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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劉曉波（舊文三篇）

   續破戒草之四十七：

   劉曉波精神

   上網日久，閱人漸多，深感網路藏龍卧虎、英才倍出。大半輩子以來，也翻過不少官方報刊雜誌，多為垃圾，見過一些名家大師，不是奴才即蠢才，很少有值得認真對待的。而不到一年，憑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就已發現網上文章、政論高手達數十人之多，值得我每文必讀的也有數人。劉曉波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唯先生只能發文于受到屏蔽的海外網站，拜讀不便，是為大憾。

   先生文章，理智、冷靜、優美、深刻，與我的張揚恣肆、狂狷尖刻、嘻皮笑臉、指桑罵槐的風格截然不同。見事暢達，說理透徹，但極少涉及生活、經歷、事迹、性情、愛好等個人方面的問題，不象我，三句話不到，便老梟如何如何，急著把自己隆重抬將出來，因此，雖對他的思想觀點頗為了解，對他本人僅略有所知。只知他乃北京師範大學博士，八十年代末，對當時大陸知識界及人文思潮持全面批判態度，被視為「反叛青年」。是學潮的黑手，屢次被關，至今仍受監控。

   日前逛舊書攤，見到一本由中青社於89、9出版的《劉曉波其人其事》的小冊子，立即捧回翻讀。該冊子收集了89之後發表于各媒體對他的「揭露」、「批判」文字，還摘編了他的「反動」言論，目的是當作「毒草」「奇文」「反面教材」，以便讀者連根拔除、化為肥料。

   該書極力醜化、漫罵先生，極盡斷章取之、強辭奪理、無中生有、顛倒是非、似是而非、誣衊羅織之能事，試圖將先生妝扮成一個心理猥瑣、思想陰暗、殃民叛國的「瘋子」、「狂人」、「野心家」、「賣國賊」、「學運黑手」、「反動文人」，誰知其中泄露的部分事實，卻讓人領略了一個憂民愛國、遠見卓識的大學者和當仁不讓、為義敢死的大丈夫的風采！

   看一個人，離不開聽其言觀其行。且粗略觀看一下先生在學運前與學運中的言論和行為吧。

   他宣稱：「馬列主義在中國，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專制權力的組成部分。馬列主義不是信仰，而是統治者進行思想獨裁的工具」；

   他提出四個「代替」：「只能從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治、思想的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他說，「不是昏君、貪官使專制政體腐敗，而是專政政體的先天性產生著昏君、貪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制政府中都將變成昏君、貪官，這甚至與個人品質無關。最卑鄙的政治家無法在民主政制中為所欲為，而沒有制度的保障，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

   他指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在一次座談會上，他說：「應當提出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的口號，給知識分子更多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可以加速我國政治現代化進程」；

   他在《改革建言》中說：「要修改憲法，四項基本原則不應強加于所有公民、故應從憲法中取消，加入保障基本人權的條款，開放民間報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實行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新聞自由」；

   由先生與候德健等人共同起草的《六二絕食宣言》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充滿了以暴易暴和相互仇恨。為此，我們絕食，呼籲中國人從現在開始逐漸廢棄和消除敵人意識和仇恨心理，徹底放棄階級鬥爭式的政治文化，因為鬥爭只能產生暴力和專制」、「我們必須以一種民主式的寬容精神來開始中國的民主建設。民主政治是沒有敵人和仇恨的政治」…。

   不用再抄錄了。先生的種種言論，堪稱利民利國的金玉良言，反對專制的投槍匕首，至今重溫，依然凜凜有生氣、擲地有金聲！

   先生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否定，對我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攻擊污衊」，對馬克思主義的「反動」，對人民民主專政的「攻擊」，對傳統的否認，對中國文學的批判對教育制度、中國人格的反思，對民主主義的「美化」，對個人主義的「鼓吹」，等等等等，在在閃爍著真知灼見，無不飽含著對民主自由的衷心嚮往、對人民、對祖國的大愛深情，令人讀來振聾發聵、感發奮起！而批判、反駁他的那些垃圾文字，充斥著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充滿了反人道反民主反社會的暴虐邪惡之氣，往往文不對題，胡攪蠻纏，抓住一點，不及其餘，不但無知無力，而且無賴無恥。

   先生最為人垢病的是他對香港《解放月報》記者講的一段話：「香港一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多不夠，我還有懷疑」。老梟曾在《矮人堆里拔將軍-----聲援劉曉波》中對此頗有微辭：「我對劉曉波的見識並不怎樣佩服，對他的一些觀點也不完全認同。如他對傳統文化不分精粗的一概鄙棄，無條件的親美崇洋，殖民中國三百年的主張，等等，都不免淺陋」。

   我贊同先生的意見：全面、徹底地放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慰式的鬥爭哲學，全面、徹底地向西方暢開大門，學習其科學技術、經濟管理，更學習其政治。但對於「殖民三百年」的主張，卻無法接受，儘管先生是在特定語境下說這句話的，是出於對中國缺乏根本改造的「土壤」的悲觀；儘管我也知道，自古以來，最瞧不起中國人最不把人民當人看的，最殘酷無情地壓迫、剝削、掠奪、凌辱、鎮壓中國人的，是中國人自己，是中國的統治階級、特權分子。

   畢竟台灣民主實踐的成功，已證偽了中國「土壤」不適合民主成長的「定理」。畢竟，只要氣候適宜，我相信中國人自己有能力有條件實行民主。

   至於書中屢屢提及先生「我最佩服希特勒」之言，因不了解是在什麼情況下說此話，又佩服希特勒什麼，估存此疑，盼先生有以教我。

   先生觀點與我大同小異，小異處，屬梟眼裡的白壁微暇，絲毫不影響先生品格之「大」、思想之深，不影響我對「傻博士」的敬佩。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先生劍及履及，身體力行，通過他的行動，為「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樹立了最好的榜樣。

   學運開始後，先生提前結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回到北京，奔走在天安門廣場上，作演講、發宣言、搞捐款，全身心投入民主運動之中。首都戒嚴12天之後，廣場上學生日漸減少，6月2日，先生髮起上演了4人絕食48-72小時的壯劇。

    「 六四」之後，被關押21個月，剝奪著作權。1995年5月，因組織紀念「六四」六周年的請願活動，再次被拘禁。1996年10月，他輿王希哲聯合發表《致國共兩黨的雙十宣言》,被判「勞動教養」三年。至今共三次被捕，三次坐牢。但先生「死不改悔」，堅持自己的觀點，並冒險大寫「反動文章」。正如先生接受香港《解放月報》記者採訪時講的：「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既使擺在我面前的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

   在《矮人堆里拔將軍-----聲援劉曉波》中，我曾向先生致敬：我佩服敬重的是他的膽魄和精神。他首次出獄之後，不聽親友和有關部門的勸告，拒絕出國，冒著再次被捕的危險留下來，留在這片血淚浸潤的熱土上，讀書、思考、呼籲，感受變革的熱潮、時代的風雲。中國最缺的，不就是這種敢於執己見吐真言、敢於對強權和恐怖說不的勇士嗎？這樣的人，才不愧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勇士、志士，不愧為「中國的脊樑」！在知識人士紛紛投靠強權的時候他傲然獨立，在學生領袖們紛紛逃亡的時候他坦然獨留，在一些民運分子只顧爭權奪利只顧發家致富的時候他初衷不改，這種劉曉波精神，很了不起啊。

   魯迅說過：中國一向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先生堪稱單身鏖戰的武人、失敗的英雄，老梟天生怪牌氣，偏要來作一回弔客，來吊一弔先生這個「叛徒」，再為被強權劫持的災難深重的祖國和人民，大哭三聲！

   幾千年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精神是陽萎的，卻總有那麼一小撮「傻子」、「瘋子」，持正不阿，見義勇為，為了人類進步的事業，為了社會的自由、人民的幸福，為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與腐敗分子、腐敗集團、黑惡勢力斗，與反動政治、專制制度斗，為此不惜牲犧一已的利益、個人的自由、家庭的幸福，乃至寶貴的生命。他們不愧為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當代壯士、義士、先行者、民族英雄，他們才真正代表著人類的良知、人民的利益、祖國的希望！劉曉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分子。

   在道德崩潰、信仰缺失的當今中國，劉曉波們以鐵肩擔道義，肩著黑暗的閘門，將當代知識分子整體水平低下的人格、將中華民族急遽下墜的道德水準，奮勇抬升，那怕是那麼一點點！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專制威權的衰敗，共產黨的「與時俱進」，都有劉曉波們的一份功勞。

   劉曉波精神萬歲、萬萬歲！

   此文系http://www.chinaeweekly.com首發

   東海一梟2002、10、30

   梟鳴天下之二十一：

   再談劉曉波精神

   拙文《劉曉波精神》首發《議報》、轉貼奸壇之後，引發了頗為熱烈的評議和爭論，用隨便的話說，「老蕭發起評論人物，一發不可收，可以說是禍起蕭牆」。隨便、易明與天一黑等幾位大蝦還就此引申出「高貴精神」之問題，重拳出擊，鬥了個不亦樂乎。

   精神的高貴源於心靈的富貴、思想的高尚、品格的高潔、人性的尊嚴。在謊言滾滾、官腔滔滔的社會堅守不說謊的底線並努力發出真實的聲音者是高貴的，在官本位社會堅持民間立場、在甚囂塵上的主旋律中堅持知識分子立場者是高貴的，在假惡丑肆虐的環境致力於弘揚真善美的人是高貴的，在貧寒屈辱中不食嗟來之食的人、在海市蜃樓的幻境里正視現實的人、在污濁橫流、特權橫行的環境里見義勇為、持正不阿的人，都是高貴的。

   高貴者，不隨俗、不媚世、不攀附權貴、不同流合污、不向惡勢力妥協。高貴的表現方式非常豐富多彩。出污泥而又染、濯清漪而不妖，這是蓮花的高貴，「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賴是生來瘦硬，渾不怕，角吹徹」，這是梅花的高貴；不食嗟來之食，這是古代饑民的高貴；「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這是屈原的高貴；「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是詩仙李白的高貴；「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是詩聖杜甫的高貴；不屑為五斗米折腰，是陶淵明的高貴；「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這是林則徐的高貴；「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這是龔自珍的高貴；「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這是譚嗣同的高貴；「五十之年，唯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這是王國維的高貴…。

   高貴的反面是卑俗，曾幾何時，阿諛逢迎利欲熏心的無聊之輩、寡廉鮮恥欺世盜名的無恥之徒，馳逐官場、文場、商場，為官則陰謀詭計、化公（款）為私（款），為文則趨炎附勢、為權傳聲，為商則勾心鬥角、臉厚心黑，什麼名節操守人格，統統丟在腦後、踩在腳下！士德之不修、士節之不守、士氣之委靡、士品之卑下、甚矣哉。

   物以稀為貴。在卑俗成風甚至以卑賤為榮的社會環境中，劉曉波精神就顯得特別傑出、特別珍貴。劉曉波精神涵蓋較廣、表現多端，如清高、高尚、尊貴、執著、勇敢、奉獻、堅強、正直、善良、誠實、慈悲等，不一而足。網友們以高貴二字來形容之，頗為恰切，可視為劉曉波精神的源頭和根本，或曰精神之母，其餘種種，皆從中孕育生髮出來。

   劉曉波的高貴，體現於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特立獨行，體現於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大悲憫之心，體現於為民請命的以道自任、當仁不當，體現於他「槍頂腦門子上不眨眼不低頭」的大無畏硬骨頭精神，體現於他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如英明網友所言：「曉波以一大學講師和博士之身，在成名之後三度入獄，冒著被打成蜂窩煤的危險在廣場談判，就其勇氣和獨立精神而言，並世並無第二人。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曉波以身作則，始終保持了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對政府和社會的批判態度，並堅持立足國內毫不妥協的立場，在高級知識分子中並世亦無第二人。他的學問可能並不絕頂出色(他大概不屑於做什麼高深的書本學問)，可他的這種毫不妥協的對政府和社會的批判精神，絕對可以稱得上偉大二字」。

   劉曉波對於民族、文化遺產所表現出虛無主義態度,曾宣稱要埋葬孔孟之道，認為在它的廢墟上才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對此我是不以為然的。我不明白一個完全否定、拋棄傳統文化的民族怎樣建設一個新文化？我主張在民主、自由理念的統領指導下對傳統文化進行繼承、改造和更新。我以為劉曉波知識結構有嚴重缺陷，有的思想觀點極端偏激。然而這絲毫不影響我對他的尊重。在我看來，劉曉波精神與他深惡痛絕的孔孟之道千古遙接、互相輝映。何以見得？請聽我道來。

   上初中時，從積滿灰塵的破閣樓里偶爾翻出一堆千瘡百孔的古籍，其中《論語》《孟子》給了我一生較大的影響。在我心目中，孔子是個平易、慈祥、高貴、富有人格力量、具有哲學智慧的小老頭兒。他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以仁、智、勇為根基，達到「不憂、不惑、不懼」的境界。他有一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理想主義和意志主義，他以仁、智為人格核心，展開忠、恕的人格立場，推崇「殺身成仁」的人格態度。他痛恨表裡不一的鄉愿，說「鄉愿，德之賊也」。他還說，如果交不到符合中庸之道的君子，那就寧可與狂狷之人為伍。

   而比起孔子來，孟子更為可敬可愛。政治理論上，他繼承了孔子的仁愛思想，策劃了一套更有平民品格和民本思想的「仁政」，在人格上，他「養吾浩然之氣」，富於狂狷魅力。

   孟子在戰國時名重一時，常被各國諸候待為座上賓。但他從不曾為個人利益、前途、「政治上的進步」而迎合他們，而是大胆、尖銳地批評各國當政者，多次令人下不了台。一次與齊宣王交談。孟子說，有一個人因事外出，將妻子兒女託付朋友，等他回來，卻發現妻子兒女挨餓受凍，對此朋友怎麼辦？齊宣王說：絕交。孟子又問：管刑罰的長官執法不嚴怎辦？齊宣王說：撤掉。孟子又進一步問：如果一個國家治理不好，又怎辦？齊宣王答不上來，只好顧左右而言它了。

   公孫衍、張儀二人乃戰國時大辨士，遊說諸候，合縱連橫，名動天下。有一次，景春對孟子誇公孫衍、張儀兩人，說他們能做到「一怒而天下懼，安居而天下熄」，不愧為大丈夫。孟子斥罵道，那不過是「以順為正」的「妾婦之道」而已。他的人格理想是「大丈夫」：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他自己就是這樣一個豪傑之士、「不召之臣」、大丈夫。

   孟子作為儒家「亞聖」，對歷代知識分子（士大夫）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這一筆巨大的精神資源，值得我們去挖掘、開發。孟子與劉曉波，既前後輝映，又一脈相承。他們都是與「妾婦之道」格格不入的精神貴族和大丈夫，他們的精神都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有人呼籲不要捧殺。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劉曉波本人非常清醒也非常謙卑。前不久，老梟應曉波之邀，在支持六四難屬群體《致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的公開信》簽名，他對我說：「我現在的一切作為，從個人的角度講，只是在用必須的謙卑贖罪，因為那麼多人死了，他們的亡靈在注視著每個人，特別是象我這樣的當年的風雲人物。我不敢有絲毫自傲自狂，唯有誠惶誠恐地接收亡靈們的注視和鞭策！」。飽經人世風霜和強權的迫害打擊，他已經愈來愈成熟了，可謂「傲氣漸消傲骨存」。

   「在一個平權的社會沒誰比誰高貴。這個社會講究的是平等，自由和參与，提倡的是平民精神和世俗精神」（隨便），但是，對遍地犬儒鄉愿的專制中國來說，高貴精神是怎麼宣傳都不過分的。宣傳劉曉波精神，就是對民族精神的抬升和大丈夫精神的弘揚，就是對泥濘黑暗中掙扎前行的勇士覺者的鼓勵，就是對社會不公、邪惡勢力的抗議，就是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促進和推動。謹頌以詩曰：

   劉曉波（網友十六）

   虎口狼窩樹壯旌，長街抗暴死生輕。

   幾回黑獄肯低首，千古寒宵盼啟明。

   喚起狂梟驚鼠輩，飛來大棒喝蒼生。

   明朝日出霞光燦，都是英雄血染成。

   東海一梟2002、11、19

   梟鳴天下之二十六：

   老梟來干最好

    -----順便拍劉曉波一馬、踢出塵公子一腳

   老梟兩彈劉曉波，彈得罕見論壇上褒貶紛紜，波濤洶湧。反對派的意見，主要的一條是說劉曉波缺乏「建設性意見」，沒有「治國方案」，只會一味批評抨擊，作用不大或者乾脆是負面的。

   這種似是而非的「批評」對我也是家常便飯了。你到底為這個社會做了些什麼？你說共產黨這也不好那也不行，拿出你好的行的方案來呀。諸如此類的責問，處處可聞。隴右山狼就曾以此相責：我覺得你的文章里，建設方略方面的東西比較少。有大炮和炮彈，但是，沒有兵工廠。

   老梟雖很少出門，更不愛過問現實政治，也知種種改革、治國的條陳、意見、路徑、方略，許許多多組織、黨派、個人都有，有零星的有整套的，有激進的有保守的，有改良的有革命的，有潘岳式「堅持黨的領導」的有劉曉波式全盤西化的，奈我黨一直無動於衷一概不予理睬何！

   早在國家主席競選書中，我就提出改革十二大綱，其中包括解除報禁；從農村開始，切實落實九年制義務教育；實行各級人民代表的普選；取消特權，切實維護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促使共產黨對文革、「五四」、對八十年歷史進行深刻反省、反思，承擔起自身責任；建立有效的權力制約機制，並落實「陽光法」；從改革戶籍制度開始，切實保障農民的各項公民權利；推動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等等。

   我主張從開放言禁開始，逐步突破專制的蕃籬。那種讓人民說話，天就會塌下來，社會就會大亂的觀點，是對中國人民的侮辱和誣衊。如果這也太過「激進」，我還有更保守的：設立政治特區，積累經驗，以作示範，試點成功后，再全面鋪開推廣（見政治特區行政長官自薦書）。

   比較而言，老梟的主張還是比較「中庸」可行、具有一定「建設性」的。因為我最了解也最符合「十八歲前攢下的偏見——常識（此歇後語引自樊弓語錄）」，也就最容易使各方面獲得共識、產生共鳴。讓我來干，一定會幹得最好，一定是人民和歷史最佳的選擇。

   然而總有那麼些人以為「別人來干，沒準更壞」。例如出塵公子就教導我：「改革是需要，而不是理想，如果連為什麼改革都說不清，那隻能說是為了趕時髦追時尚。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完善人權，健全法治，改正國家、社會及政治經濟制度中的弊病，完善和維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或提高它的效率。這就是改革，有必要改革就改革，改革時機沒有到就行黃老之政，此方為安民之道」

   改革當然是為了完善人權，健全法治，改正國家、社會及政治經濟制度中的弊病，完善和維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或提高它的效率。但我不明白按兵不動、「行黃老之政」如何能達成上述目標？黨和政府壟斷一切資源和權力，又算什麼黃老之政？何時才是改革的時機？現在民憤不夠大、民怨不夠深，要等到再一次動亂或革命的來臨？其實公子改革之假，維持現狀是真，言下之意就是「忍著吧、滿足吧，別人來干，沒準更壞」。

   這種解釋與國情論、素質論皆屬一丘之貉，出之於政府之口是抗拒改革的無賴話，出之於知識分子之口，是幫著騙人的幫閑腔。類似高論，提高了老百姓的忍耐度，強化了專制統治的「合理性」，使他們壞得合情合法合「人民的利益」，從而可以心安理得、當壞不讓地一代又一代壞下去。

   中國局勢，現在還不夠壞，人民境遇，目前還不夠悲慘？難道中國人民天生下賤，只配享有並不完全的生存權，只配生活在普遍性的恐怖陰影之中，只配接受絕頂腐敗的專制，一旦有了知情權發言權等其它人權，就成亂民，就會禍國？世界上哪一個國家是憲政之後民主化之後更壞了的？人所共知的事實是台灣一天天好起來，俄羅斯一天天好起來，我們大多數昔日的兄弟和「敵人」一天天好起來，一天天壞下去的，恰恰是我們自已！劉曉波的全盤西化法既使不好，也不會比現在這種逆時而退更壞！

   而且我相信，除了極少數野心家之外（這裏的野心家不含貶意），許多仁人志士與我一樣，並不主張一定要讓別人來干或自己來干。「許多人作瘋言憤語、披頭跣足、義憤填膺狀」 並非為了「混水摸魚」（出塵語）。我們只是希望執政黨幹得好些，公平公正公開些，別繼續把國家干作傀儡、人民干作殭屍，把政治干成骯髒的妓女，如此而已。

   和合以為，「所基於理智和良心，恐怕並不是基於科學的憲政精神，而是基於想反叛而又力不從心而已」，這種動輒追究動機的誅心法，殊乏理性精神，更有混淆概念之嫌。不能因為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洪秀全也有劉曉波對當時特權的批判精神，就將劉曉波精神一棍打殺，更不應將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將以暴易暴的行為與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將劉曉波"不隨俗、不媚世、不攀附權貴、不同流合污、不向惡勢力妥協"的精神與陳勝、吳廣、黃巢、李自成、洪秀全的帝王思想混為一談。令胡沖就指出，「對社會特權的批判精神，本質區別於血腥的反叛行動。一基於理智和良心，一基於物慾瘋狂」，兩者同名異質、毫無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