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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與分封制的得與失

——兼論中共垮台後的最佳政體

  以劉仲敬為代表的「支黑」和「諸夏」分裂主義者，否定中國歷史的主要依據之一，就是中國兩千多年的王朝史，基本上是中央集權制（秦制）的歷史（中國的封建社會早在秦統一后就結束了），正是長期的中央集權制歷史造成了中國的「醬缸文化」——造成了中國人個體權利意識的淡薄（即所謂「奴性深重」）。

  但劉仲敬之流卻沒考慮到：長期的中央集權制歷史，也帶給了中國國家的統一、幅員的遼闊和人口的眾多；如果沒有長期的中央集權制歷史，今天的中國一定會象歐洲或東南亞一樣多國林立，決不會有一個世界第一的統一大市場，也不會有世界第二的、僅次於美國的GDP，中國的世界地位將下降很多。

  這就是典型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這也是劉仲敬之流淪為「支黑」的重要原因。劉仲敬之流只盯著中央集權制的壞處，卻看不見它的好處。

  集權制的好處是：

  其一，有利於維繫一個幅員廣闊的大國，國家資源豐富，人民的生存空間廣闊。

  其二，有一個統一的軍隊和中央政府，有利於減少人民的行政負擔，「山高皇帝遠」的地方（遠離中央的地方），國家的管控較松，國家的自由度大。

  其三，有一個統一的大市場，沒有了地方主義的條塊分割，發展經濟的成本較低。

  其四，中央集權制能夠避免分封制帶來的頻繁內戰，能夠有效減少人口損失，容易形成眾多的人口，使得發展科技和建設公共設施的成本較低。。。

  並不誇張地說，日本全面侵華前大陸民國的「黃金」二十年（北洋的政府的「黃金」十年+國民黨政府的黃金十年），以及「鄧南巡」之後中共國的二十年「改開」經濟騰飛，依靠的本錢就是長期中央集權制（包括滿清）帶來的大國優勢和人口紅利。

  

  當然，長期中央集權制的弊端也是很明顯的，這包括：

  其一，個體權利意識的淡薄（即所謂「奴性重」）。由於全國只有一個「Boss」（皇帝），而分封制社會裡有一群「Boss」（封建主），因此社會精英無法挑選「Boss」，中國社會由先秦時期君臣雙選市場，變成了皇帝一元市場，無條件忠君的愚忠文化由此而形成；由士人開始，個體的權利意識開始淡化——君主權力日益強勢，而臣民權利日趨弱勢。。。中國人因此逐漸遠離了封建社會的君臣契約觀念，如孟子的「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而日趨供奉「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奴性觀念。

  客觀上不能不承認：中國傳統文化中個體權利意識（人權意識）的淡薄，是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壽命超過前蘇聯、東歐、蒙古共產黨政權的有利條件之一。

  其二，腐敗的官僚文化，以及中央對地方活力的壓制。

  在中央集權制下，地方官員由中央任免，根據「權力擁有者只對權力來源負責的政治學規律」，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官員不可能對地方負責，而只會對授予他權力的中央（朝廷）負責；這些地方官員對地方也不可能有責任心，而只會一心追求討好上級，因為他自己的利益取決於上級而不是地方。他們當然不會優先謀求地方的發展，而只會優先討好上級，只在發展地方經濟文化與討好上級相一致時，他們才有可能推動地方經濟文化；且由於他們自己往往並非當地人，對當地缺乏感情和責任心，因此為了討好上級，弄虛作假，偽造政績，也沒有多少心理障礙。

  因此，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地方政權，無不特別的腐敗，地方官員對地方沒有責任心，「只唯上」，則必然意味著對地方的壓制。。。明朝、滿清是這種典型；中共國更是這種典型。

  有人說，封建社會的領主和地方諸侯，也並不是民主選舉產生的，他們難道就對地方負責嗎？

  的確，封建諸侯的權力和地盤並非來自民主選舉，而是君主冊封的，或自己在諸侯爭戰中殺出來的，但自己手中的這一方地盤，包括地盤上的人民，屬於自己私有，且可以世襲繼承。。。等於是自己的私人家業，如果搞砸了，等於是搞砸自己的家業，因此，封建諸侯對自己地盤的責任心，自然是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官僚無法望項背的——在中央集權制下，地方官所主政的地方，是朝廷的，並非他個人的，且他大概率也不會一輩子主政這個地方，更不可能世襲地方官職。。。他能有多少責任心呢？

  於是乎，中央集權制下大多數地方官無不逢迎上意，以求升遷，如果升遷無望，那就在地方撈兩把就拍屁股走人——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這就是腐敗的根源。

  其三，中央集權制權力半徑過長，地方政權薄弱，防禦內亂、抵禦外患的能力低下。

  中央集權制意味著地方政府的自主權和手握的資源很小，太多的事情必須請示（遙遠的）中央，因此一旦遭遇突發情況，往往無能為力，陷於崩潰。

  比如，邊疆的政府偵測到外族的大舉來犯，或者偵測到大規模的農民造反即將爆發，但地方但既不能自主招兵擴軍，又不能直接借調鄰近地區的駐軍以增強防禦。。。而都必須先派人快馬緊急上報中央（朝廷），由皇帝定奪，再由皇帝派出快馬把皇帝的詔書傳達到邊疆。。。這麼一折騰，行政的效率就非常的低下，往往還沒等皇帝的指令到達，外族的軍隊已經攻破了防線，或者造反的起義軍已經席捲了地方。

  但如果是分封制，封建領主在自己的領地上，就有完全的自主權，可以根據敵情，第一時間作出決策：招兵擴軍，或者向鄰近諸侯求援。。。面對緊急情況，分封制的反應更快更靈活，這是分封制權力半徑更小的規律決定的。

  而且，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官，因為地方不屬於自己，自己官職也不能世襲，因此保衛地方的意志往往不強；在面臨外族入侵或大規模農民造反，在強弱實力懸殊、不能抵敵的情況下，地方官往往會選擇搖身一變，投敵叛變，以保富貴——反正在哪邊都是做官。

  但同樣的情況下，封建領主的利害關係就完全不同了：地盤是諸侯的命根子，丟了地盤的領主，就如破了產的財主，淪為喪家之犬——即便領主投降，入侵的外族和造反者一般也不可能讓領土繼續領有這一方土地，因為人家來奪的就是你的土地！

  因為沒有退路，因此面對外族入侵和農民造反，封建領主的抵抗意志，就比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官強烈得多。

  封建社會防禦內亂、抵禦外患的能力，要比中央集權制強得多，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周朝分封制的八百年裡，從來沒爆發過大規模的農民造反，也沒有任何一個外族能征服華夏諸邦領有的黃河流域，根本原因也在於此（中國歷史上被蒙、滿徹底征服的兩次亡國，都發生於中央集權制時期）。

  分封制，也是日本和歐洲歷史上很少發生大規模農民造反的根本原因（長期中央集權制的中國，大規模農民造反則頻發）。

  其四，中央集權制帶來的缺乏競爭，重文輕武，輕視科技等深重弊端，反過來進一步削弱國家防禦內亂、抵禦外患的能力，導致社會周期性大崩潰，文明停滯，甚至大倒退。

  中央集權製造就的大國優勢，往往令統治者有著「天朝上國」的麻痹自大，對外患喪失警惕心，而把防範本國武將造反，當作重中之重，並出台重文抑武——這在武將叛亂頻發的唐朝之後，尤為明顯，北宋就是中國曆朝中重文抑武的開始。。。重文抑武的國策與中央集權制權力半徑過長的弊端結合起來，進一步大幅削弱了中國抵禦外族入侵的軍事能力，所以宋朝也淪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外族徹底消滅的王朝。而明朝則全盤繼承了宋朝的重文抑武國策，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央集權制衍生的科舉制度，其實就是一個令社會文弱化的制度：它使得本來需要軍功才能獲得的官職，通過無需冒生命風險的讀書，就可取得——從此習武從軍的價值大幅貶值。所以中國到北宋時第一次有了以從軍為恥（「賊配軍」）的奇葩社會觀念。。。

  中國的科舉制度自北宋開始大規模施行，而中國的武士階層于北宋滅絕（佩劍之風的消滅），這不是偶然的。

  明朝不僅全盤繼承宋的科舉制度，還加上了八股取士的糟粕，不僅令社會更加文弱，也導致明朝的官僚隊伍多是沒有真才實學，只知袖手清談的腐儒，整體素質比宋朝官吏還大不如。

  而在分封制社會裡，使社會文弱的科舉制度非但是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一個文弱的社會非但不能在諸侯的競爭中取得優勢，甚至無法在兵戎頻發的封建社會中生存。歷史上日本始終不學中國的科舉制度，根本原因即在此。

  中央集權制下，地方政府之間由於沒有了分封制社會裡領主之間的競爭關係，因此也喪失了自強革新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技術和制度發展日趨緩慢，文明逐漸停滯。。。

  例如，正當明朝統治者把歐洲人的火繩槍當作「奇技淫巧」來嘲笑的時候，日本人卻迅速地接受了火繩槍，並將之裝配軍隊：1543年一艘葡萄牙商船因風暴漂流到日本九州種子島，種子島領主時堯次郎以重金買下了葡萄牙人的兩桿火銃，並命匠人八板清定大力仿製，開啟了日本軍隊近代化的序幕。。。各封建主紛紛跟進，大規模仿造火繩槍，裝配自己的軍隊，以致於到日本「戰國時代」（15世紀初到十六世紀末）後期，日本各封建主的軍隊已整體完成了火器的升級——火繩槍取代弓弩成為主要射擊武器。

  憑藉其特有的工匠精神，日本人仿製的火繩槍，比歐洲同期的火繩槍不僅做工精良，更具有防潮防雨的性能，以適應日本多雨的氣候。。。而同期的明朝仿製西方火器的進展則相對緩慢許多，直到明朝瀕臨滅亡的崇禎時期，明朝也沒能實現軍隊的火器的全面配備，仍以冷兵器為主，且只有少部分軍隊「神機營」能夠配備火繩槍。

  此外，明朝的強弩和刀劍製造，也比宋朝有所倒退，更大不如唐朝；而同期的日本則完美地傳承了唐朝的刀劍鑄造技術，並有長足的發展，明末時期日本鑄造的武士刀（倭刀），普遍地採用高碳鋼、鍍鉻等在中國失傳的技術，硬度和鋒利大幅超過了明朝的刀劍。。。另外，明朝時期，日本的造船技術也大幅超過了中國。

  也就是說，明朝時期，日本的技術就已經超越了中國（滿清入關后中日的技術差距更是維度性地拉大），而非明治維新之後才超越中國。

  那麼，為什麼技術領先的中國，會在宋朝之後會被日本超越呢？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央集權制下，中國統治集團內部沒有軍事競爭，缺乏日本各封建領主那種積極應用技術，以取得競爭優勢的動力——特別是進入「戰國時代」后，日本各「大名」（大封建主）相互混戰，擁有現今的軍事技術，是各領土在戰亂時代生存和進取的不二法門。

  中央集權制帶來的缺乏競爭，重文輕武，輕視科技等深重弊端，反過來進一步削弱國家防禦內亂、抵禦外患的能力，這就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迭，非同於分封社會裡常見的競爭性的政權更迭，而多為文明顛覆性的政權更迭：

  上文講到，中央集權制的優點之一，是能大幅減少一國之內戰，但弊端是防禦內亂、抵禦外患的能力低下，尤其在王朝末年時，往往爆發大規模的農民造反，以及大規模的外族入侵（倒霉的明朝則是大規模的農民造反+大規模的外族入侵同時發生）。

  而農民造反，和鄙劣外族的征服，都屬顛覆性的政權更迭。

  分封社會常見的競爭性的政權更迭，是指強勢的封建主擊敗其他封建主，成為全國政權的掌控者，如中國的秦滅六國、「三國歸晉」、日本的豐臣秀吉統一。。。競爭性的政權更迭的共同點就是以社會精英競爭的方式實現政權更迭，因為政權更迭是社會精英的競爭方式，因此對文明的破壞較小（反而會因軍事競爭帶來技術的進步）。

  而顛覆性的政權更迭，一般有兩種：

  一國之內社會草根階層打倒社會精英階層的政權更迭，典型如秦末農民大起義、唐朝黃巢造反、元末農民大起義以及歷朝歷代的農民大起義，由於發生社會階級的天翻地覆，在政權更迭過程中社會精英階層被大量消滅，因此會不可避免導致文明遭受較大破壞，造成多種技、藝失傳。

  二是被野蠻而鄙劣的外族征服，這是最具破壞性的政權更迭，典型為滿清入關。在此種顛覆性的政權更迭過程中，不僅社會精英階層被大量消滅，主體民族同時遭到種族大屠殺（如滿清的屠城）和文化大滅絕（如滿清的剃髮易服、文獄、毀書），以及鄙劣異族殖民政權的愚民統治，而導致文明大倒退。

  如，明朝統治者缺乏推動技術進步積極性，是因為大一統中央集權制下統治集團內部沒有競爭機制所致。在滿韃入關的威脅下，晚明統治者好歹還大力引進歐洲科技，以彌補自己技術原創力的不足；而滿清的統治者，則是積極地禁毀技術、閉關鎖國——積極推動中國技術大倒退：

  止漢人火器、機械研發及製造、限製造船、禁毀漢人技術書籍、收繳漢人民間火器（包括鳥銃）、閉關鎖國。。。等等方式，經過康熙、雍正、特別是乾隆長達150年的反智愚漢，到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技術幾乎倒退回新石器時代。。。

  滿清統治者為何要挖空心思地阻止中國技術進步？因為滿清是一個鄙劣蠻族殖民中國的偽政權，作為統治民族，滿人的利益與主體民族漢人的利益是完全相反的，此之所謂「漢人強，滿人亡」也。

  由此也可見，長期中央集權制弊端，造成的中國（蠻族征服的）顛覆性亡國，是何等的凄慘！中國亡於前清的血淚未乾，又被后清紅朝踩在腳下，直到今天。。。

   既然分封制有國家分裂的短板，而中央集權制有亡國於外族的缺陷，那麼難道就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保國之道了嗎？

  中國歷史上本來是有這個兩全其美的機會的，可惜被曹操的兒子曹丕斷送了：

  曹操從沒有篡漢的意思，也沒有要自己後代篡漢稱帝的意思（明示暗示都沒有）。漢朝劉家天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劉邦推翻秦朝暴政的基礎上的，本來，劉邦作為天下的共主的傳統，是不應該被中斷的，如果曹丕沒有篡漢稱帝，則劉備、孫權是絕對不敢稱帝的，在曹丕、劉備、孫權都沒稱帝的情況下，中國只是封建割據，而並無國家分裂之危。。。如果漢帝作為天下共主的傳統延續下來，中國將擁有與日本相似的封建而不分裂的封建社會歷史。

  然而曹丕的老師、人渣司馬懿卻暗藏稱帝野心，一心慫恿曹丕篡漢，因為只有曹丕稱帝開了篡漢的先河，司馬懿才能如法炮製，接踵篡魏，實現讓自己後人稱帝的野心。

  曹丕上了老賊司馬懿的當，開了篡奪帝位的國賊先河，結果當然是同時期的另外兩個封建主劉備和孫權也接踵稱帝，中國分裂成魏、蜀、吳三國，往後只有三合一，並廢除分封制，實行中央集權制，才能避免中國再次分裂成多國。。。因為曹丕開了廢漢自立的先河之後，中國的皇帝已不再有日本天皇那樣的神聖光環，而進入「天下皇帝輪流當」的痞子新時代，早沒有日本社會那種底線——諸侯們不論怎樣混戰，都不敢取代天皇。。。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如何能回得去分封社會呢？分封等於為諸侯篡奪皇位提供方便。

   

  滿清覆亡之後，中國仿效共和制，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江胡溫、習近平之流折騰百年，仿美仿蘇，復又親美親俄。。。落到這般田地，早已證明共和制根本不適合中國。中國人習慣有個皇上，而且中國沒有宗教傳統，也需要有一個人格化的天意，因此，筆者認為：擁有一定實權的君主立憲制+聯邦制，才是中共垮台後中國的最佳政體。

曾節明 2025.7.8 鉛陰悶熱清晨