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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訕君賣直與犯顏直諫（微論）

   【事君】訕君賣直、訕上沽名並非「道德主義傳統」。那恰是不道德的，為儒家所反感，君子所不屑。孔子說君子有四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子貢說自己有三惡：「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論語陽貨篇)可見訕人賣直為孔子師徒所厭惡。

   【事君】批判必須批判的，稱讚應該稱讚的，批判和稱讚都應該如理如實。批判正人君子和正確的思想，稱讚別人的錯誤和罪惡，都是非常缺德的行為。孔子說君子有四惡，將「惡稱人之惡者」放在第一。所有毛左和大多數共官都犯了這一條，都是讓孔子厭惡的東西。

   【事君】訕君賣直與犯顏直諫有明顯區別，不僅動機存心不同而已。君子五諫，犯顏為下。即使犯顏直諫，也盡量不讓人知曉，君若聽從，歸功於君；君不聽從，引身而去。這才是事君之道，大臣風範。訕君賣直者有兩大壞：一訕，不能實事求是；一賣，不能為君遮掩，甚至為了成己之名，不惜搞臭君上。

   【事君】《禮記•少儀》：「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讇，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可以諫諍不可訕謗，可以躲避不可懷恨。讚揚他的正確但不要諂媚，諫諍他的錯誤但不要驕傲。如果君上怠惰，給他鼓勵並幫助他；如果君上廢政，給他掃除積弊更新氣象。

   【事君】對於《少儀》所言事君之道，鄂爾泰《日講禮記解義》解說：「為人臣下者，君有過則當諫爭而無訕謗，諫不從則當逃去而無疾怨。將順則頌而無謟，匡救則諫而無驕。君徳或怠，則必張大其志而助成之；君政或廢，則必埽除其敝而更新之。此之謂社稷之役。蓋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發矇】「不能讓教父來斷案，也不能讓孔孟來治國。」此話半對半錯。教父是宗教人士，不是法官，當然不能斷案。孔孟若有機會治國，必能建設禮制和王道，文明中國，化成天下。說出「不能讓孔孟來治國」這樣的話的人必是三昧分子，反對孔孟的社會，必是與文明和諧吉祥絕緣的惡社會。

   【禮制】禮樂制度，簡稱禮制，也可稱禮教。《孔子家語》稱：「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但歷代外道和五四啟蒙派對這個禮教的理解皆膚淺狹隘或錯誤。禮教，指各種文物典章制度，也包括刑法政令。道德教化比較柔性，文物典章側重於剛，刑法政令則剛性十足，違者必懲。

   【歷史眼】東海老婆心切，很多年前就重複警告：官民是命運共同體，民眾幸福官群吉祥，民眾苦難深重則官群災難深重，民不聊生之後必然官不聊生。百年來共官群體的命運，與民眾相比好不到哪裡去，死於非命和禍及家人子孫的非常多。從歷史上看，共官群體的命運是歷代王朝官群中最悲慘的。

   【發矇】儒家是統稱。就理論、學術而言稱儒學、仁學，又可分為聖學和王學；

   就政治而言稱仁政、德治、王道政治；就制度而言稱禮制；就教化、信仰而言稱禮教，但與西方宗教概念大不同；就傳承譜系而言稱道統。都是一個系統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辟毛】崇毛反毛，正邪對立，天地懸殊，人鬼殊途。反毛是最重要的辟邪，最根本的抗暴。儒家要復興，政治要更新，社會要進步，中華要重建，都必須全面徹底地去毛。邪徒崇毛縱然得利，惡報難逃；正人反毛若受迫害，功德更大。世易時移，惡勢力對正人君子已很難造成大的傷害。

   【答客】或謂毛氏好歹是漢族，元朝卻是異族，東海反毛崇元是不明華夷之辨雲。殊不知華夷之辨的標準是文化、文明而非種族民族。元朝雖異族，能尊儒向道，近乎華夏，故進之於華夏之域；毛氏雖漢族，卻反儒悖道，甚於夷狄，故退之於夷狄之外，斥之於人類之外。

   【擊蒙】或說：「歷史的事實證明：尊孔的朝代，都是找死！宋朝死於程朱理學。元朝的衰敗與開科取士有關：強橫野蠻的馬上民族，突然作揖磕頭，就是氣數將盡的徵兆。」類似觀點百年流行，真實的歷史恰相反，暴秦是唯一反孔的朝代，曇花一現；民國准反孔，混亂一片。反理學運動是宋朝死亡的要因……

   【歷史眼】對付惡棍無賴，最怕不好不壞。要好就好成聖賢君子，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王陽明曾國藩們；要壞就壞得像毛氏一樣詐力，兩惡相爭，鹿死誰手，有得一拼。最怕蔣介石這種人，不上不下，不土不洋，不中不西，不文不武，不耶不儒，不倫不類，好又好不起來，壞又壞不下去，縛手縛腳，必敗無疑。

   【所有制】茅于軾先生說：「我國實行的是以私有製為主（事實上，口頭上還有所保留）的市場經濟，而且取得巨大的成功。這和資本主義的原則大同小異。」這個判斷嚴重脫離實際。土地公有還是私有決定著所有制的性質，私有制的關鍵是土地私有。很顯然，中國還是公有制國家，與西方國家截然大異。2017-1-3

   【元朝】至元十一年（1274年）與中書左丞相、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一起總領大軍二十萬伐宋的，還有中書左丞相史天澤。大軍自襄陽至鄂州時，史天澤因病北還，至真定病逝，享年七十四歲。逝世前上奏：「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史天澤「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于郭子儀、曹彬。」

   【元朝】明儒和開國元勛宋濂高贊史天澤：「諤諤忠武，有力如虎。斬將搴旗，疾行如飛。統諸侯大兵，前無堅城。馬不留影，士不留行。梟李擒葛，氛祲肅清。凶鷙既鋤，殘惸亦寧。春生秋殺，以奠邦經，以嚴邦刑。維忠武有勇，大敵不恐。惟忠武有慈，服即弗誅。維忠武有節，始終弗湼。紀功旗常，為邦之光。」

   【元朝】元史：「史天澤八子格、樟、棣、杠、杞、梓、楷、彬，皆顯官。天澤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平居未嘗自矜，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立論出人意表。拜相之曰，門庭悄然。當金未名士流寓失所，悉為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后多致顯達。出入將相五十余年，上不疑而下無怨。」

   【歷史眼】歷代王道的成功，多遵循這個規律：有德而興，德大而王，循道而盛，失道而衰，悖道缺德而亡。少數政權是逆淘汰出來的，例如暴秦和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的一些小國。但這類政權無論大小，無不旋起旋滅，其亡也忽。而被這些惡政權戰勝的對手也非善類，或者似善非善。

   【歷史眼】有兩個道德定律和歷史規律並存：一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二是「同力度德，同德度力，同力度謀」。雙方（或多方）力量相近，德高者勝；雙方德性相近，力大者勝；雙方力量相近，謀巧者勝。例如，六國的德性與暴秦差不多，都無道，與暴秦開展詐力競賽，力不如秦，陸續敗滅，理所當然。

   【歷史眼】同力度德。美蘇兩霸相爭，結果就是最好的證明。論軍事力量，雙方相差並不太大。但論政治道德，雙方天地懸殊，前蘇聯望塵莫及，其敗亡不卜可知。特別可笑可恥的是，用不著美國放一槍一炮，它就忽然消失了，連暴秦都不如。這叫無道之至，自我崩潰。

   【擊蒙】似乎古今中外的蠢豬都投胎到馬邦來了。民蠢，官更蠢，知識分子更是蠢上加蠢。借用孔子的話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凶也直,今之凶也詐；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謙，今之愚也狂妄而已矣。偏偏這些蠢人，都特別自負自傲自以為是，自以為聰明。

   【鄧相超】以「扞衛鄧相超教授的言論自由」聲援鄧教授，其意可嘉，其實不當。鄧相超是教授和院長，其言論如果嚴重錯誤，輕則批評警告，重則削職為民（削去教職公職），理所當然。但鄧教授辟毛，不僅沒錯，而且有功，充分體現了文化人的責任感正義感，應該受到民間支持和官方嘉獎。2017-1-4

   【歷史眼】西方和日本堅船利炮的背後，有其相應的文化背景，其中都有一定的儒家思想和精神在。儒家對西方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具有相當影響和啟發。至於日本，本屬儒家文化圈，明治維新學習西方，但立國思想不變。明治維新前後反儒思潮喧囂一時，並未改變天皇集團忠孝立國的根本。

   【歷史眼】馬邦官民矛盾、官官矛盾特別尖銳，共官特別被人鄙視痛恨。共官群體有三多：自殺多，被害多，意外災禍多。這是史無前例的，包括戰國、暴秦、五胡十六國、五代十國和元明清民國，沒有哪個王朝和時代，會有那麼多官員自殺、被害和非正常死亡。僅此一點足以說明這個群體之空前惡劣。

   【歷史眼】論德性，曹操袁紹縱有差別也不多，都不是正人君子。袁紹或許更遜。陳壽說他：「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雲。論智慧，曹操高出袁紹不止一籌。同德度力，同力度智。所以，袁紹遇到曹操，必展不開手腳。

   【發矇】民眾幸災樂禍，未必都是壞事。幸貪官之災，樂惡吏之禍，恰是良知覺醒的閃光。暴君佞臣、貪官惡吏死了，如果民眾如喪考妣，那才是最可怕的。或許自殺、被殺的官員未必都是貪官惡吏，但民眾是沒有能力和機會去辨識的。在官方提供有效的清廉證明之前，視之為貪官基本錯不了。

   【民國】允許邪說存在，不以言論入罪，這是自由寬鬆；任憑邪說泛濫，沒有正確導向，這是政府失責。民國的自由，並非自由主義的真正自由，更非仁本主義的優質自由，而是禮崩樂壞、放任無序的民粹主義的「自由」，叢林特色的「自由」。打土豪分田地、階級鬥爭、武裝割據都冠冕堂皇。

   【朱元璋】朱元璋出身邪教紅軍，但鄙視邪教，憎恨紅軍。隨著自身力量壯大，逐漸擺脫邪教控制，尊孔尊儒迅速儒化，廣泛團結仁人志士，陸續剿滅各路紅軍，成功之後與邪教徹底切割並嚴禁之。這就是在群雄中朱元璋後來居上、一枝獨大並成為開國帝王的奧秘所在。

   【朱元璋】古來弒主是大惡，但朱元璋殺小明王，則是除惡滅魔，值得肯定。如果繼續奉小明王為主，天予不取，就是自斷後福，自絕未來，就沒有明朝了。屠寄《蒙兀兒史記》：「朱元璋弒其主韓林兒，偽宋亡。」偽宋亡，才有明朝興。《明史》說韓林兒之死是明太祖派廖永忠覆舟沉之於江。2017-1-5余東海

（2017/01/04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