無不勝拜將封侯，曾忍胯下之辱，都被譽為大智大勇。其實兩位雖有智慧都欠大。孫臏上老同學的惡當，被處髕刑，毫無識人之明，裝瘋賣傻已是遲了；韓信死於非命更是不智，胯下之辱也是自找的，不準備用而「好帶刀劍」，非蠢而何？

   智慧中正深廣，自成體系，真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至廣大而盡精微。我在《儒家大智慧》一書中，曾分為知時、知人、知言、知禮、知本、知權、知中、知因、知幾、知常、知易、知命等十二個方面予以闡述，茲不詳論。

   在《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中，孔子根據人的品德，從低到高將人分為五等：庸人、士、君子、賢人、聖人，並分別對他們的不同特點、能力和表現作了具體總結描述。

   關於賢人，孔子說：

   「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捨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民眾同呼吸共命運。舉止合乎常理，可以為民眾準則。行為合乎道德規範，不會傷害本性，言論足以為天下人效法而不至於遭到傷害，身為匹夫努力上進，荀子說：「君子貧窮而志廣。」貴為諸侯而不以財富為寶。孟子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

   關於聖人，孔子說：

   「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捨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于雲霓，總要萬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智慧能通曉大道，善於應對各種事變，能明辨萬物的性質和特徵。大道，是變化形成萬物的根源；萬物的性質和特徵，是處理是非、決定取捨的根據。聖人的事業像天地一樣廣大，像日月一樣明白，像風雨一樣統轄萬物，溫溫和和誠懇不倦。他難以被模仿，像是上天在主管，他難以被認識，百姓甚至不知其善，如孟子說：「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這裏的聖人也就是大人。

   人之優者為士，士之優者為君子，君子之優者為賢，賢之大者為聖。大人與聖人內在證量相同，皆道統傳續者。《周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論語季氏篇》說「畏大人」。注曰：「大人，聖人也。」

   如果要區別一下，大人是有機會成就外王事業的聖人，道統政統合一。《史記索隱二十六》引《易乾卦》向秀注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趙岐注：「大人謂君」。

   在《易經》中，統而言之，聖人與大人無異；分而言之，作易稱聖人，實踐易德稱大人。《乾鑿度》引孔子說：「《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 聖明德備的大德帝王為大人。又說：「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

   聖人傳道，授業解惑，為人師表，以新民為事；大人行道，弔民伐罪，制禮作樂，以親民為業，德位雙極，覺行圓滿。大人的位特指大位，或為一國之主、或為天下共主。位不大到這一級別，不足以開儒家政統、合道統政統為一。所以，德與位哪一方面未到極致，都不算大人。聖人為素王，大人稱聖王。

   聖賢無所倚，我欲仁斯仁至，聖王的成就則有賴於一定的歷史條件。人類歷史至今為止，配得上聖王之稱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周公雖非王，曾代成王攝政，故亦稱聖王。

   聖王出，必有聖賢群體與之俱出。例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論語》），武王「予有亂臣十人」（《 尚書》），皆聖賢集團也。聖王出，必能成功推行王道政治。現代社會，儒憲才是王道，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德治才是王道，政治文明度、社會自由度和國民幸福度超越西方，才配稱為王道。豈但四九和五四以後，秦漢以來就沒有聖王了。歷代帝王中光武帝德性最高，也不過勉強算賢王而已。

   聖王出，其政權必為中華正統。但要注意，正統政權未必出聖王。如漢唐宋，雖正統，無聖王。秦漢以後，有三個帝王出身儒家：光武帝劉秀、梁武帝蕭衍和昭烈帝劉備。但蕭衍皈了佛，劉備染有法（法家），唯劉秀始終儒家，是秦漢以後帝王中道德境界最高者，但也未達聖賢境界，君子而已，勉算賢王。

   劉邦劉秀劉備皆秦漢以後帝王中的佼佼者。劉秀劉備皆儒，唯劉邦不知儒，但很「天真」。曾有尿儒冠之惡作劇，為酈食其斥罵而革面，開始用儒；成功后老毛病復犯，自稱「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又因陸賈批評而洗心，終接受儒家的禮儀制度，為儒家在漢朝取得道統地位奠下了初基。

   或說光武帝的成就似沒有唐太宗高。聖王須內外並重，但「內功」是更加根本的，外在事功只為輔助標準。唐太宗殺兄囚父，儘管事到臨頭被逼無奈，畢竟大損其德。不能預作防備，以求兩全其美，也是智慧不足。即使論事功成就，光武未必遜太宗，從不同角度看，也可以說高於太宗呢。

   聖王，堪稱能造時勢的大豪傑。先為豪傑，後為聖賢，聖賢都是豪傑做來。

   何謂豪傑？孟子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要等待文王那樣的人出現后才奮發的，是平庸的人，至於豪傑之士，即使沒有文王那樣的人，自己也能奮發起來。」

   孟子又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種大丈夫，也就是豪傑。 王夫之說：

   「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興即謂之豪傑。興者，性之 生乎氣者也。拖沓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于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志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而心不靈，惟不興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于亂世之大權也。」（《俟解》）

   豪傑未必是聖賢，聖賢一定是豪傑。豪傑就是能「興」的人。所謂「興」，就是本性之氣的發動。那些唯唯諾諾只會附和別人，每天勞苦而不能超越地位財富妻子兒女的人，數著米粒計著薪酬，志氣日漸消減，不知天高地厚，雖然醒著如夢中一樣，雖能看見與盲人無別，雖然勤奮地活動四肢但是心不思，就是不「興」的緣故。聖人用詩教他們來清潔他們污濁的心靈，震動他們頹暮之心氣，先把他們引上豪傑一流再向聖賢看齊，這是在亂世拯救人道的大舉措。

   王夫之又說：「能儉，能勤，能慎，可以為豪傑矣。」能夠勤儉慎重，就可以做豪傑了。關於儉勤慎，王夫之解釋說：「儉者，節其耳目口體之欲，節己而不節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偷安於近小，心專而志致。慎者，是其身入于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為禍福利害所亂。」

   儒家理解的儉勤慎，與世俗的理解大不同。世俗所謂的儉勤慎，其實是吝鄙懦：「吝似儉，鄙似勒，懦似慎。吝者貪得無已，何儉之有；鄙者銷磨歲月精力於農圃簞豆之中而荒廢其與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禍而避之，躬陷於大惡而不恤，何慎之有！」（《俟解》）

   聖人有中道和外道之別。其它各門各派的聖人為外道聖人，也是一類豪傑。如佛菩薩，大雄之士，克己制勝，也堪稱豪傑。

   孟子稱讚的伯夷、柳下惠，就屬於豪傑。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這裏的聖只是泛說，這四個人中，孔子、伊尹是中道聖人，聖之時者，伯夷、柳下惠則相當於外道聖人。所以孟子在《公孫丑上》又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行乎中道，不走他們的路。孫奭《孟子註疏》說：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敬。然狹隘與不恭敬，是非先王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

   程頤說：

   「更說夷惠處雲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二程集》）

   對於釋尊和老莊，東海很欣賞很尊重，但不完全認同。也學舌孟子說，釋尊立足於空寂，老莊立足於虛靜，空寂和虛靜，君子不由也。

   錢穆認為，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兩者的分別只在其表現上。

   我以為此說不當，低估聖賢境界了。聖賢與豪傑的差別主要在德。聖賢仁智勇俱高，言論行為皆圓；豪傑側重於勇德和氣節，言行未必皆當。聖賢必為中道主義者，必須允執厥中，從容中道；豪傑則各種正學正派都有可能產生，有無學問，學不學儒，非關鍵也。

   聖賢一定是豪傑，仁者必有勇故；豪傑未必是聖賢，勇者不必有仁故。聖賢必須從有志於學開始，通過而立，然後才能進入不惑和知天命的賢境，繼而獲得耳順和不逾矩的聖德。

   知命成仁與否，是聖賢與豪傑的根本區別。豪傑未必識仁知命，聖賢則已知命成仁。因此，儒家之士和君子中有豪傑，各門各派中亦有豪傑；唯學習實踐儒學，並能從容中道，方為聖賢。聖賢不世出，聖人尤難得。比如三國，豪傑指不勝屈，聖人則無，賢人亦寥寥無幾，管寧、孔明等三五人而已。

   西哲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東海曰，良知是人的尺度。聖賢、君子、豪傑、梟雄、盜賊的區別，歸根結底就是良知的差別。聖賢良知圓滿，君子良知光明，豪傑良知初明，梟雄良知不明，意氣用事；盜賊良知遮蔽，惡習作主。

   還可以從各種外在的角度觀察。比如，聖賢的追隨者，相對命運較好，後福綿長；聖賢的擁護者，普遍命運惡化，下場不好。孔夫子集團和秦始皇集團，曾國藩集團和洪秀全集團，善惡正邪截然不同，品質、命運、下場和後續亦截然不同。所以，信仰支持什麼學說，擁護追隨什麼人物，非常重要，不可不慎。它直接決定著自己的人生道路、生活品質和生命質量，深刻影響著自己、自家和子孫的命運。

   又如，離聖賢君子越近越久，越會產生尊重、敬愛之情；離盜賊惡棍越近越久，則會產生輕蔑、厭惡之感。孟子說：「無道之至，親戚畔之。」古來死在親信、親友和部屬手裡的暴君盜賊特別多，這是重要原因。

   （三）聖雄造史豪傑與英雄近義。

   美國影視劇常常煥發著人道主義、英雄主義精神，其塑造的充滿正義感、責任感又非常人性化的各種英雄人物，常常讓我感佩不已，讓我想起歷代聖賢君子仁人義士。也唯有中國歷史上的仁道主義豪傑，才能媲美並超越美國屏幕上的人道主義英雄。

   數英雄人物，還看歷史。中國歷史上無數仁本主義英雄的偉大光明，那種中國一人天下一家的體悟，那種己飢己溺、民胞物與的情懷，不僅集體主義、神本主義、物本主義群體難以理解，難以望塵，西方個人主義眼光也隔了一層。多麼期待中國特色的仁道主義英雄片啊。

   梁啟超在《英雄與時勢》一文中將英雄分為兩種，一種是造時勢的英雄，一種是為時勢所造的英雄。他認為：

   「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嘗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造時勢的英雄，堪稱大英雄，大豪傑，中國歷史上的聖王賢君，特別是那些儒家王朝的開國君臣，都屬於造時勢的英雄。是他們結束亂世，將政治領上軌道。錢穆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也上了軌道。社會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國史新論》之《中國歷史人物》）

   沒錯，政治社會，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一黑俱黑，一明俱明。歷代聖王賢臣側重於政治造時勢，歷代聖賢大儒則側重於文化造時勢，通過文化道德持之以恆、潛移默化的浸潤引導，讓社會逐步上軌道。就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聖賢和英雄共同創造了歷史，簡稱為聖雄造史。

   聖賢大儒都是大文化人，以「文」化人的人。文是德智的統一，化是教化兼感化。文化的實質是文明化、智慧化、道德化，各種知識、學問則是「文」的皮毛，所以文化人有知識有學問，但有知識有學問不一定就是文化人。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依據是道心。文化人首先是道德人，是「得乎道」之人，如此方能以文化人，以德化人。

   我曾列舉歷史上最優秀並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儒家群體：堯舜禹集團（可三），湯伊集團，文武集團，孔子集團，劉秀集團，程朱集團（可二），王陽明集團，曾國藩集團，康有為集團，熊十力集團。都堪稱聖賢君子大英雄集團，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康有為、熊十力的地位現在仍然被嚴重低估，他們的文化影響剛剛開始。

   歷史有上層和下層，聖賢君子屈居下層，同樣可以產生巨大的歷史作用和影響。錢先生在《中國歷史人物》中一個結論：中國史上等一等人物，亂世衰世更多更大。然哉然哉。錢先生指出：

   「我們講歷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在當時，以及此下歷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國史新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和顏淵。《左傳》是春秋時代一部詳盡的史書，但提及孔子微不足道，顏淵則根本沒有提及。但若論歷史地位，孔子還在堯舜之上。而顏淵的影響和作用也絲毫不遜於管仲、子產等著名的大政治家。

   大同理想實現之後，萬世太平才有可能；之前，歷史總是治亂盛衰不斷循環。而從亂向治、從衰向盛的關鍵有二：一是社會共業的轉良，一是偉大人物的作用，兩者相輔相成，偉大人物即聖賢豪傑的作用又是主導性的。

   注意，真正的英雄，必然以仁為本或以人為本。因此，有個人主義英雄，沒有集體主義英雄；有仁本主義、人本主義英雄，沒有神本主義、物本主義英雄。集體主義打壓個體，神本主義充當神奴，物本主義甘為物奴，都是反人權、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類的，都是培養罪惡的搖籃和通往暴政的捷徑。首發北京之春

(歷史和人事---《中華歷史精神》之二 全文完)（2017/01/01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