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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羊作俑，讓儒家蒙冤---翻一個兩千多年的案
   一
   自漢以後，「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被普遍視為孔子編纂刪定《春秋》時的原則態度，進而被視為歷代避諱的總原則。這是五四以來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難反駁的一條罪行。這堪稱對儒家和孔子最嚴重、最悠久的一個誤會。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非孔子說、非聖人說，不是儒家的原則義理。它出自於公羊家，是公羊家對《春秋》的冒昧總結和過度解讀。是公羊家或者後人將公羊家言強加給儒家的。

   
   《春秋-閔公元年》原文是：「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春秋公羊傳》對「冬，齊仲孫來」 一句的釋文曰：
   
   「是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系之齊也。曷為系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
   
   據董仲舒解釋，齊本無仲孫，書"齊仲孫"實指公子慶父。公子慶父乃庄公庶兄，稱之為"齊仲孫"，是為了系之於齊，乃為親者諱。為什麼諱？諱其弒二君之大惡也。（詳見《春秋繁露•玉英》）
   
   《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繁露》都有妄自猜測和過度解讀之嫌。
   
   據《左傳》：「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四：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
   
   趙伯雄先生按：左氏在為這條經文作傳的時候，一定是有《春秋》以外的其他史料(很可能是齊國的史冊)作依據的，看他詳細地記述仲孫與齊君的對話可知。而公羊家顯然缺乏這一項史料依據，他們不知道「齊仲孫」究竟是齊國的什麼人，於是乎想當然地認為「齊仲孫」就是原來魯國的那個公子慶父，他之所以被稱為「齊仲孫」，是由於他逃到了齊國的緣故。《公羊傳》同時引本派先師「子女子」的話說：「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完全是一種猜測。這種猜測固定下來，遂成為《公羊》的「義」。（《春秋學史》）
   
   過度解讀堪稱公羊學家的習慣。他們所讀出來的《春秋》大義微言，有的符合儒家義理，有的偏離，有的近乎「畫鬼」。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因其（經學）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譬諸圖畫鬼物，苟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
   
   公羊家解讀、闡發的不少符合儒家原則的《春秋》大義、外王正理，由於不符合專制主義的根本利益，漢朝以後郁而難彰。而出於《春秋公羊傳》的「三諱」因為容易且適合被重權利用，遂作為春秋大義而隆重宣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
   孔子的《春秋》根本不是當做紀實性的史書來寫作的，故不能用史書的標準去衡量。
   
   據公羊家言，《春秋》以孔子誕生為基點,將二百四十二年間的十二世分為孔子所傳聞世,孔子所聞世、孔子所見世。真實的情況是，春秋時代，諸侯挾持天子，大夫放逐諸侯，家臣反叛大夫，「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所傳聞世」固然為據亂世,「所聞世」和「所見世」更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雖然春秋時代距孔子愈近而世愈亂，但在《春秋》經中正好相反，「世愈亂而文愈治，春秋筆法愈謹嚴，禮法愈完備」，與歷史事實是完全顛倒的。如果按照史書標準，簡直可以說孔子造假歷史呢。為什麼呢？
   
   因為《春秋》一經所寫乃孔子「理想化的歷史」，以孔子傳聞世為據亂世，以孔子所聞世為昇平世，以孔子所見世為太平世，以魯國二百四十二年象徵人類歷史之縮影。（公羊學「張三世」，將人類歷史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
   
   以所聞世為昇平世，以所見世為太平世，必然要省略掉所聞世所見世某些「大人物」的糗事，目的不在於「諱」什麼，而是為了讓歷史符合王心所加的「理想」。
   
   因此，就算《春秋》一書「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說法成立，「三諱」也僅是「托史寄義、託事明義」之書的特徵，有它的局限性和適用範圍，不能將它擴展為修史原則，更不能延伸為政治原則。
   
   另外，孔子修《春秋》，但不可能毀去魯國、其它各國及周王朝的史書，更無法逆料秦始皇的焚書浩劫。他一定以為，在《春秋》經中省略掉所聞世所見世某些醜惡不會影響歷史事件及人物的真實。後人只要把魯史及有關史料與他所修的《春秋》對照一下，就更明白了。
   三
   根據儒家義理，孔子不可能認同「三諱」為修史原則和政治原則。
   
   《論語衛靈公篇》載：「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孔子盛讚衛國大夫史魚言行正直剛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樣，可見孔子是以「直」為史官美德的。
   
   孔子還曾盛讚晉國上大夫叔向之直。「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由義也夫，可謂直矣！」（《左傳•昭公十四年》）如果是無關大局的「攘羊」小事，孔子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如果象叔向弟弟叔魚那樣激起朝廷動亂，威脅到社稷穩定，觸犯了禮制的上限，孔子則讚賞「不隱於親」，認同叔向「三數叔魚之惡」，付諸刑律。
   
   《春秋左氏傳》宣公二年言：「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可見孔子的思想取向。上述孔子之言，比起公羊家的解讀來，不僅可信度更高，而且更符合儒家仁義禮智信等基本原則吧。
   
   至於說「孔子在《春秋》中為掌權者諱，對於當時那些不利於「尊者」的事件和史實往往諱而不言」云云，更是無知的污衊。相反，《春秋》責備賢者，「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乃直言、「直書」的典範。
   
   杜預《春秋序》說：「盡而不污，直書其事，具文見義，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朱熹指出「《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李晚芳言：「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心天地之心，法帝王之法，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
   
   公羊家的過度誤讀和后儒的「無限上綱」，加上專制主義的利用，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和惡劣的影響。歷代王朝從中引申出避諱史學並將之制度化生活化，使「三項基本原則」在歷史編纂、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避諱學」亦不斷發揚光大，什麼君諱、聖諱、憲諱、家諱、師諱、俗諱等。然而將此「三項基本原則」的「發明權」歸之於孔子，實在是冤哉枉也。「三諱」本非儒家大義，誤讀誤導達兩千年呀。2010-10-22東海儒者余樟法
   
   附言一：
   《公羊春秋》作為家學，最初只是口耳相傳，至公羊高的玄孫、漢景帝時人公羊壽方與齊人胡毋生（《漢書》作胡母生）合作，將《春秋公羊傳》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傳》的作者，班固《漢書•藝文志》籠統地稱之為「公羊子」，顏師古說是戰國時齊人公羊高，《四庫全書總目》則署作漢公羊壽。
   
   附言二：
   《春秋》不是史書是什麼書呢？那是一部托史寄義、託事明義的儒家經書，是「文以載道」在史學領域的應用，「借史傳道」。
   孔子自己說過：「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孟子》）孔子既非史官，更非天子，卻在《春秋》中借用史筆的褒貶、體現天子的賞罰，故自稱「竊取」，可見孔子自己明明白白地承認，他作《春秋》是別有用心和目的的，是「制《春秋》之義以俟后聖」。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春秋》代行天子之事（貶退討）。本來天子才有「製法」的資格和權力，孔子作為一介布衣這樣做，從理想層面言是盡自己的文化歷史責任，從現實角度看是越俎代庖大僭越，有大罪。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
   司馬遷稱《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說：「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史記》）。司馬公明明白白說孔子作《春秋》是為了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
   史重事實，經重義理。朱子言：「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谷》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卻詳，于道理上便差；經學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在對待《春秋》的態度上，漢初以來就一直存在著「今古文」之爭。古文學家僅以史學家教育家目孔子，貶《春秋》為史，今文家認為孔子更是政治家哲學家，褒《春秋》為孔子「行天子是事」、為萬世立法的外王經典（關於政治、社會的學說）。
   清代著名今文學家皮錫瑞曰：「經史體例，判然不同，經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止是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所以皮氏斷言：「但知借事明義之旨，斯可以無疑矣」、「《春秋》是經，《左氏》是史，後人不知經史之分，以《左氏》之說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預之說誣《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皮氏區分了經史的不同，指出了《春秋》是經非史。
   熊十力先生對《春秋》十分推崇，在《讀經示要》中說：「二經（指《易經》和《春秋》）製作皆極特別，皆義在言外」，「易假像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義」，認為《大易》和《春秋》皆為經而非史。公羊家當然不是不知道「《春秋》是經非史」這一點。我想，在總結「三諱」原則時，他（戓他們）可能是採取雙重標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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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於2010年10月2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