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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門三大雜家

   雜家的特點是博採眾家，兼容並蓄，「于百家之道無不綜貫」。雜家有兩種，一種對各種文化體系一視同仁，主張「文化無高低」；一種則有一定的文化傾向或立足點。立足於佛，為佛門雜家，如李贄、南懷瑾。

   立足於道，為道門雜家，如淮南王劉安，其編著的《淮南子》一書糅合了陰陽、墨、法和部分儒家思想，主要的宗旨是道家。《漢書•藝文志》和《四庫全書總目》將其歸入「雜家」類，準確的說應該稱為道家雜學。那些號稱「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于百家之道無不貫綜」的道家，大多實為道門雜家。

   立足於儒，為儒門雜家，簡稱雜儒。雜儒首先是儒家，這是他們的基本立足點，也是他們高於一般雜家和各種異端外道的關鍵。但他們學識駁雜，立足不穩，常常游移不定，這是他們成不了醇儒的原因。儒門雜家之作稱為儒家雜學，如《呂氏春秋》。歷史上三大儒門雜家是諸葛亮、王安石和蘇軾。王安石更是儒門第一大雜家。

   王安石以變法著稱。其變法有兩個中心，一個是「理財」富國，一個是「整軍」強兵。所謂的「理財」，主要是在分配領域內損下益上，奪商人、地主、農民之利歸國家財政，幾乎把整個社會作為「取財」的對象。這就導致了富國不富民，強兵而不強民，甚至與民爭利和損民擾民。

   其所變各法都有一個共同點：不同程度地增加了政府收入，好的利弊並存，壞的有弊無利。所以，變法縱有一時之效，卻遺無窮之患。不僅未能從根本上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而已，更加導致國富民貧，與王安石的初衷「去重斂，寬農民，國用可足，民財不匱」大相徑庭。

   王安石變法的問題，根源在於王安石的思想學術。王安石的思想頗為駁雜，雖於人倫禮義上本諸儒家，但主儒釋調和，融匯諸子百家。王安石創立的學派被稱為荊公新學，又簡稱新學，以《三經新義》及其為釋經而作的《字說》為核心著作。《三經新義》中，《周禮義》由王安石親自訓釋；《詩義》、《書義》則由其子王雱和呂惠卿等共同參与訓釋。另外，王安石的《洪範傳》、《老子注》、《易義》、《雜說》等也是新學要著。

   《三經新義》成后，由官方在全國正式頒行，「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說，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宋史•王安石傳》）新學成了北宋後期60年中居於獨尊地位的官學。

   新學也是心性之學，即「道德性命之學」或「性理之學」。即使反對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認其學為「性理之學」。當時陳顴為批判王安石的《日錄》而作《尊堯集》，其序中也說：「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

   講性命之理，彷彿與儒學、理學無異，所以有學者稱荊公新學「是當時理學思潮中的一個重要學派」；侯外廬在其《中國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學」名為「道統心傳式的理學」，把王安石的「新學」名之為「新義式的理學」，都是混扯。

   新學對性命之理的解說摻雜了佛道和諸子思想在內，根源處出了大問題。主要問題，一是對章句訓詁之學過度否定，二是對佛道法墨諸家「兼收博採」的汲取。

   首先，王安石深愛、深汲佛道。他喜歡註釋佛道經書，有《老子注》二卷、《莊子解》四卷、《楞嚴經解》十卷，並曾注《金剛經》《維摩詰經》奏進神宗。其《字說》一書，在元佑年間被「言者指其糅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郡齋讀書志•〈字說〉解題》）。《郡齋讀書志》的《子部•道家類》中著錄了王安石、王雱、呂惠卿、陸佃、劉仲平等變法派人物各都作有《老子注》，在《解題》中特別說道：「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釋最所致意。」

   《續通鑒長編》「卷二三三熙寧五年五月甲午」載有王安石與宋神宗的一段對話：安石曰：「……臣觀佛書乃與經合，蓋理如此，則雖相去遠，其合猶符節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語即異，道理何緣異！」安石曰：「臣愚以為，苟合於理，雖鬼神異趣，要無以易。」

   王安石的《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中說：「蓋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將釋老之學與周易相提並論，一視同仁。全祖望在《荊公新學略序錄》中說「荊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雲。

   其次，王安石對法家頗為欣賞。晁說之在《元符三年應詔封事》中說《新經義》「援釋老誕謾之說以為高，挾申商刻核之說以為理」雲。南宋張九成在為劉安世《盡言集》所作《序文》中說，王安石所學的是申商刑名之術而「文之以六經」。雖不免過甚其詞，也可見王安石思想中的法家傾向。

   宋高宗說：「安石之學，雜以伯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7紹興五年三月庚子）王安石之子王雱通達釋老而公開讚美商鞅。《宋史》記載：

   「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才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這個王雱頗有才華，通達釋老，卻是個狠惡角色，居然對著程顥放言梟韓琦、富弼之頭。《宋史》其《傳》說他「為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 王安石很欣賞他的寶貝兒子，在變法的問題上頗受兒子的引導和影響。

   又其次，王安石對楊墨之學和其它雜學亦多有認同，他認為：「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臨川文集》卷六八《楊墨》）。于釋老申商諸子百家無不雜取，真不愧是儒門一大雜家。

   儒家樂從諸子之善，海納百家之優，但允執厥中、以仁為本不動搖，在根源處貴純卑雜，嚴防雜染。根處不純，源頭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變法之所以問題重重後患深重，就是因為其指導思想有問題。

   嚴厲批判佛教的二程認為荊公新學之害又超過了釋氏之害。其一、佛教只是以其術「化眾人」，荊公新學則是以功利動「人主心術」，君心一動則天下「靡然而同」；其二，以王安石之才辯，將功利之學「遽施之學者」，「其學化革了人心」，帶壞了「後生學者」，敗壞了天下風氣，故其「為害最甚」，新法雖廢止，其害猶難除。（詳見《程氏遺書》卷二）

   「整頓介甫之學」為洛派的一大急務，整頓的方法是高舉道統、天理的旗幟，更加強調王霸、理欲、義利之辨。程門弟子楊時《上欽宗皇帝（其七）》說：「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龜山文集》卷一）楊時的大弟子陳淵在與宋高宗面對時直言新學根源錯謬：

   宋高宗曰：「以《三經義解》（楊時著）觀之，具見安石穿鑿。」陳淵對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宋高宗曰：「差者何謂？」陳淵說：「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宋史》卷376《陳淵傳》）

   朱熹贊同楊時對王安石的批判：「指其離內外判心跡，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朱熹自己著重指出王安石學術從三個方面敗國：

   「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已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于天下之事，每以操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徇私而敗之於后，此其以為受病之原……

   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裡，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于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跡，此正王氏之深蔽。

   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立言之本意，于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審，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奸言，以為違眾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朱文公文集》卷70《讀兩陳諫議書》）

   《宋史王安石傳》記載：

   「朱熹嘗論王安石以文章節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對於王安石的評價，陸九淵與程朱派有所相同，他在《荊國王文公祠堂記》中，從褒獎鄉賢的角度為王安石鳴不平，並對其治國志向給以很高評價，但也指出了王安石學術之不純不正，是導致新法誤國的主要原因。

   王安石為了表達變法決心，曾經發豪言：「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就像王安石的性格一樣偏激。其變法失敗的思想原因，在這句話中就有所體現：對天變、祖宗和人言都缺乏必要的尊敬慎重之意。有德欠大，有智欠高，人事未協，慮事不周，一意孤行而欲求成功，難矣哉。

   熙寧變法品質不良，問題重重流弊深重，根源就在荊公新學。但有必要指出，王安石變法與商鞅變法仍有本質區別。至於王安石個人的品格，更有值得肯定稱道處。蜀派和王夫之斥王安石為奸臣，過了。對王安石不能論忠奸，只能說他迂腐頑固，智慧不足，好心壞事。司馬光說：「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此言最為公允。

   儒門雜家立足於儒，故為儒家，但根基不穩，思想駁雜，如諸葛亮雜染了申韓，蘇軾雜染了佛道，王安石更雜，于楊墨申韓佛道無不沾染。他們高於雜家和其它諸子百家，但又遜於純正的儒家，不宜過度抬舉。

   儒家鼓勵博學，但前提是儒學紮實，根基穩固，允執厥中，以仁為本。在根源處貴純卑雜，嚴防雜染。朱熹和王安石同樣學問廣博兼通諸家，熊十力蘇軾同樣認同和融攝佛道兩家，但朱熹熊十力純正，為醇儒；王安石蘇軾混雜，為雜儒，就是因為根源處精粗純雜不同。

   學術根處不純源頭有染，必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王安石變法問題重重，諸葛亮政治軍事成就有限，與他們的學術密切相關。2017-5-12首發中國文化基金會公眾號

(儒門三大雜家 全文完)（2017/05/1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