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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富中西一代豪----悼王康君

   驚悉王康君仙逝，不勝哀悼。

   對王康不曾識面早相知而有前緣。我是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筆會第一人會長是劉賓雁先生，王康曾是劉先生秘書。2013年5月，河南鄭州朋友召集「中原論道」雅會，蔣慶、王康兩位和我與會，得以相見，大慰平生。

   三人就中華文化現實政治諸問題作了交流和碰撞。主辦方曾根據錄音整理出《儒家與當代中國—— 「中原論儒」座談會記錄》發表。蔣和王，性格特徵、思想傾向和文化根基各不相同。與蔣慶是重逢，與王康是新識。他交遊廣泛言談直爽學識淵博，對俄羅斯文學和歷史研究精深，對蘇俄帝國崩潰原因的分析甚為獨到，連容貌和鬍鬚都頗有俄味。但略微出我意料的是，他對俄羅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推崇，仍高於對儒家文化和文明的尊重，如其自己所說，是「偏右派」。

   王康對紅色回潮和紅色帝國重現充滿憂慮，我認為，局部的風險仍然存在，王康的提醒不無意義，但也毋庸過慮，現時代的國際環境、國內土壤和歷史大勢已經大異，已不具備極左崛起、文革再現的條件。

   會議主持者邵老問了我們一個問題：儒家與各種學說之間最大的區別是什麼？東海回答是仁本主義三觀特別是世界觀，與眾不同。王康認為這個說法可笑，認為儒家沒有世界觀，但對這個話題並未展開，轉而談中西文化的區別，認為西方文化陽性，中方則陰性，充滿女性的特徵。東海不以為然。

   很遺憾會議沒有完成原計劃要形成的共識。要取得儒家意義上的文化共識，頗為不易，東海在交談中提出，以儒經為中華最高經典，聖德為人類最高道德，道統為國家最高指導思想等，王康就不認可。但取得泛共識則不難，如承認儒家經典為偉大經典，儒家聖人為偉大人物，儒家道統為偉大思想等等。

   鄭州雅會結束，我與王康應朋友吳總之邀同游三門峽。與王康一起遊玩了參觀了召公祠、甘棠苑、虢國博物館、三門峽大壩和一位農民辦的「胡耀邦紀念館」，進一步討論、商榷了一些問題。對於我們之間的觀點分歧，專門從靈寶過來的儒生格筠有一篇《寫史之心》有所記錄。略摘一段，可見一斑：

   「在年齡上，王康先生長東海師十余年。東海師是儒者，王康先生通達中華傳統文化，但思想更偏向于西方；東海師同情自由人士，但認為儒家是解決中西問題的根本。王康先生質疑儒者陷於學究，不能與時俱進；東海師認為儒釋道、自由民主可取長補短，與時偕宜正是儒家精神；王康先生痛斥道家誤國害人，激賞基督教；王康先生自嘲是一個「流浪漢」，東海師認為儒家是天下最大最好的「家」……於是飯桌上、茶几間二人言談不時碰撞，雖然溫和，但顯見存異。在動用思想時，王先生抽煙兇猛，藏否間痛快淋漓，東海師則安然小酌，靜氣聽說，平和辯駁。當王康先生談到，儒家應該學習西方思想，援儒入自由民主時，東海師認為，應是援西（自由民主）入儒。儒家講究日日新又日新，不會固步自封。」

   在甘棠苑，王康播放了一個演講。在演講中，他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德意志第三帝國、日本帝國、列寧斯大林建立的蘇聯紅色帝國做了比較，指出其國家制度和國家哲學都基本相同或者相似。

   東海以為，在國家哲學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列寧斯大林建立的蘇聯紅色帝國相同，都是馬主義；德意志第三帝國是民族社會主義，與馬主義同中有異：共和國倡導「民族劣根性」，第三帝國鼓吹「民族優越性」。日本帝國信奉中華文化，只是由於民族主義作怪而產生了變異。三種帝國類型，性質大不同，不可混也。

   王康曾談到中國存在兩種轉型的可能性，大意是，中國有一個民主憲政轉型的可能性，但同時存在另外一種相反的可能性，他稱之為帝國轉型的可能性。他認為，中國從來都是大帝國的溫床，從秦到清都是帝國形態。毛政權也是個現代帝國的形態，甚至當代中國仍然存在帝國形態的基本元素云云。

   東海以為，帝國形態多種多樣，不可一概而論。如有君主制、教主制、僭主制、黨主制等等區別，依據的意識形態因之有異。如秦王朝依據法家，斯毛依據馬家，堯舜禹夏商周漢唐宋元明清依據儒家。儒家君主制，又有公天下、家天下之分，有封建制、郡縣制之別。

   臨別前夕，王康總結說，在對待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態度上，自己為偏右派，蔣慶為極端保守派，東海為中間派。他的自我定位很準確。對中華文化充滿溫情但偏重西方。與儒家不同，與自由派和西方中心主義也不同。也喜歡他對我的定位。中者中正、中道也。然對於道統，我與蔣慶一樣以「極端保守」為榮。

   臨別前，王康贈以書法「八風不動定如山」，融儒佛兩家精神於一言，深愜我懷。別後不久，我寄贈一副嵌名聯給他：歷劫更新王道夢，回天依舊老康心。王康回贈：樹靜風動夢如煙，祛魅復性東海情。

   後來偶爾電郵聯繫，知悉王康已離鄉去國。去年底聞其病重，電郵聯繫失敗。前不久聞其皈依耶教，並不感到意外。我覺得在王康心目中的文化地位，道家高於儒家，俄羅斯文化和西方文化又高於中華文化，歸宗耶教是遲早的事。甚感遺憾，可以理解。在我心目中，王康不是儒者，卻是一個優秀的儒家學者，更是一代豪傑，值得我、值得所有有志之士尊重和懷念。謹悼以小詩曰：

   百折不撓君似柏，八風無動我如山。頭顱兩顆今餘一，誰與吉凶同所患。

   辟毛破馬語如刀，學富中西一代豪。精爽歸天留我在，臨風遙祭痛三號。2020-5-18余東海于南寧

   附：與王康君之通信（各一封）東海： 此次中原得晤，某也有幾點感觸。 關於儒家義理，發抉，固守，自為儒者本份；損益，充擴，與時推移，更是儒者使命。先賢往哲所述大義精理，已賅備無遺。吾代所對，與三代孔孟不僅為古今之變，亦成天人之隔。至熊梁唐牟，則不在東西之辯，而陷西西之爭。馬列主義入主中土，雖一甲之短，卻已從政治與精神道德上征服中華。此次征服，非元蒙滿清蠻族武力征服可比，乃意識形態之徵服。其中有幾點需明辯：1，歷史演變之劇烈迅猛，不可不察。蘇俄十月革命、兩次世界大戰、蘇美冷戰，國共內戰、1949、1957、1966、1989至於今，中國若干事件對民族精神生命一挫再挫、一損再損宿命式變局；2，科學技術理性對東西方傳統人—神文化系統之全幅傾覆，核戰爭可能性及全球生態環境空前惡化對人類精神之整體異化；3，民族—國家主義撕裂人類，世界無政府主義流行；4，在反對納粹和共產兩大極權主義之鬥爭中，西方基督教與人道—自由—民主世界的貢獻居功厥偉，遠在中國之上；5，中國被馬列主義征服，並非西方主流文明責任，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難脫干係。 港台儒家，于花果飄零之際，全幅生命返本開新，旨在復興中華文化，遇合西方思想，進行前所未有之對話與綜攝，可稱盡性盡命。 大陸儒家，處境由艱危轉寬和，對其使命卻未能明辯，更未能篤行。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大陸儒家，其處境較包括港台儒家的前輩儒家並非更困厄，其使命更重大，卻沒有交出應有的答卷，其澹泊迥迫不能推諉于外。實在需要自覺自省自我批判。略舉二例以參考。 1905、09年，俄國知識界「路標派」兩度自作檢討，對俄國西化派與斯拉夫派60年論爭作深刻反思，對激進思潮在俄國的得勢發出嚴肅警示，對一億俄國人將臨魔化的前景深以為憂。雖未能阻止布爾什維主義，卻在思想世界為俄國預留一份遺產，並在74年腥風血雨浩劫後為俄國保藏一片精神呼吸空間。 1960年代，第二屆梵蒂岡公會，沉痛反省基督教近2000年罪錯，承擔基督教對人類苦難與罪惡負有重大責任，強調基督教必須重審其基本教義，必須重新觀注人類歷史命運。 大陸儒家在現代中國歷史自行缺席，罔顧億兆生民存在，自我設限自我隔絕，實行「不在場主義」，其孤苦寂寥乃是題中應有之義。 無論動機背景如何，中共當局從革命造反無法無天轉向「小康」、「和諧」、「以人為本」，轉向「復興中華」、「中國夢」，民間自發轉向傳統歷史文化，台灣以「中華文化領航者」自任，總是否極泰來的徵兆。當下亟需者二，一為防止中共重新意識形態神聖化，阻擋中國走上紅色大帝國危途（重慶事件絕非「迴光返照」，而有深厚土讓與權力需求），二是推助中國恢復中華，重建共和。儒者有神聖使命存焉。 鄭州論儒，本是幾人達成基本共識，值此歷史關頭髮表吾人共同主張的天賜良機。令人扼腕，人不齊，心不同，徒然各執一念言不盡意，匆匆來去。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徐復觀發表《就中國文化敬告世界宣言》，無論存有多少不足缺憾，畢竟山高水長，留下一陽來複信息。 此次聚首，徒剩見面之憶。遙比朱、陸「鵝湖之會」，新亞諸子之業，其心胸氣象，何以道里計。 非常之士，當邀非常之人，出非常之思，以建非常之業。天道好還，再共勉並進吧。即頌思祺！ 此信轉與蔣慶兄諸位。 王康拱手 2013,5,8 重慶補充幾句：不了解東方的專制愚昧麻木，就不了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愛；不了解西方的神聖信仰，就不了解東方的高明圓滿。21世紀沒有定於一尊的思想，人類還在童年時代，阻止世界毀滅，是儒家當代最高使命，驅逐馬列，回歸孔子，是中國善盡使命的歷史前提。

   王康先生：

   河南幸會，大慰平生。未能成就一定共識，雖然遺憾，卻也無奈，人不齊心不同，乃機緣未熟也。

   贊同此說：「當下亟需者二，一為防止中共重新意識形態神聖化，阻擋中國走上紅色大帝國危途，二是推助中國恢復中華，重建共和。儒者有神聖使命存焉。」然也有些異議。

   中國被馬列主義征服，當然「並非西方主流文明責任」，卻與「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無干係。恰恰相反，是「中國文化包括儒家思想」被打倒，才讓馬列主義如入無人之地，直到鳩佔鵲巢。對於被繳了械甚至捆住了手腳者，吾不忍指責其不抵抗也。

   俄國知識界「路標派」的自我檢討，基督教第二屆梵蒂岡公會對近2000年罪錯的沉痛反省，體現了一定的文化和歷史責任感，當然值得敬佩。但這種「自覺自省自我批判」是他們應該的，與儒家沒有可比性。

   基督教必須重審其基本教義，儒家經典義理高度正確，不需要重審；基督教對人類苦難與罪惡負有重大責任，儒家文化則締造了數千年中華文明的輝煌，有功無過。歷史當然有各種陰暗面，但不是儒家造成的。儒家始終以張載「四為」精神「觀注人類歷史命運」。

    「阻止世界毀滅，是儒家當代最高使命，驅逐馬列，回歸孔子，是中國善盡使命的歷史前提。」這句話其實無意中提示了西方文化和文明的重大缺陷。驅逐馬列回歸孔子之後，還要「阻止世界毀滅」，試問：毀滅世界的危險來自何方？

   叨在相知，冒昧直言，乞諒。一些以後有機會再論，姑且求同存異吧。

   大函言「此信轉與蔣慶兄諸位」，似未轉。故東海復函亦僅呈先生一人。東海頓首2013-5-8首發於儒家網

(學富中西一代豪----悼王康君 全文完)（2020/05/1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