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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山的問題

   說福山的問題，其實是指民主自由的問題。

   1992年美國學者福山在其書《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中提出：「最後的歷史是自由民主的歷史，在自由民主階段，人類獲得了平等的認可，歷史也就終結了。」這就是著名的「歷史終結論」，得到了西方社會主流和許多中國人的認同。

   福山觀點充分表現了民主的自負，暴露了西方文明和文化缺乏自知之明。民主自由是好，又不是最好，還有更好地政治和制度模式。

   民主政治最大的問題有三：

   首先是政治道德不足，其選舉雖能與能，很難選賢，很難選出聖賢君子來，一般也沒有聖賢君子可供選擇；其次是道德教化匱乏，領導團隊只能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不能以身作則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所以無力提升民德，優化民意。

   第三是民意比重太大。除了主權在民，治權、教權也受到民意相當程度的影響，甚至被民意、被某些利益集團和不良勢力牽著鼻子走。由於德智不足，在一些政策政務上，領導團隊缺乏應有的主見。隨著宗教極端主義瘟疫般的擴散，民主政治越來越捉襟見肘。

   三大問題的根子在文化。作為民主政治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自由主義的道德資源頗為有限。這又源於自由主義的哲學背景個人主義，不明「性與天道」，只知人為天下國家之本，不知仁為人之本。

   故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可以培養善人正人，難以培養仁智勇兼備的君子人，遑論中道聖賢。在哲學上，它們以人為本，但蔽於人而不知仁；在政治上，它們法律至上，又蔽於法而不知禮，無法將民主制提升為新禮制，無法從霸道政治上升為王道政治。

   唯有將天道地道人道貫通為一的仁本主義學說，才能通過現象而把握宇宙生命的本質，將人格主義與人道主義、道德學與政治學融為一體。所以，唯有仁本主義，才能內為個體指引自立自達的義路，直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聖境；外為社會建設長治久安的王道，直到「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大同。

   由於西學的局限，西人往往缺乏擇法之眼和知人之明，對於極權分子和恐怖分子的危險性、瘋狂性都估計不足。例如索沃斯認為，外交手段可以控制核威脅。他說：「我們可能很難理解金正恩，但他是理性的，當然不會自取滅亡。」殊不知，金正恩之流最缺乏的就是德性和理性。

   同時，西方各國對罪惡容忍度太高，在政治、法律、輿論各方面，對各種罪惡分子過於寬容、縱容。這也是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一大問題。恩將仇報、以怨報德是惡毒，仇將恩報、以德報怨也是反常的。物反常為怪，人反常為妖。西方政界文化界就經常湧現裝成聖母的人妖和妖人。

   例如，去年姦殺德國19歲美女拉丹伯格的22歲阿富汗難民，曾於2013年在希臘將一名女孩推下懸崖致死，被判十年，后以難民身份進入德國。它在弗萊堡法庭承認姦殺，請求拉丹伯格家人原諒。身為歐盟高官的拉丹伯格父親，表示不能遷怒難民，呼籲愛心寬容。弒父殺母之仇不共戴天，殺子殺女之怨焉能不報。對姦殺女兒的犯罪分子呼籲愛心和寬容，不是一般缺德也。

   又如，現在德國與納粹時期正好相反，負民族主義高漲。有德國記者在臉書上曬伊斯蘭教大穆夫提與納粹黨高級將領會面的照片，併發文揭露二戰期間納粹與伊斯蘭教存在著緊密合作關係的事實，受到「煽動對伊斯蘭教的仇恨」和「詆毀伊斯蘭教」的指控，被判處六個月監禁和100個小時的社區服務工作。

   又如，有法國記者妻子遭槍殺遇難，留下了年僅17個月大的兒子。3天後，該記者寫了封致恐怖分子的公開信，表示：「你們永遠得不到我的仇恨。」以德報怨、仇將恩報到如此地步，令人嘆為觀止。

   又如，在緬甸羅興亞穆斯林問題上，昂山素姬受到西方社會和同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馬拉拉、圖圖的指責。其實孰是孰非不難辨別：連世界上最和平的佛教徒都拿起了武器，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問題了，從側面為昂山素姬的正確作了最好的證明。馬拉拉、圖圖們明顯在裝聖母，拉偏架。

   綜上所述，民主自由既有優點又有不少問題和流弊，可以創造偉大的文明，但遠遠不足以終結歷史，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霸道之上有王道。東海與福山唱一個反調，並斷定，最後的歷史是王道禮制、即儒家憲政的歷史，歷史只會終結于王道的最高境界---天下歸仁、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時代。2017-9-30餘東海于南寧，首發於儒家網

（2017/09/30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