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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非子批判》前言余東海

   韓非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時指出，他們的學術有「未盡」處，「申子未盡于術，商君未盡於法」。（《韓非子 定法》）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融為一體，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雖死，他的思想卻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大規模的實踐。

   實踐的結果眾所周知。

   儒法兩家的優劣正邪和勝敗，其實沒有爭論的必要，蓋歷史已為此做出了最好的證明，以鐵一般的事實，明明白白地證偽了商韓派對法家學說治國功能的誇耀。

   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採納韓非老同學李斯的建議，「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過秦論》）結果如何？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大戴禮記》將天下比喻為一種「器」，與各種器物一樣，放在安穩處它就安穩，放在危險處它就危險，湯武和秦始皇因為放置天下的地方大不同，所以導致結果大不同：

   「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育，被蠻貊四夷，累子孫十餘世，歷年久五六百歲，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無一有，而怨毒盈世，民憎惡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夫用仁義禮樂為天下者，行五六百歲猶存;用法令為天下者，十餘年即亡。是非明斅大驗乎？」（《大戴禮記-禮察》）

   熱衷於宣傳法家優秀或者為法家鳴冤叫屈者，看完這段話，不知有什麼感想？

   關於法家，荀子評論說：

   「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荀子-非十二子》）

   推崇法治但沒有法度，卑視賢才而喜歡另搞一套，上則聽從君主，下則依從世俗，整天談論制定禮義法典，但反覆考察這些典制，就會發現它們迂遠得沒有一個最終的著落點，不可以用來治理國家、確定名分；但是他們立論有根有據，解說論有條有理，足夠用來欺騙蒙蔽愚昧的民眾。慎到、田駢就是這種人。

   荀子這段話用來評判慎到田駢，或許中肯。若用在他的學生韓非李斯身上，未免輕描淡寫了。或許荀子起初難以想象，韓非李斯會棄正入邪，邪得那麼違仁背義不可收拾。

   特別指出一點，韓非喜歡思想栽贓，將商鞅「刑棄灰于地者」的惡法說為殷朝之法就是典型；他喜歡假託名人偽造故事。諸子百家多好寓言，韓非寓言特別多。《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就有這樣一個寓言：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

   周公旦聽到這樁命案很吃驚，質問道：「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回答說：

   「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云云。

   這套說法百分百屬於法家，表現了君本位立場和極端實用主義的態度，在儒家民本王道的政治義理中，這個理由完全不能成立，太公望作為儒家聖賢，絕對不會這麼做。韓非可謂以奸賊之心，度聖賢之腹。

   在這個故事中，狂矞、華士只想做一個自食其力、自行其是的逸民，「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完全不犯周禮和儒家政治之忌。而且，逸民可以受到高度尊重或選與推舉。《論語-堯曰篇》說：「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微子篇》列舉和讚美了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逸民。

   另外，這個故事不見於先秦任何史籍和經典，為《韓非子》首講。

   關於法家，《太史公自序》評論說：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法家不別親疏，不分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麼親親屬、尊長上的恩愛關係就斷絕了。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寡恩。至於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確，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這個評判完全不靠譜。法家倡導的是「君本位」的惡性等級制，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君臣等級地位懸殊，極端的「尊主卑臣」，恰恰是法家致命的死穴。司馬談卻說什麼「雖百家弗能改也」，完全顛倒了。

   「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體現了法律的嚴肅性和公平性，恰恰是法家最大的幾乎是唯一的優點。這麼做絕不會導致「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的後果。儒家齊家治國，是齊之以禮、治之以禮，禮的要求比法律規範高得多，家人和政治人非禮都不行，何況犯法？

   儒家規定：「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記•喪服四制》）孔穎達疏：「既仕公朝，當以公義斷絶私恩。」意思就是說，出了家門，公事公辦。例如，舜的弟弟象，大不義，但僅僅表現在私域，損害的僅僅是舜個人的利益，屬於「門內之治」，故應以親情為重；管蔡之惡表現在公域，損害的是國家人民的利益，就屬於「門外之治」，周公並不包庇，而是依法誅之。可見，儒家政治自有有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但與法家「嚴而少恩」不同，可謂嚴而多恩、多恩而嚴。

   韓非子和法家，思想不行，智慧也不行。蓋德智不二，缺了德，所謂的智慧，只能是邪智偽智和小聰明。

   讀《韓非子》，貌似很有智慧的樣子，其實秦政的曇花一現和個人被老同學所害，從事實上證明了韓非智慧的雙重缺乏：根據其思想指導出來的政治沒有前途，個人也缺乏必要的知人之明和保身之哲--這也是所有法家大腕的通病。商鞅李斯胡亥趙高無不小聰大愚，死於非命，良有以也。2013-11-6首發儒家網

   注：本文是《韓非子批判》前言，選自《儒家法眼》一書。《儒家法眼》由中國友誼出版公司於2017年1月出版。

（2017/08/14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