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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之重器是什麼國之重器是什麼？或說是珍貴文物，或說是先進科技，或說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都是唯物主義的思維。真正的國之重器是仁賢，賢能之士都是國之重器，以仁為本的賢能又特別重要。

   春秋戰國，各國亦多賢相、賢臣和能臣，如孔子有所贊可的臧文仲、 柳下惠、 季文子、寧武子、令尹子文，諸葛亮崇仰的管仲樂毅等等。但這些人並非仁賢。孔子說：「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舜臣五人和武王亂臣十人，才是仁本主義大賢。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孟子盡心篇下》）領導人若非正人君子，就不能親信仁賢，國家問題重大，後患無窮。不親信仁賢，仁賢就會離去；國無仁賢，就會空虛，就無禮義以正尊卑，上下秩序混亂，就無政事而財用不足。

   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政事不行則不能理財，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國之財用於是不足。朱熹集注引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易經•繫辭下》說：「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踐履仁德，實行仁政，信用仁賢，團結人民，管理經濟，端正思想，禁止人民為非作歹，這些都是政事題中應有之義。

   信仁賢即尚賢。《易經•繫辭上》：「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

   《孟子離婁上》中孟子曾指出「不仁而在高位」的後果。他說：「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不信仁賢而無禮義，即使是中原，也不成其為中國。陸九淵在《大學》《春秋》講義中說：「聖人貴中國，賤夷狄，非私中國也。中國得天地中和之氣，固禮義之所在。貴中國者，非貴中國也，貴禮義也。雖更衰亂，先王之典刑猶存，流風遺俗，未盡泯然也。義之所在，非由外爍，根諸人心，達之天下，先王為之節文，著為典訓，苟不狂惑，其誰能渝之？中國之所以可貴者，以其有禮義也。」

   不信仁賢，就很容易親信小人和亂臣賊子，自取禍亂。例如，趙簡子親信陽貨，就給趙氏家族遺下了巨大深遠的麻煩。魯定公九年，陽虎在魯國叛亂失敗，先逃奔齊國，再跑到晉國，投到趙簡子門下。孔子預言：「趙氏其世有亂乎」。《孔子家語•辨物》記載：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不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于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孔子關於「趙氏其世有亂乎」的判斷，依據有三：

   其一、陽虎「親富而不親仁」，他深受季氏寵信，卻要殺死季氏；其二、怙惡不悛，逃亡齊國，就挑撥魯齊關係，鼓動齊景公伐魯。此人到那個國家就禍害那個國家，他來到晉國，晉國的禍難開始了。其四、趙簡子「好利而多信」，貪圖利益並輕信，難免會被陽虎的花言巧語迷惑。不出孔子所料，趙簡子親信陽貨，導致了晉陽再圍，趙邑三遷，子孫爭立，九世有亂。

   綜上所述可見，仁賢才是國之重器。賢乃國之寶,儒為席上珍，此之謂也。而培養仁賢的是仁學，即仁本主義學說，即儒家文化，國家品格和精神依靠其奠定，政治文明建設有賴其引導。故進一步說，儒家文化才是吾族吾國重中之重。2019-6-29余東海 首發於邕州儒學會公眾號

（2019/07/02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