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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動力----《中華歷史精神》之五

   余東海著（一）惡動力論批判六經是最好的書，對道德的理解和闡說最為到位；聖雄是最好的人，對道德的領悟和實踐最為中正；六經皆史，六經創史，聖雄造史，文明是道德的光明。這就可以邏輯地推出一條定律：道德是歷史發展的動力。所以我提出一個觀點：善動力論或者稱為道德動力論。

   善，只有善，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這是我在批判馬恩「惡動力論」時提出來的。馬恩高度讚美罪惡，強調罪惡是生產力發展和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此說完全顛倒，極其荒謬。事實恰恰相反，罪惡對生產力和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完全負面，是負動力、反動力，只有破壞性毫無建設性。關此，我有《馬恩，給罪惡披上了華麗的外衣》一文予以深入批判。

   當然，負動力反動力也是一種力，只是不能予以正面肯定。癌症促使了抗癌藥的產生，病毒推動了殺毒軟體的開發，防火牆觸發了自由門的誕生，但如果得出結論說，癌症、病毒和防火牆是科技發展的動力，對癌症、病毒和防火牆予以正面肯定，那就荒唐了，本末倒置了。惡動力論就是如此本末倒置。

   如此，功罪善惡不分乃至顛倒就是邏輯的必然。如此一來，任何壞事都能說成好事，最大的罪惡也能說成功勛。同時，任何好事都能說成壞事，最大的功勛都能說成罪惡。這就是馬家辯證法的威力，特別便於強詞奪理顛倒黑白，其根源就在於馬恩的惡動力論。所以，馬學在上，必然天翻地覆，一切反常，一切顛倒。

   毛氏的「革命」、專政和歷次運動包括文革，無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特別符合馬恩的歷史唯物論和「惡動力論」。馬恩正面肯定惡的價值和意義，強調「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以惡為社會進步、人類發展所必要和必須。這樣的善惡觀完全顛倒，不僅是一般混淆而已。

   惡動力論是徹頭徹尾的邪說，對於惡念惡意的滋生、惡習惡性培養和惡行罪行激發，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具有決定性。很多人信奉邪說走上邪路之後，就再也放不下屠刀回不了頭。孟子將淫辭邪說等同於洪水猛獸，原因在此。其實，邪說之害豈水獸所能望塵。

   邪說之所以可怕，還在於為各種罪惡提供了邏輯支持和義理依據，讓罪惡分子作起惡、害起人來彷彿理直氣壯，佔盡便宜還可以賣乖，當了婊子還可以立牌坊。例如，傷害、殺害無辜本來是大惡，可一旦打起革命的旗號，喊起「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主義」之類口號，就儼然具有了正義性。腐敗推動經濟發展論，亦與馬克思的惡動力論一脈相承。

   王夫之在《宋論》中談到朋黨問題時說：「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為之名曰朋黨，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同樣，小人要謀取私利和作惡犯罪，也是所患無辭。而不良的思想體系和宗教教義，可為它們提供「正當」、「正義」的理由，讓它們振振有詞。「推動歷史的發展」這個理由就非常冠冕堂皇。

   注意，發展本身也不是硬道理。發展有良性惡性之別，剜肉補瘡、飲鴆止渴、不可持續的惡性發展，是負發展和倒退，利少弊多後患深重，必須堅決反對和制止。道德才是硬道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任何事業，都不能違反道德原則，有道德為基礎的文明、和諧、良性、可持續的發展，才是值得追求的。

   沒錯，存在即合理，惡的存在也有其因果、邏輯和氣運的合理性。王夫之說：「惡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氣數之常也。」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惡當成好的、正面的東西來肯定，更不能把社會、歷史的發展歸功於罪惡。

   （二）善動力論只有良知才是推動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善與惡、正與邪、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的歷史拉鋸戰中，前者佔上風，社會歷史就向前發展；後者佔上風，社會歷史就向後倒退。當然，倒退往往意味著一次更大的進步。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善惡鬥爭的歷史，在善與惡的拉鋸戰中，惡佔上風則歷史倒退，善佔上風則歷史進步。社會和歷史是進步還是倒退，取決於正邪善惡力量的對比。因此，道德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道德高度與是歷史發展速度成正比。人類文明就是道德展現的光明。

   堯舜禹夏商周最為日本人崇拜。老三代新三代的強大和成功，歸根結底是道德的成功，道統的成功，「十六字心傳」的成功。尤其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堯舜禹時代，更是充滿理想色彩。注意，天子無戲言，君子無妄言，聖經無妄言，孔子編書自堯始，說明堯舜和禪讓的真實性。

   除了秦法家，諸子百家都能尊重堯舜，承認禪讓制。唯《竹書紀年》別出心裁，說舜囚堯于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復堰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這是以戰國欺詐之心，度三代淳樸之腹。《竹書紀年》應是春秋末或戰國初期的偽造，最可能出自於齊法家之手，韓非就有同樣說法。

   自漢武帝起，漢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王朝，它們的強大和成功同樣得益於道德。有一個規律：凡是尊崇儒家道統、遵循儒家道路的時代，文明度就較高；凡是偏離儒家的時代，文明度就較低。違背儒家必野蠻化。這個歷史規律就是善動力論的最好證明。

   傳統一詞在傳統中有特義。傳統者，傳道統也。或者說，道統是傳統的核心。道統即中道傳承譜系，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授相傳的最高法則。《書經》說「精一執中」、「建中建極」、「允執厥中」，《大戴禮記》說「執中而獲天下」，都指這個中道。中華政權都必須遵循道統，執中用中，否則政統就不正統。

   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人類歷史就是一部善與惡、文明與野蠻、光明與黑暗的鬥爭史。幾千年來，凡是儒化程度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較高；凡是禮崩樂壞和異端邪說佔上風的時代，文明必遭破壞，黑暗必佔上風。儒家興國家旺，儒家旺文明盛；儒家衰國民弱，儒家滅天下亡，這個規律被歷史反覆證明。

   反儒是通往暴政的捷徑，暴政是撲向滅亡的滑梯---不論怎樣強大，怎樣防範嚴密，無論統治術怎樣高明，都改變不了滅亡的命運。因為暴政違反人性之正、社會之常。暴政滅亡的方式千奇百怪，概乎言之不外乎三種：外力打擊，如桀紂；內部叛亂，如前蘇聯；內外合力---這是絕大多數暴政終結的原因。

   實行暴政的惡勢力，縱然強大，堅而不久，大勢一去，不堪一擊。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卻經不起戍卒一叫，脆弱輕易得令人難以置信。從秦始皇到到薩達姆無不如此。似乎很突然，其實是必然。蓋極權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暴政天怒人怨，時日曷喪，與汝偕亡，任何小事件都可成最後一根稻草。

   古人云夷狄無百年之運；羅素斷言，所有的極權統治最長不會超過70年。兩種說法不謀而合。極權統治比一般夷狄更惡，壽命會更短。古今極權暴政無不其興也勃，其亡也速，確實沒有超過70大限的。「老大哥」於69歲時壽終，為羅素的論斷提供了近在眼前的證明。

   極權主義者都不懂權力的真諦，不懂得如何維護和延續權力。而且，它們都是剝奪和消滅自家權力的禍首。對此定律，杜牧有過古典表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阿旁宮賦》）某種意義上說，古今中外所有極權暴政都是極權主義自滅的，所謂自作孽也。

   極權命不長，要因有五：極權必野蠻，內與民為敵，外與文明世界為敵，敵人越來越多，內憂外患兼備；野蠻必落後，經濟科技軍事統統落後；暴政必被背棄，外被正義人士厭棄，內有同志部屬背叛；暴政必有內鬥，而且特別殘酷，動輒你死我活；暴政必導致道德、政治、社會、生態全方位崩潰……

   不過，雖然惡勢力命不長，從興盛強大和衰敗滅亡，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這個過程的長短取決於很多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社會共業和社會整體道德水平。在道德特別敗壞、邪說擁有憲位的惡社會，惡勢力如魚得水，延續維持的時間相對較久，常常衰而不敗，敗而不亡。

   另外，惡不積不足以喪盡人心，不足以亡身。要亡國亡身，不是那麼容易的。桀紂不是一壞就垮的，它們在位都長達52年。在湯武革命之前，桀紂都有歸正的可能，至少可以為自己爭取相對好一點的下場。桀紂略有德智，湯武便無機會了。換言之，在惡貫滿盈之前，命運始終掌握在桀紂自己手裡。

   反儒必惡，是因為儒學至善，所導出來的人和政治都很可觀。然而，由於反孔倒儒的惡劣影響，學界普遍低估了中國歷史的文明度，惡眼看史，把中華文明看得低了。有學者統計，數千年中國歷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這種說法和演算法完全錯誤，只知四大盛世，沒有將所有盛世列入，例如北宋九位皇帝，享國167年，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慶曆嘉佑之治，都是盛世，豈能忽略？我簡單數了一下，歷史上可稱盛世的時代至少十幾個，例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漢文景之治，東漢光武中興、明帝章帝的明章之治，唐朝太宗的貞觀之治、玄宗的開元盛世，宋朝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咸平之治、仁宗的慶曆嘉佑之治，南宋孝宗的乾淳之治，明朝仁宗和宣宗的仁宣之治，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的康乾盛世。

   其次，盛世前後的平常世和衰世，也有相當的文明度，並非「充斥著災荒、動亂和腐敗」。例如北宋，共九位皇帝，享國167年，除了太祖、真宗、仁宗，其它朝代也多不錯，大多數時間里民眾也能安享昇平。

   儒家的盛世標準很高，可以總結為四大標準：一是政治有道，表現為道統高於政統，道統政統學統，相互扶持；二是司法公正，沒有冤假錯案，或者一旦發現，可以得到及時糾正；三是君子在上，官德優良，清正廉潔；四是社會和諧，民德民智普遍較高，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協調，很少各種惡性衝突和矛盾。四個方面相輔相成，一榮俱榮。

   依照儒家高標準，中國歷史上很多衰世或平常世，絲毫不遜於西方歷史上的盛世。例如關於漢武時期，依據標準算不上盛世，其實頗為興盛。對漢武帝時代漢武帝本人，學界評價過低。

   漢武之世，儒家的主流形態逐步形成，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鞏固，開啟了中國文明富強的序幕。其文化格局、政治體制和經濟形式，包括統一貨幣、官營鹽鐵、強化重農抑商政策、建立平抑市場物價的平準制度，對後世都具有很大的積極影響。

   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荒誕迷信，殘暴多疑，又造巫蠱之禍，故依儒家標準衡量，政治品德確實不太高。但是，他開創察舉制，頒行推恩令，開絲路，興太學，晚年能罪己，都值得肯贊。尤其是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承前啟後，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綜其生平，功大於過。對漢武褒之過度或貶之過低，都有失公允。

   關於獨尊儒術，很多人誤解了「獨尊」這個概念。不知獨尊儒術就是表彰六經，以六經所闡述的中道為指導思想，就像西方在憲法層面獨尊自由一樣。

   這裏的術是道的意思。我已就此多次說明，仍常有人想當然地將這個術字理解為技術、統治術。百年來所知成障、自以為是的人特別多，不僅反儒派，多數儒家學者同樣不懂訓詁，不懂儒學常識。

   王夫之說：「術之為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術則有辨，夾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由而正大者曰術。」《禮記》雲：「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術道二字，同義並列。術字古體是術，有大路、大道之義。獨尊儒術、不學無術的術，都應作道字理解。君子對於技術、權術之術，也並不忌諱和排斥，而是認真審正，統之於道。

   獨尊儒術，相當於說，堅定不移地走仁本主義道路。儒家政治必然獨尊儒術，這是意識形態上的獨尊。意識形態是不能多元化的，百家可以自由爭鳴，不可能都上升到憲位，都成為主體文化和指導思想，就像一個人的信仰和世界觀不能多元化一樣。一個人既是儒家又是佛徒又信仰基督教又要做穆斯林，那會精神分裂的。

   我在「好皇帝十枚」中，將漢武帝列入。好皇帝十枚秦漢以後的好皇帝：漢高祖，漢武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元仁宗，明仁宗，清聖祖等。

   秦漢以後無聖王，光武帝宋仁宗最好，離聖賢境界尚遠。其它皇帝的好更是相對而言。漢高結束戰亂首祭孔子，漢武驅逐匈奴獨尊儒術，唐太宗平九州之亂開貞觀之治，宋太祖元世祖結束戰亂尊孔尊儒重造華夏，元仁宗尊賢重士重開科舉，明仁宗寬厚開明與民休息，清聖祖內平戰亂外抗沙俄，各有好處。

   仁是儒學原則之原則，核心之核心，儒學即仁學。歷代以仁宗為廟號的皇帝，都有相當的儒家風範，都是該王朝最好的皇帝。如宋仁宗趙禎，西遼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等。謚號或不乏溢美，但溢亦有度，自有相當的事實依據。而對這些皇帝評價，學界普遍太低。

   （三）儒家促進科技儒家文化可導出政治文明，也有助於科技文明，是推動科技發展的重要動力。

   16世紀之前，中國科技領先世界，為什麼近代數百年停滯不前？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我提供的答案是：自堯舜到宋元，中國人德智整體上保持較高水準，從明朝開始下降，清朝加速下降，民國至今降到谷底。隨著德智降低，國人格物致知的熱情和創造發明的能力隨之下降。這就是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根本因。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兩段式表述，第一段是：為什麼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這個問題所承認的事實是，中國古代科技長期領先於世界，說明「中華文明的輝煌」並非虛語。中華文明包括了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科技文明。這對反儒派堪稱是來自西哲的致命一擊。

   據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學大事年表》記載，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創造發明和重大的科學成就大約300項，其中中國約有175項，佔總數57%以上，其他各國佔42%左右。我國先進的技術成就特別是四大發明，對於西方近代文明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正是因了儒學的滋潤，國人道德較高，智慧自然水漲船高。夏商周漢唐宋是中華正統，德智都高。元朝雖是異族和偏統，但偏於鬆弛，社會有活力，對德智影響不太大。

   或說「儒家不重視自然科學不喜歡生產勞動」。答：這是一個普遍的誤會。看《周禮考工記》可知儒家對自然科學和生產勞動的定位。儒家強調「開物」。「正德」之後就是「利用」--利物之用，屬科技和生產範疇。《大學》以「格物」為八條目的基礎課程。儒家經典中，開物成務、制器利用、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等等話語，都體現了對科學技術的重視。

   《易經繫辭下》介紹了包犧氏、神農氏、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和後世聖人重視科技研究、物質開發以利益人民的事迹：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祜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這一段文字介紹了自離至夬十三卦的卦義與制器的對應關係，所言上古聖賢的所作所為，不就是當時的物質開發和科技研究嗎？伏羲「始作八卦」又「作結繩而為網罟」；神農氏「斷為耜，揉木為耒」，發明農具「以教天下」，還「日中為市」，建立市場以便交換；黃帝、堯、舜及後世聖人又發明了舟楫、車馬、弧矢、宮室、棺槨、書契等等。這些東西在當時都是超前的科技成就呀。

   論實踐，一直到元明，經濟仍領先世界，科技亦頗有可觀。有人認為宋代是歷史上格物精神最發達的時代。其實元代整體上政治品格固然不如宋朝，但論格物精神之充沛，科技方面的發展，比起宋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天文曆法、數學、農牧業、醫藥學、食療養生學、地理學、建築學等等方面，元朝無不成就輝煌。朱元璋鑒於元政之失，開始偏嚴，但歷史慣性還在，民智仍有可觀。清朝繼承明制而變本加厲，這才導致民智嚴重下降。

   明朝開始，國人格物致知熱情的降低和科技開發能力的收縮，與心學亦不無關係。《大學》八條目，格物的物指的是宇宙萬物包括肉體精神一切現象之物，王陽明將「致知」解為「致良知」，將格物的物狹隘化為心性之物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人的科學技術精神和追求。

   政治文明度、社會自由度和國民道德智慧水平成正比。政治越文明，社會越自由，民德民智就越高，科學技術創造發明等方面也差不到哪裡去。反之，政治越野蠻，社會越禁錮，民智就越低。換言之，社會好壞取決於主體文化和基本制度，歸根結底取決於道德。高道德社會由君子主導，最為文明美好和諧幸福，人民有恥且格；低道德社會以庸人為主體，善惡交織，魚龍混雜，民免而無恥；負道德社會即惡人當道的惡社會，極權如監獄，無序如叢林，民無恥而不免。

   現中國空前的落後，充分說明罪惡是破壞生產力、阻擋社會發展的反動力。百年來，論政治社會之罪和文化道德之惡，論矛盾之深廣和鬥爭之激烈，吾國縱未獨佔世界鰲頭，也已名列全球前茅。如果馬家的「惡動力論」成立，現中國應該遠遠超越美國和西方才是。

   現代中西文明的差距，歸根結底的道德的差距，包括政治道德和社會道德。道德匱乏，善的程度低，文明發展的動力就不足。

   要提高道德和善的程度，就要好善；懂得了善動力論的真諦，就能好善。儒家特別好善，包括從善如流、與人為善和樂取人善。《孟子告子下》記載，魯國想讓樂正子管理國家政事。孟子聽說后，喜而不寐。樂正子此人個人能力、智慧和學識都不怎麼樣，但「其為人也好善」， 孟子認為「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孟子的意思是，只要好善，一切都好說，治理天下都綽綽有餘，何況魯國呢。因為，「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如果好善，天下之人都願意不遠千里地趕來，告之以善。各種善言何愁不能落實，各種善事何愁不能奉行，各種善制善法何愁不能建設？

   好善是仁本主義的重要表現和政治原則之一。孟子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別人有善處長處和優點，就向人看齊向人學習，吸取過來為我所用，這就是「與人為善」，偕同別人一起致良知、致良制和制良器。

   佛教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但佛教屬於出世法，不重製度建設，儒家的善則包括政治、制度、技術、民生之善，即仁政、良制、利用（利物之用）、厚生（厚民之生）。這是大善，更應該「善與人同」，更值得「樂取於人」。這種從善如流、海納百川的態度和精神，充分體現了儒家的開放性，體現了儒家道德上升文明發展的無止境。國內首發《儒家網》，海外首發《北京之春》

(歷史的動力----《中華歷史精神》之五 全文完)（2017/01/17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