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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夷簡論（一）

歷史上華夷之辨的衡量標準大致有三：文化、血緣和地緣。我很多年前就已多次明確指出，文化是辨別華夷的最高標準，或者說主要標準，第一標準。在政治上，儒家與中華可以划等號，只有儒家政治即王道政治，才能代表中華文明。

種族、民族和地緣只能作為輔助性、參考性標準，在文化相同、同為儒家或同樣尊儒的情況下，漢族優先，中國優先。例如，宋遼金都相當尊儒，都是儒式王朝，自當宋朝優先。

後世儒家和史家對遼金也給予一定尊重。元朝官方將宋遼金三朝都定為正統。明朝承認元的合法性，亦默認「三史並尊」，在嘉靖年間，將遼宋金三史都列入中國正史「二十一史」系列。我認為，「三史並尊」，對於遼金過於抬舉，不如「一正二偏」：以宋朝為正統，遼金為偏統。

或謂儒本位與漢本位並立。大謬不然。那是本末主次不分，雙重標準，導致標準混亂乃至喪失，讓人無所適從。例如，認可漢本位，就意味著任何漢族政權都具備天然的合法性正義性，就不能不承認洪楊幫和馬幫。嗚呼可？

只有在以儒立國、以儒治國的前提下，漢族才能代表中華。儒家政治是以民為本，不是以族為本，不是漢族本位和漢族主義。凡是漢本位和漢族主義者，無論怎樣引經據典，都是不符合儒理、經不起批判的，無非巧言狡辯、胡亂髮揮而已。

文化差異是民族差異的本質，華夷最根本的區別在文化和文明。文明為華，野蠻為夷；有道為華，無道為夷。衡量文明與野蠻、有道與無道的關鍵標準是禮，華夷之辨的標準植根于《春秋》《尚書》和《儀禮》、《周禮》、《禮記》等等經典之中，有禮為華，無禮為夷。

孔子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正義曰：「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孟子•告子下》記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趙岐注：「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夷貉無人倫之敘，無君子之道，豈可哉！皋陶器者少，尚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之道乎？堯舜以來，什一而稅，足以行禮，故以此為道。今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夷貉為大貉，子為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之小桀也。」

焦循《孟子正義》說：「此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說：「古者什一而籍。古者曷為什一而籍？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

在稅賦方面，什一而籍，最為中正，是王制即禮制關於稅賦的規定。稅賦過輕過重，皆非王道，都是無禮。過輕則大貉小貉，大夷狄小夷狄；過重則大桀小桀，大暴政小暴政。「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不遵先王典禮，就是夷狄化。

《曲禮》說：「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程頤根據「無禮」的輕重程度進一步分為夷狄、禽獸兩個級別。明邱浚《大學衍義補》卷七十五引程頤之語說：「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聖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 《春秋》之法極謹嚴，所以謹嚴者，華夷之辨尤切切也。」

古禮之傳於世者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三禮的精神貫穿和集中於《春秋》，故司馬遷以《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孔子作 《春秋》，一以禮為斷；先儒論《春秋》，一以禮為歸。《春秋》謹嚴莫謹于華夷之辨，春秋大義以華夷之辨為先。

不僅《春秋》，其它儒經，無不強調禮之重要。禮作為五常道之一，是連接內聖外王的關鍵，其精神是仁道、即中道和天道。有禮為華，即儒家為華。這並非一般性尊儒，而是要以儒立國和治國，實行王道禮制，尊儒學為意識形態。

所以，並非夷狄尊儒就為華夏。夷狄要進位華夏，不一而足，須滿足三個條件：尊道統，以儒學為指導思想；建王道，以禮製為基本制度；開學統，以儒學為第一學科。換言之，其主體文化和領導集團必須是儒家，其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必須全面儒化。儒化不足，就是文明化、中華化不足，小不足為偏統，大不足為偽統。

還有一種政治，非儒而尊儒，尊儒又不能將儒學落實到制度和教育中去，介乎王道和夷狄之間，比王道大不足，比夷狄則有餘，為霸道，相當於次中華，准中華。

故政治可分為中華、次中華、夷狄、禽獸四個級別。儒化是讓禽獸、夷狄文明化的最佳途徑。雖然人野蠻邪惡起來甚於禽獸，但人類終究勝於禽獸，最野蠻最低智的種族民族，若能尊儒和儒化，就有望逐漸開化，直到中華化。

或說：「王道文化首立親親，親親以血統優先。故血統高於文化成立。」此言不當。道統高於政統，更高於血統和族別。親親與仁民兩個原則，分屬於不同範疇。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家族、宗族，是生活共同體，重在親親；國家是政治共同體，朝廷是代表並治理國家天下的政治組織，重在仁民。

故傳統政治中，宗族和朝廷有別，宗族不允許有全國性的政治功能。愛應有差等，政須求公正。《禮記》與新出的郭店儒簡都有「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之語。恩是親情，情感；義是道義，正義。

這就意味著治家治國原則不同，各有側重。治家的主導原則是親情，治國的主導原則是正義。當然，由於家天下時代家國關係過於緊密，容易導致親親有餘而仁民不足，政治公正性不足。但這個弊端屬於歷史的局限性，完全可以在未來公天下時代杜絕。2019-9-25

華夷簡論（二）

愛什麼就將它本位化、主義化，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民族和集體、國家、社會等等都是好東西，當然應該關心愛護之，仁人義士必要時不惜為之犧牲。但是，它們都不是第一位的。將它們強置於第一位，必然導致個人權利和人民利益被侵犯損害，最終亦不利於民族、集體、國家、社會的發展。仁者愛人，仁政愛民，人和民才是第一位的。唯有仁者仁政，才能把仁愛體現得深厚純正恰到好處，讓民族和集體、國家、社會利益最大化。

春秋大義和儒家經義，強調的都是正邪、善惡、人禽之別，是君子與小人、聖賢與盜賊、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之別。華夷之辨也是圍繞著上述區別而展開的。道德以仁為本，政治以民為本，萬物以人為本。這個三本，是歷代儒家共識。在政治上，種族、民族從無為本的資格。

歷史上漢族特別優秀，論德論智都遠遠優於其它民族，根本因是信仰中道，實踐王道。漢族優秀是因為儒學和聖賢優秀，中國偉大是因為中道和王道偉大。對漢族最好最大的愛，不是鼓吹漢族主義，而是堅持仁本主義，追求王道政治。這是愛民愛族救國並重建中華文明的唯一法門。

在國際上本國優先，把本國人民放在第一位，禮所當然，王道政治、民本政治之所當然。這不是什麼民族本位和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意味著民族成為最高標準，國內國際都強調本族優先，本族享有政治特權。所以，民族主義很容易導致三種惡果：一、國內與異族關係惡化，二、國際上與異國關係惡化，三、人民個體自由、權利和利益喪失基本保障。

或說：「洪楊雖然是造反，但在反滿清這一點上，則具有優先正義性無疑。」這就是漢本位導致的思想混亂和標準混亂。洪楊幫反儒信邪，比一般夷狄更野蠻。夷狄雖野，尚屬人類，尚有人味；邪教之惡，勝於禽獸，勝於惡魔。洪楊幫不僅是清朝之敵，也是儒家之敵和漢族之敵，是所有文明、所有人類之敵！

漢族主義敵視曾文正公，斥之為漢奸，認為曾公滅洪楊就是助他族滅漢族。殊不知，洪楊幫才是最大的漢奸集團。曾公滅之，是助清朝，更是救道統，救中國，也是救漢族。在當時，相對於洪楊造反和sg回亂，清朝、中國、漢族、儒家三者的利益和命運不乏一致性。如果任由洪楊得國，任由回亂泛濫，人道主義災難伊于胡底，漢族和儒家的劫難伊于胡底。

特此重申，洪楊幫不是漢人，而是漢賊；不是一般漢賊，而是武裝起來的極權主義、恐怖主義漢賊。它們不僅是清朝之叛賊，更是漢族之叛賊、中華之惡賊、儒家之大敵和人類之公敵，人人得而誅之，曾文正公剿滅它們，是為國除奸，替漢殺賊，替天行道，護民衛道，功在清代，利在千秋！

漢族主義群體有一些流行已久、非常惡毒的假設，例如，將反對漢族主義歪曲為反對漢家政府，支持異族侵略，支持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將反對者誣衊為漢奸、洋奴和外族獵犬……諸如此類，胡比亂附，歪攪蠻纏，不一而足。

他們又喜歡以日寇侵華為比，認為反對漢族主義就是反對抵抗日寇而支持日寇侵略。我早就指出，王道必然尊孔，尊孔未必王道。王道于夷狄尚且耀德不觀兵，豈能滅人之國、奴人之族？日本有所尊孔，但軍國主義當道之時，已經徹底背離王道精神，淪為比夷狄更兇殘的敵寇。攘夷禦寇，春秋大義。豈僅漢族？各族人民同仇敵愾，世界人民同此公憤！

或謂民國時期「救亡壓倒啟蒙」雲。殊不知，五四派所謂的啟蒙，實為反中華反人道的民粹主義、蒙昧主義蒙啟，方命圮族，殃民禍國，莫此為甚。如此救亡，越救越亡，不入地獄不止。面對國家民族危亡，更要致力文化啟蒙，挺立儒家主體。不僅清朝之亡和民國之敗，歷代儒家王朝的衰敗和滅亡，無非嚴重偏離乃至徹底背叛儒家道德、政治原則所致。背離儒家的王朝，必然退為一家一姓小朝廷，喪失了代表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的資格，敗亡也宜。

民族主義害民族，這是一個歷史規律。納粹是雅利安主義、日寇是日本主義，都是民族主義，也都因為民族主義而敗亡。元朝清朝各有嚴重的蒙古主義、滿族主義傾向，最後都因未能消除其民族主義傾向而敗亡。故無論主觀動機如何，民族主義都是禍民禍國也禍族的。2019-9-25余東海于南寧，首發於《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